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将正式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3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通报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准备情况，并发布首批司法解释。 最高法介绍，经前期梳理统计，建国以来现行的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共计591件。自2020年6月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全面清理。 清理的原则是：凡是与民法典规定不一致的，坚决废止；同时，立足司法审判实践，该修改的修改，该重新制定的重新制定。确保司法解释符合民法典规定，确保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清理结果具体包括3种情况：一、与民法典规定一致的共364件，未作修改、继续适用；二、对标民法典，需要对名称和部分条款进行修改的共111件，经修改颁布后自明年1月1日施行；三、决定废止的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共116件，自2021年1月1日失效。 后面两种修改制定和废止的情况，这次发布会上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废止决定和修改决定的形式统一发布，116件决定废止的文件目录也同时公布。 最高法还根据同样的清理原则，对2011年以来发布的139件指导性案例进行了全面清理，决定2件案例不再参照适用。 （总台央视记者 李文杰）
编者按：从咫尺到远方、从个体到群像，这是一个万物皆可网红的时代，如今，轮到城市了。 或是新经济下的产业变迁、或是舆论场内的文化重塑、亦或仅仅是时代洪流里普通人的肆意嬉笑，在被钢筋水泥包裹的外表下，每座网红城市，都必定拥有属于自己的鲜活面孔。 2020年末，我们走到那些东南西北、大大小小的新网红城市，试图感受他们各自不同的城市脉搏、发现他们本同末离的网红基因。 是为《网红“进城”》系列第五篇。 临近中午12点半，戴娟走进深圳南山区华润城附近的一家“苍蝇馆”，点了份25元的牛腩饭，上午，她刚刚带着客户看完小区里几套1000多万元的豪宅。 戴娟是德祐地产的一名中介，在这个片区工作已经超过10年，眼见这里从一个外来打工人集聚的城中村，变成了全深圳房价最高的地段之一。 深圳楼市，永远不缺少话题，在深圳，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网约车司机，谈起这座城市，首先想到的就是房子。过去一年，由于购房者趋之若鹜的高价“网红楼盘”频出，这座因为“来了就是深圳人”而充满亲切感的一线城市，再度被全国热议。 在最能体现楼市热度的二手房市场，贝壳数据显示，从去年底至今，深圳二手房挂牌均价从70844元/平米上涨至82144元/平米，而同期北京二手房挂牌均价则一直在6万/平米左右。深圳已然成为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 因新房限价等因素，深圳楼市普遍存在着一二手房价格倒挂的现象，价差越大、楼盘越“红”。 在众多楼盘中，位于南山区的华润城四期“润玺”项目，又被称为深圳“网红神盘”的翘楚。今年11月底，润玺开盘，9000多人抢购1171套千万元豪宅，一度让那里成为网红打卡之地，还让“代持打新”这个名词家喻户晓。 “以前这里叫大冲村，你绝对想不到十多年前这里有多么的脏乱差，到处都是‘握手楼’，街边摆满了小摊，像我这样的外来人员租个十来平米的小房间，月租金也就三四百块钱。”戴娟告诉作者，如今，随着润玺横空出世，附近9平米一间的“蜗居房”，月租金都已经高达3900元，二手房均价每平米到了17-18万元之间。 有人说，深圳是大都市里最包容的，无论是住在价格千万的豪宅，还是蜗居在千元房租的城中村，都能有滋有味；也有人说，这里是最“摇摆”的城市，你能够轻易的留下来，也可以轻易的离开。 网红神盘： 房票难求，代持打新 与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京和上海相比，深圳从小渔村成长而来，众多城中村是其独有特色，见证了城市的变迁。 一项深圳市规土委对深圳城中村的普查数据显示，深圳城中村用地达到321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占全市31%；城中村建筑总量35亿平方米，占全市建筑总量43%；城中村人口高达1231万，居住人口占全市人口64%。 戴娟初来大冲，干的就是村里房屋租赁中介生意，她告诉作者，十多年前，来这里租房的都是附近工厂的打工仔和打工妹。2009年，大冲村正式启动城中村改造，华润置地拿下了这个巨无霸项目，由于项目过大，只能分批分期开发卖楼。 盘活城中村存量土地，曾是深圳的供地策略。2004年，深圳出台城中村更新改造办法，相较土地拍卖市场，旧改项目拿地成本平均便宜1/3以上，巨大的利益空间，让各大开发商纷纷进军深圳旧改市场，其中不乏恒大、佳兆业、招商蛇口(行情001979,诊股)、华润置业等地产龙头。 “这里的盘，真是卖一个火一个，这里的中介，只能做二手房，没法做新房代理，因为新盘太抢手了，都是日光，开发商根本不需要代理。”城中村摇身变为网红盘，让久在其中的戴娟也感到惊讶。 2014年10月，华润城润府一期首次开盘，均价4.75万元/平方米，3小时售罄；一个月后加推，均价上涨到约5万元/平米，再度以3小时“光盘”；次年12月，二期开盘，整体均价达到8.5万元/平米，同样日光；到2018年6月三期入市时，均价已经达到约8.55万元/平米，在首次启动公证摇号、公证选房后，依然日光；时隔3个月，加推555套新房，继续当天售罄。 