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34.09%，接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我国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预期寿命方面都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见，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 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支出与行政事务支出的占比较高，而经济建设支出中，城乡社区管理事务的增长最快，2019年增速16.8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 我国的行政性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为24%，显著高于发达国家15%的平均水平。去除治安安全部分，我国的一般公共服务占比为18%，高于发达国家11%的平均水平。如果进一步细分，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在我国一般公共服务中比达32%，是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重要去向，而其中行政运行费用占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占比超过67%，2019年，仅行政运行费用规模就达到3658亿元，近三年增速一直在9%以上。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三部分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达到60%以上。而中国目前的民生支出占比只有34%，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卫生投入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2019年，城乡社区的管理费用规模为3500多亿，主要流向城乡社区的行政、机关服务等部分，其增速远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速；在行政支出方面，我国在政府办公室（厅）及相关事务中支出达到6500多亿，增速9%，综合考虑城乡社区管理费用，我国每年在管理方面支出达到1万亿以上，随着政府简政放权、节约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政府行政支出也应该适当削减。 一、财政支出的结构问题导致中国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和居民的生活质量不匹配 财政支出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联系密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在GDP中占比越高，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也越高、预期寿命越长，贫富差距相对越小。数据显示，法国、德国、加拿大等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发达国家，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万国际元，衡量贫富差异的基尼系数平均为74，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1.85岁。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其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5430国际元，仅为发达国际约1/5的水平，平均预期寿命为73.89岁，比发达国家低7.87岁，且贫富差距大于发达国家（平均基尼系数为79.56）。 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34.09%，接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我国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预期寿命方面都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见，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 二．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和政府行政运行费用增速显著快于GDP的增长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上有很大差异。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仍然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支出结构，主要体现为经济建设支出与行政事务支出占比高、民生领域支出较低，而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则是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为主。 从经济建设领域的投入来看，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投入”占比都低于10%。中国该数据超过32%，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图2）。其中“经济事务”及“房屋和基建：两项分别19%和13%。远高出发达国家的9.2%和1.4%。 从进一步细分结构看，我国经济建设领域中城乡社区事务投入最高，2019年达到2.5万亿，主要投向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社区管理事务两方面，其中“城乡社区管理事务”自2017年起增速始终高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增速高达16.85%。 若考虑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投入（2019年专项债发行规模为4.36万亿），我国的房屋和基建支出规模则更为庞大。 行政支出是财政用于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的费用。在当今的国际标准框架中通常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秩序与安全和外交事务。 数据显示，我国的行政性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为24%，显著高于发达国家15%的平均水平。去除治安安全部分，我国的一般公共服务占比为18%，高于发达国家11%的平均水平。 进一步细分看，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在我国一般公共服务中比达32%，是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重要去向，且2017年以来该项支出增速持续高于9%，快于经济增速。而其中行政运行费用占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占比超过67%，2019年，仅行政运行费用规模就达到3658亿元，近三年增速一直在9%以上。 民生支出则涉及医疗、教育及养老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三部分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达到60%以上。而中国目前的民生支出占比只有34%，远低于发达国家。 从细分领域看，差距主要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投入方面。 民生支出的差异主要来自于社会保障领域以及医疗投入领域。我国是社会保障领域以及卫生财政支出最少的国家之一，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三.