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行高层再现变动。8月21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上海银行行长胡友联或将履新，不过目前这一调动尚未正式宣布。至于胡友联的下一站，有消息称，可能是一家券商。 胡友联出任上海银行行长一职是在2016年初，如今已四年有余。从过往履历来看，胡友联未曾离开过银行体系，工作经历主要在建设银行和上海银行。建行期间，他先后任江苏省分行财会处副处长，建行财会部财务处处长、计划财务部综合处处长、计划处处长，以及建行中山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在上海银行任职期间，胡友联先后任浦东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上海银行行长助理，上海银行副行长，一直到上海银行行长。担任行长期间，上海银行资产规模突破2万亿元，截至2020年6月末，该行资产规模达2.39万亿元。 另据上海银行8月21日晚间公布的2020年半年报，今年上半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254.12亿元，同比增长1.0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31亿元，同比增长3.90%。 其中，在营收方面，该行上半年其他非利息净收入同比下降27.77亿元，降幅37.26%，影响了营收增速。上海银行在半年报中称，这主要是由于2019年以来，该行持续推进资产结构调整，增加生息类债券资产配置替代部分交易性金融资产，伴随上半年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场重定价收益率下行，交易性金融资产日均投资规模及收益率较上年同期下降，叠加5月以来市场利率扰动因素，导致投资收益和资产估值损益同比下降。 在资产负债方面，截至今年6月末，上海银行资产总额为2.39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76%；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为1.03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80%。其中，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民生金融等贷款增长较快，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银行普惠金融贷款投放金额229.93亿元，同比增长128.10亿元，增幅125.80%；供应链金融信贷支持余额328.3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4.13亿元，增幅11.60%。 事实上，普惠金融和供应链金融一直是近年来上海银行发力的重心。此前，胡友联在接受独家专访时曾提及，商业银行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最重要的是商业可持续性。“这不仅是因为银行本身的商业属性，更重要的是，只有自身能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更长时间、更高效率、更具实力地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只有相关各方形成了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普惠金融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在供应链金融方面，胡友联曾表示，供应链金融是推进普惠金融的重要抓手。供应链金融这一模式跳出单个企业的局限，以核心企业为出发点，延伸并覆盖整个供应链，拓展批量化服务，实现信用共享和增值，有力地拓展了普惠金融的覆盖面。 此外，在资产质量方面，截至6月末，上海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19%，较上年末上升0.0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330.61%，较上年末下降6.54个百分点；同时，上海银行各级资本水平充足，截至6月末，该行资本充足率为13.24%，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55%。
2020年，随着区块链技术逐渐脱虚向实，央行数字货币开始试点并逐步落地，数字经济发展正持续向好。就在刚刚，香港证监会更是在虚拟资产金融监管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创新：原则性批准了大中华区第一张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牌照。 2020年8月21日晚，亚洲领先的数字资产及金融科技公司BC科技集团（863.HK）发布公告，宣布旗下OSL 平台在2019年11月7日向SFC（香港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提交的在香港虚拟资产监管框架下的第1类(证券交易)及第7类(自动化交易服务)牌照申请已原则性获批。 随着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市场持续增长，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渐行渐近，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曾经被“妖魔化”的加密货币正在迅速接轨传统金融市场。 如何解读香港证监会此次的政策突破？对于香港数字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其中会产生哪些机会？笔者在此试图分析一二。 一、香港数字经济或将驶入快车道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今年，在全球经济政策都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加密货币不断受到投资者们的追捧，其总市值已经由年初的1870亿美元上涨到3600亿美元，接近翻倍。 （加密货币总市值及成交量，图表来源：TradingView） 从道富银行、Paul Tudor-Jones、渣打银行、摩根大通、富达、德意志交易所集团、野村和ING等大型金融机构传出的消息及它们在数字资产方面的参与程度，预计数字资产还会进一步爆发，并进一步迎来更多机构的参与。富达数字资产（Fidelity Digital Assets）在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与一年前相比，越来越多的美国机构投资者认可数字资产的吸引力。在面向近800个美国和欧洲的机构投资者的调研报告中显示，有36％的机构投资者目前已投资了数字资产，60%认为数字资产应在其投资组合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数字资产发展过程中总是不乏争议，尤其是在监管方面，更一直是加数字资产发展的“阿克琉斯之踵”。其中数字货币交易所跑路、被盗事件屡见不鲜，让投资者们损失惨重。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不仅让数字资产投资者们在选择交易所时愈发谨慎，希望政府实行监管的呼声也愈发高涨。 为了保护投资者，促进数字资产市场的有序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发行了相关的数字资产交易牌照。目前已经颁布过数字资产交易所相关牌照的国家主要有日本、美国、瑞士、泰国、加拿大、菲律宾等。 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其监管与金融创新也一直走在世界前沿，也很早就开始了数字资产牌照方面的探索。2018年11月1日香港证监会公告，针对数字货币交易所，香港证监会拟在沙盒计划中实验监管相关平台，若实验成功将会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发放牌照。2019年11月6日，香港证监会发布《有关虚拟资产期货合约的警告》和《立场书：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表示将向符合《证券及期货条例》所界定的从事属于受监管活动的主体审批和颁发牌照。 此次原则上批准OSL牌照申请，表明数字货币交易所的监管沙盒实验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也意味着今后投资者在获牌照的交易所内交易数字货币的合法性。