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本文作者：中国财政部原部长 楼继伟 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是改革开放进程的必然选择，是基于风险评估基础之上的坚定决策，也是针对反全球化的逆流，进一步加强同世界联系，使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中国坚定的维护全球化，经济是高度开放的。特别是加入WTO之后，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外商准入等方面开放力度非常大。但是，相比于上述这些方面，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放缓了。我要讲讲是为什么，这与两次国际危机有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些亚洲国家大受损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亚洲国家接受了上次危机的教训，对资本账户加强了管理，主要是管制跨境资金短期快速流动，也就是对‘热钱’的管制，从而在第二次国际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 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更小，而且通过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对全球的经济复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2009年和2010年都贡献了全球增长率的50%以上。受这两大国际事件的影响，中国社会和政府对金融开放变得十分谨慎，采取小步放开准入的策略。截至2018年底，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小于2%，股市、债市外资持有的资产占比小于3%，保险资产外资占比小于6%，低于同等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大大落后于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 但是，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其他领域的开放在逻辑上是相通的。2016年以后，中国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原则，进一步加大了开放的力度，金融市场的开放也加快。2018年的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主席宣布大幅度金融开放，随后相关部门公布了各项金融开放的措施，并附有时间表。近两年，金融开放准入条件不断放宽，时间表一再提前，例如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可以达到100%，对股市投资不再设数量限制，可以同时做本外币业务，以及外资金融机构同其他金融机构监管一致性等等。最近一次是5月7日宣布对合格境外投资者大幅度放开的一些措施，参会各位都关心中国情况，想必有所了解，我就不再介绍了。 下面我再从六个方面详细解释一下中国为什么会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第一，金融开放会带来成熟的产品和服务，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这一点同贸易开放、引进外资一样，都会提高中国经济的质量。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G20协调之下各国都加强了金融监管，比如说美国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沃克尔规则”，国际金融机构相应不断加强合规经营和风险管控。目前，中国正处于治理金融过度混业经营和过度杠杆化的时期。2008年以后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基于风险管理的金融服务和理念，与中国的政策目标相契合。 第二，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效率。中国经济已经深刻融入全球，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向中国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再通过自身的境外分支机构，加强相关产业链的服务，既有利于控制风险，而且又维护了产业链的完整性。相同的道理，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应更大步的走向世界，做类似的服务，现在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做的远远不够。 第三，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空间广阔，需要共同开发。中国拥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高于40%；中等收入阶层人数最多，相当于美国人口总数；老龄化进程加快；民营经济活跃，激发了大多数的科技创新，约70%的科技创新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这些都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础条件，高储蓄率可以转化为投资，中等收入阶层有多样化的需求，老龄化给保险业带来机会，企业的创新需要VC、PE的服务。仅仅是国内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是不充分的，需要境内外金融机构合作。 第四，国际资本的进入利于改善中国股市的风格。中国股市个人活跃投资者有5000多万户，往往追涨杀跌。机构投资者虽然数量不多，但平均收益率远远高于散户。我在社保基金理事会工作时，委托公募基金管理人的年化收益率平均高于基准200-300个基点，这在发达市场是不可想象的。散户化的风格近来有所改善，但还有一个过程。优秀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进入，会加速去散户化的进程，吸引散户将资金委托给专业的机构投资人，可以起到降低风险和提高收益的效果。 第五，中国的金融市场与主要市场相关性小，有利于组合投资分散风险。我举两个例子，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不像一些大宗商品国家是顺周期性汇率。再例如，本次疫情以来，美国股票市场数次熔断，其他市场随之大幅波动，而中国市场是影响最小的。这样的市场有利于国际机构投资者分散组合风险。而且我们目前对股市、债市、VC、PE的全面开放，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各种机会。 第六，大幅度的金融开放并不等于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金融开放会进一步放开资本账户的一些项目，但是‘热钱’跨境流动是国民经济的不安定因素，至今没有学者证明，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经济体有任何积极作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所调整，不再推崇完全自由兑换，而是着力于推动经常项下可兑换。新的扩大开放措施大幅度简化了对金融机构利润汇出的管理，其实本质上利润汇出属于经常项下，但是并没有鼓励‘热钱’跨境流动，这也是汲取了我一开始讲到了两次国际危机的深刻教训。 我从六个方面给大家就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做了解释。最后我用一句话总结，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是改革开放进程的必然选择，是基于风险评估基础之上的坚定决策，也是针对反全球化的逆流，进一步加强同世界联系，使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昨日晚间，期盼已久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重磅文件终于出炉。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西部地区将“强化举措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其目标是： 确保到2020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对于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的西部，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定位变化。 