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又有新动作。 9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会议通过《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着眼服务实体经济，明确金融控股公司准入规范。 2019年的《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将尽快推动金融控股集团的管理办法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细则落地实施，对金融控股集团实行并表监管，建立特殊处置机制，妥善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 在业内看来，这意味着金融控股集团的管理细则可能即将落地。“实行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是要国务院决定的，之后央行再发具体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大概是这样的流程，这也说明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快落地了。”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记者表示。 哪类机构应申请设立？ 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创新，金融控股公司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 目前，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大体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以单一金融机构发起设立，逐渐向综合经营发展的金融控股集团，主要是一些大型银行、保险等机构；第二类是大型产业类企业发起设立金融机构，并将这些金融机构统一管理，形成集团化运营模式，主要是一些实力较强的央企；第三类是地方政府利用区域优势，通过重组整合新设等方式组建的金融控股集团，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主要是一些比较开放、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区域；第四类是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多个领域开展金融业务，逐渐形成事实上的金融控股集团。 人民银行已于2019年7月26日就《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内容，投资控股两类或两类以上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且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集团，应向央行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涉及的行政许可事项由国务院决定。 此次国常会会议明确，非金融企业、自然人等控股或实际控制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并且控股或实际控制的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符合要求的，应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 董希淼表示，在一定程度上，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资源和客户的分类、整合和资源协同，实现金融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多方位服务，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 风险拆弹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个别金融控股集团、农村金融机构风险可能逐渐暴露，非法集资形势仍然复杂。 对于金控集团暴露出的风险，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就曾指出，一些非金融企业投资动机不纯，通过虚假注资、杠杆资金和关联交易，急剧向金融业扩张，同时控制了多个、多类金融机构，形成跨领域、跨业态、跨区域、跨国境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风险不断累积和暴露。 2018年5月以来，监管部门就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5家企业开展模拟监管试点，包括招商局集团、上海国际集团、北京金控公司、蚂蚁金服和苏宁集团。 此次国常会强调，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要依法依规、稳妥有序推进实施，防范化解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董希淼认为，从微观运行角度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近年来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一些非金融企业和自然人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野蛮生长，盲目进入金融业，甚至将金融机构作为“提款机”。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制度，对非金融企业和自然人控制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监管空白，其风险不断累积和暴露，影响了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加强监管和规范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将有助于补齐监管短板、减少监管套利、防范金融风险，有助于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此外，此次国常会还指出，今年以来，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实施一系列精准适度的金融政策，对保市场主体、促进经济恢复性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保持政策力度和可持续性，不搞大水漫灌，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以促进经济金融平稳运行。
