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在时代的大浪潮之下，33岁的张维在深圳这座“最像硅谷的城市”开始创业，创立了基石资本。公司成立的使命和愿景在于，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向企业提供投资银行、管理咨询方面的服务，帮助小企业茁壮成长。 深圳的飞速发展，给予了基石资本成长的充足养料，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日益壮大，基石资本在创新创业浪潮中捕捉到充足的投资机会。 投资150个项目，成功退出60多个，更有近四分之一的项目成功IPO，在创投界手握着这样的战绩，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有着自己的独到心得。 “摒弃暴利的心，尽人事，听天命。”在深圳的一间办公室中，张维回望近20年的创投生涯，给出了一番颇具禅味的答案。 自2001年创立基石资本以来，张维带领团队已累计投资约150个项目，目前资产管理规模逾500亿元，山河智能、三六五网、迈瑞医疗、柔宇科技、埃夫特、华大智造、商汤科技等一大批项目，都成为了创投界的经典战例。 在近150个项目，基石资本的成功退出率接近45%，上市公司形成率达四分之一左右，更在山河智能等项目实现了100多倍的回报率，收益惊人。 “投资决策源于对资本市场和企业的认知。像基石资本，相比于看宏观经济、投热点、重赛道，我们更看重‘选手’和企业家，重仓有产业地位和世界级技术的伟大企业。”在张维看来，当下科创板设立、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最大的意义在于给真正有产业定位、能够实现国产替代的硬科技企业上市提供更多机会。 在最像硅谷的地方创业 “当初来深圳，都是有叛逆精神、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大家都想去一个能够创造未来的地方。”忆及1994年自己闯荡深圳，张维说，大量人才的涌入、移民城市的叛逆、各行各业的宽容，形成了深圳早期的创业生态。 彼时，改革开放浪潮正渐入佳境，深圳到处散发着创业的气息，华为等一大批民营企业初见雏形……中国资本市场也才刚起航不久。张维最初供职于国内最早一批股份制上市公司的其中一家，这里培养了他早期的投资意识。 “我们这一代人见证过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在这里孕育着巨大的机会，从而有了无法比拟的优势和运气。”张维说。 在他看来，大量人才在深圳成功创业，离不开深圳的制度环境。通过“孔雀计划”等政策，深圳市政府扶持了大量的初创科技企业和人才，资金资本、人才技术、大型科技企业得以在深圳聚集，并形成良性的循环生态，这与硅谷极其相似。 资金、人才技术、大型企业聚集的“铁三角模式”，使得深圳实现了飞跃式发展，深圳GDP从1979年的1.97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2.69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第三位。 2001年，在时代的大浪潮之下，33岁的张维在这座“最像硅谷的城市”开始创业，创立了基石资本。公司成立的使命和愿景在于，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向企业提供投资银行、管理咨询方面的服务，帮助小企业茁壮成长。 聚焦硬科技企业投资 深圳的飞速发展，给予了基石资本成长的充足养料，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日益壮大，基石资本在创新创业浪潮中捕捉到充足的投资机会。 “‘撒胡椒面’没意义，看准了要敢于重仓。而只有认知深刻才敢重仓，否则就是赌博。”张维说，基石资本成立至今，一直奉行集中投资、重点服务的投资理念。 在张维看来，投资的核心要素是把握企业的成长性和估值，成长性是投资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估值是实现超额收益的必要条件。 回归企业本身，基石资本有一套完全不同于通常看财报、看竞争结构的独特认知体系，而是看企业家精神、看研发团队、看组织体系、看公司治理，这些投资要素是公司财务报表背后难以展示出来的，却也恰恰是伟大企业必须具有的特质。 张维举例说，2003年，基石资本投资了山东六和。彼时，这家企业并不被市场看好，属于低门槛、低毛利率又传统的饲料行业企业。初次接触山东六和时，公司年销售额14亿元，利润却仅为2000万元。 在刚打完第一笔投资款时，投资人就气愤地通知他，要求立即停止投资。在压力面前，张维选择了坚持。 张维看中了这家企业背后有价值的地方：当时，这家企业就提出了服务营销的概念，围绕养殖户构建了一整条服务链；2003年之前，企业所有的中层干部都读完了EMBA，而在当时即使是中国最大的企业都难以做到；管理团队全员持股……这些现象背后，暗藏着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情怀。 投资8年后，山东六和的年营收超过600亿元，利润高达16亿元，张维的坚持让他获得了足够的回报。“好的企业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言，不能急功近利，必须是长期主义者。”他笑着说。 张维认为，投资时一定要关注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勤奋执着、有不屈不挠奋斗精神；二是打破常规、颠覆规则，不断创新，有冒险精神；三是有抱负和胸怀。 寻求优秀的企业，是基石资本的投资方向。在深度挖潜具有长跑能力的企业外，基石资本还敏锐意识到科技创新的先机，逐渐将目光聚焦到硬科技企业，投资涵盖技术领域、医疗医药、消费服务、文化娱乐等。 如在机器人领域，2017年，基石资本投资了埃夫特，并出资6.6亿元帮助企业完成海外收购，迅速获得市场、品牌、技术……今年7月15日，埃夫特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我们在于看中埃夫特在中国产业地位的特殊性，即使当下未实现盈利，基石资本依然坚定的选择重仓。”张维说。 在医疗医药领域，基石资本在迈瑞医疗的投资上获得了逾10亿元的投资收益。 中国股权投资大幕刚刚拉开 在投项目实现独立IPO，是创投获得收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这也是基石资本在优选项目时考虑的主要方向。 当下，张维看到了科创板推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带来的巨大机会。不再以盈利为企业上市的硬性标准，让真正有全球产业地位、在国内拥有硬科技、有国产替代产业机会的企业得以上市，获得流动性支持，激励创业者发展壮大事业，是资本市场改革带来的重要意义。 