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拉升逾200点，报6.9965，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在7.0附近波动。截至9点35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6.9969、6.9980，双双站上7.0关口。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调升122个基点，报7.0085，续刷2020年3月17日以来最高。 兴业研究认为，A股较佳表现吸引外资流入，而人民币升值预期也提升了外资增持人民币资产的信心。这在短期内或不足以打破人民币区间震荡的行情，但增加了人民币中期升值的动能。
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一系列风险事件迭起，不少信托公司纷纷“如坐针毡”，对旗下房地产等融资项目开展操作合规性自查，并着手排查资金类信托底层资产的坏账风险。 中国信登信托登记系统新增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信托行业在应对外部经营风险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挖掘新的发展动力，“去通道控地产”成果持续显现。目前，以家族信托、资产证券化信托、企业年金信托和慈善信托为代表的服务信托的规模占比近23%，2020年上半年月均占比超新增总规模的四分之一。 这显示信托行业在持续发生改变，信托公司纷纷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这背后，是信托行业曾经“躺着赚钱”时代的远去和底层资产风险逐渐暴露。 “近期信托业风波有点多。”一位信托公司业务主管赵诚(化名)向记者感慨说。 “一时间那么多风险事件接踵而至，给人一种信托行业黄金时代已逝的感觉。”赵诚表示。相比前些年信托业凭借牌照优势与制度优势“无所不能”与“狂飙突进”，如今在金融严监管与资产荒的双重夹击下，信托业急需寻找新的出路，同时不得不面对此前激进扩张所留下的各种风险隐患。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向记者表示，当前信托市场与政策环境，早已不能与前些年黄金发展期同日而语。 “一些大型信托公司高层在内部会议上已要求所有员工以二次创业的心态，增强危机意识与转型紧迫感，在主动管理新时代找到下一个信托黄金时代。”一家国内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 然而，下一个信托黄金时代能否出现，不但他心里没底，多位接受采访的信托业内人士同样直言“无法预期”。 在赵诚看来，信托业的转型谋出路，首先需解决“打铁还需自身硬”问题，当前多数信托公司在布局主动管理业务过程中，依然面临人才、系统支持、业务创新能力、考核机制的缺失，导致业务依然延续非标理财资金池等影子银行业务“基因”，所谓的业务转型自然变得“换汤不换药”。 当前信托市场与政策环境，早已不能与前些年黄金发展期同日而语。-视觉中国 “躺着赚钱”与“无视”风险 至今，赵诚仍对多年前的信托行业“黄金时代”念念不忘。 由于信托牌照投资范围覆盖资本市场、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实业投资、另类投资等，且在利率管制时期率先实现理财产品利率市场化定价，令信托行业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 “足不出户，大量融资方主动敲门——从房地产，到地方融资平台，从私募基金，到艺术品投资机构，都来找我们发产品募资。”赵诚回忆说。他接待最多的，主要是银行机构。由于银行受制监管政策，无法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行业等提供信贷支持，因此他们纷纷找到信托公司开展银信合作与政信合作，令通道业务一度红红火火。 据记者了解，银信合作通道业务在2008年初首度面世，历经多年发展，成为信托公司最热门的一项业务。 银信通道业务，概括而言，就是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作为通道，银行负责资金募集与获取融资项目，借助信托计划实现银行资金出表、规避监管指标约束等目的。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业务模式，是银行理财资金成立单一信托计划，委托信托机构向融资客户发放信托贷款。 尽管每笔通道业务的信托报酬率仅有千分之二三，但年均逾万亿规模的增速，足以让不少信托公司活得很好。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表示，通道业务在2016年和2017年达到巅峰。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末信托资产规模为20.22万亿元，同比大增3.92万亿元，其中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0.07万亿元，同比增长逾3.76万亿元，增幅高达约60%。这意味着2016年信托资产新增规模的95%来自事务管理类业务。 “事务管理类业务涉足广泛，包括资产证券化、配资、家族信托、消费信托等诸多内容。但在实际操作环节，由于事务管理类业务的风险计提系数较低，信托公司都将银信通道业务纳入事务管理类信托范畴。”赵诚向记者透露。 他回忆说，当时，通道业务每年为他所在的信托公司创造数亿利润，几乎占到信托公司利润总额的70%左右。这足让信托公司纷纷“躺着赚钱”，当时他负责的产品创设部门员工年均收入轻松迈过百万门槛。 