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外贸、稳外资再出新政，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将上新台阶。1月4日，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 支持稳外贸稳外资的通知》，涵盖围绕实体经济需求推动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人民币结算便利化、进一步简化跨境人民币结算流程等五方面15条措施。专家表示，这将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稳外贸、稳外资形成有力支撑。 2020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冲击、纾困外贸企业，包括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在内的监管部门出台多项助企措施，积极畅通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创新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实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发布、自贸区不断扩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在一系列政策扶持下，外贸企业生机盎然，出口数据不断创新高，中国市场持续释放对于外企和外资的强大吸引力。 多项政策保驾护航 2020年前两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下降15.9%。但经历短暂下滑后，4月我国出口增速即实现年内首次转正，此后持续保持强势增长；7月出口增速突破两位数；11月增速达14.9%。出口快速转正并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一系列稳外贸政策。 2020年，疫情发生后，外贸企业遭遇了订单被取消、资金短缺等困境。为应对疫情影响，除了延期还本付息、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信用贷款发放等普适性政策外，中央还在保市场份额、保订单、保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对症下药”。一揽子政策组合形成了抗风险、稳增长的强大合力，在稳住中国外贸“基本盘”的同时，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乃至世界经贸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我国外贸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外资也加快“走进来”。2020年1至11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89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3%（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外资这份热情反映出中国近年来更广阔的投资空间、更优化的营商环境。制度型开放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鲜明特点。2017年至2020年，中国连续四年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国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版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分别缩减至33条和30条。去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成功，我国对外开放取得重大突破。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随着对外开放举措逐步落地，我国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将显著提升，有力支撑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出口具备增长潜力 2020年，我国外贸出口走出了漂亮的增长线，得益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战略性成果，为外贸增长赢得先机。彼时，海外产能受到疫情冲击并未恢复，许多境外订单因此转向中国，其中防疫物资出口表现强势。据世贸组织测算，2020年我国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进一步提升，将超过2015年13.8%的历史最高水平。 事实上，中国自身“硬实力”是能够顺利承接海外产能、持续吸引外资扩大在中国投资的关键因素。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无论是抗击疫情还是经济恢复，中国都展现出了惊人的组织力、生产能力和效率，完备的产业链、工业链经受住了考验。另外，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成为连接海外市场、外贸企业和消费者的重要平台以及外资扩大在中国投资的重要渠道。 对于出口高增态势能否在2021年延续，专家都给出了较为一致的判断，即短期看将维持高增长趋势，长期看将回归平稳。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王静文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1年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核心国家的角色将进一步凸显。