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立春，本是温暖向上、万物生长的季节，可电影人之间却传播着两条冷冰冰且沉痛的消息…先是送走了年仅43岁的电影音乐人赵英俊，紧接着又有著 名电影人张昭去世，年仅58岁。张昭的突然离世，震惊电影圈。 3日晚间，其妻黄紫燕在朋友圈发出短短八字：永失我爱，悲痛万分。看到的人莫不为之动容。 黄紫燕在这条朋友圈同时公布了张昭治丧委员会名单：张艺谋任组长，副组长包括：贾跃亭、韩三平、任仲伦、王长田、孙喆一等11人。 图片来源：朋友圈截图 张昭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九十年代初赴美留学攻读电影制作硕士学位。1996年，张昭加盟上影集团；2000年加盟过国务院新闻办（SCIO）所辖视点传播公司任职副总裁；2003年，张昭加入光线传媒(行情300251,诊股)，担任艺术总监。2006年，张昭创立光线影业并任职总裁。自公司创立四年期间，光线影业出品并发行了20余部商业电影，连续四年保持100%的增长速度。8年风雨历程，张昭一手创办的乐创文娱一度跻身民营影视公司五大的行列。2019年6月，张昭辞任乐创文娱董事长、CEO职务；2019年7月，张昭出任复星集团副总裁、影视集团CEO，但不到一年，张昭再度离开。2020年底，58岁的张昭选择了重新开始，创办橘品影业，踏上新的创业之路。 他被认为是中国电影(行情600977,诊股)行业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也被称为业内最懂电影的影视公司高管。 多位著名导演以及贾跃亭、甘薇等人发文悼念 他的去世给行业带来极大的震动，著名导演张艺谋、陈嘉上、陈思诚、光线总裁王长田等纷纷发文表示悼念，与此同时， 贾跃亭与甘薇也发文悼念。 张艺谋导演发文悼念，高度评价张昭对电影的热爱。 王长田发微博悼念，张昭“为电影而生，为电影而终，为电影耗尽了生命”。 贾跃亭发微博悼念，“他为电影而生，血液中流淌的全部是电影因子”。 甘薇也发微博悼念： 不敢相信、不愿相信，听到这个噩耗的人都是这样的心情。因为在大家心目中，张昭是执着坚韧、百折不挠的。他曾带领光线影业连续四年高速增长；他曾创立乐视影业，开启互联网与电影的新篇章，并在乐视大厦坍塌时，顽强地保存住了影视这一板块；他曾出任复星影视集团CEO，但未能实现产业抱负，选择创业重新开始… 职业高低起伏、行业顺境逆境，张昭从未离开电影，他将自己视作产业人，不会因内部外部的变化放弃对电影的坚守。 他永远记得自己小时候趴在门缝里看黑白电影时的震撼和触动；永远记得读大学时在复旦大礼堂观看电影《红高粱》的热血沸腾……电影在少年张昭心中埋下种子，这将是他毕生奉献热爱与激情的事业。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每经2020年5月11日报道：三次别离，张昭：不惋惜是假的，但该放弃时就要快一点 2020年4月，每经记者获悉，张昭已经辞去复星集团副总裁、复星影视集团CEO、复逸文化CEO的职位，他的第三次创业再度落幕。此后不久，张昭接受了每经记者专访。 那一次，张昭与记者聊了很多，聊到了他几次创业的经历，也聊到了他对电影的理解。当时，他说，“我们这群人把电影这个事儿看得至高无上，因为我们都曾被电影深深影响过，希望电影人能一代代做下去”。 耀眼和喧闹已经离电影行业很远了。影院停摆100多天，大家皱着眉忧虑“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姜伟、叶宁、康利等高管分别从万达影视、华谊兄弟(行情300027,诊股)、猫眼娱乐等平台去职，都没能激起舆论热议。 可当离职的主角是张昭时，闻者不禁一声叹息。 稍微了解一点中国电影行业的人都知道张昭的行业地位，稍微知道一点张昭的人，都会有感于他的职业经历。他从零开始创办并掌舵光线影业、乐视影业，浇筑了心血，也看到了成果，但最后却总是离开，而且似乎都错过了“最好的时候”。 张昭的第三次别离，是前不久辞任复星影视文化集团CEO，这一次的任职时间比前两段都短得多——仅仅8个月。而这次离开，中国电影市场已大变。一场疫情让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个时候要想再受到众多资本加持，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又一次没有赶上“最好的时候”。 张昭的言语里却听不出一丝的“英雄落寞”。“职业经理人”张昭离开了公司，“产业人”张昭却还会坚守在电影这片水域，虽然现在这个产业是如此艰难。 “通过问我的选择，其实你问了为什么电影不会死。”张昭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忆起一段画面，十多岁时，他趴在门缝里偷看邻居家电视里放的越南电影《森林之火》，电影是黑白的，对少年张昭留下的心灵震撼，却让他下决心一生追随电影事业。 告别复星，在行业低谷时 “谢谢你们没有直接问我这次为什么离开。”当每经记者关心他离职后的去向时，张昭笑着说道。 在不同公司里做了很多年CEO，张昭很懂得说话的分寸。“我现在不代表公司了，仅仅代表我个人，所以很多话我能讲，别人不能讲。可能别人也觉得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也是实话，对吧？因为如果在一家公司里做CEO、董事长，身上的压力是很大的，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 2019年6月，张昭离开坚守了7年的乐视影业。两个月后，他加盟复星集团，任复星集团副总裁、复星影视文化集团CEO。