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任何地方，资产过亿的人都不会是十分普遍的，除非是滥发钞票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家。早在2016年的时候，胡润曾经做过一次调查，以人民币资产计算，北京的亿万富豪大概是15600人，现在4年多过去了，人数应该增加不少，至少也有2万人以上了，但是北京常住人口差不多在2200万，也就是1000人里才有一个亿万富翁，所以也不能说较为普遍，毕竟也是千分之一啊！ 从表面上看，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所在，名企业汇聚，高精尖人才众多，房价又高昂，因此北京的高净值人士确实有很多。但我们也别忘记，就算北京工资再高，年薪达到百万以上的人也只有几千人，赚一个亿需要100年。年薪50万以上的也有2万人，赚一个亿也得200年。年收入在10万以上的有800万人，赚了一个亿至少要700年。更何况，北京现在平均工资也只有7000多元，哪来的普遍资产过亿的可能？ 可能有人认为，北京一套房子价格就很贵，但实际上北京主城区的均价也就7万多，即使是100个平方米的房子也只有700万，如果要想资产过亿，那也要有十几套100平米的房子。 更何况，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买房，基本上都是贷款买房。而贷款买房按首付三成来算。就算你购入一套100平米的房产，那也只有210万资产是属于你的，而另外这490万资产是属于银行，也要等到购房者把房贷全都还清了，才真正算是你的房产。 根据胡润财富的相关数据，我国亿元资产家庭的构成中，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构成： 第一，企业主大概占到85%。也就是说，做实业的人成为资产过亿较为普遍。其实这也不足为奇，现在很多人都想创办企业，办了企业之后拼命想扩大自己规模，等做了到一定规模后，就想上市IPO，一旦完成IPO之后，创始人肯定拥有大量股权，只要再过二三年，大小非解禁后，在股票二级市场上抛售，成为亿万富翁者也大有人在。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企业上市还相对容易一些，所以，办企业成为亿万富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二，炒作房产成为亿万富翁，这个概率仅占到10%，远没我们想象中要高。主要是前些年北京等一线城市房价大涨，一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正好赶上这个机会，从之前的有钱人，晋级为亿万富翁。但是，由于炒房也要有30%的首付资金，所以如果只拥有几套房产，肯定也成不了亿万富翁，弄不好还欠下银行很大一笔房贷没还。 第三，职业股民成为亿万富翁的占到5%。不过，自2015年6、7月份大牛市结束后，到今天一直没有超级牛市的出现，所以股民能成为大富翁的概率并不会太大，只能是少数人了。少数股民拥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之后，就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对一些中小盘股进行控制。先是提前布局，之后放出利好，并且将股价持续拉升，以吸引散户跟风追涨，然后高位出货。这样散户们的钱都跑到了操纵股价者的口袋里了。像徐翔等私募理财机构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将自己的财富快速推升至几十个亿的规模。 在北京资产超过亿的富豪人数不会很多，大概也就是2万多人，与北京人口2200万相比，基本上是一千个人中出一个差不多。这批人能成为亿万富翁，主要是靠办企业、把企业快速做大，然后上市IPO，这样资产会快速膨胀起来；此外，还有炒房，不过炒房也要有一定的自有资金，也是要有一定经济实力，更何况房地产投机受到遏制，炒房成功概率也不会太高。 而对于职业股民来讲，股市长期没有大牛市，很少有成为亿万富豪的机会，但是，一些人可通过私募基金，操纵中小盘股价波动，来达到赚钱的目的。总之，即使在北京真正成为亿万富豪的家庭也是屈指可数，也不会十分普遍。
只要货币市场的收益比超储利率更高，银行将资金用于同业拆借回购也是一个好选择。而且在实体信用风险加大的情况下，拆借回购的选择可能反而更好。 央行的货币政策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明显的变化。 在今年前四个月，央行采用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实体企业受疫情封锁经济影响，没有了收入来源，经营性现金流大幅减少，需要用外部的融资性现金流来补充现金流缺口。 所以央行用宽松的政策营造出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帮助企业补上缺口，满足日常的经营支出与偿还债务需要。 在一系列宽松的政策中，降准降息等手段都比较常规，在市场预期内。但4月初，下调了超储利率至0.35%让市场始料不及。 这一手段让债券市场的投资者浮想联翩，很多投资者直接将隔夜资金利率（DR001）定价的锚往0.35%的方向迁移，认为DR001在未来会降至0.35%的历史低位。 因为超储利率代表了银行超储资金放在央行准备金账户中所能获得的收益，在4月初超储利率下调之前，DR001一直无法有效突破0.7%的位置，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超储利率是0.72%，银行与其将超储拆借给其他机构，不如将超储置于准备金账户中，所以每次当DR001降至0.7%左右的位置时，便无法再进一步下行。 当央行下调超储利率后，阻碍资金利率进一步下行的障碍被移除了，DR001突破0.7%继续下行有了充分的空间。 而且，如果央行不是为了进一步引导资金利率往更低的中枢走，那为什么要做降低超储率这样一个操作呢？ 有些人认为这是央行宽信用，想让银行加大对实体支持力度，加快放贷的表现。 但显然，银行如果发现超储在央行准备金账户中的收益更低了，它不是只有放贷一个选项。 