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昨日（5月18日）晚间，中央再出超重磅文件，《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发布。 文件提出，要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其中提到，要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再次部署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等。 此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为主题召开第4期“金思汇”，与会专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对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具有借鉴作用。 会议提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亟需制度性突破，重中之重是推动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❶ 要完善货币政策治理体系，从决策机制、目标设置、政策传导、工具体系等方面对货币政策治理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 ❷ 要做好金融监管协调，强化和发挥好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 ❸ 要建立现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 ❹ 要维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健康，建立起高效的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本文系CF40周报观点，基于第4期CF40“金思汇”会议研讨成果撰写。 中国增长奇迹的金融秘方 过去四十年，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成果。从1978年到2019年，我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3%，远高于全球平均，也是二战以来全球高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我国的增长奇迹难以完全由主流经济学解释，其中潜藏着独属于中国的秘方。有观点将此总结为五方面的互补。 一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互补。主流经济学认为，从资产配置效率来看，市场优于政府。而中国四十年来的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各有长短，两者互补才能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财政和信贷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财政与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有明确的边界，信贷资金不能财政化使用。而中国的情形表明，财政与信贷可以相互平衡、相互借力，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金融支持对改革与增长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三是国有和民营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相较于国有金融，民营金融效率更高。但是中国的情形表明，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是主辅搭配的关系，选择哪一种取决于改革与增长提出何种需求。 四是银行和资本市场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相较于银行主导型更加高效。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两者搭配互补，其目的是实现总体金融支持最大化。 五是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与价格型调控手段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更加先进高效。但是理论上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并不存在先验的高低之分。数量型工具是过去四十年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看家本领，我们有必要研究清楚其操作优势。 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过去四十年，我国金融体系较为单一，主要靠商业银行给企业贷款，但也满足了特定阶段的经济增长需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尤其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转变，产业风险更高、企业创业失败率也更高，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单纯依靠传统银行体系支撑的边际贡献越来越小，需要出现新的金融服务，朝更加创新驱动、服务驱动、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需要有对居民的金融服务。金融不仅能服务于企业，更可以服务于居民，比如消费信贷、居民养老等。一方面，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方面，养老保险还有很大空间；另一方面，权益资本市场的发展必不可少。 其次，要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实现高质量的市场化。高质量的市场化需要三个支柱：一是市场主体规范、有效率；二是市场管制较少；三是金融监管有效。 此外，需要认识到，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的整体财力较弱，金融发挥了一部分准财政的功能，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体系还需要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建设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三个关键词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之路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其核心在于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 “高度适应性”指金融体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能不断适应经济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 “竞争力”指金融体系要拥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前，从金融机构数量和大型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全球排名来看，我国称得上是金融大国，但是离成为金融强国还有一定距离，金融开放程度、金融结构等方面都有待提升。 “普惠性”指更多的居民与企业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当前，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获取金融服务的难度仍然较大，从而难以获取发展与投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具有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体系有赖于制度性突破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仍存在六方面的结构性失衡。 