今年7月15日，深圳出台了史上最严的限购政策“新深八条”，在深刻落实“房住不炒”政策的同时，也让房票（购房资格）成为稀缺品。而另一方面，新盘限价，比周边二手房要底很多，例如“网红神盘”华润城润玺便是如此，润玺预售均价每平米13.1万元，而旁边的二手房均价，每平在17-18万元之间。 “一二手房价格倒挂，买到即赚到”，于是，在限购政策出台后开盘的润玺，让众多有房票无资金和有资金无房票的人，通过“代持打新”走到了一起。 “其中一类是众筹打新，有点类似于私募，有房票的人是GP（普通合伙人），出资的一伙人是LP（有限合伙人），大家事先商量好，签好协议，最后炒房的收益按商量好的分配。” 两年前，王敬从北京一家房企跳槽到一家深圳房企担任营销老总，他告诉作者，自己的深圳老乡会微信群里，就时不时有人会冒出来说自己有房票，发动大家一起筹资去打新炒房。 炒房者绞尽脑汁。类似润玺这样的超级网红盘，购房者不仅需要无房无贷，还要比拼社保年限，年限越长资格越高，有人为了抢到认筹资格，把自己父母二十几年社保年限的名额也搬了出来。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11月25和26日两天，在润玺的选房场外，随处可见打开微信远程遥控内场选房者的真正买家，而代持的费用，一般在10万元左右，润玺作为豪宅更高一些，从15万到50万元不等，如果通过中介渠道，还要另外支付1万多元的代办费用。 “润玺这个盘，我估计有一半以上是代持。”连中介也被“代持打新”的阵势“吓到”，戴娟告诉作者，自己客户就有两个具备购房资格的老深圳人，但因为“从签署代持协议到房子最终脱手，需要六七年时间，风险过高”，自己一般不愿主动接待这样的客户。 代持纠纷一度让亲朋反目。多名中介和深圳当地开发商人士，都向作者提到了同一个案例：某男士让其侄子代持，谁知侄子烂赌，欠了1000多万元外债，代持房产被判给债主，出资男士几次向法院申诉都被驳回；也有朋友间代持，结果代持人看到房子翻倍，直接坐地起价，开口就是增加10万代持费。 “世外桃源”： 城中村内房租减半 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上的笋岗村，是深圳城中村改造的另一类典型。村口的百年牌坊与一墙之外的商圈闹市相连，始建于明初的文物保护单位“元勋旧址”，与上百年的危房一起，混杂在一排排密集的握手楼和鳞次栉比的小铺面中间。 一次城中村改造，在深圳就能制造一大批“暴发户”，村民们渴望被拆迁，他们有自己清晰的“账本”：一名拥有一套60平米房子的笋岗村村民，年租金收益大约在3.6万元，而在售的同样大小两居户型，二手房单价约为3万元/㎡；如果这些房子纳入拆迁范畴，按照“拆一赔一”补偿，村民拆迁收益可以高达180万元，且赔付的房子如果出租出去，租金也比原来城中村租屋要高很多。 2018年，深圳市政府出台新政，规定城中村将以综合整治为主，拿来作为租赁和保障房用地，原则上不再拆迁变成商品房用地。 笋岗村和周边的田心村、蔡屋围等地，一直都是罗湖区旧改的热门区域，华润、中洲地产等旧改巨头一直在角逐这些旧改项目，蔡屋围等在2018年前被纳入到了旧改范畴，但笋岗村却一直未动。 一位深圳当地开发商人士对作者表示，如果没有指标，开发商就没法进行拆迁旧改，新政后，很多城中村只能进行综合整治改造。万科便是在随后进入笋岗村进行综合整治，即在不拆迁的情况下，改善笋岗村的综合环境，彼时，万科正在实施其“万村计划”，通过综合整治，拿下城中村的房源，做长租公寓业务。 如今，被闹市环绕的笋岗村，犹如“世外桃源”。作者探访时看到，虽然村外便是深圳闹市，但笋岗村内的房价和物价，都要比村外便宜很多。村口的房产中介告诉作者，相比村外均价在6万/平米的商品房，村内的小产权房，每平米单价在2.5万到3万元左右，村里60平米的两居月租金3000元左右，而村外则是6000元。 “我租房的客户也在不断更新迭代，从最初的农民工，到技术工人，再到科技公司的程序员，现在能租得起华润城100多平大房子的，就是那些大公司的老员工和初创企业的CEO、CFO。”戴娟说，随着以华润城为核心不断开发，周边的大公司也越来越多，TCL、长虹都在附近建立了办公大楼。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但隐匿于大都市、免于被拆迁的许多城中村，仍然成为许多深圳人选择扎根的地方，新老深圳人在这里交汇。 “我的房东，平常看着挺土的一人，趿拉个拖鞋，穿个背心，后来才知道，他拥有附近城中村里的一栋楼。”在王敬看来，“深圳的拆迁户，相比之下都特别低调”。 因为租金持续上涨，戴娟在4年前搬到了离南山华润城五公里外的另一个城中村里租住：“深圳就是这样，有钱的人可以买几千万、上亿的豪宅住，再没钱的人，也能找到月租一千的地方。” 深圳速度： 上午拿地，下午开工 “只争朝夕”——深圳或许是全国最追求效率的城市，这点在楼市上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之初，深圳曾以平均不到5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驰名全国，而今，速度依然停不下来。 “这两年因为资金和销售的诸多限制，几乎所有房企都在玩高周转，恨不得今天投资出去明天就把钱收回来。”在京深两地从事地产行业十多年的王敬告诉作者，尽管如此，但深圳的节奏，还是比北京要快很多。 11月23日，万科在深圳拿下一块土地，中午11点拿地，晚上6点就举行了开工仪式；龙光地产今年5月拿下深圳前海的一块土地，也是拿地之后就立即开工。 “我在北京，虽然房企都很忙，但大家平常周末还能踢踢球，晚上还能喝酒吹牛，而到了深圳，大家坐下来连寒暄和客套的话都很少，上来就是谈业务、谈资金，这里的城市文化就是务实、快节奏、不来虚的。”王敬说，对于急于回笼资金的开发商来说，今年尤为明显。 让王敬感觉与北上不同的，还有深圳的老板们。“房企老板都喜欢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天，但在北京的时候，老板喜欢谈宏观形势和文化导向，在这里，老板只谈具体指标和具体的项目。”