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4日晚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价格监管的通知。通知中再度对白酒重拳出击，明确指出要加强茅台等名优白酒价格的监管。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价格监管的通知。通知称，元旦春节适逢名优白酒销售旺季，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密切关注茅台等名优白酒相关企业价格行为: 白酒行情雪上加霜，集体跌停断崖式回调 市场监管总局的通知无疑将会使得A股白酒板块的行情雪上加霜。白酒板块因多日持续上涨资金已高度紧张。再加上昨天ST舍得（600702）的天地板跳水和今日盘中诸如贵州茅台（600519）无偿划转的利空消息，早在该利空消息官宣之前，白酒概念相关个股已经出现剧烈反应，板块内掀跌停潮，大资金争相出逃。 昨日盘中白酒板块行情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先是贵州茅台开盘后冲高，最新股价站上1900元，股价再创历史新高。午后ST舍得迅速跳水，仅半小时，股价就触及跌停板，截至收盘，成交16.24亿元，跌停板上的封单仍高达2万手，最新市值为293亿元。白酒板块被带崩，早盘大涨的诸多个股大幅回调。贵州茅台亦走低，最大跌幅近3%。临近尾盘，白酒、酿酒板块再度反转，青青稞酒（002646）强势上板带动板块反抽。午后跳水的诸多个股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抽。 时间来到今天，酿酒板块的回调可以说是断崖式的，各板块掀跌停潮。以白酒概念为例，板块内青海春天（600381）、维维股份（600300）、伊力特（600197）、皇台酒业（000995）、青青稞酒、金徽酒（603919）、老白干酒（600559）、金种子酒（600199）跌停，另有多只个股接近跌停，这些股基本上都是前期爆炒，短期内涨幅惊人的白酒标的。此外，贵州茅台收跌0.61%。 利空消息接踵而至，白酒这次真要崩？ 12月23日，贵州茅台公告称，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茅台集团通知，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通知要求，茅台集团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公司5024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4.00%)划转至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昨日贵州茅台收盘价1841.65计算，4%股份的总价值约为925亿元。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基金经理表示，贵州国资公司控股主体是贵州省财政厅，茅台集团控股主体是贵州省国资委，这样划转是贵州省财政厅代表的贵州省全社会的经济，从分红的形式上，可以享受到茅台发展的红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投资者认为茅台此番行为是在变相减持。 事实上，去年开始，贵州茅台就已经开始向贵州省国资公司“输血”了。2019年12月25日，贵州茅台也发布了同样的公告称。当时的无偿划转完成后，茅台集团持有公司7.29亿股股份，占总股本的58.00%；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5024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4.00%。同花顺（300033）行情显示，去年茅台公告无偿划转后，贵州茅台迎来一波调整，跌幅近20%。 另外今日江苏今世缘（603369）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将终止投资设立一年前规划的2.45亿元产业并购基金，同时，据公告披露，本次取消设立主要是由于受宏观大环境影响，及行业竞争态势及标的企业经营形势发生变化所致。 从公告措辞来看，今世缘认为，由于目前白酒行业市场估值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合作双方对于未来市场发展趋势，以及企业长期战略定位产生了不同看法，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而取消并购计划。 相关市场人士认为，从本次策划收购的资金规模及谈判历时来看，今世缘可谓诚意满满，但去年至今白酒市场板块整体涨幅已超100%，以当初的收购价进行并购显然有所低估。双方未能谈妥，取消并购计划或是因为今世缘并不认可当前市场对于酒企的估值，并认为景芝酒业要价过高所致。 股价连连高升，券商依旧联合唱多白酒 多数券商认为，2020年白酒行业特征类似于2016年，尤其是二季度之后，高端向次高端传导修复，基本面预期先行，但业绩弹性并未全面兑现，因此2020年在低基数基础上，行业也会迎来高弹性增长。11月份全国白酒商品批发价格月定基指数为105.45，同比上涨5.45%。其中，名酒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48%，地方酒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6%，基酒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20%。白酒行业需求向好的趋势不会发生变化，市场份额向头部名优白酒企业集中趋势不会发生变化，消费升级下产品结构的优化趋势不会发生变化，未来4-5个季度白酒企业业绩向好的预期不变。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相关新闻】 金融管理部门将于近日约谈蚂蚁集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于近日约谈蚂蚁集团，督促指导蚂蚁集团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要求，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全文如下。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现就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制定以下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畅通市场循环，疏通政策堵点，打通流通大动脉，推进市场提质增效，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二、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 （一）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1.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推进实施刑法修正案（十一），落实打击非公有制企业工作人员侵害企业财产权益等相关犯罪的规定，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的刑法保护。出台实施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完善专利法、著作权法相关配套法规。进一步细化完善国有产权交易各项制度。全面清理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区别对待的法规。 2.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启动第二批涉产权纠纷案件再审工作。完善涉企产权保护案件的申诉、复查、再审等机制。推动涉产权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常态化机制化。总结涉政府产权纠纷问题专项治理行动成功经验，研究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严格规范公检法机关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建立健全有效衔接的涉案财物处置制度体系。 3.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实施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审理涉药品上市审评审批专利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制定出台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恶意侵权、长时间持续侵权、商标侵权等行为，严格执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侵权快速反应机制。做好商标代理管理办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官方标志保护办法等部门规章的制定修订工作。研究制定药品专利保护、跨境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编制发布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指南和知识产权保护国别指南。优化专利、商标等申请和审查程序，提高审查效率，压缩审查时间。建立健全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评估管理体系。 4.健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全面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完善农村集体产权确权和保护制度，分类建立健全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登记、保管、使用、处置制度和财务管理监督制度。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切实防止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少数人侵占、非法处置集体资产，防止外部资本侵吞、非法控制集体资产。完善集体产权资产评估、流转交易、担保等综合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规范管理和服务。 （二）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5.全面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严禁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发布具有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台账，畅通市场主体对隐性壁垒的意见反馈渠道和处理回应机制。制定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标准并开展综合评估。 6.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制定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选择符合条件的地区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 7.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实施对未开业以及无债权债务非上市企业、个体工商户实行简易注销程序。完善企业注销网上服务平台，优化注销办理流程。建立企业破产案件简化审理模式，对资产数额不大、经营地域不广的企业实行简易破产程序。开展个人破产制度改革试点。 （三）全面完善公平竞争制度 8.增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探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和回应机制，及时核查举报涉及的问题。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纳入审查范围的政策措施类别。出台公平竞争审查例外规定适用指南，建立例外规定动态调整和重大事项实时调整机制。研究制定行业性审查规则，进一步细化认定标准。 9.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制定原料药等专项领域反垄断指南、豁免制度适用指南，出台实施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推动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加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制。完善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严厉查处涉企违规收费行为。 10.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完善市场竞争状况评估制度。鼓励各地区构建跨区域的统一市场准入服务系统，统一身份实名认证互认、统一名称自主申报行业字词库、统一企业经营范围库，实现跨区域注册登记无差别标准。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不得要求企业必须在某地登记注册，不得为企业跨区域迁移设置障碍。构建跨区域的市场监管案件移送、执法协助、联合执法机制，针对新型、疑难、典型案件，畅通会商渠道，互通裁量标准。 三、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 （四）推动经营性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 11.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对土地利用计划的管理和跟踪评估，完善年度建设用地总量调控制度，健全重大项目用地保障机制，实施“增存挂钩”，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推进委托用地审批权试点，建立健全省级政府用地审批工作评价机制，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管理水平综合评价结果，动态调整试点省份。 12.完善建设用地市场体系。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前提下，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加快推进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统一交易规则和交易平台，完善城乡基准地价、标定地价的制定与发布制度，形成与市场价格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 13.开展土地指标跨区域交易试点。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政策实施评估，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改进完善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机制，稳妥推进补充耕地国家统筹实施。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省域内跨区域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市场，完善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 （五）推动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 14.推动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社保转移接续。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信息系统，构建全国统一、多级互联的数据共享交换体系，促进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业务协同办理。 15.提升人力资源服务质量。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简化优化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流程，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事中事后监管。依托具备较强服务能力和水平的专业化人才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组建社会化评审机构，对专业性强、社会通用范围广、标准化程度高的职称系列，开展社会化职称评审。 （六）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16.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坚守科创板定位，突出“硬科技”特色，评估完善注册制试点安排，深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建立与市场板块、产品风险特点相匹配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鼓励和规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增强监管的全面性、一致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监管不到位的金融改革举措不能贸然推出。坚持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确保金融改革行稳致远。 17.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进一步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严格实施退市制度，对触及退市标准的坚决予以退市，对恶意规避退市标准的予以严厉打击。 18.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稳步推进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鼓励银行及银行理财子公司依法依规与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和创业投资基金、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合作，研究完善保险机构投资私募理财产品、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和债转股的相关政策。