2016年，赵诚还领到自己就职信托行业10多年以来的最高年薪——逾300万元，不少金融机构朋友一度调侃“他的收入待遇比银行副行长都高”。 赵诚没有因此感到欣喜，因为信托黄金时代的“繁荣”，同样暗藏着隐患——其中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信托公司风控体系“流于形式”。 “通道业务无疑起到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他认为。通道业务风险主要包括底层资产违约所引发的信用风险、受托人操作风险、受托人合规风险等。但在实际操作环节，信托公司普遍认为底层资产(融资项目)与资金(投资者)都是银行找来的，理所当然地认为银行会进行“兜底”，因此他们都不愿花费精力评估通道业务的上述风险隐患。 这种风控“形式主义”，迅速蔓延到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操作环节。 比如部分房地产企业(融资方)将事先拍好的项目开发照片发给信托公司尽调员，由后者拿给信托公司作为项目尽调依据，事实上这个房地产项目开展进度远远落后于照片所示；此外个别房地产公司未必在银行设立相关资金托管账户，却让信托公司尽调员递交托管账户已设立的“虚假资料”，以便快速挪用信托产品募资款。 “部分信托公司风控部门对此睁一眼闭一眼。”赵诚告诉记者。这背后，是当时环境宽松导致投资者资金宽裕，信托公司只需将产品年化利率调高至10%，就能吸引大量资金“完成”融资项目的借新还旧，根本无需担心项目运营波折引发产品兑付违约事件。 在他看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信托行业弥漫着极其浓厚的刚性兑付“信仰”。投资者因此对项目各种运营风险“充耳不闻”，只看信托公司资金实力与股东背景能否兑付产品本息；信托公司内部员工则相信公司高层总有办法实现兜底兑付。 一家地方民营企业财务总监向记者坦言，正是看到信托牌照诸多“好处”，不少民营企业纷纷争相获取信托牌照，将它视为“自融”的重要路径。 “由于信托行业历经多次整顿，信托牌照十分稀缺，因此民营资本对信托牌照的争夺显得格外激烈。”他告诉记者。此前他所在的大型地方民营企业曾有意控股收购一家当地信托公司，很快被告知早有人捷足先登，已动用各种关系与资源，抢先达成了意向协议。 不少拿到信托牌照的民营企业，则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令旗下信托公司均迎来一段绚丽的黄金发展期。但在骄人业绩背后，几乎没人知道大量信托募资款到底流向何方，信托公司资金池内底层资产坏账额到底有多大，借新还旧的模式能持续多久，直到近年以来金融严监管与经济增速趋缓导致这些信托公司发现募资速度越来越更跟不上到期还款速度，一系列产品兑付违约与公司流动性风险接踵而至。 “在2017年，不少信托公司仍在持续加码通道业务与借新还旧力度，避免底层资产坏账风险曝光。”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资产规模余额从2016年底的10万亿元，骤增至15.65万亿元，占比从49.79%上升至近60%，驱动当年信托资产规模一举突破26万亿元。究其原因，一是大量通道业务从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领域回流信托业，二是部分信托公司开发了 TOT、结构化架构(优先/劣后)等创新型事务管理类产品，但事实上不少产品募集资金均流向信托公司资金池用于底层资产借新还旧，其中不少底层资产早已出现逾期或坏账迹象。 “随着通道业务规模持续骤增，当时我们预感到监管部门迟早会对此采取更严厉监管，但对信托黄金时代的迷恋，让我们持有一种莫名的乐观情绪。”赵诚告诉记者。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地方融资平台都有着迫切融资需求，因此银信通道业务依然会在强监管压力下，找到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令信托公司得以继续“躺着赚钱”。 强监管与防风险 赵诚的乐观情绪，没能持续很久。 2018年，被不少信托公司人士视为“黄金时代终结”的开始，原因是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与去杠杆进程，让维系信托黄金时代的三驾马车——通道、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业务均遭遇一系列重创。 “2017年底，我们就感到事情不妙。”赵诚回忆说。一是2017年11月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发布，对通道业务做出极其严格的规范；二是一个月后银监会下发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即“55号文”)，直接叫停多项“涉嫌违规”的通道业务。 那时起，“去通道、降杠杆”开始成为信托公司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随之而来的，是信托公司通道业务产品发行数量与募资规模双双呈现断崖式下跌。 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通道业务云集的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骤降2.03万亿元，让众多信托公司人士意识到“躺着赚钱”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赵诚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快速迅猛的下滑速度，当时业界曾喊出“成也通道，败也通道”的感慨。 究其原因，是资管新规对通道业务的遏制力度“前所未有”。