在其他国家产能尚未完全正常化以及基数因素的作用下，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下半年随着疫情因素逐渐消退，其他国家生产能力恢复之后，中国出口增速会逐渐回落。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认为，今年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重点可能从医疗用品转向传统商品，特别是家具、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出口增速将获得较快提升。进口增速预计将随着国内经济复苏呈现稳健增长。 提升外贸竞争力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起航之年，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内需要发挥更大作用，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更为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弃外贸市场，相反，提升外贸国际竞争力，有序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仍将是今年的重要目标。 “我国仍将致力于保持全球贸易大国地位。未来，降低宏观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要靠壮大国内经济规模来实现，而非主动限制对外贸易发展。为此，以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标志，‘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确实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据统计，2019年，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在货物出口中的占比接近三成，服务贸易出口仅为货物出口额的11.4%。也正是看到了不足，中国在服务贸易、高端制造业方面奋起直追。2020年1至11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规模中占比提高9.9个百分点，达44.2%。王青表示，增加服务贸易出口将主要依靠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来推动。历史证明，开放竞争是“中国制造”崛起的制度基础，未来打造“中国服务”，开放竞争仍是必由之路。 王静文表示，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应致力于降低制造企业成本，引导企业加强创新，向产业链供应链上游攀升。提升国内市场对外资吸引力，则要继续扩大开放，减少准入限制，优化营商环境等。
不久前，一场关于支持跨境资金往来业务创新的沙龙在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机场片区举行。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加快改革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引发了热烈讨论。 近年来，作为我国北方首个自贸试验区，天津自贸试验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深化“放管服”改革，在行政审批、投资贸易、金融开放等领域先行先试，建成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成全国首个跨境电商保税区内分拨中心、打造“一带一路”黄金支点、构建京津冀国际贸易大通道，各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主任连茂君说，要积极融入、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全面落实“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担当、体现新作为。 天津市副市长金湘军说，天津自贸试验区要突出产业引领，深入挖掘特色亮点，优化升级存量，不断扩大增量，推动高端产业集聚发展；要继续围绕先进制造业，瞄准重点企业，聚焦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引育新动能。 随着政策创新不断落地，保税维修、再制造成为天津自贸试验区发力的重点产业之一。 位于天津机场片区的天津海特飞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特”)是全球仅有的几家具有“客改货”资质的维修企业之一。目前，已有11架境外飞机通过航空保税维修政策抵达天津海特进行维修改装等业务。 日前，记者在天津海特的维修车间看到，20名工人正围着一架来自境外的客机忙碌着。这架客机将在完成“客改货”工程后，开启全新的货机“生涯”。 “在商务、海关等部门支持下，天津海特成功通过海关AEO企业资质认证，并获批在天津自贸试验区开展境内外航空保税维修和再制造业务。2021年公司‘客改货’订单已经排满，正在紧张有序推进。”天津海特飞机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健聪说。 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机场片区自贸工作局局长何江说:“在解决企业痛点的过程中，我们总结出境外飞机航程内保税维修绿色通道、飞机保税状态购入部件及耗材等9种保税维修再制造的创新模式，涵盖飞机维修、‘客改货’、适航性检测、信用评定和保税仓储等方面的创新需求。” 在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片区，租赁资产总额已突破1.8万亿元，飞机租赁的数量超过1600架。