提高各类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的权益投资比例，开展长周期考核。 19.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促进银行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运用，引导督促金融机构合理定价，发挥好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积极稳妥发展普惠金融，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大“信易贷”模式推广力度，支持开展信用融资，拓展贷款抵押质押物范围。 （七）发展知识、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 20.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制定出台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意见，提升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力。修订发布技术合同认定规则及科技成果登记办法，加强对技术合同和科技成果的规范管理。完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培育发展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体系，提高技术转移人员的技术评价与筛选、知识产权运营、商业化咨询等专业服务能力。 21.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深入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探索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新模式。适时总结试点经验，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和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 22.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制定出台新一批数据共享责任清单，加强地区间、部门间数据共享交换。研究制定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意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23.设立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支持中国技术交易所、上海技术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知识产权转让、许可等运营服务，加快推进技术交易服务发展。 四、改善提升市场环境和质量 （八）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 24.完善质量管理政策措施。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进一步完善质量激励政策，建立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和个人先进质量管理经验宣传推广长效机制。完善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认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健全产品伤害监测与预防干预体系，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强制报告制度。 25.优化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推动第三方评价机构发布一批企业标准排行榜，引导更多企业声明公开更高质量的标准。修订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整合精简强制性标准。 26.进一步发挥品牌的引领作用。加强农产品商标及地理标志商标的注册和保护。组织好中国品牌日活动，健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管理制度，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市场信誉好的区域品牌。开展促进品牌消费、品质消费“双品网购节”活动。 27.推动商品市场创新发展。建立重点市场联系机制，开展商品市场优化升级专项行动，培育一批商品经营特色突出、产业链供应链服务功能强大、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商品市场示范基地。 （九）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28.加强消费维权制度建设。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健全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探索建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在诉讼程序、庭审过程、举证责任等方面加强对消费者的司法保护。支持消费者协会行使公益性诉讼权利。 29.简化消费争议处理程序。尽快明确小额消费纠纷的数额，完善小额消费纠纷司法程序，鼓励小额消费纠纷案件通过进入小额诉讼程序实现快速处理。完善消费纠纷在线解决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探索建立维权处理结果消费者反馈评价机制。 （十）强化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30.推动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领域的应用，提升综合运行效能。支持公共性快递分拣处理中心、智能投递设施等建设。打造一批物联网产业基地和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城市。持续支持中西部地区城乡结合部、县域和农村商贸基础设施建设和协同共享，畅通区域间、城乡间流通网络。 31.实施智能市场发展示范工程。积极发展“智慧商店”、“智慧街区”、“智慧商圈”、“智慧社区”，建设一批智能消费综合体验馆。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推动第五代移动通信、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结合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及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区域市场发展需求，针对跨境电商、跨境寄递物流、跨境支付和供应链管理等典型场景，构建安全便利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和国际化数据信息专用通道。 32.引导平台企业健康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实施教育、医疗、快递物流等网络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推动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第三方物流、即时递送、在线办公、网上办事等新型服务平台发展，有效发挥平台企业在要素配置中的优化集成作用。畅通市场数据信息流，整合线上线下支付交易数据，推动实现跨部门共享。依法规范发展平台经济，强化对平台企业监管。 33.培育发展能源商品交易平台。通过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等多种方式，在油气、电力、煤炭等领域积极培育形成运营规范、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交易平台。支持上海期货交易所、全国电力交易机构、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充分发挥作用，进一步健全交易机制、完善交易规则、严格监管标准。鼓励具备条件的资源型地区依托现有交易场所，探索建设区域性能源资源交易中心。 五、实施高水平市场开放 （十一）有序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 34.有序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支持社会资本依法进入银行、证券、资产管理、债券市场等金融服务业。允许在境内设立外资控股的合资银行、证券公司及外商独资或合资的资产管理公司。统筹规划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优化准入标准、发行管理，明确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整体性制度框架，研究制定交易所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金融机构和境内外资金融机构获得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A类主承销商资格，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 35.有序扩大社会服务业市场开放。以医疗、教育、体育、托幼、环保、市政等领域为重点，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取消对营利性医疗、教育等机构在证照办理、设备购置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完善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方式，对社会办医疗机构实行指导性规划，加强对社会资本投资医疗机构的服务。 36.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范围，支持外资加大创新投入力度，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公正市场环境。抓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破除各种市场准入隐性壁垒，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高外商投资服务水平。 37.完善引导境外消费回流政策。鼓励重点城市增设一批离境退税商店，在确保有效监管、风险可控前提下，在符合条件的离境退税商店推广开展“即买即退”业务。增加海南离岛免税城市和门店。（十二）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38.深化竞争规则领域开放合作。积极推进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等议题谈判，加强竞争领域多双边合作交流，不断深化改革，提升合作水平。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动检验检测认证与海外投资、产能合作项目紧密对接，加强国际合格评定人才培养，主动参与认证认可有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 39.推动消费品国内外标准接轨。在医用电器、消毒用品、智能照明电器、家用电器、学生用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领域制定修订一批国家标准及其检测方法，加大国际标准采用力度。实施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在消费品领域积极推行高端品质认证。 六、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 （十三）推进综合协同监管 40.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完善并严格执行抽查事项清单，建立健全行业监管部门与综合监管部门协调配合机制，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加强政府部门间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共享。完善“互联网+监管”，实现重要监管业务在线办理、信息及时上传、问题及时处置。 41.健全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按照鼓励创新、平等保护原则，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分类实行相应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不得简单化予以禁止或者不予监管。 （十四）加强重点领域监管 42.加强重点商品市场价格监管。建立价格监测与价格监管联动机制，建立健全价格监管规则，加强对重要民生商品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监测。整合部门和市场机构对重点市场的调查监测资源，建立价格监管智慧支撑平台。 43.强化要素市场交易监管。健全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逐步推进全流程电子化交易，规范各类交易平台规则，完善要素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尽快制定技术市场交易管理制度，制定数据交易准则，健全投诉举报查处机制，规范交易行为。 （十五）健全依法诚信的自律机制和监管机制 44.完善市场主体信用承诺制度。依托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行业信用信息系统，按照有关规定将市场主体的承诺履行情况记入信用记录，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依据。对履行承诺的市场主体，根据信用记录为其提供便利措施；对不履行承诺的市场主体，视情节依法实施限制。完善企业信用修复和异议处理机制。梳理可开展信用承诺的行政许可事项和政务服务事项，制定格式规范的信用承诺书，并依托各级信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鼓励市场主体主动向社会作出信用承诺。 45.大力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推动税收管理、进出口、生态环保、医疗保障、医药招采等更多重点领域深入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根据监管对象信用状况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精准便利的服务。 （十六）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46.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制定促进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建立健全行业经营自律规范、自律公约，规范会员行为。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制定发布产品和服务标准，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及有关政策法规。 47.发挥市场专业化服务组织的监督作用。加快培育第三方服务机构和市场中介组织，提升市场专业化服务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制，深化检验检测机构和认证机构市场化改革，促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和认证机构发展。 48.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政策宣传，更好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健全公众参与监督的激励机制，修订完善有奖举报制度，完善对恶意中伤生产经营者、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的“打假”行为的认定细则和处罚制度。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信息公示制度。 （十七）加强对监管机构的监督 49.健全对监管机构履行职责的监督机制。强化对监管机构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促进监管权力规范透明运行。对监管机构不作为、乱作为要依规依法严肃追责问责。推动监管部门建立健全工作人员廉洁从业相关制度，实现依法监管、公正监管、廉洁监管。 （十八）维护市场安全和稳定 50.完善维护市场安全的体制机制。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重视市场运行的风险挑战和市场体系安全问题，密切跟踪国内外重要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形势变化，完善政策储备并动态更新政策工具箱。完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联动和信息共享，强化对重点市场和市场基础设施的跨部门协同监管。完善安全审查机制，重视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 51.积极防范市场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加强对大宗商品、资本、技术、数据等重点市场交易的监测预测预警，研究制定重大市场风险冲击应对预案。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提高通过大数据等方式认定竞争违法行为、预警识别市场运行风险的能力，强化市场预期管理。 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意义，按照职责分工，完善工作机制，积极主动作为，破除本位主义，增强合作意识，认真抓好行动方案落实工作，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高标准市场体系示范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负责统筹协调有关任务落实，及时对行动方案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和督促指导，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重要情况及时按程序请示报告。