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在2017年末达到15.65万亿元，随后则迅速下降，2018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3.25万亿元，2019年继续大幅下降，2019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0.65万亿元，而2020年一季度末已降至接近10万亿元，为10.04万亿元，较2017年末历史最高点减少超5.6万亿元。 通道业务的压降，导致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再度扭头下滑，2017年末信托资产规模高达26.25万亿元，但是到2020年一季度末下降至21.33万亿元。 不过，信托“去通道”还在持续加码，近日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重点之一就是对压降信托通道业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信托公司被要求，对比2019年末的规模，同业通道类业务要压降不低于20%到30%。 “2018年至今，我们通道业务规模下降逾40%。”赵诚直言，相比通道业务受大幅压缩，资产荒“从天而降”更是压垮信托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根稻草。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向记者透露，2018年去杠杆期间，曾经被视为高收益低风险的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领域优质资产突然集体“蒸发”，一是房地产持续调控导致房价涨幅与销售回款双双放缓，令房地产业务坏账风险开始增加，不再是信托公司眼里的香饽饽；二是去杠杆进程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融资平台难以轻松筹措资金“借新还旧”，兑付违约风险同样在上升。 “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兑付违约事件越来越多，彻底令信托公司风控态度180度大转变。”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以往对房地产企业几乎来者不拒，现在只有国内排名前50名的全国性大型房地产公司才能通过信托募资审核；以往对各地政府融资平台“笑脸相迎”，如今他们只对接经济、财政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省市地方融资平台，优先考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需求。 在资产荒与金融强监管共振下，信托公司员工日益感受到“赚钱难”。 “每周例会上，财富管理部门一个劲地追问固收类产品发行量与募资规模缘何一降再降，害得他们只能喝西北风了。”赵诚说。在2018年4月资管新规面世后，他们内部曾多次开会讨论“资管新规与资产荒时代”的信托变局，发现引领信托黄金时代的三驾马车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同时，传统业务模式正渐行渐难。 在他看来，这也是目前多家民营企业控股型信托公司遭遇百亿产品兑付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日，四川信托TOT产品被叫停，以及多款产品兑付逾期引发市场强烈关注。 四川银保监局非银处副处长周杉在投资者沟通会上表示，四川信托的TOT业务存在未真实向投资者披露底层资产风险状况，违规开展无关的交易，且项目大量资金存在被股东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未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四川银保监局依法暂停了该项业务。 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一系列风险事件迭起，不少信托公司纷纷“如坐针毡”，对旗下房地产等融资项目开展操作合规性自查，并着手排查资金类信托底层资产的坏账风险。 “前些年P2P业务迅猛发展帮我们消化了部分潜在坏账压力。”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向记者透露。当时部分融资方在信托产品出现兑付逾期前，通过P2P平台高息募资，再将P2P募资款用于偿还信托产品本息兑付以“成功”延后了坏账风险爆发时间。然而，随着P2P业务因金融监管盛极而衰，他担心如今很难再找到新的“接盘侠”。 面对潜在的产品兑付逾期与底层资产坏账风险，目前他所在的信托公司专门组建了风险资产处置团队，一方面与各家房地产公司与地方融资平台频繁沟通，要求对方追加抵押物或安排新的融资以确保产品按期兑付，另一方面则对一些有可能触发兑付违约的产品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开始寻找潜在买家“接手”抵押物，或联系其他金融机构安排过桥贷款解决兑付问题等。 然而，信托业强监管步伐仍在提速，令他感到“力不从心”。 今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一是明确信托公司全部集合资金信托投资于非标债权资产的合计金额，在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全部集合资金信托合计实收信托的50%；二是要求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投资于同一融资人及其关联方的非标债权资产的合计金额，不得超过信托公司净资产的30%等，这又将给信托公司最为依赖的非标资产运营加上了一道“紧箍咒”。 