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链二元酸是指含有10个或以上碳原子的直碳链芳香族饱和二元羧酸，这是一类重要的精细化工中间体。这么生硬地说大家似乎仍无法理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简单来说，这就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可以用来合成香料、药品、特种尼龙、聚酰胺热熔胶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特殊化学品。这种新兴的生物材料在自然中是不存在的，国外主要以化学生产法为主。 随着国内汽车、电子、通信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对于长链二元酸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但由于早年没能掌握规模化的生产技术，我国的这一行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只能依赖进口。直到凯赛生物(行情688065,诊股)的生物法长链二元酸实现产业化。 1、连续三年营收超10亿，公司领域内全球领先 根据招股书显示，2017-2019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36,269万元、175,711万元和191,619万元，净利润分别为33,272万元、46,629万元和47,888万元。资料显示，2017-2019年度，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系列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的比重分别为99.62%、99.70%和99.56%，占比较高。公司受到疫情影响较为严重，预计2020年上半营业收入为81,300万元至88,377万元 ，同比下降约22.42%至下降15.67%；预计实现净利润22,399万元至24,813万元 ，同比下降约8.57%至上升1.28%。 凯赛生物是一家以合成生物学等学科为基础，利用生物制造技术，从事新型生物基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在领域内，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利用生物制造规模化生产新型材料的企业之一。 2、科学家看准行业缺口转型企业家，曾帮助两位诺贝尔获奖者 凯赛生物的创始人刘修才，原本是一名科学家，但看到了国家对这个行业的急需，义无反顾地转型为企业家，带领凯赛生物突破困境，创下一个又一个纪录。 刘修才在恢复高考那年，从老家安徽滁州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当时的校长是郭沫若，还有华罗庚任数学系主任，师资力量可以说是在全国都是领先地位的。读本科期间，他听从化学系主任卢嘉锡的教诲，勤奋用功，努力拿诺贝尔奖。在杨振宁、李振道的成功后，刘修才也成为了赴美圆梦的学子中的一个。 刘修才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他所在的实验室与瑞士的研究所有着合作，当时这个研究所先后产生了两个诺贝尔奖得主，而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两位获奖者的实验样品都是由刘修才制作的。渐渐地，在学习过程中，刘修才不再以获得诺贝尔为目标，他把目光放得更远，他想要对一个行业产生影响，让这一个行业可以造福人类。 3、放弃美国十大药企职位回国，投入实验室个人出资实现生物科技强国 后来刘修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做完了博士后研究后，进入了美国十大药业企业之一的山度士公司，并且迅速升职。 1993年刘修才应邀参与全国政协在纽约召开的侨领会议，作为这场会议最年轻的参会者，他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对于人才、对技术的渴望，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在美国待遇优渥的工作，回到了国内，发展起自己的事业。 回国后的刘修才并没有接受政府部门给他安排的领导岗位，而是选择低调地进入实验室，开始他的实验和创业。“维生素C”项目的成功让他看到了生物化工的发展潜力，在1997年，他个人出资创立了凯赛生物产业有限公司，开启了他的生物科技强国之路。 公司成立初期，刘修才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里，带领着团队一遍遍实验，一遍遍完善，最终公司走上了正轨，开始了稳步快速发展。在携手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成功打破国外技术的垄断后，凯赛生物已经有了完整的产业链，再加上良好的市场营销策略，现在已经是世界上长链二元酸系列产品最大的供应商，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 4、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巨大，国产代替进口空间广阔令人期待 生物产业作为如今最为活跃、影响最为深远的新兴产业之一，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攻方向。生物制造是革命式的生产方式，通过加工和转化，为社会提供了无数工业产品，同时由于制造过程较为绿色，未来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根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生物制造产品平均节能减排30%-50%，未来潜力将达到50%-70%。到2020年，生物产业规模达到8-10万亿元，生物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4%。凯赛生物的主营业务占比较重，在领域内，全球市场预计将在今年达到437.7亿美元，但国内目前的产量无法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进口量仍维持在近80-100万吨水平。 凯赛生物在领域内可以说为国产代替进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公司在本次招股说明书中明确表示，本次大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主营业务的相关投资项目，意在扩大主营业务的规模。在进一步丰富产品结构的同时，凯赛生物在行业内的竞争力也将不断提升。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凯赛生物的产能利用率也将进一步提升，产品下游的应用市场也在不断扩张，公司的发展情况让人十分期待。
7月份已经过去了，A股总体上表现还不错，沪指7月月线收涨10.9%，创2019年2月以来最大月线涨幅。沪深300指数月线上涨12.8%，为去年2月以来的最大月线涨幅。沪深两市成交额累计20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现在大家并不是讨论如何防范3300点以上的风险，而是在讨论下一轮牛市行情何时能够展开。 再来看A股三大股指在最后一天的表现，A股三大股指早盘冲高回落，午后回暖。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71%，深证成指涨1.27%，创业板指涨1.89%。引领A股上涨的板块，还是疫苗、消费电子、证券等板块。而跌幅较明显的是国防军工、酒店及餐饮、白酒等板块。Wind数据显示，北向资金全天净卖出19.03亿元；其中沪股通净卖出28.15亿，深股通净买入9.12亿。 现在很多人都在问，进入8月份后，A股的牛市行情还会继续吗？我们认为，虽然股民做多热情高涨，但是A股走出牛市行情的可能性很小。投资者千万不要迷信下半年A股会有大行情。 第一，监管层强化对杠杆资金的监测。证监会昨日召开2020年系统年中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持久战。加强风险研判，强化对杠杆资金监测，防范和打击体系化、规模化场外配资，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发展。