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上交所，双双出手，事关茅台。 刚刚，12月24日晚间，上交所发布关于贵州茅台（600519）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同样在当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发文加强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价格监管，其中提到，加强茅台等名优白酒价格监管。 而在12月23日晚间，茅台集团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贵州茅台5024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00%）划转至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按照23日的收盘价，这部分股份市值925亿元。 12月24日，A股最强信仰酿酒股集体崩塌，罕见出现17只跌停。 刚划转900亿股份 上交所对茅台发监管函 12月24日晚间，上交所网站突然挂出对贵州茅台的监管工作函，本次实施监管的处理事由为“关于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涉及对象为“上市公司”。 上交所网站并未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具体内容。然而，前一天茅台集团无偿划转贵州茅台的股票给贵州国资备受关注。 12月23日，贵州茅台一则公告引发关注。公告称，公司接到茅台集团通知，根据贵州省国资委的相关通知要求，茅台集团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贵州茅台5024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00%）划转至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按照23日的收盘价，4%的股份市值为925亿元。 12月24日，贵州茅台股价盘中一度跌逾2%，不过最终收盘仅跌0.61%。 市场监管总局也出手了：加强茅台价格监管 不仅茅台股票所在的上交所，茅台酒流通的监管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茅台酒的价格也要加强监管。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4日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价格监管的通知。其中提到，加强茅台等名优白酒价格监管。 元旦春节适逢名优白酒销售旺季，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密切关注茅台等名优白酒相关企业价格行为，加大对重点企业、重点环节、重点商品的巡查力度。指导生产企业按照正常投放频次和数量均衡释放库存，落实管理经销商主体责任。加强对线上线下商品零售企业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的价格法规政策指导，督促经营者加强价格自律。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 全国茅台酒经销商代表行政指导会 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着力解决茅台酒市场囤货捂酒、哄抬价格等突出问题，推动茅台酒市场健康发展，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贵州省仁怀市召开了“全国茅台酒经销商代表行政指导会”，督促、指导全国茅台酒经销商严守法律法规，严格自律经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贵州省市场监管局、贵州茅台集团有关负责同志，以及贵州茅台酒经销单位代表共430余人参会。 会议通报了近期茅台酒市场有关情况。5名经销商代表作了发言。 会议对做好茅台酒等高端白酒市场价格监管工作，尤其是元旦春节期间价格监管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落实好企业社会责任;二是诚信经营，共同呵护茅台酒品牌;三是要优化茅台酒市场资源配置，积极探索建立科学化、精准化、常态化、可操作化的茅台酒销售新模式;四是要强化行业管理，推进社会共治。 与会经销商代表一致认为，通过这次会议，切实提高了思想认识，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依照经销合同诚信经营，进一步强化行业自律，自觉抵制囤积居奇、哄抬价格、违规炒酒和侵权假冒等各种危害茅台酒市场正常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共同呵护茅台酒品牌形象。 此前划转套现700亿： 券商分析为补充财政 此次茅台股票划转给的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为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贵民投）的全资子公司。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茅台集团首次划转茅台股票给贵州国资。去年底就已经划转4%（5024万股），并且划转后贵州国资进行了减持。 在去年底首次划转后，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在今年第三季度开始减持茅台股票，减持贵州茅台1675万股，三季度末剩余持股3349万股。从贵州茅台披露的数据来看，四季度以来，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减持了近2500万股。 去年的划转的股票，以今年三季度以来的均价1711元简单计算，折合市值大概为714亿元。 华安证券（600909）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合理推断，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减持获得的资金或被用于补充财政，同时合理展望，本次划转的用途可参考去年的情况。 A股最强信仰突然崩塌： 17股跌停，板块市值蒸发740亿 这几年白酒板块强的让人害怕，基本到了没人敢公开看空的地步。各种段子层出不穷，白酒早已成为了“白酒科技”板块，成为A股最强信仰。 有段子曰：每年A股都有一个特牛板块，抓住一次就会实现人生的爆发，比如今年的白酒，去年的白酒，前年的白酒，还有大前年的白酒和明年的白酒。 然而，终究白酒股为代表的酿酒股还是在12月24日，突然发生崩塌，在戏曲的最高潮。 酿酒板块，个股出现罕见的跌停潮，会稽山（601579）、兰州黄河（000929）、皇台酒业（000995）等17只酿酒股跌停，迎驾贡酒（603198）、惠泉啤酒（600573）、口子窖（603589）等个股跌超5%。贵州茅台、五粮液（000858）、泸州老窖（000568）等龙头也全面回调，五粮液跌超1%，板块仅古井贡酒（000596）、大豪科技（603025）上涨。酿酒行业今日缩水市值740亿元。
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学术总顾问、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吴晓灵领衔的心力之作《资管大时代》已问世，此书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市场发展逻辑与监管改革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我国资产管理市场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资产管理市场监管体系的相关建议，对行业从业者和市场监管者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日前，吴晓灵女士就对外开放、过渡期延长、直接融资和牛市、金融科技、信用债、投资者保护等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接受了网易财经、界面新闻、财联社、虎嗅、学人Scholar、证券市场线周刊等多家媒体的采访。 以下为访谈文字实录。 关于统一监管 资管新规出台已近2年，但各类机构的监管规则仍差异很大。比如基金免税但银行理财不免税、银行现金管理类产品比货币基金约束小很多等。您对此如何看，对后续安排有何建议？ 吴晓灵：资管新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的监管标准。资管新规出台后，虽然中间有些曲折，有些市场机构也有过一些幻想和博弈，但统一监管的大方向始终明确。我们也能看到资管新规出台两年多来，各类资管产品的监管标准逐渐统一，这是个好的方向，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坚定不移的推进统一监管。 由于理念认知和分业监管等原因，统一监管的目标不会一蹴而就，而会是一个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往前拱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对外开放背景下，外资机构进入中国需要有一个公平统一监管环境的倒逼，以及《九民纪要》等一系列司法标准的倒逼，这些都要求我们坚定统一监管的目标、加快统一监管的步伐，切实推进各类资管产品监管标准的最终统一。 一是公募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尽快推进统一监管。这里主要包括银保监体系下的公募理财产品和证监会体系下的公募基金，也包括问题里提及的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和货币市场基金。二者有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是遵从信托关系，都面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募集，都需要经监管部门登记注册，都由专业的管理人管理，都为了投资者的利益进行投资，都由第三方机构托管，都可以投向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底层资产、都需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等。虽然在审批时效、代销渠道、投资资产类别、信息披露机制、集中度或资产久期、税收政策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不是本质区别，且一些差异主要由历史原因形成，其中还有不同机构自身禀赋的差异，因此二者实质上是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理应进行同样标准的监管，二者暂时可以有不同的名字，但监管标准应当统一。 在统一方向上，我们《资管大时代》一书提出的建议是，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应当加强合作，以《证券投资基金法》为基础，统一公募资产管理业务的监管规则。监管规则统一后，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业务资质应当转为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业务资质，新增公募业务以及符合条件的存量公募银行理财产品应当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要求注册为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在运行十多年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这些也可以引入进来，进一步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及相关监管规则。在监管标准统一后，相关税收政策也顺理成章的应当统一。我们的新书《资管大时代》在这方面有较多论述，大家也可以重点看看其中的公募基金专章。 二是私募资产管理产品需要循序渐进推进统一监管。这里主要包括持牌金融机构发行的私募资产管理产品和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的私募基金。前者主要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信托公司的集合资金信托、保险资管公司的保险资管产品（剔除股权投资计划和债权投资计划后）、银行及理财子的私募理财产品，后者是指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基金。同理，这两类产品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不同之处主要由投资领域、股东背景资质、监管力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应成为本质区别，因此也应当统一监管标准。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同业态的私募资管产品之间的差别较公募大，自律监管规则相对不够统一，且投资人偏好、投资标的类别、信息披露等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在相关标准、推进进度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需要循序渐进的推进私募资产管理产品的统一监管。 关于功能监管风险 要想实现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跳跃，有哪些风险？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这种风险？ 吴晓灵：机构监管是指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持续的稳健经营、风险管控和风险处置、市场退出进行监管。功能监管是对相同功能、相同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按照同一规则由同一监管部门监管。此外还有行为监管，即参与同类金融活动的各方均应遵守同样的规则，从事金融业务就必须要有金融牌照，从事哪项业务就要领取哪种牌照。 金融业务由于有外部性，因此需要持牌经营，这是一个基本规则。对有牌照的金融机构我们要监管，对没有牌照但从事了金融业务的主体更要监管，不能留有监管空白。将金融业务纳入监管体系后，对相同功能、相同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应当按照相同的标准进行监管，否则就会产生监管套利。 我们有较长的分业监管的历史，因此监管理念也以机构监管为主，银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各管一摊，这在分业经营的大背景下基本能胜任行业监管要求。近年来，随着监管政策的放开，也随着居民投资理财意识增强、以及个体和企业对多层次融资需求的提升，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小贷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互联网平台、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等各类实体纷纷涉足信贷、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投资银行等业务，事实上形成了混业经营的局面。在这种大背景下，过去以机构监管为主的理念不完全适用，因此我们要建立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的监管理念和监管体系，并辅以配套的监管手段和工具，实现对金融业务的全面监管，对同类金融业务实行统一监管，干什么活就应当持什么牌照。 当前在机构监管方面，银保监体系和证监体系各管条线，但很多银行机构介入了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管理、托管等业务和投资银行等业务，一些基金公司在创新业务的时候也涉足了资金的放贷业务，证券公司的融资业务实质上也是放贷业务。与此同时，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公司互相设立或持股，在机构和业务层面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更应当基于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的理念予以监管。 对于涉及跨监管部门的监管，比如银保监体系下的商业银行通过理财子公司开展公募理财业务的，《资管大时代》一书中也有相应建议，即应以《证券投资基金法》为基础，统一公募资产管理业务的监管规则，然后将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业务资质转为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业务资质，新增公募业务以及符合条件的存量公募银行理财产品应当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要求注册为公募基金。 金融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风险并不能被消灭，但可以被妥善的管理和有序释放。我们要从机构监管转向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的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就是要将实质上的金融业务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并对同类金融活动施加相同的监管标准，开展哪项业务就领取哪项牌照，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的识别、测量和管理风险。这个过程只要监管协调就不会产生风险。 关于过渡期延长 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资管新规过渡期从2020年底延长至2021年底，另外还有消息称，将采取一行一策的措施，最晚放宽到2025年。过渡期延长将带来哪些影响？有解读认为，这意味着，金融市场强监管的状态将有所改变，为深陷违约、暴雷风波的金融机构带来喘息空间，您怎么看？在过渡期延期背后，非标资产、乃至于整个债券市场会否再现生机？ 您此前建议资管新规的过渡期延期两年，如今监管仅延期一年，即到2021年底。您认为当下各类资管业务如何利用好这一年的时间，当下最紧急和迫切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2021年底，是否还有再度延期的可能性？ 吴晓灵：我们《资管大时代》一书里有延长过渡期的建议，我们要求的是资金端的规范，建议按照资金端逐年替换，资金端不能有资金池，必须自己来承担风险。