有序的监管是行业良性发展的重要一部分，预计香港针对数字资产行业的监管会继续不断地探索，并出台更多更有效的监管政策，为香港数字资产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不知不觉中证监会此举可能会打开香港在另一个万亿级别市场的探索。 二、STO——数字货币脱虚向实的桥梁 香港的虚拟资产牌照包含了“证券型代币”的交易资格。证券型代币也称为“STO”（Securities tokens Offering），指的在可以在区块链上确权并“碎片化交易”的真实资产。最近几年国际上最多见的STO资产是房地产资产，所以我们以此为例：STO的优势在于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方便跨境结算，利用智能合约进行自动化交易等等。STO把资产碎片化的功能同时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门槛，能让散户参与一些高价值资产（比如摩天大楼，酒店等）的投资，获取收益。未来世界里的全球化房地产投资布局，将是你我可以在家里足不出户完成的大业；甚至于大型财团花了几代人完成的产业布局，通过STO可以轻松在几分钟内迅速完成。这也是反全球化热潮中的一件技术创举。 这些独特的魅力也让STO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Elevated Returns、BTG Pactual、Alliance Investments等全球大型金融投资机构已经宣布了价值几十亿美元资产的STO。就香港本地市场来言，香港是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市场之一，居高不下的房价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如果STO可以降低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门槛，让年轻人可以轻松的“逐步上车”或是允许香港年轻人可以把较高的收入投资在全球房地产收益最高的地区，会不会因此舒缓生活的压力呢？当然，STO的应用不止于房地产，对于任何不易分割的资产，比如收藏品，知识产权，公司债劵，个人未来的收益等等，STO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当然正因STO的市场更大，对交易平台的监管与安全性的要求也更高。所以本次获取牌照的数字资产交易所OSL，可能是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 三、OSL在数字资产行业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OSL是香港上市公司BC科技集团（863.HK）旗下的数字资产交易所。作为第一个向香港证监会提交数字资产牌照申请的平台，能获得SFC的原则上批准并不容易。根据SFC要求，持牌交易所需要具备冷热钱包保险，客户资产隔离，银行标准的开户审查流程，反洗黑钱措施，维持市场秩序及其他多项极其严紧的监管要求。而SFC仅向符合资质的企业发放牌照。 是什么样的创业者会选择这么早开始布局合规数字交易所呢？公司三个联合创始人Ken Lo，Hugh Madden，Dave Chapman，在早前采访中分享过三人在14年通过一个数字货币的网络博客相识，在香港一个茶餐厅里见面后一见如故，然后决定一起创业的历程。当时三人均在香港的跨国银行里就职，一位是汇丰期货交易系统的首席架构官，一位是汇丰投行的期货交易高层，另一位是加拿大银行的市场营销总监。在2014年开始研究数字货币，并决定开始艰苦的创业历程对养尊处优的外企高管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但是他们在大企业长期就职的经验，恰恰是他们在“战国初期”的数组货币领域里形成“差异化竞争”的最大助力。 OSL在过去几年里，在数字货币行业整体合规化的路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资产托管的安全性上，OSL与英国最大的保险经纪公司Aon共同推出世界第一个军事级别的数字货币保险托管服务；在财务审计上，公司是数字货币行业里第一个聘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在AML（反洗钱）及数字资产交易的透明度上，BC科技集团能够对加密资产的来源和去向进行追踪，配合监管部们更高效的防止洗钱等非法行动。 而在数字资产业务上，OSL也是目前亚洲顶尖的数字资产平台之一，主要业务包括数字资产交易经纪业务、交易所、托管及软件及服务（SaaS）。 2020年3月3日，公司成功推出数字资产电子交易平台OSL Exchange。和市场上数字资产交易平台相比，OSL Exchange可处理每秒数以十万次的交易，以高度加密的资金库，热钱包、冷钱包以及科学的管理构架来确保数字资产的安全。 OSL的实力也获得了众多大型金融投资机构的认可。世界最大的投资管理公司-富达资本便是OSL的投资者之一。曾经多次联手腾讯，阿里的香港知名投资人高振顺先生在公司董事会里担任董事职位。 OSL的业绩也正在稳健增长。公司最新披露的半年报显示，截止2020年6月30日，OSL数字资产平台业务实现收入6,110万元人民币，同比大幅上升47%。 此次申请牌照原则上获批则进一步加深了OSL在数字资产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根据一份数字资产交易所风险报告披露，在被分析的216家数字资产交易所中，只有14％的交易所被确认已获得相关监管部门发放的合法牌照。而一旦正式获得牌照，OSL将更容易获得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青睐，助其数字资产业务在下半年进一步发展。 结语 在全球疫情正在长趋势地阻滞世界经济的大背景，数字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香港证监会此举将极大推动香港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对于BC科技集团来说，牌照申请获得SFC原则上批准是一个好的开始，一旦牌照正式下发将进一步巩固其在亚洲金融科技平台的领先地位，也将对中国的数字资产交易起到示范效应。 中国商务部近日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其中公布了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期待已久的数字人民币或许即将落地。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窗口，香港必将在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证监会此举或是表明，对于数字人民币，香港已经准备好了，OSL也是。 正跑步入场数字时代的香港，是否通过数字经济打通现实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值得我们期待。
8月18日，乐信发布了2020年二季度的财报。财报显示，乐信本季度的营收为29.58亿，同比增长18.7%，净利润4.19亿，同比下降33.27%。从此前的情况来看，乐信二季度的表现依然要比趣店优异。 互联网江湖中的“瑜亮”有很多，模式相近、创始人渊源颇深的乐信和趣店则是互金行业的典型代表。 2013年8月，分期乐（乐信前身）成立 ，一年后趣分期（趣店前身）上线。在成立后，两家公司几乎同时切入了校园电商分期市场，并在混乱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中逐步壮大，又先后赴美上市。截至目前，趣店股价为1.61美元，总市值为4.08亿美元；乐信股价为7.87美元，总市值为14.23亿美元。 这对“瑜亮”如今的发展，不仅在股市上存在巨大差异，在业务上也是截然相反的两个状态。 趣店在上市后，先后进入了多个行业，推出了近二十个新项目，但均以失败告终。而乐信虽然动作不多，仅围绕消费场景展开新业务，却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其营收率先破百亿，用户数也过亿。 目前来看，胜利似乎站在偏好专注的肖文杰这边，但机会从来都是稍纵即逝，罗敏的执行能力也是有目共睹，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掉队的趣店 2017年10月18日，被不断质疑的趣店顺利上市，开盘大涨43%，最高市值一度冲到了近117亿美金。趣店创始人罗敏后来曾表示，趣店的目标是千亿美金市值。但等待趣店的，却是一蹶不振的股价，以及“膝斩”的市值。 趣店的掉队不仅体现在股价和市值上，在财报上也被老对手乐信甩在了身后。 