事实上，去年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三个十年以来，相关政策已先后上马。 从去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出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全国战略，到今年初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世，一系列政策背后，西部将迎来怎样的新格局？ 在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看来： “ 第一个方面是在国家全局中，西部地区具有的薄弱环节特征和短板性质并没有彻底改变，因此需要通过继续实施大开发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第二个方面是中央审时度势，结合当前全球形势分析，从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角度，赋予西部地区更加重要地位。 ” 格局 一个极强烈的信号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关系即将被重塑。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指出，《意见》中，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是西部地区要和全国同步，一方面是“同步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要解决包括扶贫攻坚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西部也要和全国同步”。 值得注意的是，留给西部地区的期限只有15年。 目前，西部仍然面临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错位的问题。截至2018年底，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70.6%，人口占27.2%，经济则仅占20%左右。而与此相比，东部地区同年的经济总量占比则达到53%。 具体到省市上，去年，广东GDP已突破10万亿大关，而西部甘肃、宁夏、青海、西藏4省GDP仍不足万亿；在去年迈入万亿俱乐部的17座城市中，东部城市有12座，而西部仅成渝2座。 “近年来，西部不少省份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要实现目标，要求仍然是非常高的，意味着西部城市还要继续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这样的增速。”陈耀指出。 在东西部差距仍然较大的当下，为何能够提出如此要求？ 有观点指出，现在东西部之间不仅仅是过去“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再带动西部落后地区发展”的逻辑，相反，二者越来越多地站上同一个合作平台。 比如，尽管同样是产业转移，但对于东部来说，“抢先一步与西部的开发开放平台建立战略协作、协同关系，有利于在互惠合作的基础上，更加充分地利用东部已经积累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有利于嵌入并引领西部产业链、产品链、供应链，有利于推动要素流动并高效使用，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意见》进一步为西部增加了更多合作筹码。比如，在进一步深化东西部科技创新合作上，“协同创新共同体”的思路被提出。一方面，西部地区将布局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职学校，明确支持“双一流”高校对西部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另一方面，也将进一步鼓励各类企业在西部地区设立科技创新公司。 与此同时，在新的区域发展格局下，西部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日益增长。 陈耀指出，除了“沿海带动内陆”的传统思路，“城市带动乡村”“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发挥出愈加重要的作用。中心城市也愈加成为西部发展的动力源(行情600405,诊股)，带动其国际化能级的大大提升。 基于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庆、成都，关中平原城市群的西安等中心城市，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节点城市，均有望成为下一轮建设发展的重点。 成渝 这次“大礼包”的内容，不少涉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双核”。 《意见》提出，“完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布局，支持西部地区在特色优势领域优先布局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以“打造区域创新高地”。 而从已公布的定位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推进成渝地区统筹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助推高质量发展”。 冯奎认为，东西部科创合作需要多元主体、多种形式共同努力。 “ 已有的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都在东部的三大城市群，应加强在西部重大研究基础设施布局。 ” 他说，“此外，要集结优势学科、优势领域、形成合力。而最近成都、重庆共建中国西部科学城就是一个创新之举。” 他还提到，在建立以成果应用为牵引的机制、打造吸引东部研发类机构落户西部的重要条件，上海交大与重庆两江新区共建研发平台就有示范性意义。 更多具体利好集中在推动内陆开放领域中。 在此前发布的《“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中，曾对“十三五”期间交通枢纽重点建设城市进行全盘规划。其中，成都-重庆为重点打造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昆明、乌鲁木齐、西安等城市则将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如今，步入“十三五”收官之年，各城市定位也发生变化。 《意见》提出，“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提高昆明、南宁、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等省会（首府）城市面向毗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 业内认为，随着“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的格局展开，西部城市将迎来“内陆变前沿、客厅变门户、低地变高地”的开放机遇。在“门户”新定位下，重庆、成都和西安三市将有全新的发展空间。 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意见》提出将“研究按程序设立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开发区”。 去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公布，被认为是“深化陆海双向开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关键之举。其中，三条“南向通道”主通道之一，正是由成都出发到达广西北部湾。 如今，成都国际铁路港 “升级”，是否将进一步提升这条开放通道的战略价值？ 开放 陈耀认为，《意见》体现出西部大开发的两大主题是“两大”，即大保护和大开放。通过推动“两大”，才能进一步实现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其中，“大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西部地区的开放仍然相对较慢，到现在为止，西部地区无论是进出口贸易还是外资利用，在全国占比均不到20%，比例相对较少。