监管层要给A股市场去杠杆，防控金融风险，A股的疯牛行情已经结束。 第二，A股在3200至3600点区域都有巨大的历史套牢盘，所以后市股指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拉锯之战。早在2016年初，由于股指大跌，国家队宣布进场救市，于是就有大量股民跟着进入股市。但后来，国家队救市失败，撤离A股市场，但是在这个区域内还堆积着大量历史上的跟风筹码。 所以，股市仅靠自身的力量，要想突破这个区域，展开新一轮行情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是前期涨幅较大的券商股、疫苗股、白酒股等都要获利出来，这样会对A股成了双重打压。所以，我们既不看好短线，也不太看好长线趋势。 第三，虽然7月官方PMI指数达到51.8%，远远站在荣枯线之上。但是，最近大连、乌鲁木齐等地区疫情有所反弹，仅7月30日中国大陆就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7例。疫情的不确定性在增加，也给后续经济反弹带来较大的变数。显然，靠货币宽松来拉起投资需求增加，工业用品价格上，使得PMI指数跑上荣枯线能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但疫情的反弹，将会影响投资者在高位做多信心。8月份只要稍有风吹草动，A股恐怕连目前的位置都不保。 第四、美国经济第二季度GDP暴跌32.9%，失业率持续恶化。受此影响，美股全线下挫，截至北京时间30日22:00点，道指大跌逾500点，跌幅扩大至2%，标普500现跌1.6%，纳指现跌1.1%。随着股市回撤，原油价格持续扩大跌幅。WTI原油期货盘中跌超5%，与此同时，受欧洲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欧洲股市也开始大跌。虽然中国经济这边独好，但是今年GDP能由负转正就不错了，暂时难以恢复到过去状态。 所以，下半年A股不会走出超级牛市行情，因为基本面并不支持。如果一定要靠资金来推动，那肯定是涨得快，跌下去也快，最终输钱的还是散户。 现在很多投资者问，既然7月份A股走出不错的行情，那8月份股市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实际上，7月份的股市疯涨，主要是银行资金通过场外配资流入A股市场，而现在证监会一直在重申要监管资金进入股市，再加上股市目前已经处于前面的密集成交区域，要想冲过去，一定要有大量增量资金进来，更何况，全球经济不景气，欧美经济衰退，中国经济虽然一枝独秀，会由负增长转正，但与过去相比增幅也是跌落了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A股不要说8月没有牛市，整个下半年，也不会有牛市。如果投资者看错方向，今年的损失也会有很多。
一位拿着拨火棍的哲学家曾经说过，“如果讨论是一片土壤，那么一个新词就像是一粒新的种子”。近期，“双循环”这个新词激起了各种猜想、讨论和演绎。凡是能说的事情，都必须说清楚。“双循环”也是一个可以说清楚的概念。要理解这个新词，就需要回顾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经济政策思路的演进。 为了减少个人揣测，笔者尝试从考据的角度对“双循环”的提出过程进行回顾、梳理。 国际大循环与沿海发展战略的巨大成功 1987年10月底，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副研究员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在当年12月30日的《光明日报》，王建同志答记者问解释了国际大循环战略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资金与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所积累的资金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国际大循环”的构想很快引发了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并促成了“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1987年11月至1988年1月初，赵紫阳同志赴江苏省、福建省考察，并向邓小平呈上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邓小平对该报告做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组织实施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同年3月中旬，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了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参见李树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经济管理文摘》，2008年第11期）。 具体而言，“国际大循环”的构想下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三个要点（参见田纪云，《沿海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实施》，《炎黄春秋》，2015年3期）：第一，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第三，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在此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更快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产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1992年到2011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了1.1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资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同一时期，中国从全球第12大出口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也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角色，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在此基础上，中国彻底解决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双缺口”问题：外汇短缺、国民储蓄短缺。与此同时，中国也进一步从全球价值链、国际规则体系、全球金融市场等维度，深度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到2011年11月，以国务院批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关于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形成了从南到北、比较完整的体系。 国际大循环战略日益面临挑战 在推动形成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两头在外、出口与投资双驱动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不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部压力，而且国内也面临收入分配地区差距扩大，产业升级面临瓶颈制约，生态环境出现恶化等等问题。此外，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峰值一度达到64%（2006年），国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外向型特征十分明显。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而言，这种经济结构十分少见。 