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将引导资本更多地投入到高新技术领域企业，有助于解决国内科技企业发展早期缺乏资金的问题，帮助国内硬科技领域的中小企业获得持续成长的机会。 在他看来，注册制等改革推进的同时，又结合了严格的惩罚和退市制度，这有利于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融资渠道、资源配置的三大基础功能，对构建资本市场健康生态和培养优质的上市公司具有重要意义。 “纳斯达克市值前十的公司即代表了它存在的意义。微软、苹果、谷歌、英特尔、亚马逊……这些企业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张维说，用市场而非行政手段做出选择，必然有大部分企业被市场化淘汰掉，但重要的是少数优秀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配置到了正确的资金，得以迅速成长壮大。 张维进一步说，宏观经济的波动和资本市场的波动无法预知，所以并不需要对产业政策先知先觉，而是要回归企业本身，摒弃暴利的心态，尽人事、听天命。 2017年，基石资本入股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设计企业豪威科技；2019年8月，韦尔股份完成对豪威科技的收购，基石资本也由此获得了资本市场的退出渠道。对此，张维说：“3年前，我们并不能预见科技企业将成为资本市场的风口，也不能预见半导体在今天如此受欢迎。” 张维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近20年，与国际接轨不断深入，中国的产业发展形态已从量变发生了质变，衍生出了更多的产业形态，技术型企业也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带来了全新的机会。 “中国的股权投资和资产管理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张维说：“放眼全球，基石资本希望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积累，未来能够成为像KKR、3G资本这样的顶尖机构。”
在深圳特区高速发展的40年间，资本市场无疑是其崛起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禹国刚，男，汉族，中共党员，1944年2月出生，陕西安康人，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他参与并见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发展的历程。1988年负责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学习借鉴境外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牵头拟订《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等重要文件，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度基础，促进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在2018年12月18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禹国刚成为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之一，在大会上受到表彰，核心原因在于禹国刚对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贡献。 禹国刚的成功，与深圳资本市场的崛起密不可分。从1980年开始，禹国刚的人生轨迹，就与深圳特区和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轨迹绑定了。 1983年，禹国刚即将迈入不惑之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仅有的两个名额之一，被选派去日本留学，专门学习证券方面的知识。 当时，日本媒体就向他发出尖锐的提问：“你学习证券业务虽然出众，但你回中国后能派上用场吗？” 当时，禹国刚没有直接“硬刚”，数年之后他用一记铿锵的敲钟声回应了抛出疑问的人。 在日本饱学证券专业知识后，禹国刚回国，随后便参与了深交所的筹建工作。那是在1988年，当时国内大多数人不知证券为何物，知道的人也对此带有较大的偏见。 在深圳特区高速发展的40年间，资本市场无疑是其崛起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老一辈资本市场的探路人，禹国刚勉励后来者，要对中国证券市场充满希望。在他家中，有一块用日文写的牌匾，翻译成汉语意为：“中国证券市场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着机会和希望的、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兴市场。” 体验搬家的“深圳速度” 改革开放的春风，率先从南方吹起，沸腾着无数年轻人的热血。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不断对外开放的信号，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南下拓荒。出生在陕西安康的禹国刚，在广东一位亲戚来信的“鼓动”下，毅然变卖了家里一台三洋收音机和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带着所得的600多元钱和一家四口，从黄土高坡来到深圳。 来到深圳，禹国刚眼前看到的是荒凉。他回忆称，从福田区的深圳市政府门口走到罗湖火车站，一路上就找不到一栋三层高的小楼，遍地是荒田。 不过，他心底仍挥不去亲戚信中的一句话：“你别看现在的深圳很荒凉，但它未来可能是 ‘中国的旧金山’。” 恰巧爱华电子公司在深圳招聘干部，陕西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的禹国刚，很快就成了公司的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彼时，不同于现在人才流动的便捷，1981年调动工作需要办理繁琐的手续，但是，禹国刚全家搬到深圳，办完手续仅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 “这就是深圳速度吧。” 禹国刚说。 自此，禹国刚的人生开始与深圳紧密相连，之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证券人”，是深圳资本市场的奠基人之一。 