但是最近这些年，它的开放增速非常快，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包括‘引进来、走出去’，到海外共建园区，让开放已经开始对于西部经济增长产生明显促进作用。 ” 数据显示，2019年，民营企业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其中，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综合成本比较优势，西部地区增长达22.4%，超过东部地区13.6个百分点。而在外商投资领域，成都的英特尔以1265.4亿人民币居2019年中国进口企业第三，仅次于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家公司。 那么，西部地区下一步开放的方向和重点在哪？ 《意见》对西部各省份进行了全盘布局： 重庆、四川、陕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 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形成西向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文化科教、医疗服务中心”； 甘肃、陕西：“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节点作用”； 贵州、青海：“深化国内外生态合作，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内蒙古：“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云南：“提升与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开放合作水平”。 可以说，尽管每个省份侧重点不同，但都与开放深度绑定，通过发挥各自优势，推动新一轮开放在西部地区的探索。 这种全面开放思路，在交通建设中也可见一斑。比如，在港口建设上，《意见》不仅提及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还提出将完善北部湾港(行情000582,诊股)口和加快位于南宁的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等。 除范围进一步扩大，内容也将有所改变。 陈耀指出，“现在所说的开放跟过去不一样。它不仅是一些传统、落后产能的输出，更是通过这种开放，带动我们的高品质、优质产能输出，并通过这种改变，带动资源高效利用，提升环境承载力等。” 《意见》也提出，将推进西部地区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 而除了对外开放，对内开放也将进一步实现。比如，西北省份与江苏、山东、河南等东中部省份的互惠合作、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东西部自贸试验区交流合作、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合作互动等，不一而足。 “通过开放，能够使西部地区的发展逐渐摆脱对国家投入的依赖，培育自我发展能力和更强的生命力。”陈耀说。
本报记者 贾丽 2020年4月27日，创维电视宣布再度拓展AIoT产业布局，推出业内首个移动公共屏——Swaiot PANEL移动智慧屏，加速Swaiot生态普及。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创维计划再投资15亿元对AIoT生态产业链进行建设。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志国表示：“疫情突如其来，但我们绝对不能被疫情击败。创维电视在五年转型升级的总体战略下焕发新生，发展劲头充足，创维凭借自身多年积累的资源及技术优势，将持续引领AIoT行业未来发展。随着创维Swaiot生态品牌实现全面布局，也将再次领跑行业。” 据了解，在5G与AIoT并行发展的时代，Swaiot PANEL移动智慧屏与电视大屏在内容和UI操控上实现屏屏互联。截至2020年3月31日，创维旗下的AIoT生态品牌Swaiot小维智联已经与美的、京东、华为AIoT生态实现“云云互联”，连接2000万以上设备，覆盖60多种设备品类。 创维内部人士表示，创维本次发布Swaiot ECO官网，面向有需求接入Swaiot小维智联⽣态的智能硬件厂商、应用开发者等。开发包含内容运营开放平台、应用分发开放平台、智慧家庭开放平台和百变触点生态开放平台，供应链资源包含各类显示屏、背光模组、AIoT主控芯片等，创维计划投资15亿元作为生态投资。 业内人士认为，继创维推出全球首个大屏AIoT生态后，其再投入资金进行产业链全面布局将加速推动行业进入大屏AIoT时代。（编辑 田冬）
陈雨露：以金融开放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网讯 见习记者徐贝贝报道 12月14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2019-2020中国经济年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会上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0年经济金融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要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对外开放将继续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方向走，为做好金融工作和金融业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 目前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尤其是在金融市场准入、金融业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陈雨露指出，制度性、系统性、高水平开放是推进金融业扩大开放的总体原则。新时代金融业对外开放各项制度安排要逐渐走向成熟定型，从管道式开放逐步转变为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具体来说需要把握好三个原则： 第一，金融业要遵循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这要求我国要建立健全有利于金融开放的制度体系，制定统一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准入和监管标准，同类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实现跨业态、跨部门开放政策有效衔接。 第二，协同推进金融业开放，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陈雨露强调，在实践过程中，金融业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三者进度可能有快有慢，但总体上必须相互协调。中国在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这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 第三，金融开放程度要守住风险底线，与金融监管能力相匹配。一方面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不断健全与金融开放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会计体系，完善支付、托管、清算、金融统计等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各金融市场在岸和离岸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注重学习探索，总结经验，提高监管能力。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补齐金融监管短板，同时还要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陈雨露强调，要通过实现金融业高水平开放，统筹利用好国内外两大金融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二是以金融开放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探索完善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不断创新完善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箱。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统一部署，在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杠杆率和金融体系整体健康稳定的同时，扎实落实好已经宣布的各项开放措施，并稳步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努力实现金融业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作出应有贡献。