以今年一季度为例，趣店当季的营收为9.579亿元（人民币，下同），与上年同期的20.969亿元相比下滑54.3%。实际上，趣店的营收增速从2019年开始就出现了下滑，而此时没有疫情影响，更能反映趣店的基本面。在2019年第四季度，趣店营收的增速均环比下降了25.4%。利润方面则继续亏损，亏损额4.865亿元。 趣店与乐信在财报上如此大的反差，其实在去年就已经有所体现。 2019 年全年，趣店录得收入88. 40 亿元，同比增长14.9%，调整后净利润33. 52 亿同比增长31.5%。乐信同期的营收突破百亿，达到106亿，同比增长39.6%，净利润23亿，同比增长16%。 在用户增速方面，趣店虽然累计注册用户数多于乐信，但环比增速从2018年第一季度开始就降到了个位数，而乐信的同比增速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至今连续四个季度保持在90%左右。 到了今年二季度财报，乐信的总营收达到29.58亿元，同比增长18.7%，这也是上市以来连续11个季度实现双位数的增长；净利润4.19亿元，同比下降33.3%，调整后净利润为4.53亿元，同比下降32.5%。不出意外，趣店的二季度表现还是会延续以往的趋势，二者的差距也将更加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趣店的老对手乐信，在业务上表现也更加亮眼。 二季度乐信首次公开了新业务“互联网平台收入”的情况，其收入近10亿，占总收入三分之一，其中平台服务收入4.19亿，同比增长109％，乐卡等会员服务收入超过2400万。 其他业务的表现则有好有坏，乐信的营收主力信贷服务，本季度的营收为20亿元，同比增长48.8%，增长依然强劲；在线直销的收入5.7亿元，与去年同期的9.7亿元相比呈下滑趋势；贷款便利化和服务费收入也是如此，本季度为9.31亿元，同比下降7.7%。 乐信在用户增长方面，也保持了高速增长的趋势。截至二季度的用户数为9530万，同比增长90%。这其中乐信的单季活跃用户数为680万人，同比增长65.8%；授信用户为2270万人，同比增长68.4%。另外在8月10日，乐信用户数突破1亿。 虽然乐信的GMV的受疫情影响，同比下滑了27.3%。但从用户和新业务都取得了大幅增长的角度来看，乐信的基本盘并没有疫情影响受到太大的冲击。 由此可见，当初模式相似，产品上线时间相近，又几乎同时上市的两家公司，如今的发展走向了两个极端。 趣店向左 乐信向右 乐信与趣店常被比作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瑜亮”，其原因在于，二者在多方面都存在着相似之处。这其中最鲜明的一点就是，二者上线的时间前后相隔不过五个月，而模式又如出一辙。 2013年10月，在腾讯做到财付通产品总监位置的肖文杰离职创业，目标放在了校园商品分期贷款市场，创办了分期乐。由于肖文杰的产品出身，并不擅长市场，但这个新生事物恰恰离不开市场人员的助。，因此肖文杰目找到了当时在好乐买任职的罗敏，请罗敏担任合伙人。没人能想到，5个月后，罗敏创办了趣分期，业务也是校园市场的商品分期贷款。 不过，虽然模式相似，但罗敏的速度显然要比肖文杰更快。据公开资料显示，3月上线的趣分期一个月后就开通了十几个城市，6月底开通15个省，7月几乎覆盖了全部省份。 一位乐信前员工曾表示，两家公司之所以速度会差这么多，跟创始人有很大关系，“罗敏在发现一个学校可以跑通之后，会一次性复制100个学校，而肖文杰则是希望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复制。” 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发展初期，在上市之后，趣店和乐信在发展新业务方面的表现，也与此相同。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7年至今，趣店尝试的新项目不下20个，其中包括汽车新零售项目“大白汽车”、少儿阅读项目“大白儿童阅读”、高端家政项目“唯谱家”、在线教育项目“趣学习”、校园社交项目“相同”…... 然而这种“人海战术”式的扩张过后，给趣店留下的似乎只有一地鸡毛。 有趣店前员工回忆，趣店的新业务往往是罗敏或其他领导层想到了一个项目，就拉出三四名员工组成一个小组，然后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把产品做出来。如果项目符合预期就把它做大，如果不符合预期就当即停掉，再去做下一个项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罗敏频频站台的“大白汽车”。 罗敏曾在趣店2018年的年会上宣布，大白汽车在2018年将卖出10万辆车，成为全国汽车零售的TOP5，再过几年，大白汽车的年销量将达到200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零售商。 罗敏的执行力基因自然注入到了这个项目之中，大白汽车仅用80天就在全国开了175家自营门店，这个速度超过所有竞争对手。但一年后，大白汽车就被曝出关店的传闻，3天时间内将全国179家门店关至48家。 大白汽车项目由罗敏牵头，趣店集团高级副总裁许龙执行，规格不低。但据零壹财经的报道显示，整个团队基本上没有一个汽车行业出身的专业人士。这说明，趣店根本无法跨过汽车行业存在的壁垒，这个项目草草收场已是意料之中。 如果说趣店的新业务，具有浓厚的“赌性”，以速度取胜，那乐信的新业务则围绕主业展开。 乐信在这方面的动作有两个，其一是在分期乐的基础上搭建覆盖线上和线下的新消费平台，这可以理解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新零售”。2019年，乐信来自线下消费场景的交易额达到了205.6亿。 其二是用技术建立自己的风控体系，利用AI技术研制出了智能风控引擎“鹰眼”、海量小微金融资产处理技术平台“虫洞”等。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乐信可能是国内最早开始布局机器授信的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 风控对金融行业的重要性虽然不言而喻，但它也存在一个“弊端”，那就是会限制规模的做大，一旦用户没有通过评估，便会对接下来的交易造成影响。但风控水平提高的同时其控制风险的能力也更强了。从这点上来看，乐信的战略偏稳，也更符合政策和金融行业的特殊情况。 而趣店则有些相反，它似乎更看重速度以及规模。趣店曾在2018年三季度启动了新业务“开放平台”。这项业务一度北区店管理层认为时趣店的第二条增长曲线，这项业务也去世“不辱使命”，在2019年的前三个季度取得了快速增长，增速分别为435％、150.8%、150%。然而到了第四季度，开放平台业务的收入，却环比下降了34.6%。 比增速下滑更糟的是，开放平台业务的失利，说明趣店做业务的逻辑还停留在早期阶段，并没有做出与时俱进的改变。 这还要从“开放平台”业务的内容说起，趣店高级副总裁许龙是这样描述的：趣店开放平台生态使得趣店变成了一家To B的公司，左手边是数百家持牌金融机构，他们急需优质互联网消费场景及用户来开展金融科技业务；右边则是TOP 100互联网流量场景APP，他们需要持续的流量变现能力。 换句话说，趣店的这项新业务，模式其实还是“中介”，只不过将目标转向了企业和金融机构,本质上还是在吃老本。 结语 其实乐信和趣店今天的差距从表面上看，是二者一个专注金融业务，一个盲目扩张造成的。但从本质上看，这其实是趣店没有选择从平台向消费生态升级，所造成的后果。 一个鲜明的例证是，乐信并没有拘泥于线上，它推出了乐卡等一系列推动线下消费的措施，，与既有的分期乐商城一起，线上线下联动，企图打造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新零售”，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当然，这并不是说乐信已经稳操胜券。乐信曾在招股书中承认，之所以费大力气去做利润不高的分期电商，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获取流量和用户，然后为借款分期业务导流。 这说明与支付宝达成合作，不需要为流量发愁的趣店相比，乐信存在着流量焦虑，这在互联网流量越来越难获取的当下，显得更加棘手。 因此，在趣店和乐信这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瑜亮”竞争的过程中，虽然后者暂时占据了上风，但战事还未到终局。