这段任期里，还没来得及看到打着鲜明张昭烙印的业绩出炉，行业就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 2020年上半年，疫情给电影带来空前的损失，每家公司都要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至于张昭最看重的事业抱负——产业升级，作为公司大多无暇顾及。“这个时候，反而你作为个人来梳理产业升级的逻辑，自由一点、作用会大一些。”张昭委婉地回应了他此番离职的原因。 离任复星的短短数日内，张昭的电话不断，原来的同事们给他发来各种消息，传言称他将前往某某公司或某某公司。“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看到的。”张昭说，“因为这些方面我真的没想，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事：帮产业升级做梳理，与大家多交流我对产业的思考；与年轻创作者多合作，帮他们的影片做监制。” 张昭还记得做《小时代》系列时，前两部接连推出，在收获不错票房的同时也涌来许多负面口碑。初为导演的郭敬明问张昭：“《小时代3》和《小时代4》我们怎么拍？我们要不要也往成人世界的价值观上靠一靠？” 4部《小时代》总票房达17.91亿 图片来源：灯塔专业版 张昭毫不犹豫地say no：“不但不要，而且我们还要拍得更加‘小时代’。”之所以去做《小时代》系列电影，就是因为它“满足了少女的闺蜜梦想”，其他人的观感不重要。 “青年电影人了解我是怎样把作为电影导演的郭敬明做起来的，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试图和他们多沟通，只是之前产业没那么大调整时，这个行业不缺钱，他们也不愿意听我唠叨。现在聊就顺得多了，因为他们需要安全感，需要我这样的监制。”张昭说，“疫情的冲击，青年创作者们其实是最脆弱的，他们做电影的决心需要保护。” “为青年导演当监制，也是在做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就是这样一部电影一部电影做起来。对产业升级的推动，我肯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行业里有很多有识之士，我也有很多朋友，大家都想做些事情，帮助行业走出低谷。”张昭说。 乐视至暗时坚守，天亮后离开 2018年3月，张昭公开了一封内部信，宣布原来的乐视影业获融创中国及其他股东10亿增资后，大股东变为融创，原属于乐视控股的股权逐步以转让、拍卖等方式被处理，这标志着张昭带着整个公司正式与乐视剥离。 两个月后，一篇名为《张昭：挣脱乐视，走出至暗时刻》的文章在电影人们的朋友圈里刷屏。在那篇文章里，张昭讲述了2017年4月18日深夜，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贾跃亭在乐视影业楼下待了很久，他想拿走影业的最后一笔钱，数目是3亿，用以抵押乐视的债务缺口。 上述文章显示，贾跃亭坚持要见张昭，张昭没有出现。在熄灭了60多个烟头后，张昭决定，“还是得借”。借款流程是贾跃亭与孙宏斌的融创协商，贾跃亭承诺在4月24日将这笔钱如数归还，可贾跃亭在孙宏斌和张昭面前失信了。 陷入危机的乐视体系拖累乐视影业的那一年时间，张昭形容为“至暗时刻”。幸亏经营乐视影业时，张昭严格的风险控制，再加上新股东孙宏斌的力挺，让乐视影业避免了与乐视体系一同崩塌的命运。 此后，乐视影业更名为乐创文娱，融入地产王国融创的大版图中，张昭为乐创文娱规划了线上影视与线下文旅联动的“蝴蝶矩阵”。而在公司平稳经营一年多后，2019年6月，张昭突然辞职，接任乐创文娱CEO的是孙宏斌的大儿子孙喆一。 至暗时坚守，天亮后离开，张昭的选择让人琢磨不透。 “当时大家的确不知道，现在我可以回过头来说这段选择了。”张昭对每经记者表示，“处在我那个位置上，就要对很多人负责。融创和乐视做了资本交接后，过渡期很重要，所以他们叫我守夜人也好，叫啥都没所谓，我肯定要对这段过渡期负责。” 那时候，张艺谋的《影》还没上映，《熊出没6》也在制作中。这些作品都是张昭在乐视影业时开发的，为了对创作者负责，张昭也断然不能立即离开。 “再有当然是对团队负责，跟了我很多年的创业团队，我不能自己先做自己的选择，要让他们先做选择。”张昭连说了三次“负责”，“先尽责任，再图发展。所以最后那两年，就是个责任问题。那么这些责任基本都尽到后该做什么？到了放弃的时候就一定要快一点放弃。” 再上一次别离，是他离开了一手打造的光线影业。光线影业和乐视影业都没有实现他最初寄予厚望的独立上市。在转身离开后，公司所享受的鲜花与荣光也不再属于曾经的领袖。 “熊出没”系列是张昭打造品牌化、系列化影片的最好案例 图片来源：灯塔专业版 “你要说惋惜有没有？当然有，我干一件事都是全情投入的，而且都希望它能在自己手上开花、结果，还能遍地都是。”张昭坦言，“但应该这么想，每个阶段我都把为产业做得贡献最大化了。” “老实说，每一次平台或资本，都给我很多回馈，方方面面的。但现在电影产业里的资本还是第一代资本，我这样一个做产业的人，对它们的作用一定是阶段性的。”张昭告诉每经记者。 用互联网为电影导流，推动品牌化、系列化影片，目标受众精准化、聚焦青年观众……种种理念都是张昭在不同平台从业时留下的，这也是他一直推崇的产业升级——像迪士尼一样做电影。对不同的资方而言，张昭的去留总有时，可对产业而言，这些实践和经验却留下了注脚。 “娱乐”与“快乐”一字之差，本质之别 1996年，张昭结束美国留学后回国，他第一份职业本是一名电影导演而不是产业人。在美国就读电影制作专业时，他拍摄的短片《木与词》获得了学生奥斯卡奖。 “过去我是立志要造车的，回来一看发现根本没有路，那你造一跑车干嘛呢？”张昭这样阐释他从创作者转为产业人的原因。 那时候，中国电影市场还非常弱小，2000年，张昭来北京的第一年，当时的年度电影票房才8.6亿元。2006年张昭开始做光线影业，年度总票房约20亿元，到2011年创办乐视影业时，票房数字已翻了五倍到达100亿元，2019年飙升至642亿元。 “步子太快了”，一路走来，张昭感慨。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资本涌入，影视公司迎来上市潮。虽然全年影片产量只从2010年的526部增长到2019年的616部，但这期间票房增幅却超过500%。 乐创文娱从2011年成立以来，参与投资发行的影片。截至2019年6月24日，在张昭的带领下，乐创文娱先后通过旗下公司参与的影片有66部，合计票房高达130.08亿元。 “资本进进出出，都忙于推高票房炒股价，股价高了就赶紧溜。这20年发展得太快了，但产业要一步步地积累，高速发展势必需要‘补课’。前几年我也做了一些产业升级的实践，把依赖单片票房的盈利模式变为品牌化的模式，就像迪士尼和漫威，本质上是轻资产，最值钱的就是它们的知识产权、它们的品牌。” 张昭自嘲，人已不在乐视了但还总给“熊出没”打广告，这是乐视影业和华强方特当年合作开发的，从一部影片衍生成系列、再衍生成品牌，在他心目中，这确实是一个电影品牌化的先例。 印象中，张昭还是一名互联网与电影融合的旗手。 2011年，贾跃亭向张昭抛出橄榄枝，当年的《失恋33天》大获成功，让张昭意识到，电影产业必须通过互联网平台与消费者联动，但光线已无法满足他在互联网上的尝试。 执掌乐视影业期间，陆川和张昭有一场关于电影可否先在互联网点映的争执。2015年乐视影业出品电影《消失的凶手》，张昭想让这部影片在100万台乐视电视上率先点播，为影片上映前的营销造势。陆川急了，“先是胶片电影没了，转数字拍摄了，现在又是电影的首发在互联网电视而不在电影院了。虽然咱们是好朋友，但你要是这么做，我就在你办公室静坐、拉横幅。” 与《囧妈》转战互联网的情形如出一辙，当初影院和院线也剧烈反弹，采取了“撤映”、“退票”等强势的抵制方式。迫于压力，《消失的凶手》在超级电视里的播放宣告取消。 “陆川现在见到我，还说那个话。”而张昭也依然坚持自己当初的观点，“对互联网，大家不要拒绝，不要怕。” 《囧妈》在电影院点映时，张昭也去看了，很多人猜豆瓣评分至少7、8分，因为都看哭了。可最后转到网上，反响就比较差了。 “为什么呢？逻辑很简单，电影院是一个创造共情的场所，120分钟黑着灯、音效视效冲击，观众产生与人物与主题的情感连接。而网上看这个故事，周围亮着灯、旁边一堆人，手机一响我就退出，想哭也哭不出来。网上看电影只提供‘娱乐’，电影院才能提供‘快乐’。” “多一个观影场景，对内容来讲不是坏事。你要品牌的沉浸、情感的共鸣，手机绝对做不到。而且就算是流媒体，也不可能消化这么多的电影成本，不会都转到网上的。”张昭认为。 “通过问我的选择，其实你问了为什么电影不会死” 一场疫情，捅破了票房增速放缓、影视公司净利润下滑的窗户纸，甚至让本就风雨摇摆的电影产业几乎直面“生死”。更为严峻的是，当下不只是电影业面临困难，整体的经济形势都不容乐观。曾经被资本青睐的影视产业，还可以再次吸引资本的回眸吗？ “我觉得这个阶段就别想了。”张昭断言，“正视危机，抛弃幻想！花小钱调整商业模式，盘活行业里存量的这些钱。其实做电影、调整模式这件事真的不需要太多的钱，‘穷则思变’，慢慢做、耐心做，做出样板、做出增长来。资本不是慈善家，当你调整完了，价值资本自然会来。” 目前，各大影视公司手中都有不少大片压着，现在面临着无法确定的定档时间和锁死的业绩报告时间点，压力的确大。 张昭直言：“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来消化这些存货，消化会不会造成一些投资的损失，我觉得还很难说”。 “我听到电影人们都很‘丧’，但哪个行业现在不难？咱们做电影的首先要自救，别等着别人来拯救，电影要做强者，不要做娇娥，要自强才能强。” 回顾张昭的成长，是“精英主义”的经历，其父亲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究专家，考大学时他不顾父母反对，报考了军艺导演系，被父亲知道后硬是给拽回复旦读计算机。张昭在复旦念哲学系硕士时，张艺谋带着还未上映的《红高粱》来到复旦大礼堂，想看看复旦学生的观后反响。台上，唱起了“喝了咱的酒啊，见了皇帝不磕头”；台下，张昭热血沸腾，少年时趴门缝看越南黑白电影的感动再次被唤醒。 后来，张昭去纽约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纠结再三，还是把专业改成了电影制片。人生不过大梦一场，他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电影梦。 “我接受过那么多采访，还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当每经记者提起他的精英主义教育背景，为什么对这个尚处于混沌状态、准入门槛也不高的电影行业情有独钟时，张昭停顿了一会。 “我觉得通过问我的选择，其实你问了为什么电影不会死。我们这群人把电影这个事儿看得至高无上，因为我们都曾被电影深深影响过，希望电影人能一代代做下去，让我的孩子也能捕捉到电影的价值。”张昭说。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也是深圳“双区”建设的开局之年。 面临各种复杂考验，迈入而立之年的深圳资本市场功能日渐齐备，生态日趋优化，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新创业、推动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过去一年，担负着深圳资本市场一线监管重要使命的深圳证监局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打好防疫抗疫攻坚战，扎扎实实办好资本市场的事，切实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全力服务国家各项重大改革举措战略部署，努力实现稳定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近日，深圳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李至斌接受证券时报记者独家采访，对过去一年围绕防范化解重点风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服务与监管工作进行了总结，提供了深圳资本市场的监管“样本”。 