财经官员为明年经济政策“划重点”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2019-2020中国经济年会”12月14日在北京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以及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部门的官员权威解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详解2020年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重点。 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韩文秀表示，联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展状况来看，“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的进度符合预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特别是预计今年农村贫困人口再减少1000万以上，贫困县摘帽340个左右；金融风险有效防控，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区域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韩文秀也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国家整体目标，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各地要根据自身实际来完成既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比如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这也是针对全国而言，并不要求每一个地区都要翻番。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表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经济总量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他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仅包括要努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中高速增长，而且还包括就业不断扩大、物价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实现明年的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积极进取，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促进供求的动态平衡。不仅要确保经济总量实现量的合理增长，而且要确保经济质量稳步提升。 针对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商务部和央行相关负责人也阐述了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商务部副部长俞建华表示，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一是搭建开放合作新平台。二是打造开放创新新高地。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通过制度创新，打造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的开放高地。三是形成开放环境新优势。在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上下大功夫，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深化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抓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实施相关工作，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建立同国际贸易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四是开创开放共赢新局面。五是构建开放安全新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也表示，在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杠杆率和金融体系整体健康稳定的同时，扎实落实好已经宣布的各项开放措施，并稳步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的程度，努力实现金融业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各国应扩大开放推动世界经济繁荣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论坛主题为“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等专家表示，面对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才是正确方向，携手应对挑战、共谋稳定发展才是正确选择。只有世界各国继续扩大开放，推动国际贸易秩序早日回归正常，才可以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共同繁荣。 王一鸣：各方携手共同应对经济增长挑战 在经历了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回调后，进入2019年，受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市场避险情绪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大。IMF继今年4月下调全球增长预测后，7月份再次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调0.1个百分点，分别为3.2%和3.5%。 与2017年下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同步回升相反，目前主要经济体呈现同步放缓态势。美国经济出现减速迹象。8月制造业PMI指数为10年来首次跌破50荣枯线，服务业PMI指数也大幅回落，且10年期和3个月美债长短期利率出现倒挂，增大了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欧洲经济前景依然黯淡。7月，欧元区制造业PMI继续下降，并已连续6个月位于荣枯线下方。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表现略有改善，但潜在风险仍不容忽视。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和供应链受到冲击。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主要经济体出口增速由正转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最新预测，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将回落至2.6%，较去年9月预测值下调1.1个百分点。按此推算，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将再次低于全球经济增速。随着贸易摩擦规模和范围扩大，全球供应链完整性受到破坏。企业为减少风险被迫削减中间环节和供应商数量，提高内部化水平，全球供应链出现区块化、碎片化趋向。 第二，货币政策转向宽松进一步积累风险。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由收紧转向放松。