在此背景下，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指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11年初发布的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指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国际大循环的思路已经逐渐发生改变，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侧重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外循环相协调。 201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的两个判断指出：（1）生产要素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2）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这意味着，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不仅面临前述日益显现的弊端，而且还面临新常态下的两大挑战：其一，人口红利减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时代已经过云。其二，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出口的扩大基本取决于竞争优势，而非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此后的情况是，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于2015年达到峰值，此后到2019年一直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 不过，这一时期国际大循环为主的条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新常态判断当中也提到：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通过直接投资等渠道，中国引进高质量的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走出去的渠道，对外输出直接投资、广泛建立对外经贸联系。 供改下半场环境变化、首提“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201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2016年和2017年以去产能为工作重心，并提前完成大部分目标，2018年更是全部完成了去产能预设目标。从2017年末、2018年初开始，供给侧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去杠杆、防风险。到2019年末，上述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在此过程中，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总需求政策的平衡关系，存在颇多不同观点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应当保持政策定力，着力推进结构改革，同时避免大水漫灌；但也有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适度扩大总需求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在2016、2017年外需不断向好的情况下，扩大总需求的紧迫性有所下降，前一种观点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似乎占了上风。 到了2018年后期，经济环境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供给侧改革在去产能、去杠杆领域已经或正在取得重要进展，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短板、梗阻成为供给侧更为突出的问题。第二，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外部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不确定性，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必要性上升。 与上述两个变化对应，经济政策思路也开始调整。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已经有相应体现，也就是明确提出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一方面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供给补短板、供求衔接的角度，这次会议强调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具体地，“巩固”的提法，肯定了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供给侧改革在降成本、补短板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另外，从“畅通”角度出发，这次会议也特别强调了打通经济循环，会议通稿指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虽然只提及“国民经济循环”，不过从具体表述来看还是聚焦在国内经济循环方面。 另一方面，从扩大总需求的角度，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也第二次提出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首次提出是在当时一周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地，会议强调了增强消费能力、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基本沿续了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思路，再次强调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且从“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合理扩大有效投资”等角度，再次指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2019年初，“强大国内市场”的提法也一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和讨论。 此后，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去杠杆的色彩悄然淡出、暂告一段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正式将转向了“补短板、强弱项”。会议内容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与供给侧改革的“补短板”互相衔接起来，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出了具体政策抓手。 从前述政策思路的演进来看，在2018年后期到2019年，在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强大国内市场”从需求端对“供给侧改革”的提法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同时，供给侧改革本身的内容更多转向“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延续，并且兼顾了供给、需求两个方面。 