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央行微信公众号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已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截至5月5日累计确诊病例超370万人，死亡病例超25万人。因疫情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将2020年全球GDP增速预测从1月份的3.3%下调6.3个百分点至-3%，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世界银行也将东亚-太平洋地区2020年GDP增速预测从2019年的5.8%放缓至2.1%。 疫情对全球经济运行产生明显影响。首先，各国采取了封城、停工、隔离等措施，基本停止了必需品生产以外的经济活动，经济陷于停滞。其次，国际贸易严重萎缩，降低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受疫情影响，今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至32%，可能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水平，而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进一步带动外需下降，给外贸部门带来较大压力。第三，大部分产业短期“休克”，对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造成影响。近几十年来，全球一体化大生产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来源，各国经济活动停滞容易引发全球供应链受阻甚至中断。第四，疫情还影响了全球投资者预期，国际金融市场“黑天鹅”事件频发。3月份美股大幅下跌四次触发熔断机制，4月20日国际原油期货结算价历史上首次跌至负值，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低迷叠加共振。 疫情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是企业生产经营安排受到影响。春节假期延长、延迟复工减少了有效工作日，部分省市限制交通也影响了生产所需的人员和物资流动，有关损失已在一季度GDP增速中体现。二是需求面指标同比放缓。今年以来，零售、餐饮、旅游等消费支出明显下降，疫情还深刻影响了经济主体行为，特别是消费者可能较长时间减少到商场、影院等人流密集场所的消费。三是外部输入型风险将继续冲击国内经济。国际贸易受阻的状况短期难以改善，外需可能继续下降，进一步拉低我国经济增速。总的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化。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一季度末，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接近全面复工，全国多地餐饮、酒店等企业也陆续恢复营业，交通物流进一步恢复。3月份以来经济数据已有所好转。 但也需关注以下风险，一是全球疫情持续时间及负面影响可能超预期。欧美发达国家疫情仍然严重，重启经济的努力效果需要观察。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农产品出口国新增确诊上升较快，全球疫情未来走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二是主要经济体高度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和溢出效应需密切关注。货币和财政政策仅能对冲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及金融形势根本上仍取决于疫情防控进展，非常规政策的负作用也会逐步显现。三是国内经济仍面临较多挑战。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居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上升，产业链复工复产的协同配合有待增强，主要农副产品保供稳价需不断夯实。四是我国国际收支和跨境资金流动也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央行大幅放松货币政策加之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领先，人民币资产较高的收益和相对的安全性可能吸引跨境资金流入。另一方面，外需持续走弱、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也可能引起出口减少和跨境资金流出。 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握好政策出台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处理好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防风险、控通胀的关系，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多渠道做好稳预期工作。加强国际政策协调，有效防控国际疫情的影响。同时，坚持底线思维，对可能的外部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前瞻性做好政策储备，促进国民经济稳健运行。
一季度银行业的经营还是受到疫情影响的，比如全行业整体而言不良是“双升”的，比如A股上市银行中就有两家已经出现营收增速负值，又比如整体而言净利增速又放缓，回到了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行业总体经营仍然平稳，总资产及利润均保持了稳定增长，拨备和资本充足等安全垫也还比较厚实。 官方数据来了。银保监会日前公布了2020年一季度银行业主要监管指标表现，下面来看几组较受关注的数据。 整体表现 压力与韧性并现 资产规模方面。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约302.3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5%，同比上升了1.8个百分点。其中，股份行资产增速达到12.8%，就增速而言领跑整个行业。 对于银行业规模扩张的提速，业内分析观点将其归因于一季度银行业的“以量补价”。当然，这也是金融抗“疫”战中，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以更好支持实体经济。 中银国际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励雅敏还提及，这也离不开监管对银行进行资本金补充的支持。2019年资本金补充后支持业务扩张提速，同时，资金充裕情况下，银行非信贷类资产配置力度同时加大。 未来，行业规模增速有望进一步提升。 净利润方面。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末银行业盈利增速下降，累计实现净利润6001亿元，同比增长5%，这一增速较去年第四季度的5.88%下降了0.88个百分点。其中，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2.09%，平均资产利润率为0.98%。 资产质量方面。一季度末银行整体不良是“双升”的。不良贷款率为1.91%，较上季末增加0.0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为2.61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986亿元。其中，股份行不良率基本平稳，城商行和农商行则出现较为明显的攀升。 有分析称，由于疫情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冲击显现具有滞后性，二季度银行资产质量考验将加大。 “愉见财经”注意到，这种压力在关注类贷款趋势上已经有所体现：一季度关注类贷款40545 亿元，较年初增加2850亿元，增幅明显；关注类贷款占比2.97%，较年初上升0.06个百分点。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在4月份曾提及，疫情冲击下贷款逾期和违约情况增多，不良贷款有所增加。