一是融资结构的失衡，直接融资、股权融资占比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占比低； 二是金融机构结构失衡，虽然金融机构绝对数量不算少，但是不同类型机构服务实体的能力相对不足； 三是期限结构失衡，居民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支持资本市场及PE/VC发展的长期资金； 四是治理结构失衡，微观审慎监管处在分割状态，而宏观审慎管理又缺少功能监管工具，总体上看，监管缺乏激励约束，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也有待完善； 五是风险结构失衡，从行业领域看，存在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从金融机构看，中小银行风险较为集中；从金融市场看，股权质押的存量风险尚未化解，债券违约的风险仍较为严峻； 六是信息结构的失衡，表现为三个方面：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存在信息分割，金融机构难以识别企业风险；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存在信息分割，机构难以了解交易对手的业务情况；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足。 针对六大结构性失衡，需要六方面制度性突破： 第一，深化资本市场发展，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第二，深化金融机构改革，构建差异化的发展格局；第三，深化资金供需改革，完善促进期限匹配、鼓励长期投资的制度安排；第四，深化金融风险的分类处置机制安排，健全责任落实和保障；第五，深化金融治理改革，提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第六，深化金融体系在国际化、信息化和金融科技发展进程中的适应能力，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是中国特色金融体系“压舱石” 推动建设更加成熟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的“压舱石”。 一是要完善货币政策治理体系。作为新兴及转轨经济体，处置金融风险以及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渴求等方面都容易对我国货币政策形成倒逼。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易松难紧、宏观杠杆易升难降，需要从决策机制、目标设置、政策传导、工具体系等方面对货币政策治理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 首先，需要有完善的决策执行机制，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其次，应将币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最终目标，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逐步将就业目标纳入货币政策体系，关注资产价格变化；再次，应进一步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最后，应强化沟通和协调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提升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 二是要做好金融监管协调。随着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产品体系、组织体系日益复杂，金融市场关联性不断强化，跨业态、跨区域、跨境金融活动日益增多，金融监管中不协调、不适应、难以形成合力的矛盾愈加凸显。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金融创新的契机，同时也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要求和挑战。而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需要强化和发挥好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 三是要建立现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要求传导链条的各个节点都能够协同发力，通过有效运转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把流动性层层传导到实体经济。相对落后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央行金融服务体系会对货币政策传导和央行宏观调控形成掣肘，因此，建立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是要维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健康。运转良好的中央银行制度需要处理好央行与财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建立适应央行履职需要的独立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将保持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健康摆在基础位置，建立起高效的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文/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 艾堂明[微博] 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 今天够折腾，长长的十字星，说明多空交战还是比较激烈的。 说到底，仍然是消费板块和科技板块的交战，最近二者杠上了，此消彼长，呈典型的跷跷板状态。 今天又是消费胜了，科技的荣光仅维持了上周五一天，今天掉头向下，呈惨败走势。 但打败科技的不是消费，而是万恶的美帝，对于华为的打压，导致手机产业链为代表的消费电子板块大跌，甚至连一些具有国产替代功能的芯片股也出现下跌，实在是影响很大。 商务部说得很对：美方对他国特定企业持续打压、遏制，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严重威胁。这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损害美国企业利益，也损害其他国家企业的利益。 要想不对被美帝卡脖子，就必须要自己雄起，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定要无条件支持民族企业，爱国不一定非得在战争年代，和平时期也弥足珍贵，更何况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当然，这些企业的股票今天遭到了抛售，我们无法用爱国的理由来阻止他们抛售，只能希望这些企业能发愤图强，实现自我崛起，届时那些曾经抛售你们股票的人，自然会追着来买你们的股票！ 科技战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又让资金涌向了大消费板块，食品饮料、酿酒、医药集体上涨，再加上金价大涨带动黄金板块，真是哪儿安全资金往哪跑。 数数今天创下新高的股票，大多集中在大消费板块。连茅台、五粮液都再创新高，更不用说那些涨得更快的小盘股了。 民以食为天，吃吃喝喝才是最安全的行业，这个无可厚非。但老艾希望大家能少喝一瓶酒，少吃一斤肉，用实实在的行动来支持我们国家的高科技行业，因为那才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还有两天就要开大会了，全球涨声一片，作为主场的我们，更没有理由萎靡下去。虽说“逢会必跌”，但老艾是从来不信邪的，规律没有一成不变的，是用来打破的！ 不管哪个板块领涨，哪怕仍是吃吃喝喝，只要能维系住人气，就是功劳一件。 今天的成交量创下一周以来最高，这就是好现象，量为价之母，不管怎么说，只要资金肯进来玩，我们就热烈欢迎，行情就有希望！ 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入46亿元，外资有一段时间没这么积极了，这是嗅到了机会才会这样。所以内资仍然要争气，不要再做先把筹码拱手相让，然后再进场抬轿的傻事！ 期权期指仍是应对震荡的利器，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想学习期权期指知识以及实战技巧，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全套方法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资深投资人。)