资产端我们的建议是要加快证券化、标准化，不然老资产规模就很大。最后剩下一小点就只能够一行一策的逐渐来消化。资管乱就乱在资金池和刚兑。直接融资是自担风险一对一的。统一规则、规范管理是目的，年限不是目的。巴塞尔协议过渡期就很长。 防范化解“大资管”业务风险，推动老产品向新产品平稳转型，避免在“排雷”的过程中引爆系统性风险，是课题组的主要任务和本书的重要内容。课题组通过深入调研和认真测算分析，对过渡期提出了政策组合拳建议。 在过渡期延长的问题上，我们主张“宽严相济”。“宽”就是要适度延长《资管新规》的过渡期。根据公开数据测算的整改进度，并考虑疫情影响，课题组认为过渡期延长两年留出了相对充裕的调整时间。在课题成果初稿完成时，监管部门还未做出延长过渡期的决定。课题组的研究分析和政策建议为监管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监管部门在综合各方面信息和因素后，最终做出了过渡期延长一年的决策，这既体现了监管部门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展现了监管部门治理乱象的决心。 “严”就是要增加过渡期本身和执行过程的刚性约束。过渡期不应该成为自由放任期，也不意味着监管空窗期。金融机构应该按照自身情况按照过渡期目标分解压降进度任务。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对压降进度的过程考核和重要节点的检查，早达标的机构要给予正向激励，进度落后的机构要增加监管措施。通过监管的压力传导，使得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整改力度，加快新老产品的转化速度，“跳起来摘桃子”，努力在过渡期内主动实现转型，确保2021年底的过渡期结束后，不会再度延长。金融机构对此要有清醒认识，争取主动，早整改，早受益。 几十万亿资管产品的转型涉及金融资源和金融风险承担者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新老产品的转型路径牵动着资金端的广大投资者和投资端的融资项目，关系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保值增值。在转型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个案式和局部性的风险事件，应当妥善应对，有序处置。但同时要认识到，结构化发债、非标资产是老产品的运作链条中的一环。信托违约、雷声滚滚就是一种警示，老产品的运作模式不可持续，不抓紧整改只会走向更大的危机。对此，课题组提出了“统分结合”、“新老划断”、“标本兼治”的政策组合拳建议。 建议监管部门把老产品规模作为整改考核的中间目标，在确保产品规模按进度统一压降的前提下，把投资端的老资产的处置交给市场主体自行决策。对于资管新规执行后新设立的产品，报告建议坚持高标准，干净起步。不能用新产品接续老产品，防止产品形态受到污染，避免风险接续传递。 对于老产品的出路，报告提出了回表、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金融机构股东等多方承担损失等多种措施。也就是要让以资产管理业务名义开展的信贷业务回到银行表内，按照《商业银行法》实施监管；以资产管理业务名义开展的证券发行业务交由证券公司执行，按照《证券法》实施监管；真正的资产管理业务应当按照《基金法》实施监管。通过监管套利方式掩盖的风险应当由金融机构股东等受益者优先承担。在加强功能监管，遏制监管套利的同时，应该针对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推进“放管服”改革，既要强调金融业务持牌经营，也要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优化牌照设置，加强制度供给，减少金融抑制，释放市场活力。 关于私募基金监管 您在《资管大时代》书中谈到，私募基金发展过程中一直都存在监管困难问题，这不仅有多个部门想管却管不好，还有多部法规涉及却没有正式法律规范。最近五年，资管新规出台、新《证券法》落地，然而《私募条例》正式稿却迟迟未出台。资管新规后，基金业协会“代替”证监会，层层加码监管，然而私募风险事件层出不穷，监管、市场、投资人都不满。对于10万亿私募股权基金，您认为到底应该如何监管呢？ 私募基金行业风险事件时有发生，我们《资管大时代》一书中点出的“直接融资间接化、投资业务融资化”等问题在私募基金行业也有较多体现。书中针对这些问题，也提出了多措并举防范化解老产品和老资产风险、制定证券私募发行和交易规则、将在协会登记的小型私募基金管理人有序转为面向合格投资者的投资顾问等建议，相信能有效化解包括私募基金在内的行业相关风险。关于私募基金应当如何监管，我补充谈一下。 监管部门在讨论和制定资管新规的时候，《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正在征求意见，因而资管新规中并没有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私募基金详细规制。资管新规中对持牌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按募集方式分为公募产品和私募产品，并且规定私募产品面向合格投资者通过非公开方式发行，其投资范围、信息披露方式等由合同约定，私募资产管理产品的受托机构可以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等。这些规定和私募基金有较多共同之处，体现了监管部门统一监管的理念和努力。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践行功能监管的理念，拉平持牌金融机构和非持牌机构私募产品的监管标准，实现统一监管。 私募基金，尤其是其中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含创业投资基金，下同），和天使投资（个人以其自有资金直接开展的创业投资）一道，是支持我国创新创业企业发展的最佳投资方式，有效补充了银行贷款等风险厌恶型投资工具的欠缺，我们必须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政策环境，包括适用法律、监管逻辑、税收政策、自律管理等，具体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要将非上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份额纳入非公开募集基金的投资范围。 2012年修法时，由于认识的不统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没有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制范畴，因而在监管主体、监管理念、税收制度等方面存在理解上的偏差甚至出现争端，给行业发展带来较大困扰。 我们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一种集合投资方式，在大部分情况下，基金本身是投资管道而非经营实体，大部分投资收益也会分配给相关投资人，应当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一种，接受《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制。 根据2019年12月修订的《证券法》第二条，股票就是证券，股票包括已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和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即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是证券，将未上市股份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存在较好的基础。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制范畴，需要开展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充分利用《证券法》中给国务院的授权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额是证券，这可以通过国务院发布相关规则的方式实现。 第二，利用《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授权，在《私募基金管理条例》中明确，非公开募集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非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份额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由于《证券投资基金法》中非公开募集基金专章中已经给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保留了权限，因此也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发布规则的方式予以补充确认。 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制范畴后，行业展业也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也能顺理成章的按照第八条规定，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财产投资的相关税收安排。税收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管理人或者其他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家有关税收征收的规定代扣代缴。建议明确私募股权投资人的所得按股息、红利20%的税率执行。 具体操作上，可以加强基金业协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税务总局等部门的联动。基金管理人在协会登记后，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法人登记和税务登记，基金产品仍在协会备案。当基金产品作为投资人进行股权登记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地方局应将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和私募基金联名登记为股东，比如“XX基金管理公司-壹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产品的投资人变动时，只在协会变更，不涉及工商注册的投资人变更。基金产品分配时，协会通过税务信息系统将分配信息报送税务总局。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税务信息进行比对，从而落实按基金核算的税务规定，也不会产生税收漏损。 在上述原则框架下，可以再行制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比如为了鼓励长期投资，可以将所得税率和持有期限进行反向挂钩，明确将持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三年及以上的个人按15%缴纳个人所得税等。 二是要落实国务院“放管服”精神，落实政府监督和行业自律原则，抓大放小。 金融监管的宗旨是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同时保护小投资人，防范金融活动的负外部效应。私募投资基金市场是合格投资人的市场，参与方有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故而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私募基金管理人是监管豁免注册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和美国对管理的基金到达一定规模后的管理人要求进行核准或注册，但目的是对其行为进行监测，防范系统性风险。未注册的私募基金如有违规行为，监管机构仍有监管权。这种抓大放小的监管方法，能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并给小基金管理人以成长的机会。 2012年《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时吸收了国外的监管经验。一是授予证监会对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监管权。第十三章监督管理中对监管权有明确的表述，罚则中对违规行为有明确的罚则。这些规定在没有特别标注的情况下，同时适用于公开募集和非公开募集基金。二是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产品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要求。同时规定“对募集的资金总额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人数达到规定标准的基金，基金行业协会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从法律上明确了证监会的强监管权，即证监会应对大额私募基金特别关注和监管。对投资已上市证券的基金（对冲基金），也要特别关注其对二级市场的影响。 目前我国基金业协会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相关要求建立相关系统并开展相关工作。协会的登记系统在不断完善，基于此系统完全可以实现对大额基金管理人由证监会实行强监管，对小额基金管理人由基金业协会在证监会的指导下实行自律管理。监管部门与协会合作，抓大放小，也实现了金融活动的全面监管。 当前的问题是对系统的数据监测分析不够，监管权行使不够。为减轻市场负担，降低立法成本，建议在国务院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适用《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基础上，完善现有基金业协会的登记系统，并责成证监会对协会报送的管理大额基金的管理人及相关基金加强监管，同时向社会公布登记备案的项目、标准，并接受监督，做到公开透明、提高效率。 需要说明的是，对公募基金管理人、大额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小额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实行有区别的管理，并不改变基金管理人是金融机构的本质。国务院应明确基金管理人是金融机构，只有接受证监会强监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才可以参与持牌金融机构间的同业活动并接受同等监管。 关于资产管理促进居民财富保值增值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房住不炒”、刚兑信仰的打破、理财产品净值化、社会“无风险利率”实际降低等趋势下，现在大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兼顾安全的低风险投资渠道越来越少了，您对于普通百姓如何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有何建议？ 中国股市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企业提供融资，而发展资管行业的目的则是为了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和增值，您认为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吗，如果它们存在冲突或者阶段性的不一致，应该如何来解决？ 吴晓灵：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财富不断增长，也随着我国不断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强调房住不炒、推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政策不断出台，可以预见未来很多居民的财富将从存款、房子等转换为股票、债券、基金、保险等各类金融资产。 居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当他们参与到金融产品投资时，就变成了投资者。根据其风险承受能力，我们分为普通投资者和合格投资者。合格投资者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可以独立去开展股票、期货、私募等高风险产品的投资。大部分居民是普通投资者，本身缺乏金融专业知识，抵御投资损失风险的能力也比较薄弱，因此不太适合独立去开展高风险投资。我更建议他们在留出生活、教育、保险、养老等事项的必备之用后，额外的钱可以通过基金、理财、公募投顾等方式开展投资，让专业人为自己打理财富。确实想自己投资的，建议可以投资诸如货币市场基金、定期存款、国债等低风险品种。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低风险并不是无风险，其中的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存款超过50万的部分，理论上也存在风险。 当前中国还有不少股民，股市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应该说，我们国家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沪深主板、新三板、地方交易平台、私募投融资等各居其位。特别是随着《证券法》修订和注册制等基础制度的相继推出，使得监管和市场各司其责，价格发现功能进一步得到体现。未来我们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建设更加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为买卖双方提供良好交易环境的场所，资本市场的管理者应当尽量为交易双方提供一个规范、透明、公平、高效的交易环境，让融资方把自身的情况真实、全面、及时的说出来，让投资方各凭本事、各自判断和交易，既不能偏向买方、也不能偏向卖方。 现实情况下，由于诸多原因，资本市场财务作假、利益输送、信息披露违规等乱象时有发生。从统计上来看，大部分问题出在融资方，主要原因是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融资方往往负责实体的运营，对运行情况、发展趋势、存在的问题、重大机遇等非常清楚，而当前信息披露规范尚不足以达到让投资方掌握和融资方相匹敌的信息，故融资方存在信息优势，并可能在利益的驱使下利用信息优势做出不法行为。另一方面，当前股市中大量投资者是个体散户，很多个体散户其实不具备投资股票所需的专业知识，也不一定付出时间去研究，很多是人云亦云。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监管层也不得不出台各种保护投资者的措施，有些甚至演变为大家又爱又恨的“父爱主义”。即便如此，资本市场各种乱象仍然屡禁不止，使得一方面股市中赚钱的投资者占比较低，另一方面也使得投资方对融资方的监督制约功能大打折扣，不利于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 要解决上述问题，我认为一方面要加大投资者教育的力度，让他们真正意识到风险，在这种风险意识下，部分有兴趣有时间的散户投资者可以去认真研究，开展专业投资。对于更大规模的散户投资者，最关键的是要大力培育面向这些群体的机构投资者，他们的钱要更多的通过公募基金等各类资管产品进入市场，让专业的人帮他们打理财富。这样散户就不再是散户，而是有着专业力量加持的专业买方力量了，就能和卖方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公平博弈，资本市场才能更加健壮和有韧性。 另外我们看到监管层也在呼吁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必要的信息披露之外，鼓励自愿披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有助于减少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也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更加合理的价值判断。我认为未来应在这方面更进一步，将来成熟后可以将更多的信息纳入法定披露范围来。