其中，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一些小微企业，餐饮、住宿等行业上升相对较快。 他进一步预计，第二季度和今后一段时间银行不良贷款还会有一些上升，但是幅度不会非常大。“目前，复工复产正在有序开展，监管也采取了很多对冲政策措施来缓释风险，这些措施也开始发挥效果。银行的不良贷款会有小幅上升，但是风险完全可控。” 据悉，针对不良贷款的上升，银行业第一季度加大了处置力度，处置4500多亿元不良贷款，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10亿元。另外处置的渠道也已在拓宽。 风险递补能力方面。一季度末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3.2%，虽较上季末下降2.88个百分点，但拨备水平仍然显著高于监管要求；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4.8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2943亿元；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88%，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94%，资本充足率14.53%，均高于监管“红线”。 总体而言，一季度银行虽受到疫情影响，但仍能保持稳健。这也侧面显示出了银行业经营的韧性。 上市银行排排坐 净利增速回落到2017年以来最低点 再来谈谈行业“资优生”的表现。“愉见财经”统计了A股36家上市银行的经营情况发现，一季度出现了两家银行营收增速负增长。 工商银行和江阴银行和营收增速是由正转负的。工行2020年一季度营收2269.79亿元，同比下滑3.62%；江阴银行营收增速8.51亿元，同比下滑3.35%。 不过这两家银行一季度净利润是稳定增长的，其中工行增幅2.81%，江阴银行增幅8.36%。 此外，农业银行、中信银行、苏州银行、苏农银行等10家银行一季度营收增速由2019年的两位数滑落至个位数。 但也有多家银行营收大增，最厉害的是青岛银行，录得了高达37.6%的增长率(当然也是因为基数比较小)。不过话说回来，人家去年更猛，当时同比横幅是98.69%。 再看净利润。一季度A股上市银行中净利润增速排名第一是杭州银行，增幅19.26%。而渝农商行是唯一一家一季度净利润负增长的上市银行，同比下降6.07%。 渝农商行在年报中表示，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中包含冲回的补充退休福利过往服务成本，导致上年同期净利润较高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较低。 整体而言，银行一季度净利增速有所放缓，是自2017年以来的最低点。 一个参考维度是，36家上市银行中，仅16家银行的一季度净利润增速达到两位数，占比不足一半，且未有增速超过20%的银行；而在2019年一季度，24家银行两位数增长，且有5家银行净利增速超过20%。 话分两头讲。尽管上市银行的营收和净利增长放缓，但毕竟是在疫情之下，上市银行的业绩已经可以算是“超预期增长”了。 “愉见财经”此前查看了好几家主流投行对上市银行一季度净利增速的预计——几乎都在5%以下，而据Wind显示，一季度A股36家上市银行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5.7％，营业收入则同比增长7.9％。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表示，银行业绩的超预期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宏观政策托底效应，另一方面也与银行存量资产配置和自身经营能力有关。 她进一步称，一季度“开门红”策略下，银行资产投放意愿增强，总资产同比增长10.9%，为近年来最高水平；同时，银行主动缩减开支，费用支出平均同比仅仅略增2.8%；再加上非息收入在电子支付、结算类收入稳步增长的情况下保持微增，带来净利润增长2.9个百分点的正贡献等。此外，其它开支的减少、税收减免政策也对净利润增长有小幅贡献。 投资者用脚投票了。目前银行业市净率还是down在谷底，整体还是处于0.66PB左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于银行后续业绩的担忧。 净息差承压 重新平衡零售和对公 我们还关心的一大指标是，银行业净息差正在逐步下降，这从下图中也可窥得一二。 当然这部分也要两面看的。 一方面，要对银行们说句“谢谢”，为辅助实体疫后复苏，银行们没少放优惠贷款啊。政策也是带动着新增贷款利率往下走的。 另一方面，这的确是对银行经营业绩有影响的，银行负债端成本也还是居高不下，这才使其净息差承压。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未来利率市场化将继续推动银行息差长期面临下行压力，对此，降本增效，增加非息收入占比是当下化解息差被压缩的主要措施。 此前浙商银行首席财务官景峰在业绩发布会上就曾提到，面对净息差收窄的压力，今年会通过加速投放、结构优化，实现“以量补价”，对冲资产端收益率下行的影响；同时，将会利用好货币市场利率处于低位的阶段，调整负债端结构，整体控制负债端的成本。 浦发银行副行长王新浩也曾表示，在资产端收益下行、净息差缩减的情况下，银行要增加营业收入，无外乎要加大中间业务收入的力度，比如加大零售AUM的总量、紧抓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的机遇，进一步调整负债结构等。 关于负债结构的调整上，王新浩透露，浦发银行提出了“要重回股份制银行贷款市场占比第一、增量第一的位置”，即重塑对公客户的生态，打造数字化经营的体系。如围绕核心企业的上下游供应链，提升结算存款的占比，降低负债成本。 事实上，对公业务也是今年部分银行发力的重心，受疫情影响，各家银行的零售业务受到冲击，后疫情时期如何平衡零售和对公的发展，是当下银行需要思考的问题。 平安银行在今年业绩会上也曾称，对公过去是压降，现在恢复正常状态，将在负债、代发等业务帮助零售，未来零售私行靠对公获取优质资产，有利于零售私行财务管理业务的长期发展和提升差异化竞争优势。 愉见财经
中国人民银行11日公布的4月金融数据显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对冲了疫情影响，尤其是金融机构积极调整内部管理和考核政策，增加贷款投放。专家表示，当前信贷投放力度明显放大，金融数据逆势增长，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应继续进一步引导LPR有序下调，推动贷款实际利率下降，助力有效需求的修复与提振。 M2同比增长11.1% 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09.35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1个和2.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57.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个和2.6个百分点。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针对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前所未有冲击，央行全面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持续投放基础货币，降准释放中长期资金，把握公开市场操作节奏和力度，推动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步增长。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冀认为，M2增速反弹，一方面表明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从疫情冲击中尽快恢复的效果开始显现；另一方面，金融数据往往领先于实体经济数据，M2增速的率先反弹也表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季度的快速探底之后，从二季度开始持续反弹具备坚实的基础。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4月M1同比增速为近22个月以来的最高增速。一个重要原因是伴随当月复工复产进一步加快，企业等微观主体活动增强，活期存款多增。