作为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东疆片区在飞机、国际航运船舶、海工平台租赁业务方面领跑全国，租赁跨境资产占全国的80%以上，是全球第二大飞机租赁聚集区。目前，东疆片区的租赁标的物已延伸至轨道交通、医疗康养、汽车农机、新能源等更多领域。未来天津自贸试验区还将推进境外飞机保税拆解和医学影像设备保税维修再制造等业务。 在产业支撑方面，天津自贸试验区落地FT账户(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正在连接境内外两个市场，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同时在境内、境外开展融资活动。上线一年来，天津FT主账户开立数量超过800个，业务规模超千亿元。2020年12月，天津自贸试验区首批全功能资金池投入运营。目前，已经有600余家企业在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开通FT账户业务，依托FT分账核算体系共为企业办理交易600余笔，通过FT全功能资金池已归集资金6500万元人民币。 同时，天津自贸试验区正成为方便快捷的国际贸易大通道。近年来，天津海关共推出106项创新举措，其中12项在全国复制推广借鉴。 天津海关副关长潘楚雄表示，未来天津海关将在建设自贸试验区内综合保税区的基础上，加大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综合保税区优惠政策的叠加优势，更加有效衔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而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济日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图片来源于网络 阿里拍卖网显示，锦州银行将有两笔合计9600万股股权2月5日被拍卖。其中，锦程国际物流集团持有9000万股，起拍价为3.47亿元；剩余600万股由大连长兴岛绿城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起拍价为2314万元，两笔拍卖的股权单价约合3.86元/股。 图片截取自阿里拍卖网 图片截取自阿里拍卖网 标的物评估报告显示，以2020年6月30日为基准测算，此次拍卖的股权评估价为5.51元/股。据此计算，上述两笔股权均是以7折的价格进行拍卖。 图片截取自阿里拍卖网 实际上，锦程国际物流集团此前已经拍卖过一次锦州银行股权。京东拍卖网显示，2020年12月29日，锦程国际物流集团6350.76万股锦州银行股权作价1.85亿元流拍。 同样是以2020年6月30日为基准，但当时的股权评估单价仅为4.04元/股，这也意味着二月份即将拍卖的这两笔股权价值已较去年末上涨了36%。 拍卖股权均系锦联控股所有，曾为民营企业500强 锦州银行2020年半年显示，锦程物流是锦州银行的第五大内资股股东，持有锦州银行2.14亿股内资股，其中有1.5亿股处于质押状态，股权质押比例为70.26%。长兴岛绿城持有锦州银行3317.9万股内资股。 图片截取自锦州银行2020年半年报 从股权关系上看，锦程物流与长兴岛绿城均隶属于锦联控股集团旗下，锦程物流99.82%股权由锦联控股集团直接持有，长兴岛绿城99.76%由锦联控股集团通过锦联资产间接持有。 锦联控股集团成立于1990年，是一家集国际物流服务、供应链服务园区经营、供应链资产管理于一体的跨国和跨地区经营的企业集团，曾连续七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企查查显示，锦联控股有2条失信记录、13条限制高消费记录和5条被执行人记录，被执行总金额高达12亿元。锦联控股集团实际控制人李东军曾于2010年至2018年担任过锦州银行非执行董事。 通过对锦联控股集团历史裁判文书梳理发现，该企业涉及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共有23起，申诉人包括农行、建行、工行、锦州银行等12家银行，涉及本金合计约25.96亿元。 财务危机后首次实现盈利，不良贷款率同比下降5.76% 锦州银行于2015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当时锦州银行的资产规模达到了3129亿元，是辽宁省境内规模第二大的城商行。上市后的两年，锦州银行的资产规模平均增速更是达到了40%左右。 财报显示，2013年-2017年，锦州银行的营收由39.22亿元增长了3.8倍，净利润也由13.55亿元增长到了90.9亿元，增长了近6倍。 然而进入2019年，锦州银行两次延迟披露财报。5月，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辞任锦州银行审计师，锦州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导致的危机终于爆发。 从2019年8月31日披露的财报数据显示，锦州银行的经营业绩较前几年急转直下。2018年末，锦州银行资产减值损失为236.84亿元，净亏损高达45.38亿元。 资产质量方面，2017年末，锦州银行不良贷款率仅为1.04%，但2018年底，不良贷款利率大幅增至4.99%，在2019年半年报中，这一数值继续增至6.88%，不良贷款余额近300亿元。 锦州银行问题爆发后，监管部门积极介入并协调。2019年7月，工行、信达和长城等机构出资60亿元战略入股锦州银行，此后董事会也进行了大换血。 2020年上半年，锦州银行终于扭转了连续两年的亏损状况。半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锦州银行实现净利润4.13亿元，去年同期为亏损8.68亿元。 图片截取自锦州银行2020年半年报 报告期内，锦州银行实现营收64.44亿元，同比下降52.4%。其中利息净收入为60.53亿元，同比下降48.9%。对此，锦州银行在财报中解释称，是由于“根据资产处置框架协议，对拟处置资产在报告期内的利息收入不再确认”等原因导致的。 图片截取自锦州银行2020年半年报 资产质量方面，截至2020年6月末，锦州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94%，同比下降了5.76%；拨备覆盖率243.73%，同比增加128.72%。