8月31日，证监会披露了对万和证券、中邮证券和宏信证券的相关处罚。其中，宏信证券因存在违规新增表外代持等问题被采取暂停资产管理产品备案6个月的行政监管措施。同时，上述3家券商的多名员工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监管在出台资管新规以及配套政策的基础上，前期主要是从政策层面对大资管行业进行规范和引导，目前则开始对各种不规范行为进行重点监管。”华南地区一家中小券商的负责人称，监管此次可谓重拳出击，并追责到人，这在以往是比较罕见的。 为何中小券商资管业务问题频出？这位负责人分析表示，中小券商一般为了发展业务，在风控管理等方面比较粗放，且同时存在各种监管套利和钻空子的行为。类似人员岗位混同，投资决策、风险控制和交收结算等关键岗位兼任，混合操作；对异常交易缺乏管控；信息监测系统建设不完善，资管系统风险阈值调整不审慎；对投资标的的真实性核查不足，尽职调查缺失等违规现象时有发生。 “我们也在需要整改范围之列，所以现在一刻也不能松懈。”这位负责人表示，公司正将主要精力放在内部合规体系的建设上，一方面是对交易、投资、信评、营销等环节严格分离，设置好隔离墙。另一方面，是控制好非标规模，遵守监管底线，在合规范围内展业。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行业监管从严已是大势所趋。从大的方向上讲，这也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对资管行业的从严监管是对资管新规的落实和执行，有利于规范和促进资管行业的良性发展。
8月30日，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风险分类管理办法》（下称《分类办法》），这是深交所推进分类监管、精准监管、科技监管，健全风险防控制度，提升一线监管效能的重要举措。 科技赋能分类监管 分类监管是落实上市公司监管要求的基本方法和有效途径。近年来，深交所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开发建设风险监测智能平台，推进监管经验与智能科技深度融合。深交所表示，《分类办法》在总结监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风险分类监管制度，是构建“人工+科技”监管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据悉，风险监测智能平台汇集了财务数据、股价走势、股权明细、股份质押、重大投资、违规处分等多维度信息，构建的风险分类评级模型实现了对上市公司的“全面体检”，为分析评估研判公司风险提供智能辅助。 深交所表示，通过分类评级模块识别风险、风险台账模块全程跟踪风险、风险动态监测模块实时监控风险，风险监测智能平台打造了多层次、立体化、全链条的风险监测体系，有效支持风险早发现、常跟踪、快处置。 分类施策推动精准监管 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监管思路，《分类办法》明确对不同类别公司实施差异化监管安排，优化监管资源分配，提升监管工作的精准性。 《分类办法》明确，对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对高风险类及次高风险类上市公司重点配置监管资源，对其信息披露、并购重组、再融资等事项予以重点关注。 《分类办法》规定，高风险类公司信息披露考评不得为A、取消信息披露直通车资格、年度报告双重审查、公开年度报告问询函及回复等，引导上市公司聚焦主业、诚信经营、规范运作。《分类办法》进一步压紧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督促中介机构勤勉尽责。 此外，《分类办法》聚焦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等“关键少数”，增加相关人员合规培训频次，督促其明规则、守底线、知敬畏，从源头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资源共享强化监管协作 《分类办法》明确了有效使用分类监管信息的工作机制。一是完善与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分类监管沟通协作机制，共享监管资源，推进监管协作，合力化解上市公司风险，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二是向地方政府通报有关情况，配合地方政府共同防范化解公司风险。三是向高风险类公司通报其评级情况，强化分类评级结果对上市公司的督促警示作用，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深交所表示，围绕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核心目标，将持续完善基础制度，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抓好《分类办法》落地执行，推进分类监管、精准监管、科技监管，着力促进上市公司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和规范运作水平，致力于打造高质量上市公司群体，共建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
