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网络 继2020年末拟筹建长三角发展集团（以下简称“长三角集团”）和金融集团之后，中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票代码：2772.HK，以下简称“中梁控股”）又有架构调整。 1月7日，有市场消息称，中梁控股欲筹建京津冀发展集团（以下简称“京津冀集团”），副总裁马飞兼任后者驻场COO。 对此，中梁控股方面向搜狐财经证实了这一消息，“京津冀集团尚在筹备阶段，未来仍将属于上市体系内，重点是深耕核心都市圈内的二线城市。” 中梁控股1993年成立于温州，2016年将总部迁往上海。此后仅三年时间，中梁控股跑进行业前20，实现销售额从百亿元到千亿元的跨越。2019年7月，登陆港交所。 与其他房企不同，中梁控股架构调整较为频繁。仅2020年，中梁控股3月新成立上市平台下属的控股集团，8月揭牌成立粤港澳发展集团，11月又宣布将筹建长三角集团和金融集团。 在一位资深业内人士看来，随着外部融资环境收紧、三四线城市红利逐步消失，曾经以三四线城市为主的中梁正面临着增长乏力的问题。 “中梁控股需要成立这样的下属子集团，把各自版图和权责划分得更加明确。在业务上仍然以地产为主营业务，但可结合区域实际开拓新领域，以刺激全盘业务的增长。”他说道。 拟筹建京津冀集团，副总裁马飞兼任驻场COO 虽尚在筹建中，但京津冀集团已显露初步的人事架构。 中梁控股副总裁马飞，将兼任京津冀集团驻场COO，对重大业务的模式模版及产品策略进行赋能支持；汤磊任京津冀集团执行总裁，分管相关范围内的业务拓展及开发经营。 具体到筹建细节，中梁控股将成立“京津冀集团筹建PMO办公室”，由汤磊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相关工作的推进。待京津冀集团正式成立后，再按照子集团权责，进行相应的调整。 此外，京津冀集团还将根据业务特点及商业模式等实施多层合伙人制度。 中梁控股方面回复搜狐财经称，筹建京津冀集团是客观事实，但过多细节暂还无法透露，“还是属于上市体系内，重点是深耕核心都市圈内的二线城市。” 温州起家的中梁控股，长期聚焦二三四线市场，在长三角、中西部、环渤海、海峡两岸及珠三角五大经济区23个省份及直辖市的142个城市进行业务布局。 2019年全年，中梁控股斥资764亿元，共拿地139宗。其中超80%的金额，被用于长三角和中西部地区的土地购买。同年，长三角和中西部分别为中梁控股贡献了59%和23.5%的销售业绩。 在中梁控股年报披露的其所投资的二线城市名单中，地处京津翼地区的，仅有天津一个城市。 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中梁控股在二线城市分别实现销售额537.12亿元、297.37亿元。具体到天津市，当期销售额贡献比仅为0.2%、0.4% 公开报道则显示，2017年，彼时还未上市的中梁控股曾组建京津冀事业部。 但2018年12月，在港交所首次提交IPO申请书一个月之后，中梁控股发布内部通知，整体裁撤京津冀事业部，原区域项目也全部划归其他区域。 彼时裁撤共涉及近500人被调整,还引发了近100多人进行整体诉讼维权。 巧合的是，裁撤京津冀事业部之时，也正是中梁控股蓄力辐射环渤海、中西部、海峡西岸、珠三角等非长三角经济区之际。 裁撤京津冀事业部之后，2019年初，中梁控股又马不停蹄地调整组织架构。 彼时，中梁控股将原先的12个区域集团进行收缩合并，最终调整为南方、北方、西部、山东、浙江、江苏和中部等7个区域集团。 与之相伴随的，在建立7大区域集团后之后，原先各个大区的人员编制也被进一步的收缩。 2019年末，上市仅6个月后，中梁控股将集团总部人数由近580多人精简到400多人，通过人员调整的方式，再次优化组织架构。 这一年，中梁控股不仅成功登陆资本市场，还顺利迈入千亿房企阵营，行业排名窜升至第19名成为房企20强。 增设长三角集团，三大经济圈被补齐 进入2020年，千亿之后的中梁控股并未停止其调整的脚步。 随着7大区域集团的业务不断扩大，为了让组织架构能够匹配业绩增长。2020年3月，中梁控股在上市公司体制内新成立了控股集团。 2020年8月，中梁控股粤港澳发展集团（以下简称“粤港澳集团”）揭牌成立。11月，中梁控股又在内部发布公告，宣布成立长三角集团和金融集团。 12月末，中梁控股长三角集团的人事任命结果传出。与京津冀集团定调类似，长三角集团也有中梁控股高层领导驻场。 其中，中梁控股执行董事，联席执行总裁陈红亮，兼任长三角集团执行董事及驻场COO，进行组织建设等方面工作。 中梁控股地产业务之联席总裁及执行董事李和栗，兼任长三角集团首席董事及驻场CPO，对投资、产品等业务进行把关和赋能支持。 曾为旭辉上海区域副总裁，熟悉长三角地区业务的谢志刚，被任命为执行总裁，全面负责长三角集团日常经营工作。 另有媒体报道称，控股集团成立后主要负责顶层设计和架构搭建，并不做具体的业务。 具体而言，控股集团下或将包含地产发展板块、现代服务业板块（以物业服务为主），这已是中梁控股较为成熟的业务板块。 而去年8月新揭牌的粤港澳集团，以及官宣拟筹建的长三角集团、金融集团，乃至京津冀集团，或也将纳入控股集团的组织架构中。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搜狐财经，与其他房企不同，中梁奉行“先人后事”，看重组织的力量。 “与总部集权不同，这样的组织架构在得以统筹各子集团业务的同时，也保证了子集团的独立，减少了决策的时间，也有利于区域集团规模做大。”他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中梁控股相关区域集团的筹建，还对内部资源进行了整合。 据媒体报道，今年8月揭牌成立粤港澳集团，由此前的南方区域集团更名而来。 未来，粤港澳集团在业务上仍然以地产为主营业务，但也会开拓新领域探索新产品，如结合区域实际，参与城市更新项目等，以最大效能地激发区域活力，促业绩增长。 “此前虽有划定相关的区域集团，但难免会出现打架的情况。双方各凭本事，或多或少的会介入彼此的区域，凭借手中资源和能力去做一些项目。”这位业内人士认为，在对组织框架进行调整和升级后，相关板块的划分和权责更加明确了，更有利于业务开展。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长三角集团、京津冀集团在筹建中，连同已揭牌的粤港澳集团，中梁控股在中国活跃度最高的三大经济圈的业务布局也将形成。 2020年销售额1688亿元，超额完成目标 中梁控股成立于1993年，实控人系现年49岁的温州人首富杨剑，持股比例为81.28%。2015年，中梁控股走出江浙启动全国布局战略。次年，将总部从温州迁至上海。 