1983年，禹国刚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的两名留学生之一。能够获得这样难得的机会，既有禹国刚个人的努力，也是大时代下深圳给他带来的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资本市场的种子也就此播下。 按照当时招考小组对选派人员的要求，首先是政治过硬，其次是日语水平要听说读写译都能过关。这两个条件其实都不太难，难的是最后一个条件，那就是去日本学习前必须懂得金融证券的基本知识。 很多人都被最后一个条件难倒了。因为，当时国内证券业务为零，高校尚未开设证券专业课程。但禹国刚却对证券知识相对“驾轻就熟”，日语和证券的两场考试中，他都提前交了卷。 禹国刚回忆称，他日语专业毕业，又在爱华电子公司任职日语翻译，日语能力不是问题。而且，爱华电子公司与日企业务往来，在商务谈判中常常会涉及股东股份、股票市场和证券交易等知识，禹国刚在工作中学会了很多专业知识，同时他又对此非常感兴趣，经常去香港浏览、阅读金融证券书籍，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他没想到，这些知识竟然派上了大用处。 “在一个大时代下，深圳给人带来非同寻常的机会。”禹国刚说，如果他当年没来深圳，而是留在陕西，就不会有他后来的人生轨迹。 资本市场成就了今天的深圳 自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深圳也成为资本市场“先行先试”的一块“试验田”。 1983年，深圳有了全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宝安；1987年起，又有了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等股票并进行柜台交易，之后更建立了深交所。 禹国刚向上海证券报记者总结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没有深圳的今天。” “毗邻香港是深圳的一大优势。”禹国刚以筹建深交所谈起：1988年，他担任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下的专家小组组长，首要工作就是借鉴境外证券法律法规，而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他在深圳筹建深交所时遇到什么疑问，就去一河之隔的香港咨询，非常方便。 筹建深交所期间，禹国刚频繁去香港“取经”。虽然他在香港一次最多也只能待7天，但可以过罗湖口岸回深圳休息一天，然后第二天接着再去香港，又可以待7天，这比内地其他城市赴港要方便很多。 从1988年11月至1989年4月，禹国刚率领专家小组首先翻译了境外的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者保护法、会计制度、会计准则、证券交易所章程、股价指数编制方法等200多万字的外文资料，再移植借鉴国际证券市场成功的经验，写成与之对应的证券法规、章程、业务规则，经过多次论证定稿，编辑印刷成新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所“蓝皮书”——《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奠定了深交所的制度基础。 1990年12月1日，深圳特区利用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行先试，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试营业。禹国刚与他的搭档——时任深交所副总经理王健一同敲响了深交所首次开市的钟声。 “深圳很多高新科技企业都是由资本市场孵化出来的。”禹国刚认为，深圳能够成为一线城市之一，有赖于双轮驱动：一只“轮子”是深圳资本市场，另一只“轮子”是深圳资本市场培育并支撑起的高新科技企业，包括腾讯、比亚迪等一大批公司。深圳上市企业绝大多数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深圳资本市场为它们带来了融资渠道，帮助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能获得资本的扶持。 30年来，深圳本地企业在深交所上市数量超过350家，市值超过10万亿元，是深圳2018年GDP 2.42万亿元的4.3倍。截至今年7月31日，深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261家，其中主板469家、中小板959家、创业板833家，总市值高达31.72万亿元。 禹国刚表示，深圳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从杀出一条血路”到“探索出一条新路”，在中国资本市场强有力的支持下，一定能以一城改革创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探索出一条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新路径。 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未来可期 深圳特区“四十不惑”，深圳资本市场“三十而立”。但相比于很多城市与海外成熟市场，深圳还很年轻。 “年轻人”有活力，善于学习新知识，惟其小才有希望。深交所创立之初，便在交易技术上与国际接轨，之后更是匹敌世界领先水平。 2019年11月26日，深交所与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签订了交易与监察系统升级项目协议。据介绍，彼时有十几个国际顶尖电脑软件供应商激烈竞争，最后由深交所的证券交易电脑技术胜出，由此开启了中国证券交易电脑技术走出国门的先河。 目前，深交所的交易系统已经推出了第5版，接下来还将推出第6版。禹国刚表示，深交所在硬件方面已经优于众多对手，对于区块链技术也在探讨中，这是需要不断钻研革新才能取得的成果。 禹国刚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硬件”全球领先，仅仅成长了30年，就已走完了西方证券市场一两百年才走完的历程，很不简单。但在“软件”方面，如公司运作、证券法规、会计和审计标准等方面，还需要学习境外成功的经验，按国际惯例运作。同时，中国资本市场一定要培养视野开阔、胆识过人、能打胜仗的队伍。在与国际资本市场高手同场竞技时，要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当前，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未来，注册制也将向全市场铺开。对于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禹国刚认为，注册制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创新发展的新动力，是监管重心的后移和监管制度的升级。 目前，相关配套制度修订工作已逐步开展。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 采访临近尾声时，禹国刚不忘勉励年轻人：“中国资本市场和深圳的发展前景可期。年轻人一定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年轻人犹如朝阳，前程远大，要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有用之才，要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贡献。”