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新浪财经联手世界顶尖智库报业辛迪加为您带来全球经济领袖聚焦2020！ 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琼·贾亚杰夫（Arjun Jayadev 阿奇姆大学经济学教授）、阿查尔·普拉巴拉（Achal Prabhala 沙特尔沃思基金会研究员） 想象一下如果世界是这样：一个由医疗专业人士组成的全球网络，监测一种新出现的传染性病毒变种，定期更新疫苗接种方案，然后将这些信息分享给世界各地的公司和国家。此外，想象一下，如果这项工作是在没有任何知识产权（IP）考虑的情况下完成的，也没有进行药物垄断，也不会利用公众的绝望将利润最大化。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它实际上是对过去50年流感疫苗生产过程的描述。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流感监测和反应系统（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分析和讨论新出现的流感毒株的最新数据，并决定每年的疫苗中应包括哪些菌株。作为一个跨越110个国家的实验室网络，GISRS几乎全部由政府资助（部分由基金会资助），它是耶鲁法学院（Yale Law School）的艾米•卡普钦斯基（Amy Kapczynski）所说的“开放科学”的缩影。 由于GISRS只专注于保护人类生命，而不是盈利，因此它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收集、解释和传播可用于疫苗开发的知识。这种方法在过去可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它的优势正在迅速变得明显。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全球科学界非常愿意分享潜在治疗方法的知识、协调临床试验、透明地开发新模型，并立即发表研究结果。在这种新的合作氛围中，人们很容易忘记，几十年来，商业制药公司一直在私有化和锁定知识共享，它们通过无根据、不重要或次要的专利扩大对救命药物的控制，并游说反对批准和生产仿制药的行为。 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现在人们痛苦地认识到，这种垄断是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对用于病毒检测技术的垄断阻碍了更多检测工具的快速推出。正如3M的441项专利中提到的“呼吸器”或“N95”，已经让新生产商更难大规模生产医用级口罩。更糟糕的是，COVID-19 - 瑞德西韦（remdesivir）、法匹拉韦（favipiravir）和洛匹那韦（lopinavir）/利托那韦（ritonavir）这三种最有可能有效的药物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拥有多项专利。这些专利已经阻碍了竞争，并威胁到新药的价格和供应。 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继续照常依靠大型制药公司，希望COVID-19的一些潜在治疗方法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并希望其他检测、测试和保护技术能够出现。在这种选择下的未来，专利将赋予垄断供应商对这些创新的控制权。供应商将把价格定得很高，迫使下游的医疗服务定量配给。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公共干预，就会有很多人因此失去生命，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任何可能的新冠病毒疫苗。与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的立即免费提供的小儿麻痹症疫苗不同，如今，上市的大多数疫苗都有专利。例如，目前用于婴儿的多毒株肺炎疫苗PCV13的价格高达数百美元，因为它是辉瑞制药（Pfrizer）的垄断资产。尽管全球疫苗免费联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疫苗费用提供补贴，但许多人仍然负担不起。在印度，每年有超过10万名婴儿死于可预防的肺炎，而这种疫苗每年为辉瑞带来大约50亿美元的收入。 在第二种可选的未来中，我们将承认，现有的体制（即私人垄断企业从主要由公共机构提供的知识中获利）不能达成我们的目的。正如公共卫生倡导者和学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样，垄断企业通过拒绝提供救命药物来扼杀生命，而这些药物本可以在另一种制度下获得，比如用以促进每年生产流感疫苗的制度。 现在，一些支持替代方法的运动已经存在。例如，哥斯达黎加政府最近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一个自愿加入的治疗COVID-19的知识产权库，这将允许更多制造商以能更便宜的价格提供新药和诊断。 专利库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联合国和世卫组织通过药品专利库，多年来一直寻求增加对艾滋病、丙型肝炎和结核病的治疗方式，现在已将该项目扩大到包括新冠病毒。专利库、奖励基金和其他类似的想法是改革如何开发和提供救命药物的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其目标是用基于合作和共享知识的系统取代垄断驱动的系统。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人会辩称，新冠病毒危机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威胁会迫使制药企业表现良好。但是，除了一线研究人员，他们的动机不仅仅是短期利润，还不清楚大型制药公司是否理解他们的责任。毕竟，雷姆德西韦的生产商吉利德最初对当前危机的反应是申请“孤儿药”身份，这将使其获得更强大的垄断地位和数百万美元的税收减免。（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该公司撤回了申请。）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相信如今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必要的，然而GISRS和其他“开放科学”应用的成功证明并不是这样。随着COVID-19死亡人数的上升，我们应该质疑一个每年默默谴责数百万人遭受痛苦和死亡的系统的智慧和道德。 现在是采取新方法的时候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已经提出了许多有希望的建议，以产生对社会有用的，而不仅仅是有利可图的药物创新。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间开始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 (本文作者介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得主之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曹远征 中央银行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自从1929-1933年的大危机以后，宏观经济理论开始兴起。在1929-1933大危机前，欧美国家实行的是没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反映在货币金融方面就是“金本位制”。物价的高低取决于黄金的供应量。在社会生产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当黄金等贵金属的供应量突然上升，物价便随之上涨。当年西班牙在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拉美的黄金白银大量涌入欧洲，出现了欧洲经济史上的所谓“价格革命”。它构成了货币数量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卫·休谟和李嘉图曾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他们认为商品价格水平的涨落与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高低与货币数量成反比。由此出现与货币数量多寡相关的物价变动，即通货膨胀。 