王敬觉得，深圳老板对数字和细节更敏感，“底下部门老总汇报工作时稍有不对，就能马上指出”。 因为疫情原因，深圳政府对楼盘开盘规定做出的迅速反应，也让开发商印象深刻。招商蛇口深圳区域一位投拓人士告诉作者，疫情下，政府规定，如果项目是装配式建筑，可以工程出地面就开盘，如果是传统式建筑，则从之前完工2/3才能开盘提前到了1/3。因为政策明年不再延续，有条件的开发商都打算赶在年底前开盘，例如龙光在前海的项目，百亿以上货值的大盘，5月拿到的地，计划年底前就要开盘。 一方面，是开放商“卖房要快”，但另一面，则是购房者也不得不跟着提速，对于许多打算定居深圳的人来说，稍有犹豫，房价就可能超出预算。 “那几年北京的雾霾很严重，每年入冬，大家经常聊的话题就是要不要搬到南方，除此之外，我在北京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不好办，加上那时候北京房价涨得太厉害了，我觉得在北京买房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2016年，在北京没有“归属感”的李媛，从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北京分部，换岗到了深圳总部。 来到落户相对宽松的深圳，因为是985院校毕业，李媛很快有了深圳户口。原本，她和丈夫以为可以松口气，靠小俩口的收入攒够首付，把房子问题也解决了，但却遇到了和在北京同样的情况：“收入增幅完全跟不上深圳房价的涨幅，反倒是2017年后，北京房价企稳了，深圳却蹭蹭地往上涨。” “千万以上的大户型买不起，万人摇的网红盘排不上，因为社保年限比不过人家，可看的盘选择范围就比较小了。”李媛没想到在深圳复制了在北京时候的心境，她现在最后悔的是，“没有一来到深圳就和家人凑钱果断买房”。 吸引人才： 左手创业，右手安居 “华为要在中山建一个新的基地，在翠亨新区，肯定会带动周边的楼市交易。”12月初，作者来到位于南山区前海路的一家中原地产门店，店里只有一名女中介留守，当天，“其他员工都跑到中山去支援当地门店踩盘了”。 无疑，楼市的起伏，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缩影。在深圳驻扎的大企业，也是带动深圳楼市需求的因素之一。 “深圳购房群体比较多元，有华为这种大厂的中高管和员工，有本地的深圳土豪，也有一些外地投资客。”作为房企营销总，王敬也会研究客户画像：“大厂客户是我们最喜欢的，因为他们收入高且稳定，中高管和高收入的员工都是全款买房，就算是按揭的，流水和收入证明也很硬核，办房贷流程更快。” 但在王敬看来，近十年来，深圳的大型标杆式企业并没有再迅速增加了。“大疆也许算得上一个吧，此外好像没有排得上号的了。”身处楼市、需要对居民购买力洞若观火的王敬说，创业人群成为了深圳的新特点。 与众多城市一样，深圳也在积极拥抱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和新人口。 九零后创业者、斯坦德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公司CEO王永锟，从哈工大毕业之后就到深圳来创业。他告诉作者，因为自己主要从事机器人产业，客户和供应链都在深圳，如果不来深圳，“那还能去哪儿创业呢”。 一位深圳市发改委的退休官员对作者表示，深圳市场经济的氛围很浓，以充电桩行业为例，深圳最开始需要备案，后来连备案也取消了，市场完全放开，只要愿意进来的，谁都可以，“也许短时间会形成恶性竞争，但市场最终会决定谁最后胜出。” 优优绿能是一家生产充电桩充电模块的深圳公司，在整个充电桩中，充电模块成本占四五成，优优绿能在中国的市占率达到10%以上，而且已经进入海外市场。在公司总经理柏建国看来，“深圳的创业氛围很好，人才、资金、市场都在这儿，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对于希望在深圳长期生活的人来说，房子仍然是逃不开的话题。 为了留住人才和解决房价高企的问题，深圳从2018年开始调整供地结构，其中，40%为商品房，40%为人才安居房，20%为租赁房。 深圳市住建局近期最新发布多个安居房的申购公告，如位于龙华区福城街道的丰盛懿园配套安居房，申购价格为21335元平米（毛坯房），而贝壳网显示其周边二手房均价在5-6万平米左右。 不过，安居房申购有严格的门槛和产权限制。按照深圳近期出台的规定，只有在深圳社保缴满十年且具备未有住房等条件的人、或符合特殊条件的领军人才，方有资格进入购房轮候名单；同时，安居房购买后满15年社保缴纳期或年满60周岁且购房满10年，向政府缴纳增值收益后，方有完全产权。 目前，安居房整体投放比例尚小。李媛初到深圳时，关外的龙华区均价每平只要两三万，现在较好地段已经涨到了五六万甚至七八万，她和丈夫从父母、亲戚朋友里四处借钱凑齐了首付，现在正加紧在深圳四处看盘。 “人才安居房的价格，预计比周边三年内的商品房均价便宜60-80%。”王敬也无法确定深圳楼市的走向：“如果这些房子将来大量投放到市场，深圳的房价是不是能够稳住，到时会不会吸引更多人群来深圳定居，拭目以待”。