更令信托行业倍感压力的是，近日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压降违法违规严重、投向不合规的融资类信托业务，将导致大量底层资产无法通过“借新还旧”，直接触发兑付逾期风波。 因此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所在信托公司内部赶紧发通知——要求将底层资产是标准类资产的信托产品归类为投资；底层资产是非标资产的归类为事务管理类信托(但可能受到通道业务规模压降影响)，从而通过“项目包装”，尽可能帮融资类业务找到“操作空间”。 记者多方了解到，此前部分信托公司在《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期间与监管部门开展沟通，希望对相关条款作出适度调整，包括对非标债权投资比例采取更灵活的措施、合理设置过渡期以避免一刀切等。 在赵诚看来，这背后，是信托行业正面临坏账日益聚集的明显风险，因此信托公司只能寄希望监管部门能网开一面，给予更多的过渡宽限期让他们有机会妥善处置非标风险资产。 目前，信托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已明显下降但仍然超过20万亿元，与资产规模下降形成反差的，是信托资产坏账风险正在持续增加。据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为5770.47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3548.6亿元，增幅159.71%；就风险项目数量而言，信托业风险项目个数为1547个，同比增加675个。截至2020年3月末，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达到6431.03亿元，风险项目1626个，较2019年四季度末环比增幅分别为11.45%和5.11%，行业风险率升至3.02%，首次突破3%。 正是信托产品风险开始聚集和暴露，近日银保监会下发的《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重点就是要求信托公司加大表内外风险资产的处置和化解工作。 “信托公司黄金时代不再，金融强监管与资产荒或许只是外因，内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是信托公司开始为此前黄金时代的风控形式主义买单，二是信托公司的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逻辑，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监管环境。”赵诚指出。 焦虑与出路 面对信托行业黄金时代退去，是否该对它说声“再见”，对赵诚而言，同样是一个艰难选择。 “今年以来，我不只一次动了跳槽私募基金的念头。”他告诉记者。促使他频繁考虑转行的最大原因，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暴发与资产荒状况日益严峻，令他感到工作越来越难做。 一是信托产品年化回报预期大不如前，如今只有7%左右，导致众多投资者对信托产品投资“用脚投票”，加之近期一系列产品兑付违约风险事件，投资者更是对信托产品投资慎之又慎。 二是风险资产处置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由于疫情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托产品的相应抵押物(包括商业地产、厂房等)估值开始走低且接盘者寥寥，一旦出现产品兑付违约，他们只能“干着急”，却无法快速处置抵押物获取资金用于兑付。 三是优质资产获取难度日益加大，不少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已要求当地城投公司融资成本不得超过年化7%或8%，令政信类信托产品收益吸引力大打折扣，很多信托公司只能选择“闭门谢客”。 一家国内大型信托公司业务总监告诉记者，仅今年一季度，他们业务团队离职人员占比达到约10%，其中90%离职人员都是因为产能不达标被劝退。 “如此高的员工淘汰比例，在过去10多年根本不曾发生过。但现实倒逼信托公司必须做一次大刀阔斧的转型——只有打破以往的大锅饭机制，驱动公司加快主动管理业务布局寻找转型出路同时，要求每个员工务必更看重业务利润，而不再是业务规模。”他透露。 在赵诚看来，尽管利润贡献导向与优胜劣汰机制一定程度上激发员工才干，在金融强监管时代，信托公司仍需妥善处理利润导向与风控合规的关系。比如考核机制在以利润贡献为核心同时，不能降低对资产质量与风险管控的要求；任何业务发展仍需建立在操作合规的基础上，信托公司不能“纵容默许”员工为了利润就动“歪脑筋”。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信托公司能否在机制设计、考核激励机制完善、前中后台协同合作、员工技能培训等方面增强主动管理业务的专业能力与核心竞争力。”赵诚指出。为了寻找出路，当前他所在的信托公司业务转型征途可谓红红火火——年初公司借鉴其他信托公司的业务转型经验，组建了多个特色业务团队，包括委外投资、家族信托、阳光私募、环保能源投贷联动、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等，打算集中公司所有资源扶持这些特色业务快速发展，打造公司“新业务、新前景”的金字招牌；一个月前，信托公司内部又出台新规，对上述特色业务给予“简政放权”——包括产品创设、人才引入、业务创新、利润贡献考核机制、投资决策都赋予团队巨大的自主权。 然而，扶持力度固然不小，这些特色业务发展步伐却显得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一是特色业务团队的专业能力不够强，比如家族信托的产品创设主要照搬同行的产品架构，未必能满足高净值人群的个性化财富传承诉求，二是前中后台的业务协同合作往往流于形式，很多内部纠葛导致彼此互设障碍，令不少业务创新无法落地。 此前环保能源特色业务团队打算为一家发展前景广阔、有望登陆科创板的环保能源研发生产企业提供一揽子投贷联动融资方案，但后台风控部门仍以传统观念(缺乏足够抵押物与高信用评级)否决了这个方案，导致这个团队不少员工一度闹离场“抗议”，所幸公司高层最终“拍板”才稳住人心。 “说到底，信托公司要找到新的出路，前提是专业人才储备、运营制度、业务逻辑、考核机制都得跟上转型步伐。否则固有的运营思维将给业务转型征途施加巨大的阻力，导致转型谋出路的努力最终前功尽弃。”赵诚指出。