曹远征 但从全球更长的历史角度看，因发现新大陆而导致的黄金供应增长毕竟是短暂的，常态是黄金受制于自然条件而供应量是稳定的，进而物价是稳定的。换言之，在金本位条件下，不存在典型意义的“通货膨胀”式的物价上涨。但是，在“金本位制”下却存在一个大的问题，有通货紧缩的风险。受市场经济内在规律支配，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其结果会出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即经济危机。反映在金融市场上，危机前兆就是对现金，即对流动性的极度渴求。没有现金就不能支付，而支付的断裂是引致危机的导火索。受制于金本位制下稳定的黄金供应量，市场流动性不足是常态，从而也成为危机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此，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著作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从货币供应入手，提出了“流动性陷阱”问题。顺便指出，也是由于黄金的供应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常常发生通货紧缩，金本位制退出历史舞台。 凯恩斯的贡献更在于他把货币供应与就业问题联在一起。经济危机是就业不足，而失业问题意味着全社会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是宏观层面的问题。换言之，只有在宏观层面提高总需求，才能反危机，才能熨平经济周期，它催生了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从全新的视角审视货币财政政策及其相应的宏观经济问题，认为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安排来影响总需求。在货币政策方面，缓解经济危机的道理在于：如果企业在负债经营、居民在负债消费的情况下，利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财务成本。当货币供应量增加，利息会随之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成本因之下降，居民就会提前消费、企业就会提前投资。于是，有效需求得以提升，达到反危机的目的。如果在经济过热时再反向操作，就可以熨平经济周期。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扩张赤字来扩大财政开支或减税，也可以扩大总需求，从而达到反危机的目的。同理，在经济过热时反向操作，也可以熨平经济周期。由此，表现为侧重总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了目前世界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基本框架。 理论上，因金本位的流动性不足而被迫由流动性可以无限补充的信用本位取代，固然是历史趋势，但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观察，这仅是由过去的两因素，物价和货币供应量，变成了三因素，物价、货币供应量及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减缓，即为流动性迟滞），并未改变问题的性质，超过流通速度需要的货币供应量仍会引起典型的通货膨胀。于是，在上述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框架实施过程中，人们始终有所忌惮。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财政是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中央银行？也就是当下人们所议论的，用印钞票买国债的办法来支持财政开支是否可行？是否可持续？ 从历史上看，这一政策在实践中是有恶性后果的。在国外，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战后，德国由于要支付《凡尔赛和约》的战争赔款财政恶性透支中央银行，致使货币供应量失控，形成了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受黄金约束的信用本位，会因货币供应量过度而引发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数量论”似乎有理由死灰复燃。它提醒人们适度而稳定货币供应机制是十分重要的。所谓适度就是当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的简单规则，即货币供应量应是GDP增速加物价自然上涨率之和；所谓机制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限制，即财政不能无限透支中央银行。为此，要求中央银行有独立性，能制定独立于财政的货币政策。 战后以来，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都基本遵循了这一点。尽管有时候货币支持财政，但始终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相互独立的，至少是有隔离的，避免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或许由于历史上惨痛的教训，二次战后，各国财政与央行隔离做的最彻底的就是德国。它有较完备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因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全球最高，其货币政策的决策不受经济形势和财政政策牵制，其唯一目标是反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稳定。 通过政府加杠杆以抵挡金融危机 在本世纪以前，人们基本的认识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尽管目标一致，但至少操作上要相互独立。但是到了本世纪以后，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除了经济周期，还有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以杠杆的伸缩为其特征的。当出现了快速地去杠杆就意味着可能引发各类资产负债表过分衰退，即金融危机。为此，需要应对金融周期，实施以控制杠杆率为主要目标，以金融监管为重要内容的宏观审慎管理。 作为宏观审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紧急抢救安排。一旦出现在快速去杠杆的时候，就得用“加杠杆”的办法顶住“去杠杆”，避免资产负债表的过分衰退，引发金融危机。当居民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金融资产负债表都在去杠杆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政府加杠杆来挡住金融危机。政府加杠杆就是通过包括拯救企业，资助居民等在内的扩大财政开支的办法来挽救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果便是赤字的增加，而弥补赤字的途径是发行国债。 当社会资产负债表都在衰退、国债销售困难的情况下，为应对危机，中央银行便无奈地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购买者。这就形成了QE（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除将政策利率降为零甚至负数外，还要通过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来支持财政的国债的发行。此时，中央银行和财政就连在了一起，开始具有赤字货币化的迹象。顺便指出，也正是这种原因，在2010年欧债危机中，欧元区的许多国家开始诟病继承德国央行衣钵的欧央行的独立性。如希腊，指责欧央行过于死板，见死不救，不通融希腊发行欧元主权债。 客观来讲，在过去的十年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它挡住了杠杆的快速衰退。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对它心存疑虑，不仅担心通货膨胀，也担心杠杆再持续加长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结论是，一旦到了一个相对满意的状况下，该政策就需要退出。在历史教训，殷鉴不远的背景下，各国从2015年开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在退出之中，其中一个主要表现为央行缩表。