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行业发展的这种态势，中小银行也在积极谋变。如近日来，不少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酝酿兼并重组，如江苏地区的常熟农商行入股镇江农商行、无锡农商行和江阴农商行入股徐州农商行，以及四川地区的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宣布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也就是传闻数年的“四川银行”。 笔者认为，中小银行间的兼并重组是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有效措施，但相对于数千家中小银行而言，在数字化加速放大行业差距、同业及跨界的竞争日渐白热化的阶段，通过独立法人间的抱团取暖，共建共享金融科技开放平台的模式，无疑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过去大中小银行之间的差距，成为各自差异化发展的空间。 我国的商业银行，严格意义上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不过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了九十年代的行业整顿与四大行的不良剥离、千禧年之初的入世红利与股改上市、08年金融海啸后的四万亿刺激与13年后的大资管黄金期，以及2017年以来的强监管新常态，但总体而言，在此过程中，银行业间的差距与分化并不明显，无非是大行吃肉，中小行跟着喝汤，大家同为持牌机构，雨露均沾，共同享受牌照带来的隐性背书和制度红利。 当然，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同是持牌机构，但牌照与牌照之间，还是有些差距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牌照范围、业务资质、服务客群、业务品种、资产规模等业务领域。 如大型银行全国范围内展业，而中小银行主要集中于本地；大型银行的客户覆盖面较广且客群相对更优质，而中小银行客群集中于本地且相对大行要下沉一些； 大型银行的牌照全面、业务资质和业务品种丰富，可提供包括传统存贷汇以及财资管理、私人银行等中高端、综合性、定制化的金融服务，而中小银行的牌照相对传统，不少中小银行缺乏诸如基金代销、投贷联动甚至理财子等牌照，因而业务品种比较单一，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不足，业务聚焦于传统的存贷汇业务，对客户的分层分类经营、综合性的定制化个性化服务能力较弱； 大型银行资本金比较充足，资金成本比较低，而不少中小银行随着风险资产的加速暴露，资本金消耗比较严重，而目前IPO等补充资本渠道尚不畅通，据统计今年以来，尚没有一家商业银行过会或发行。此外，中小银行相比于大型银行，资金成本也相对较高，由资金成本引致的产品定价也相对较高，与大型银行相比，在产品特别是消费信贷产品的价格和利润等方面，也存在短板。 尽管在经营范围及资质、客群规模及质量、业务品种及产品体系、资本实力及资金价格等方面，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是由于起点、定位、股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特别是一些不可控的外在因素造成，尽管存在着这种业务发展中的现实差距，但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也在共享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红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错位竞争，实现了差异化发展。 科技赋能业务的数字化差距，正消弭差异化，加速马太效应。 随着宏观经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数字经济新业态和金融科技的崛起，科技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价值不断强化，科技已经成为唯一可能颠覆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力量。从工农中建到招行平安，都在举全行之力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甚至打造金融科技银行。 数字化的发展，也正在推动金融产品和业务的标准化、服务的线上化和智能化，银行同业甚至来自跨界的互联网巨头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其差异化正在随着数字化的进程而逐渐消弭，标准化成为一种趋势。关于差异化、特色化，笔者曾在《新基建浪潮下的中小银行差异化发展之道》一文中有过详细论述，不再赘述。 01 大型银行与互联网巨头跨界强强联合，加速行业分化。 在大型银行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科技引领的同时，互联网巨头也挟雄厚的资本、丰富的场景生态、极致的用户体验以及颠覆式的产品创新策略，向金融领域渗透，并已在场景生态、流量经营、数字化服务等方面构建起商业银行难以企及的护城河。 