2016年至2019年，中梁控股分别实现销售额190亿元、649亿元、1015亿元、152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00.22%，迈入千亿房企阵营，行业排名也从第83名窜升至第19名。 上述期间，中梁控股营收由29.25亿元增至566.4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68.53%，净利润由-2.7亿元增至62.56亿元。2019年底，中梁控股登陆港交所。 2020年上半年，中梁控股营业收入237.6亿元，同比增15.6%；合约销售金额677亿元，同比增6.3%；期内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16.4%，逆势环境下仍实现增长。 刚过去的2020年，是中梁控股自2016年搬至上海开启全国化的“一五战略”收官之年。1月4日中梁控股发布的销售数据显示，2020年其销售额1688亿再创新高，并超额完成全年1600亿元的销售目标。 中梁控股方面告诉搜狐财经，2021年是其“二五战略”开局之年。“公司中长期目标为保持有质量的增长，维持在TOP20中的较高水平。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坚持‘深耕外拓提升城市能级’的投资布局策略。” 而在前述资深业内人士看来，近年来，随着三四线城市楼市由热转冷，实现千亿规模之后的中梁控股，未来或将进一步将业务布局向二线城市倾斜。 中梁控股2020年半年报则显示，2020年上半年，其开始实施“转二线强三线”的投资策略。当期土地投资中，二线城市占比高达64%，三线城市占比27%。 2019年时，三线城市为中梁控股贡献了52.6%的销售业绩，二线城市贡献了35.2%；2020年上半年，三线城市销售额贡献比已稍降至45.2%，二线城市则升至43.9%。 “应对千亿后的增长瓶颈，中梁控股要找到‘第二增长曲线’。适当的在区域内部做一些调整，也是必要的。”这位业内人士表示。
2020年12月30日，河北省河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一家超市检查肉类食品安全。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近期，受消费季节性回升、冻品流通受阻等因素影响，全国猪肉价格明显上涨。而随着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不少人担心期货会放大猪肉价格波动。对此，专家表示，决定猪肉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供需。目前，我国猪肉需求相对稳定，虽然供应仍处于偏紧状态，但未来一段时间价格上涨空间有限。 1月8日，我国首个活体交割的期货品种——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生猪期货对国内猪肉价格和猪周期的影响，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期货是否会影响猪价走向？对整个行业会产生哪些影响？就相关热点话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学者。 生猪生产明显恢复 “决定猪肉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供需，生猪期货上市并不会直接影响生猪供需基本面。目前，我国猪肉需求相对稳定，但供给受新冠肺炎疫情、养殖利润、政策导向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会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国内猪肉供需基本面，最终决定猪肉价格走向。”曾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担任多年高级分析师的期货市场资深专家陈艳军说。 那么，当前国内猪肉供给和价格情况怎样呢？ “我国生猪生产明显恢复，但总体仍处于供给偏紧状态。”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8月份至11月份，全国生猪出栏环比、同比均有所增长。但是，2020年1月份至11月份，定点屠宰企业累计屠宰生猪14198万头，同比下降了19.6%。 虽然供给尚未完全恢复到常年水平，但中央储备肉投放力度显著加大。2020年仅10月份和11月份没有投放冻猪肉，全年累计投放冻猪肉38次，合计67万吨。其中，12月30日投放20066吨，成交11241吨。2021年1月7日又投放了2万吨冻猪肉。 近期受消费季节性回升、冻品流通受阻等因素影响，全国猪肉价格明显上涨。从周价看，生猪和猪肉集贸市场价格分别从2020年11月份第4周和12月份第1周开始回升，已经分别连续上涨6周和5周。2020年12月份最后一周，全国生猪每公斤均价为34.8元，累计上涨17.8%，同比上涨3%；猪肉价格为每公斤51.65元，累计上涨12.8%，同比微涨0.8%。 对1月8日生猪期货正式挂牌交易以后全国猪价的走势，朱增勇认为可从供需两方面进行分析。从消费看，春节是传统消费旺季，但2020年12月份以来猪价上涨抑制了部分消费需求。从供给看，截至2020年11月份，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已连续6个月增长，生猪存栏同比已连续5个月增长。春节是出栏高峰，预计随着前期补栏生猪的陆续出栏，供给将有明显改善。综合判断，预计2021年春节猪价接近上年春节水平，上涨空间有限。 供需基本面决定猪周期 “虽然有人担心期货会放大猪肉价格波动，扰乱猪周期，但生猪是我国市值最大的农副产品，市场规模高达上万亿元。对市场规模上万亿元的期货品种，游资的影响很有限。”陈艳军认为，相关企业可以专心做大做强，大可不必为生猪期货挂牌交易而担忧。 在陈艳军看来，决定猪周期的仍然是猪肉供需基本面。 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我国已经历了3个完整的猪周期，分别是2006年6月份至2009年5月份、2009年6月份至2014年4月份、2014年5月份至2018年5月份，时长分别为36个月、59个月和49个月，从波谷到波峰的上涨时间分别为23个月、28个月和26个月。 “本轮猪周期从2018年6月份至今，叠加了疫情及防控政策、环保政策、生猪产品调运政策和生产周期性因素，与前几个周期相比有极大的不同之处。”朱增勇说。 