管窥专项债落地情况：专项债资金如“及时雨” 五大问题有待改善 在疫情影响之下，专项债被视为稳基建、稳投资的重要工具。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发行专项债2.23万亿，已超过去年全年。在专项债放量的情况下，其使用情况也备受市场关注。 记者独家获得了A省专项债资金使用情况调研报告，通过该报告可管窥专项债使用情况。该报告由A省政府办公室会同省发改委、财政厅、审计厅对辖区项目开展实地调研得出。 调研报告认为，在债务压力大、政府投资资金紧缺的背景下，专项债资金发挥了“及时雨”的作用，推动了大批项目顺利建设。但在项目申报、资金管理、债务履约等方面仍存一些问题，需进一步改善。如部分地方和项目单位把偿还债务作为专项债发行的目的，没有将专项债转化为实物投资量。 “我国还没有针对专项债券项目实行差别化的投资监管，仍沿用一般政府投资项目监管模式，投资项目监管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投融资研究室主任祁玉清表示，“这样不但不能约束不合理的政府投资需求，影响了政府投资效益；也会通过项目投资建设引致不合理的专项债券需求，进而加大了专项债券可能面临的偿还风险。” “久旱逢甘霖” 专项债于2015年首度发行，当年发行1000亿。2016年、2017年，其发行量分别扩张到4000亿、8000亿，2018年首度超过1万亿，2019年扩张到2.15万亿，今年额度则扩张到3.75万亿。专项债的大规模发行、使用对稳投资、稳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专项债大幅扩张，但仍未能满足地方的投融资需求。华南某地市财政局债务处人士介绍，过去两年该市获得的专项债额度由2018年的26亿增加到34亿，增幅达到30%，但该市辖18个行政区，平均每个地区额度不足两亿，专项债额度和当地公益性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有很大的差距。 A省调研报告亦指出类似问题。报告称，某轨交工程本想争取专项债资金20亿先把拆迁工作做完，但仅获得1亿资金。因资金缺口较大，导致拆迁工作无法推进，进而影响工程整体进度。 “前两年专项债分配额度采取因素分配法，与各地‘红、橙、黄、绿’债务风险挂钩。也就是债务风险高的地方分配额度少，低风险地区分配额度多。但今年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分配。”中部省份某地市发改委投资科人士称。换言之，今年债务风险高的地方，如果项目储备充分，专项债分配的额度也较为可观。 A省债务风险较高，前些年获得的专项债额度并不多。与此同时，隐性债务管控从严，A省基建投资增速走低。A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A省基建投资增速为-10%，相比上年下降26个百分点。今年在专项债额度大幅增加后，A省基建投资增速持续回升，1-5月回升至-11%，全年增速预计超过2019年。 A省调研报告认为，在债务压力大、政府投资资金紧缺的背景下，专项债资金发挥了“及时雨”的作用，推动了大批项目顺利建设。“专项债资金如‘久旱逢甘霖’，获支持项目‘枯木逢春’加快建设。”报告称。具体来看，该省专项债资金使用进度明显加快，项目建设提速推进。截至2020年5月15日，第一批专项债投向的70个项目已开工67个，预计39个项目年内投资建成投用。 同时，A省也充分利用了专项债作资本金的政策。去年9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以省为单位，专项债资金用于项目资本金的规模占该省份专项债规模的比例可为20%左右，今年这一比例提升至25%。 目前A省专项债作资本金的比例已超过20%，居各省前列。在今年财政收入下降的背景下，提高专项债作资本金比例一定程度上将缓解当地的资本金压力。 五项问题及改善 调研报告也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首先是部分地方认识跟不上。一是有的习惯于用财政下拨不需偿还的资金来搞公益性项目建设，对其他方式项目投资不积极。二是有的怕新增债务被追责问责，但凡举债项目都不敢上，即使专项债项目也是被动应付。 对此，调研报告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抢抓专项债项目建设机遇的责任紧迫感。“专项债是政府投资资金来源的主渠道，这也将是今后推动项目投资的常态化手段。如果地方跟不上形势发展和政策调整步伐，将会在争取项目资金方面吃大亏。”报告提醒。 其次，部分地方谋划不深入，申报项目质量不高，一些项目很难实现融资收益平衡，如某污水处理工程实际处理量只有设计处理能力的八分之一，成本倒挂，运营效益不佳。 祁玉清表示，从目前实施的项目看，多数项目的融资平衡方案没有体现出项目应有的风险特征，偿债的风险标准不明确，各债券发行单位按自己理解操作，随意性大。融资平衡方案必要的附件、协议不完整，多数还仅是第三方咨询报告，缺乏与相关机构沟通，不具有实际市场约束性。 再次，部分地方资金管理有待改进，有的存在风险隐患。