此外，4月房地产销售活动延续回暖，这不仅体现在居民房贷增量已略超上年同期水平，也带动房企等相关企业活期存款增速加快。 贷款增长较快 数据显示，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7万亿元，同比多增6818亿元。民银智库宏观分析师袁雅珵表示，季节因素和政策因素交织下新增信贷创历史同期新高。 “4月新增信贷环比下降符合季节规律，但较上年同期增长依然显著，主因是近期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并积极配合财政政策扩张。企业贷款和居民贷款新增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企业贷款同比大增尤为亮眼。”袁雅珵称。 总体看，贷款增长较快传递三个信号：一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顺畅，市场机制运行良好；二是，可以提高企业和居民购买力，从供需两端支持经济发展；三是，我国经济韧性巨大，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社融方面，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0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42万亿元；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65.22万亿元，同比增长12%。 陈冀表示，社融增速快速反弹体现了宏观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疫后恢复的政策效果。社融增速的反弹，一定程度代表了实体部门信用扩张的意愿。从目前数据反映的情况而言，国内经济恢复情况的趋势积极乐观，宏观政策的落地效果也很显著。 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相适应，高于受国内外疫情冲击的实际经济增速，有助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逐步回升至潜在增速附近，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的形成。 展望5月，王青表示，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发力背景下，信贷、社融增量有望继续改善，信贷、社融和M2存量增速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央行货币政策主轴将是总量适度加大宽松、结构上继续精准滴灌。 温彬建议，后续可将支持实体经济恢复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进一步引导LPR有序下调，推动贷款实际利率下降，助力有效需求的修复与提振。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打好组合拳，处理好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防风险、控通胀的关系，在助力经济增长提质增效的基础上，保持国内物价水平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值此之际，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疫情前，政府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6%左右。由于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从供给的角度看，如果经济在后三个季度中能实现6%的增速，中国经济在2020年的增速应可达到3.2%。如果外需继续恶化，消费需求反弹幅度差强人意，则中国经济是否能过实现3.2%，甚至更高的增速，就取决于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资本形成增速取决于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增速。在这些投资中，只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直接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和项目储备。在其他各项投资增速给定情况下，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政府弥补有效需求不足、GDP实现3%以上增长的主要手段。简单的计算可以显示：2020年后三个季度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必须大大高于GDP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量必须明显超过2009年和2010年。 余永定 多年以来不少人认为2009年到2010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失败。否定四万亿刺激计划这种观念必须纠正，必须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尽管四万亿刺激计划存在种种缺陷，经验教训必须记取，但必须看到，没有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不可能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不可能实现GDP由2008年的4.6万亿美元到2019年的14万亿美元的上升。事实上，所有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之后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刺激措施，而且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为了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2009年-2010年中央专门增加财政支出1.18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2.82万亿元人民币。全国财政赤字率从2008年的0.3%上升到2009年的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财政赤字率不得超过3%成了金科玉律。有什么道理？不知道，大概是教科书说的吧。但现实情况是：200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率为9.8%。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经济不但稳定了金融体系而且实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复苏。有哪个国家遵守3%规则？没有，一个都没有。现在这些国家又开启了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 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支出增速高于经济增速。而在需要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期，往往是是经济增速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时期。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累积的财政赤字）对GDP比的提高。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事的初步估算，本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应明显高于当年的四万亿元。 不仅如此，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生产得到充分恢复之后，在许多领域，政府恐怕还要继续执行抗疫纾困支出的政策。特别是，政府还要对因疫情而失业、半失业但未得到社保体系覆盖人群提供救助。