在朱增勇看来，本轮上升周期区别于前几个周期的首要突出特点是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的深度下降，且所有养殖主体生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没有非洲猪瘟疫情，预计2018年猪肉价格将持续下行，2019年上半年可能出现周期性低位。然而，2018年8月份暴发的非洲猪瘟疫情，打乱了猪周期的正常波动节奏。在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之下，2018年10月份以来，能繁母猪存栏同比降幅超过了5%的预警线且降幅持续加大。到2019年9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同比降幅达38.9%，生猪存栏降幅超过41%。 产能的大幅下降造成猪价持续快速上涨，涨幅远高于上一轮周期，且上涨周期短。从月均价来看，2006年以来猪价高点分别为每公斤16.87元、19.68元、20.45元和37.11元，2020年2月份猪价较2016年6月份高点上涨81.5%。从波谷到超过上一轮价格高点仅14个月时间，而前两轮周期分别是25个月和24个月。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20年9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已恢复到3822万头，较上年12月份增长24.1%；生猪存栏3.7亿头，同比增长20.7%。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作为周期转折标志，意味着生猪产能已经触底反弹。 朱增勇认为，短线反弹不改长期走势，我国猪价已转入下行周期。 行业有了套期保值手段 “生猪期货上市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国内生猪供需基本面，但期货套期保值为养殖、屠宰、贸易等产业链上的企业提供了规避价格风险、保值增值的渠道。”陈艳军说。 所谓期货套期保值，就是经营者利用期货合约，作为将来在现货市场上买卖商品的临时替代物，提前进行买卖操作，预先锁定价格，以规避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生猪养殖周期比较长，从母猪受孕到仔猪长大出栏，一般需要10个月左右时间。在漫长的养殖周期内，疫病、供需、饲料价格等诸多方面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导致未来生猪出栏时价格可能大幅偏离预期。有了生猪期货这个工具，当生猪期货价格适中时，养殖企业就可以在期货市场预先售出与其将来出栏数量相等的生猪期货，提前锁定利润。同时，生猪期货也可帮助屠宰、加工环节预先买入，以防未来生猪价格非理性上涨。 记者从大连商品交易所了解到，国内生猪养殖龙头企业牧原、温氏、正邦科技、新希望、正大都将进场参与生猪期货交割业务。大连商品交易所1月5日发布通知，就交割区域、地区升贴水等生猪期货交割业务有关事项进行了具体安排。(本报记者 黄俊毅)
让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充分激发亿万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对于“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金融支持不可或缺。记者近日从多家银行了解到，2021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将继续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努力满足各类市场主体的金融需求，尤其是把融资重点放在普惠金融、民营企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确保实体经济发展保持充足动力。 推动市场主体创新发展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信贷资源投放力度，优化信贷结构，用好信用贷款、融资担保、政策性贷款、贴息、应收账款融资、产业链融资等各类融资渠道，努力满足各类市场主体的资金需求。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实体经济对高质量金融服务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王刚表示。 业内专家表示，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需要发挥好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确保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投入实体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加大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支持，信贷不仅要有量的增长，而且更要有质的提高。加快科技创新依靠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形成一批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创新发展，金融业应更加关注头部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加大对高端制造业、创新型企业和引领性产业集群的融资支持力度。 “对银行业而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服务科技创新的手段与工具。在政策性金融领域，研究设立专门支持基础领域科研创新的政策性银行或基金，提供更多中长期资金支持。在商业性金融领域，坚持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快推进银行业内外部投贷联动政策落地见效，在银行系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整合旗下各类机构特长，协同完善全周期精准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王刚表示。