随着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巨头竞合趋势的演进，大型银行与互联网巨头由竞争走向合作，开始跨界携手，强强联合，包括工农中建先后牵手BATJ，在多个领域开展基于双方优势互补的深度探索和跨界合作，行业的头部效应愈发明显。 而反观中小银行，尽管不少中小银行也在开放银行的潮流下，主动与互联网公司、新型金融科技公司等开展合作，力图借助数字化战略实现弯道超车，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双方商业价值的不对等，直接导致合作利益的不平衡，中小银行在与互联网公司特别是头部互联网公司等的合作过程中，合作的范围、质量、话语权均与大型银行不可同日而语。 02 中小银行转型的迷茫，使“弯道超车”成了“弯道翻车”。 当然，外力终究是辅助，内因才是关键。在科技赋能于业务、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少中小银行也在寻求内部突破和变革，聘请行业领先的咨询公司开展战略咨询，确定数字化转型战略，开展组织架构调整，设立敏捷小组，大力发展互联网消费信贷，提升零售占比等等，但却面临诸多问题。 比如就数字化战略一词，从高管领导到一线员工，都有不同的看法。数字化到底是什么？各个部门都有基于部门利益的解读，比如你去问战略部门，他们会说，数字化就是数字银行战略，就是BANK4.0，但行内的数字化与BANK4.0有什么异同，他们也不知道。当你再去问科技部门什么是数字化战略，他们会给你讲分布式、讲微服务，当你去问业务部门，他们会给你讲数字营销、线上获客，当你再去问分支机构，他们会给你讲业务产品没跟上，考核倒是很“数字化”。不少中小银行花了巨资聘请咨询公司，设计了近乎完美的战略规划，却最终沦为一纸文件。说好的五年规划，可能不出一年就束之高阁了。 长久以来，中小银行习惯了跟着大行的脚步去走，也就是XX银行做啥，我们就去对标，从高管到一线员工，都会讲“你看XX银行是怎么做的，我们也怎么做”，但真正的落地于实践时，又会发现，XX银行能做起来，而自己家银行却做不起来，这里面有投入的问题、有人才的问题、有监管政策的问题等等，但归根结底，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客户需要什么。本想“弯道超车”甚至是“变道超车”，在实践中却成了“弯道翻车”。 科技是要通过赋能于业务来体现价值，不论是蚂蚁金服还是京东数科，他们并不单纯是科技公司，而是通过科技作用于业务，打造出产品，创新体验，用产品支撑场景，用场景服务客户。如果业务没有明确的方向，不懂客户和市场的需求，也不知道自己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那么科技的价值就无从彰显。科技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业务的增长和创新上，科技必须要和业务结合，作用于市场，最终服务于客户。 03 中小银行基础科技能力的薄弱，进一步放大了数字化差距。 其实目前中小银行的科技被动响应尚且能力不足。笔者曾多年参加中小银行的信息科技监管评级及现场检查工作，目前中小银行的科技人员比例、人员兼岗问题、人员流动问题、信息科技风险治理、网络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等都非常薄弱，更不用说每年的系统运维、软硬件升级等方面，历史欠账非常多。 仅在科技人员方面，根据IDC对样本的调研，大概有38%的区域性银行，它的信息科技部门自有人员的数量是在100人以下的，100人到200人的区间大概有42%的区域性银行，总体来看，其实区域性银行的科技部门自有人才基本上都是在200人以下这样一个规模，科技人员的占比基本不足全行员工总数的10%。而建行的IT开发及运营人员就达到了27727人，新兴的互联网银行科技人员占比，更是达到60%以上。 而每家银行，不论是大型银行还是中小银行，其核心业务系统、二代支付系统、电子渠道、数整平台、数据仓库、财务系统、外汇国结系统甚至是互联网核心、网贷平台等大大小小的系统起码都要一百个以上，即便是借助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等外力，本行内连支撑系统运维的人员都不足，且不谈科技引领，能达到科技支撑已是殊为不易。 04 盈利能力的弱化，加剧科技投入的差距，加速行业分化。 再从投入的角度来看，因为不论是历史欠账还是人员不足，归根结底是没钱的问题，也就是投入不足的问题。科技投入主要包括两块，一部分是现有的集中式架构系统的优化，另一部分是做一些IT战略的支撑投入上。历史欠账比较多，为了达到监管要求，传统的一块需要补欠账，要投入。相应的，新兴的部分科技投入就必然要压缩。而预算的总包，则源于利润，或者说盈利能力。 中小银行的利润是有限的。仅从城商行的角度，根据统计，2019年度净利润在5亿元以下的城商行就有43家，除去5家未披露数据的城商行，净利润5亿元下的城商行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一。而每年的系统运维费用这种必须的开支，已经需要数千万，能拿出来给新兴的科技投入又有多少呢。 再加上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影响，连零售之王的招商银行都在强调疫情对资产质量产生明显冲击，而广大的中小银行作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其资产质量更加难以想象。 