深圳资本市场总体稳中向好 证券时报记者：深圳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赋能，请您介绍一下深圳资本市场近年来发展情况。 李至斌：近年来，深圳资本市场保持了稳健发展的态势，呈现出三方面特点。 第一，市场体量大。截至2020年底，深圳共有上市公司333家，平均不到6平方公里就有一家上市公司，密度居全国第一，市值达9.12万亿元，占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比重超过11%，居全国第二。深圳共有证券公司23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31家，数量均居全国第二；期货公司14家，全国第三。辖区资管业务总规模超过13万亿元，约占全国资管业务总规模的1/4。 第二，机构实力强。2020年证券公司分类评价中，深圳辖区共有5家AA级公司，数量居全国第一，一批综合实力突出的头部机构持续发挥行业“领头羊”、“排头兵”的作用。 第三，发展韧性足。自2020年二季度起，深圳上市公司业绩逐步回暖，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深圳实体经济的“基本盘”。2020年全年完成首发企业上市34家，是2019年同期的2.3倍。辖区拟上市企业（含在辅导、在审）204家，后备资源丰富。创新资本活跃，2700多家私募股权及创投机构累计为实体企业注入约1.4万亿元资本金，辖区证券公司保荐科创板、创业板项目家数居全国第一。在行业机构助力下，实体与资本、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 扎扎实实办好资本市场的事 证券时报记者：深圳证监局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哪些做法？成效如何？ 李至斌：“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如何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每一位监管者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作为身处先行示范区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深圳证监局既要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打好防疫抗疫攻坚战，也要保持定力，稳中求进，扎扎实实办好资本市场的事，切实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全力服务国家各项重大战略部署，努力实现稳定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助力市场主体疫情期间攻坚克难，解“燃眉之急”。2020年伊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考验，深圳证监局闻令而动、敢于担当，团结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带头打好防疫抗疫硬仗。深圳证监局党委统筹部署“五个一”行动，制定疫情防控监管工作方案，确保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助力实体企业渡过疫情难关，市场主体整体复工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稳步推进各项重大改革措施落地，谋“长远之策”。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方面，发挥主场优势，紧扣深圳创新文化(行情300336,诊股)浓厚、“三创四新”企业活跃、创投行业聚集等显著特点，深入开展调研，就配套规则多次提出完善意见，优化辅导监管机制流程，全力保障注册制改革平稳落地。2020年辖区新增创业板上市公司15家，居全国第一。狠抓中介机构能力建设，分条线召开证券、基金、期货行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凝聚行业智慧，共商发展大计。“一司一策”谋划机构发展，从资本、机制、人才、管控、业务五方面破题，全面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与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助力“双区”建设，提出支持深圳“双区”建设的推进方向和具体举措。发挥“参谋”和“助手”作用，立足一线监管多想办法、多出实招，积极向地方党委政府建言献策，2020年累计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报送各类专报、快报类信息40余篇。 坚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证券时报记者：在防范化解资本市场重大风险、维护深圳资本市场稳定运行方面，深圳证监局的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是什么？ 