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事关“十四五”时期发展大局的重大问题。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迫切需要培育一批掌握高科技农业技术的市场主体。业内专家表示，未来需要探索金融支持高科技农业市场主体的有效路径，加大对林下经济、板下经济、生物种业、现代农机、智慧农业等农业科技领域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 为小微民营企业提供有效金融支持 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必须保护好、发展好，为经济发展厚植基础。 业内专家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将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大贡献。因此，聚焦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仍将是银行业“十四五”时期的关键任务。 “尽管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远高于全口径贷款增速，但是从占有的信贷比重看，还低于小微企业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地位。因此，困扰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仍需要下大力气解决。”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表示。 王刚建议，未来应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单列信贷计划、实施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等方式保障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必要资源投入，在先行推动缓解融资难的基础上，坚持风险定价和商业可持续原则，循序渐进缓解融资贵；推动有序实现“一二五”目标，提高银行业对民营经济信贷支持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贡献的匹配度。 “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提升金融科技水平”。未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将线上大数据与线下数据充分整合，改善小微企业信用评价，让中小微企业从银行可以获得更多信贷支持。 强化对产业链核心企业支持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金融业金融机构要抓住产业链上核心企业这一关键主体。 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遭受冲击。在这一背景下，确保我国产业链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业内专家表示，发展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链金融，银行业金融机构既要在全产业链金融上“布好局”，也要在产业链核心企业上“落好子”，通过产品创新、内外联动提供全产业链金融服务，向产业链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提供集成化金融解决方案。 “拓展新型产业链条，探索与核心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方、互联网供应链平台的全产业链合作新模式，切实提高金融与供应链的协同性，有效支持产业链在稳定、完整的基础上迭代升级。”王刚表示。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产业升级的核心是制造业的升级，未来一段时间，金融资源配置需要适度向制造业倾斜。当然，金融资源向制造业的倾斜，并不是简单的制造业贷款规模的扩张，同时也应该伴随着金融业务模式的创新。 “在产业数字化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打造数字化的产业金融或供应链金融场景，这将成为未来产业金融发展的主要路径。” 曾刚表示。
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公用事业，直接关系社会公众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就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提出意见。哪些收费要取消、哪些收费要规范？一起来看—— 这些不合理收费，取消！ 供水—— 取消供水企业及其所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在用水报装工程验收接入环节向用户收取的接水费、增容费、报装费等类似名目开户费用，以及开关闸费、竣工核验费、竣工导线测量费、管线探测费、勾头费、水钻工程费、碰头费、出图费等类似名目工程费用。 供电—— 取消供电企业及其所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在用电报装工程验收接入环节向用户收取的移表费、计量装置赔偿费、环境监测费、高压电缆介损试验费、高压电缆震荡波试验费、低压电缆试验费、低压计量检测费、互感器试验费、网络自动化费、配电室试验费、开闭站集资费、调试费等类似名目费用。 供气—— 取消燃气企业应通过配气价格回收成本的收费项目，包括：涉及建筑区划红线外市政管网资产的增压费、增容费等类似名目费用；涉及市政管网至建筑区划红线连接的接驳费、开通费、接线费、切线费、吹扫费、放散费等建设及验收接入环节费用；涉及建筑区划红线内至燃气表的设施维修维护、到期表具更换等费用。 取消与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不相关或已纳入工程安装成本的收费项目，包括开口费、开户费、接口费、接入费、入网费、清管费、通气费、点火费等类似名目费用。 供暖—— 取消北方采暖地区城镇集中供热企业向用户收取的接口费、集中管网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类似名目费用。