这里孕育了包括腾讯、华为、万科、平安等一众明星企业，拥有3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形成了举足轻重的“深圳军团”。 这里拥有集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于一身的交易平台：截至8月21日，深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263家，总市值达31.73万亿元，2019年全年成交总额超过100万亿元。 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注册制首批18家企业鸣钟上市，一场涉及“增量+存量”的注册制改革吹响了向纵深推进的号角。 30年栉风沐雨。深圳资本市场早已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中迅速壮大，并滋润和哺育了沿途众多的经济实体企业。资本浪潮拍岸，卷起的是深圳不懈探索之姿，回荡的是其不竭创新之音。 试一试：试出资本市场“满园春色” 30年前的12月1日上午，深圳国际信托大厦15楼，当时深交所的主要筹备者王健和禹国刚敲响了试营业的钟声，深交所就这样诞生了。 “一波三折。”禹国刚如是形容深交所筹办过程的曲折。 1988年，从欧洲考察回来的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提出，要利用中央给予深圳改革开放的特权创建深交所，调整特区产业结构，同时利用证券市场吸引更多外资。 在无人、无钱、无地的“三无”窘状下，深交所筹备组成立，由王健（筹备组负责人）与禹国刚（专家小组组长）共同负责深交所的夯基工程。两位深圳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的“拓荒人”，后来成为了深交所第一任副总经理。 “我们专家小组用了整整一年半时间，先把境外证券市场的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者保护法、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交易所章程、各项业务规则等资料全部翻译成中文，约200万字。然后移植借鉴境外证券市场成功的经验，并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写成30多万字的法规、章程、业务规则等。”禹国刚娓娓道来。 这部完全由“荒地”拓垦而出的草案，因其封面呈浅蓝色，故称“蓝皮书”。它奠定了深交所最基本的规章制度，勾画出一个新兴资本市场的雏形。 就这样，深交所“破土而出”。1991年4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下达了批文，深交所终于拿到了“出生证”。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一番论述，直击新中国资本市场探索与改革的灵魂深处。 “坚决地试！”试出了深圳资本市场的“满园春色”。 闯一闯：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双轮驱动” “深圳为什么能成功？靠的是两只轮子。” 禹国刚口中的“两只轮子”，一只是深圳强有力的资本市场支持，另一只是深圳不断涌现的高新技术企业。 197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广东省委提出，要利用自身毗邻港澳的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发展补偿贸易、加工配套和合作经营。 “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的一席话，让多少“明星企业”从深圳这片土地“闯”了出来。 1987年，43岁的任正非在深圳南油A区的一间居民楼里创立了华为。从最初一家香港交换机的代理商，一路成长为世界瞩目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今年二季度，华为智能手机销量全球夺冠，打破了9年以来三星和苹果智能手机销量轮做第一的局面。 1995年，王传福从北京南下，以250万元的资本在深圳注册了比亚迪。从充电电池起家，经过20多年发展，比亚迪现在已经形成横跨汽车、轨道交通、电子和新能源4个板块的国际化集团。 1998年春节后的一天，马化腾和张志东在深圳一家咖啡店决定建立的腾讯公司，如今已快走过22个年头。自2004年上市以来，腾讯股价上涨逾600倍。插着流量和资本的翅膀，这只憨厚可掬的“企鹅”仍在越飞越高…… 与实体经济的蓬勃发展辅车相依，30年风雨兼程，深圳资本市场也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成立30年来，深交所建成主板市场、中小企业板、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创业板等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成为全国重要的资金聚集地和辐射源。截至7月31日，深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261家，其中主板469家、中小板959家、创业板833家，总市值高达31.72万亿元。 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最早的“老五股”发展至300多家A股公司，深圳本地目前的上市公司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其中280家通过深交所上市，占比高达89%。