本就利润不高，资产质量的恶化，进一步侵蚀了利润，而中央今年要求银行业让利1.5万亿，中小银行的经营更是难上加难。 同时严监管新常态，今年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6月以来，一些中小银行爆发了挤兑风波，也有一些中小银行开始了兼并重组，作为承担风险处置属地责任的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也对属地中小银行的经营状况格外关注，今年的“三三四十”回头看工作中，尤其突出了对创新性业务的关注，中小银行的创新性业务更加难以开展，创造利润的空间更小。 再来看大行的科技投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从绝对数字来看，建行是科技资金投入最多的银行，达到176.33亿元；股份制银行中，招行投入最多，达到93.61亿元，较去年增长43.97%。 大行和股份行每年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且每年都在增高的真金白银的科技投入，可不是徒有虚名，是真正的在打基础，奠定面向未来的科技架构和平台。中小银行拿什么去比拼？数字化的进程中，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的差距只会加速放大，马太效应只会愈发明显。 05 线上经营能力的差距，进一步加速了行业分化。 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在科技基础、业务基础等方面本就存在差距，而随着科技作用的强化，这种基础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中小银行如果不搞基础只做应用，注定是在沙子上建房子，难以持久，且盖得越高，最后会发现，基础的价值不可替代也不可空缺，越到高处越难回头，因为回头已是万丈悬崖，惊心动魄。 即便是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当大型银行都开始从线下经营向线上经营转变时，中小银行的功能线上化、业务线上化、产品线上化、服务线上化还没完成，线上经营的基础二三类的电子账户，各行之间的互联互通、互相认证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大行、股份行依然是抱团取暖，不和中小银行互通，尽管是以用户为中心，但是没有账户，如何经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尚且没有实现，更何谈用户为中心呢。因此，中小银行线上经营也是举步维艰，难有突破。 06 数字化下，中小银行区域网点优势在弱化，直接削弱竞争力。 而中小银行过去在区域内传统的优势，也正随着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务的赋能，而日渐消失。比如，过去中小银行在区域内具有大行所无可比拟的网点机构优势，但随着大型银行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强化线上经营服务能力，有效解决了网点布局不够下沉、触达客户“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直接削弱了中小银行在区域内网点布局比较全面的相对优势。 直面差距现实，抱团取暖或是明智选择 必须承认的是，数字化进程中，银行业加速分化，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的差距，正在被加速拉大。 当然，金融科技的发展是时代的趋势，尽管数字化拉大了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的差距，加速了行业的马太效应，但中小银行也必须直面这种挑战，而不能当鸵鸟。 未来中小银行通过兼并重组做大规模，增强资本实力是一种选择，如攀枝花商业银行与凉山州商业银行合并组建的四川银行。但这种兼并重组的模式，其可复制性可能并不强，通过兼并重组极易引发“吸虹效应”，且是否选择兼并重组，要看银行的资产质量、股东意愿、属地政府及监管部门态度等，未必适用于绝大多数的中小银行。 其实中小银行创新突围的道路有很多。从山东城商行的实践来看，山东地区有14家法人城商行，十几年前正值全国城商行改革重组的第二轮浪潮，徽商模式广受关注，但基于山东城商行发展实际的考量，山东地方中小银行并未选择联合重组或兼并收购的方式，而是借鉴德国储蓄银行联盟模式，由各城商行联合投资组建了山东省城商行联盟，专门从事后台尤其是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服务，“以单实例多法人”方式减少重复研发成本，实现群体核心竞争力的全面跃升，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联盟模式已经被业界称为城商行报团发展、共享合作的经典案例。 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持有金融牌照的中小银行金融科技服务公司，联盟先天传承了金融科技“基因”。目前联盟平台共有67家法人成员银行，线上运营银行资产突破2.2万亿元，覆盖了山东、陕西、内蒙、浙江等多个省市，联盟作为国内中小银行共享科技合作平台的创新模式，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骄阳正好，风过林梢。 当前，金融科技正在深刻改变和重塑着银行业，并加速行业的两极分化。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数字化是机遇，更是挑战，中小银行必须正视数字化所带来的日益放大的差距和加速的马太效应，而基于独立法人模式的抱团取暖、合作共赢，可能是当下更加明智的选择。直面差距、正视挑战，抱团取暖，才能行稳致远。