疫情冲击、中美摩擦之下的变与不变 2020年之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思路，其对应的主要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2020年初以来，疫情的爆发、中美关系紧张升级，进一步对外部需求、国际供应链带来了双重冲击。“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上的视角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调整。 2020年初疫情爆发，2020年2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部署疫情防控，一边统筹推动复工复产。当时的人流、物流、资金流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这次会议提出的“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已经超出供给侧改革的范畴，成为一个具有突出重要性的紧急任务。 之后，疫情在全球更大范围、更长时间蔓延，3月中下旬也开始在美国蔓延。由于各种原因，同期中美关系紧张程度明显上升，并且也对我国产业链的稳定带来了新的、更大程度的冲击。4月之后，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新的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条例（EAR），并且升级了对华为的制裁，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美国境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美国工业安全局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5月，美国政府发布《对华战略报告》，宣布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采取对华竞争的方针。6月，随着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推进，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同时，国际环境也在更大范围发生着变化。在此基础上，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的外延，也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进一步扩展到了产业链安全视角的补短板。 总体上来看，疫情和中美关系紧张，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思路在国内、外空间上进行区别：其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而且，由于疫情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冲击也将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其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中国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其三，我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但是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上述三点，正是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所进行的详细阐述。 “国民经济循环”向空间、时间维度拓展成为“双循环” 需要说明的是，前述三点论述表明，关于中国经济面临主要挑战的判断，从2020年之前的“体制性、结构性、周期性问题”，又进一步加上了疫情的全球冲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析揭示了当下的“变”——外部环境重大变化，以及“不变”——国内基本盘保持稳定。这就使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落脚点，具有了国内、国际的空间区分，同时也有了国内、国际重心的区分。正是在这次会议首次公开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与上述背景一致，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基于供给、需求视角首次提出了“双循环”概念：“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与企业家座谈，进一步明确指出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第二，“国内循环为主，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第三，“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次会议上强调的“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也可以视为“内循环为主”另一种形式的概括。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双循环”的政策思路。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不是一项短期考虑，而是“从持久战的角度的认识”。至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空间上拓展到了“双循环”，在时间上拓展到了持久、中长期的视角。这也意味着，“双循环”将成为中长期经济政策的总体指导思路，尤其将对十四五期间的经济工作部署产生重要影响。回顾1980年代末，“从国内循环转向国际大循环”构想推动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落地，那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也将在经济的空间布局上具有重要的含义。 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性 回顾2020年5月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仍在加快。5月《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今年已经或还将分步取消期货、基金、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在5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也专门指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并在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推进RCEP协定的正式签署。 不过另一方面，外部环境正在变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供给端的国外供应链不稳定，需求端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陷入深入衰退。这些都将使得我国的国际经济循环面临冲击，对外开放的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面临被动局面。 而从国内来看，尽管同样受到疫情冲击，但经济基本盘未变、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国内经济政策仍大有可为。但是国内也存在突出的结构问题，需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其中，效率更多对应于生产环节、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公平更多对应于分配环节，公平分配将使得生产、消费更加畅通循环。 