借助IPO、配股、增发、可转债、优先股等多种手段，这280家公司累计获得1.11万亿元融资，充足的发展资金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深圳在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全国十大证券公司中深圳有3家，全国公募基金20强中深圳有6家，创投企业20强深圳有5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数量，深圳位居全国第二。 从机构数量看，截至2020年6月底，深圳共有证券公司23家，超过北京（18家），仅次于上海（26家），自2015年以来稳居全国第二。截至2020年6月底，深圳证券公司总资产2万亿元，上半年证券公司营业收入511亿元，均位列全国第一；深圳证券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指标也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二。从IPO储备项目看，目前全国在审企业700余家，其中深圳证券公司储备160余家，高于北京和上海。 公募基金方面，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上半年，按照基金公司资产净值全口径统计，深圳公募基金规模分别为4.13万亿元，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剔除货币基金与短期理财债券基金，深圳的公募基金（非货）管理规模达到2.37万亿元。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白皮书显示，截至2019年底，深圳地区非公募资产净值规模（包括年金、社保、专户）合计1.85万亿元，比2018年增长23.33%，占全国的比重达到27.57%。据此计算，截至2019年底，深圳基金行业资管总规模超过6万亿元。 阳光私募方面，目前，深圳拥有4493家私募机构，管理产品1.51万只，管理规模1.9万亿元，机构和管理产品数量位居全国第二。 资本市场搞活了企业，也搞活了经济。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73%。在资本市场强有力的支持下，深圳去年GDP达到2.69万亿元，由1978年GDP不到2亿元的一个边陲小镇，一跃成为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的全国第三大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深圳资本市场就没有深圳的今天。”禹国刚说。 探一探：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路奔腾不息 中国的证券交易所自20世纪90年代初才刚刚起步。在30年迎头追赶的过程中，搭建起一个先进的交易系统，既是中国资本市场内在活力的一种表征，也是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1993年，成立仅两年的深交所，实现了从“区域市场”到“全国市场”、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重大转变。 深交所的“四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和运作无大堂化）不仅为中国资本市场探索出了一条规范、高效、安全、低成本的发展道路，还使深交所成为2010年度和2017年度全球IPO即新股发行融资金额均名列第一的资本市场。直至今天，深交所的交易能力依然处在世界领先水平。 今年4月，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方案出炉。证监会和深交所就《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规则征求意见。 6月12日，证监会发布《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配套规则。在汲取前期科创板经验的基础上，创业板同步优化了诸多制度，构建起更符合自身特点的持续监管体系。 3天后，深交所开始受理创业板在审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并购重组申请。截至8月24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获受理企业合计535家，其中申请IPO企业365家、申请再融资企业161家、申请重大资产重组企业9家。 8月24日，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企业正式上市交易，18只新股均大幅上涨，成为深圳资本市场30岁生日最好的“献礼”。 三十而立，立于创新。奔腾不息的深圳资本市场，虽经蜿蜒曲折，亦不改勇闯本色。资本浪潮拍岸，卷起的是深圳不懈探索之姿，回荡的是其不竭创新之音。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 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网络视频会议。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常务理事、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李剑阁在会上做了点评发言，对基础性制度建设、资本市场监管现行运行机制等方面出现的问题给出了意见和建议。 以下为发言全文 今天的会议主题“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我觉得议题的设置非常好。我经常说，经济学家不是持牌的金融分析师，不要对资本市场的短期行情发表任何看法，这不是经济学家应该做的事情。在讨论制度建设时，要着眼长远性的和基础性的问题。如果受短期行情的影响，为救急而匆匆做一些制度性的规定，常常是不成熟的，而且会长期留下后遗症。 我国资本市场第一次救市发生在1994年，即所谓“三大救市政策”的出台，我参加了有关讨论。1994年上半年，由于实施严厉的宏观调控，上海股市日益低迷，股指从1993年2月16日的最高点1558.95点，一路下跌到1994年7月30日的333.92点。在几个月内下跌80%。 7月28号下午，由证券监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上交所和深交所所在地方领导参与的一个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对待当时股市下跌的严峻局面。