11月2日以来，金融管理部门两次约谈蚂蚁集团，这是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求，督促指导蚂蚁集团依法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的应时之举、应需之举，反映出金融管理部门反对金融科技垄断、维护良好金融市场秩序的决心。 大型金融科技平台，往往拥有数亿人次的个人数据和支付数据，在个人数据、支付、网络贷款方面占据一定垄断地位。对这一趋势如无规范引导，在数据应用领域，可能出现侵犯金融消费者隐私、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在支付领域，大型金融科技平台拥有虚拟账户的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商业银行直接连通，辅之以庞大用户群体，彻底“屏蔽”金融管理部门和清算部门，海量资金融通几乎完全游离于监管之外，带有极大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在网络贷款领域，可能利用客户群体和技术优势，绕过地域和牌照限制违规放贷，损害个体商户、小微企业和广大消费者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法依规是正道。脱离规则的竞争是不健康的无序竞争，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而且可能引发价格信号失灵，抬高交易成本，市场竞争机制作用无法发挥，普通消费者权益受到极大侵害。 对此，要通过“法律之手”，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加强数据信息保护，规范金融控股集团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通过“市场之手”积极推动良性竞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鼓励金融科技企业投身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民生福祉完善中，以自身的规范和健康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大局。
一体化示范区朋友圈又“扩圈”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朋友圈又在扩圈。 12月25日，党建引领省属企业与苏州吴江区合作共建一体化示范区现场会召开。会上，37家江苏省属国有企业与25个吴江基层党组织携手共建，共建双方34个合作项目正式签约，涉及产业转型升级、人才项目招引、金融资本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打造、文旅项目开发等各个方面，预期可以实现项目金额数十亿元。 这次合作有个孕育的过程。2019年7月至今，先后有两批共24个江苏省级机关的41个党组织与吴江45家重点民营企业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今年11月11日，江苏省属企业与一体化示范区吴江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洽谈会在南京召开，江苏省国信集团等40余家省属企业与吴江区各区镇板块、区属国企、重点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就合作意向交换了意见。会后，意向双方纷纷“单线联系”“走亲访友”，各省属企业先后派人到吴江实地走访调研，并就结对项目进行精准对接。 记者了解到，这一合作模式借鉴了一体化示范区开发者大会和开发者联盟的经验和做法。“江苏省属企业是有意愿、有能力参与示范区建设的市场机构，它们既是行业领导者，也正成为示范区建设的利益相关者。”吴江相关人士解释说，参照开发者联盟的模式，吴江区创新以党建为媒，把自己作为“被开发者”，连接省属优质国资国企作为“开发者”。 从成立之初，示范区的建设就强调凝聚各方力量，充分调动发挥市场作用，实现业界共治，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开发者联盟。今年8月25日，在执委会的牵头组织下，中国三峡集团、中金公司、中美绿色基金、华为、阿里巴巴、中新集团等12家机构作为创始成员共同发起成立了示范区开发者联盟，包括5家企业、2家基金/投行、2家专业机构、2所高校、1家央媒，其中沪苏浙的龙头企业各有1家，另有2家来自长三角以外的地区，还有7家创始成员是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10月30日，13家单位作为新成员加入开发者联盟。 在今年8月的开发者大会上，来自市场的力量备受关注。大会由中国三峡集团、阿里巴巴、华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城投、普华永道、中美绿色基金、中新集团等8家机构共同承办。参会者有政府部门相关领导，还有高科技企业、规划设计公司、金融机构、高端智库、高校和研究院所负责人等。这些合作让示范区吸引了各类市场主体、专业机构，通过业界共治形式，为示范区建设赋能助力。 以平台化模式加强市场参与度，开启区域一体化发展各主体参与模式的先河，成为示范区打造新型治理模式的有益探索。记者了解到，吴江在吸引“开发者”上有着先天优势。吴江区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8位，形成了丝绸纺织、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光电通信四大主导产业。此前吴江已启动“创二代”薪火工程，致力于锻造“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优秀“创二代”民营企业家。