只要货币市场的收益比超储利率更高，银行将资金用于同业拆借回购也是一个好选择。而且在实体信用风险加大的情况下，拆借回购的选择可能反而更好。 所以，当央行在4月份进行降低超储利率这一操作时，大部分投资者都认定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进一步宽松，资金利率定价的锚会是0.35%。在这一预期下，很多投资者因此采取了加杠杆的策略，滚隔夜来获得更高的收益。 但在降低超储率的操作之后，央行并没有继续宽松，反而在进入5月后，态度斗转直下，突然将货币政策的重心转向了打击资金空转套利上，资金利率中枢被抬升，并通过100亿逆回购操作且保持利率不变等操作，向市场释放了鹰派的信号。 之前本来以为资金利率定价锚是0.35%，而大肆加杠杆的投资者纷纷解杠杆，债券市场因此出现了明显的调整，1年期和5年期的国开到期收益率，从4月份的低点，大幅上行超过80BP。 这时，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已经变得紊乱，资金利率定价的锚变得不清晰。 1、依然存在疑惑的是，如果央行不是有意将隔夜利率往0.35%的方向引导，为什么当时要降低超储利率呢？ 进一步宽松，降低实体融资成本与宽信用，完全可以用继续调低OMO与MLF利率或降准来实现。 2、从过去三四年，资金利率与政策利率的关系来看，7天逆回购利率一直是资金利率（DR007）的实际下限或中枢。投资者对资金利率定价，也往往以7天逆回购利率为锚。 当资金利率明显低于逆回购利率时，央行便收缩流动性，引导资金利率回升至逆回购利率上方。 而如果资金利率大幅上行，过多偏离逆回购利率，则央行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一级交易商会在招标时，向央行多要量，这样一级交易商可以通过拆借回购的方式将更便宜的央行资金投放给其他金融机构，从而赚取其中的利差。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供给会因为一级交易商的套利行为而增加，资金利率因此会回归至政策利率附近。 这是过去几年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资金利率，和市场对资金利率定价的过程。 现在，资金利率经过5月份央行的操作，虽然已经有所回升，但和逆回购利率相比，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资金利率仍然在逆回购利率之下。 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在这种状况下是失效的。因为从央行手中获得的资金比在银行间市场上拆借回购融入的资金都贵，一级交易商在正常的情况下，没有要量的意愿。 除非央行将资金利率拉回到逆回购利率（2.2%）的位置，但这样，刚刚从疫情冲击中修复的经济能否承受如此大幅度的货币收紧，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不断走平的收益率曲线来看，投资者对这一点存在明显担忧，对资金利率回到2.2%的位置抱着怀疑的态度。 所以，市场尽管知道央行5月份为打击资金套利，会收紧流动性抬升资金利率，但并不明确资金利率定价的锚在何方，资金利率的中枢会抬升到什么样的位置，只能去猜测1.8%-2%可能是央行的合意区间。 进入6月，投资者对政策预期的混乱进一步加重。 一方面，国常委会召开，提出要金融向实体让利1.5万亿，引导债券和贷款利率下行，并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些要求指向央行货币政策会重新转向宽松。 不少投资者按照过往经验，认为国常委会要求降准后，央行会在短期内做出回应，资金利率（DR007）不会回归2.2%的位置。 但另一方面，央行实际的举措又并没有展现出降准再宽松的意愿。资金利率仍然居高不下，并进一步向2.2%的位置靠拢，货币政策的重心似乎还在打击空转套利上。 很多投资者在这种状况下，只能将头寸往不可证伪的现实——资金利率依然处于高位靠拢。多次抄底多次未果，让市场情绪变得悲观且脆弱，债券市场收益率因此继续大幅调整，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这与国常委会提出的让利、引导债券利率下行的要求似乎又是相悖的。 一时间，投资者对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未来可能的演变路径失去了方向，资金利率定价的锚也成了薛定谔的猫一般，不可知。 时至今日，我们认为央行应该给市场明确下一步货币政策的目标，让现在混乱的政策预期明朗化。 之前，央行之所以超预期的收紧，其目的在于：1）打击金融机构滚隔夜过度加杠杆的风气；2）打击高评级企业利用低成本的债券融资/低息贷款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等金融资产的空转行为。 这两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因为高评级债的资质好、质押率高与流动性好，金融机构加杠杆常用的债券是高评级债。 所以，在金融机构加杠杆的过程中，高评级债的需求也被放大了，高评级债的融资利率因为被放大的需求会大幅下行，从而也就给了企业低利率融资购买高利率金融资产的机会。 央行抬升资金利率，可以在打击金融机构加杠杆意愿的同时，让高评级债的买盘力量下降，从而使高评级债的融资利率上行，缩减企业融资套利的空间。 现在，对第一点，打击金融机构加杠杆的风气，从中债登的数据看，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金融机构杠杆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各类金融机构的杠杆水平大致回归到了2018-2019年的水平。 对第二点，我们没有最新的数据可以用来表征效果。但从逻辑上讲，更有效的举措应该是从银行的负债端入手，降低银行的负债压力，从而减少市场上高息金融产品（如结构性存款）的供给。 现在通过收紧货币抬升资金利率的方式，是从资产端出发，通过适当提升优质企业融资成本的方式来打击空转套利。 这种方式，存在边界。边界在于： 1）不能对信用总量构成明显压力。 