图片来源：微摄 1月28日，2021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十四五”规划《建议》，总结2020年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2021年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重点任务。会上，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作了题为《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推动资本市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工作报告。 会议认为，面对疫情全球流行和复杂形势带来的严峻考验，证监会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中央“六稳”“六保”方针，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统筹推进防控疫情、深化改革、防范风险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资本市场总体保持了稳健发展势头。坚持特殊时期作出特别安排，体现监管弹性和温度，强化IPO、再融资和交易所债券市场融资功能，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加快恢复发展。全力实现正常开市和常态化运行，坚持尊重规律，注重发挥市场内生机制作用，统筹推进投资端和融资端改革，以改革稳定市场预期。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新三板改革、健全退市机制等一批标志性改革落地实施，提请国务院发布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权益类基金管理规模创历史新高，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结构出现积极变化，市场韧性明显增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化解取得实质性成效，债券违约、私募基金等重点领域风险总体收敛。法治建设和生态完善迈出重要步伐，从严从重查处了一批大要案。完善科技监管组织架构体系，监管效能进一步提升。扎实开展作风问题专项整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健全“两个责任”同向发力的工作机制，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会议提出，在应对复杂严峻考验的实践中，会系统进一步深化了对做好资本市场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旗帜鲜明讲政治是确保资本市场始终保持正确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是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坚持系统观念是破解资本市场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努力打造“忠专实”的干部队伍是资本市场监管事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支撑。 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稳定恢复态势不断得到巩固拓展，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都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但也要清醒认识到，资本市场的内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挑战依然不少，必须从“十四五”的中长期视角研判资本市场面临的新情况新变化新特点，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着力把握好稳与进、系统统筹与重点突破、创新与监管、加大法规制度供给与狠抓落地见效的关系，努力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做好今年工作对于资本市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意义重大。证监会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系统观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坚持“四个敬畏、一个合力”，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着力提升资本市场治理能力，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一是把党的领导优势和资本市场发展规律有机结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围绕贯彻“十四五”规划《建议》，合理确定资本市场重点支持的方向和领域，完善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安排，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科学合理保持IPO、再融资常态化，稳定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完善商品及金融期货期权产品体系。完善科创属性评价标准，加强对拟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监管，切实加强监管和风险防范，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二是扎实推进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落实落地。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做好注册制试点总结评估和改进优化，加快推进配套制度规则完善、强化中介机构责任等工作，为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统筹抓好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和退市改革方案落地见效，严格退市监管，拓展重整、重组、主动退市等多元退出渠道。进一步深化新三板改革。突出放管结合，深化简政放权。稳步推进制度型对外开放，积极推进跨境审计监管合作，同时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 三是努力保持复杂环境下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势头。贯彻“不干预”的理念，完善市场内生稳定机制。一方面，以更大力度推进投资端改革，加大权益类基金产品供给与服务创新力度，推动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政策尽快落地，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环境。另一方面，加强宏观形势的跟踪研判，密切关注市场流动性变化，严密监控资金杠杆水平，动态完善应对政策，严防跨市场跨领域跨境的交叉性、输入性风险，切实维护市场稳定运行。 四是全面落实“零容忍”的执法理念和打击行动。进一步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建立跨部委协调工作小组，加大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市场操纵等恶性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有关机构和个人的责任追究一抓到底。贯彻落实新证券法和刑法修正案（十一），配合修订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出台欺诈发行股票责令回购等配套制度。推动期货法立法，加快推进行政和解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法规制定。依法从严加强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的日常监管，优化市场生态。 五是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持久战。坚持标本兼治，消化存量和遏制增量并举，排好优先序、打好主动仗。稳妥化解债券违约风险，加大债券市场基础制度和法治供给，优化债券违约市场化处置机制，加强统一执法，严肃查处“逃废债”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快推进“伪私募”等相关风险的分批处置，严格落实私募基金底线性要求，建立部际联动、央地协作的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加快推动出台私募条例。强化场内外一致性监管，巩固深化股票质押风险处置成效。会同有关部门将各类金融活动依法全面纳入监管，消除监管真空。 六是加快推进科技和业务的深度融合。聚焦“数据让监管更加智慧”的愿景，全面提升监管科技和行业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突出问题导向、应用导向和结果导向，夯实数据治理基础，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科技对监管的有效支撑。加强证券期货行业科技发展的统筹规划，大力促进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创新科技在行业的推广应用，提升行业科技安全管理水平。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位。强化政治建设，着力打造模范政治机关。坚持好干部标准，坚持严管厚爱，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监管干部队伍。巩固深化作风问题专项整治成果，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坚持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坚持将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健全重要权力部门、关键岗位、重点人员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关键少数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做好金融反腐和处置金融风险统筹衔接，进一步强化监管和内部治理，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会上还对稽查办案有功集体和个人，防控疫情与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攻坚、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表扬。 中央组织部、中央财办，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审计署有关同志应邀出席会议。证监会党委班子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会机关各部门副局级以上干部、系统各单位班子成员现场或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导读 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成为全球趋势，深刻改变金融服务市场格局，对传统商业模式和监管规则提出新挑战。如何看待金融科技创新？如何规范发展？ 摘要 1、行业概览：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技术为手段，目标和利源仍在金融。金融科技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经历金融信息化、互联网金融、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三大阶段，截至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达1503亿美元。中国金融科技后来居上，2018年伴随蚂蚁等大型融资，金融科技投融资达到阶段性高点，形成少数大企业主导的市场格局。 2、细分市场：应用场景和赛道众多，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各有优势，竞争与合作共存。总体来看，银行和保险科技投入多，在信贷、保险产品设计等应用成熟；证券和资管科技资金投入少，前沿科技渗透较低；互联网平台多以“支付+场景”为入口，向金融机构导流，输出数据和技术优势。 1）银行：资金投入充足，发力数字化转型。主要上市银行2019年技术投入高达1079亿元，偏好自建科技子公司或合作开发。应用场景包括消费信贷、供应链金融、智能柜台、智能投顾等，通过大数据、AI贷前精准营销，贷后动态监控，构建信用评级体系，大幅提高业务质量和效率。主要挑战在于转型时间长、数据处理难度大等。 2）保险：应用场景广泛，发展迅速。头部保险凭借数据和资金优势自行研发，互联网保险公司主要切入营销、定损等局部市场，2019年技术投入达319亿元。保险产品在设计、销售、投保核保、理赔等环节均有金融科技渗透，显著扩大保险覆盖范围。主要挑战在于保险技术应用“重销售、轻服务”、中小险企数据运用和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3）证券：零售经纪和机构业务应用较广。2019年证券技术投入约205亿，主要应用于经纪、机构服务等标准化业务上，在投行、合规风控等依赖人力和经验的业务尚未大规模应用。目前，证券科技同质化严重，且涉及全资本市场基础设施改革，尚待顶层设计统筹推进。 4）资管：主要运用于投研决策、量化交易、智能搜索领域。2019年大资管行业存量规模约82万亿元，涵盖基金、银行理财、信托、券商资管、保险资管等机构，其中基金行业在金融科技运用方面较为领先。但轻资产商业模式决定资管行业难以大规模投入技术资金，基金业技术投入不足20亿元、信托业15亿，目前的金融科技水平难以完全取代人力作用，主要起到智能搜索、量化交易、投研辅助作用。 5）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大型平台企业主导，渗透支付、借贷、理财、技术输出等细分领域。我们选取10家样本企业观察，企业涵盖电商、社交、本地生活、直播等不同领域，但涉足金融服务路径相同，均以获取支付牌照为敲门砖，导流至高利润的借贷和理财板块，同时利用数据和技术向金融机构输出技术解决方案。但酝酿高杠杆、系统性风险、隐私保护、垄断地位等问题，引起高度关注。 3、监管导向：全面升级，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早期国家对金融创新持包容态度，但P2P等风险事件极大挑战监管底线。吸取教训，监管层提前预判互联网金融科技潜在风险。顶层设计上，强调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重；监管主体上，金融委、央行、监管机构、市场监管总局多管齐下，提前介入，不留监管死角；监管思路上，推出中国版“监管沙盒”试点，打造培育创新与规范发展长效机制。 4、展望未来：2020年是金融科技发展分水岭，如果说上半场关键词是巨头崛起、创新商业模式为王，下半场则是重建规则、靠硬实力取胜。金融科技未来发展面临四大趋势。1）步入监管元年，短期内面临强监管，长期仍鼓励创新与风险预防并重。2）金融科技前景依然广阔，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合作大于竞争。3）随着新基建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及大数据深度融合，推动金融科技发展进入新一阶段。4）商业模式或被重塑，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普惠金融、提高科技硬实力是三大发力方向。 风险提示：金融科技严监管，对市场格局和商业模式形成冲击 目录 1 金融科技行业概览 1.1 何为金融科技：以技术为手段，提高金融效率和质量 1.2 发展历程：中国金融科技起步较晚，后来居上 1.3 投资情况：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达1500亿美元，中国市场有所降温 1.4 核心技术：ABCD四大技术赋能 2 金融科技行业应用现状 2.1 银行科技 2.1.1 行业格局：数字化加速发展，央行、商业银行以及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是主要推动力 2.1.2 应用场景：金融科技深入各业务条线，信贷领域应用已较为成熟 2.1.3 问题挑战：技术转型时间长、投入产出比不定、数据处理难度大 2.2 保险科技 2.2.1 行业格局：头部险企和互联网保险公司发展迅速，传统互联网公司加速布局 2.2.2 应用场景：贯穿保险业务全链条 2.2.3 问题挑战：数据化进程缓慢、新技术运用尚不成熟 2.3 证券科技 2.3.1 行业格局：金融科技投资约200亿，头部券商、互联网券商和软件服务商三分天下 2.3.2 应用场景：广泛应用于零售经纪和机构业务 2.3.3 问题挑战：科技投入和应用深度不足，同质化严重 2.4 资管科技 2.4.1 行业格局：规模庞大、背景多元，但科技渗透较低 2.4.2 应用场景：辅助投资决策，提高金融产品设计能力 2.4.3 问题挑战：资管行业大整合，金融科技尚处探索阶段 2.5 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 2.5.1 行业格局：大型平台企业主导，细分市场众多 2.5.2 应用场景：支付和借贷为主，逐步转向技术方案输出 2.5.3 问题挑战：高杠杆、系统性、隐私保护、垄断地位 3 监管导向：监管升级，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 3.1 吸取P2P教训，从包容创新到整治规范 3.2 金融科技进入监管元年，创新与规范并重 4 展望和建议 正文 1 金融科技行业概览 1.1 何为金融科技：以技术为手段，提高金融效率和质量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技术为手段，金融为目标。