15年前，马晓立首次站上新财富的领奖台，开启了6年蝉联新财富第一的不凡历程，当时他并没有想到，15年后自己将两度穿越“旋转门”，以分管研究所的证券公司高管的身份重新站到这里。 “新财富改变了证券分析这个行业，也改变了众多证券分析师的人生之路。”马晓立感慨道。 如今，这位在新财富中淬炼成长的资深卖方业者，正厉兵秣马准备做另一件可能深度改变行业、改变更多分析师人生的“大事”——锚定财富管理新赛道，打造特色标杆型证券研究所，重新定义卖方业务。 从所长到首席再到销售，财通证券(行情601108,诊股)研究所正在进行迄今最大规模的核心岗位招聘。财通证券总经理助理、财通证券资管董事长马晓立表示，打造一支强大的卖方研究团队，是财通证券“大财富管理转型”和“深耕浙江”两大战略之下的“重头戏”，公司已经做好了长期投入的准备。 此前马晓立接管财通证券资管，花8年时间一砖一瓦地将其送入行业前十。财通证券旗下永安期货、财通基金等其他子公司也在各自领域占有重要一席，这背后的文化成色和制度基因——信任、授权的文化，可兑现、可持续的机制，务实、开明的浙商精神，都能够并且即将在研究所这个平台上得到复制，这也是财通证券做大做强研究所的最大底气。 为了解决研究行业的两大人才痛点——首席分析师老化带来的研究机构梯队僵化、资深分析师个人的转型需求，财通证券研究所规划了一座围绕“大财富管理”的人才流转宝库。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财通证券不仅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可兑现、可持续的激励机制，也在酝酿打造一个完善的职业路径发展体系，研究员可通过这一“旋转门”，流转到买方投资、投顾、投行等不同领域，全面服务于公司的财富管理转型战略，同时达到培养人才、成就人才的目的。 以长远之计，战略性重塑财通研究所 券商中国记者：财通证券近期启动研究所招聘计划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选择在当前发力研究团队建设？ 马晓立：我们是以全力重新打造研究所的力度在做本次招聘，引进岗位包括研究所所长、总量首席、各大行业首席以及销售团队负责人等等。这是集团着力推进大财富管理转型战略之下的关键之举。 我们希望用3到5年时间，把研究所打造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行业特色标杆。对于这个目标，我们会分步骤来走，首先在目前研究所数十人的基础上，将团队（研究+销售）扩充到100人左右，之后计划进一步扩容至200人左右，我们对优秀的人才求贤若渴。 在当前时点发力研究，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随着公司资管、投行等各项业务蒸蒸日上，大财富管理战略转型如火如荼，财通证券亟需一支强大的研究团队来支撑业务发展，因此建设高水平研究所被提到战略性高度。第二，从2017年完成上市，到近期38亿可转债发行，财通证券已然栖身全牌照综合类上市券商行列，资本金相对充足，并具备了持续投入的能力与信心。 提供可兑现、可持续的良好激励 券商中国记者：行业内近年来并不缺少重金打造明星研究所的案例，但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财通证券如今大手笔投入研究所的信心源自于哪里？ 马晓立：我曾做过10年卖方研究，也曾在大平台上磨练过很多年，见证了行业的起起落落。近年来，崛起的一些研究所新秀，大多有个共同点，即拥有一个非常强的灵魂人物。而在这背后，则是一整套良好的、稳定的考核激励机制。 事实上，财通证券也在探索大财富管理转型的路径，如今我们的业务发展战略已经清晰，对研究所亦有明确的目标定位——在业务上，先做“卖方”，后增加内部协同；在财务上，把研究所定位成非盈利部门，做好了长期稳定投入的准备；在机制上，将给予研究所充分的授权，坚持市场化考核激励机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财通研究所的激励机制是良好的，不一定是全行业最好，但其最大特点在于可兑现、可持续，这点非常重要。一旦激励机制朝令夕改，公司投入不稳定或不能长期化，团队必然会有变化，而稳定的人才团队是发展的核心。以财通证券资管为例，用8年从籍籍无名成长为行业前10，委实离不开集团给予的持续稳定的激励机制。事实上，财通证券旗下的永安期货、财通基金等子公司也都发展良好，这背后都有“制度”因素。我们希望将务实、开明的浙商精神，与信任、授权的合伙人文化，在研究所这个平台上碰撞出火花。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一定要尊重人才。优秀的分析师是研究所最重要的资本，只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空间，他们的能力与个性才会得到充分发挥。 券商中国记者：除了具有竞争力的激励机制外，财通证券研究所还有哪些特殊的人才战略？ 马晓立：作为曾经的同行，我非常了解研究行业的两大人才“痛点”。一是对研究机构来说，首席分析师老化带来的人才梯队僵化；二是对部分一定年龄的资深分析师而言，转型需求比较迫切。对此我的设想是，围绕大财富管理打造一个人才“旋转门”，帮助他们切入到大的投资和财富管理体系中。 如果想转型做投资，这扇“旋转门”既可以通往财通证券资管、财通基金、财通自营等二级市场投资的子公司和部门，也可以通往财通创新这样的一级市场投资子公司，从事投资研究工作；如果想要转型投行，可以转向投行相关部门；有资金方优势的分析师，还可以选择资产配置方向，为客户提供投顾等有价值的财富管理服务。 券商中国记者：作为财通证券资管的董事长，您用8年时间一手将财通证券资管带进行业前十，如今分管研究所，有何经验可以借鉴？ 马晓立：研究所和资管在管理上确实有一些共性，可以概括为四点。 首先，要制定与集团公司一脉相承的发展战略，有清晰的目标和正确的定位，在这一点上，经过几年讨论，财通研究所已经有了很充分的规划。 其次，打造一个敬业、专业且团结的核心班子，在此基础上做好人才梯队建设，实现造血机制。 再次，要有完全市场化的机制，初期考核机制要简单、清晰、透明。在经营上，集团给予充分信任与授权，以及可持续的资金投入。 最后，要打造良性的企业文化。财通证券资管打造的是一个类合伙制文化，通过扁平化的管理和充分授权，充分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专业、团结的良好文化氛围。 