央行通过减少对国债的购买，同时不断地出售国债，逐渐缩小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央行缩表过程表明，人们认为央行扩张资产负债表来支持财政只是个暂时性的、抢救性的政策。危机过去之后，应该回到一个正常状态，财政和货币还应是独立的。也正是基于这一共识，“央行何时缩表？速度多快？怎么缩？”一直是过去几年市场不断讨论的热点问题。 然而，新冠疫情出现以后，在外部冲击下，资产负债表再次快速衰退的风险大于其他经济风险。一旦资产负债表再次快速衰退，那就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危机，还会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整个经济都会陷入灾难之中。在这个时候，“两害相权取其轻”，重新使用2008年的办法，就成为唯一的选择。由于无论是纾困，还是抗疫，加大财政开支都至为关键，为此，在政策利率重新为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仅再次扩张，而且无底线的量化宽松来支持财政赤字融资就显得十分迫切。 财政赤字货币化开始由过去迹象，变成了现象，并在酝酿新理论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欧美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至少是无奈之举。从过去的经验看，它在短期内也是有效的。这类似于“饮鸩止渴”，先把毒药喝下去，才能缓解此时此刻的危机。如果今天都不存在，明天还有意义吗？中央银行只有通过俗话所说的“开动印刷机”来支持财政开支，解决危机，才能有明天。 但是，问题的重要性还不在于短期抢救性政策安排，而在于过去十年欧美经济染上了QE依赖症。一旦QE退出，股市随之下落，杠杆难以维持，经济因此受损。而此次疫情冲击，又使依赖症更加严重。它似乎预示着QE政策的常态化，并因此带来一个新的理论出现——MMT（现代货币理论），成为赤字货币化的理论支撑。人们发现，所谓去杠杆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存在新的解释。原因在于资产负债表的两端——资本端和负债端，是可以用货币变换的。例如，央行的基础货币供应到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发放出去，会使企业的杠杆上升。但是如果通过某种机制，例如，用股权基金的形式将基础货币补充到企业的资本端，企业的杠杆是会下降的。这构成了MMT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假设，涉及货币怎么使用、使用在资产负债表的哪一端的问题。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关系方面，MMT理论认为如果通过财政发行国债来支持企业的资本，不会增加负债，反而会减少负债。 其实，中国也有这个经验。2004年中国银行业所谓的“注资”就是通过财政部向央行发行特别国债，来支持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的，从而使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健康化。 能不能用财政发债的办法，既不增加杠杆率，同时又能缓解危机？这成为在疫情冲击下，人们思索的新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当下的热点经济学话题。 由上所述，无论从现实的紧迫性，还是未来理论的拓展性来看，在疫情的冲击下，为防范可能发生的以快速去杠杆为代表的金融危机，以“加杠杆”为标志的财政开支扩大是必然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财政开支的扩大，而在于是否合理并且精准。假如是居民的杠杆难以维持，财政救居民就是应该的；如果是企业的杠杆难以维持，就应该救企业。财政开支首先是方向和用途问题。经验证明，用政府采购来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用以工代赈来支持居民收入好于单纯的“直升飞机撒钱”。在方向和用途明确的条件下，其次才是支持开支的收入筹措问题。在正常收入来源窘迫的情况下，扩大赤字融资，即通过发债来获得收入就是必然的。如果发债，社会上没有人购买，那么央行购买就是必须的。这既是欧美各国的现实，也是抗疫逻辑使然。 中国的货币政策依然有正常发挥的空间，特别国债会被市场消化 反观中国，现在还远未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地步。中国的储蓄率较高，居民的杠杆率较低。即便为抗疫发行特别国债，居民有意愿并有能力购买国债。相对于其他金融资产，国债收益率较高并且具有安全性，是中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其实，在以往国债发行中，彻夜排队，一抢而空的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也正是由于区别于欧美的中国国债，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有正常发挥的空间，不必采用欧美QE，甚至无底线QE扭曲的货币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际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的国家。中国的政策利率还是为正的，意味着，如果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仍然有降息的空间。 第二，中国储蓄率高，意味着即使有财政赤字，财政赤字融资通过市场化发行就能解决，不必依靠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购买国债的方式扭曲进行。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市场理解中国为抗疫而发行的特别国债的必要性，并为此做了准备。理由如下：一是从中国国债发行的历史看，1998年和2007年的特别国债都是市场化发行的。尽管这次以抗疫为目的特别国债与过去两次发行的目的不同，但发行条件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就财政开支而言，这次特别国债开支一个重要方向是弥补公共卫生的短板，这本来就是财政应该支出的，如果过去是按预算跨年逐步支出的，这次仅是通过特别国债融资一揽子提前支出而已。三是，这次特别国债另一个支出重点是纾解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困难，方式主要是以工代赈，政府采购，扩大基建投资来解决企业生产和就业困难。这实际上是用提高总需求办法来解决产能闲置问题。而在货币政策正常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因扩大财政赤字而出现通货膨胀的概率很小。四是，虽然特别国债市场化发行对流动性是有影响，但只要根据市场情况，控制好发行节奏，做到期限结构合理，并且把握发行窗口，有序地、滚动地进行，市场的流动性不会受到重大冲击。 最后，从广义财政的角度观察，与其说中央财政赤字融资有金融风险，不如说更需要关注一个传统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过去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这次抗疫，地方政府又需要发行专项债，会使其债务更显沉重。特别是随着土地制度改革，以及“住房不炒”等政策的出台，使地方政府债务传统偿还来源——土地财政更为捉襟见肘，构成了金融风险。但是，从严格意义来讲，地方政府债务本质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财政问题。它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涉及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等诸多方面。换言之，只有理顺这些关系才能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快财政体制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而地方债务的金融风险提醒我们这一改革的紧迫性。 综上所述，赤字货币化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理论动向，是正在酝酿现代化货币理论（MMT）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折射了传统货币金融理论的困境，又是现实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目前，这一理论仍在发展中，还难以下最终结论，但需要密切加以关注。