金融科技Fintech一词最早是花旗银行1993年提出，由Finance（金融）+Technology（科技）合成而来。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2017年《金融科技对金融稳定的影响》，金融科技是指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能够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央行《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也参考了上述定义，指出“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 1.2 发展历程：中国金融科技起步较晚，后来居上 纵观全球金融科技发展，可分为金融信息化、互联网金融、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三大阶段。 1.0金融信息化：上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催生大量复杂金融服务需求，金融机构设立IT部门，银行卡、ATM、证券交易无纸化等快速普及，金融服务与电子信息技术初步融合，起到提高业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的作用。在中国，1993年国务院《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快金融电子化建设”，中国金融信息化提上日程。 2.0互联网金融：2000-2010年全球信息爆炸、互联网红利快速上升，金融机构围绕互联网拓客营销，金融服务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极大丰富触及范围和应用场景，减少信息不对称，销售渠道和业务模式大变革。在中国，2013-2015年是互联网金融达到高峰，P2P、移动支付、网上开户遍地开花，互联网银行、证券、保险等纷纷设立。 3.0金融科技深度融合：2011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渗透于投资决策、风险定价、资产配置等环节，深刻改变金融服务方式和逻辑，对传统金融机构和监管发起挑战。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庞大、移动通信和物流基建发达，在全球金融科技竞争格局中处于第一梯队。 1.3 投资情况：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达1500亿美元，中国市场有所降温 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2018年达到顶峰。根据毕马威《金融科技脉搏》，2015-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金额从649亿美元增至1503亿美元，年均增速达23.4%，投融资数量从2123宗增至3286宗。2018年伴随蚂蚁等一批大型融资事件落地，金融科技投融资达到阶段性高点，此后市场降温。2020年上半年，因疫情导致跨境并购中断，金融科技仅获1221笔交易、256亿美元投资。 分投资渠道看，风投表现较为强劲。金融科技主要投资者包括VC、PE和并购，平均所占份额为40%、3%、41%。VC是风险投资机构对初创企业股权投资，是反映金融科技投资市场领先指标。近5年，VC支持的金融科技投资金额从178亿美元增至393亿美元，2020年上半年为200亿美元，超过同期水平。 分业态看，支付科技占四成，保险科技次之。金融科技投向业态包括支付、保险、监管科技、数字货币、财富管理、网络安全等领域，2020年上半年占比分别为38%、9%、7%、5%、1%、3%。支付科技涉及领域广泛，从大众消费到医疗、房地产、跨境交易等细分赛道，均对支付流动性、安全性提出较高要求，投资者热情高涨。 分国家和地区看，美国金融科技投资最多，中国投资降温。2020年上半年，美洲、亚洲、其他地区金融科技投融资分别为129、81、46亿美元，占比分别50%、32%、18%。其中，美国金融科技投资额119亿美元，占美洲92%、全球投资额46%。亚太地区，以印尼、印度为代表东南亚金融科技公司成为热点。中国内地金融科技投融资经历2018年高峰，2019年投资额为45亿美元，相比缩减82%，2020年上半年进一步降至6.1亿美元。 分企业看，中国金融科技市场格局寡头化。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科技以中小型公司为主，中国金融科技市场结构趋向少数大型企业主导。《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显示，18家金融科技行业独角兽企业估值共计16340亿元。 1.4 核心技术：ABCD四大技术赋能 1、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I）将人的智能延伸到计算机系统，具体包括图像识别、语言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知识图谱等。金融领域涉及人工环节多、对数据安全性要求高，人工智能应用广泛。根据艾瑞咨询，预计2022年金融科技投资中，人工智能投入将达到580亿元。 AI+金融典型应用包括：1）基于生物识别的人脸识别，可应用于账户远程开户、业务签约等；2）基于语音识别与处理，实现智能客服、营业网点机器人服务，减少运营成本；3）基于OCR自动化视觉处理，将发票、合同、单据的信息结构化处理，提高效率；4）机器学习应用于智能投顾，提高市场有效性，加快产品创新。5）金融知识图谱，将大量信息汇集到关系网，作用于风险预警、反欺诈方面。 2、大数据 大数据（Big data），是以新处理模式对大量多样的数据集合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使之成为具备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生产资料。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2019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8500亿，预计2020年超过1万亿。 大数据+金融典型应用包括：1）客户画像：大数据根据客户人口统计学特征、消费能力数据、兴趣数据、风险偏好等，捕捉潜在需求，实现精准营销与获客。2）大数据征信：基于金融大数据，开发授信评估、信用报告、贷中预警等服务，降低信用评估成本，将审核周期缩短至秒级。 3、云计算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将原本在本地服务器进行的计算转移到云端，按需使用，具有计算高效、成本低廉特点。按照服务方式，云计算分为IaaS（将IT基础设施作为服务交付），PaaS（将数据库等平台作为服务交付），SaaS（将应用解决方案作为服务交付）。根据IDC《中国金融云市场跟踪》报告，2019年中国金融云市场规模达到33.4亿美元，其中，以公有云和私有云为代表的IaaS规模达到23.5亿美元，云解决方案市场规模达到9.8亿美元。 云计算是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典型应用包括：1）云+大数据：云计算以分布式处理架构为核心，高度契合大数据处理，实现海量数据云端存储。2）拓展系统处理能力：传统金融解决方案市场由IOE主导，即以 IBM、Oracle、EMC为代表的小型机、集中式数据库和高端存储的技术架构，难以应对数据量级和计算复杂程度的增长，金融机构自行开发或购买云服务，弥补基础软硬件的不足，满足系统高性能和容灾备份的要求。 4、区块链 区块链（Blockchain）是分布式共享记账机制，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匿名性等特点，与金融行业对数据安全、交易真实、隐私保密等业务需求不谋而合。IDC《全球半年度区块链支出指南》估算2018年中国区块链市场支出规模达1.6亿美元。 区块链赋能金融典型场景包括：1）物联网：区块链是物联网底层万物互联的基础，确保底层资产交易真实可靠，提升交易安全性，降低信息不对称。2）支付结算：支付收单机构间基于联盟链和智能合约实时自动对账，避免数据被篡改，全业务流程可追溯可审计。 2 金融科技行业应用现状 金融科技细分赛道众多，涵盖支付、借贷、投资、财富管理、保险、解决方案输出等业务形态，主要玩家包括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专业领域金融科技公司等。 2.1 银行科技 2.1.1 行业格局：数字化加速发展，央行、商业银行以及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是主要推动力 近年来，银行业发力金融科技领域，借助技术推动整体向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加速发展。根据《中国上市银行分析报告2020》，2019年上市银行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在基础平台建设、数字化零售金融、数字化公司金融、数字化同业业务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大中型上市银行平均科技人员占比提升至4%以上，平均科技投入资金占营业收入比例约为2%，其中披露金融科技投入的18家上市银行投资规模合计达1079亿。 目前银行业金融科技主要形成以下格局，央行发起设立金融科技公司引领行业发展，商业银行与科技公司合作完善业务生态布局，大中型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发力转型。 央行主导成立金融科技公司，涉及数字货币、区块链等。央行为完善数据共享、数字货币清结算、征信数据库建设等工作，正稳步推进计划中的金融科技工作，目前已成立五家金融科技公司，包括数字货币研究所、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长三角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中汇金融科技等，涉及数字货币、区块链金融、密码学等多个方向。 银行与第三方互联网公司和科技公司合作。银行拥有牌照、研发实力、资金和客户，科技公司具有科技能力和金融创新的敏感度，二者优势互补，在客户资源、科技开发与应用、风险控制等领域深度合作，银行通过合作开发、协作引入等方式接受较为成熟的技术方案，同时推动组织转型和架构升级。例如，赣州银行与中兴通讯、大连同方和天阳宏业等科技公司共同发起金融科技国产化实验室，晋商银行与山西移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金融业务、通信及信息化服务等方面共建金融科技生态。 大中型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各大银行在深化与外部科技企业合作的基础上，注重加强自身科技实力，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整合技术、业务、资源及经验优势，对内对外输出技术能力，提升整体数字化水平。截止2020年11月，国有五大行及七家股份制银行已成立独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 2.1.2应用场景：金融科技深入各业务条线，信贷领域应用已较为成熟 当前银行金融科技应用快速发展，深入各业务条线与产品，手机银行、智能柜台、交易银行、智能客服、智能投顾等增值服务全面推出，提升客户体验、降低运营成本，各业务协同形成正向循环。其中，金融科技在信贷业务领域应用广泛，目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已较为成熟，主要包括消费信贷、中小企业贷款及供应链金融。 （一）消费信贷 消费信贷具有小额、分散、高频的特点，内嵌于日常生活，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 1）贷前：触达客户、挖掘需求、精准营销 消费金融场景化构建，增加流量、获取数据。银行通过和较强科技实力的头部机构合作为消费金融业务提供精准导流，掌握客户大数据，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与金融科技信息平台合作，拓展技术应用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五大行分别与百度、阿里、腾讯、京东、苏宁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金融产品、渠道建设、智能金融服务领域深度合作，其中重点布局校园生态、交通出行、医疗健康、零售商超等线下流量大的场景，如各大银行接入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线上发卡等。二是与生活社交、餐饮娱乐、旅游出行等平台合作，互联网在前端提供客户和流量，商业银行开放客户端接入的API接口，同时吸引线上线下客户，形成一站式服务。如在美团点评、永乐票务等平台上提供支付、消费信贷等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联合爱奇艺等视频平台提供会员服务等，形成消费金融生态圈。 根据大数据挖掘客户信贷需求，实现精准营销。依据外部平台、内部个人信贷等数据，借助生物识别、人工智能等技术，准确分析客户属性、行为偏好、需求倾向等，形成信用卡、财富管理、信贷等不同层次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实现对目标客户的精准触达、智能营销，并匹配最优产品组合，提升差异化定价能力。如恒丰银行利用自主研发的企业级大数据技术平台，提供客户360视图、产品货架与优化组合方案、客户风险预警等，实现团队协作和精准营销技术支撑，系统中的产品推荐和智能获客功能有效增加了新客户增长和产品持有，从2016年2月至2017年4月使用前后数据看，客户增长率、价值客户增加率、重点产品持有率分别上涨2.2%、3.6%、3.5%。 精准识别客户资质，实现恰当准入。在授信环节，通过大数据征信、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验证借款人的真实身份和偿付意愿，准确判断用户信用等级、项目风险、成本效益。数据来自与外部聚合的生态平台、征信机构、社保、财税、工商等公用事业系统、个人信用管理平台等多维度，利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技术，减少人工干预。如平安金融壹账通利用微表情面审辅助系统，整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智能判断并提示欺诈风险，可实现与人工判断80%的吻合率，实现了面审流程智能化、规范化、减少40%以上人工干预。 2）贷中及贷后：动态监控、用户复贷、逾期催收 贷款发放后，1）信用风险动态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跟踪交易行为、关联交易动态，关注信用风险变化，基于风险预测模型进行预警和调整；2）用户复贷、逾期催收，对于有良好的记录的优质客户，继续使用精准营销推动复贷，对逾期客户进行催收预警，与公安司法部门连通，联合执行催收。如恒丰银行的全面风险预警系统，其依托于星环大数据平台，可适用于贷款全流程风险监控，自上线以来，客户识别效率、准确率、成本控制显著提升，某平台贷自增授信业务逾欠率控制在1%以内，且呈逐步降低趋势。 （二）中小企业贷款及供应链金融服务 中小企业抵质押物较少、价值较低，银行难以触达和有效服务中小微客户。近年随着金融科技和业务的逐步融合，在中小企业贷款以及供应链金融方面，银行可以通过金融科技提升数据收集能力、构建信用评级体系，极大提高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效率。 1）贷前：数据采集、信贷审核流程整合 在普通中小企业贷款中，银行通过金融科技技术采集电商交易、物流、企业结算、流水等数据，结合工商、税务、法院等外部信息，一并进入数据湖，经数据挖掘、特征提取、机器学习等方式刻画企业形象，进而构建信用模型、判断信用风险、核定信用额度，完成企业到企业主的全面分析，实现线上审批、自动放款。金融科技中数据的获取、加工、分析等是并行操作，将七大原有信贷审核流程整合为一体，提升审批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在供应链金融服务中，银行贷前风控从授信主体转向整体链条。供应链核心企业信用良好，根据上下游企业与其交易关系的大数据形成关系图谱，通过知识图谱技术将碎片化数据有机组织，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供应链上下游信用穿透，同时使用交往圈分析模型，持续观察企业间交往数据变化，动态监控供应链健康程度，实现信贷全流程管理。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区块链技术实现的信用共享，具体来看，数据方面，通过将业务流程中的四流（信息流、商流、物流和资金流）与融资信息上链，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性，提升数据可信度；业务方面，将核心企业的票据、授信额度、应收应付等转化为数字凭证，利用区块链可溯源性，实现信用有效传导，同时通过智能合约可实现数字凭证的多级拆分和流转，有效提升金融机构风控效率，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难度。目前已有较多区块链结合供应链实践，如工银e信、农行e链贷等，主要用于应收款项、库存融资等方面。以工银e信为例，其是一种可流转、可融资、可拆分的电子付款承诺函，可在平台上自由转让、融资、质押等，实现银行资金的全产业链支持。 2）贷中及贷后：全流程管理 与消费信贷类似，用数据监控客户经营周期，关注用户的欺诈风险与经营风险的动态改变，设置一系列预警指标，包括银行流水、杠杆比例、税务信息等传统金融数据，以及交易对手方经营变化、市场数据等经营数据。 2.1.3问题挑战：技术转型时间长、投入产出比不定、数据处理难度大 信贷业务数字化从根本上改善了中小企业、农户的贷款服务。12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银行等机构的智能风控减少授信过程中对抵押物的依赖，提升融资的可得性，甚至可精准帮助贫困户发展适宜产业。截至2020年9月，全国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5038亿元，支持贫困户1204万户次，截至10月，银行的小微企业信贷客户已达到2700万，普惠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同比增速超过30%，农户贷款同比增速达14.3%。 