近日，《金融时报》等媒体记者就市场上较为关心的问题，采访了中国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现将采访情况汇总如下。 问题一：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很快，特别是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8.4%，五家大型银行较年初增长34.6%，这是在其他国家都看不到的速度，会不会增加很大风险？ 答：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金融部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持续加大对小微、三农等薄弱领域支持力度，推动普惠金融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有力支持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今年上半年遭受百年未遇的疫情冲击，金融必须以超常力度支持小微企业稳定发展。 一直以来，银保监会注重引导各类银行保险机构按照成本可算、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开展普惠金融业务。越来越多的机构积极践行普惠金融，服务质效和风险管控同步提高。中小银行利用贴近社区贴近企业的优势，努力深耕细作，互联网银行的数字化信贷为上千万户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国有大型银行在资金、网点、技术和客户等方面有良好基础，发展普惠金融也能形成其独特优势。特别重要的是，一些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改进业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在普惠金融领域既有效挖掘了潜在需求，又明显提升了风险管控能力。如今年3月，建设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成功突破万亿元，不良率控制在1%以内，这在传统模式下是难以实现的。到6月末，全国银行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7万亿元，同比增速28.4%，较各项贷款高15.3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94%，较2019年全年平均利率下降0.76个百分点。 截至6月30日，不良普惠小微贷款余额0.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9.25%，不良率2.99%，较各项贷款不良率高0.88个百分点。目前的不良率水平，已接近原来设定的容忍限度。但是，考虑新冠疫情是世纪性灾难，经济完全恢复正常，仍需金融做出更大贡献。保企业、稳就业也就是保银行、稳金融。所以近期的金融风险 成本上升，既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金融系统感到很有信心的是，目前普惠金融不仅取得量的提升，也获得质的飞越。通过改革开放、科技赋能和加强管理，普惠金融正逐步实现精准滴灌，信用风险总体上完全可控。 问题二：上半年，银保监会联合五部委下发《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很多地方已着手具体实施，请问目前进展情况如何？ 答：经国务院批准，上半年，六部委联合印发了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目前各省市的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之中。监管部门主要是发挥专业指导作用，具体有几个方面： 一是配合地方政府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补充资本和化解风险的实施方案。根据要求，各地要将落实地方党的领导责任、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责任和属地风险处置责任紧密结合起来，金融管理部门承担监管责任。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主要是，配合地方政府摸清风险底数、组织清产核资并据此“一行一策”制定实施方案。二是支持地方政府继续通过多种市场化途径引进投资，增强中小银行资本实力。同时，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认购中小银行可转换债券等合格资本工具，帮助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夯实发展基础。三是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同时强化股权管理，依法清退问题股东，特别要加强新进入股东的资质审查。强化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推动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严把行业准入关。建立健全透明高效、相互制衡、适应中小银行特点的公司治理机制。严防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四是坚守市场定位。督导中小银行切实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坚决扭转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发展模式。引导深耕本地、下沉服务、不跨区域，严格限制通过贷款、投资、同业、非标等业务向外扩张。同时，注重维护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完整性，尤其要保持农村金融机构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五是加快廉洁金融文化建设。树立审慎稳健经营理念，增强风险意识合规意识，加大金融反腐力度，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问题三：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2020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万亿元，同比下降9.4%，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15.86个百分点。虽然净利润有所下降，但行业整体运行平稳，发展基础更加坚实。6月末，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142.4%，拨备覆盖率182.4%，资本充足率14.21%，主要指标均处于合理区间。 银行业净利润下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持续向实体经济让利。今年以来，银行保险机构统筹兼顾近期和长远利益，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财务重组和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前7个月已向实体经济让利8700多亿元。二是不良处置和拨备计提力度加大。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1万亿元，同比多处置1689亿元。同时，按照预期信贷损失的原则要求，计提减值准备1.3万亿元，同比增长34.4%。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指导银行保险机构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以更有力度的举措，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高质量发展。在稳增长的同时，做好防风险各项工作。根据今年的实际情况，银行系统计划全年处置不良资产3.4万亿元左右，比去年增加1.1万亿元。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 问题四：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请问银保监会在金融支持脱贫攻坚方面有哪些安排？ 答：今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银保监会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尽管遭遇疫情冲击，我们坚持主动作为，及时制定采取有效措施，稳步推进金融扶贫工作。银保监会与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通知，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安排。