两项重要指标较去年同期有明显改善。截至报告期末，锦州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80.02亿元，较上年末下降78.77%。 图片截取自锦州银行2020年半年报 值得注意的是，半年报显示，锦州银行前十大单一借款人借款总额为437.58亿元，前十大借款人贷款总额占该行资本净额的比重已达到70%，超过了50%的监管要求。此外，锦州银行最大单一借款人额度为64.12亿元，占该行资本净额的10.26%，也超过了10%的监管红线。 截至2020年6月末，锦州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5%、6.94%、9.06%，与监管要求的7.5%、8.5%和10.5%也存在一定差距。 2020年9月30日，锦州银行向成方汇达及辽宁金控定向增发了合计62亿股内资股，定向增发的募集资金净额(扣除相关费用后)约为120.9亿元，将全部用于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宣布，根据企业业务需求，决定将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宏观审慎调节系数由0.3上调至0.5。央行表示，政策调整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上限相应提高，有利于满足企业“走出去”的资金需求，也有利于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促进跨境资金双向均衡流动。 早在2016年11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首次设立了宏观审慎调节系数和币种转换因子两项可调变量，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对两项变量进行动态调节。宏观审慎调节系数乘以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等于企业境外放款余额上限。分析人士表示，该系数被调高，意味着企业境外放款的余额上限被提高，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对外投资自主权。此举有利于资本账户的双向开放，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这个系数调升意味着国内企业或机构对境外企业放款的空间增大。”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宏观审慎调节系数的调升将增大境内企业在境外放款空间，有助于满足境内企业“走出去”的资金需求，便利境外企业使用人民币。这相当于增加境外人民币供给，促进境外人民币供需平衡，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 2021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继续延续升值态势。1月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4604，上调156点，升至2018年6月20日以来最高。自2020年5月人民币汇率进入升值通道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9%，达近年最大升幅。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宏观审慎调节系数上调，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常的企业资本流出，缓解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周茂华也表示，此举释放未来离岸人民币供求更加趋于平衡的信号。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常态化的情况下，企业不能单边押注汇率，应该重视汇率波动管理。 1月4日召开的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事实上，自去年10月以来，为稳定人民币汇率、避免单边升值预期，央行已采取一系列宏观审慎政策调整措施，包括将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调整为零、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逆周期因子淡出、将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 再加上此次上调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宏观审慎调节系数，提高对外放款余额上限，专家认为，这再次释放了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促进跨境资金双向均衡流动的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本周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 支持稳外贸稳外资的通知》，推出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的15条措施。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表示，将调整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宏观审慎调节系数与《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 支持稳外贸稳外资的通知》结合起来看，前者主要与企业境外放款额度有关，相当于给企业上调了境外放款额度，跨国企业可为境外关联公司或子公司提供更多融资支持；后者则主要是鼓励企业更多使用人民币办理跨境业务。 “该系数上调给企业增加了境外放款额度，跨国企业可为境外关联公司或子公司提供更多融资支持，但考虑到该业务较为小众，目前大部分企业境外放款额度并未完全用足，额度的上调更多是释放信号的意义，希望更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平衡。”王有鑫说。