建筑区划红线内属于用户资产的供热设施经验收合格依法依规移交供热企业管理的，相关维修维护等费用由供热企业承担，纳入企业经营成本，不得另行向用户收取。 接入工程费用—— 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的投资界面应延伸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不得由用户承担建筑区划红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 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由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承担的部分，纳入企业经营成本；按规定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应及时拨款委托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建设，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 其他费用—— 严禁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计量装置强制检定收费；检定费用由委托方支付，但计量装置经检定确有问题的，由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承担检定费用，并免费为用户更换合格的计量装置。 严禁向用户收取水电气热计量装置费用。 任何单位代收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费时，严禁向用户加收额外费用。 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网的建设安装、更新改造、维修维护等费用已由政府承担的，不得再向用户收取。 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等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统一纳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不得另外向买受人收取；投入使用后，可依法依规移交给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实行专业化运营管理，相关运行维护等费用纳入企业经营成本。 以上收费项目，没有合法有效政策依据的全部取消；地方政府采取特许经营协议等方式授权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以入网费、集中管网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名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补偿收入的，应结合理顺水电气暖价格、建立健全补贴机制逐步取消，具体取消时间由各地确定。 这些收费行为，严格规范！ 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所提供的延伸服务等，应明确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允许收取合理费用，实行明码标价。 对市场竞争不充分、仍具有垄断性的少数经营服务性收费，可依法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城镇老旧小区水电气暖改造工程费用，可通过政府补贴、企业自筹、用户出资等方式筹措，具体方式和费用分摊方案由各地区结合实际确定。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应抄表到户、服务到户，严格按照政府规定的销售价格向终端用户收取水电气暖费用。 对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暂未直抄到户的终端用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水电气暖费用中加收其他费用，对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应按照政府规定的销售价格执行；对不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水电气暖费用应由终端用户公平分摊。 物业公共部位、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等，应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不得以水电气暖费用为基数加收服务类费用。 严禁以强制服务、捆绑收费等形式收取不合理费用。
原标题：数字科技，不应是第二个互联网金融 文/孟永辉 互联网金融乱象的逐渐斧正，告诉我们，仅仅只是用流量的思维来看待金融科技化，非但无法促进金融科技化的发展，甚至还会将金融科技带入到发展的死胡同里。纵然是经历了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洗礼，我们依然看到有很多人选择忘记，于是，所谓的数字科技并未成为真正让金融步入正轨的新方向，反而成为他们再一次洗劫流量的代名词。 当数字科技再度踏入流量的河流，原本加持在它身上的神奇光环开始退却，所谓的颠覆和创新则成为了他们再度获取流量的方式和手段。无论是新技术，还是新模式，说白了就是为了吸引流量的注意，然后再将吸引过来的流量进行简单、粗暴地收割。当所谓的数字科技仅仅只是局限于此，就算是再具有颠覆性的创新都仅仅只是一个概念，非但无法让金融更好地回归本质，甚至还将会把金融行业的发展带入到新的死胡同里。 很显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科技。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科技应该是一次对于金融行业的彻彻底底的改造，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科技应该是一次让金融行业更好地回归。