我国财政应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和医疗投入 以上数据比较显示，从目前来看，我国财政支出总量不少，但其中民生性支出占比较低，在人口日益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养老金支付等社会保障措施和医疗投入急需增加。而财政支出中占比较大、增速较快的“经济建设”及“行政支出”均可适度缩减，以实现财政资源向民生支出领域的倾斜。 在经济建设领域，城乡社区建设方面支出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可持续以及增长过快问题。每年我国有1.5万亿财政资金投向城乡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管理中，假设基础设施的折旧水平为5%，则仅2010-2019年建设的基础设施未来每年将产生的折旧成本就达到3600多万/年。除此之外，2019年，城乡社区的管理费用规模为3500多亿，主要流向城乡社区的行政、机关服务等部分，增速达到19%，远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速，存在精简压缩的空间。 在行政支出方面，我国在政府办公室（厅）及相关事务中支出达到6500多亿，增速达到9%，综合考虑城乡社区管理费用，我国每年在管理方面支出达到1万亿以上，随着政府简政放权、节约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政府行政支出也应该适当削减。 [表1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统计数据为2017年。 [图2注]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领域支出包括经济事务及房屋和基础设施，行政支出包括一般公共事务及治安，民生保障支出包括医疗、社会保障及教育，其它包括国防。
财政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超20万亿支出重点保障有力 提质增效 “十三五”积极财政更有为 从15万亿元到19万亿元，国家财政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从14万亿元到23.9万亿元，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基层民生，财政支出重点保障有力。 回眸“十三五”，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5年间，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提速，现代财政体制建设不断迈步向前。 财政实力迈上新台阶 减税红利深度释放 “十三五”期间(2016年至2019年)，在陆续出台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的情况下，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全国财政收入分别超过15万亿元、17万亿元、18万亿元、19万亿元，为2015年的1.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5.7%，国家财政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5年来，伴随经济总量稳步增长，财政收入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与此同时，结合税制改革，重点围绕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我国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减税红利不断向深度释放。 “十三五”期间，我国全面推广营改增，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增值税税率，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及一系列降费等措施，有效降低企业税费成本和居民个人负担。 “营改增”全部推开，深化增值税改革，简并税率档次，降低增值税税率，实施留抵退税政策。扶持小微企业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政策不断扩围，支持研发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不断完善。 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实施专项附加扣除，减轻工薪阶层税负。降低关税总水平，支持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普遍性降费力度，持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通过较大幅度降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上述一揽子举措持续发力，2016年至2019年新增减税降费分别约5700亿元、1万亿元、1.3万亿元和2.36万亿元，今年预计全年再新增2.5万亿元，其中前8个月新增减税降费已超过1.8万亿元。 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数据显示，5年间，财政收入增速从2017年的7.4%，逐渐下降至2019年的3.8%。同时，企业负担持续减轻，涉企收费继续下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连续四年负增长，地方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增幅从2016年的16.1%回落至2019年的-4.8%。 超20万亿支出重点保障有力 强大的财力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三大攻坚战、三农、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能看到财政资金的身影。 受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大力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十三五”以来财政收入增长总体有所放缓，在此背景下，我国通过增加一定的财政赤字，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以更好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大财政支出力度：2016年至2019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从2.18万亿元增加到2.76万亿元，今年为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到3.76万亿元。通过统筹财政收入、赤字、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方面，财政支出从2013年的14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3.9万亿元，年均增长9.6%，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速2.4个百分点。今年预算安排财政支出24.8万亿元，继续保持较高的支出强度。 与此同时，为支持地方稳投资、补短板，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016年至2020年新增债务限额从1000亿元增加到3.75万亿元，发挥对拉动投资的杠杆作用。 ——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科技创新。2016年至2020年，财政科技投入累计4.13万亿元，比“十二五”时期增长超过69%。持续加大“三农”投入，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从2016年的18587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3482亿元，支持补齐“三农”短板。 ——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2016年至202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扶贫资金5305亿元，连续5年每年新增200亿元，全力保障好脱贫攻坚资金投入；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央财政生态环保相关支出累计安排18743亿元，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用财政资金织牢民生保障网。