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中国过去一些出口导向企业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一些订单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他们需要转型，需要从外需为主转到内需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需要专门设立一个支出项目来帮助这些企业通过转型的难关。 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由于在经济增速下降和执行减税降费政策，中国财政收入必然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率明显上升是难以避免的。不少人不支持采取类似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类的政策主要是担心政府财政赤字上升过快，从而导致政府债务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这种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2020年不应采取比2009-2010年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第一，中国政府的债务情况与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重要的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当好的。自2008年到2017年欧盟、英国、日本、美国、印度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分别为3.5%、6%、6.8%、6.7%和7.8%。同期，中国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不到2%。不少西方国家学者和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实际财政状况要比中国官方公布的差很多。例如，世界银行提出了“广义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IMF把许多在中国并不作为赤字的一般公共预算之外的一些预算项目的收支差额算作赤字，从而把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提高10%左右。这种做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概念大大夸大了中国财政的脆弱性，中国在决定财政预算时完全没有必要受这一指标的束缚。 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另一个主要指标是公共债务对GDP的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对GDP比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低，更是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显著低于欧盟（包括低于德国）。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确实比较高，这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的。但即便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中国公共债务对GDP比仍不超过50%，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公共债务对GDP最低的三十多个国家之一。 第二，债务杠杆率过高之所以会引起担忧，主要是债权人担心债务人无法根据约定偿还债务，不再继续提供融资，从而产生主权债务危机，但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居民希望拥有更多金融资产，而国债是金融资产中最安全的资产，中国居民和金融机构对国债有强烈的需求。因而中国政府以较低成本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成问题。此外，中国政府拥有巨额国有资产，其数量大大超过政府国债余额。有谁会怀疑中国政府不能兑现国债券呢？如果中国政府借了大量外债，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中国政府债务是基本是内债，在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最后，中国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余地还比较宽裕，实在不行还有央行可以出手。 第三，杠杆率是一个动态概念，杠杆率的变动取决于国债余额和GDP的相对变化。降低杠杆率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减分子，一个是加分母。分子是中国的债务余额，分母是GDP。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降低杠杆率低的最重要途径是提高GDP增速。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基本上是通过这个途径降低杠杆率的。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财政状况的好转主要就是因为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在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财政赤字对GDP比和国债余额对GDP比都有显著提高。原因何在？是财政支出过快吗？不是。2020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4.3%。与此同时，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仅下降5.7%。结果，第一季度财政赤字率由去年的2.8%上升到4.5%。显而易见，中国2020年财政状况的恶化不是支出增加太快，而是财政收入减少太快造成的。而财政收入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则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所以，要改善财政状况就要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财政状况就没办法改善。靠进一步地压缩财政开支只会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从而陷入增速下降-杠杆率上升-增速进一步下降-杠杆率进一步上升的恶性循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降低杠杆率。降低杠杆率的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毫无顾忌地增加本国的杠杆率，中国是最有条件、最有资格增加政府杠杆率的国家，为什么偏偏中国要犹豫不决呢？ 第四，尽管中国政府杠杆率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但中国企业杠杆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高杠杆率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因此而避免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提高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呢？中国不少企业之所以杠杆率很高是经营不善，而又缺乏僵尸企业退出机制的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国情不同，不能把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的杠杆率混为一谈。首先，中国企业高杠杆率的重要原因是股市发展不够健康，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其次，中国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缺乏资本金。