当数字科技无法对金融行业进行彻底的改造，当数字科技无法让金融行业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回归，即使是再具有颠覆性的改造和创新都仅仅只是一个虚假的概念而已。如果这种情况持续，数字科技非但无法将金融行业的发展带入到全新的阶段，甚至还会成为第二个互联网金融。 数字科技，不应该成为第二个互联网金融，而是应该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开路先锋，以此为切入点为我们打开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大门。当我们跳出流量的思维来看待数字科技的时候，所谓的流量将不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取而代之的将会是新的发展方向。 数字科技正在成为平台 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的数字科技其实应该是一种相当基础的存在，它以数字的形态存在于我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为行业用户提供解决方案的技术平台或中台。然而，现在的数字科技玩家并未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平台或中台，而不是行业的“毛细血管”。当这种定位成为数字科技的主流，所谓的数字科技或许正在成为一个又一个类似互联网金融的平台，数字科技玩家们则成为了一个撮合数字技术与应用场景的平台，并且数字科技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恰恰仅仅只是他们自己。 如果数字科技的玩家们仅仅只是以平台或中台的角色来定位自己，而不是更好地下沉到行业的具体应用场景当中，那么，所谓的数字科技或许又成为了他们收割新一轮流量的代名词。只不过此刻他们收割的流量不再是C端用户，而是变成了B端用户而已。 可以确定的是，数字科技不应该成为平台或中台，而是应该被赋予新的角色和定位。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新的角色和定位，并不仅仅只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阳光”、“雨露”，而是应该有更多的新内涵。笔者将这种新的内涵定义成为促成行业内部深度改造的底层原动力，即数字科技的玩家不应该仅仅只是将收割用户看成自己的追求，而是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对行业带来的切切实实的改造。当数字科技的玩家不再是平台逻辑，不再是自己搭建平台，自己提供解决方案的“独角戏”，所谓的数字科技才不会陷入到互联网金融的怪圈里，而是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数字科技并未让金融回归 如果说数字科技并未真正让金融得到回归，可能很多人并不认同，因为按照他们的思维逻辑，他们做数字科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金融的属性得到回归，并且是更好地回归。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虽然我们做数字科技的目的是为了让金融行业的功能和属性得到更好地回归，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却自然不自然地又将数字科技的发展带入到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怪圈当中，即数字科技不再是为了让金融更好地回归，而是让金融开始与实体经济脱离。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数字科技玩家虽然表面上说在做数字科技，对金融行业进行深度赋能，实质上，他们在假借数字科技的概念圈流量，继续做收割流量的买卖。当流量聚集之后，我们看到很多的数字科技玩家依然在用金融的传统功能做撮合和中介的事情。当数字科技的功能和作用仅仅只是局限在这个角度的话，那么，所谓的数字科技无法真正让金融得到回归，甚至还将会将金融行业的发展再度带入到互联网金融的怪圈当中。 当下，实体经济正在进行一场深度且全面的数字革命，越来越多的实体行业开始选择用新技术来改造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元素。当实体经济的内在元素业已发生了深度且全面改造的大背景下，如果玩家们仅仅只是将数字科技看成是一种获取流量的手段，依然用传统的功能和属性来实现盈利，所谓的数字科技并不能真正让金融回归，而是让金融距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 支撑数字科技的新技术并未真正成熟 数字科技之所以能够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想象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底层技术业已发生了深度且全面的改造，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成为真正驱动它的发展的源生动力。然而，虽然我们看到了诸多的数字科技玩家都在用新技术的手段来标榜自己，但是，或许对于新技术的加持仅仅只是局限在营销的概念，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新技术依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当支撑数字科技的新技术并未真正成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数字科技玩家只是在修复传统的运行逻辑，而不是颠覆原有的运行逻辑。然而，数字科技作为一种全新的存在，作为一种彻底地去传统金融功能和属性的存在，如果仅仅只是修复传统金融功能和属性，而不是改变传统金融的功能和属性，所谓的数字科技或许依然仅仅只是外表是新的，内在却依然是旧的。当这种情况持续，数字科技非但无法成为金融进化的新方向，甚至还会失去绝佳的发展机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科技玩家们对于新技术的布局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并不是成熟了，而是太稚嫩了。