2016年至2019年，与民生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住房保障、节能环保、文化体育与传媒等重点支出合计从9.6万亿元增加到12.4万亿元，占总支出比重从51.1%提高到52.1%。 现代财税体制建设步入快车道 为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财税部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持有保有压，不断优化支出结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推动现代财税体制建设步入“快车道”。 自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至今我国已基本搭建起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现代预算制度为基础，以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为支柱的现代财政制度主体框架。 近年来，政府预算报告，越来越公开透明，绩效评价也越来越凸显。“没有预算，就不能有支出，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预算改革沿着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目标前进，全面规范、公开透明且有约束力，注重绩效管理，预算管理更具科学性。 5年来，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税收制度在保持总体框架稳定的基础上，在关键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深化增值税改革、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推进资源环境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税收法定全面提速。 5年来，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稳步推进，顶层设计指导意见、承上启下改革方案、医疗卫生、科技、教育、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公共文化、应急救援等领域的分领域文件陆续出炉，相关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今年5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作出了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新的战略部署，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为新时代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勾勒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展望未来，我国现代财税体制建设还将迈出新的步伐。(记者 孙韶华 实习生 王惠民)
美联储“着急”全球央行都在拥抱财政刺激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眼看着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迟迟不出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有点“着急”，并敦促美国应该在财政刺激上发力。这时，美联储如期公布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也将焦点放在财政支持之上。 美联储公布的9月份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担心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措施，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将受到威胁。美国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的财政援助，但由于国会和白宫之间迟迟未能就新一轮财政刺激措施达成一致，这种经济复苏势头将受到威胁。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白宫与国会就新一轮财政刺激措施进行的谈判，很多国会议员和市场人士担心，美国经济复苏将遭遇困难。鲍威尔呼吁继续加强财政政策支持，并表示只有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继续同时提供支持直至经济明显摆脱困境，经济才能强劲复苏。在鲍威尔看来，美国经济前景目前面临两大下行风险：一是疫情可能复发至严重限制经济活动的水平；二是经济复苏可能比预期更长、更缓慢，这将引发“疲软导致疲软”的恶性循环。 鲍威尔表示，虽然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可持续，但在当前形势下，不应当优先担忧预算赤字问题，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支持政策“做过头的风险反而较小”。 其实，美联储不是唯一呼吁加强财政刺激的央行。摩根大通指出，全球央行几乎都在拥抱财政刺激。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此前表示，过早撤回财政援助所产生的“悬崖效应”是她现在最大的担忧。尽管欧洲经济在春末夏初有所恢复，但现在担心的是防疫措施将继续对经济产生影响。摩根大通指出，虽然全球央行已经采取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复苏，但央行决策者们现在担心，财政刺激不足可能会削弱目前的经济复苏势头。 此外，各国央行对于加大财政支持的呼吁也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支持。IMF在其财政监测报告表示，对于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公共投资增加GDP的1%，将直接创造700万个就业机会，考虑到间接的宏观经济影响，则将创造2000万至3300万个就业机会。 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金融稳定部门副主管Michael T. Kiley在论文中表示，在赤字货币化方面，美联储需要购买相当于美国GDP30%的债券，即6.5万亿美元，才能抵消基准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的影响。自3月以来，美联储已经购买了创记录的3万亿美元的债券。根据Michael T. Kiley的观点，这意味着未来美联储还需要进行3.5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