会议形成了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就是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救市政策：今年内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即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 1994年7月30日各大传媒均刊登新华社通稿《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作出决策》，报道了这个会议和三项政策。 新华社消息发出后市场反应强烈。1994年8月1日，上证指数以大涨18%跳空高开。买盘蜂拥入场。这一天，沪深指数大幅飙升三成。接下来的一周，沪深指数弹升幅度分别为104%和68%，人气骤升，沪深两市分别创下339.41亿元和122.09亿元的周成交金额新纪录。此后，上证指数从7月29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9月13日盘中最高的1052.94点，累计涨幅315.33%。 短期的救市政策，常常固化成为后来的一个制度性规定。比方说，三大救市政策中的第一条“今年内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讨论时就有专家指出，行政性的规定“暂停”，就为“何时”启动制造了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而且以后一旦股市下跌“暂停”就会成为惯例，限制了监管部门的抉择空间，也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可惜，专家的意见没有被接受。有人统计，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的30年里，有6年是因为行情低迷而“暂停”了IPO。 有以上思路，监管部门又产生了要掌握上市公司发行的节奏的想法，认为如果股票行情不好，就不能IPO，行情好了，就可以加快IPO。看起来好像挺合理，但是由于是受行情的影响，思维就比较短期。这也导致了“审批制”无法进行改革。虽然“注册制”讲了很多年，但解决不了。可见1994年监管部门第一次出手救市，效果不是特别好。虽然短期股市上去了，但是制度性的后遗症还是挺多。 最近的一次救市是2015年，我个人认为，也留下了一些制度性的后遗症。在股市大跌的时候，监管部门匆忙提出“境外敌对势力”和“恶意做空”的概念。现在看来“境外敌对势力”查无实据。至于“恶意做空”对多数市场参与者来说也比较勉强。其实在推出融资融券制度安排的时候，就是允许市场做多，也允许合法做空。做多、做空都是一种市场行为，不存在善意和恶意。就像赚钱的动机是一样的，只要不违规，就不存在善意或者恶意的问题。 我记得当时市场上也有一个说法——你没有办法辨别哪一块黄金是干净的，哪一块是不干净的，只要来路是合法的。所以“恶意做空”的事情出来以后，好像做多就是政治正确，做空就是政治不正确。现在市场上有观点认为，类似于“浑水公司”的做空机制，让市场去发现并惩罚恶意造假的公司，让这些公司付出代价，可以大大降低了监管成本。 现在只靠监管部门有限人力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法规上应该做相应的规定，允许市场机构出于合法的获利动机，通过市场的正当操作，清除资本市场的“垃圾”，成为资本市场合法存在的“清道夫”。 2015年，我们还匆忙地宣布保险资金开展股权投资是违规的。但是现在，监管部门又鼓励保险资金进行股权投资，这里边就有一个涉及到基础性制度的问题，如果保险资金的股权达到一定的比例，是否拥有表决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实际上，全世界的保险资金进行股权投资，在某个公司达到一定比例后，按照法规举牌，是可以获得公司董事席位，并拥有表决权的。在2015年之前，我国保险资金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收购兼并，境内外都有比较成功的例子。而2015年匆忙出台“不允许保险资金举牌”的规定，可能造成了市场上一些长期性的误导。 2015年，因为怕市场大起大落，监管部门匆忙制定了指数熔断机制，又很快取消。国外也有熔断机制，中国资本市场到底是该有，还是不该有？当时匆匆忙忙制定，匆匆忙忙取消，都有很大的后遗症。 所以，我们在讨论基础性制度建设的时候，不要被行情干扰，也不要被舆论干扰。监管部门应保持定力，不受干扰，进行基础性制度建设工作。 基础性制度建设的抓手是什么？注册制可能是一个“牛鼻子”。注册制改革是一项牵牛鼻子的改革，具有关键的牵引作用。我们经济界的老前辈孙冶方曾经说过，抓到了关键问题就像牵牛鼻子，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如果抓一些间接的、次要的方面，想去解决经济全局，就好像抬牛腿，只能是事倍功半，也可能一事无成。 我们当前是在科创板上进行注册制试点。我同意刚才有专家提到的，为了做一件事情设一个板块进行试点，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是试点的目的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一旦这个经验相对成熟以后，就应该推广，一些原有的板块就应该逐步合并。我赞成不要设那么多板块，对监管也很困难，对投资者和机构都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比方说，股票市场刚刚建立时候，为了吸引和满足外汇投资，在A股以外又设立了B股板块，现在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B股是怎么回事。目前还有很多板块无人问津，这可能是将来要解决的问题。 要实行注册制有几个问题要解决。 首先，监管部门在观念上要解决，以后不要对上市公司的质量进行背书，上市公司是否盈利，做得好不好，这都不是监管部门要考虑的。国际上普遍的监管原则是突出信息披露。信息披露达到合规要求，无论是否盈利、主业为何，只要市场能接受，都可以上市。 因为一个公司的好坏经常在过程中是很难判别的。比方说特斯拉，如果用一般的眼光看，只看到它在烧钱和赔钱，没看到赚钱，可是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前几位传统制造商的总市值。这样的公司，监管部门是没有办法辨别的。应该卸掉监管部门辨别公司业绩好坏的职能，只负责信息披露的规范化。 其次，监管部门不应该对行情负责，也不应该对市场或者某个公司的股价是否存在泡沫负责。泡沫应该由市场去自行纠正，而不是由监管部门判断股票是不是涨得太高了，是不是该干预了。如果监管部门从主观判断出手，可能会像2015年，先是舆论上鼓励“金融创新”、“互联网+”，自由放任场外配资加大杠杆，想创造一个牛市，后来又担心泡沫过大，简单粗暴地制止场外配资，致使市场资金断裂，导致严重后果。 今天的会议，虽然正好在行情看好的过程中召开，但是我们开会完全不是为行情造势，而是着眼于长期市场制度建设。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应该按照刘鹤副总理讲的，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地进行基础性制度建设，这是一个长期任务。