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央行还没有必要为财政赤字融资，赤字货币化在中国至少暂时不会出现。这还仅仅是一个理论探讨，还是一种假设。千万不能把西方的理论变成中国的现实问题来对待。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是正常的，利率还是正利率，财政依然比较稳定，还有正常收入，财政的负债率也不是很高，中央财政即使有赤字也没有大问题。唯一需要关注的是地方债务的处理问题，这需深化财政体制的改革。 本文首发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 2020年5月15日，国发院第144期【朗润·格政】论坛《消费券的中国实践》研究报告发布会在线举行。本文根据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的演讲整理。 2020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全面脱贫的一年。要达到这个目标，今年的增长率应该达到5.6%，5.6%的增长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不太难，但是“黑天鹅事件”新冠疫情突然暴发以后，对中国经济有巨大冲击，2月份停工停产，3月份开始复工复产。 新冠疫情不仅冲击到中国，也冲击到发达国家，现在全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确诊案例，对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的冲击也非常大。 思考中国方案最好放眼全球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必须放眼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的冲击，才能更好地了解对中国的冲击到底会有多大，以及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对于发达国家及世界经济，一些国际主要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在连续调低增长预期。2月份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3月份变成全球大流行病之后，美国成为新的重灾区，已经有140多万人确诊感染、死亡超过8万人，同时还有巨大的金融、经济与社会冲击，美股3月8日以后连续四次熔断，1987年设立熔断机制以来，这种情况总共发生了五次，四次都在今年3月份的两周之内，累计下跌幅度超过30%。美国股票市场崩盘以后也影响到欧洲和全世界，有些国家的股票市场下跌将近40%。 另一个必须重视的影响是就业。新冠疫情还造成美国的失业率急剧增加。5月8人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已达到14.7%。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暴发后，美国失业率最高时为10.8%，如今成为二战以来美国失业率最高的一次。为此，美联储动用了7000亿美元救市，还宣布了无限量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特朗普则出台了2.2万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计划，帮助困难家庭和企业，规模达到GDP的10%。 欧洲国家，包括非常保守的德国也出台了财政救助计划，规模达到GDP的10%，英国、加拿大、日本出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少则达到GDP的10%，多则达到20%。 尽管出钱多、出手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份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下跌5.9%，全球今年的增长率是负3.0%。 不仅经济增长下滑，贸易也大受影响。根据WTO的预测，今年的贸易可能会减少13-32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目标要考虑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今年不能指望出口拉动经济，经济增长必需更多地依靠国内。 中国要想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使GDP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人均收入也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今年的GDP增长率就要达到5.6%，过去我常谈中国GDP还有年均8%增长的潜力，在正常情况下，即使国际经济情况不好，靠国内自己的投资和消费达到5.6%的增长甚至更高，应该不难。 但是新冠疫情是百年不遇的大传染病，它影响到需求面，也影响到供给面，既影响城市，也影响农村，影响国内，也影响国外。在这个突然冲击之下，4月17日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的增长是负6.8%，这是1992年我们开始有季度的统计数字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不曾有过的严重负增长，给今年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的增长压力加大了许多。 4月份开始，已经复工复产，但是考虑到新冠疫情目前还没有疫苗，还要防止第二轮的暴发和输入型的传染，所以防控必须常态化。再加上外贸的情况不好，很多外贸企业在复工复产以后出现了订单大量下滑甚至被取消。我估计第二季度仅仅能实现比较缓慢的复苏，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主要靠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 如果第三、四季度能够反弹到10%，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可达3%-4%。要实现全年5.6%以上的增长，第三、四季度则必须达到15%以上。对中国来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空间，再加上政府的执行能力，真要努力，这个目标并非不可达到。 但是考虑到新冠疫情还没有疫苗，而且疫情还很有可能从欧美击鼓传花般蔓延到印度、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不仅影响面扩大，而且，很可能像1918年的大流感那样有在明年出现第二轮暴发的风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比第一轮还严重，那就更麻烦。 由于高度的不确定性，我们的政策应该给明年和后年留下一些空间。如果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能够达到10%的增长反弹，全年经济增长率将为3-4%，与原来预期的5.6%还有距离，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今年难于实现。但是考虑到全球的经济增长是负3%，中国能达到3%以上，已经高出全球6个百分点，相当了不起。建党一百年是2021年，在碰到百年不遇的大传染病时，我们把原本要提前一年实现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延期到明年建党一百年时实现，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新基建很好，但还需要消费券解决需求和时间差 今年全年GDP达到3-4%，需要第三、第四季度10%的增长，这也是必须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过去碰到危机的冲击时，像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一般采取的政策是用基础设施投资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以稳定经济增长。 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和过去的金融危机不一样，过去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主要是外需突然下降，但是这次为了防疫采取了停工停产、居家隔离，带来了不充分就业、甚至失业，许多企业和家庭没有收入或收入大降而难以为继。 