当支撑数字科技的技术都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有关数字科技的所有的改造都仅仅只是为修复和完善互联网的模式，而不是颠覆互联网模式。长期发展下去，数字科技非但无法真正成熟和完善，还会再度陷入到互联网金融的困境当中。 所以，对于数字科技的玩家们来讲，真正的短板依然在于新技术的落地和应用上。但是，新技术的落地和应用的症结依然在于技术的成熟和完善，只有新技术真正成熟了，只有新技术成为金融行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了，数字科技的发展才算是跳出了互联网的怪圈，真正进入到了全新的时代。 数字科技依然是“两张皮” 互联网金融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乱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互联网和金融始终都处于“两张皮”的状态，所谓的“两张皮”其实就是说“互联网”与“金融”并未真正融合，最终让互联网金融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存在。因此，真正破除互联网金融乱象的关键在于要改变这种“两张皮”的状态，真正让金融与科技实现深度的融合。 金融科技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所谓的金融科技其实是将金融行业的进化带入到了技术端，去金融化最终让金融科技成为鸡肋。于是，数字科技开始出现。正是因此如此，数字科技应当深度改变“两张皮”的状态，通过不断将金融与科技实现融合，最终让数字科技成为一个新的、完美的整体。 然而，从当下数字科技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却看到的依然是一个“两张皮”的发展状态，即数字科技专注于做B端用户的赋能和改造，而对于C端用户却依然在做着金融相关的事情。很显然，数字科技依然没有摆脱“两张皮”的发展状态。如果数字科技的发展依然是“两张皮”，那么，它的发展或许依然无法摆脱互联网金融的束缚，所谓的数字科技只不过是为了躲避监管而建筑的避风港，而不是真正去落地和应用，真正去开辟新大陆的“战舰”。 改变数字科技的“两张皮”的发展状态，真正让数字与科技实现融合，并且让金融蜕变成为数字，并且是可以与诸多场景和行业都能够产生融合的数字科技，所谓的数字科技的发展才算是真正跳出了互联网金融的怪圈。这不仅仅只是需要上文提到的新技术，同样需要的是对于金融行业的再度定义和理解，当新技术的成熟与对金融行业的再定义和理解有了新的结合点，所谓的数字科技才能告别“两张皮”的阶段，真正进入到深度融合，蜕变新生的新阶段。 结语 作为诞生于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后时代的存在，数字科技不应该成为第二个互联网金融，而是应该成为金融蜕变的新开始。认清数字科技当前存在的痛点和难题，才能避免陷入到互联网金融的怪圈当中。当数字科技有了新的内涵和意义，而不再是一种营销和概念，它才能彻底与互联网金融绝缘，从而成为驱动实体经济数字化变革的新动能。 —完— 作者：孟永辉，资深撰稿人，专栏作家，特约评论员，行业研究专家，战略咨询顾问。长期专注行业研究，累计发表财经科技文章超400万字。支持保留作者来源的分享，转载请保留作者版权信息，违者必究。
● 中国证券报记者关注到，近期全球资管巨头正在快马加鞭搜寻中国市场人才，并开出了优厚的薪酬条件。机构人士称，不少外资机构将2021年当成中国市场入场的最好时机，预计外资“抢人”现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兼具海外背景和境内公募、私募、监管机构经历的人才最“吃香”。 巨头纷纷“抢”人 2021年1月5日，上海必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挂出了一条招聘信息：外资基金寻中国总经理，有外商独资私募基金或者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的经验优先。 种种迹象显示，外资机构正疯狂抢人以拓展中国业务。一位猎头介绍，此前一家内资机构高管加盟某知名外资机构，对方开出了百万美元的年薪，此类人才的紧俏程度可见一斑。 另据求职网站Glassdoor信息，世界头号资管巨头贝莱德上海公司近期有很多职位开始招聘，提供的薪酬非常有吸引力。例如，副总裁级别平均年薪为13.3万美元，折合86万元人民币。 比较确定的是，随着中国业务扩张，近期外资的人才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顶级量化机构TwoSigma，全球顶级的资管机构贝莱德、富达国际等都在挖人，职位包括合规、交易、渠道等。 一家大型外资机构中国业务负责人刚刚跳槽到另一家机构，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说：“最近需求太旺，决定跳槽后，很快就找到了下家，工作有点太好找。”究其原因，“对于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机构来说，2021年再不来就太晚了，（他们）对懂中国市场的人才需求很旺。” 上海必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监陈志源认为，最合适的买方候选人往往来自内资公募基金、监管机构或者内资私募基金管理层。就高管来说，海外资产管理机构会在敲定人选前，面试尽可能多的候选人，一方面寻觅最合适的人选，另一方面也是了解本土市场的过程，“有的基金公司花了9个月才找到中国区负责人”。 海外资管机构之所以青睐有监管背景的候选人，陈志源认为是为了更快地推进中国业务申请以及获得与中国相关监管部门高层沟通的机会。例如，贝莱德中国区董事长汤晓东和先锋领航的中国区负责人罗登攀都有中国证监会工作背景。 基金经理要会做直播 陈志源介绍，对于首席投资官、基金经理来说，外资资管机构往往要求他们在2019年、2020年拥有优异的业绩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外资机构也希望他们会做直播，“接地气”。 他进一步补充，销售主管则需拥有与本地银行、券商、主权投资机构合作的经验，并可同时销售在岸和离岸产品。也有产品主管在面试时被问及“是否认识监管层的人，能否帮助我们在接下来发行几只产品”。另外，外资机构青睐的人选必须有中国市场的直接经验，“因为没有时间来培训他们了。最多两年，中国市场这边就必须要出业绩了”。 为挖到人，外资开出了极具吸引力的薪资。