在对外开放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边际收益减弱的情况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国内改革、打通内部经济循环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政策重心。外面刮风下雨，唯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当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从而“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增强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的韧性和主动性，进而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改革开放40余年中，我国对外国市场开拓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建设不足。如果说，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对外开放，那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将促使我们更多反思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倒逼国内改革加速。事实上，对外开放当中面临的很多困难和障碍，其根本制约因素也往往来自于国内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唯有打通国内大循环，才能够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本文原发于《财经》
前几天，我去超市还看到鸡蛋价格跌至3.8元/斤左右，这几日再逛超市，鸡蛋价格都涨至5.8元/斤，蛋价在短期之内有如此大的涨幅，实在让人感到震惊。 对此，一些民众表示，猪肉价格涨至30元/斤，可以去吃鸡蛋，现在鸡蛋价格也上涨了，真不知道吃些什么才好呢？尽管如此，鸡蛋价格还是非常好销，因为鸡蛋要比猪肉更刚需，你可以不吃猪肉，但每天不能不吃鸡蛋吧！ 导致国内鸡蛋价格暴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由于天气变热，影响产蛋量。现在进入高温天有一段日子了，在这种天气之下，人都懒得工作。鸡也是一样，天气太热，鸡的产蛋量就减少，而随着产蛋量下降，市场鸡蛋供应不足，价格自然会快速上涨。其实，大家只要对比去年这个时间的鸡蛋价格，会发现鸡蛋同比价格基本都在高位。 第二，最近猪肉价格大涨，从之前的23元/斤，大涨至30元/斤，人们在惊呼吃不起的同时，都把鸡蛋当作猪肉的补充了，因为之前鸡蛋价格也跌至低谷，吃鸡蛋更划算。大家都把目光转移到鸡蛋身上，从而导致鸡蛋供不应求。 同时，由于前期鸡蛋价格跌到2元多/斤，跌破了鸡蛋的养殖成本，这让很多蛋农亏损惨重，既然鸡蛋这么不值钱，很多人转行去养鸡或鸭了。所以，养蛋的人少了，鸡蛋的市场供应量也小了，蛋价岂有不涨之理？ 第三，今年受到疫情和蝗虫灾难的影响，国际粮食产量将下降20%，一些粮食出口国还停止了粮食的出口，首先满足本国居民的需求。所以，近期饲料价格的上涨，导致养鸡成本的上升。 而养鸡的各项成本上升，鸡蛋价格也会随之上升。预计后期随着产鸡进入淘汰期，鸡蛋产能会逐步降低，不排除鸡蛋价格还有上升的空间。 第四，正是由于现在天气炎热，市场鸡蛋供应越来越少，有些鸡蛋的经销商或批发商就会囤积鸡蛋从而减少市场供应，造成货源紧张。对于鸡蛋经销商和批发商来说，把鸡蛋放进冷库后，再待价而沽，能赚得更多。 还有一些人做鸡蛋期货投机，他们一会儿做空鸡蛋期货，一会儿做多，利空鸡蛋的供需问题，来投机炒作。所以，近期的鸡蛋的现货和期货价格都有被资本炒作过的痕迹。 最近，鸡蛋的价格出现了大跌之后又大涨，蛋价已经逐步收复前期的失地。这主要是受天气的影响，产蛋量也有波动，同时，猪肉价格大涨，导致鸡蛋需求上升，鸡蛋价格就此探底回升。 当然，还有一些经销商和批发商囤积鸡蛋顺势加价，而且在鸡蛋的期货市场里面，资本在暗潮汹涌，大量资金趁着鸡蛋供需失衡之机，大肆炒作鸡蛋期货的价格。我们估计后期鸡蛋需求将一直比较旺盛，蛋价会持续高位运行。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要习惯于鸡蛋价格较高的境况，因为短期之内，蛋价要想跌下来，恐怕已经不太可能。
上半年，中国经济在二季度迎来了较快反弹，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如需求复苏弱于供给、外需复苏弱于内需、服务业复苏弱于工业、制造业投资弱于固定资产和房地产投资等。近期一些地方零散暴发的疫情、南方多省严重的洪涝灾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各地经济的复苏进程。 但总体来看，2020年中国经济全年实现正增长并无悬念。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相信下半年的创新进取、精准施策，可以带动全年乃至明年的经济复苏稳中有进，从而更加有力地保就业，同时还能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关注财政政策落地效应 下半年，财政政策确定性较高，重点关注政策的落地情况。由于《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已经较为清晰地描绘了今年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来源和大致去向，因此下半年财政政策确定性比较高。而且，受制于收入来源，今年财政收支将维持紧平衡。因此，下半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空间较为有限。可能的财政收入增长来源有三个：一是经济复苏有望进一步降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国有资本运营预算收入的下降幅度，而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复苏仍然将对政府性基金形成补充。二是部分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有望提前至今年四季度下发，根据往年经验估算，这部分额度约为1.2万亿元至1.5万亿元。三是进一步提高一般预算赤字水平至3.6%以上。此外，进一步的减税降费政策已经提上中央政府的讨论日程，但具体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大概率将放在明年。下半年的关注重点应该转移至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地情况，尤其是政府支出产生的经济效应。根据测算，在经济增速下行阶段中国政府支出乘数约为0.85，预计新增的1.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和1万亿元特别国债，能够在未来拉动GDP增量约为2.21万亿元。 逆周期货币政策基本格局不变 二季度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现明显转暖，金融系统流动性也较为充足，经济基本面逐渐走出疫情冲击阴影，下半年经济增长回正已基本确立。6月工业增加值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录得4.80%和5.91%，二季度GDP同样恢复正增长。预计经济复苏大概率将贯穿下半年，GDP全年累计增速也将位于正值区间。同时，6月CPI和PPI当月同比涨幅均出现回升。对CPI而言，汛情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CPI下降速度；对PPI而言，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将在下半年进一步扩大，工业品价格同比回升趋势也将持续。在此背景下，下半年货币政策已经没有必要像疫情严重时那样出重手。