8月25日，深交所党委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刘鹤副总理、易会满主席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上的致辞要求，研究部署深交所改革发展工作。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掌舵领航、指路定向，为做好“十四五”规划提供了根本遵循。刘鹤副总理的重要致辞对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易会满主席对贯彻落实刘鹤副总理重要致辞要求做了具体布置，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市场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要求，为深交所建设“优质的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的交易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所上下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刘鹤副总理、易会满主席致辞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和对经济社会工作的部署，认真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和“四个敬畏、一个合力”工作要求，准确把握深交所改革发展的新定位、新目标、新要求。 一是坚守创业板定位，增加市场包容度和覆盖面，更好服务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支持更多优质公司上市，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 二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注册制改革方向，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继续做好企业发行上市审核等工作，强化系统运行安全保障，确保各项改革措施平稳落地。跟踪评估新制度、新规则实施效果，为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积累经验。 三是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坚持从严监管，守住风险底线，把好入口和出口两道关，促进优胜劣汰，推动形成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上市公司群体。 四是围绕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按照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各项部署，修订深交所战略发展规划，明确深交所新定位的内涵，形成贯彻落实的具体举措，努力建设“优质的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的交易所”，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企业昨日上市，创业板市场以崭新的姿态驶入改革发展新征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上发表书面致辞指出，要稳步增加长期业绩导向的机构投资者，回归价值投资的重要理念。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贯通了增量市场和存量市场，是注册制在全市场分步骤推开的关键一环，也是资本市场全面深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注册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涉及发行制度，还涉及信息披露、退市、交易等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 注册制下，尤其需要发展长期业绩导向的机构投资者，回归价值投资的重要理念。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发展长期业绩导向的机构投资者，营造价值投资文化氛围，需从转化存量、引入增量、优化环境入手，积极创造条件畅通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渠道，逐步推动提升中长期资金入市比例。 从成熟资本市场发展经验看，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中长期资金是市场的“稳定器”“压舱石”。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要求。去年以来，证监会把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作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任务，在优化公募基金差异化的准入安排、推动放宽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比例和范围、提升交易便利性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力构建中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 权威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权益类公募基金募集金额超过5400亿元，是去年同期的4.8倍。