(抗击新冠肺炎)印度单日新增病例数再现新高 宝莱坞巨星阿米塔布·巴沙坎确诊 新德里消息：据印度卫生部门12日上午公布的数据，过去24小时中全国新增28637例新冠病例，累计接近85万例。 这是印度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最多的一天。马哈拉施特拉邦是印度总病例数最多的一个邦。《今日印度》报道说，该邦邦长科什亚瑞官邸的16位工作人员已经感染新冠病毒，科什亚瑞正在接受预防性隔离。 当地时间6月15日，印度新德里，宴会厅被改造为临时医院。 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市已经有逾1.6万例病例，所以，班加罗尔市决定从7月14日开始重新实施封锁。 此外，印度宝莱坞巨星阿米塔布·巴沙坎(AmitabhBachchan)11日晚对外宣布，自己与儿子都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目前，阿米塔布·巴沙坎和他的儿子都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德里首席部长克里瓦尔12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祝愿阿米塔布·巴沙坎早日康复。 阿米塔布·巴沙坎是宝莱坞最成功的男演员之一，也是首位进入杜莎夫人蜡像馆的印度影星。 更早前，宝莱坞女歌手卡尼卡·卡普尔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她曾隐瞒旅行史并随意外出参加活动，当时在印度社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恐慌。(完)
在芒果台的漂亮姐姐们继续乘风破浪之时，旗下的主持人也不闲着，“自告奋勇”冲上热搜。 试问原因？ 涉足的P2P又爆雷了！ 网利宝的爆雷 前有汪涵的爱钱进，后有杜海涛的网利宝。 近日，不少网友就杜海涛此前“代言”的理财产品网利宝爆雷这一问题去其姐姐直播间“讨说法”，谁料该女的一番发言直“怼”受害人，屡次称人活该，激起民愤。 图片来源：微博 而这一时争口舌之快，却产生了社会热议 ，直冲微博热搜榜，再次将杜海涛与他的网利宝引到了高光之下。 图片来源：微博 面对着如洪水猛兽般的舆论质疑，涉及于此的男主角自然无法视而不见。 7月11日晚间，杜海涛工作室发布声明称，曾与“网利宝”在2018年通过广告代理商进行拍摄中插广告的短期合作，未直接签过代言合同，如今合作早已结束。目前已积极跟进相关事件进展。 图片来源：微博 同时，杜海涛姐姐也为自己在直播中的不当言论道歉。 图片来源：微博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网利宝上线于2014年9月，是北京网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平台。而截至2019年5月15日，网利宝累计成交金额259.7亿元，借贷余额30.3亿元，逾期项目数及逾期金额均为0；截止2019年4月30日，网利宝出借人数量为40421人。其中，借款人数量为3806人，最大单一借款人待还金额占比0.03%；累计代偿金额（第三方）500万元，累计代偿笔数（第三方）3笔。 图片来源：微博 但由于因产品“爆雷”，这一案件在去年5月就立案调查，但目前尚未有官方通报，且追缴结果也“遥遥无期”。 图片来源：微博 而除了千千万万的受害网民，一家上市公司也似乎“走了眼”。 今年1月，鸿利智汇（300219.SZ）发布公告称，参股公司开曼网利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协议控制了北京网利科技有限公司，网利宝为网利科技运营的网络贷款交易撮合（P2P）平台。而现北京网利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场所已关闭，网利宝实际控制人赵润龙失联，公司预估该项投资回收可能性很小，确认损失0.69亿元。 而该公司提到的“赵润龙”是何许人也，作为网利宝的创始人，他身上贴着多重精英标签，从伯克利杰出校友再到华尔街精英...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精英”曾号称要改变世界，但现实是他并未能改变世界，而是疯魔地卷走了投资者的血汗钱。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在这里，暂且不讨论明星是否需要为其宣传的产品负责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比起追究明星的“连带责任”，其原罪还是来源于“吃人不吐骨头”的P2P模式。 图片来源：微博 从微贷网、爱钱进纷纷被立案侦查，再到如今的网利宝受众人声讨...一个个P2P平台的爆雷，用无数人的亲身经历都说明了，P2P并不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 P2P的收益“伪命题” 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创新，人们的消费方式也随之升级。 