货币政策“宽货币+重结构+降价格”的组合没有变化，但可能更多侧重于“重结构+降价格”，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把握好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更加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6月，央行先后创新和使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票据互换、调低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等工具，同时在结构和价格两方面进行优化和引导。为了配合特别抗疫国债发行、内需恢复带动投融资活动上升，以及未来可能因进出口而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冲击，货币政策也会留有一定的放松空间。 在执行层面，下半年总量扩张将会较为审慎，结构性工具的创新和使用频率预计会继续上升，以确保资金精准滴灌，支持实体经济。从现实情况看，当前略偏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不会在下半年发生明显变化，结合国内经济基本面情况，总量政策工具的使用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在结构性工具中，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将是下半年最大看点。根据货币当局的官方解读，金融机构让利分为三部分：贷款利率、债券利率、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下调，贷款还本付息延期和金融机构减少收费。其中，贷款利率、债券利率、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下调最受关注，官方估计这部分让利共计约9300亿元。由于信用债、地方政府专项债以及再贷款与再贴现数额占比不高，降息让利的主要部分仍来自贷款。在存款维持保持上半年平均增速的情况下，考虑到年内信贷增量规模和存量变化，银行对中小微企业实施的贷款本息偿还延期和展期政策，以及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下降带来的新增信贷需求，我们认为下半年MLF和LPR还将降息一至两次，幅度约为20个至30个基点。存款利率下调的概率则相对较低。而创出历史新高的货币乘数以及不断抬升的利率走廊下限意味着货币供给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慢于货币需求提升，在下半年全社会融资需求依然保持较高增速的情况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大概率事件。我们判断，下半年货币当局将酌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至2次，幅度为0.5个至1.0个百分点，累计释放1万亿元至2万亿元现金以满足货币供应增长需要。 政策建议 针对下半年面临的内外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在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是促进先进制造业投资加快增长。制造业投资占我国投资的30%以上，制造业投资增长乏力，不利于“稳投资”。建议下半年允许一些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省份合计增发5000亿元至7000亿元的地方专项债券，同时配以其他融资方式，重点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军工龙头企业、民营制造业产业链核心企业等实施包括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改补贴、上市补助、单列贷款计划、建设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基础研究平台等全面扶持政策，推动制造加快投资、加快转型升级。 二是及时创设第三类直达货币工具。上半年餐饮、体育、旅游、住宿、院线等部分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复苏明显滞后，其中部分企业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但并不属于小微企业，不适用于已有的两类直达货币工具。建议货币当局可从实际需求出发，考虑创设第三类直达货币工具，即“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提供3000亿至4000亿元再贷款规模。参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2.5倍乘数的经验，预计可带动银行机构新发放信用贷款7500亿元至1万亿元。 三是继续实施精准减税。为进一步拉动消费增长，可考虑从税收让利着手推动。鉴于汽车在消费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建议适当降低购置税、消费税等，以带动汽车消费增长。还可进一步降低餐饮、体育、旅游、住宿、院线等服务行业的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等税费，以刺激相关服务性消费加速回升。 四是加大力度为出口企业纾困。2020年1至6月，全国累计办理出口退税8152亿元，与去年同期的9779亿元相比下降16.6%。下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低迷的全球贸易前景，出于“稳外贸”“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考虑，建议下半年可加大对出口企业，尤其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出口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持力度，整体提升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档位；加大财政对部分出口退税负担较重地区的补助力度。确保全年新增出口退税规模在去年基础上有适当增长。 五是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振兴计划。在大力培育内需的同时，可以考虑帮助外需加快复苏。建议重点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对华长期友好、具备一定经济基础或资源禀赋的国家，适当加大人民币中长期信贷投放，提升其进口能力，进而增强应对疫情和加快经济复苏的能力。当然，贷款必须定向用于支持相关国家购买“中国制造”，重点包括医疗卫生设备、5G通信设备、交通基础设施、机电产品、船舶等。 六是实施支持全国基层医卫体系升级和南方重点地区防洪基础设施改造计划。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医疗卫生体系、尤其是基层卫生体系带来了严峻考验。长期以来，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大多集中于一线城市，基层医疗设施和技术水平发展相对落后。6月以来南方多省洪水泛滥，暴露出相关省市在防洪基建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建议下半年中央财政可考虑增发1万亿元国债，资金专项用于两大领域升级和建设：一是对全国县（区）及以下医疗卫生软、硬件体系进行全面升级改造。二是重点用于对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长江中下游省市防洪水利设施的加固改造和流域治理工程。 七是积极扩大社会就业规模。建议对线上灵活就业出台税收、补贴等扶持措施，积极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在线创业和自主就业。对于具备一定规模的网络零售商、淘宝店家，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应按小微企业标准提供融资优惠。建议积极推动物业管理行业人员队伍优化升级，以此解决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目前，全国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已近千万，但就业人员学历偏低和综合素质不强等问题阻碍了城市、社区和小区精细化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建议各地政府可指导物业行业，适当招募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充实物业管理队伍，如规定物业管理机构拿出3%至5%的名额来定向吸收本科以上人员，以提升物业管理行业的整体素质。