实践中，部分地方和项目单位把偿还债务作为专项债发行的目的，没有将专项债转化为实物投资量。如某县医院综合楼项目1亿多资金主要用于支付BT模式应付回购资金。少数项目由于和社会资本打捆，债券资金可能流向非公益性领域，如某县停车场项目由44个项目组成，其中包含了房地产开发类停车场项目。 第四，部分项目手续办理和施工进度滞后，影响资金拨付进程。按照规定，专项债资金主体工程进度款只能拨付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单位，但一些项目未获得施工许可，导致专项债资金趴在账上。 对于前述三个问题，调研报告建议，要完善项目遴选机制，从带动能力、成本收益等方面量化评选标准，对前期手续不完备的项目，应严格限制申报。同时，开发债券资金使用大数据平台，对债券资金使用进行全程跟踪监督。 第五，部分项目债务履约责任不清晰，收益未纳入预算管理。按照有关规定，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应将债券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专项收入及时缴入国库，但部分项目未将前述收入上缴。如某县停车场项目投入运营后，每月产生收入40多万，但未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对此，报告指出，力争项目建成之时就是获取项目收益之时。而对已取得收益的项目，要严格将对应的收入及时上缴国库，实现债券资金推动项目建设、项目收益偿还债券本息的良性循环。 作者：杨志锦
进入7月，A股连日上涨，昨日收盘上证指数站稳3400点，两市成交额连续3日超1.5万亿，今日开盘也未现回调。受“股债跷跷板”效应的影响，债市表现却持续低迷。昨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破3.1%，创下半年来新高。 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券基金经理单坤对记者表示：“在医药类的股票和混合基金霸占了半年排行榜的时候，我们悄然发现，市场上纯债类基金的表现用了两个月的时间（5月和6月），收益率从4%降到了2%，只比货币基金1%的平均收益率好一点。债券市场在连跌两个月后，本来还预期10年国债停在3%的阻力位，但这一预期被股票市场的爆发迅速打破。” 对下半年债券市场的走势，业内普遍认为，由于基本面改善、风险偏好回升等因素，债市短期内进入反复震荡行情。目前市场对债市的看法多空两个方向较为均衡，债市既难现上半年的大牛行情，也不会出现明显的“牛熊转换”。 上半年债市“过山车” 今年上半年利率债市场呈现“过山车”行情，前四个月整体表现良好，后两个月大幅回吐前期涨幅。期间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5%-3.1%区间内波动，高点为年初的3.15%（1月2日），最低点在4月9日触及2.48%。 上半年新冠疫情的发展主导了国内利率债市场走势，具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月，春节前这段时间因资金面宽松，市场配置力量较强，宽松预期升温，债市维持强势；2-4月，海内外疫情扩散，央行货币政策宽松加码，利率大幅下行，带动短期利率快速走低，债市大牛；5-6月各国重启经济，国内流动性边际收紧，利率债供给压力加大，债市大幅下挫，短期利率快速回升。 相较于行情惨烈的利率债，信用债方面，高评级信用债的回调幅度也较深，在宽信用政策的支持下，寻找高收益的机构更多布局高收益债，即“信用下沉”，因而高收益债反而表现较好。 此外，今年整体违约率可控。中诚信复盘了上半年债券的违约情况，统计显示共24家主体发生违约，涉及债券59只，涉及金额达555.57亿元，其中有11家发行人为首次在债券市场发生违约。中诚信量化分析团队总结违约发行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业散、民企多、关联上市公司。归结下来，新增违约发行人的违约原因可以归结为四点：实控人诚信度存疑，公司战略较为激进，公司治理存在较大缺陷，以及行业景气度差、竞争激烈、政策调控等外生性因素。 瑞银资管预计下半年债券违约率也将维持较低水平，瑞银资管债券基金经理楼超分析认为：首先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违约事件去年已经集中爆发了，市场上留下的公司相对来说都是较好的主体；另外两大主体就是城投、地产，今年在政策支持下基本上不太可能违约；此外，民企违约也将保持低位，因为今年民企发债较难，此外去年多数民企违约案例已集中出现。 下半年区间交易主导“清淡市” 近期股债轮动加速将导致资金流入股市，市场预计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未来半年将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尽管此前机构认为今年收益率有机会下行至2.9%，但股市的高涨打破了这一预期。对于下半年的债市行情，单坤表示，7月将注重市场波动带来的交易机会，股市的靓丽表现抑制了债券市场调整的幅度，现在多空两个方向比较均衡。 总体而言，从疫情的发展状态、复工复产的进度、宏观政策的调控力度和外部环境等方面来观察，市场逐渐确立了二季度经济基本面的V型反转。 “对于下半年经济基本面的预期总体温和向好，虽然力度上可能不如二季度，但方向上不会出现非常大的偏差。”单坤称。 在货币政策上，市场普遍相信货币政策最宽松的状态已经过去，未来可能是逐渐边际收紧的过程。尽管央行仍可能降息、降准以支持政府债券发行，但政策空间已经有限。此外，央行面向实体经济使用的创新政策工具直接打破了传统上对于资金传导链条的固定思维。 尽管当前中美利差正在不断拉大，海外资金持续涌入中国资本市场，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中国本地机构，外资在国债的占比达8%，信用债更是微乎其微。最近，市场上商业银行理财、货币基金、债券基金和信托产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赎回，风险资产站在了风口上。