香港证监会原则上对数字交易平台发牌，为投资者注入“强心剂”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江月 香港报道 近日，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对一家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原则上批准了1号牌(证券交易)和7号牌(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这意味着香港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对香港日渐流行的虚拟资产交易，迈出了监管的一步。 获批1号牌和7号牌的是数字资产及金融科技公司OSL(OS Limited)，其为香港上市公司BC集团(863HK)旗下公司之一。它将在香港证监会监管下，进行数字资产(包括证券型代币)的经纪和自动化交易服务，不过，尚要等待OSL满足最终核批的全部条件。根据BC集团公告，今年1-6月，OSL数字资产平台业务收入6110 万元人民币，同比上升47%。其中，交易量为610亿元人民币，为去年同期的5.2倍。 监管介入有助行业扩张 经营机构获得“发牌”，即成为香港证监会监管下的持牌机构，有助于在市场上获客营销。BC集团行政总裁Hugh Madden表示：“传统金融机构一直对数字资产很感兴趣，然而明确的监管准则的缺失使他们望而却步。”他认为，这次发牌给有兴趣的投资者注入了“强心剂”，能促进数字资产的大规模普及。 OSL总裁Wayne Trench表示：“证监会在2017年已经着手为专业和机构交易商开发数字资产生态系统，这足以证明证监会在这范畴的远见。就最近全球对数字资产监管的进展，新兴的数字货币试验以及日益增长的无现金社会，证明了数字资产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他认为未来几个月乃至数年间，香港将会迎来机构对于数字资产投资的急速增长。而香港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博士对媒体称，香港对数字资产的态度向来积极，处于亚洲前列，有助保持其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他认为这次香港证监会原则性发牌，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对未来整个亚洲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巨大。 平衡创新与安全 这次批准标的相关的证券型代币，是指符合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下“证券”定义的虚拟资产。香港证监会在去年11月6日宣布，对在香港运营并就至少一种证券型代币提供交易服务的平台，开始接受其申请牌照。香港证监会同时发布了关于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新监管框架。 根据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监管细则，香港证监会就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采纳的监管标准，与适用于持牌证券经纪商及自动化交易场所的标准相若。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欧达礼(Ashley Alder)表示：“监管机构需对创新科技带来的效益持开放态度，但亦应作好准备，解决某些金融科技为投资者带来的风险。我们决定推行这个新的监管框架，是因为这显然切合公众利益，让投资者能够选择在受到妥善规管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上进行买卖。” 香港证监会去年11月发布关于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立场书》，其中披露称，当前香港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达数十个。不过，香港证监会也表示，部分平台可能会决定不申请牌照，是它们的自由选择，它们可能认为香港证监会的监管过于繁重，或者宁可经营完全不受规管的业务。香港证监会表示，只要它们能确保在其平台上买卖的虚拟资产并非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证券”或“期货合约”即可。 内地地方政府表达兴趣 今年上半年来，数字资产交易也引起了内地部分地方政府的兴趣。海南工信厅在今年5月提出加快区内区块链产业发展，其中，支持龙头企业探索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建设。同月，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将推动设立数字资产交易中心。 (作者：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江月)
01 关于房地产，又开了一次重要的工作座谈会。 上一次的“房地产工作座谈会”，是一个月前的7月24日，坐在一侧的是韩正副总理以及央行、银保监会、住建部等，坐在另一侧的是10个城市的一把手。 会议前后，热点城市紧缩性的调控政策疾风暴雨。 这段时间，楼市开始消停一些了，看来，只要责任落实了，不缺真调控。 这一次呢？也一样。坐在一侧的是，住建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交易商协会等，坐在另一侧的是一大票重要的房企。 会议的主题是，“房企融资监管”。 我看了一下最近房企融资的情况，发现真收紧了。8月份，上市房企境内信用债净融资（扣除到期的），只有不到30亿。 看来，座谈会开在后面，工作已做在前面了。调控的形式变了，发文要层层传达、执行会有折扣。面对面座谈，“敲打”谁，对象明确，主体责任落实了。 “7.24”座谈会，让地方政府把主体责任担起来，不能借“疫后纾困”变相刺激楼市。会上答应了，白纸黑字，会后还敢犯上吗？ 所以，18个城市重点二手房成交量，连续3周下降，这就是效果。 管住地方政府后，下一步要管住钱。 但这个有点难？资金永不眠，钱像水，又如蜜，从央行到金融机构，再到社会毛孔，哪里有利往哪走，很难监管。过去吃了多次亏，2009年扩内需的4万亿，表面看一分钱没进楼市。 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启，金融创新轰轰烈烈，资本市场、信贷市场，一片繁荣。但是，自此史无前例的金融乱象（影子银行、通道融资、P2P等）也开启了，股市和楼市无比繁荣。尽管，一批互联网独角兽脱颖而出，但代价也无比巨大，比如各线城市房价翻了一倍，再无洼地。 未来，疫情常态化，外部环境不友好，搞国内“大循环”，就要把中小微和民企，这些涉及到千千万万国民就业和消费的主体，拉入到经济和要素的“大循环”中。 