当企业的融资成本上行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可能会取消或推迟债券发行，原本有加大资本开支的意愿，也会因为融资成本高于投资回报率而取消。 2）短期限的资金利率上行（隔夜、7天）不能向中长期限的银行负债成本（3M Shibor）传导。 否则，银行负债压力加大，银行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存款工具的利率更加难以下行，本想治理套利最后可能反而会加大套利空间，银行下调贷款利率的意愿在此种情形下会更低。 3）不能影响实体降成本的大局。 从现在中小银行的存单发行利率、3M Shibor明显回升来看，资金利率的抬升已经触及了第二个边界，继续保持偏紧的资金环境和混乱的政策预期，会不利于银行降低负债成本，向实体让利，并进而触及第三个边界。 如果基于这一点来看，现在资金利率中枢可能已经见顶，未来隔夜资金利率中枢可能在1.7%-1.8%，DR007的中枢水平可能在2%左右。
根据2019年底的数据显示，全国64个三四线城市平均房价已经达到11370元/平米，这个价格跟省会城市相比也毫不逊色。 所以现在看来，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其实已经远超当地居民的承受能力了。这也是最近很多房地产专家劝购房者不要去三四线城市买房的原因，因为三四线城市房价存在着巨大的下跌风险。弄不好将来很多三四线城市会重蹈黑龙江省鹤岗房价长期低价徘徊的噩运。 导致三四线城市房价突破万元大关的原因是： 一方面，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由发改委授意，地方政府出面向国开行申请抵押贷款，抵押物是动迁的这块土地，获得大量的信贷资金，然后再拿着这么多钱，通过货币化的形式来安置拆迁户。也就是说，棚户区的居民们可以拿着一大笔钱，到周边地区去买商品房。由于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盘子又不大，所以房价很容易就被推上去了。 另一方面，一二线城市房地产调控严厉，而三四线城市前些年房价还处于低谷期，于是大量炒房者从大城市退出，转向购买三四线城市房产。 此外，由于一二线城市房价疯涨，导致一二线城市的地价也飞涨，很多开发商就跑到三四线城市来开发项目。由于开发商、炒房者等大量资金都汇集在三四线城市，当地房价从原来的3-5000元/平方米，很快就突破1万元/平方米大关。 那么，未来三四线城市房子有没有可能再跌到3-5000元吗？我们认为可能性极大： 第一，三四线城市人收入都不高，只有二、三千元钱，却要面对1万多元/平方米的高房价。这说明了不管是居民收入还是当地经济水平都支撑不起三四线高达万元的房价。而随着棚改货币化安置的结束，以及炒房者和开发商的退出，当地房价很可能受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步入调整周期，最终房价将与当地居民收入挂钩。所以，未来三四线城市房价跌至3-5000元也是值得期待的。 第二，之前国内三四线城市轮番上涨，除了炒房者、动迁户买房外，当地部分居民也都借机加杠杆买房。所以，三四线城市目前房地产趋于饱和，一部分有房家庭拥有了好几套房产，很多房产待价而沽。所以，三四线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经高达30%以上。同时，当地的中低收入群体要想买房却还是买不起。所以，在买房需求处于饱和的情况下，若再无外来买房需求的介入，三四线城市房价要想不下跌都很难。 第三，多数国内的三四线城市由于缺乏吸引力，只有春节等少数节假日人流才会多一些。人口总体上是流出大于流入，而一旦炒房需求退潮，房价出现大涨之后的大跌可能性极大。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城镇化率推进到58%之后，继续再推去下去的难度在加大。正是由于高房价才迟滞了农民进城变成市民的步伐，因为农民在老家建房花不了多少钱的，而到三四线城市购套房产现在至少要80-100万。 所以，三四线城市房价不跌，当地人买不起，想要进城的农民更买不起房。 未来三四线房价跌到3-5000元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因为之前是动迁货币化安置、炒房者和开发商看中了三四线城市这个洼地，而如今货币化安置也结束了、疫情过后炒房者和开发商也要退出资金。 未来三四线城市房价将由当地居民收入来决定。鉴于疫情过后，各地居民收入增长会较为缓慢，所以三四线城市高房价难逃大起之后要大跌的结局。所以，现在我们也不建议大家投资购买三四线城市的房产。
精彩观点： 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步伐，这次疫情的持续时间要比大家预测的要长。 虽然降息、无限量的释放流动性，这些措施的效果对于股市是有利的，但对整个经济的复苏所起的作用仍非常有限。政策没有办法阻止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 存量经济的结构性分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口和区域经济的分化、我国居民收入的分化、新旧动能转换的分化、企业的分化。 关注人口和货币净流入区域的投资机会。浙江的人口净流入量超过广东，成为整个中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浙江的经济体量在全国的排名大概是第五位左右。广东是第一位，其人口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 资产配置方面看好黄金、房地产、利率债的投资价值。结构性分化之下，股市的投资风险会越来越大，要做到“抓大放小”。 6月23日上午，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先生发表主旨演讲《经济分化背景下的存量改革与投资机会》，针对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分化现象，以及后疫情阶段的存量改革与结构性投资机会分享最新观点。 