(固安产业新城幸福港湾) 2020年6月29日，固安产业新城迎来了18岁生日。 回首十八年前，华夏幸福与固安县政府携手，在天安门正南50公里处打造固安产业新城。产业新城由此起航。 盖楼的房地产公司很多，他们为百姓的住宅添砖加瓦，支撑起间间广厦。 比盖楼更难的是规划、建设并运营好一座城市。有能力以城市作为事业平台的企业很少，选址、拿地、招商、建设、服务等各个环节环环相扣，需要强大健康的资金基础、各方协调的资源融通、超前数年的长远规划、量身定制的产业集群、综合全面的人才队伍等等。 作为“产业新城运营商”，不同于住宅开发为主的地产企业，华夏幸福在十八年的产业新城实践中，历练出开发性PPP模式，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和城市运营能力，在推动新型城镇化、县域经济、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全面优势。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如期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实现也将距离人民更近一步。今年，在“十三五”收官之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年这个关键时间点，“产业发展”无疑会成为关键词。 城镇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建设之一。随着国家都市圈建设的不断深入，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的华夏幸福，有望迎来更广的发展空间。据了解，华夏幸福所运营的产业新城，在绿色生态、特色产业、科学规划、社会治理等方面，均有所建树。 “花园”固安——绿色生态打造美好生活 “绿色”，毫无疑问是产业新城的关键词。 拥有18座公园；600万平方米绿化覆盖；125公里林荫跑步道，这些都是固安产业新城的亮眼名片。 2002年，固安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经济总量在廊坊靠后。这一年，华夏幸福与固安县政府签署开发协议，以PPP模式打造固安产业新城。 截至2019年底，固安县财政收入96亿元，GDP达305亿元，今年还入选全国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名单。此前，固安产业新城还成功入选全球60个可持续发展PPP案例，成全球样本。 不仅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在生态环境方面，固安亦是通过绿色生态阐释美好生活的典范。 据了解，固安产业新城始终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依托生态修复、绿色屏障生态规划、三大生态治理工程，与北京进行全方位生态对接，打造平原森林城市，形成生态建设协同发展的强大合力，构建起产业新城生态绿色的城市底板。 (固安产业新城中央公园) 每一位来到固安产业新城的中外客商，无不对这里干净整洁、绿色生态的城市环境印象深刻。 固安产业新城依托永定河、引清干渠等现状水系，点、线、面相结合，组团式布局结构，形成了以自然生态资源为背景，永定河沿线、大广高速、106国道、县城外环线4条生态绿廊为纽带，以城市公园、街心花园、庭院绿地为点缀的网络化城市生态绿地系统，形成了广阔的城市“绿肺”。 此外，固安产业新城还投入巨资，在永定河沿岸和铁路、公路、外环线两侧布置城市绿色廊道和生态休闲地，建成了14万平方米的中央公园、100万平方米的永定河运动公园、13万平方米的孔雀大湖公园、26万平方米的生态公园、50万平方米的大广带状公园，以及200万平方米的城市环线绿廊，创造出舒适宜人的城市空间。 固安全力助推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计划，将1公里1公园变为现实。 “舌尖”霸州——特色产业激发区域活力 自2002年起步于固安以来，华夏幸福持续探索产业新城模式，并将这一模式复制到我国15个核心都市圈的县市，因地制宜打造出固安、霸州、嘉善、武陟、舒城、溧水、江门等各具特色产业新城项目。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华夏幸福也逐步成长为推动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和国内产业新城的领军企业。 （霸州产业新城都市食品产业园） 6月3日上午，在京雄城际铁路（河北段）铺轨施工现场，随着现场指挥人员一声号令，一组500米长钢轨平稳落在无砟道床上。这标志着京雄城际铁路（河北段）建设进入铺轨阶段。按照规划，大兴机场至雄安段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0年底开通运营。 一座城市要想发挥出他的区位价值，必须有产业政策支撑和配套设施完善。而产业导入，即是华夏幸福的“专长”。 2013年7月，霸州市人民政府携手华夏幸福，合作建设霸州产业新城。基于良好的地理区位，华夏幸福为霸州产业发展制定了系统化方案并全力推动产业集群打造。 截至2019年，专注于食品馅料研发及技术应用的专业制造商、服务商，业内公认的红枣馅料领导品牌牛氏运昌；海底捞火锅底料供应商颐海国际；国内鲜炖燕窝品牌小仙炖；拥有“金龙鱼”“胡姬花”等多个“中国驰名商标”系列粮油产品的益海嘉里相继进驻霸州并正式投产。 “舌尖”霸州绝非虚名。在霸州产业新城都市食品产业园，“舌尖”上的百亿级产业集群悄然崛起。 