李至斌：对资本市场重点领域的风险要有迎难而上的决心，对市场苗头性、倾向性的风险要保持高度敏锐，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不能掉以轻心，不能置若罔闻，要坚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近年来，深圳证监局统筹考虑存量与增量、治标与治本、当前与长远的关系，通过“科技探雷”、“精准拆弹”、“协同攻坚”等方式，严格控制增量风险，逐步化解存量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加大监管科技运用，实现风险的早预警早处理。改变“人海战术”，从人盯簿记到数据信息跑路，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将风险化解的关口前置，让风险应对走在市场曲线前面。2020年，对机构、公司、资管、私募等“四大风险监测系统”指标体系进行优化，新增了持牌机构风险台账、投行业务风险监测、合规负责人履职监管数据库等监测模块，私募系统引入地方工商、税务、社保、征信等信息，进一步加强监测系统的风险研判功能，提高风险识别的精准度。高度重视市场舆情“雷达站”的作用，建立起全覆盖的每日舆情监测处置机制，全年编制舆情日报245期，发现并处置重大舆情事项600余件。 分类施策，当好“实干+巧干”的拆弹工，积极化解股票质押风险，2020年全年累计压降高质押公司20家，质押融资金额减少192亿元，54家公司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累计获得纾困资金249亿元。有效应对债券违约风险，通过推动可交换债换股、外部筹资等方式，化解了4家发行人的6只债券违约风险。 央地协作，发挥合力，实现风险处置高效联动。深圳证监局积极发挥专业把控、政策解读等方面优势，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通报行业现状、监管举措、思路建议，推动地方党委政府积极应对、及早防范，在构建风险防控合力、提供政策性纾困基金、处置涉众涉稳风险等方面积极作为，构建风险化解央地协作“一盘棋”格局。 做好“宣传员、督导员、质检员、服务员” 证券时报记者：在提高辖区上市公司质量方面，深圳证监局的主要思路和具体举措是什么？ 李至斌：近年来，深圳证监局围绕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推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各项工作，用高质量上市公司夯实资本市场基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及时解读政策，做好监管导向的“宣传员”。召开辖区上市公司4200余名“关键少数”参加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大会，督促上市公司履行好首要责任和第一主体责任，准确把握、充分理解高质量上市公司作为“优等生”的内涵标准，从规范公司治理等六方面入手，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大湾区乃至全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标杆和示范。 压实主体责任，做好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稳健发展的“督导员”。对分散的监管规则进行系统性归纳整理，梳理归纳公司治理、财务造假、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等十项重点要求，督促公司敢自查、真自查，把底数摸清楚、把工作做扎实，激发公司规范运作的内生动力。截至目前，辖区2020年11月底前上市的320余家上市公司均已完成对照检查。 严格监管要求，做好上市公司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的“质检员”。严把“入口关”，深入拟上市公司现场核验，推出面向公司“关键少数”的“辅导监管第一课”，提升规范意识；落实辅导机构责任，严格辅导质量管控，为市场引入源头活水。畅通“出口关”，全面排查公司退市风险，从信访处理等各方面做好预案准备。持续紧盯公司治理问题和风险苗头，及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督促公司整改。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职责，督促审计机构聚焦高风险事项开展重点审计。 构建协作机制，做好各方齐抓共管上市公司提质工作的“服务员”。推动深圳市政府建立由18个成员单位参与的《深圳市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协调推进机制》，同时提请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市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实施意见》，央地“共建、共治、共享”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格局正不断巩固深化。 按“红黄绿”划分等级分类处置私募基金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深圳是全国私募基金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机构数量多，问题也时有发生。