因此，降成本还得继续推进，货币政策的宽松基调，很难改变。脑壳疼的是，这个时候搞货币宽松，最怕跑冒滴漏。 02 受疫情影响，加上前几年去杠杆、去产能，环保攻坚等，中小微挺受伤。 笔者身边，很多中小企业倒闭，苦苦支撑的，赚钱也特别艰难，临街商铺一片萧条。 目前，社会消费品零售还在呈现近两位数的负增长；占固定资产投资60%、就业80%（占新增就业90%）的民营企业投资，还在负增长；7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仍持平在5.7%的高位，实体零售和制造业正是艰难时？ 但同时，房地产却是一派繁荣景象。 近几个月，70城新房价格上涨数在60个左右，也就是说，大部分城市的房价在上涨。 更重要的是，上半年开发商业绩完成的不咋地，平均只有51%，但在7月份，到位资金却居然奇迹般地转为“正增长”了。而且，地王又开始热闹起来了。 笔者所在的广州，南沙新区楼市最近很热，被挤出的深圳投资客，占据了一半的市场销量。南沙楼市火热，地王也接二连三。 8月12日，南沙湾地块成交楼面价19116元/平，刷新了2018年初越秀创造的楼面价17231元/平地王。但是，这个地王的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赶了下来。 7天后的8月18日，深圳本土房企深业置地，拿下南沙横沥岛摇号宅地，成交总价为40.05亿元+配建2.32万方，折合楼面价19140元/平，溢价约24%，成为南沙新地王。 当下的地产，吸金能力比任何时候强。更关键的问题是，根本搞不清资金是怎么进入楼市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5月份传言房抵经营贷进入深圳楼市，上面来检查，只查到3笔。笔者估计，可能也查不到。 想想也是正常，金融创新到这个程度，监管还真未必跟得上，套利的驱使下，只要利润预期足够大，就会削尖脑袋钻空子。 记得2016年，某一线城市搞调控，给人行派活儿，搞清房企购地资金来源。参会人员说，负责处室编制就这么几个，开会的人、做报表的人都派不出来，房企购地资金，这么复杂的事儿，我们根本无法搞清楚。 想想也是，对房企来说，套利有巨大的动力，套利行为是激励相容的。 但是，对某地金融监管部门某个部门、某个办事人员，监管行为不是激励相容的，除非自上而下运动式检查，否则监管动力没那么大。 再说，房企违规融资链条，涉及到央行、证监、银保监和地方金融办、行业协会，涉及到银行、信托、保险、基金、资管、私募、P2P和小贷等。 而且，房企融资的路径极其复杂，底层资产一定是装扮成实体经营的，然后层层嵌套、逃避监管，一笔一笔查，很难达到效果。另外，具体哪个监管部门承担什么，有时候搞不清楚。 怎么办？学习地方主体责任落实的逻辑，面对面座谈，房企对自己负责，这是效率最高的管制。 03 只要给的利率高，就有无数个金融机构、无数个渠道，想蹭过来接济开发商，趁机分一杯羹。 比如，明文规定，购地必须拿自有资金，但很少有开发商真金白银往里砸。多数情况是，老板只拿很少的一部分自有资金（老板算的是自有资金收益率）。剩下的，全部要靠“投前融资”来解决。 信托、保险、基金、资管、私募、P2P、小贷、资金和房产中介等等等，一大票资金掮客、投资机构会蹭过来。大信托被约谈，不让违规放贷，要控制规模，小信托趁机进来，只要给的利率高，只要拿块地抵押，钱不是问题。总之，楼市的吸金能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近期，国家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可以说是一项利国利民，打通国内市场“大循环”肠梗阻的民生工程。 某地召开座谈会，邀请各大开发商参与，希望引入社会资金推进改造。但是，现场很尴尬。 开发商无一响应，齐声答曰：算不过账来。本质上，快钱赚惯了，要让开发商蹲下肥硕的身体，做久久为功的体力活，赚点小利润，怎么会愿意呢？再说，墙外还有商品房项目等着开发，干嘛费那个劲呢？ 总之，货币宽松、降成本继续推进，房地产的吸金能力就与日俱增。中小微贷款难、贷款贵的局面就无法缓解。而且，越是债务率高的房企，越愿意去加杠杆、造地王。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继续融资、继续跑马圈地，这是活下去的唯一路径。再说了，很多房企还要冲千亿、冲5000亿和冲万亿。 现在，头部几个大房企，资源获取优势已高高在上、一骑绝尘、是不是活的很滋润？剩下的第二、第三梯队房企，也要赶快冲上去。 所以，只要资金宽裕、利率较低，加杠杆、造地王，这些套路会愈演愈烈。实体要复苏、中小微要融资，但房地产也要稳定，只好定量分配了。规矩的房企，可以融资，以2019年中期数据为基准，未来存量债务增幅不超过15%。 04 据悉，“8.20”座谈会，祭出了规范房企融资的“345”新规： 一是“3道红线”：剔除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红线二：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红线三：现金短债比不得大于1倍； 二是根据这三大红线，给房企划分为4档：红色档，三条红线全超过；橙色档，超过了两条红线；黄色档，只超过了一条红线；绿色档，三个指标全部及格。 三是每降一档，未来有息负债可增加5%。以2019年6月债务规模为基准，三条红线全超过（红色档），不得增加有息负债，超过两条红线（橙色档），负债增速不得超5%；超过一条红线的（黄色档），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 10%；全部合格的，负债年增速不得超过15%。 尽管没有官方报道，但我觉得是真的。 一方面，这种做法有保有压，杜绝过去一刀切造成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过去，每当融资窗口打开，房企就拼命加杠杆、违规加杠杆，因为知道不久之后就关上了。但是，关上以后，融资萧条，传导到楼市，又不得不放开。 开发商也在赌，未来一定会松绑。这个死循环，也是楼市大起大落的罪魁祸首。这次不同了。债务率太高的，不让你融资了。 怎么办？就转向销售回款吧，销售回款占开发商资金来源的比例超过50%，能把这部分资金盘活了，续命的形势就缓和多了。这样，融资政策不再被动松或紧了。 这其实，就是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的长效机制。 首先，首次通过量化的形式，既保证合理融资需求，又控制资金进入楼市的规模，防范楼市成为金融风险“灰犀牛”。 其次，有保有压、差异化管理。规规矩矩的企业，拿自己资金购地，真金白银投入，风险和现金流是第一考虑，绝非捂盘惜售、造地王的主儿，给予金融支持，没有多大风险。 最后，债务率高的，无法举债维持运转了，只能靠好好买房了，这样，债务率就降下来了。