现代货币理论（MMT）是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在2018年4月的CF40年会上我的发言提示关注现代货币理论对当前的参考意义，新冠疫情冲击下，相关的讨论更多了。作为一个市场研究人士，我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动态无效的阶段，即储蓄过剩、利率低于经济增长，这个时候，财政赤字的增加可以降低过剩储蓄、提高利率，是动态有效的，有利于长远的经济发展，由此也不用很担心政府的债务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现代货币理论和当前现实可以结合的重要依据。 但在现实操作中，宏观政策与经济的逆周期调控是紧密结合的。所以今天我想讲一讲怎么理解现代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我们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些洞见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对我们思考当前的宏观政策是有帮助的。 适当增加对财政的依赖 利于解决当前主要矛盾 现代货币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凯恩斯的国家货币学说。国家货币学说和商品货币学说有两个重要的差异，对我们理解MMT有帮助。商品货币学说强调货币中性，货币发多了只影响物价，不会影响实体经济增长。另一重要的含义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一样面临财务约束。商品货币是要面临竞争的，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可能使其货币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因此商品货币学说强调平衡财政。 国家货币学说则强调货币非中性，货币可以通过金融的顺周期性和不稳定性影响实体经济。由于国家货币在该国境内不会面临竞争，因此政府无需面临财务约束，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功能财政，即财政的目标是以宏观经济平衡为目标，而非追求自身的平衡。所以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解释大萧条时强调货币非中性，并引申到功能财政。之后的明斯基是对凯恩斯思想的延伸，进一步阐述金融的不稳定性和财政可以发挥的作用。MMT则将这一思想推向极致，财政可以通过赤字货币化影响实体经济。 货币中性与非中性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在于货币的投放方式。依照国家货币学说，货币有两种投放方式，一个是财政，一个是金融，也就是信贷。这两种投放方式对经济的影响非常不同。首先，信贷投放货币带来资产泡沫，人们拿着贷款很少会去消费，而是将其大部分用于投资，如购买土地、上市公司股票、比特币、黄金等。因此，信贷投放货币太多体现出的不一定是通胀，更多的是资产泡沫。其次，信贷投放货币可能带来债务风险甚至金融危机，表面上看现在的现金流多了，但同时企业和家庭部门债务负担也增加了，未来存在隐患。第三，信贷投放货币加大贫富差距，因为银行大多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财政投放货币则不一样。财政支出是货币投放，税收是货币回笼。财政支出比如给公务员发工资、给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拉动消费和投资、带动实体经济需求的作用。因此财政投放货币更大可能带来通胀，一般来讲对资产价格的刺激作用相对较小。财政投放货币也不会带来因私人部门债务不可持续导致的金融危机，因为它增加私人部门的净资产，改善私人部门的财务状况。财政还有天然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有助于降低贫富差距。 但是这并不代表财政就是完美的。它的问题一个是通胀，一个是政府部门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信贷与财政投放货币两种方式、两个极端都不好。过去40年全球范围内我们处于信贷投放货币的极端，由此带来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和贫富差距。两个货币投放方式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适当地增加对于财政的依赖，有助于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可以从经济周期波动的角度来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 美国通胀风险被低估 中国需关注债务可持续问题 一般来讲经济周期波动有两个内生的驱动力。一个是通胀，通胀高了政策紧缩，政策紧缩带来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导致货币政策放松，需求复苏，然后通胀再回来。通胀驱动的经济周期一般是几年一个轮回。另一个驱动机制是金融周期，信贷与房地产相互促进，房地产作为信贷抵押品的角色，它的顺周期性很强，它的一个周期不是几年的问题，可能是十五年到二十年的问题。这里面一个重要的驱动机制就是信贷投放货币。 看过去上百年的历史，战后三十年主要是财政投放货币，因此战后几十年经济短周期波动的特征很明显，每几年来一次，而且很明显是由通胀和相应的政策应对驱动的。过去四十年则越来越多体现为金融周期波动，像美国过去这四十年，其实就是两个金融周期导致经济波动。一个是80年代末的储贷危机，之后经济复苏，即使本世纪初的科技股泡沫破裂也没有对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直到2008年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之后、今年疫情之前，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似乎是没有结尾的，本轮是去杠杆后美国处在新的金融周期的上行阶段，导致这一次经济复苏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复苏。疫情冲击是一个外在的力量，暂时打断了金融和实体经济周期的联系。 结合当前的经济周期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宏观政策的操作？我认为美国现在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货币理论的现实应用，但后面结果怎么样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简单从中国和美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上看，美国今年似乎没有任何危机与经济衰退的迹象，其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是过去二十年最高的。中国则是符合经济下行的规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下降。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要看美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美国广义货币的增长超过20%，而且这次的货币增长主要来自财政政策。我们把美联储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合并为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负债端是M2，资产端分为对政府的债权和对私人部门的债权。我们看到，美国今年M2的扩张主要是美联储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投放的基础货币，这是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见仁见智，我认为这起码是现代货币理论精神的一个实验。 中国的M2增长今年是温和上升，而且主要是信贷扩张，主要是企业部门债务大幅上升。按照历史的经验，这种信贷的扩张将延长金融周期，所以明年的金融周期可能进一步延伸，调整的压力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开始显现。历史经验显示，每一次信贷扩张后的4-6个季度对实体经济是起支持作用的，资金将从银行体系流向实体经济。但4-6个季度之后，还本付息的负担相对新增信贷增加，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回银行。这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就会发生，因为按照政策，贷款展期明年一季度就结束了，我们需要关注债务的可持续问题。 这就要回到MMT对我们的启示。我自己的体会，第一个启示，政府的债务就是私人部门的资产。国债是由投资机构、家庭部门和企业持有的，政府发的债越多，理论上讲私人部门的净资产就越多。第二个启示，财政赤字对应私人部门的盈余。经济如果是封闭的、平衡的，政府的赤字对应的就是私人部门的盈余。所以一个每年都盈余的政府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政府，因为你的盈余就代表着私人部门的赤字。第三个启示，有财政投放货币的渠道，一般来讲政府债务不存在违约问题。 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央行扩表还是商业银行扩表。从对GDP的比例来讲，过去10多年中央银行一直在缩表，这就是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金融体系的问题。