以下为李迅雷演讲实录：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分化背景下的存量改革与投资机会，整体内容分4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步伐。这次疫情从1月末突然暴发，到现在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的时间。截至目前，可以说中国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整个东亚(控制的)也还可以，但是欧美地区就呈现急速蔓延的趋势。虽然到现在为止，欧洲的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美国的R0(传播系数)也降到0.9，但美国的疫情仍然处在平台期，还没有显著的下行。此外，像拉美、印度等地又相继暴发，这些地区目前基本处在失控的状态。所以以此来判断的话，这次疫情的持续时间要比大家预测的要长，尤其像拉美、非洲、印度这些情势失控且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疫情继续蔓延的趋势还会延续下去。 实际上，即使没有疫情，全球贸易也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其增速要低于GDP的增速。而疫情的到来则使得全球经济停摆，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通过数据来看，我们5月份的外贸出口出现了负增长，向德国的出口贸易额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应对疫情，我们采取的手段还是有限的。欧洲、美国、日本，都是通过降低利率水平或者采取无限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现在的利率已经处在历史低位了，像欧盟、日本的利率本身就是负的，美国利率经过两次的调整之后，现在也是零利率。目前稳经济所采取的大规模放水措施，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比如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率估计会达到15%以上，二战后最高。 虽然降息、无限量的释放流动性，这些措施的效果对于股市是有利的，但我认为，其对整个经济的复苏所起的作用仍非常有限。二战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地扩大，现在已经处在一个极度分化的趋势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美国由黑人反歧视运动引发的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甚至“打砸抢”事件，背后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分化、贫富差距的分化、居民财富收入的分化。比如1%的人拥有50%的财富，这种社会必然导致不平衡。 我们看到历史上每一次美国的暴乱都与低利率相关，每当利率不断下行或者处在历史低位的时候，就发生了暴动。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下行触发了利率的下调和失业率的上升，激发了人们对社会的反感情绪。所以全球经济原本的衰退曲线是比较平缓的，而疫情的到来改变了衰退曲线的斜率，政府采取各种政策的目的是让陡峭的斜率再平缓一些，但是政策没有办法阻止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 那么全球经济从二战以来已经经历了75年的迅猛发展，每个阶段都拥有一个领跑者，起初是美国，后来是日本，现在则是中国。但是中国经济现在的增速也在放缓，那么下一个领跑者是谁呢？有人寄希望于印度来领跑，但是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1/5，其经济增速比现在的中国还要缓慢。因此在当下全球经济没有“热点”(领跑者)，且全球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经济衰退恐怕还是难以避免。所以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可能会步入一个低增长、高震荡的阶段，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地缘政治的冲突等等可能成为将来的一个常态。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逆全球化、去中国化的压力。 第二部分我想讲的是，中国越来越明显的存量经济特征。我们看这张图体现出我们的经济增速目标在过去10年中的每一年都在下调，2020年我们没有提及GDP增长目标，这是由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但是拉长时间轴来看，为什么过去十年的GDP目标在不断下调呢？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显现出来了。所以增量的部分对存量的影响越来越小，这也就是我所讲的，中国的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 存量经济与增量经济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存量经济的特征是“此消彼长”，而增量经济的特征是各行业欣欣向荣、大小企业都有盈利空间。 存量经济更多体现在结构性分化方面，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分化是人口和区域经济的分化。当中国经济步入到减速阶段的时候，对应的就是人口的老龄化。