基于这一背景，超前消费观念便应运而生，使得P2P这一民间小额借贷模式窥见了一丝生机。 P2P公司以第三方中介的身份，通过互联网将投资人和借款人互相联系起来，打着高收益的名号，放低借贷门槛对借款人进行放贷，同时收取高额利息用来回报投资人，进而使得自身平台可以有效运转。 事实上，这一模式最初出世之时，还是受到了不少认可，毕竟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一种模式，其多少或可以起到缓解融资难、满足投资需求的作用，一时间乘风而上，热度飙升。 “在P2P信贷行业中，个人信贷业务占比较高，个人信贷的贷款余额已达到6162.53亿元，远高于其他业务类型，是个人抵押贷的20倍，是企业贷的12倍。”——公开数据 2014-2019 年正常营运的 P2P 平台数量 数据来源：华宝证券 而由于行业门槛低、可操作性强，行业开启跑马圈地模式，多数P2P企业不满足于只做中介，开始建立自己的资金池，重金买营销，砸广告，堆砌明星光环，使得人们“乱花渐欲迷人眼”，红着眼扎进了这一“吸金黑洞”。 P2P 行业年均成交量以及待还余额（单位：万亿） 数据来源：华宝证券 结局自然是幻灭的。 随着行业监管加严，P2P信贷行业的问题无法再遮掩下去，当多头借贷、暴力催收、信息不对称、借款利率以及逾期率过高等痛点直面众人之时，资金链断裂导致P2P平台跑路已成家常便饭之事。 2017-2019 年累计平台数量与累计问题平台数量 数据来源：华宝证券 随着爆雷潮一波接着一波，网贷行业进入洗牌期，在政策的协力之下，加速清退，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31日，全国实际在运营网络借贷机构139家，比2019年初下降86%；借贷余额下降75%；出借人数下降80%；借款人数下降62%。机构数量、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1个月下降。 网贷清退的四层含义 数据来源：华宝证券 披着互联网的外衣，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利用灰色地带进行“高利贷”的P2P平台是时候被取缔和消亡了。 P2P还有未来吗？ P2P的爆雷已让人望而却步，而随着风险管控的趋严，入局的企业亟待转型。 在监管力度加速之下，基于目前的网贷整治总方针，推动大多数机构良性退出，引导部分机构转型才是关键。 2019 年10月份以来监管部门领导人对 P2P的发言 资料来源：华宝证券 根据P2P监管政策的引导，网贷平台的转型分为以下几个方向：转型小贷公司、转型助贷、转型消费金融公司、转型综合理财公司等。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上述方向的转型之路也可谓是“道阻且艰”，毕竟在行业遗留的存量风险没有完全化解的背景之下，公司的转型通常面临着一系列的难点，如业务准入门槛高（合规化、持牌化）、批设难度大、接入机构资金门槛高、政策性风险等挑战不容忽视，目前还处于一边出清，一边探索的过程。 尤其是目前监管法律体系还在完善之中，征信体系亟待成熟，新的转型进程期间是否还会滋生出新的监管灰色地带也未可知。 结语 从2015年的高光时刻，到2017-2018年爆雷潮不断，再到2019-2020年监管发力...P2P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一种创新型模式，由于其痛点频出，显然走出了“盛极必衰”的味道。而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行业的主旋律依旧或将是以加速出清与转型为导向。 毕竟行业需要被监管、被改革，需要在出清中摸索出新的转型，而我国实体经济的市场需求仍存有蓝海。 而对于人们来说，人性的欲念是无处不在的，在面对“赚大钱”的蓝图之时，局中之人很难保持理性，灯下一片漆黑。 但天上不会轻易掉下馅饼。很不幸的是，就算已有无数的前车之鉴，理性并警惕看待的还是少数，多数人自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接手那名为“幻灭”的最后一棒。 在P2P这座围城之中，里面的人争得头破血流而用尽全力想出来，外面围观的人或许还在蠢蠢欲动，探出身子想要进去做个美梦。
7月1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融委）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研究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工作要求。 兴业银行、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会议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他认为，这也为注册制在A股其他板块的推广提供了保障。 鲁政委认为，此次会议提出的多项举措的核心就是保护投资者权益。从全球资本市场的实践看，将投资者权益放在最重要位置的市场，最终都取得了成功。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资本市场才能够产生一定的财富效应，投资者，特别是长期投资者才能放心把钱投进资本市场。这反过来也将增强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形成良性循环。 “近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层对于投资者保护高度重视，这对奠定市场长期健康发展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鲁政委表示。 本次金融委会议要求，要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要求，多措并举加强和改进证券执法工作，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和良好生态。会议提出了七项具体举措。 鲁政委表示，本次金融委会议明确将对典型重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个案依法及时启动“集体诉讼”，强化专门的执法力量，以及建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以形成合力，这些举措都十分重要。 “我认为，这些举措为注册制的推广奠定了基础。”鲁政委认为，注册制的核心是充分的信息披露。为防范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就需要有投资者保护方面的制度安排，有专门的执法力量和协调工作小组等机制作保障。此外，如果上市公司经营失败则将面临退市制度的淘汰，以此形成不断新陈代谢的动态循环。 鲁政委总结道，在此次金融委会议所提出的一揽子举措的保障下，使企业IPO从进“保险箱”变成了进“竞技场”，有进有出、优胜劣汰将成为市场常态；也使资本市场从“彩票机”变成“称重器”，有助于培养壮大理性投资者、价值投资者的队伍，帮助投资者从众多企业中“称”出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标的；还能更好发挥资本市场这一“晴雨表”反映经济运行的准确度。 “这些将夯实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鲁政委说。
刚刚罚了20万，哪知还有老鼠仓！这位"最高权限5亿"的投资经理三年获利28万，最终被判刑 资本市场大涨之时，占据“先天便利”的“老鼠仓”就要出动了。 券商自营业务竟然也现“老鼠仓”。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近日公开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中信建投证券原投资经理肖某彬自2014年6月至2017年12月三年多的时间内，他本人或指令其妻子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公司自营账户买入或卖出数十只相同股票，因涉内幕交易，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一年，并处罚没收入合计84.24万元。 在本次刑事判决之前，去年6月份，肖某彬就因证券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股票被证监会进行行政处罚，被判没一罚三共计19.49万的处罚。 本来是掌握着大型券商5亿自营盘、年终奖超百万的投资经理，一朝被“贪欲”所俘虏，不仅在金钱上得不偿失，更葬送了大好前程。 趋同交易70只个股，获利28万 据刑事判决书，2014年3月11日，肖某彬入职中信建投证券担任交易部投资经理，后负责管理中信建投公司交易部四号自营账户，拥有部分投资决策权，知悉上述账户的投资决策和交易信息。 “我的主要职责是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股票投资，刚开始我使用公司资金权限在一、二千万左右，后期随着我的业绩好，最多我的使用权限在五亿左右。”肖某彬在供述中表示。 2014年上半年，他通过其爱人赵某找到她的同事易某，以易某的名义开设证券账户供其使用。该账户内所有进入的资金都来源于肖某彬家庭资金，所有出去的资金都为家庭所用。开始时，肖某彬给赵某下达指令买卖哪知股票，口头方式居多，打电话方式比较少，大约二三十次；后来，肖某彬在工作上时间比较充裕，就用手机自己下单交易。 法院查明，任职期间，肖某彬利用其所掌握上述未公开信息，使用其实际控制的易某名下证券账户，由其本人或指令妻子赵某，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交易部四号账户买入或卖出相同股票，共计趋同交易股票70只，趋同成交金额人民币8138.42万元，从中获利28.08万元。 肖某彬表示，“操作的个人账户和在公司管理的投资账户趋同交易的股票肯定有，但趋同多少只没有概念。一般情况下，我特别看好的股票，又不在公司股票的黑名单之内，管理的公司账户交易这只股票时，我使用的个人账户也会买一点。”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肖某彬深知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质，往三方存管账户转钱十分谨慎。为避免银行转账日后留下把柄，百万年终奖取出现金后通过ATM机存入三方存管账户。 其妻子赵某证言显示，2016年7月4日，肖某彬将100万年终奖先存入其妻子其他同事的银行账户，再取出现金存入易某证券账户。