在刚刚改名一个月后，蚂蚁集团正式宣布，将在上交所科创板和港交所主板寻求同步启动发行上市的计划。蚂蚁集团起步于2004年成立的支付宝，蚂蚁金服旗下有支付宝、余额宝、招财宝、蚂蚁聚宝、网商银行、蚂蚁花呗、芝麻信用等子业务板块。也就是说，它响亮的名字来源于如今大家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支付宝。 在蚂蚁集团上市背后，有一个女强人叫彭蕾，被誉为“支付宝女王”、“支付之母”。蚂蚁集团如果顺利上市，通过层层穿透和计算，彭蕾的最终受益股份达到9.89%，高于马云持股的8.8%。简而言之，彭蕾持有的市值约为197.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85.27亿元），高出马云约150亿元人民币。1385亿这个财富数字，将超过杨惠妍成为中国女首富。 1、两年前融资1556亿美元，估值2000亿美元阿里持股33% 根据有关媒体测算，2016-2019财年蚂蚁集团的税前利润大约为29.9亿元、55.6亿元、91.8亿元、13.8亿元；2019年二季度及三季度的合计收入约为102.3亿元。从2014年以来，蚂蚁集团共经历了9轮融资，其中最大的一笔是2018年6月进行的Pre-IPO轮融资，该笔融资也是蚂蚁集团最大金额的一笔，交易金额高达140亿美元。经过这次融资，蚂蚁集团的估值约为1556亿美元。到现在，市场预估蚂蚁集团的市值约为2000亿美元，阿里巴巴持有蚂蚁集团33%的股权。 支付宝如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这样全民普及度极高的APP背后，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女人，那就是彭蕾。 2、从教师跟随丈夫加入马云创业团队，历经各部门打磨坚信马云决定 从浙江工商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后，彭蕾进入浙江财经大学当了四年大学老师。1997年，是她人生转折的开始。在这一年，她与丈夫孙彤宇成婚，也是在这一年，孙彤宇要跟随马云北上创业，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彭蕾从学校辞职也加入了创业的队伍之中。 1999，彭蕾与众多创始人一起创立了阿里巴巴，这些人也就是现在大家戏称的“阿里十八罗汉之一”。在市场、服务、HR等部门彭蕾都担任过大大小小的职务，她也因此总结出了一套独具阿里特色的电商组织文化体系，阿里也形成了特色的企业文化与市场吸引力。 从一名教师，到阿里集团举足轻重的人物，彭蕾一直坚持着一个原则：“无论马云的决定是什么，我的任务只有一个，帮助这个决定，成为最重要的决定”。 3、从HR接管支付宝团队，连夜开会成就如今的支付宝 2010年，马云对原先的支付宝团队失望至极，于是他立马决定由原先负责人力资源的彭蕾去接管。本来对金钱交易存在抵触的彭蕾，在经历了一番心理斗争后，决定逼自己一把。为了熟悉业务还有岗位上的员工，彭蕾上任后紧急带领着核心成员连夜开会、连夜讨论，抓紧时间部署接下来的工作。 除此之外，彭蕾还冲在最前面去收集客户的意见，倾听新入职年轻员工的使用感受，每天都点开贴吧看使用者的意见与问题，搜集了大量的看法和建议。彭蕾带着团队不断地从内部解决技术性问题，满足客户的需求，终于在2018年3月31日，支付宝全球活跃用户达8.7亿，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服务商。 4．多年摸爬滚打蚂蚁金服正式成立，担任CEO带领公司开拓新业务 在2013年的时候，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将筹备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这也就是现在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雏形。2014年，彭蕾提出了“稳妥创新、欢迎监管、刺激金融、服务实体”的十六字方针，明确了蚂蚁金服的平台化发展策略，表达了她想要为业内金融机构搭建一个平台的想法。在同年的10月，蚂蚁金服正式成立，旗下包含支付宝、余额宝、招财宝、蚂蚁聚宝、网商银行、蚂蚁花呗、芝麻信用、蚂蚁金融云、蚂蚁达客等多个子业务板块，既助力金融金融机构和合作伙伴加速迈向“互联网+”，还为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在2015年的6月，彭蕾上任蚂蚁金融的董事长兼CEO，肩负着持续发展集团架构、推动阿里集团文化建设的重任。在蚂蚁金融里，彭蕾主要负责集团战略制定和人才管理，她也不负众望地将所有工作高质量的完成。 5、始于金融却不仅仅是金融，蚂蚁集团的未来还可以更远 在2014年蚂蚁金服正式成立后，“蚂蚁金服”这个名字伴随了它6年，今年这个名字正式被“蚂蚁集团”所代替。蚂蚁金融始于金融，却不止于金融。科技服务、跨境业务早就成为了蚂蚁集团的标签之一。根据媒体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蚂蚁金服市场份额为54%。 科技服务已经逐渐成为蚂蚁集团第三大业务板块，区块链、AI、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都是集团所覆盖的领域。在不同的金融场景中，金融和科技服务所结合的产物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便利。从2016年，甚至更早，蚂蚁集团在核心技术研发中的投入就未曾停止。到现在，依托阿里集团和成立以来公司自己所孕育的技术团队，蚂蚁集团的科技服务在金融领域和非金融领域中全方位拓展。 目前随着阿里集团的全球化数字经济扩张，蚂蚁集团的海外布局也已十分清晰。目前，56 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户可以受理线下支付业务，1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本地电子钱包。蚂蚁集团正在海外不断一次又一次地复制支付宝的奇迹。公司的潜力来源于行业规模和科技输出，蚂蚁集团在上市后还有更远的未来。
近日，征得国务院同意，央行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部门，在坚持资管新规政策框架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审慎研究决定延长《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过渡期至2021年底，同时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安排，平稳有序推进资管行业规范发展。 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金融监管工作动态，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确定资管产品过渡期是经过审慎研究、综合各种因素做出的决定。事实上自《指导意见》从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底，相比原来的《征求意见稿》就已延长了一年半的时间，已给予金融机构更为充足的整改和转型时间。而此时再次延长整改与转型时间，还是令金融业界及全社会产生不小的反响，也还有不少人对央行此举抱有不理解态度。 说好的过渡期延长到2020年底，为何就这么轻易地更改？这样不能不让人产生诸多联系：将过渡期再次延长到2021年底，到底有什么不得已的金融监管苦衷？且央行此举是否有点朝令夕改的味道？这对整个金融业又将带来哪些影响？也确实是，全社会产生这些联想也是正常的，毕竟一项重大金融政策出台是严肃的，不是儿戏。 那么，资管新规过渡期再次延长到2021年底，都会让人产生哪些方面的联想？这些联想又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哪些深刻的金融问题？ 央行再次延长资管新规过渡期至2021年底，也是事出有因，迫于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无奈，央行延长过渡期的行为是符合当前客观经济金融现实需求的。