我们研究细化2020年扶贫工作重点任务，将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银行业保险业定点扶贫、抵御洪涝灾害和支持灾后重建等工作引向深入。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金融扶贫工作成效明显。截至6月末，全国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3100多亿元。334 个深度贫困县各项贷款增速高于全国贷款平均增速3.73个百分点。全国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4735.4亿元，惠及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1/3 以上。832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99.6%。农业保险向43.8万户贫困户支付保障赔款6.1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保持金融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向未摘帽贫困县加大金融资源投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推动金融支持和产业扶贫融合；开展金融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专项督查，确保扶贫惠民措施精准落地。 问题五：最近，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以所谓“破坏香港自治”为由，宣布制裁11名中国中央政府部门和香港特区官员，有海外媒体认为可能影响所涉相关金融服务。请问银保监会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美方有关行径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香港的经济、金融活动由特区政府管辖，任何外国政府无权插手。 长期以来，美国经常滥用所谓“长臂管辖”，利用金融霸权搞所谓“单边制裁”。美方将国内法凌驾国际法之上，对金融机构正常开展业务横加干涉，不仅缺乏法律效力，也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中国解放已经70多年，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0多年。今天如果还有人想使用过去强权政治的把戏欺侮中国人民，那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彻底失败。香港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涉及到许多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各国金融机构，包括美国的许多金融机构，都在香港有业务联系和商业存在。美方做出任何有损香港金融稳定的动作，都不仅是与中国人民故意为敌，而且也是与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存心做对。美国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最主要参与者，也是最大受益人，奉劝美国政府不要一意孤行，不要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我们始终相信，合作和协商是解决中美经贸、金融问题的唯一正道。 我们坚定支持中资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开展业务，为包括香港公民和企业在内的所有客户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目前，香港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联系汇率制度基础稳固，这也反映出国际市场对香港充满信心。祖国大陆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我们坚信，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但不会削弱和动摇，而且未来还会更加繁荣更加稳固。 问题六：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银保监会陆续出台几十项对外开放措施，请问目前落实进展如何？ 答：近年来，银保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业对外开放决策部署，2018年以来陆续出台了34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目前相关法规制度修订基本完成，同时，监管流程也不断完善，审批速度大大加快。外资在华新设机构数量明显增加，尤其是一批专业化特色机构纷纷落地。 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共批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近100家各类机构，其中包括外资独资或控股的保险公司和理财公司。今年上半年又有来自世界各地多家知名优质的外资银行保险机构获准批设。例如，美国贝莱德金融管理公司与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新加坡淡马锡旗下富登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合资筹建由外资控股的贝莱德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美国安达保险集团增持华泰保险集团股份至46.2%，成为其最大股东；中法合资、中澳合资和中英合资的3家外资保险公司也分别下设了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自韩国的大韩再保险在华设立了再保险分公司。目前还有一些来自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外资机构正在开展市场调研，有的已明确了扩大在华业务的计划，有的已递交了开设机构的初步申请。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将会有更多的外资机构参与到我国金融市场，成为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有生力量。 银保监会将坚定不移地履行开放承诺，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继续稳步提升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改进完善监管方式方法，增强开放条件下金融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修订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定为4倍LPR，取代原先“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 此规定一出，随机在网上低烈度传播，不少人认为这是“高利贷”的彻底终结。事实上，高利贷几乎伴随着人类历史，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式，披上各种外衣，本质从未改变；高利贷始终是有产者对无产者的赤裸裸的掠夺。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虽然当局者从未停止对高利贷的打击，但高利贷仍然像鼹鼠一样，有个洞就会钻出来。往事越千年，中国古代高利贷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战国末期的楚国。 1 债台高筑 春秋战国后期，周朝最后一位君主周赧王听信楚考烈王，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出兵六千伐秦，但由于没有军费，只好向富商地主借钱并许以高息，结果战败，周赧王无力还钱，被逼躲到宫内高台上来逃避债主。 由此，“债台高筑”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因高利贷破产而生的成语典故，流传至今。 西汉景帝时期，汉景帝即位三年，采用晁错的《削藩策》，先后下诏削夺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以加强中央集权。