陈志源介绍，比如，一个在业内表现领先的销售或者基金经理，从内资机构跳到外资，基本工资可以涨50%以上。此外，第二年、第三年，部分机构还许诺了奖金保障。对于基金经理来说，奖金保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金经理最近两年的业绩。如果是中后台，从内资机构调到外资，工资也有望涨20%-40%。 良将难求 即便条件如此优厚，合适的人才还是难找。 上海一外商独资企业（WFOE）的总经理表示,整体来看，外资机构提供的薪资水平在市场上较具吸引力。招人难主要的原因是，市场上既懂外资又懂内资的人才有限。该总经理表示，合适的候选人需要既能和海外团队沟通，理解公司的全球投资流程体系、公司文化，又懂本土市场和业态环境。他（她）需要和海外团队充分沟通、得到他们的理解、支持。另外，海外的模型和流程在本土落地，需要基于中国的市场做出调整。而具体怎么调整，则需要本土的投研团队与海外团队协作。市场上可承担这种角色的人才比较有限。这是外资机构招人面临挑战的主要原因。
1月6日，当天发售的兴全合兴两年封闭混合型基金和前海开源优质企业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基金均吸引来超200亿元的大资金认购，新基金火爆盛况仍延续。 开年短短三个交易日以来，爆款基金的吸金量已超过1000亿元。无疑，这将为股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爆款产品的拟任基金经理纷纷表示，2021年市场存结构性机会，科技、消费、医药等高景气成长赛道，有望涌现超额收益机会。 ● “百亿”爆款频吸睛 1月6日，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渠道处获悉，当天发售的兴全合兴混合基金和前海开源优质企业混合基金均获得了逾200亿元的资金追逐。其中，兴全合兴混合基金的申购资金大约230亿元；截至6日上午11点，前海开源优质企业混合基金的申购金额就突破100亿元，半日就已售罄。 兴全合兴混合基金由兴证全球基金的陈宇掌舵。前海开源基金公司员工持股委员会主席、联席投资总监、基金经理曲扬负责管理前海开源优质企业混合基金。兴全合兴仅发行1月6日当天，首募上限为80亿元；前海开源优质企业首募规模上限为100亿元。 这意味着，2021年仅仅3个交易日，爆款基金已经吸金超过1000亿元。具体来看，1月5日发行的由五届金牛基金经理、银华基金李晓星管理的银华心佳两年持有期混合基金认购规模超百亿元；同样是在1月5日，广发基金发布公告称，广发兴诚混合基金截至1月4日的累计有效认购金额已超过募集规模上限人民币120亿元。该基金有效认购申请确认比例为78.455551%。根据测算，该基金1月4日认购规模约为153亿元。 此外，景顺长城基金1月6日公告称，景顺长城核心招景1月4日的有效认购申请确认比例为33.184111%，由此计算，该基金1月4日一天吸金就超过了240亿元；1月5日，富国基金发布公告称，富国均衡优选的累计有效认购申请金额已超过募集规模上限100亿元，该基金最终确认的配售比例为93.226220%。 Wind数据显示，1月共有87只新基金发行，仅计算公布了募集目标的基金发行份额，1月拟新发基金规模就达2755亿元。易方达基金、兴证全球基金、银华基金、博时基金等基金公司将陆续推出多只新基金。 增量资金持续入场 自2020年以来，频频吸睛的“百亿”爆款产品，正成为A股市场最大的资金增量之一。 国盛证券最新研报指出，2020年公募基金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机构增量资金，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募基金共发行基金3.18万亿元，其中偏股基金占比达到50.7%，偏股基金发行规模达到1.61万亿元，远高于2019年的4255.7亿元。从基金类型分布看，偏股混合型基金贡献居首，新发规模达到1.24万亿元，占比达到76.8%；普通股票型、被动指数型和增强指数型基金规模分别达到2378.9亿元、1242.7亿元和108.5亿元，占比分别为14.8%、7.7%和0.7%。 从偏股基金的发行节奏来看，2020年上半年，除4月份发行规模有较大下滑外，其余各月的发行量均稳定在1000亿元左右；下半年整体发行规模中枢小幅上行，除7月份发行规模爆发式增长外，其余各月的发行规模稳定在1500亿元左右。整体来看，偏股基金的发行节奏较为平稳，尽管7月之后市场出现调整，但对基金发行节奏影响有限。 国盛证券指出，未来在居民加配股票资产且入场方式从直接持股转为间接持股的大趋势下，基金高速发行的节奏有望延续，2021年公募基金仍将成为市场的最主要增量。 以2021年宣布提前结束募集的新发基金来看，按募集上限来计算（实际成立的规模），新基金已达到800多亿元的规模，按照70%股票仓位计算，给市场带来的增量资金约在550亿元以上。 布局高景气度赛道 谈及新基金投资时，曲扬表示，2021年市场存在结构性机会，他将秉持“寻找朝阳行业的好公司、与优质企业共同成长”的投资理念，重点布局科技、消费、医药、高端制造四大投资方向。“目前全球流动性比较充裕，中国以外的各大经济体疫情仍在不断发酵，对经济有负面影响，这些经济体的政策支持方面比较积极。我国疫情防控较好，经济活动恢复相对较快，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有所提升。2021年估值很难再经历整体扩张，但市场仍会存在一些结构性机会，继续看好受宏观因素影响小、有内生增长潜力的朝阳行业龙头公司，以企业经营的健康程度、成长持续性、发展空间等维度来评估企业的价值，力争实现长期稳健增值。”曲扬说。 陈宇说，当前的货币环境仍处于“友好”阶段，并且从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新能源车、军工、有色这些行业基本是处于“供需两旺”态势中，基本面情况较为强劲。并且，这类高成长行业的盈利变化是非线性的，在投资中仅看其静态估值，其实意义并不大。当前的组合中，底仓品种依然是医疗服务、教育和化妆品等行业，新能源车、军工、计算机、有色、汽车则是组合中的增强型品种。 李晓星认为，股市总体风险可控，系统性投资机会不大，市场仍将以结构性机会为主。从投资机会来看，在消费和科技领域，中国相对其他国家有着很强的比较优势，也是要聚焦的重点方向。科技赛道中看好电动车、光伏、智能终端、软件应用和传媒内容。消费赛道中，看好可选消费、乳制品和医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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