事实上，对于国有企业，其资本金要求同私有企业应该有很大不同。第三，中国企业杠杆率上升同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关。当初中央政府不希望政府财政赤字率提高过快，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债解决。我个人认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应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赤字应该显性化、政府债务也应该显性化。 第五，我希望强调，经济的高杠杆率本身不一定是坏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高增长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高杠杆率是难以避免的：生产者可能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而居民部门有大量储蓄；生产者要投资就需要通过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从居民部门借钱。如果生产者不提高杠杆率，换言之，政府和企业不从居民部门借钱，居民的储蓄就无法实现。居民部门之所以要储蓄，是为了推迟消费，而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负债恰恰满足了居民部门对储蓄的需要。一般而言，只要高杠杆对应于高储蓄。高杠杆率就不但不构成任何金融风险，而且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府将会产生“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买单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转化为对大量相关企业、特别是私人中小企业的订单。有了订单，企业产出增加，企业杠杆率自然也会相应降下来。 当然，如果中国的股市能够健康发展，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中国的总体杠杆率是可以有所降低的。另外，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背负大量外债，则金融风险是巨大的。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外债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公众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特别是一般预算开支的增加往往有很强的戒备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主张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各种形式的浪费，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各种政绩工程、白象工程。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动辄召开花销巨大并无实际意义的国际会议早已已经招致公众的不满。为此，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的同时，必须严肃财经纪律，对浪费公共资金的行为实行离任追责。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学界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高，因而对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财政赤字是否应该突破3%这一门槛存在不同意见。这种情况是非常自然的。现在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相信，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抗疫纾困，中国政府一定会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光明的，对此我们抱有充分信心。 本文来源于网易。
本报记者 贺骏 4月29日晚，韵达快递发布年报显示，阿里巴巴已成为其股东之一，持股2%。 据悉，阿里入股韵达快递早在数月前就已完成，因持股比例未达到披露标准，所以一直没有公开股东信息。 数据显示，2019年韵达快递的包裹量增速43.1%，在通达系和顺丰这六家快递公司中名列第二，营收增速149.89%，名列第一，市场份额15.74%，名列第二。 过去几年，在阿里巴巴的推动下，中国快递业的数字化水平取得了颠覆性变化，快递规模和速度大幅上升，成本不断下降，次日达、包邮区成为普遍服务。 阿里巴巴2019年新增活跃用户中有60%都是来自欠发达地区，下沉市场增速迅猛。随着电商下沉低线市场以及促销力度升级，快递行业未来依然具备确定性的扩张红利。 同时，通过“自建+合作”的物流设施建设方式，目前菜鸟的仓储资源覆盖全国21个省份，72个城市，总面积达到619万平方米，为加盟模式的“四通一达”提供了强大的仓储系统优势。 4月24日，国家邮政局公布关于2020年一季度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前两个月，受疫情影响，快递市场增速明显放缓，但随着上下游复工复产和寄递需求的逐渐释放，至3月份快递业务量（包裹数量）同比增速已经重回20%以上，增量达到11.2亿件，日均业务量接近2亿件，显示出快递市场强大的供给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编辑 张明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值此之际，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疫情前，政府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6%左右。由于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从供给的角度看，如果经济在后三个季度中能实现6%的增速，中国经济在2020年的增速应可达到3.2%。如果外需继续恶化，消费需求反弹幅度差强人意，则中国经济是否能过实现3.2%，甚至更高的增速，就取决于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资本形成增速取决于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增速。在这些投资中，只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直接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和项目储备。在其他各项投资增速给定情况下，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政府弥补有效需求不足、GDP实现3%以上增长的主要手段。简单的计算可以显示：2020年后三个季度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必须大大高于GDP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量必须明显超过2009年和2010年。 余永定 多年以来不少人认为2009年到2010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失败。否定四万亿刺激计划这种观念必须纠正，必须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尽管四万亿刺激计划存在种种缺陷，经验教训必须记取，但必须看到，没有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不可能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不可能实现GDP由2008年的4.6万亿美元到2019年的14万亿美元的上升。