经济增速的下滑也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一体现为一种数学现象，即分母越来越大的时候，分子对分母的影响自然在变小，这是为什么增速会放缓；其二则源自社会发展的客观现象，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在不断的上升，当经济减速之后，并不是中国所有的地方都有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而是会出现地域分化与不均衡。所以总体来看，人口是往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2019年的显著特点是浙江的人口净流入量超过广东，成为整个中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浙江的经济体量在全国的排名大概是第五位左右。广东是第一位，其人口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 为什么浙江的人口流量那么大呢？显然它的经济的亮点更多，投资机会更多，新兴产业发展更快。我们看到杭州的人口也超过了深圳，这体现的趋势就是人口正在往浙江和长江三角洲一带流动。同时，深圳排名第二，说明第二个人口流入大方向是往珠江三角洲流动。 那么哪些地方的人口在流出呢？总体来讲是“三北”，东北、西北、华北。所以经济的此消彼长是非常明显的，将来经济的发展的重心也会随着存量经济下的分化越来越明显，与此相关的是我们的城镇化率的上升的速度也在下降。过去城镇化的进程每年大概要增加1.4个百分点，现在则已经降到了1个百分点，在今后几年可能还会继续降低。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农民工进城的数量在逐步的减少，由于人口的老龄化，流动人口数量也在减少，从2012年到现在八年时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净减少了2800多万。所以我们不要给予城镇化过高的期望，与此相对应的是要关注“大城市化”，更多的人口往大城市流动，往省会城市、经济发达的这些热门城市流动。所以中国城镇化率增长幅度放缓，但是大城市化的进程方兴未艾，这也与我们的人口分化和区域分化是相关的。 第二个分化是我国居民收入的分化。这一方面是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的，因为这种分化对于我们的消费是不利的，对于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整体来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处于逐渐缩小的趋势，这是个好现象。 但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 举个例子，从2016年到2019年，中国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是29%，而中等收入组的收入增长只有19%，差距进一步扩大。这表现在我们的消费领域就是，奢侈品的消费非常火爆，但是我们整个社会零售品的消费增速却在逐年下降。放眼长期则会带来经济动能的下降。因为中国经济也步入到消费主导的阶段，消费的主体是中等收入的人群。如果说人们的收入增速放缓的话，消费也会受到相应的负面影响。 比如整个汽车行业的销量是在下降的，但是豪华车的销量却保持正增长。我们疫情期间，欧美奢侈品消费总额降低了20-30%，而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额上升了30-50%，这也就表明了收入分化导致我们的消费领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扭曲。 第三个分化，我认为是好的分化，就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分化。新兴产业发展非常迅猛，传统产业增速放缓。增速最大的还是信息传输和软件，增长了18.4%。 反观我们的房地产行业去年增长了3%，包括像建筑业等等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位的增长区间。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传统产业增速的下降，会带来传统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压力，虽然新兴产业也可以解决就业，但是两个群体的人数相比是不对称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GDP上升一个百分点，我们的就业可以增加200多万；但如果GDP下行1个百分点，我们的失业会增加300多万，因为失业的是传统产业，新增的就业往往来自新兴产业，所以产业分化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第四个分化是企业的分化，产业往头部集中，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在不断的提升。 比如大家多数所熟知的家电行业，三大巨头的市场份额在明显上升，格力、美的、海尔。房地产领域也是如此，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在不断提升。这对提高企业的效率是有好处的，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提高了，而中小微企业对于就业的带动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总体来讲，分化是存量经济下的一个特征，分化导致了优胜劣汰，也提升了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对我们就业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实际上，西方社会的分化早就发生且体现在了资本市场上。 我统计了过去11年当中，也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中美股市的表现差异。