近日记者在河北博野县采访看到，当地温棚里一棵棵苗木被起苗护根装车出发，企业生产车间内一条条橡胶输送带打包启程。这些特色产品的目的地都是雄安新区。 “我们每年都参与雄安新区绿化建设，目前已经栽植苗木30余万株，栽植面积近万亩。”在位于博野县的保定筑邦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绿植园，负责人崔伟京告诉记者，在县政府的引导下，博野县的不少苗木企业与雄安新区对接绿化工程，积极参与到“千年秀林”等重点项目中。 博野县是我国“南树北移”的重要中转地。立足产业优势，博野县瞄准雄安新区建设需求，全力培育高端适用苗木，2018年成立了“保定市苗木产业联盟”，吸纳苗木公司、合作社200余家，联盟成员实现信息共享、技术共享、服务共享、市场共享，为雄安新区建设提供优质苗木。该县还申请注册了“博润源”苗木商标为全县苗木统一商标，为抢占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目前博野县苗木种植总面积12万亩左右，有苗木种植公司和专业合作社210家，苗木经纪人3000余人，带动3万余人就业，苗木年产值可达10亿元，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约2亿元。 橡胶输送带是博野县另一大主导产业。针对雄安新区建设项目对输送带高速、高强度、长时间连续运行的严格标准，以及环保节能技术的要求，博野县橡胶机带企业不断更新设备、改进工艺，向着清洁绿色方向转型，先后与青岛橡胶谷、北京化工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实施技术发展动态合作交流，确保产业技术创新不止步。 “2020年，我们被确认为‘雄安调蓄库下库骨料加工系统聚酯输送带项目’的中标单位，中标工程量1.5万米。”博野县的华月胶带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松说，输送带是建设中运输物料必不可少的，属于易耗产品，一般使用寿命只有十几天，“为了适应轻量、节能，我们经过技术研发创新，推出耐燃、阻热的产品，将产品使用寿命延长到3个月”。 如今在博野县，以苗木、橡胶机带等为代表的特色主导产业，通过精准服务对接雄安新区建设实现提质增效。博野县委书记胡占房表示，该县将抓住雄安新区建设的历史机遇，在服务中借势，在保障中发展。
“规模是一定要的，规模决定了江湖地位。”禹洲集团董事局主席林龙安在一次媒体会上曾这样表示。 如今，禹洲集团终于如愿以偿。根据1月7日晚间禹洲集团发布的2020年12月份未经审核营运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禹洲集团及其附属公司、联属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金额1049.67亿元，销售面积626.46万平方米。 这意味着，禹洲首次获得了“千亿俱乐部”的入场券。在此前的2019年业绩发布会上，禹洲集团董事局主席林龙安表示，2020年禹洲将向着千亿目标迈进。按此计算，禹洲集团完成了全年目标。 为了地产江湖，禹洲集团可谓“不惜一切”。如今站在千亿销售额之上，禹洲面临着众高管离职、债务陡增、利润率下滑等一系列挑战。 未来，禹洲将向何处去？ 市值154亿，仅相当于两个月销售额 2021年1月8日，这是禹洲地产公布全年1049.67亿销售额，跻身“千亿俱乐部”。然而，市场并未给予积极回应。 今日，房地产板块迎来普涨，但禹洲集团却下跌0.73%。根据目前股价计算，禹洲集团总市值154.3亿港元，仅相当于其两个月销售额。数据显示，禹洲11月和12月两个月合计销售额163.52亿元人民币。 将时间拉长，禹洲集团近三年股价跌幅达56%。市值由三年前的351亿港元，跌去近200亿港元。 过去三年，也恰是禹洲销售额猛增的三年。2018、2019、2020年，禹洲的销售额分别是560亿、751亿、1049亿。然而，市场却对禹洲集团“用脚投票”。而相比之下，同样规模快速扩张，并在2020年跻身千亿的龙光集团，过去三年股价涨幅约为68%。 其中原因在于，禹洲集团为了追求千亿销售额，放弃利润增长。在股吧，一些投资者批评禹洲集团“只要面子、不要里子”。 2020年上半年，禹洲集团在实现营业收入140.06亿元，同比增长20.36%，归母净利润仅有10.19亿元，同比减少37.81%。 与此同时，禹洲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为23.39%和11.07%，同比分别下降3.6个百分点、5.32个百分点。 这看起来并不符合禹洲领导层一直强调的“追求利润”的原则。 2017年，禹洲集团提出“区域深耕，全国领先”的发展战略，并明确三年后实现千亿销售额。但与此同时，禹洲董事局主席林龙安在2017年全年业绩发布会上亦表态：“我们更看重的是盈利。” 2020年春天召开的业绩会上，林龙安再度强调，禹洲不过分追求规模，而追求有盈利的增长。 但事实上，规模和质量仍然成为一个单选题，而禹洲选择了前者。 在冲击千亿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已影响到了禹洲集团的财务状况。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增收不增利等顽疾，未来均成为对禹洲集团的挑战。 利息支出为净利润的1.7倍 2017年，禹洲集团按下3年冲击千亿销售规模的启动键。在今年严峻的市场背景下，不少房企主动调低经营目标，而禹洲仍坚定冲击千亿。 为了拼尽全力完成既定销售目标、继续追求规模上的扩张，禹洲选择了牺牲利润，让本就不高的利润率雪上加霜。 追求规模进程中，禹洲集团的销售规模增速不可谓不快，从2016年的232亿元，到2020年的1049亿元，四年时间内增长了352%，但盈利能力却几乎始终处于下降状态。 2016-2019年期间，禹洲毛利率分别为36.27%、35.4%、30.72%、26.21%，并在2020中期进一步降至23.39%。 