我们相信，这些成功的经验是可落地、可复制的，对研究所的打造很有借鉴意义。 守住研究“初心”，外引内培专家型分析师 券商中国记者：针对此次招聘，您期待能收获什么样的人才？ 马晓立：资本市场是讲实效、讲执行的，我们希望尽快打造出成熟的卖方研究服务，必然首先希望邀请已有较大影响力的优秀分析师团队加盟。 第一是所长及核心班子成员。作为研究所的核心人物，所长首先要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比如连续多年位居新财富前三的首席分析师。其次，要有较强的管理意愿和管理能力，比如曾担任所长、副所长或大组长等职务。此外，必须要有正直诚实的人品和较大的格局，“人正财通，财通人和”是财通证券的文化底色，也是我们的用人理念。我们希望找到这么一位优秀的人选，未来带领研究所走专业化的道路，实打实在市场上去比拼硬实力，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贡献力量。 第二是研究员。与一些研究所对内主要协同投行不同，财通证券希望研究所在对内方面能更多拥抱财富管理，服务于集团的财富管理转型战略。为此财通证券研究所更青睐“专家型分析师”，希望在总量研究和行业研究之外，构建起资产配置的能力，更好地服务以银行、保险为代表的机构资金，和营业部的零售客户。 “外引”和“内培”我们同样看重，不仅希望能够网罗到市场上较为资深的首席或一助、二助，或者从产业领域邀请资深人士转型研究员；同时将着力打造一套有效的造血机制，吸纳一批优秀的名校毕业生作为种子不断培养出优秀分析师，助力他们在财通证券研究所点燃青春，实现自我。 第三是销售团队。我们希望销售团队的负责人要真正以客户为中心，凭借勤奋和专业服务好客户。 券商中国记者：您是10年卖方老将，又曾多年蝉联行业第一。在当前券商研究巨变的历史时期，您认为优秀的研究员应该是怎样的？ 马晓立：“后浪”们越来越优秀，也都非常勤奋，但是行业的环境在改变，现在研究员服务的对象更多了，占用了一些研究精力。此外A股风格轮动频繁，10年前周期行业独领风骚，如今大家更偏向消费、科技、医疗等。但事实上，研究的本质没有变化。 不论如何，研究员还是要回归本源，不忘初心，扎扎实实把公司研究好。从专业技能角度，我认为研究员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合格，能把行业脉络研究清楚，把上市公司未来业绩预测准确，这是基础要求。 二是优秀，在做好基本面分析的基础上，有能力挖掘出优秀的个股。 三是卓越，成为真正的行业专家，能够前瞻性洞悉行业发展趋势，为上市公司发展出谋划策，乃至参与行业政策的制订，最终影响行业格局。 根植浙江沃土，打造产业特色政府智库 券商中国记者：按照您的规划，财通证券研究所未来的发展路线是怎样的？将在哪些方面打造差异化特色？ 马晓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并不期望一开始就实现全行业覆盖，而会分三步走：首先，通过优化重点行业研究，重塑卖方业务，打出财通研究品牌；然后，逐渐增加对内服务比重，围绕投行、投资、资管、自营等条线提供服务，并为集团大财富管理转型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撑；长远看来，研究所应当成为财通证券的大脑和人才储备库。 作为浙江省属国有券商，财通证券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和品牌优势，研究所希望充分利用浙江本土资源，打造产业特色。 浙江自古便是江南富庶之地，目前拥有510家（未来有望增加至800甚至1000家）上市公司，在全国位居第二，其中不乏广受投资者认可的优质公司。浙江还拥有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等高校旗下的众多科研团队，以及赛伯乐、天堂硅谷、阿里等知名投资机构。2017年，浙江省提出了“八大万亿产业”概念，未来有望诞生更多优质的新经济企业。 财通证券与省内各大国企渊源深厚，并得到众多民企的认可，将努力成为“最懂浙江上市公司”的区域研究特色标杆，并发挥研究所的智囊团作用，为浙江省整体的经济规划贡献一份力量。 券商中国记者：目前一些券商研究所的卖方服务客户正在逐渐从公募、银行等传统资管机构，扩展到公司、产业甚至政府，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马晓立：这将是研究所未来重要的布局方向和收入来源。作为浙江省的正厅级国企，财通证券研究所不仅要当好集团的“大脑”，也要为浙江乃至长三角各级政府的战略规划、产业规划、区域发展、政策研究等发挥智库作用。 集团领导曾多次提到要重视和支持打造省内智囊团，而财通证券本地优势，也为浙江的地方产业投融资服务提供了天然基础，在此过程中建立的良好互动、产生的业务机会，也会反哺其他业务条线。
2020年年底，就职仅4个月的粤开证券分管投行副总裁王安安就宣布辞职。 12月29日晚间，粤开证券公告称，董事会当天收到副总裁王安安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王安安是粤开证券2020年市场化引进的4名副总裁之一，主要分管投行业务条线，此时距离他8月正式获聘仅过去4个月时间。 券商中国记者从接近粤开证券人士处了解到，王安安此次辞职是与公司沟通之后的“和平分手”，主要原因在于王安安长期在上海工作，但粤开证券的业务重心和不少潜在项目却在广州。叠加今年的疫情影响，两地往返办公难度加大，也对其日常开展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事实上除了粤开证券，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还有不少券商高管同样经历了变动。 