央行一直在缩表，而整个经济需要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提供货币，这就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不断在扩张。2017年以后是有所调整的，但今年信贷扩张又回来了，而且加大了房地产的泡沫问题。所以我认为，未来更重要的是增加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在金融层面央行要扩表，不能过度依靠商业银行扩表。 回到美国M2大幅扩张的后果问题。上一次M2增速超过20%是1941-42年，这么高的货币增长，会不会带来通胀，现在市场普遍不担心这个问题，但如果不带来通胀，怎么解释？今年美国通过财政发行大量货币的做法，完全符合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机制。我认为，现在市场对于美国的通胀压力和风险都严重低估了。 现在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消费也比较强，但和M2的增速相比还是不够强，这是因为在疫情限制和社交隔离下，人们被迫储蓄。如果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美国的消费会出现一波强劲的反弹，通胀也会起来。再结合美联储最近货币政策框架的改革，如果真的严格执行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将加大未来通胀预期自我实现的动力。所以我的观点是，今年的财政投放货币大幅增加了未来2-3年的通胀风险，未来不一定会像现在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永远都维持在一个低通胀的状态。 小结 总结来讲，这次疫情打断了经济内生的周期波动，使得实体经济波动和金融包括资产价格脱节，这种脱节是暂时的，未来随着疫情的缓解和消退，两者的联系将回归常态。 未来演变的路径可能不同，这和中美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操作的差异有关，中国主要依靠信贷，美国主要靠财政，两者都加大未来宏观经济和资产价格波动，但传导载体不同，美国更多的是通胀风险，中国更多的是非政府部门尤其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其调整和后续的政策应对在美国更多的可能是对股市更不利，在中国更多的可能是对房地产不利，中国金融周期的调整任重道远。 现代货币理论在美国的实验能否削弱金融的顺周期性，未来的经济周期是否更多体现为通胀的波动，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对其他国家有参考意义，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为作者近期在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2020上海货币论坛上发言的记录整理稿
央行昨日公告称，为维护季末流动性平稳，9月29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2.35%，与上次持平。9月18日以来，央行已连续9个工作日开展14天期逆回购。 9月份以来，央行密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但临近跨季时点，银行间资金拆借的紧张局面并未得到缓解。昨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多数走高。其中，隔夜Shibor上行31.1个基点，报0.913%；7天Shibor下行13.5个基点，但仍高于2.2%的政策利率水平，报2.283%；14天Shibor上行12.4个基点，报2.894%。 天风证券孙彬彬团队表示，在央行呵护下，9月资金面流动性有所改善，但仍处于“紧平衡”状态。9月后半旬，为了稳定季末流动性，央行持续开展14天期逆回购，整体数量却不大，可以看出央行虽不希望资金面过紧，但也没有大额投放的意愿。 10月资金面压力几何？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认为，10月资金面将面临“超储率低位运行+财政压力+结构性存款压降”三重压力。 明明表示，财政库款沉淀对10月流动性有负面影响。他分析称，国债供给方面，预计四季度每个月的国债发行量在6400亿元至6800亿元之间波动，整体上依旧存在一定的供给压力；地方政府债券供给方面，预计10月地方政府债净融资总额在5200亿元左右。 财政收支方面，明明预计10月财政收入是四季度高点，而10月通常是年内公共财政支出的相对低点，财政支出带来的流动性增量有限。因此，财政收支高峰的错位和政府债券的发行节奏，或使10月财政沉淀资金显著增加。 “从商业银行准备金池总规模来说，目前银行间流动性总量仍处于紧平衡。”据明明测算，8月末商业银行超储率大致处于1%至1.1%的较低水平。9月，央行密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财政支出预计也会增多，银行间流动性将有一定改善，但超储率料将继续徘徊在较低区间。 明明表示，银行同业存单利率偏高也说明银行体系流动性结构性紧张。6月起，各类型银行缺乏稳定负债来源。在1年期国有大行的同业存单发行利率突破MLF利率后，15日央行通过超额续做MLF增大了中长期流动性投放。但目前同业存单整体的融资成本仍然没有明显下移，银行间市场对中长期流动性需求仍然很大。 此外，结构性存款压降或使商业银行间的准备金分配不均。明明称，目前全国性中小银行在压降结构性存款的同时，吸纳存款相对更多，造成大型银行准备金相对不足。同时，由于结构性存款压降，使得银行业整体负债稳定性有所下降，会对银行间资金价格产生不利影响。 明明预计，10月资金面将整体维持中性，但边际上也许会出现扰动。首先，10月政府债券供给压力仍然存在，财政支出的节奏也会放缓，预计财政资金将有所沉淀，银行间流动性总量或维持紧平衡。其次，10月公开市场到期压力不大，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投放将会更加积极。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仍待“一竿子插到底”。6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新增财政资金直接惠企利民的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新增财政资金通过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等方式，第一时间全部下达市县。 “鉴于国内常规支付转移制度是保障一般用途、有稳定流向、时效性方面有按部就班的特点，此次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更多强调一种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最大特点是保障特殊用途，有针对性和及时性，主要针对的是企业部门的弱势群体以及住户部门的弱势群体，是一笔更注重托底的资金，这也是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主要突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苏京春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为缓释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本轮财政扩张力度更大，政策更加积极，直接表现为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专项债扩容“三管齐下”。此次国常会指出，今年国家确定新增减税降费2.5万亿元，其中减免社保费将为市场主体减负1.6万多亿元，大部分在下半年实现，很多地方也在自主减税降费，这将有力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纾困、解困难群众之急，但也给市县财力带来很大缺口。 为保证资金直达市县，中央财政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管理。国常会强调，省级政府要当好“过路财神”，同时不做“甩手掌柜”，在加强资金监管的同时，将自身财力更多下沉基层，弥补基层财力缺口，以确保中央确定的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举措真正落到实处。市县政府要建立使用台账，确保资金流向明确、账目可查。财政部要同步建立全覆盖、全链条监控系统，各级国库要督促做到点对点直接拨付资金、确保账实相符，审计部门要开展专项审计。 