近年来，深圳证监局私募基金监管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李至斌：近年来，深圳私募基金行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实现了快速增长，截至2020年底，深圳4472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募集资金规模共计1.97万亿元，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资本市场孵育优质标的、满足居民的财富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深圳私募基金行业存在一些较突出问题，其中有一些是行业通病，有一些是市场的新特征、新情况。特别是近两年来，深圳私募基金风险呈扩散态势，风险底数不清、涉众风险较大、处置化解棘手。 2020年起，我们研究明确监管方向，按照“摸清风险底数，严格防止增量，有效控制变量，逐步化解存量，健全良性退出，加强联合惩戒”的整体思路，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措施，辖区私募基金监管初现成效，从被动“应战”开始转向主动“出击”，行业生态逐步修复，投资者大面积群访、闹访的局面有所减少，私募机构良性退出等难点问题取得突破。 一是有效摸清风险底数。组织行业全面自查自纠，鼓励“好人举手”，力争找到人、看得清、持续盯、管得住。截至目前，已有4086家私募机构对照监管底线全面自查，填报了自查自纠材料，填报率达91.37%，首次实现了有效摸清风险底数。探索分类监管机制，按照“红黄绿”划分风险等级，通过自查自纠、核查比对，发现违法线索或无法联系的红色机构382家（占比8.54%），发现违规线索尚需整改的黄色机构1482家（占比33.14%），合规或已完成规范整改的绿色机构2608家（占比58.32%）。 二是切实加强监管震慑。强调监管姓“监”，私募姓“私”，对借私募基金之名、行非法吸储之实的“伪私募”，存在侵占挪用、恶意欺诈等违法行为的“乱私募”重拳出击，2020年全年对40余家重点机构进行核查，采取监管措施40余件，移送公安部门近10家。主动加强风险警示，2020年以来，集中公示全部私募监管措施，公开发布中金国瑞、新华财富等私募机构涉嫌非法集资的风险警示，先后两批集中公布了辖区131家、75家重大违法违规私募机构名单。 三是积极构建监管合力。由监管部门统筹指导，主动聚合行业力量，于2020年8月率先成立了深圳私募基金业协会。截至目前，深圳私募基金业协会已吸纳348家绿色机构为会员单位。协同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地方金融监管局，优化私募基金联合评审机制，在入口关严防增量风险。建立健全良性退出机制，目前，一家风险私募机构的独立清退组已经开展确权流程，于2021年1月12日组织完成了第一期兑付。 四是推动行业规范发展。将持续跟进黄色机构整改落实情况并及时调整私募机构的分类标识，视情形约谈管理人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对于红色机构，将列为监管处置重点对象，在现场检查的基础上，协调行业协会采取暂停产品备案、列入异常经营机构、注销管理人登记等措施，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对于绿色机构，鼓励其加入深圳私募基金业协会，符合条件的纳入协会白名单并向社会公示，协调有关方面支持其做优做强，充分发挥私募机构在支持大众创新创业、缓解企业融资难题方面的积极作用。 让监管长“牙齿” 让违规者知敬畏 证券时报记者：在强化日常监管、严格稽查执法，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方面，深圳证监局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李至斌：深圳证监局在日常监管中注重加强监管红线和底线的刚性约束，强化监管执法，守好阵地，防止出现“破窗效应”，在严肃监管氛围、优化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上下苦功夫、做大文章。 一是让监管长“牙齿”，让违规者知敬畏。坚决依法严厉打击上市公司及大股东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打早、打小、打痛”。2020年，围绕公司治理等重点内容开展现场检查63家次，对上市公司涉嫌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立案稽查。督导7家公司更正会计差错，遏制滥用会计调整规避退市行为。2020年，对行业机构及人员采取行政监管措施96件，先后对17件违规事项采用“双罚制”，做到“双罚”常态化。针对某“网红”在自媒体公开发表不当言论及时进行监管约谈，起到了显著的震慑和警示作用。 二是延伸监管“手臂”，由“单打独斗”转为“多方协同”。目前，深圳已形成由上市公司协会、证券业协会、期货同业协会、基金同业公会以及私募基金业协会组成的地方协会体系，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公司自治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发挥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外脑”作用，探索引入律师、会计师等独立第三方主导私募基金清退工作；充分运用《证券法》相关授权，在证监会各派出机构中首次责成机构聘请第三方开展内控有效性评估，有效提升了监管的精准度。 