7月31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2.00%到2.25%，为10年来首次降息。8月1日起，美联储停止减持所持3.6万亿美元债券，较原定计划提前两个月结束缩表进程。欧央行可能在9月降息并重启资产购买计划。年初以来，印度央行已经连续三次下调回购利率，澳大利亚已连续两次下调基准利率至历史最低的1%。货币政策重新转向宽松，有可能使全球居高不下的债务水平重新上升，进一步积累金融风险并增大全球经济脆弱性。 第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市场避险情绪。全球主要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均大幅波动，投资者的悲观情绪创金融危机以来新高。7月以来，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和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多数地区股市出现大幅波动。主要经济体债券收益率下滑。原油需求预期下降令原油期货价格下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跟随下跌。美元指数震荡上涨，多数非美货币对美元汇率下降。市场避险情绪上升，避险资产价格上涨，黄金期货价格攀升至1500美元/盎司之上。 第四，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缩小。相比较于10年前，各主要经济体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大幅收缩。从2007年9月开始，美联储在15个月里将利率降至0.25%，降息空间高达5个百分点，而当前的降息空间仅有2个百分点左右。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目前都实行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经济出现衰退，意味着上一轮宽松货币政策还没有退出，又需要实施新一轮宽松政策。各国的财政扩张能力也受到高债务的制约，很难再通过扩大赤字来刺激经济。与此同时，WTO的正常运行受到干扰，危机催生的G20机制也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增大。 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大了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带来不确定性，并可能拖累全球经济。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才是正确的方向，携手应对挑战、共谋稳定发展才是正确选择。各方应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推动国际贸易秩序早日回归正常，推动全球化重返正常轨道，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共同繁荣。 一是缓解贸易紧张局势。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加剧了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的那样，贸易战引发的贸易衰退是全球经济陷入疲软的关键因素。各国不应该针对双边贸易差额使用关税手段，而是应该强化规则导向的多边贸易体系，包括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找到解决贸易争端的合理方案。 二是推动世贸组织改革。虽然利益和诉求存在差异，WTO改革短期内很难达成共识，但贸易摩擦带来的巨大成本，终将使人们认识到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优于碎片化的双边或区域贸易体制，通过改革解决对现有贸易体制不满的根源问题，在不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化解分歧，终将有利于世界经济。 三是推动全球化重返正常轨道。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治理变革，使经济全球化处在调整和重塑历史关口，世界各国都需要适应新趋势，自我调适并协调彼此利益，共同打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公正共赢的“全球化升级版”，才能携手应对挑战，共享机遇和繁荣。 隆国强：中国对外开放呈现三个重要特点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不断地扩大开放，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在过去的六年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先后建立数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开放领域采取了大力度的举措。归纳起来，中国现阶段的对外开放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第一，全面开放。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涉及到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全面。比如说在贸易领域，中国自主地降低了关税水平，实行了大量的贸易便利化的举措，大大地降低了通关的速度和费用，提高了通关的便利化。在投资领域，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措施。如果说和以往相比，这一轮的开放很突出的特点是以服务业的开放为重点，当然，制造业也在进一步地推进开放。除了在“引进来”领域不断地扩大开放，我们也在持续地推动“走出去”的开放，从而构建出一个“走出去”和“引进来”互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结合，贸易和投资并重的一个全面开放的新的格局。 第二，制度性开放。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开放和改革互动。在新一轮的开放里面，我们更加注重建立一些新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比如说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始，我们试行了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新模式。这个负面清单从一开始，上海自贸区有190条，现在最新版的自贸试验区是37条，全国也只有40条，我们的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对外商投资，在便利化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转变政府的职能，营造一个内外资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我们今年制定了新的《外商投资法》，现在正在制定细则，把我们在改革开放探索中一些重要的进展，以法律的方式、以政策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形成涉外经济的新体制。所以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是这一轮开放非常鲜明的特点。 第三，自主开放。与以往的开放背景不一样，这一轮开放的国际背景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家，包括大的经济体出现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现象，我们观察到不少的国家在贸易领域，进行了政策调整。在此背景下，中国不是说通过对外谈判，而是自主地决定扩大开放。我们自主地降低了进口的关税水平。我们自主地开放了大量的外商投资的新的领域，我们也创造性地举行了中国进口博览会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也积极地参与WTO的改革，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不断地推动全球的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完善。当然，中国的这种自主开放也需要国际社会大家共同努力，来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透明、平等互利合作的世界经济体系。 