事实上，所有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之后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刺激措施，而且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为了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2009年-2010年中央专门增加财政支出1.18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2.82万亿元人民币。全国财政赤字率从2008年的0.3%上升到2009年的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财政赤字率不得超过3%成了金科玉律。有什么道理？不知道，大概是教科书说的吧。但现实情况是：200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率为9.8%。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经济不但稳定了金融体系而且实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复苏。有哪个国家遵守3%规则？没有，一个都没有。现在这些国家又开启了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 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支出增速高于经济增速。而在需要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期，往往是是经济增速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时期。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累积的财政赤字）对GDP比的提高。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事的初步估算，本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应明显高于当年的四万亿元。 不仅如此，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生产得到充分恢复之后，在许多领域，政府恐怕还要继续执行抗疫纾困支出的政策。特别是，政府还要对因疫情而失业、半失业但未得到社保体系覆盖人群提供救助。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中国过去一些出口导向企业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一些订单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他们需要转型，需要从外需为主转到内需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需要专门设立一个支出项目来帮助这些企业通过转型的难关。 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由于在经济增速下降和执行减税降费政策，中国财政收入必然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率明显上升是难以避免的。不少人不支持采取类似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类的政策主要是担心政府财政赤字上升过快，从而导致政府债务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这种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2020年不应采取比2009-2010年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第一，中国政府的债务情况与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重要的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当好的。自2008年到2017年欧盟、英国、日本、美国、印度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分别为3.5%、6%、6.8%、6.7%和7.8%。同期，中国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不到2%。不少西方国家学者和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实际财政状况要比中国官方公布的差很多。例如，世界银行提出了“广义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IMF把许多在中国并不作为赤字的一般公共预算之外的一些预算项目的收支差额算作赤字，从而把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提高10%左右。这种做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概念大大夸大了中国财政的脆弱性，中国在决定财政预算时完全没有必要受这一指标的束缚。 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另一个主要指标是公共债务对GDP的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对GDP比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低，更是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显著低于欧盟（包括低于德国）。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确实比较高，这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的。但即便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中国公共债务对GDP比仍不超过50%，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公共债务对GDP最低的三十多个国家之一。 第二，债务杠杆率过高之所以会引起担忧，主要是债权人担心债务人无法根据约定偿还债务，不再继续提供融资，从而产生主权债务危机，但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居民希望拥有更多金融资产，而国债是金融资产中最安全的资产，中国居民和金融机构对国债有强烈的需求。因而中国政府以较低成本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成问题。此外，中国政府拥有巨额国有资产，其数量大大超过政府国债余额。有谁会怀疑中国政府不能兑现国债券呢？如果中国政府借了大量外债，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中国政府债务是基本是内债，在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最后，中国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余地还比较宽裕，实在不行还有央行可以出手。 第三，杠杆率是一个动态概念，杠杆率的变动取决于国债余额和GDP的相对变化。降低杠杆率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减分子，一个是加分母。分子是中国的债务余额，分母是GDP。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降低杠杆率低的最重要途径是提高GDP增速。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基本上是通过这个途径降低杠杆率的。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财政状况的好转主要就是因为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在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财政赤字对GDP比和国债余额对GDP比都有显著提高。