“因为肖某彬知道证券从业人员不能交易股票，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和易某证券账户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就把钱提现之后转入易某账户。之所以选择ATM存款而不是转账或网银，目的就是为了撇清肖某彬与易某证券账户的关系，从而规避肖某彬的责任。”赵某表示。 北京市二中院认为：被告人肖某彬作为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利用通过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违反规定，进行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获取非法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考虑到，肖某彬主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且能认罪悔罪，自愿适用认罪认罚制度，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并主动预交罚金，同时鉴于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故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北京二中院今年4月份做出一审判决，肖某彬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6.16万元。此外，28.08万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去年已被证监会行政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6月份，证监会就对肖某彬做出了行政处罚，作为证券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股票，被证监会没收违法所得4.87万元，并处罚金14.62万元。 证监会官网显示，2014年6月25日至2017年12月19日期间，肖某彬控制并使用“易某媛”证券账户交易金额合计3094.58万元，盈利4.87万元。 在听证时，肖某彬提出的申辩意见为：其一，其积极主动配合调查，对所有问题都如实交代；其二，其投入交易的金额不大，盈利不到5万元，且2015年至2016年的交易频率很低，情节相对较轻；其三，本案从投入金额、交易金额、盈利金额来看都不属于特别大的金额，类似案例并未采取市场禁入措施，希望能参照其他案件适当量罚；其四，其主观上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希望能给一个改正的机会，且家庭负担较重，恳请从轻或减轻处罚。综上，肖某彬请求不对其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从轻或减轻处罚。 证监会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对肖某彬提出对其不予市场禁入措施的陈述申辩意见依法予以采纳。 在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两个月后，2019年8月22日，肖某彬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同时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近年来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当前，中国的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数字赋能应对抗疫大考发挥了重要作用，精准防控、保障民生，为城市正常运行提供支撑，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中国借助数字化力量取得的抗疫经验和成果，推动全球抗疫合作形成良好局面，为全球经济发展增添动能。 资料来源：新华社、光明网
7月10日，芒果超媒发布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9.42%-41.86%，盈利10.4亿元-11.4亿元。 芒果超媒在公告中表示，业绩上涨主要由于公司在上半年推出的《下一站是幸福》《锦衣之下》《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乘风破浪的姐姐》《朋友请听好》《明星大侦探》等多部剧集和综艺节目持续热播，推动报告期内有效会员及会员收入大幅提升。随着优质内容持续产出，芒果 TV 广告收入实现大幅增长；运营商业务加大线上教育和生活服务等业务布局发展提速，公司收入结构优化的同时，整体业绩持续增长。 今年6月12日，芒果超媒上线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火爆出圈。节目开播当天，芒果超媒站上千亿市值。目前，《乘风破浪的姐姐》总播放量已达到18.3亿次。 截至7月10日收盘，芒果超媒报收72.85元，今日涨幅达到8.86%，总市值1297.0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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