徐林：加强国际合作促进跨国贸易和投资回升 跨国直接投资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产业链高效合理分布、推动技术扩散和进步、加快全球脱贫步伐、带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但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2018年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持续下降，从2016年的1.75万亿美元依次降至2017年的1.43万亿美元和2018年的1.3万亿美元。 跨国直接投资下降对全球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以及世界经济平衡健康发展。过去十年，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发展中经济体最主要的外部资金来源，也是抵御经济和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支撑。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国直接投资还是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来源，占发展中经济体整体流入资金总额的39%左右。目前出现的减弱趋势毫无疑问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后劲，不利于全球经济持续复苏，更不利于缩小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减贫脱贫的进展。 其次，不利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是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很多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展望》表明，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对全球而言，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外国投资支持，会有近五分之一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无法获得项目融资。 最后，不利于专业高效分工的全球生产和价值链建设。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全球生产和价值链的形成，这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更好地利用了各国的比较优势，也促进了基于跨国间高效分工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呈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但从过去五年的数据看，这一趋势近年来正在弱化。 跨国贸易和投资对各国是多赢互利的国际合作，这是二战后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主流经济学已经证明的基本结论。面对未来，各国必须共同携手合作，通过广泛磋商和谈判，尽快建立并完善相关的国际多边体系，从制度上更好促进并保障国与国之间更多开展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活动。 第一，加快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建设。二战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多边体系，以及区域性和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安排，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投资、技术扩散和减贫脱贫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这些不同层次的制度保障下，各国放宽产品和服务市场准入条件，减少并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通过贸易和投资促进了全球专业化分工、产业链和价值链合理分布、技术和知识的广泛传播，以及国家间利益的相互融合，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但是，这一体系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和运行，也暴露出了相应的弊病和缺陷，使得多边机制的任何改革和完善都困难重重。多边体制面临的分裂和挑战压力，需要各成员国政府与时俱进地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制度进行认真反思和改革完善。从贸易和投资领域看，强化基于公平竞争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安排，提高WTO贸易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对各国有可能扭曲公平竞争基础上自由贸易的政策进行更严格清晰的限定，滥用安全标准进行贸易和投资限定等，都应该是完善多边体制改革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 第二，加强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国际制度建设。跨国直接投资一般都会涉及技术装备输出和转移，保护好与此相关的知识产权是跨国投资者的利益关切和基本要求。在技术日益主导竞争力的趋势下，保护好投资导致的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也是跨国企业从事跨国投资、贸易、合作的重要基础。由于知识和技术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会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的纠纷会更加突出。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更加有效的国际多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法律体系，统一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标准和处罚标准，既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也要避免知识产权保护被滥用作为贸易保护的借口，这对消除投资者知识产权风险和担忧，扩大跨国直接投资，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构建更加开放便利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空间载体。从各国的发展经验看，基于特区、园区实施专门的开放制度和政策，可以集中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网络，可以形成高效分工相互协作的产业生态体系，可以提供更好的城市功能和服务功能，形成优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投资环境，是外国投资聚集的理想空间。为了更好地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进一步优化特区园区建设和布局，提高服务质量和聚集效率。 第四，完善金融市场的整合发展和协同监管。金融市场的服务功能在跨国投资和产业链布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动荡同样会对全球跨国投资和贸易产生破坏性作用。为了更好发挥金融的服务功能，需要各国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全球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和一体性，监管部门加强跨国间金融监管的协同性，有效应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监管规则差异导致的监管套利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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