原因何在？是财政支出过快吗？不是。2020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4.3%。与此同时，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仅下降5.7%。结果，第一季度财政赤字率由去年的2.8%上升到4.5%。显而易见，中国2020年财政状况的恶化不是支出增加太快，而是财政收入减少太快造成的。而财政收入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则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所以，要改善财政状况就要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财政状况就没办法改善。靠进一步地压缩财政开支只会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从而陷入增速下降-杠杆率上升-增速进一步下降-杠杆率进一步上升的恶性循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降低杠杆率。降低杠杆率的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毫无顾忌地增加本国的杠杆率，中国是最有条件、最有资格增加政府杠杆率的国家，为什么偏偏中国要犹豫不决呢？ 第四，尽管中国政府杠杆率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但中国企业杠杆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高杠杆率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因此而避免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提高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呢？中国不少企业之所以杠杆率很高是经营不善，而又缺乏僵尸企业退出机制的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国情不同，不能把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的杠杆率混为一谈。首先，中国企业高杠杆率的重要原因是股市发展不够健康，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其次，中国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缺乏资本金。事实上，对于国有企业，其资本金要求同私有企业应该有很大不同。第三，中国企业杠杆率上升同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关。当初中央政府不希望政府财政赤字率提高过快，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债解决。我个人认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应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赤字应该显性化、政府债务也应该显性化。 第五，我希望强调，经济的高杠杆率本身不一定是坏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高增长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高杠杆率是难以避免的：生产者可能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而居民部门有大量储蓄；生产者要投资就需要通过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从居民部门借钱。如果生产者不提高杠杆率，换言之，政府和企业不从居民部门借钱，居民的储蓄就无法实现。居民部门之所以要储蓄，是为了推迟消费，而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负债恰恰满足了居民部门对储蓄的需要。一般而言，只要高杠杆对应于高储蓄。高杠杆率就不但不构成任何金融风险，而且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府将会产生“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买单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转化为对大量相关企业、特别是私人中小企业的订单。有了订单，企业产出增加，企业杠杆率自然也会相应降下来。 当然，如果中国的股市能够健康发展，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中国的总体杠杆率是可以有所降低的。另外，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背负大量外债，则金融风险是巨大的。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外债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公众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特别是一般预算开支的增加往往有很强的戒备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主张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各种形式的浪费，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各种政绩工程、白象工程。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动辄召开花销巨大并无实际意义的国际会议早已已经招致公众的不满。为此，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的同时，必须严肃财经纪律，对浪费公共资金的行为实行离任追责。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学界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高，因而对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财政赤字是否应该突破3%这一门槛存在不同意见。这种情况是非常自然的。现在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相信，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抗疫纾困，中国政府一定会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光明的，对此我们抱有充分信心。 本文来源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意见领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动荡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连平 一、全球经济衰退定局，刺激政策难挽颓势•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点燃前期累积的金融风险 2008年之后，全球进入量宽时代，宽松的货币环境助推了加杠杆行为，由此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本次疫情突然来袭，点燃了投资者对金融市场已普遍存在的担忧，再叠加石油价格大跌等因素，使得美股于十日内熔断四次。 抑制总需求，冲击消费和服务业 疫情防控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交隔离，导致大量经济活动无法展开，重创了消费和服务业，而全球经济中服务业占比68%，使得需求骤降。 