9地区60个项目 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全面落地 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自2019年12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不到一年时间内，试点已全部落地。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9个试点地区均已公布入箱应用，共60个惠民利企创新项目，涉60余家金融机构以及30多家科技公司。监管人士透露，下一步，将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加快成果推广，同时把关注点转向广大农村地区。 试点全面落地 8月26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继北京、上海、深圳等7个地区公示入箱应用后，最后2个试点地区成都、广州也在8月24日对首批项目进行了公示，由此，我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实现全面落地。 具体来看，广州地区共有5个创新项目入箱，应用类型全部为金融服务，覆盖业务领域含安全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服务、线上金融服务渠道、普惠小微融资及跨境结算服务。而成都入箱的6个项目中，在应用类型上呈现科技、金融“五五分”的趋势。 目前，我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覆盖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成都、广州、苏州、杭州、雄安新区9个试点地区60个惠民利企创新项目，涉60余家金融机构以及30多家科技公司。在试点项目上，均采用科技创新、服务小微、风险可控等原则，且结合了当地金融与科技的优势资源；另在业务范围上，也从最初的支付领域扩展到后期的保险、征信领域、风控应用等。 具体来看，60个项目中，包括35项金融服务、25项科技产品，业务领域覆盖供应链金融、手机POS创新应用、小微企业在线融资、非接触金融服务、政务数据融合产品、数字风控产品、智能银行、智能化农村金融服务等。 另从机构参与方面，各地均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发现，目前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50余家商业银行，京东数科、小米数科等30余家科技公司，此外还有百行征信、成都金控征信数家征信机构，中国移动、电信集团2家通信运营商，拉卡拉、传化支付等支付机构，以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入围，此外亦有央行苏州市中心支行、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参与。 各地入箱均有特色 “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进度受疫情等大环境影响较小，进度基本符合预期，目前来看项目入选的思路比较清晰，注重其创新性及普惠性，各地也都拥有自身的一些特色，对营造创新氛围、推动前沿领域成果落地应用方面带来积极影响。”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如是评价道。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则认为，从目前试点应用情况看，均采用科技创新、服务小微、风险可控等原则，结合了当地金融与科技的优势资源，并各自具有一些特点。比如北京数量最多、落地最早，应用范围上涵盖更广，除了覆盖到银行，还包括保险、非银行支付等领域。上海和深圳在试点数量上相对少，深圳最少，二者主要都围绕银行相关业务创新。 在于百程看来，上海在技术选择上更青睐区块链，至少有一半项目涉及。深圳试点项目也结合了当地的特点，一是独有的百行征信信用普惠业务创新，二是针对境外人士的收入数字化核验产品，均具有深圳标签。重庆、成都的试点应用有以方言作为智能银行的研究重点，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这也是银行业务智能化中的一个痛点。 谈及各地入箱项目特色，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车宁也称，目前，各地选择的项目主要跟当地不同的城市定位及产业基础相关，例如北京偏基础科技类应用会比较多，上海则更偏重区块链，深圳外向型科技应用特色明显，而成都、重庆等地方特色则比较鲜明。 后续关注点转至农村 9个试点地区监管沙箱全面落地后，针对机构如何出箱同样引发关注。在苏筱芮看来，预计监管将会在对应项目出箱之际，出台或完善相应的监管细则，明确项目负责人及对应监管的各项责任，并开通相应公共监督渠道。 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加快成果推广，同时把关注点转向广大农村地区，注重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赋能乡村振兴战略。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随着监管沙箱试点城市、试点应用的持续增加，和当地金融科技产业发展呈正相关态势，随着机制的成熟，后续范围仍将进一步扩大。 正如于百程所称，金融科技业务具有互联网化的特点，试点范围的稳步扩大，有利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保持地区间金融科技发展的平衡，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也利于开展跨区域的监管和经验交流。目前看，各地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在按照既定的节奏进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另一资深人士同样预测，随着机制的逐渐磨合成熟，后续监管沙箱很有可能逐渐走出试点，成为全国普适性的机制。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