中国今年已经按过去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提出了新基建，这既能创造投资需求，还能给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这个好的经验当然还要继续。但是单单靠传统的基建投资或新基建并不够，这些投资在创造就业，提高收入，增加消费方面会有时间差。根据调查，现在的不少中小微企业，在需求不足的状况很难熬过三个月。疫情总是会过去的，但是，如果大批的企业熬不到雨过天晴，就会有大量失业，而且，将来要重建会有诸多困难。所以现在保企业就是保就业、保经济根基。 除了保企业，还要保家庭，很多家庭在封城以后数月没有收入。虽然现在复工复产，但是有很多工厂复工以后没订单，工人实际上也属于失业、半失业。我们今年要全面脱贫，就要防止一些经济能力弱的家庭和个人因疫情而返贫，需要加大民生基本保障。 在这种状况下，今年的措施必须有点新内容。 在保企业方面，措施有延缓交付五险一金、贷款延期偿还、增加贷款，租金减免或延缓支付等。在保家庭方面，要考虑怎么样让家庭有收入，防止返贫。这当中要分情况，如果是农村地区的低保户，或者是返乡农民工没就业，可以提高低保标准给现金，或者发失业救济。在城市里的人既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发现金，也可以重点发消费券。 发消费券的好处是相当于增加家庭的收入和消费的可能性，而且如果能发得精准，还能更好地对冲当地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企业或产业，从而通过引导消费实现精准救助，一石双鸟，既保了家庭，又保了企业。 对于消费券，国内学界有很多讨论，我个人从3月份开始在几个会议上也谈了发消费券的想法。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谈，而且中国发消费券也有较好的基础，因为中国的数字金融和网商平台比较发达，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都不具备的。我也很高兴看到国内有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有不少实践。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到5月8日全国有28个省市、190多个地区已经发了消费券，共约190亿元，还不算多。 消费券理论上可以保家庭，也可以刺激消费保企业。虽然国外这样的做法不多，但不代表中国就行不通，或必要性不高。我的建议是一方面继续倡导，另一方面也要认真评估一下效果是不是理想，是不是和理论的预期一致。 我在4月14日跟国发院的沈艳老师联系，请她对消费券做个短平快的评估。沈艳老师第二天就邀请人大的孙昂教授，再加上国发院和人大的硕士生组成研究小组，不到一周就设计出整个理论框架和计量检验的方法，收集了很多背景资料。这个研究同时也得到腾讯公司的支持，腾讯为此专门建立了相关工作小组，无偿、无条件地提供关键数据。 应对新冠疫情和过去的冲击相比，既要新基建，以启动投资需求、带动就业，维持较好的增长率，也非常需要保家庭、保企业、保消费需求，这是很大的不同。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那就是消费券这样的做法是否要常规化、全国化。这可能有点像过年和平常过日子以及救急和救贫的区别。 总体而言，我的判断是发消费券在危机冲击下对保家庭和保企业有一定的帮助，但不能解决家庭的贫困问题，是救急不是救贫。救贫的问题，比较好的方法还是让贫困人口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好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如果贫困源于老、残、临时失业等问题，可以用失业救济或低保，这部分人更适合发现金。 另外，常规化和全国化也是两个概念。目前，只有190个地区、190亿的规模，相对全国2000多个县，300多个地级市，面铺的还不够。如这个评估所发现的，很多没有发消费券的地区是心有余而财力不足，这些地区的收入水平较低，保家庭的任务更重。如果能找到方案让这些地方也能够发消费券，对于保家庭、保企业、启动消费的作用会更大。因此，消费券如果能设计得更科学，发放更合理，在当前情况下全国推广的价值还是很明显的。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2天10个亿，董明珠的“皇帝新装”？ 向前 向后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德林 “求求你，可别再直播了。你一直播，我们代理商就被要求去刷单，你吹牛卖出好几亿，空调可都压在我们手里了”，“董明珠能带货，因为格力组织了经销商刷单、压货”，“格力，掌握刷单科技”……社交网站上的评论，来势汹汹。董明珠2天销售10个亿元，难道都是“幻觉”？ 最近两场，董明珠霸气侧漏，仿佛天生就懂直播。快手上，30分钟破1亿元，100分钟破2亿元，3个小时成交3.1亿元！京东上，2分钟破亿，8分钟破2亿元，3小时7.03亿元。完全没了首场直播23万元销售的羞涩。 董明珠也是气人，销售额蹭蹭涨，她还来了一句 “我直播的目的不是纯粹要带货。”这就好比你一朋友，买了3只股票都涨停，他来一句“手滑，瞎买的”。问题的关键是，这逆天数据，到底是怎么来的？真是刷单？给董明珠披上一身“皇帝新装”？ 格力不是第一次被质疑。2017年，格力手机频频被曝出刷单。比如格力的色界手机，首日仅卖出5部，一周后突破5000部，但官方商城的评价却没突破100条，且出现同一号码多次评论、“五连号”集中评论现象。 格力员工也没闲着，有媒体报道，公司让员工去“董明珠的店”买东西，说是高层不可违抗的任务，还说这些决定经常是口头传达，所以董明珠说店里卖了多少货，其实一些是员工买的。后来，董明珠否认了刷单一事，说“格力最大的品质就是不作假”。 回到直播数据上，后两场确实有争议，合计10.13亿元的销售额，是董明珠线上店2019年全年的2.79倍。第三场7.03亿元相较首场的23万元，销售额翻了3050倍。更不可思议的是，“淘宝一姐”薇娅2019年带货300亿元，按直播380场算，平均单场带货7894万元，董明珠单场直播是薇娅的9倍。 董明珠上了淘宝还了得，李佳琦和薇娅都得“OMG”。当然，7.03亿元那场有些水分，直播间里不只董明珠，还有罗永浩老冤家王自如。这也是一位实力带货选手，不久前带货华为P40，金额约4000万上下。就算不比京东单场7.03亿元，快手单场3.1亿元，也足够李佳琦“OMG”喊到口渴。 帮董明珠算笔账，假设单场销售额稳定在3亿元。一季度90天，累计带货270亿元，差不多能补上一季度少赚的300亿元。如果董明珠辞去公务，睡在直播间，一年千亿不是梦。当然，这只是个假设，想告诉你们的是，销售数据的关键不是卖的人是谁，而是买的人是谁。 微博上的质疑很明确，除了刷单，还有经销商压货。过去十几年，格力的辉煌离不开经销商，3万多经销商就像是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把格力推上了空调一哥。经销商模式下，格力的销售很有灵性。2014年销售目标是1400亿元，实际金额1400.05亿元，2018年销售目标2000亿，实际金额2000.24亿元。 最近几年的销售额，也是患上强迫症，1005.64亿元、1101.13亿元、1500.20亿元、2005.08亿元。数据整整齐齐背后，是格力在部分年份，压货经销商的现实。2018年，格力为了完成2000亿目标，给经销商加大任务量。到了2019年，经销商还在忙着消化库存，因此提前透支了业绩。 去年3月，格力重庆经销商曝光，往年销售指标是100万左右，但2018年任务翻了几番，变成350万。他本打算考虑缩减规模，后来发现不仅不可能，还增加了销售任务。格力施行的是销售返利制度，经销商要获得返利，需完成格力电器制定的销售目标，而且要先款后货。 如果经销商未能完成销售目标，或经销商脱网，则将无法获得足额的年终返利。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格力的其他流动负债中有着618亿元的巨额销售返利。这样一来，格力和经销商的利益深度绑定。这样的模式在销售旺季没什么问题，但是到了淡季，格力和经销商的日子会比较难过。 房地产和空调是两兄弟，如今地产行业整体降温、加上空调入局者不断，高库存成为行业常态。想要业绩高增长，格力一方面开拓线上渠道，另一方面还要谨防经销商库存爆红灯。如今线上渠道火热，真的是线下经销商抬轿子？这点只有格力自己知道，毕竟后续财报上假的真不了。 微博上所言，董明珠在直播间里笑，经销商蹲在仓库里哭。不论真假，投资者要留个心眼儿，资本市场上赚钱的前提，是尊重规则和常识，韭菜苗不能一夜长成大树，拔苗助长只会提前耗尽真气，虚脱的还是自己。面对董明珠的直播奇迹，也许老百姓会说，那是孙猴子的脸，变得真快。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财经作家、《德林爆语》主持人。