6月8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也提到，要建立资金直达基层直达民生的机制，推动财税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压实工作责任，用好直达资金。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周景彤指出，在使用“特殊转移支付”时，首先需提高政策效率、尽快产生效果，必须建立特殊机制、特殊安排，解决个人和企业的燃眉之急；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等；财政资金到达基层之后，思考如何实现“精准滴灌”，实现“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防止腐败现象发生。 政策落地后，如何保证这些资金真正惠及企业和百姓，避免空转？对此，苏京春进一步指出，在政策落地过程中，资金使用效果与群体范畴精准锁定、避免设租寻租、均等化保障水平、科学化保障路径等密切相关，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的资金，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还关系到就业、市场经济活力以及可持续发展，应当在资金落到实处保障其活下来的同时，积极加入关系其中长期发展的措施考虑。 苏京春建议，在完善转移支付机制的过程中，可更多考虑发挥信息要素的作用。例如，结合数字化手段，考虑多部门融合联动，快速、便捷、精准到达目标群体手中，进而缓解后疫情阶段相关群体的燃眉之急；此外，还可考虑同步建立问卷系统，实现动态优化，及时解决不同群体可能遇到的细节问题。
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形势仍不明朗、国际环境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下，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于9月26日举办“全球经济复苏与金融业合作”上海峰会，邀请政府和监管部门高层领导、国际领先的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共同研讨在后疫情时期，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复苏及金融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深化全球金融业融合，以推动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欧文汉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一步消化疫情等不利影响，稳住经济的基本盘，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既要帮助企业纾困、“留住青山”，又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放水养鱼”；既要注重政策力度、保持一定规模，又要注重提高效率、用改革的办法创新实施方式；既要注重主动作为、发挥自身优势，又要注重协调配合、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共同发力；既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又要确保自身的可持续。 以下为发言全文： 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欧文汉 这里，我重点与大家交流有关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 今年以来，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同时，疫情蔓延导致国际交往受限，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是对冲和消化疫情不利影响的现实需要，是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既定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好财政宏观调控作用的应有之义。 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总的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提高赤字率，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明确释放出更加积极有为的信号。为了保证较强的政策力度，赤字率从2.8%提高到了3.6%以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赤字率首次超过3%。从执行情况看，3.76万亿赤字，在保障疫情防控重点支出、对冲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弥补中央和地方收支缺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充分传递了我们把经济稳定住的决心，有效地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第二方面，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需求，直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在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我们采取了特殊政策，发行了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全国人大通过预算草案后不到一个月，6月18日迅速启动了特别国债的发行，7月底已平稳高效地完成了全部发行。目前扣除省里按规定留用的部分后，资金全部迅速下达到市县基层。与此同时，我们将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规模增加到3.75万亿，这是新《预算法》实施以来的最大规模。截至8月底，新增专项债累计发行近2.9万亿元，完成了82%的全年已下达额度，其中，有78%的资金已落实到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重大项目，形成了拉动经济的实物工作量。此外，中央安排基建投资的预算规模也进一步增加到6000亿元。政府投资的增加，不仅在规模上弥补社会投资的不足，撬动社会资金的投入，稳定了经济的“总量”；而且在结构上补足公共卫生、“两新一重”重点领域和重大战略项目等方面的短板，提升了经济的“质量”，取得了一举两得的良好效果。 第三方面，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力度，降低税费负担，有效缓解企业经营困难。近年我们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制度性减税降费措施，2017-2019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分别达到1万亿、1.3万亿和2.36万亿。今年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又密集出台了保障防控物资供应、推动全面复工复产、支持中小企业纾困发展的减税政策，以及社保费医保费减免、住房公积金缓缴等政策，随后又将主要政策执行期从6月底延长到年底。上半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已超过1.5万亿元，预计全年将超过2.5万亿元。总体上看，近年的减税降费措施惠及范围广，政策力度大，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规模空前，使数千万家企业和数亿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第四方面，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有力增强经济增长新动能。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疫情冲击的外部因素影响，也有一些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财政政策发挥结构政策的优势，进行精准滴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比如，发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投入。