导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由于景帝即为不久，百废待兴，政府财政亏空严重，为平定诸侯叛乱，急需大量经费，汉朝将领不得不向民间商人借贷。但当时由于大多商人担心叛乱不能平息而不肯出借，最后仅有一位当时的巨商无盐氏愿意出借1000金，但约定利息按本金的10倍归还。 三个月后，叛乱得以平定，无盐氏如期收回本金和利息，一举成为长安巨富。 因无盐氏的效应，西汉当朝开始掀起放高利贷的风潮，一度成为当时官僚家族取得财产的主要途径之一。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间借货高潮，从此，高利贷成为历朝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但由于缺乏严格的管理，以及官府本身也参与其中，导致大多数时期民间借贷乱象频出。 2 佛教高利贷 高利贷史的另一条主线，往往与宗教相关。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皇禁止高利贷，而意大利美第奇等银行家则通过汇票与回购协议规避宗教规定，而且讽刺都是，当时各大银行家族的主要放贷对象，竟是梵蒂冈教皇。 在古代的中国，高利贷背后往往都有佛教的影子。僧人可以无欲无求，但寺庙却不能断了裁员。事实上，寺庙在古代向来都是放高利贷的重要角色。 南北朝战乱时期，佛教却盛极一时。 据记载，近南陈时就有1232处寺庙，供养僧尼3.2万人。北周时佛寺有4万处，供养僧尼多达300万人。 当时的寺庙由于长期普通百姓、氏族大夫、皇族郡王的香火供奉，以及皇族的赏赐等，并且不用交税，因此财富惊人。 因为钱太多，且战乱时期民间钱财需求旺盛，这些寺庙就做起了放贷。比如“僧邸粟”，表面用途是赈济灾民，但实际上这高利贷上至王侯，下至商贾贫民，都可以来寺庙借钱。不过寺庙会要求借贷人抵押比如房产、土地、衣服、首饰、牲畜甚至妻女等来换取高利贷。一旦借贷人还不上钱，寺庙和尚就会把这些抵押物没收来弥补损失。 为了对付赖账的人，寺庙还与官府合作，由官府专门负责收债！最开始南北朝的和尚只是用自己寺庙的钱来放高利贷，发展到后来地主、官僚、王侯也会把多余的金钱委托给寺庙和尚帮忙放贷，寺庙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由此，由寺庙为明，地主官僚为暗的民间高利贷生态越发巩固。 清净的寺庙更多演变成了联合官府掌控和收割国民财富，变相压榨老百姓的又一大工具，这也是当时的寺庙泛滥最大原因，北魏迁都洛阳后，甚至出现了“寺夺民居，三分且一”的局面。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的这首诗就是对南朝时期佛教遍布盛况的感叹。 公元527年，梁武帝梁武帝脱了龙袍，穿上袈裟，剃了头发，到同泰寺，欲舍身为僧。满朝文武大臣去寺庙跪地央求请他回宫执政，梁武帝不应，直到群臣用一亿万钱的代价向同泰寺奉赎，和尚默许之后，梁武帝才勉勉强强点了头还俗当皇帝。 据历史记载，梁武帝此后又先后三次欲往同泰寺舍身为僧，但四次出家时间都非常短，最短的仅有4天，最长的仅有37天，最后都被大臣们用巨量奉赎迎回，其中有三次写明“赎价”为“钱一亿万”。 至于梁武帝为何对舍身为僧念念不忘，虽然史书记载中是因其信佛欲求 “永生”，但也有野史认为其实际是变相给寺庙布施，目的是看中寺庙放高利贷的巨大利益，才以如此方式“入股”，又有说其通过此方式募集大臣们的财富以为民赈灾。实际原因到底为何，史书没有明确答案，但天价奉赎却是真的。 当时的寺庙放高利贷非常赚钱，因为有官府合作，寺庙的房贷利率最高可以超过1倍，根据敦煌文献的记录，敦煌有个净土寺，某一年其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高利贷。 正是因为寺庙的放贷利率太高，导致民生怨气极大，北魏年间，宣武帝元恪下诏，诏书规定寺庙贷款利息合计不得超过本金的100%，但这种规定在执行层面往往都会走样。 3 “九出十三归” 隋唐时期，朝廷设置了一种叫“公廨本钱”的专款用于官方发放贷款，其职能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银行。公廨本钱由各州令史经管，借出五万本钱，每月收取利息四千文，年息约达100%。 宋朝的高利贷开始进入标准化，当时贷款利率普遍维持在100%左右，不仅有私营的交子铺、钱引铺等高利贷机构，还有官营的放贷机构交子务、交子会。有信用贷款，还有抵押贷款。抵押物可以是田契、地契以及金银珠宝，甚至还出现过有人拿妻女抵押的情况。私人第一放贷人叫钱民（钱人、钱主、库户），第二放贷人叫行钱（行人）。行钱主要充当放贷人的放贷中介，“中介费”最高可以达到利息的50%。 其中一种利息特别高、盘剥很重的称为“九出十三归”。即指若当期三个月，月息就是十分，即当十元物品，每个月需要纳息一元；但在当物时，当押店只付出九元，这就是九出；客人到期取赎时，要加收三个月的利息三元，合收十三元，故称为十三归。 九出十三归因为易记易懂，从此就一直在后世民间广泛流传，逐渐成为高利贷的一个显著标记。 元朝时期也有种名为“羊羔利”的借贷专称比较流行。当时蒙古贵族出钱委托善于经营的中亚商人经营商业和放贷，他们发放一种叫“斡脱钱”的高利贷。这种高利贷年息100%，次年转息为本，本再生息，因原约定在羊产羔时本利对收，又称“羊羔利”。民户一旦负债，多因不能偿还而“破家散族”。 《元史》记载：“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此现象在当时并不少见。 从明朝开始，高利贷的现象有了明显改善。现存史料上记载的贷款利率多半维持在20%-36%之间。当然个别也有超过100%的高利贷现象。 明太祖朱元璋在明律中规定：“今后放债，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一本一利”即利率100%。 明律里同时也规定‘如有年月过期，叠算不休”者论罪，算是有记载的首部明确禁止“滚复利”的封建法律。 清代利率政策基本继承明代，月息上限三分，年化即36%，这也是历史前后都经常出现的标准线。 自清光绪初年至1946年，民间除了羊羔息、九出十三归外，演化出的高利贷还有驴打滚、坐地抽一等种类。因为普遍缺乏有效监管，这些借贷活动的利率普遍都非常高，月息超越三分司空见惯。 驴打滚，是东北地区、老北京和天津卫非常出名的传统小吃之一，但在民间借贷中，驴打滚却是一种剥削非常严重的高利贷方式。驴打滚的借贷期限一般为1个月，月息一般为3-5分，到期不还，利息翻番，并将利息计入下月本金。依此类推，本金逐月增加，利息逐月成倍增长，像驴打滚一样。 坐地抽一借款期限1个月，利息1分，但借时须将本金扣除十分之一。到期按原本金计息。如借10元，实得9元，到期按10元还本付息。后来这种方式逐渐演变成目前熟知的套路贷中的“砍头息”。 4 香港“放贵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重大斗争，农村高利贷活动受到沉重打击。 1954年国家试点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民个人贷款月利率15‰，即年利率18%，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高利贷活动大幅减少。 在现代，最能体现中国民间高利贷活动各种社会乱象的，80年代的香港是绝对绕不开的典型。 当时的香港，还没从最混乱的黑帮猖獗的年代走出来，但内地市场开放给香港注入了蓬勃的红利，香港开始人口激增，经济迅速腾飞，民间借贷活动越发活跃。 过去香港的放债行业并无明确法例规管，且业务范围含糊。直至1980年香港实施《放债人条例》（第163章），放债行业的主要业务才得以明确界定并受到规管。 但即使如此，香港法律保护的放贷利率上限却出奇的高，只有在年利率超60%才判为犯罪，年利率在48%-60%之间为法官自由裁量区，48%之下的年利率可受法律保护。 不过由于本地金融制度和监管无力等方面问题，高利贷问题非常突出，其中最流行的高利贷方式包括九出十三归、砍头息等。 由于当时的香港“放贵利”活动十分猖獗，同时香港影视娱乐行业呈现井喷式黄金发展时期，大量与黑帮、古惑仔等影视作品中有关高利贷的题材元素一度长期充斥荧屏。 有些专门讲述高利贷题材的电影如王秋生主演的《香港奇案之吸血贵利王》、由李修贤、卢惠光、林雪等人主演的《反收数特遣队》、由吴镇宇、黄秋生、张家辉等人主演的《黑道风云之收数王》等等，都是讲述黑帮高利贷收账发生的恩怨情仇故事。 还有一种被本地居民非常诟病的高利贷变种——大耳窿。昔日放贷者主要在街市放数，交易的多是“大头”银元和“铜板”，街市档口无论肉贩、菜贩，遇有输钱赌徒，或周转不灵者，需要紧急周转时便向有三合会背境的地区性黑社会“大耳窿”集团借钱。高利贷者收数后，多数将银元、铜钱之类塞在耳窿，作为记号，方便令人认得。年久月深，久而久之把耳窿也撑大，故称为“大耳窿”。 大耳窿的放贷方式就是借钱一万，只能得到九千，但还款时却要支付一万三千，而且，这是逐日起“钉”息，以复息计算，此谓之“利叠利”。如借几百，过一年多连本带利可能要还几万，如果借得多没及时还，那么很可能下场是越滚越大，一辈子都不可能还完。 