产业链传导受阻，收缩总供给疫情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经贸交往活性大大降低，而在全球价值链横纵向高度发达的今天，产品的供给需要多国的合作，一国供给的停摆会沿着产业链传导至所有国家，更何况大多数国家的供给都已接近停摆状态。 就业压力上升 疫情冲击下，生产经营活动的停滞对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各国中小企业在疫情下仅仅能够维持2至3月，如果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这些企业很可能倒在经济循环恢复前，而这些企业的倒闭又会导致大面积的失业。 恶化市场预期，投资进一步下降 一季度全球各主要经济体PMI大幅跳水，如果疫情拐点迟迟不出来，全球范围内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将延伸至三季度，各国的财政刺激举措可能无法长期支撑收入和消费开支，世界经济下跌的幅度将会进一步加深。 •大规模刺激政策难挽短期增长颓势 财政政策方面，各主要经济体虽然制于政治体制几经波折，但目前已基本取得统一意见，抗击疫情。美国财政部共推出2.2万亿美元的救助方案；欧盟也于3月23日同意临时放松《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关于“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率不高于60%”的约束，增大财政政策灵活性，但尚未就“共同举债”达成一致意见。 货币政策的出台较为迅速，主要的措施包括降息、宽松监管、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疫情爆发至今，全球约主要央行共降息超过50余次。其中，美联储将利率下调至零水平，降息幅度达到150个BP，并首期推出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欧央行执行负利率，并在美联储的操作基础上，将量化宽松政策的对象拓展至公司债；日本央行更进一步，允许量化宽松购买ETF基金；英国央行出台的一揽子宽松计划，三月内两次降息至0.10%。 •虽然美国经济尚不至于陷入新的“大萧条”，但美国经济前景堪忧 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实践中不断“有为”。美国政府不断积累逆周期调控经验并丰富工具箱。货币政策针对防范金融系统的“休克”，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则有利于刺激内需，烫平经济的震荡运行。当前疫情冲击下，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已经出台规模空前的救济方案，防范金融风险、直接补贴受损企业、保证中小企业流动性、为社会底层兜底保障，政策更具有针对性。随着疫情被逐渐控制住，经济大概率会逐步回到疫情爆发前的情况，走向“大萧条”的可能性较低。 逆周期调节已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理念。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成为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的主基调，逆周期调节目前成为危机冲击下政策制定的核心理念，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举措和工具体系日趋成熟和完善，再出现“大萧条”时期那种政府“无为”的状态已不可能。 伴随着宏观调控体系的不断完善，美国的风险防控能力和社会保障能力不断得到加强。针对经济风险向社会风险传导的问题，美国逐步构建和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保体系尚未建立，失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爆发。之后，美国开始加大民生保障领域投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对于稳定社会、防止经济危机深化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投资消费快速回升，物价就业基本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或超过去年水平 投资方面，新基建将成为下一阶段拉动投资的重要推手，二季度末，基建投资累计同比有望转正，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降幅进一步收窄至10%以内。全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望达到10%至15%之间，带动固定投资回到6%左右的增长水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业增速略低于去年 工业增长方面，全球疫情爆发将抑制需求端增长，二季度产品去库存或存在一定压力，预计二季度工业增速将有限回升至-3%的水平。三四季度，国外疫情可能得到控制，外需开始缓慢恢复，而国内复工复产也已达到或者超过疫情之前的程度，预计工业增加值三季度回到4%以上的增速，四季度达到8%左右的增速。全年工业增速接近去年水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消费增长可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消费方面，消费提振既靠需求恢复，又靠政策刺激。预计在需求提升以及政策刺激的合力之下二季度消费将逐步回升，社零增速会得到提振，跌幅预计收窄至10%以内。三四季度，随着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住宅、汽车以及大型聚集性消费会有一定回暖，带动消费继续回升。预计三季度消费恢复至2%-3%的正增长，四季度增长至10%上下，全年达到或接近疫情前水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房地产市场景气度逐步回暖 预计全年房地产销售回升，投资反弹，价格可控。其中，房产销售增速快速回暖，到三季度开始回升至正增长，全年增长8%-10%。土地供给增速可能达到两位数，节奏上二线城市最快。土地购置全年小幅增长。房地产投资增速全年可能达到20%左右。 受疫情影响，年初房地产销售断崖式下滑，房企现金流压力增加，开发投资大幅下挫，房价增速温和回落，需要关注中小房企面临的行业洗牌风险。 随着全国复工复产逐步恢复，需求转变和政策调整将推动房地产行业复苏。近期房产销售回升，市场情绪开始回暖。宏观政策逆向调节加大，预计后续财政和土地政策料逐步释放积极信号，为房地产行业提供支持。 货币宽松令资金紧张问题得以缓解，房企现金流料改善。建安工程有望修复，带动房产投资反弹。增加土地供给系大概率事件。目前国内土地供给处在下行周期的尾部阶段，提前释放土地供应顺应周期特征。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房价增速低位徘徊。 •物价运行态势趋于改善 全年CPI有望延续下行趋势。生猪产能的逐步恢复将带动猪肉价格持续下行，天气转暖后蔬菜等价格将相对平稳，国内粮价会继续保持稳定，支撑食品价格维持高位的动力衰减。复工复产的加速推进，也会带动居民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增加，供需平衡下非食品价格走势将保持平稳。 PPI有望出现转折，走向上行。疫情导致的供需平衡仍然需要时间来恢复，且全球石油需求大幅萎缩、库存高企，使得短期内国际油价难有明显提振，预计二季度PPI同比将继续处于负增状态。三四季度随着海外疫情得以控制，外需恢复，叠加刺激内需政策落地。 三、出口遭遇空前压力，国际收支总体平衡•进出口贸易承受巨大压力 中国进出口贸易承受巨大压力，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导致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情绪上涨以及各国疫情处理和防控措施加强，中国的对外贸易、国际收支等均受到冲击。 服务贸易逆差将趋势性缩减。国际航班停飞及出入境管制措施的加强将预计拖累服务贸易进出口，但服务贸易结构性改善的长期趋势并未改变，预计其逆差依然趋势性缩减。 中国出口总额与6大集团耗煤量、汽车半钢胎复工率趋势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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