三是以全面落实新《证券法》为契机，扎实推进稽查执法“零容忍”。2020年，主办、协查、核查案件累计超100件。4起案件的相关调查组荣获证监会稽查办案有功集体，1起案件入围“2020年证监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深化与深圳经侦执法合作，联合侦破迄今为止广东省打击规模最大的实盘场外配资非法经营案，涉及配资客户4500余人，资金交易规模达70亿元，冻结资金约3亿元。 培养监管干部成为复合型“专门家” 证券时报记者：深圳证监局在抓党建、严作风、带队伍，培养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良、作风扎实的监管队伍方面，采取了哪些积极有效的举措？ 李至斌：深圳证监局深刻认识到，证监会首先是政治机关，做好资本市场各项监管工作离不开坚强的政治保障。我们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将机关打造成干部成长历练的“熔炉”，而非慵懒散养的“温室”，通过打造优良作风，提升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把讲政治作为监管工作的底色，成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党委工作规则》《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压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二是狠抓工作作风。抓作风改作风严作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优化服务、推动工作、提升监管质效。我局开展爱岗敬业奉献奋进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干部精神风貌，强化干部队伍执行力，实现现场检查、案件调查、案件审理限期办结。 三是健全正向激励。围绕打造“忠专实”的干部队伍，倡导干部“敬业、专业、靠谱”努力方向，明确“有为才有位”，细化考核评价标准，培养监管干部成为各个层面的复合型“专门家”。 四是严格纪律约束。深圳证监局党委会同局纪委每半年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共同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作出针对性工作部署。
昨日，城市进化论“收缩型城市榜”第三期发布，首次启用付费阅读，目前已有超过700位朋友参与付费。这是城叔的一次新尝试，数据有偿，但知识无价，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随着昨日深圳GDP正式官宣，2020年“万亿俱乐部”集结完毕。 地区生产总值破万亿，被认为是一个城市的经济综合实力的直观体现。是否能进入万亿俱乐部的行列，常常被视为城市发展的分水岭。 回顾“十三五”，2016年至2018年，“万亿俱乐部”均以每年新增2座城市的速度稳定扩围。2019年佛山破万亿，再到202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6个。 注：长沙仅公布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为4.5%（预计数）。以2019年长沙市GDP11574亿元，可推测出2020年长沙GDP约为12094亿元。 若将23个万亿城市按经济实力进行分组，大体可以分为5个梯队： 第一梯队：2.5万亿及以上，包括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共5城。即便排在该梯队末位的重庆，经济总量也远超第六位的苏州近5000亿元； 第二梯队：2万亿左右，仅苏州1城。追赶2.5万亿级的重庆还有一定距离，同时又与其后排名第七的成都拉开2400多亿元差距； 第三梯队：1.4~1.8万亿区间，包括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天津，共5城，均为省会或直辖市； 第四梯队：1.2万亿左右，包括宁波、青岛、无锡、长沙、郑州，共5城，由2个计划单列市、2个省会城市、1个地级市构成。 第五梯队：1万亿左右，包括佛山，以及泉州、济南、合肥、南通、西安、福州，6座万亿“新秀”。 目前，除开距离万亿仅一步之遥的东莞，后续8000亿~9000亿量级的城市明显断档，未来2~3年内很难再有新晋万亿城市诞生。 而在万亿城市内部，竞争一直都在，但今年尤为激烈，彼此之间差距最小的甚至不足1亿元。作为中国经济的头部城市，它们的进击和衰退，将影响整个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 十强比拼，天津掉队 整体上看，前三梯队基本囊括了中国经济TOP10城市。 2月2日，深圳2020年经济目标数据正式披露，GDP27670.24亿，增速3.1%。虽然未能达到2.8万亿，但增速比全国、广东全省均高出0.8个百分点，是四个一线城市中最快的。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北上广，深圳的三产比重一直是最低的，工业城市的底色更明显，但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其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从2019年的60.9%增至62.1%，韧性更强。 