负债方面，截至2020年中期，禹洲集团负责总额高达1367.47亿元，资产负债率81.52%，同比猛增175.64%。 2019年，禹洲总借贷规模达到556.69亿元，当年资本化利息支出41.57亿元，超过当年36.06亿元的归母净利润。2020年前6个月，禹洲资本化利息支出17.92亿元，同比增长15.76%，为归母净利润的1.7倍。 与此同时，穆迪、标普下调了禹洲集团评级。标普认为，禹洲集团的去杠杆化前景仍不明朗，未来收入增长可能会放缓，预计未来12个月内不会得到恢复或改善。 自2016年发起扩张后，禹洲集团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逐年暴增。2016-2019年，该项指标分别为-79.54亿元、-101.57亿元、-15.88亿元、-189.44亿元。同期，禹洲集团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别为63.15亿元、73.14亿元、98.79亿元和253亿元。 拿地投入超营收，少数股东权益猛增 禹洲于1994年创立于厦门，从2004年起，禹洲开始版图扩张，在上海、合肥等地相继落子，完成了从“区域型房企”向“全国性房企”的转变。2009年，禹洲地产在港交所上市。 2016年，禹洲集团将公司总部从厦门搬迁至上海。随后开启了从232亿销售额向千亿的竞逐。 2018年，禹洲集团通过招拍挂、合作开发等多种方式入手30块土地，新进入北京、重庆、佛山等9个城市。2019年，禹洲集团的拿地投入，再一次超过了当年的公司营业收入232.4亿元。数据显示，2018年、2019年，禹洲集团的拿地投入分别为80.52亿元、244.4亿元。 相应的，禹洲集团的土地储备从2015年的856万平方米，增长至2019年的2012万平方米，相当于此前的2.35倍。 从2017年到2019年，禹洲的平均拿地成本分别为5697元、4812元和6074元，而2020年上半年则为6642元每平方米。 禹洲通过收并购获取了大量土地，其中最引发关注的是2020年7月接手李嘉诚的“地王”项目。通过参股、合作开发等模式大举扩张后，禹洲集团的少数股东权益增速显得十分醒目。 财务数据显示，禹洲少数股东权益占比从五年前的5.88%逐步攀升至2019年的20.21%。 2020年上半年，禹洲集团的少数股东权益占总权益比重为25.91%。 2015年，其少数股东权益为6亿元，至2019年该项指标达到了58亿元，增长近9.67倍。同期，禹洲集团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规模从96亿元增长至229亿元，增长仅2.38倍。 人事变动频繁，高管任职1至2年即跳槽 伴随着一路激进扩张，禹洲集团的人事变动可谓频繁。不少高管任职1至2年便跳槽。 近期，业内消息称，禹洲集团执行总裁许珂将于2021年2月份离职，对此，禹洲表示尚未掌握相关消息。 许珂加入禹洲集团的时间是在2018年。彼时，其主要负责禹洲的投资运营和营销，担任副总裁。而后，许珂又升任为禹洲集团执行总裁。在此之前，他在万科、阳光城、泰禾等房企工作。 许珂任职期间，禹洲集团的销售增长表现不俗。根据禹洲集团财务报告显示，2018年和2019年，禹洲集团实现销售额分别为560.03亿元和751.1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9%、34%。 近三年来，禹洲高管团队经历了高频度地调整。 2019年年末，原招商蛇口华南区域负责人萧睿加盟禹洲，负责投资工作。外界猜测，许珂离职后，萧睿大概率为接棒者。如果传言为真，萧睿将成为又一个入职不满两年即担任执行总裁的禹洲高管。 此外2019年7月，禹洲集团原财务总监黄展鸿宣布离职。黄展鸿曾于禹洲地产担任财务总监兼公司秘书，负责境内外公司债发行、公司收购、集团审计、中期评阅，引入重要战略股东、帮助公司获取国际有名分析师覆盖研究所报告。 黄展鸿2018年1月加入禹洲地产。2019年7月7日，禹洲地产发公告称，黄展鸿因寻求其他商机而请辞公司首席财务官及公司秘书等职务，其与禹洲地产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
1月4日召开的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一表述与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0年四季度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表述一致。 专家表示，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严峻，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强，但也存在疫情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此背景下，央行为2021年货币政策定调为“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意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有效的金融支持。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继续发力 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不急转弯”。 对此，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鸿表示，这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货币政策要稳健，不会出现大幅的收紧和调整；其次是不要搞“急转弯”，即考虑到经济增长已经逐渐恢复，货币政策即便要调整，也是相对平稳的微调，保持合理适度。 事实上，“不急转弯”的基调已经在政策执行上有体现。近期央行等部门已下发通知，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延期至2021年3月31日。 对于央行强调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这意味着结构性政策工具将是2021年货币政策的主要抓手，继续发挥结构性政策工具的灵活、精准优势。 