再如，完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政策，进一步拓展范围，实施了新材料首批次保险补偿的试点。又如，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推动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加快实施。财政政策还注重支持广大中小微企业发展，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以及实行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发展升级。 第五方面，保障好就业和基本民生，增加居民收入和提振消费，积极发挥对扩大内需的支持性作用。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做好稳就业、保民生工作。就业方面，阶段性地扩大了失业保障范围，对大龄失业人员、参保的失业农民工等推出了新的保障政策。社保方面，提高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指导地方做好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工作，将受疫情等影响陷入困境的符合条件对象纳入救助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等保障标准。这些政策为困难人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有助于有效增加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回暖复苏。 此外，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还特别重视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注重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合力。比如，创新性地推出了“专项再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为降低重点保障企业的融资成本，人民银行提供专项再贷款，由中央财政给予贴息，确保实际融资成本低于1.6%，从管理上财政采用“先拨后结”方式，加快贴息资金拨付进度。企业实际融资利率约为1.23%，为企业减少融资成本约130亿元。此外，我们还加大了对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的支持力度，提高贷款额度上限；构建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更好地支小支农；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免收或减半收取再担保费，推动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费率持续下降。可以说，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过程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进行了新的探索，政策合力进一步增强。 从今年前8个月的情况看，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方面，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当前经济呈现出稳定复苏态势。消费和投资继续好转，工业和服务业恢复加快，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外贸和外资增长好于预期，新动能和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特别是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变化在逐步增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货物出口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前8个月的累计数据已经实现了年内的首次转正或者接近转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月份增速也实现了年内的首次转正。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恢复性增长基础进一步巩固，财政运行稳步向好。 财政收入方面，在3月份触底后，二季度以来连续回升，8月份增长5.3%。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税收收入降幅进一步收窄。原因在于，虽然减税政策导致减收，但由于起到了助力企业纾困发展、涵养税源的作用，随着经济的稳步恢复，税基进一步扩大。从税种看，8月份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进口环节税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增速已全面转正；从行业看，主要行业的税收增幅与上半年相比均出现了回升。 财政支出方面，支出明显提速，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1-8月全国财政支出累计下降2.1%，降幅连续两个月收窄。特别是三季度以来支出增速显著回升，7、8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8.5%和8.7%。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强，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公共卫生支出增长了70.2%，扶贫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了12.8%、10.9%。 近几个月财政经济实现企稳回升，主要指标保持稳定恢复的态势，表明我国经济拥有强大韧性。我们具有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些都显示出我们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因此，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一步消化疫情等不利影响，稳住经济的基本盘，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既要帮助企业纾困、“留住青山”，又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放水养鱼”；既要注重政策力度、保持一定规模，又要注重提高效率、用改革的办法创新实施方式；既要注重主动作为、发挥自身优势，又要注重协调配合、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共同发力；既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又要确保自身的可持续。同时，在确保政策落地生根、收到实效的基础上，还要密切跟踪形势变化，适时完善和丰富政策内涵，巩固住经济企稳回升的良好势头。 当前全球范围的疫情发展还存在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仍遭受着严重的冲击。习近平主席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不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都要团结合作。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既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也要更大力度吸引外资、发展外贸、开展金融合作。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涵盖金融业合作在内的、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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