这对改善市场结构、促进市场平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前述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为创造条件畅通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渠道，逐步推动提升中长期资金入市比例，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 首先，进一步发展壮大以公募基金管理人为代表的专业化资产管理机构队伍，支持优质基金管理人提升专业能力、打开管理半径，实现做优做强，同时继续推进商业银行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其次，完善行业机构分类监管体系，引导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强化长期业绩导向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持续推动公募基金等各类资管产品实施长周期考核，支持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实施高管和核心投研人员股权激励。 再者，扎实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交易便利性和效率，降低中长期资金投资成本，推进完善机构投资者税收、业绩评价、会计等配套政策安排，强化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 最后，落实国家关于深化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支持理念成熟、实力较强的外资机构通过设立合资或独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担任产品投资顾问等形式积极参与我国资本市场，推动行业良性竞争，促进引入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投资文化。 去年以来，资本市场持续推进“深改12条”落地实施。“深改12条”明确提出，要推动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强化证券基金经营机构长期业绩导向，推进公募基金管理人分类监管；推动放宽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比例和范围；推动公募基金纳入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金投资范围。这些工作部分已经落地，部分正在加速落地的过程中。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在促进资本形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缓释风险、激发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初步形成了较为齐全的多层次市场体系，聚集了各个领域的优秀企业，股票、债券、期货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积聚起一定的发展势能，但发展不充分、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依然存在，亟需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型。 资深专家提出，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是促进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社保基金、保险机构等长期资金应当继续发挥专业优势，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坚定信心，积极行动，为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在深圳举行。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上市仪式上致辞表示，建设优质的创新资本中心是资本市场有关各方的共同使命，证监会将会同交易所加快深化改革，持续创新发展，推进建设高质量的资本市场和世界一流的交易所。 易会满指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继科创板之后，通过增量带动存量推进注册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重大举措，对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易会满表示，希望深交所坚守创业板定位，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方面实现更大的担当作为。要坚持以创为先，不断改进对创新创业企业的支持和服务；坚持从严监管，把好入口和出口两道关，促进优胜劣汰；坚持稳字当头，守住风险底线，确保各项改革开放措施平稳落地。 易会满指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难得的发展机遇期。证监会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不动摇，认真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要求，扎实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工作。 具体而言，“建制度”是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不干预”是保持市场功能正常发挥、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市场活力的重要路径；“零容忍”是强化监管震慑，净化市场生态的重要保障。这三者互为基础、互为前提、有机统一。 易会满说，“不干预”不等于放任自流，要坚持敬畏法治，依法依规办事，重视预期管理，这与日常监管并不矛盾；只有保持“零容忍”，才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减少管制、增强活力创造有利条件；必须突出“建制度”的主线，只有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才能更好区分日常监管和市场干预，也才能真正实现“零容忍”。这是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 易会满表示，证监会将进一步突出发挥市场力量，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发展长期业绩导向的机构投资者，回归价值投资的重要理念；进一步推动信息充分披露，全面净化市场生态，建设诚信守法资本市场；进一步创造良性发展预期，努力走在市场曲线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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