2020年以来，为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周景彤认为，2021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继续发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的支持，确保政策工具使用的可持续性和精准性，服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利率方面，与2019年末相比，2020年三季度末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行幅度达到49个基点，超过了1年期LPR的下行幅度（30个基点）。央行表示，将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市场化。 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对落实碳达峰、碳中和以及绿色金融工作做出了重点部署。 “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取得较好效果，绿色金融市场规模不断增大。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能源结构等方面制约，2035年碳达峰后排放稳中有降压力不小，而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需要开好局、起好步，要进一步发挥金融在引导和优化产业发展模式中的作用。”周茂华表示。 据测算，在碳中和愿景下，我国所需要的绿色低碳投资规模应该在100万亿元以上。周景彤表示，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服务存在较明显的碎片化现象，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碳中和愿景，需要进一步制定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 对此，央行强调了五方面工作——逐步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明确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建立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持续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周茂华认为，上述一系列措施有助于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加强政策激励约束、丰富绿色金融产品，进一步发挥金融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引导资源向绿色经济方向集聚。 央行同时指出，推动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为排碳合理定价。自2011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广东和湖北七省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至今，中国已经发展成配额成交量规模全球第二大的碳市场。周景彤表示，加快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为碳金融发展带来更广空间。 加强互联网平台金融活动审慎监管 近年来，国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重大进展，宏观风险整体趋于收敛。周茂华表示，由于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变化等多因素影响，部分中小银行风险、互联网平台风险等风险较为突出，同时需要警惕房地产“灰犀牛”和“影子银行”风险反弹等。 央行也提到加强互联网平台公司金融活动的审慎监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周景彤认为，要进一步明确金融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对部分平台假借科技外衣，实则从事的仍是传统金融业务的行为要加以监督，防范利用新兴科技鼓励各类非理性或超前消费行为，防止诱发社会风险。央行表示，强化支付领域监管，个人征信业务必须持牌经营，严禁金融产品过度营销、诱导过度负债，严肃查处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央行同时表示，完善风险防范处置长效机制，压实金融机构和股东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和最后贷款人责任。周茂华预计，中小银行风险化解将与多渠道补充资本协同推进，持续夯实风险抵御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债券市场方面，2020年11月以来，债市违约现象有所抬头。央行提出，健全多渠道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加大对债券市场逃废债、欺诈发行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并表示将牵头制定债券市场发展规划，推动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周茂华表示，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加快完善债券市场交易和监管制度，提高违法违规成本，促进债券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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