众所周知，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适当延长资管新规过渡期，是从疫情常态化防控出发，也是对中央要求做好“六稳”和“六保”工作的具体落实。同时，这一金融监管制度安排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统筹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延长过渡期1年，金融机构更多期限较长的存量资产可自然到期，有助于避免存量资产集中处置对金融机构带来的压力。二是过渡期也不宜延长过多，一年比较适中。因为过渡期安排的初衷是确保资管业务顺利转型，实现老产品向新产品的平稳过渡。将过渡期延长1年，可以鼓励金融机构“跳起来摘桃子”，在对冲疫情影响的同时，推动金融机构早整改、早转型。三是可实现最大化的政策效用。过渡期延长1年，能够较好统筹存量业务整改和创新业务发展的关系，通过资管业务的转型升级，带动存量资产的规范整改。 尤其，过渡期延长，对当前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可从根本上起到稳定金融支持经济的作用：一方面，可推动资管存量业务整改平稳进行。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资管业务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攀升。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末，资管产品直接汇总的资产总量是90.1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4万亿，同比增长3.5%；资管产品底层资产配置到实体经济的余额是39.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2.2万亿元，占全部资产的43.6%，比年初提高了0.6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金融机构资管产品数额之庞大。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从资金端和资产端，对资管业务产生了双向冲击，尤其是在资产端，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加大，一些投资项目原有还款安排面临调整或者产生较大压力。显然，适当延长过渡期，能够缓解疫情对资管业务的冲击，有利于缓解金融机构整改压力。另一方面，可为金融机构培育规范的资管产品提供宽松环境，使金融机构能够从容应对，避免短期内整改可能带来的风险。尤其，过渡期适当延长，既可分散整改集中带来的困难，也可为资管机构进一步提升新产品投研和创新能力创造条件，加强投资者教育和长期资金培育，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有利于支持资管产品加大对各类合规资产的配置力度。 而且，从今天现实看，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确实能带来六方面实实在在的作用： 首先，有助于银行资管平稳过渡，缓解存量资管产品压力。再延长1年过渡期，金融机构可按照资管新规的要求尽快推动业务和产品的转型，能让银行有足够的时间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在保持固收类产品优势的同时，可进一步提高权益类资产的占比；最为重要的是，延长过渡期有助于缓释对相关市场的过度冲击，规避更大的机构破产和资金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可能带来的传染效应。 其次，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融资成本，扩大信贷投放，同时还可缓解资本市场压力。过渡期延长的意义在于给利用非标融资的企业更多腾挪时间，同时，顺应了市场呼声，稳定市场信心；为银行整改行动提供了喘息之机，使得新规改革平稳过渡，有利于银行业的稳健发展；同时，金融机构也可抓住此类契机，提升自身主动管理能力，回归业务本源发行符合监管要求的创新产品，加强业务风险隔离与管控。 再次，有利于疫后经济恢复，对于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持企业复工复产起到重要作用。在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整体低迷，中国经济在上一季度处于低谷，二季度虽然增速有所回升，但整体经济发展仍面临众多挑战。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企业资金链的接续压力较大，适当的延长资管新规过渡期时间，有利于实体经济的资金的可获得性。 第四，有利于进一步支持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民企相对国企获得资金能力有限，现在要求通过更多的表内融资来支持民营企业，客观上需要资管新规适当延长过渡期、进一步拓宽表内融资空间，以更好满足民营企业融资需求。 第五，有利于真正解决金融机构资管新规的实际困难。目前不少金融机构现存资管产品的到期日依然还有2年甚至更长，全部实现净值化转型的难度依然存在。对于银行来讲，一年内全部实现消化确实存在整改困难，由于投研能力、投资者教育、系统建设等因素阻碍，部分中小银行资管业务转型难度较大，尤其是全部实现净值化的难度很大，即使延长到2022年，对于中小银行的存量化解而言仍然存在困难。 最后，利好长期稳定资金入市。期限较长的存量资产自然到期，避免集中处置压力，有利加快推动存量资产的整改和转型，引导长期稳定的资金入市；尤其能够稳妥处置银行理财投资的存量股票资产，避免以单纯卖出的方式进行整改。优化银行资本补充工具发行环境，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资本实力。推进金融市场发展，提升新产品接续能力，引导资管行业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同时，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有助于缓解银行资本压力和企业还款压力，达到实体与银行“双赢”效果。 对于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同样也有人担心2021年之后，如果金融机构资管产品按规定仍达不到要求，是否还会延长，而且，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是否意味着资管趋严的方向将发生变化？对于这些问题，央行给予了有力的回应，也做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锁定2019年底存量资产数量，由金融机构自主调整整改计划，对2021年底仍未能整改到位的金融机构进行个案处理，逐月监测实施，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健全存量资产处置的配套支持措施，鼓励采取新产品承接、市场化转让、合同变更、回表等多种方式有序处置存量资产。允许类信贷资产在符合信贷条件的情况下回表，并适当提高监管容忍度等等，尤其为确保过渡期整改工作有序进行，决定实施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监管协调等措施，有利于从整体上推动金融机构资管新规全面整改落实到位。 最后，大家可以放心，央行此次过渡期延长的政策安排，综合考虑了疫情冲击、宏观环境、市场影响、实体经济融资等因素，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的决定，坚持了资管新规治理金融乱象、规范健康发展的初心和底线。而且，过渡期延长并不涉及资管业务监管标准的变动和调整，根本不会影响资管业务改革方向的变化。而且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有利于巩固前期化解风险的成果，推进资管业务持续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稳定对实体经济的融资供给，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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