美股以纳斯达克为例，截至目前达斯达克已经有4000多家上市公司退市了，现在剩下的是2800家上市公司，这2800家上市公司在过去11年当中的涨幅的中位数只有33%，非常之低。但涨幅最大的前10%的股票也就280家上市公司，它的平均涨幅达到了19.6倍，接近20倍。而这些股票所占的市值要占到整个纳斯达克的总市值的50%。 这就是典型的28现象，中国的未来股市也是这样，涨的股票是少数，但是它们市值大、权重大，对指数的带动作用会非常明显。未来股指上涨是必然的，但是并不等于所有的股票都会涨，可能绝大部分股票都涨不了，甚至还会下跌。 第三部分要讲的就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前面提到了存量经济下的分化有弊有利，从应对方法来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 而在投资方面，我们怎么来配置资产？首先我还是看好黄金这个避险工具。在过去50年间，黄金的涨幅是领先于其他类的资产。黄金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货币的超发，尤其是美元超发，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得美元跟黄金脱钩，从此以后美元的涨幅就明显的加大。美元的含金量在过去50年间平均缩水了97%，而其他货币又较美元平均贬值90%。 黄金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作为避险工具来应对经济衰退，来应对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下降，此外黄金天然是货币，具备投资功能，其他货币泛滥之后黄金虽然也上涨，但是它的上涨幅度远不及货币的超发的幅度。 第二类看好的资产是大家都普遍关注的房地产。很多人都在问未来货币的超发以及各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会陆续的不断的宽松，我们应对贬值是不是可以配置房地产？我前面也讲到了，中国已经出现了四大分化，房价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与我国人口的流向和货币的流向是相关的。 所以我认为无论房地产也好，还是股市也好，它更多的是表现为结构性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过去这些年当中的话，政策覆盖了全国的所有的土地，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区域，但是不可能每个区域都会发展得非常好，而是分化的。 过去我们喊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大范围的振兴，比如说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更加强调的是一体化，比如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然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等。我想这些是政策上追求平衡，但现实却不平衡的。 既然现实中不平衡，我们则要追求投资的精神。比如在长三角地区，我前面也讲到浙江是发展最快、人口流入最多的，所以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杭州湾的湾区；珠三角整体发展也很快，但珠三角发展最快的地方是粤港澳湾区，比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这些城市人口是净流入的，而那些广东省的其他那些城市，尤其在粤西、粤北的人口都是净流出的。如果要配置房地产的话，要配置未来5年到10年人口净流入的地方，或者是资金净流入的地方，或者是产业的发展非常迅猛的地方。 现在投资应该从面找到线，接下来的话要从线找到点，找到哪些点是值得投资的，因为分化是必然的。像美国也存在“铁锈地带”，经济往热点城市集中的特征非常明显。所以我们进入到一个存量经济时代，分化时代一定要精准投资。 第三类资产配置我看好利率债，虽然近期利率债的价格再次出现了下调，主要原因是大家对于宽信用的预期，认为利率降不了多少。不过在我看来利率还会继续降低，因为经济还在往下走，全球大衰退的局面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利率债这类资产是值得配置的。 股票市场方面，我们要看的更加长远。我也多次提过股市是结构性机会，不可能迎来一个全面普涨的大牛市。A股的退市率只有美国1/10，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值，而接下来会有一批股票退市，因此投资风险也在加大。所以要关注到好的行业，尤其是那些新兴的有前景的行业，要加大配置力度；同时要抓住头部投资机会，简单来说就是抓大放小。 过去我们看好小市值的股票，因为认为小市值股票有壳资源，在注册制之后退市率会上升，“壳”会越来越不值钱。A股总体会与欧美市场越来越接轨，大市值股票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总结来说，寻找投资机会要具备三大思路，第一要明确产业发展的趋势、方向；第二要理清政策导向，即政策在主张、提倡、支持什么；第三要关注企业的分化机会。在这个分化的时代，改革在同步推进，结构在转型，我们的资产配置也要顺应这样的趋势。 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 目前和未来国民经济面临的头号和最大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的常态化。由于近年来制造业出口额在GDP中的比例日趋下降，实际意味着外部需求拉动和支撑国民经济就业、收入、消费和增长的流量和动力在逐步萎缩。我们过去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下投资建设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也在逐步地下降。 