大耳窿还被拍成了电影，内容以高利贷为主，讲述非法放贷活动的运作过程、放贷情况，以及环绕在借放贷者之间恩怨的真实情况。 与历来的高利贷要债手段相比，香港在80年代的香港黑帮在要债方面有时狠辣程度堪称残忍。 有一部根据真实历史改编因高利贷还不上酿成惨剧的恐怖电影《人头豆腐汤》，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的黑帮要债手段的凶残。由于场面故事十分惊悚令人不适容易造成心理阴影，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建议读者最好也不用手贱去搜索，不然后果自负。 不过，香港回归之前，内地开始加大与香港警方在打击清剿香港黑社会犯罪方面的合作，1990年公安部还专门制定了应对港澳台黑社会势力的三项原则，大大打击了香港黑社会的气焰，一些根基复杂的黑帮团伙虽然未有完全清理干净，但再也不复往日猖狂，要么转入地下，要么转向改行。 如今随着香港的回归，香港黑社会放高利的活动虽然一直不能禁止，但在要债手段方面人道和讲规矩非常多了。 现在已经很少有看到关于黑社会催债打人砍人的桥段新闻了，最多的是骚扰不打人。 香港如今常用的追债三宝——“砸门、泼漆、大字报”。 当然，只有当债务人实在还不了时，追债团伙才会拿出一些残酷的方式，但相对来说还是少见很多了。 5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1979年改革开放后，正规的国家金融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要求，因为相对银行正规渠道严格的审批要求限制，中小企业融资发展问题突出，比银行方便但利息更高的民间借贷开始蓬勃发展。 从2003年开始，我国逐步放开了民间小额信贷的限制，民间借贷由此进入黄金发展时期。 2005年10月开始，山西、内蒙古、贵州、四川、陕西等5省份进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当年民间借贷总规模就突破了1万亿元。 2008年5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表明对小额信贷公司的宽容态度，但强调这些小额信贷公司必须“只贷不存”，且对借贷利率做出了规定，不得超过同期银行借贷利率的4倍。但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对民间合会、民间钱庄、民间集资依然是禁止、取缔的态度。 政府态度的转变直接刺激了民间金融的繁荣，此后很快，国内的典当行、中介、投资理财公司、担保公司等民间借贷机构就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 但随着时间的演化，民间的贷款活动越来越执行走样，一些民间借贷的利息越来越高，甚至采用各种巧立名目扣费变相提高实际贷款利率，很多的贷款公司不是顶着允许的上限放贷，甚至超过了该条红线。 2010年时，仅温州就有1000多家民间金融机构，其中只有46家是经主管部门审批的融资性担保公司。 据当时的人行监测数据，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年综合利率为14.22%，2011年上半年，温州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以高达40%左右，真实的民间借贷利率更高。据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当时温州的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已经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 由于当时监管制度不全，不少非正规金融机构违规操作，高息揽储，或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再高利放贷，使得以“金融三乱”为特征的民间借贷乱象频出。很多民间借贷处于非法状态，出现各种非法集资模式，恶意逃债、暴力讨债屡有发生。 高利率伴随着高风险，很快，随着欧债危机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不利影响，形势开始急转直下，温州高息放贷游戏泡沫突然破灭。 2011年4月到2011年9月期间，一大批涉足民间借贷的中小企业和担保公司的扎堆倒闭，企业老板因不能偿债而潜逃或自杀，企业关门，员工失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激增，2011年1月至8月期间，案件数同比增长25.73%；大量民间借贷放出去的债收不回来，导致信用危机，出现挤兑风潮。 最终轰动全国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 与此同时，远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也上演了同样状况。这个曾一度被称为中国西部的“小香港”，因为煤炭和气田经济而快速崛起，一度成为全国开发商最多的城市，2011年的时候就有人统计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已经高于香港。 然而也是因为当时鄂尔多斯的民间高利贷如同温州一样盛极一时，然后因为经济形势突变，导致2012年的时候，大量当地借了高利贷的开发商突然不见影踪，留下大量烂尾的楼房、工地等等。大量的鄂尔多斯市民的一辈子积蓄都被打了水漂。 高利贷的崩盘、楼市泡沫破灭，让鄂尔多斯网红的近四年被媒体贴上了“鬼城”的标签。 6 互联网金融 不仅是企业，近年来，针对个人的民间借贷也逐渐扭曲变形。 由于网络经济的便利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科技一度放开限制，不管是正规金融体系里的信用卡、消费金融，还是P2P、互联网平台发放的所谓民间借贷开始大肆泛滥。 在其中，关于P2P互联网金融大时代引发的金融乱象最为夸张。 所谓P2P金融，又称点对点网络借款，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种。 2012年中国网贷平台进入了爆发期，当年数量已达到2000余家，全年交易额已超百亿，到2014年，网贷平台规模已经超过万亿。 但同时，大量的P2P平台开始问题频出，到了2015年9月底，累计问题平台占总数量（3448家）已高达30%。 其中一些披着合法信贷外衣的借贷平台，都紧跟时代趋势，开办起各种所谓的小额贷款平台，或者就是挂名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借以对个人进行高利放贷。这些违规借贷平台中，绝大部分都是从事非法支付业务的无证机构，有的为了更方便开展“业务”，甚至一次性开发十数个贷款app，多的甚至一个团伙就超开发400个app铺天盖地的去渗透到消费者任何一个可能看到的角落。 超高的贷款利率逐渐催生出了各种网络借贷、校园贷、砍头贷、套路贷甚至涉黑涉恶的甚至癫狂的高利贷乱象，如“714高炮”、“55高炮”、裸贷等耸人听闻的恶性现象一度被央视315晚会曝光谴责。 近几年的因为遭受套路贷而导致债台高筑、家破人亡的惨剧屡见不鲜。其中有些套路贷，不但月息超过3%，甚至月息超过10%，还有各种夸张的“砍头息”、按日滚利，最夸张的甚至有报道“借1500元两个月还50多万”，“借2万还570万”等令人不敢相信的恶性事件。 在2018-2019年间，关于大学生贷款被裸照威胁，一些女大学生最终不堪威胁甚至走上轻生的不归路开始频频见诸报端，终于引发国家高度关注。 2018年开始，全国互金整治办开始联合公安部门快速介入，全国性开展打击各种“套路贷”犯罪活动，开始全国性清退，关于网贷泛滥之风开始急刹车。 经过两年多的全力整治，网贷平台开大量倒闭退出，从最多时的五六千家到如今不足50家，剩下的连1%都不到。 至今，充斥高利贷乱象的中国p2p行业终于迎来消亡倒计时。 7 政策新生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新规：民间借贷利率受保护的上限锚定为一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过之视为无效，本决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而根据最新的1年期LPR3.85%，4倍即为15.4%。 也就是说，民间借贷利率受保护的上限将不超过15.4%，这相对于此前年利率24%、36%的“两线三区”，最高降幅降至腰斩。 并且这个上限还包括了逾期利息、违约金等等。这意味着，所有利息之和不能超过15.4%。 新规还在人民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增加了对职业放贷行为的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 同时，新规还专门还修改了规定以严厉打击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等行为。 