但当前银行金融科技发展中也存在部分问题： 一是传统对内的技术系统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数字系统尚需时日。传统IT系统通过内部网络和信息化技术实现业务流程电子化，提升工作流程效率、降低操作风险，核心系统的重点在于安全和稳定。而数字化改革的重点是以客户为核心，需要快速响应和灵活拓展能力，以定制化、场景化的金融服务满足客户需求，因此传统IT系统与以客户为中心的数字化系统衔接与整合需要一定时日。 二是转型所需投入成本较高，需权衡投入产出比。战略转型、软硬件改革等需要较大的金融科技投入和人才吸纳成本，短期内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形成影响。2019年，上市银行平均金融科技投入分别占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的2.3%和7.0%。持续高额投入能否成功转型，未来创造更高额利润、有良好的投入产出比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银行在考虑进行改革时会不断权衡转型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三是数据处理和分析难度大。传统银行数据库的信息具有碎片化、非结构化的特征，各项业务和项目运行是单独的数据集，使得数据的整合、处理和分析存在较大困难。目前主要以“数据湖”的形式将所有数据集中，再依据所需进行提取加工，但实际操作中，入湖数据的筛选、海量原始数据的输入、高效低成本的提取和分析数据等均存在难点。 2.2 保险科技 2.2.1 行业格局：头部险企和互联网保险公司发展迅速，传统互联网公司加速布局 近几年，我国保险科技发展十分迅速。根据《中国金融科技生态白皮书2020》，2019 年中国保险机构的科技投入达 319 亿元，预计2022年将增长到534亿。头部保险企业和互联网保险公司的科技布局不断加速，中国平安、中国人寿等传统大型保险机构，均将“保险+科技”提到战略高度。 当前我国保险科技市场主要参与方有三类，分别为传统保险公司、互联网保险公司以及互联网公司。 1）传统保险公司是当前推动保险科技运用的主力。在互联网转型的压力下，传统保险公司基于其自身稳定成熟的保险业务模式、产品设计、营销渠道，积极扩大金融科技的运用范围，通过与科技企业合作或自研，提升金融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以中国平安为例，公司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打造领先的科技能力。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科技专利申请数较年初增加4，625项，累计达26，008项 ；在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排名榜中，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位。 2）互联网保险公司是保险科技生态的重要力量。互联网保险公司自创立起就致力于在各方面业务发展创新，与传统保险公司错位竞争，主要围绕产品设计、销售、理赔、售后等多方面，实现线上化、场景化和去中介化目标。以众安保险为例，由“保险+科技”双引擎驱动，围绕健康、消费金融、汽车、生活消费、航旅五大生态，以科技服务新生代，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新保险，开发了众享e家·意外险、骑行保共享单车意外险、尊享e生、童安保等特色互联网保险产品。 3）互联网公司是保险科技生态的新新力量。互联网公司金融科技实力较强，并且具有丰富的流量入口，在将流量与金融科技结合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互联网公司在布局大金融生态的同时，与保险公司深度合作，在保险领域的布局逐步深入，逐步成为保险科技的新新力量。以微民保险为例，作为腾讯旗下保险代理平台，微民与保险公司深度合作，充分发挥腾讯的互联网能力和“连接器”优势，为用户提供性价比高的保险产品以及微保特色的优惠与增值服务。微民保险着重打造“互联网+保险”生态模式、“流量+场景+保险”生态模式、“保险+服务+用户教育”闭环模式，通过结合微保的用户触达、风险识别、网上支付，跟保险公司的精算、承保、核赔和线下服务能力，实现全行业的生态共享共赢，最终让用户受惠。 2.2.2 应用场景：贯穿保险业务全链条 保险业务的核心链条包括产品设计、销售、投保核保、理赔等四个环节。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为代表的保险科技，正在深刻改变保险业务模式，重塑保险业务的核心价值链。 1）产品设计端：提供全面深入数据支持，提升风险定价能力 保险的产品设计是保险业务核心能力，通过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可以为保险产品设计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如利用区块链结合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通过场景获得的数据上链储存，保证数据安全性、真实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建立客户数据库，辅助精算师进行产品开发，提升风险定价能力。 保险科技在产品设计端的运用，一方面有助于保险业务效益提升，实现保险产品精准定价，另一方面提升客户的产品体验，将保费与个人实际情况更精准结合。当前在车险行业较为热门的保险科技运用是UBI车险，即“Usage based Insurance”（基于实际使用的车险），根据《中国金融科技生态白皮书（2020）》，UBI车险采用前装设备、OBD（On-Board Diagnostics，车载自诊断系统）设备以及智能手机，实时收集实际驾驶时间、地点、里程、加速、减速、转弯、车灯状态等驾驶信息，加以分析建模，精准地计算风险保费、设计保险产品。UBI 车险结合驾驶人、车辆、路面状况等多个维度模型的分析，可以准确评估驾驶人员的驾驶行为风险等级，从而确定不同的保费级别，最终实现保费与风险的对价平衡。 2）产品营销端：通过精准定位、定向投放提高转化率 人寿集团公司副总裁盛和泰在撰文中表示，通过金融科技运用，“保险公司将保险服务融入客户所处的网络应用场景之中，通过适时风险提示来激发客户投保意愿，推动保险销售从‘干扰型的介入式推销’向‘场景型的融入式营销’转变，实现客户保险消费从‘要我买’向‘我要买’的转变，将保险消费主导权归还给消费者，客户的保险消费体验得到显著提升。” 一是精准营销，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作为主要技术，对客户进行360度精准画像，实现客户群精准定位，同时提高保险营销渠道的精细化管理，在匹配客群及渠道的基础上进行定向投放，提高转化率。 二是辅助代理人业务，通过强大的数据化平台，将各类保险产品主要数据导入，为代理人业务提供手机端可移动、实时、可修改各类参保参数的线上保单生成系统，便于代理人实时制定个性化方案、跟进参保进度等。 三是智能客服，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潜在客户深度交流，获取客户需求以及客户信息，并提供定制化保险方案。 3）投保与核保端：流程智能化，降本增效 在投保与核保环节，保险科技的价值在于帮助企业提升风控能力，实现流程智能化，电子保单与自动核保的应用帮助降本增效。 在投保环节，通过区块链技术，将过去分散的保单管理转为统一链上管理，实现全流程数据化，便利数据分享。 在核保环节，通过区块链及渠道溯源，以链上数据简化投保评估流程，依据参保人全方位的数据信息，对参保人员进行智能综合分析，实现智能核保以及流程自动化，降低成本；依据风险程度做出是否承保及确认承保条件，量化风险。 4）理赔与售后：提高理赔效率，识别骗保风险 通过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保险公司可以显著提高理赔效率、实现骗保识别、提升客户体验。 在智能客服方面，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实现理赔决策自动化，提高理赔效率，减少人工成本。如一些保险科技公司已推出“智能闪赔”产品，实现机构数据打通，能够通过线上操作，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在半天内赔款到位，90%以上的案件10分钟内就能完成查勘，自助理赔率达到60%，提升效率，降低赔付成本。 在理赔反欺诈方面，利用大数据，可以建设智能风控系统识别欺诈风险，改善传统理赔环节存在的数据割裂问题。保险欺诈行为严重损害保险公司的利益，为识别可疑保险欺诈行为，需要开展多方面专项调查，耗时耗力。而借助大数据手段，通过建立保险欺诈识别模型，完善智能风控系统，通过筛选从数万条赔付信息中挑出疑似诈骗索赔，再根据疑似诈骗索赔展开调查，提高工作效率。此外，保险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结合内部、第三方和社交媒体数据进行早期异常值检测，包括了客户的健康状况、财产状况、理赔记录等，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减少先期赔付。 2.2.3问题挑战：数据化进程缓慢、新技术运用尚不成熟 保险科技的运营显著扩大了保险覆盖范围，实现保险业务降本增效。郭树清在2020年新加坡科技节演讲中提出，“数字保险显著拓宽了保险覆盖范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已覆盖近10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并已实现跨省结算。保险机构运用视频连线和远程认证等科技手段，实现业务关键环节线上化。2020年上半年，互联网人身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2.2%，互联网财产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同比增长44.2%。” 当前保险金融科技应用不断向纵深化发展，然而仍面临一定问题： 一是部分保险金融科技应用重销售、轻服务。当前保险科技运用主要集中于销售以及产品设计端，侧重于获取客户信息、塑造场景化保险购买体验，提升产品设计能力以及客户购买意向，但对于售后、理赔便利性等环节的技术运用仍有待提升，切实提高保险服务品质。 二是数据化进程存在挑战，数据储存和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当前保险行业在推进科技运用过程中，部分中小险企数据管理规范有待建立，在数据资源采集、传输、存储、利用、开放等全流程数据化进程建设仍存在问题。部分保险公司积累大量客户行为数据和交易数据，但数据管理水平仍不足，存在数据孤岛化、分割化问题，数据安全性程度难以保障。 三是新技术在保险行业的运用尚不成熟，如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受限于科技成熟度，以及理论向实践转换的问题，新技术应用速度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保险科技在行业内的应用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 2.3 证券科技 2.3.1 行业格局：金融科技投资约200亿，头部券商、互联网券商和软件服务商三分天下 证券行业金融科技投入2019年超200亿。根据中证协，2017-2019年证券业信息技术投入金额从2017年112元增长至2019年205亿元，年均增速35%；信息技术投入占上一年度营收比重从2.80%提高至8.07%。2019年证券行业信息技术人才有13241人，占3.75%。证券领域金融科技参与者主要包括大型综合类券商、互联网券商和软件服务商。 1）大型综合类券商通过自建团队、合作开发等方式，注重培育自主研发能力。国泰君安成立数字金融部、华泰证券成立数字化运营部、中金与腾讯成立合资技术公司，2019年，国泰君安、华泰证券、中信证券信息技术投入位列前三，投入规模分别为12.4亿元、12.0亿元和11.4亿元。 2）互联网券商主打流量运营。东方财富从互联网转型券商，注重科技赋能，研发人员占比近40%。根据中证协，2019年东方财富信息技术投入占营收比重25%，遥遥领先于其他券商，旗下“东方财富网”PC端和APP分别贡献日活6252万人和月活4141万人。 3）软件服务商专注产品开发。同花顺将人工智能导入传统的理财顾问服务，提供投资建议，2019年研发投入占营收25%，研发人员占65%。恒生电子为证券等金融机构提供IT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超过40%。 2.3.2应用场景：广泛应用于零售经纪和机构业务 金融科技广泛应用于证券行业经纪交易等标准化业务上，在投行、合规风控等依赖人力和经验的业务尚未大规模应用。具体体现：以互联网、大数据升级移动终端、精准获客，以智能投顾增加客户粘性和服务附加值，以流程自动化RPA技术和数据仓库提高PB机构服务。 1）零售经纪：人工智能、大数据助力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升级。券商零售业务服务于C端客户，包括经纪、投资咨询、财富管理等业务。金融科技作用，一是互联网大数据营销，升级一站式终端平台，通过身份信息、交易数据，挖掘客户在理财、基金、融资、财富管理等深层需求，精准营销；二是智能投顾，运用金融科技、量化模型、智能算法等技术打造智能投顾平台，客户输入条件，即可筛选标的、生成资产配置方案，不但降低人工成本、提升投顾效率，而且扩大对长尾用户的覆盖范围。 2）机构业务：RPA、数据仓库打开PB发展空间。券商机构业务包括做市、托管等，存在海量交易数据和标准化流程。其中PB业务涉及为私募基金等专业投资者提供交易、估值、清算、风控等一揽子服务，对信息系统稳定性、时效性要求高。RPA技术（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基于人工智能完成重复工作，应用于量化交易平台，是券商和软件供应商发力方向。大数据和云计算集合，支持PB级数据和秒级处理，数据仓库存储容量将得到大幅拓展，满足日常监控、交易分析等需求。 3）投行业务：区块链在资产证券化潜力大。区块链具有不可篡改、可追溯、可溯源、可验证的特征，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资产证券化产品底层穿透，会计、评估、律师等中介机构上链尽调，显著推动新经济资产证券化业务。2017年，百度-长安新生-天风2017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是首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场内ABS，基础资产为汽车消费信贷。 4）合规风控：构建智能风控体系。通过大数据、智能算法构建智能风控体系，多维度数据综合评估，加强线上业务合规审查，达到欺诈行为、异常交易、反洗钱识别监控效果，进行“全面风险管理”，保障投资及资产安全。 2.3.3问题挑战：科技投入和应用深度不足，同质化严重 证券行业在金融科技投入不足、业务复杂，金融科技应用多停留在系统建设表层，难以实现前沿金融科技融合创新，依靠金融科技实现差异化发展仍任重道远。 一是整体投入方面，证券业金融科技整体投入不足。证券行业为轻资产模式，整体资金实力较弱，2019年中国券业技术投入205亿元，头部券商投入规模在10-14亿元。相比之下，不但落后于银行业1079亿、保险业330亿元的信息投入水平，而且与国际投行相差甚远，摩根士丹利、高盛信息技术投入超过10亿美元，通过自研和大手笔收购布局金融前沿技术。 二是应用深度方面，金融科技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不足，同质化严重。目前券业处于数字化探索转型期，线上化、智能化已经渗透到各个业务链条，但大部分停留在信息系统建设、移动终端平台等层面，对前沿金融科技投入和应用不足。根据艾瑞咨询，2019年证券公司投入在云计算大数据、AI、RPA、区块链金额分别为3.3、2、0.6、0.5亿元，合计在信息技术投入占比2.9%，金融与科技如何深度融合发展尚未形成共识。 三是外部环境方面，证券科技创新复杂性高，面临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证券业前中后台种类较多，业务之间数据共享、系统串联和防火墙要求严格，金融科技基础设施牵一发而动全身，证券行业技术创新受到严格监管。能否突破系统壁垒、打通数据孤岛，需要在顶层设计层面予以统一明确。 2.4 资管科技 2.4.1 行业格局：规模庞大、背景多元，但科技渗透较低 资管行业参与者包括以基金、银行理财、信托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机构。截至2019年，大资管行业存量规模约82万亿元，银行、信托、公募基金、基金专户及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保险资管、期货资管分别占28.5%、26.3%、18.0%、10.4%、13.2%、3.4%、0.2%。此外，还有私募基金、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等众多非持牌参与者。 基金行业以二级市场标准化产品投资为特色，金融科技辅助投研决策。主动型投资对基金经理个人经验依赖度高，目前的金融科技水平难以完全取代人力作用，主要起到智能搜索、投研辅助作用。根据艾瑞咨询，2019年中国基金行业整体技术投入为19.8亿元。基金业协会2020年《资产管理行业金融科技应用现状调查分析报告》，22家公募基金对金融科技年投入额在千万级别，受访公募基金对金融科技投入占收入比重低于5%、介于5%-10%、超过10%，分别占54%、39%、7%。 以信托为代表的非标投资机构，金融科技水平较低，仍处于探索期。根据信托业协会，2019年信托公司投入信息科技建设的金额约15亿元，主要应用场景是提升信息化系统、消费金融智能风控等方面。 2.4.2应用场景：辅助投资决策，提高金融产品设计能力 金融科技在资管行业的应用场景，除了系统改造降低成本、大数据获客等常规应用，在投研管理、被动产品开发、客户资产配置方面表现突出。 主动投资方面，机器学习在信息筛选、模型搭建方面表现突出，辅助主动管理型投研决策。基于人工智能的投研系统，在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算法优化方面远高于人力，落地场景包括，1）信息筛选：大数据、机器学习、爬虫技术可以实现多渠道抓取信息，不但全面网罗公告、研报、新闻等传统渠道，而且更好捕捉微博、论坛等市场情绪因子，提高信息有效性，辅助生成投资观点。2）模型构建：利用机器算法构建智能信评、智能风控、量化模型，用于历史回测、情景模拟、未来预测，投资决策模型经过不断训练迭代，更加精确地识别潜在风险和超额收益机会。 被动投资方面，算法和量化模型实现低成本、大规模开发指数产品。国际经验表明，以指数基金、ETF为代表的被动投资发展空间广阔，2019年全球指数型基金规模达到11.8万亿美元，近10年年均增长约15%。金融科技在被动投资应用关键是量化模型开发和大数据处理，为ETF等创新产品设计提供低成本、最优化解决方案。博时基金2019年初曾表示，近两年基于大数据的指数增强基金取得了超越基准指数 10% 以上的超额收益。 2.4.3问题挑战：资管行业大整合，金融科技尚处探索阶段 一是整体投入方面，资管行业技术投入明显不足。无论是以二级市场投资为代表的公募基金，还是以非标为代表的信托，金融科技投入量级仅数十亿，远远低于银行千亿级别和保险、证券百亿级别的科技投入。