目前，产业集群已汇聚中华老字号北京稻香村，新兴品牌新辣道，休闲食品达利园、加州原野等龙头企业，形成集原材料供给、食品制造、技术研发、质检服务为一体的产业集聚区。 2019年，霸州都市休闲食品产业集群被列入度河北省重点推进的百个产业集群。 历经多年精心耕耘，霸州产业新城已经成长为产业新城中的佼佼者，在融合汇聚产业资源，发挥多重产业优势，引领先进科技产业发展方面硕果累累。 目前，霸州已经提出打造电子信息、休闲食品、高端装备、健康医疗器械四大先进制造业，以及温泉颐养、商业服务两大现代服务业的“4+2”产业体系。 在“4+2”产业体系中，打造四大先进制造业，有效承接了北京的产业外溢，例如北京稻香村、北京新辣道、北京四季香食品等企业均已在霸州落地。 长葛“大变样”——科学规划引领未来城市 天地之中，大河之南，有两座城市如大星璀璨。 省会郑州，居九省通衢，“剑指”创建国家中心城市；莲城许昌，扬曹魏新风，追寻“智造之都、宜居之城”。 因为一座产业新城的出现，中原腹地最重要的两座城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郑许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幸福加速度”华丽开启。这座产业新城就是长葛市人民政府和华夏幸福联手建设运营的长葛产业新城。 时间回到2016年，当地首次提出“推进郑许融合发展”，确定许昌——郑州对接发展的战略方向。同年11月10日，长葛市人民政府与华夏幸福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运营长葛产业新城。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 （长葛产业新城服务中心） 长葛产业新城已编制完成的新城总规、控规及水系、道路等各类专项规划中，可以看到它的未来。对外的主窗口——长葛产业新城服务中心，交通路网——华夏大道、产舞路、水舞路、滨河路，绿色生态底板——双洎河国家湿地公园、中央公园、乐舞公园、乐活公园，城市配套——社区文化中心等十大项目已基本建设完工，逐步呈现出内联外通、水道引领、绿水与城市融合的新格局。 “一年出形象，三年大变样。”如今的长葛产业新城产业初步集聚、城市初绽芳容，正在逐步成为郑许一体化的前沿阵地。 业内人士评价，华夏幸福建设运营产业新城，是从产业、交通、生态、空间等多方面，实现区域融合、产城互动，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年来，长葛产业新城以“临空创新城 水舞新都市”为目标，紧抓郑州大都市区建设、郑许一体化等重大战略机遇，集中在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大健康四大产业集群上发力，致力打造郑许先进制造业高地。 长葛产业新城围绕“升级做强”和“抢占市场”两大主题，打造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及大健康四大产业集群。 从 2017 年 5 月启动招商至今，长葛产业新城已签约企业 20 余个，投资额超过 100 亿元，其中不乏东方雨虹、陕建机、宝供等行业龙头项目，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占了一半。 5月29日，发改委印发《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挡升级、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等任务，并要求通过推广PPP等模式带动民间参与。 业内人士认为，华夏幸福多年来在产业新城PPP模式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对县域补短板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7月9日丨入选2020年“下注中国十大核心资产”名单的美团点评(3690.HK)涨逾4%，报208港元，首次站上200港元大关，总市值达1.2万亿港元。 据APP显示，港股通昨日净买入美团点评(3690.HK)6.28亿港元。 摩根士丹利最新研报预计，美团点评等9月将会纳入恒指及国指。 方正证券认为，美团领导地位确立，未来增量可期，预计美团2023年总市值将达16650亿元，对应股价285.02元（313.21港元）。
在批评完顶级流行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将矛头对准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不切实际”的学校重新开学的指导方针。 据英国《太阳报》网站报道，疾控中心上周发布了关于重新开学的指导方针，但特朗普却对此大加斥责。当地时间7月8日早上，特朗普表示，他计划同CDC开会讨论一下这项“昂贵费钱的指导方针”。 “我不同意CDC既苛刻又昂贵的开学方针。”特朗普发推说，“他们希望开学，却要求学校做一些非常不切实际的事。我会和他们开会谈谈的！！！” 此前，福奇博士警告称，美国仍在第一波疫情中“泥足深陷”，抗疫战斗才刚刚开始。特朗普却对此不屑一顾，反驳说：“我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很好的阶段，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报道，8日的白宫疫情简报会上并没有出现福奇的身影，他的缺席引起了不少关注。对此，福奇在之后的回应称，他和一部分官员被要求出席疫情应对特别工作组在简报会之前举行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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