三分钟财经脱口秀，每天一个资本真相，微信公众号:delinshe)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薛洪言 行业变迁给出的答卷，需要银行与员工共同完成。可以说，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相比，银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与员工共赢。 “你还愿意去银行工作吗？”大多数人的回答仍是“yes”，却没有了兴奋感。 银行人在朋友圈转发点评“后浪”时，后浪们则在知乎上询问“毕业后还应不应该去银行？” 目前，仍有很多人挤破脑袋去银行，图个安稳；也有很多人千方百计“逃离”，为了理想。 这依旧是一份好工作，却不再承载激情和梦想。 褪色的金饭碗 这两年，不断有银行朋友向我吐槽，从毕业学校看，新员工一年不如一年，尤其是分支行。 十年前还不是这样。 记得2011年，我当时所在的银行组织了一次总分支联动的下基层运动，我被分配到山东某家支行，与支行客户经理共同工作3个月。同样的年纪，看着他们在拜访对公客户时侃侃而谈，事后又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客户的潜在风险点，让我敬佩不已，对比之下，自己每天在总行写各种通知、公文，真是不够看。 一年之后，当时我跟着的那位年轻客户经理已经是分管公司业务的副行长（网点）。那个时候，在网点工作无疑是充满诱惑力的，辛苦不假，心怀抱负的年轻人谁会怕苦呢？有发展空间才重要。 到了2016年，我已经离开银行，那位支行副行长某日找我诉苦，“最近辞职的同事很多，很多人留下这么一句话，这辈子都不会再做银行”。他感慨这些话让他压力很大，我劝说道这只是大家长期压抑下的情绪宣泄，不是在针对他。 就在那几年，银行基层职场环境明显“恶化”：一边是互联网金融机构蓬勃崛起，很多优秀员工主动离开；一边是经济下行后的不良爆发和对公业务急剧萎缩，上上下下所有压力传导至基层，收入不断下滑，压力越来越大。 其实，压力问题、不良问题甚至薪资问题，都还不是根本问题，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成长空间的急剧萎缩。 基层网点最难熬的那几年里，中小企业因相互担保批量倒下，对公业务基本只剩下催收，后来虽有恢复，但朝气不再；个人业务的重要性也被互联网消解，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很多有技术含量的业务环节上收，总行网络金融部、个人金融部、信用卡事业部越来越贴近一线，而网点距离核心用户越来越远，重要性下降，甚至不再能听得到“互联网”的炮声。 当基层慢慢被纯操作性工作填满，成长空间也被挤掉了，一些从业者开始自我调侃，“三四线城市谈不上金融，我们只是在做一些低端的低技术含量工作，说好听点叫金融。” 也是在那几年，社交媒体中关于银行基层员工“去能力化”的讨论热火朝天，银行几十年来积累的岗位光环，在这样的讨论中一点点消解，越来越多的员工灰心丧气，那些原本可以承受的压力，变得如山大。 曾经的金饭碗，褪色了。 更大的危机 远不止这些，更大的问题，正在袭来。 银行员工对收入的吐槽，更多地集中在纵向对比的增速下滑上（以2014年为界，前四年平均增速11.5%，后四年平均增速4.6%），在横向跨行业对比中，银行业仍是令人羡慕的高薪行业。 2018年，金融保险行业年均工资收入近13万元，略低于计算机相关行业，位居第二，相比其他行业，仍有明显优势。问题是，在接下来的5-10年，这种相对优势会加速褪色。 1、渠道褪色 产品销售提成，是银行一线员工绩效收入的重要来源。一直以来，银行是当之无愧的金融渠道之王，人们习惯于在网点购买一切金融产品——存款、贷款、基金、保险。 但随着金融业务线上化迁移，支付宝、微信、苏宁金融等综合金融平台一站式购齐，体验更好，正不可逆地侵蚀银行的渠道价值。同时，金融机构也在加速自建线上渠道，相比之下，网点渠道价值褪色，本是同根生，不得不相煎。 对银行一线员工来讲，这意味着网点的带货能力下降，“人在网点坐、客从外面来”的坐商销售模式愈发艰难，收入停滞甚至下滑的时代加速到来。 2016年-2019年，六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交、邮储）代理委托业务手续费收入从939亿元缩水至663亿元，是互联网时代银行渠道能力下降的佐证。以宇宙行工行为例，近五年，代理基金和代理保险销售额均呈下降趋势。 2、对公褪色 七八年前，对公客户经理是很多柜员职业发展的理想目标，收入高、空间大、压力也可承受。2012年以来，对公业务开始走下坡路。总行和省分行的重点大客户，还能抵御经济下行的影响；支行网点的对公客户加速分化，好用户不借钱、借钱的用户有风险，对公客户经理的日子难过起来。 对公辉煌时代，基层对公客户经理既能在银行内部拿高薪，信托机构、小贷公司等也敞开大门欢迎他们。随着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零售业务崛起，金融行业对公司业务人才的需求下降，银行内部“对公条线”的相对优势地位，也一去不返了。 以农商行、城商行为例，这两类机构均以对公业务为主，能很好地代表银行基层对公业务的变迁。近十年来，农商行、城商行的不良率持续攀升，高点分别达到4.29%和2.48%；同期，农商行的净息差低于3%，城商行的净息差约为2%，不良率高于净息差，表明贷款业务是亏钱的，基层对公神话的褪色可见一斑。 无论是渠道褪色还是对公褪色，都在“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地演变着。套用王兴那句名言，现在这个时点，既是过去十年中最坏的一年，也可能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逼仄的成长空间 所谓“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行业的微小变迁，对员工的影响成倍放大。 银行基层网点的褪色，反映到员工层面，就是越来越多的抱怨吐槽、越来越多的无力感。个别人勇敢跳出来，多数人则变得“成熟”，失去朝气和活力。 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曾如此评价员工的“成熟”过程： “年轻的知识工作者的职位涵盖范围太窄，不足以向他的能力挑战，其结果不是他自请离职，便是很快变成‘老油条”。我们常听到许多主管感慨地说：想不到满怀壮志的年轻人，会一个接一个消沉下去。其实这不怪别人，只能怪这些主管，是他们自己冻结了年轻人的热情，他们将职位设计得涵盖范围太窄了。” 看不到成长空间，年轻人进入银行后，很快变成“老油条”，并美其名曰“成熟”，从业者的这个“成熟”，对应到组织层面，就是活力的丧失，以及各种转型策略的执行难。 此时，很多银行力推执行力管理，却是南辕北辙。因为此时组织目标（利润、市场份额）的实现，并不能同步带来个人目标（成长空间、薪资增长等）的达成。员工缺乏热情和动力，执行力管理的结果是死气沉沉，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无法适应求变求新的市场环境。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银行通常希望找到“天才”来解决问题。但六十年前的德鲁克就已经告诫管理者此路不通： “我们不能一味拔高能力的标准来期望管理者（这里的管理者，指的知识工作者，本文作者注）的绩效，更不能期望万能的天才来达成绩效。我们只有通过改进工作的手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力，而不应该寄望于人的能力突然提高。” 怎么改进工作手段呢？德鲁克给出的建议之一就是以“合作者”的方式管理雇员。合作者需要被说服，不再是机械地执行命令。所以，管理工作变成销售工作，“在销售的过程中，我们不会首先问‘我们想要什么’，而是会问‘对方想要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结果’”。 中国420万银行业员工，绝大多数都在基层。面对基层业务“褪色”的现状，不能在内部激励机制、绩效管理机制、员工发展机制等方面做出适应性改变，银行业的零售转型，就不可能成功。 向用户看齐 行业变迁给出的答卷，需要银行与员工共同完成。可以说，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相比，银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与员工共赢。 银行在机构层面着眼于内部变革与转型，员工则应着眼于职业技能的升级迭代。这种变革与升级，需围绕用户展开：用户在哪里，就去哪里找用户；用户有什么需求，就创新性地提供什么服务。 机构层面，主要围绕APP建设、场景合作、开放银行等手段获取用户；在员工层面，则需要结合零售用户社群化、圈层化的特点改变营销策略，习得新的技能。 这个时候，一味地埋头苦干很危险，因为在行业变革期，“把事情做对”固然重要，但只有“做对的事情”，才能跨过鸿沟，把握明天！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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