这是由行业和业务特性共同决定：一方面，资管行业普遍以代客理财的轻资产运营模式，资金体量小，另一方面传统资管业务高度依赖人才、经验、人际关系等定性因素，难以被科技完全取代。但从长远看，重视金融科技投入是资管行业差异化、跨越式发展的必经之路，仍需长期科技投入，培育科技创新文化。 二是渗透深度方面，前沿技术尚未普及。资管行业普遍在信息系统升级改造、互联网获客方面获得长足进展，例如通过自有APP打造运营、互联网平台线上引流，基金公司突破了传统销售渠道束缚，直达用户需求，大幅提高营销效率。但对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科技在投研、风控等核心领域尚未形成普及。相比贝莱德2019年技术投入费用为2.89亿美元，占比近16.4%，自主研发 Aladdin 系统，利用大数据构建的风险管理平台，2019年已获得9.74亿美元技术服务收入。 三是外部环境方面，市场与监管处于磨合探索期，金融科技具体展业方式存在不确定。市场端，近年来面对资管新规、金融开放等挑战，资管行业处于整合和转型阶段，既要压降不符合规定的旧业务，同时还要想方设法创新业务模式，转型任务重、竞争激烈。政策端，监管规则也处在变化和完善过程中，如何规范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如何在确保独立合规前提下实现金融集团与旗下资管子公司业务协同、如何引导财富管理机构健康发展、如何建立信息安全与投资者保护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尚无确定规范，使部分中小机构对金融科技的投入和应用处于观察阶段。 2.5 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 2.5.1 行业格局：大型平台企业主导，细分市场众多 互联网巨头通过丰富场景、海量用户、网络信息技术渗透到支付、借贷、投资、保险等各个金融服务，形成金融科技头部平台。根据毕马威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100强榜单（Fintech100），中国共7家公司列入前50强，其中蚂蚁集团、京东数科、度小满金融等分别列第1、3、6位，是我国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类企业的代表。我们选取蚂蚁、腾讯、京东、百度、新浪、苏宁、美团、网易、字节跳动、陆金所共10家互联网平台作为研究样本。 2.5.2应用场景：支付和借贷为主，逐步转向技术方案输出 1）第三方支付 支付业务是互联网巨头参与金融服务的敲门砖，10家样本企业均完成支付业务布局，通过数以亿计的用户构建金融生态。截至2020年6月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规模达到59.8万亿，支付宝和财付通分别凭借强大的电商和社交属性，占据55%和39%的市场份额，其他竞争者仅壹钱包和京东支付份额超过1%。虽然剩余市场空间有限但支付业务起到重要的流量端口作用，互联网巨头们仍激烈竞争存量牌照，如2020年1月拼多多收购付费通，8月字节跳动入手合众支付，11月快手收购易联支付等。 2）互联网借贷 互联网信贷市场规模巨大，利润丰厚，10家样本企业均有布局。截至2018年底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规模达到9.15万亿。电商巨头旗下消费金融平台凭借流量和场景占据市场优势，2018年市场份额最高达到37.2%；其中，蚂蚁集团互联网平台促成信贷余额最高，截至2020年6月达到21356亿元，其次为陆金所5194亿元。 互联网平台普遍通过助贷、联合贷、赊销等模式开展借贷业务。1）蚂蚁集团、陆金所、京东金条等产品以助贷和联合贷的方式为主，该模式下互联网平台负责获客、信用评估、风控等，金融机构负责提供大部分贷款。截至2020年6月，蚂蚁促成信贷余额2.15万亿，其中表内贷款仅362亿元，占比1.68%，2020年上半年陆金所新增零售信贷284亿元，其中自有资金放款比例仅为0.7%，其余60.6%的资金来自49家银行银行、38.7%的资金来自信托计划融资。2）京东白条以赊销模式为主，该模式下，京东数科与电商合作，提供数据支持和风控等服务，针对用户使用京东白条产生的应收账款进行资产证券化。 3）互联网投资理财和保险 互联网平台集合银行存款、公募基金、股票、保险等各类资产，试图打造一站式财富管理平台，为金融机构导流。截至2018年，我国互联网理财市场规模达到5.67万亿元，同比17.1%。截至2020年6月蚂蚁集团与约170家资产管理公司合作，促成资产管理规模约4万亿元，根据澳纬咨询的统计其市场份额约为48%-51%，其次腾讯金融管理规模超过8000亿元，陆金所合作机构达429家，AUM为3742亿元。 4）科技输出 头部互联网平台去金融化，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提供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投入方面，2020年上半年，蚂蚁研发投入57.2亿元，占收入比重7.9%；京东数科研发投入16.19亿元，占收入比重15.7%。产出方面，蚂蚁集团在数据库和区块链领域的布局成果卓著，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支付宝申请公开的全球区块链发明专利数量分别为1505项、1457项，全球位列第一；2019年蚂蚁自研的Oceanbase数据库在被誉为“数据库领域世界杯”的TPC-C基准测试中，成为首个登顶该榜单的中国数据库产品。而京东数科重点在发展智能城市业务，例如京东以自研“智能城市操作系统”为指挥中心，打通南通市9个委办局、12个系统联动，打造危化品全流程监管创新应用；2019年10月京东与中储发展公司合资成立“中储京科”共同研发在大宗商品领域的“区块链+物联网”的应用技术。 2.5.3问题挑战：高杠杆、系统性、隐私保护、垄断地位 1）高杠杆放贷转移风险。蚂蚁等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的信贷业务放杠杆过大，引发监管担忧。拆解蚂蚁发现，大部分以ABS、信托计划、联合贷款等形式将信贷资产转移到表外，避免了自身承担违约风险，坏账风险将转嫁至出资的金融机构；虽然有技术和数据保驾护航，但如此大体量信贷存量一旦出现极端环境、风控模型失灵，社会隐性成本难以估量。 2）数据确权与隐私保护问题亟待改善。大型科技公司实际上拥有数据的控制权，数据资产成为科技公司产品开发、精准营销、业务拓展等基石。但是，一些科技公司利用市场优势，过度采集、使用企业和个人数据，甚至盗卖数据，这些行为没有得到用户充分授权，严重侵犯企业利益和个人隐私，因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有效的数据采集、使用、交易机制亟待解决。 3）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市场。无论传统行业或新兴行业均可能形成垄断，新经济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大规模资本的支持下，形成自然垄断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广，用户粘性更强，由平台垄断造成的危害消费者权益、榨取剩余价值、挤压小企业生存空间等负外部性可能更大，诱导过度消费、会员之上再收费、“大数据杀熟”、捆绑销售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屡见不鲜。 3 监管导向：监管升级，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 我国高度重视信息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拓展，早期以包容创新为导向，但随着风险积累与暴露，金融监管全面升级，2020年进入监管元年，规范与发展并重。 3.1 吸取P2P教训，从包容创新到整治规范 2018年前，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包容性政策为主。2017年5月，央行成立专门“金融科技委员会”，定位于“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与统筹协调”，标志着金融科技行业迎来监管层面的重要支持与规范。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专门提出了“智能金融”的发展要求，12月，工信部印发《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将“金融”列为智能产品应用的重要方向之一。 业务模式日益复杂、交易规模迅速增加，挑战监管能力。随着P2P网贷大面积暴雷、非法代币融资等风险事件频发，动摇金融稳定，负面影响深远，暴露出分业监管漏洞。2018年多部委联合开启整治风险行动，清退P2P平台、地方交易所、加密货币等，整肃市场秩序。 3.2金融科技进入监管元年，创新与规范并重 2020年以来，金融科技在经历爆发式增长后，行业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缺失，系统性风险累积，引起监管高度重视。吸取P2P事后监管教训，监管层提前预判风险，出台政策整治互联网贷款、网络小贷等，约谈金融科技巨头，平衡创新与风险的关系。 一是顶层设计上，金融科技的发展与监管上升至重要地位，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重。央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从国家层面对金融科技发展做出全局规划，制定《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目录》等明确金融科技技术标准、业务规范、风险管控等政策，出台针对移动支付、网络借贷、数字货币等监管强化文件。12月16-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2021年八项重点工作之一，并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未来新金融必然匹配新监管，既要保持创新活力，又要防止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割韭菜，防止金融业务“无照驾驶”导致监管失效。 二是监管主体上，跨市场跨行业监管提前介入，不留监管死角。金融委统筹协调，10月31日刘鹤副总理主持金融委会议时强调，“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明确持牌经营监管方向。央行正式实施《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金控必须持牌经营。银保监会、证监会在细分领域出台监管办法，如互联网贷款新规、网络小贷新规、互联网保险新规。同时非金融监管机构迅速介入，最高法规定民间借贷最高利率不超4倍LPR，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监管机构涵盖金融业务、数据安全、互联网等度方面，体现全方位、跨行业监管思路。 三是监管思路上，中国版“监管沙盒”试点推出，有望打造培育创新与规范发展长效机制。2016年FSB提出金融科技监管评估框架，一是判断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是不是创新，二是评估创新动力是提高效率还是监管套利，三是评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成为全球金融创新监管共识。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2015年提出“监管沙盒”（Sandbox），针对难以判断影响的金融科技创新，先选择进行小范围试行，监管部门与企业共同设定范围、参数等，若创新确实提高效率并风险可控，则允许在更大范围应用。截至2020年5月，FCA已开展5批测试，参与企业累计118家。中国央行2019年12月启动“监管沙盒”，截至2020年8月已有北京、上海、成渝、粤港澳、苏杭等地区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推出60个试点项目，有望打造培育创新与规范发展长效机制。 4 展望和建议 2020年是金融科技发展分水岭，如果说上半场关键词是巨头崛起、创新商业模式为王，下半场则是重建规则、靠硬实力取胜。金融科技未来发展面临四大趋势。 趋势一：步入监管元年，短期内面临强监管，长期仍鼓励创新与风险预防并重。金融科技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我国金融科技发展迅猛，不可否认依托大数据优势让金融惠及更多长尾客户，移动支付方便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主体多元化、跨行业、去中心化，部分互联网金融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实质进行监管套利、甚至触犯法律，传统的机构监管、事后监管难以全面管控金融风险，对金融监管带来一定挑战。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进行，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社会和市场效率的支持，同时树立监管底线，才能保证金融科技发展行稳致远。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剑指平台型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乱象。展望未来，针对金融科技相关监管将大幅提速，引导行业稳健发展。 趋势二：金融科技前景依然广阔，市场主体多元化，合作大于竞争。在供给端，中国具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发达的互联网5G等基础设施，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数据基础；在需求端，普惠金融程度尚存短板，金融科技空间仍然巨大。互联网巨头具有场景和流量优势，但在金融严监管、持牌经营背景下，纷纷“去金融化”；传统金融机构具有牌照和资金优势，明确数字化转型战略，选择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或与互联网公司加深合作。未来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公司以及细分赛道中小型服务商仍将在竞争中长期共存。 趋势三：随着新基建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及大数据深度融合，推动金融科技发展进入新一阶段。根据《中国金融科技生态白皮书2019》，从各项技术的运用领域来看，大数据是基础资源、云计算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依托于云计算和大数据，区块链为金融业务基础架构和交易机制变革提供条件，但是离不开数据资源和计算分析能力的支持。当前各个技术发展程度各有不同，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成熟度较高，但在应用方面，系统云集中面临的传统信息系统改造升级压力较大，大数据平台构建在系统稳定性和实际使用效益方面面临挑战，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处于技术演进发展阶段。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随着5G、芯片等基础技术发展，四项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将会更加趋向深度融合，技术边界削弱，技术创新将会集中产生于技术交叉和融合领域。 趋势四：商业模式或被重塑，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普惠金融、提高科技硬实力是三大发力方向。随着金融科技发展逐步进入深水区，社会舆论对互联网金融利用监管规则漏洞加杠杆、“普而不惠”、进军“社区团购”提出质疑，政策引导互联网巨头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科技创新意识。展望未来，在持续的政策引导下，大型互联网企业有望进一步利用数据和技术优势，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排头兵的责任，着眼攻克更长远的前沿技术难题，力争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服务实体经济，在解决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上发挥成效，与国家战略相契合。 中国金融科技已经走在世界前列，金融为民、科技向善，加强监管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培育新经济，提高我国经济金融和科技实力。我们建议： 1）落实金融科技监管，树立监管底线。金融科技是把“双刃剑”，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进行，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社会和市场效率的支持，同时树立监管底线，才能保证金融科技发展行稳致远。在监管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将良性金融创新与“伪创新”区分开来，更好地保护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对于以监管套利、无序扩张为主要形式的“伪创新”，坚决予以整治和取缔。 2）完善金融科技行业标准和监管规则，明确市场预期。金融科技产业同时具备金融属性和科技属性。在金融属性下，业务存在复杂性、专业性，业务数据存在较高的保密要求，在科技属性下，业务技术迭代速度较快、灵活性较高。未来在金融科技持续推进的大趋势下，亟待统一金融科技产业规范、技术标准。 3）健全数据规则，完善数据确权、隐私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议通过立法明确数据资源具有公共属性，敦促平台对数据的使用、筛选、处理等过程进行全流程管控，对用于共享或交易的数据进行严格的脱敏处理；对于过度采集、使用企业和个人数据，甚至盗卖数据等严重侵犯企业利益和个人隐私的行为予以处罚。 4）落实反垄断法律法规，关注和防范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当前部分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的信贷业务放杠杆过大，引发监管担忧，平台大部分以ABS、信托计划、联合贷款等形式将信贷资产转移到表外，避免了自身承担违约风险，坏账风险将转嫁至出资的金融机构；虽然有技术和数据保驾护航，但如此大体量信贷存量一旦出现极端环境、风控模型失灵，社会隐性成本难以估量。要将大型互联网平台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加大力度整治市场乱象，防止平台风险跨行业跨领域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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