粤开证券副总裁王安安离职 根据公告，王安安此次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12月31日起辞职生效。其未持有粤开证券股份，辞职后不再担任粤开证券其他职务。 王安安是粤开证券8月市场化引入的新副总裁，主要分管投行业务条线。彼时，粤开证券称，聘任王安安为副总裁，是“基于公司发展需要，有助于公司业务拓展与转型，助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一流精品特色券商”。 简历显示，王安安出生于1975年，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职于申银万国证券、申万巴黎基金、国联安基金、鸿商产业控股集团、兴业证券(行情601377,诊股)、兴业创新、瑞银证券、东方花旗证券。2016年11月至2020年8月担任华西证券(行情002926,诊股)并购重组部总经理。 从简历中可以看出，王安安的工作经历基本集中在上海地区，但粤开证券的总部、控股股东以及众多项目资源却在广州。在今年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的情况下，频繁往返上海广州两地主持投行工作变得相当困难。“他在上海有工作要做，广州这边也有项目要做，如果出来一次就要隔离14天的话，工作很难正常开展。”有知情人士透露。 此前，粤开证券董事长严亦斌在接受券商中国记者专访时表示，依托控股股东开发区金控的科技价值园区，投行业务将成为粤开证券发力的一个重点。尤其是在注册制改革逐渐深入的背景下，粤开证券未来将大力拓展IPO业务。 券商中国记者获悉，基于这一考虑，粤开证券也在接触新的分管投行副总裁人选，重点看好在IPO等股权融资方面的专业能力，以及能否与粤开“立足广州，辐射全国”的战略相契合。同时也会考虑未来尝试联席负责人制度，通过不同负责人一南一北协作，更好地推进投行业务发展。 年内多位券商高管辞职 证券行业永远是人员流动最频繁的地方之一，哪怕是已经做到券商高管的高级“打工人”亦莫能外。 券商中国记者据Wind数据发现，2020年至少有十余位副总裁及以上级别上市券商高管辞职。 距离目前较近的案例，就是10月13日，国联国金宣布终止重组事项后，国联证券(行情601456,诊股)分管投资副总裁杨明“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目前尚未传出接任者就职的消息。 9月初，国海证券(行情000750,诊股)董秘辞职，但仍担任国海证券全资子公司国海创新董事长职务。而在今年1月，国海证券总裁刘世安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 8月底，国泰君安(行情601211,诊股)发布公告称，朱健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就在同一天，上海银行(行情601229,诊股)则披露，朱健已任该行党委副书记，拟提名为行长人选。 7月，西南证券(行情600369,诊股)副总裁李勇辞去兼任的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职务。6月，国元证券(行情000728,诊股)副总裁陈平辞职。 5月至少有三位上市券商副总裁辞职，分别是东方证券(行情600958,诊股)副总裁杨玉成、国元证券副总裁陈益民、第一创业(行情002797,诊股)证券副总裁奚胜田。 广发证券(行情000776,诊股)原执行董事、总经理林治海则在4月20日宣布，因健康原因申请辞去相关职务，不继续在广发证券担任其他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除上市公司外，一些未上市中小券商也在今年进行了管理层的调整更迭。例如，今年10月信达证券董事长肖林因个人原因辞职，中国信达董秘艾久超接任信达证券董事长之职。中邮证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也将双双变更，中国邮政集团党组成员、总会计师郭成林将出任中邮证券董事长，中邮理财总经理步艳红拟任中邮证券总经理。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农民率先拉开改革大幕，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大台阶，农民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多，农村民生显著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贫困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强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 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必须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习近平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常态化监测，重点监测收入水平变化和“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继续精准施策。对脱贫地区产业帮扶还要继续，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促进产业提档升级。要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搞好社会管理，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党中央决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习近平指出，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建设高标准农田，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要把黑土地保护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把黑土地用好养好。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提升收储调控能力，坚持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扩大完全成本和收入保险范围。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要继续抓好生猪生产恢复，促进产业稳定发展。要支持企业走出去。要坚持不懈制止餐饮浪费。 习近平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一是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二是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知识，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三是要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保持战略定力，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土壤污染、地下水超采、水土流失等治理和修复。四是要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尊重基层和群众创造，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五是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要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重点抓好改厕和污水、垃圾处理。要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分类，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貌，加强分类指导。六是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七是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扛起政治责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县委书记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要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工作导向，推动各类资源向基层下沉，为基层干事创业创造更好条件。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乡村振兴一线岗位，把乡村振兴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广阔舞台。要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李克强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出发，深刻阐释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体要求，科学回答了在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对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要认真学习领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工作实际，围绕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好明年及“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总结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的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紧谋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抓好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生产供给，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支撑，坚决打好种业翻身仗，全面启动乡村建设行动，推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讨论稿）》。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出席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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