1． 工业产能过剩，但总体上居民消费不足 从2019年的情况看，实际工业产能过剩率在20%左右，规模为11.1万亿元。居民消费占GDP比例30.29%；这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居民消费占GDP50%—60%的水平，低了19.71%—29.71%。GDP中居民消费占比过低，说明GDP中基础设施建设、不动产建造、金融产业资本分配、公共管理活动等比例过高，而市场的消费能力不足。 2． 过剩的关键症结为近7.8亿农村户籍人口消费能力不足 2019年城镇户籍居民、外出务工人口和农村常住居民为6.2亿、2.3亿和5.5亿人，其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3.12万元、2.1万元和1.33万元，形成的消费规模城镇户籍居民为19.36万亿元，外出务工人口为5.04万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为7.3万亿元。也就是说，7.8亿农村户籍人口的总消费只有12.34万亿元。 3． 农村户籍居民工业品拥有和消费并没有满足和饱和 2019年从农村户籍居民耐用消费品看，每百户拥有率与城镇居民相比只有65%，农村家庭每百户汽车拥有率为22，与国际水平相比只有14%，刚刚进入汽车社会门槛。农村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的不少，有的数值在2到3。从农村居民的住宅客厅、卧室、厨房和厕所等装修、装备和舒适等条件看，水平可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特别是许多中西部农村，许多是露天旱厕、柴火灶台，水平还在农业社会时代。 4． 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关键则是居民，特别是农村户籍居民收入水平过低 2019年，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为43.42%，这比世界上一般的居民收入占55%—65%，低了11.68%—21.68%。城镇户籍居民、农村外出务工人口和农村常住居民，其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66万元、3万元和1.6万元，其各类人口居民收入规模分别为28.89万亿元、7.2万亿元和8.8万亿元。7.8亿农村户籍居民总收入只有16万亿元，占GDP的比例只有16%。 小结：上述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消费…”循环不平衡的内在形成机理是：“居民收入过低→消费能力不足→工业生产过剩→经济增长下行”，主要症结是居民，特别是农村户籍居民收入水平过低。 治本的思路和对策：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户籍居民收入水平。否则，工业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下行无解。
由于这次中印边境爆发冲突，造成印度方面的人员伤亡。这让印度民间的“排华”情绪持续高涨。据印媒News18India当地时间18日报道，印度西部港市苏拉特一处公寓的居民将家中的中国产电视机丢下楼。电视机从二楼的高度被砸下，围观群众一拥而上脚踩棒打，将电视机彻底损毁。 而在社交媒体上，不少支持此举的印度网民，也在呼吁更多的人来抵制中国制造的产品，甚至还叫嚷着要以此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多印度人还表示，中国要为此付出代价，是时候抵制中国产品，和我们的勇敢的士兵站在一起。不光民间呼声高涨，全印度贸易商联合会（CAIT）也加入了抵制中国制成品的号召，该组织声称代表印度7亿贸易商和4万个协会。 据印媒Business Today在17日报道，该联合会当天公布了一份包含500多种中国制成品的抵制名单，其中有快消品、耐用消费品、玩具、家具面料、纺织品、建筑五金、鞋类、服装和厨房用品。一份声明表示，这些商品不需要先进技术制造，因此可以由印度自主生产。另据联合会秘书长称，呼吁抵制这些中国制成品，目的在于在2021年12月前减少进口130亿美元的中国制成品。其实，印度方面早就对中印之间贸易顺差过大心存不满，想要缩减双边贸易顺差，达到相对平衡状态。 实际上，印度“抵制中国产品”的事情过去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2016年他们抵制中国的LED小灯泡、文具，2017年印度政府又称42款中国手机应用有“安全风险”，会影响国防安全，呼吁军方查证删除。到了2019年，由于中印之间贸易顺差过大，引起了印度一些团体不满，该年3月，CAIT就曾发起抵制中国制成品的全国性运动，呼吁印度人在3月19日焚烧中国商品，这场运动蔓延到了印度全国1500多个地方。 现在很多国人担心，印度人又是砸中国电视机，又是砸中国制造手机，他们抵制中国制造能否得逞呢？ 我们觉得印度人只是在发泄一下心中的怒火，实际上印度人要想抵制中国制造，肯定是自找罪受： 第一，印度抵制中国制造，对中国影响并不大，也打压不了中国经济。中国对印度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2%。即使印度抵制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也不会对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在印度制造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发动贸易战，不会对印度有利。 第二，印度的工业基础过于薄弱，生产制造业极为落后，连自己生产的军工产品都事故频繁。仅凭印度自己国内有限的生产制造能力，根本满足不了印度国内民众对日用商品的需求，如果从东南亚其他国家购买，那在性价比方面也不如中国制造划算便宜。 毫不夸张的讲，印度生产制造业在十分弱小的情况下，如果盲目与中国方面叫板，只能是跟自己过不去。