这一份新规之所以引起金融科技圈及民间金融圈的行业巨震，不仅仅是因为大幅降低受保护贷款利率的上限，更主要的是对目前国内借贷行业尤其是民间借贷行业生态的一次打乱重构，其影响程度远非一纸公文能说透。 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只是规定了24%、36%两道法定利率的司法标准，也就是“两线三区”，延用至今。 年利率36%，如同封建时期的那数个朝代一样，都是法律保护民间借贷与否的一条红线。但在实际执行中，即使是有合法执照的小贷机构也绝大部分都是顶着年化36%这条线去放贷的。 关于15.4%这个水平到底是否合理，将产生什么问题，国内一直纷争很多，赞同反对的都各有理由。 对于赞同的一方面，中国以往GDP两位数增长速度不复存在，社会融资增速也回落至个位数，我国企业的利润一般也在3%-15％。现在余额宝利息只有1.4%，银行lpr只有3.85%了，如果民间贷款利率还被继续维持24%，甚至36%的受保护上限，已经不再早不再适宜。 同时，民间借贷最大的需求方是通过正规银行渠道难以理想获得额度的中小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他们本就处于弱势一方，赚钱能力弱，但很多时候会出现突然需要一笔超出自身能力的需求，如企业事故，个人大病等，如果民间贷款利率过高，不亚于把他们逼进高利贷的黑洞，从此更难翻身。 对于反对一方，民间借贷利率下调后，持牌金融机构利率也会面临很大的下调压力，到时候会对大量“高进高出”的商业模式的贷款机构挤出，在民间贷款需求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途径反而被大大压缩，反而得相反效果。对于一些因为突然大病而急需用钱的用户来说，这甚至有可能意味着生命的代价。 8 结语 中国民间的高利贷之所以存在千年都野火烧不尽，是因为有其根本存在的土壤。从市场的角度，高利贷本身是一种市场自由定价的结果，无论什么时候，需求错配从来都不可能被合理满足。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管不顾，毕竟人性是贪婪的，并且强势一方从来都是压制剥削弱势一方的规律，如果不进行干预规范，必然会走向疯狂。 野蛮生长的中国民间高利贷时代，是时候画上句号了。
字节跳动将正式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美国政府，同时开始准备美国业务的“关停预案”。 美国时间8月22日，据CNBC报道，字节跳动将正式对总统特朗普8月6日颁布的第一道行政令提起诉讼。同时，TikTok正在做最坏的打算，以确保即使该应用在美国被关停，其员工也能继续获得报酬。这说明，字节跳动在起诉美国政府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关停预案”。 TikTok在美国拥有超过1亿用户，1500多员工，以及数千家合作伙伴。如果关停TikTok美国业务，按照此前市场传闻200至500亿美金的出售价格，字节跳动将至少损失超过两千亿元。 字节跳动向记者确认了起诉事宜。字节跳动方面表示：“近一年来，我们怀着真诚的态度，寻求跟美国政府沟通，针对他们所提出的顾虑提供解决方案。但美国政府罔顾事实，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甚至试图强行介入商业公司谈判。为确保法治不被摒弃，确保公司和用户获得公正的对待，我们将通过诉讼维护权益。” 根据8月6日特朗普发布的总统行政命令，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任何人或企业与TikTok母公司的任何交易，都将在45天后被禁止。该禁令的全部范围尚不清楚，美国商务部部长将有权确定交易的范围。 该交易禁令可能导致9月15日之后，字节跳动无法向美国员工发放工资。据了解，作为关停预案一部分，字节跳动正在积极联系海外银行和信投机构，寻求在总统令生效的情况下，也能够为美国员工支付工资以及维护员工其他合法权益的可能。 TikTok过去一年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下载量超过20亿。来自Sensor Tower的数据显示，2020年6月，TikTok是全世界被下载最多的非游戏类 App。2020年第一、二季度，TikTok在美国的下载量远超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由于字节跳动的中国血统，TikTok在美国不断受到“影响国家安全”的调查与质疑。今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次发布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封杀字节跳动。 除去8月6日的交易禁令，特朗普还在8月14日发布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在90天之内出售或剥离该公司在美国的TikTok业务。特朗普同时授权总检察长有权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以执行此命令。该行政令是基于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的调查做出。 TikTok美国总经理瓦妮莎·帕帕斯（Vanessa Pappas）在8月20日接受采访时，强烈反对CFIUS的结论。她表示，目前并没有看到任何能够支持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存在威胁的证据，她对CFIUS的裁定感到失望。 在美国发布针对字节跳动的禁令后，市场上曾先后传出微软、推特、甲骨文、谷歌等公司均有意竞购TikTok美国业务。但由于美国针对字节跳动的总统令范围极广，内容高度不确定，字节跳动无法确保在美国政府限制的时间内，达成各方均能接受的处理方案。 而一旦到达禁令截止时间，美国政府将可以强制关停或者剥离TikTok美国业务。这或许是字节跳动开始准备“关停预案”的原因。 除去官方诉讼，字节跳动的美国员工，也在自行发起针对特朗普的诉讼。代表员工提起诉讼的互联网政策律师迈克·戈德温(Mike Godwin)表示，特朗普的禁令属于行政越权，会损害TikTok美国公司员工的宪法权利。
昨日，A股上市险企首份半年报出炉，中国人保半年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76.96亿元，同比下降18.36%。不过，由于把握住了权益市场上半年的投资机会，中国人保上半年的权益投资有突出表现。 一位金融分析师表示，从半年报披露的信息来看，去年上半年公司因执行手续费税务新规，所得税费用一次性大幅减少，同期利润基数被相应抬高。以人保财险为例，该公司2019年上半年所得税费用为-16.42亿元，而今年同期所得税费用为26.26亿元，促使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大幅下降22.1%。 “由于大部分上市险企都选择在去年上半年执行税务新规，净利润基数普遍都有所抬高，预计今年上半年大部分上市险企净利润都呈现负增长。”上述金融分析师补充称。 中国人保在半年报中表示，公司积极把握波段机会，同时着力优化持仓结构，发起设立了对接大湾区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两只股权投资基金，积极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保实现投资收益280.64亿元，同比增长16.11%。 上述金融分析师表示，投资收益明细显示，上半年中国人保公允值计量的各类基金及股票投资收益达46.89亿元，同比增长71.13%。其中，股息和分红收入达到22.38亿元，同比增长50.61%。 “这是中国人保加大高股息、高分红产品配置的结果。实际上，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等大型上市险企近两年普遍加大了高股息、高分红股票的配置，相应股息和分红收益的提升都将在半年报中有所体现。”上述金融分析师补充道。 从投资组合来看，截至今年上半年末，中国人保基金及股票投资余额合计达1164.15亿元，占比11.1%。其中，股票投资余额为572.23亿元，占比5.5%，较上年末提升0.5个百分点。 为了应对低利率环境的影响，在固定收益投资方面，中国人保着重把握年内收益率高点大力配置了长久期债券，拉长资产久期，并加大优质非标产品配置力度。截至上半年末，中国人保债券投资占比为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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