不进口中国的商品，只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印度人买不到任何日用品，或者是买到的日用品价格远高于中国制造。 第三，印度人习惯于“嘴巴上坚决抵制中国制造，但身体却不老实，非常接受中国的商品”，这叫身不由已。 举个例子，印度刚开始也很抵制中国手机，认为可能存在安全风险。但实际上，大部分中国的手机品牌都在印度建厂组装手机，为印度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中国手机又便宜又好用。在印度中国手机虽然屡禁不绝，但却成了印度人的抢手货。印度市场的手机销售数据反映，仅小米、vivo、OPPO、realme4家厂商就占印度2019年市场份额的65.5%。 印度这次掀起了新一轮抵制中国商品的浪潮，以及中印在边境地区爆发冲突，这都是莫迪政府想转移民众视线，化解国内尖锐矛盾的伎俩。 由于疫情在印度国内蔓延，印度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如果从战略上考虑，即使印度停止进口中国所有商口品，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很少的，但是印度民众的会买不到所需要的商品，因为印度的工业实在太落后，多数商品生产无法达到自给自足。 更何况，现在印度人只是发泄一下不满情绪，真正到了花钱的时候，还是会选择中国制造，印度人往往都是身不由已。真正要抵制中国货，印度人恐怕很难做到。
最近，印度最大的军工厂—国营军工委员会宣布，他们将旗下40多家军工生产企业与八万多名职工，将在七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开始罢工。至于何时恢复，要根据国内疫情形势决定。本来印度的工业基础就十分薄弱，现在军工厂宣布罢工，这样的情况使得印度难以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国反击，印度可以说是一时间被搞得“焦头烂额”。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印度军工行业的发展状况。印度军队的武器装备是“万国牌”，既有苏制武器，也有美制的武器。 印度的武器装备中有70%依赖于进口，本土化程度不足30%。但是，印度既可以从俄罗斯采购武器装备，又可以向欧美国家下采购武器订单，这说明印度人在国际外交战略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其他国家并没有对印度有过太多的武器禁运和技术制裁。不过，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大型的武器系统的研发，也并不可能全部有一个国家的内部来完成，这需要全球各国之间的合作开发研制，而靠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武器装备如果国力和技术跟不上，那也是“劳民伤财”的事。 印度人除了采购各国的先进武器装备之外，总有一个梦想，希望通过进口武器和技术，来不断提高本国的军工业的生产能力。 近年来，印度自主研发了“阿琼”式主战坦克；在航空力量上，印度自主研发了第三代LAC战斗机；在海军武器方面，印度能够制造核潜艇；在空间站方面，印度有制造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的能力；在电子战方面，很多装备也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不过，总体来看，印度军工企业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事故频发，不是这里出了问题，就是那里缺了什么技术，并不是很完美。 尽管如此，印度的军工企业还是养活了大量的从业人口，那么，这次印度为何会有41家军械厂的8万多名员工要进行无限期罢工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本来印度的很多兵工厂都是国有制，像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等。而这次印度宣布要将军工企业“公司化”，外界推测可能要推进私有化进程，对此，很多印度工人害怕铁饭碗被砸，再也吃不上大锅饭，所以才宣布无限期罢工。 平心而论，现在印度的军工企业官僚主义严重，办事效率低下，机构设置臃肿，人浮于事，如果印度将军工企业“公司化”运行，可以打破工人原来的“大锅饭”体制，将采取按劳取酬、绩效考核、淘汰机制等管理制度，这都会冲击原来这些工人的平静生活。所以，印度工人们不满意，要进行无限期的罢工。从目前形势看，印度军工业打破铁饭碗的阵痛无法避免，甚至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二个是，受到疫情不断扩散的影响，印度目前的感染病毒确诊人数超过30万，全球排名第四，目前印度国内的时局不稳，周边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印度总理莫迪实行的封城、停工、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对于国有的军工企业也造成了很大冲击，由于不能正常开工复产，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下降，也就难免会想到罢工这样的传统手段，找个机会，向莫迪政府施压并表达自己的诉求。 目前，印度国内疫情严重，经济停摆，失业率居高不下，民怨四起，莫迪政府本来想通过对外寻衅滋事，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但是，让莫迪没想到的是，对外寻衅没有成功，而国内却又爆发军工企业的大罢工。 现在，莫迪政府要做的是控制疫情，发展经济，加快国企改革力度，只有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日子好过了，才是最实在的，妄想想转移国内矛盾，恐怕也未必能够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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