相比深圳的稳中求进，广州称得上是“有惊无险”。 过去一年来，“重庆反超广州”的说法不绝于耳。但根据此前广州统计局透露，2020年广州GDP为25019.11亿元，同比增长2.7%，以17亿元微弱优势险胜重庆，守住经济第四城的位置。根据两市政府工作报告的信息，2021年经济增速均为6%以上。 广州与重庆的未来，谁更胜一筹？有观点指出，对于GDP2万亿级的城市来说，10多亿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且介于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的因素，未来三五年，重庆GDP总量超越广州的概率很大。 和广州“守擂”成功相比，天津则显得没有那么“幸运”。 2020年，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14817.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6%。这一增速分别快于全国、江苏全省2.3和0.9个百分点。而天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天津GDP为14083.73亿，增速1.5% 南京市统计局表示，这是南京经济总量继2016年首次进入全国“万亿元俱乐部”城市后，首次跻身全国十强之列。 事实上，南京赶超天津有迹可循。自2017年开始，天津主动给GDP挤水分，在2019年， GDP排名就从第七滑至全国第十，与南京的GDP差距仅为74亿元。 而在2020年上半年，天津GDP 6309.28亿元，同比下降3.9%，南京则实现GDP 6612.35亿元，同比增长2.2%，自此GDP总量已高出天津约303亿元。 这两座城市之间的经济差异背后，是传统产业与新经济之间的比拼。从产业结构来看，天津的经济总量有近一半都是来自工业贡献，以石化、钢铁等传统重工业为主。 而南京则在科创方面持续发力，对经济转型升级作用十分突出。仅2019年，南京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净增1475家，累计达到4593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过1.2万亿元，增长14.8%。 此外，TOP10城市中，还有一个变化是杭州实现了对武汉的超越，排名第8位。 但需要指出的是，武汉在2020年初受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经济发展受阻，是“万亿俱乐部”中唯一一个经济负增长城市，增速为-4.7%。根据其日前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1年武汉经济目标增速为10%。 1.2万亿量级，5城竞逐 第四梯队内部差距最小，排名第12位的宁波仅比第16位的郑州多400亿元左右，两两城市之间追赶激烈。 其中，梯队内最强的两个计划单列市宁波和青岛，2020年GDP分别为12408.7亿元、12400.56亿元，相差仅8.14亿元。 同时，青岛反超无锡，上升至第13位，长沙虽未公布GDP总值，但以增速估算，其已超过郑州，重回GDP第14城。 纵观宁波、青岛、无锡、长沙、郑州5城近10年的经济角逐，更加精彩。 早在2010年，无锡经济总量位列5城之首，青岛居第2位。直到2015年，无锡、青岛、宁波、长沙、郑州的排位被打破，长沙连超青岛和宁波，跃升至第2位。 2015年至2017年间，宁波和青岛反复赶超，互不相让。直到2018年，郑州继其他4城之后成功突破万亿，宁波也超越长沙排在5城第2位。 2019年，宁波超越无锡，登顶5城之首。青岛和郑州双双超越长沙，形成宁波、无锡、青岛、郑州、长沙的排位。2020年，这一排位再次调整为宁波、青岛、无锡、长沙、郑州。 可以说，未来一段时间，这一梯队五座城市的竞争中，青岛、无锡、宁波仍将是“近身肉搏”，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实力的较量。 去年，青岛之所以被无锡超越，工业下滑是最主要原因之一。虽然规上工业增速仍落后无锡（6.6%），但与上一年相比，已有明显好转，2019年两者的差距是2.9个百分点。 而在宁波和青岛两个城市的比拼中，2020年宁波第二产业增加值（5693.9亿元）高出青岛（4361.56亿元）1300多亿元，领先优势十分明显。 回看2019年的数据，当年宁波GDP分别领先无锡、青岛132.8亿元、243.81亿元，工业增加值却领先后二者高达831.64亿元、238.31亿元。 工业增势迅猛，这也被外界视为宁波近年来经济总量连续追赶上位的重要原因。 但需要指出的是，青岛、无锡、宁波，无论哪座城市率先突围，都将面对现在排名全国第11位的是北方城市天津。短期来看，三座城市要想超越天津，难度较大。 “万亿新贵”，东莞待补位 2020年晋级的济南、合肥、西安、南通、福州和泉州，虽然都超过了万亿，但彼此之间差距并未拉开，最小的还不足1亿元，最大也不超过1000亿元，竞争尤其激烈。 其中，福州和西安虽然经济总量在23座万亿城市中排名垫底，却分别跑出了5.2%、5.1%的最高增速。具体来看，2020年西安GDP10020.39亿元，超越福州、东莞，排名上升2位至第22位，成为西北地区首个GDP破万亿的城市。 而福州GDP，则在过去五年从5000亿级跃升至万亿级，创下5年跨越5个千亿台阶的成绩。2020年，福州GDP紧追西安至10020.02亿元，仅仅落后0.37亿元。 这也成为23座万亿城市之间的最小差距——相较于上万亿的经济体量，3700万元的微弱差距，几乎就是毫厘之差。 再看佛山。自2019年跻身“万亿俱乐部”一年之后，这个广东省内第三座万亿城市，仍然在原地艰难徘徊。2020年前三季度，佛山GDP同比下降2.3%，仍未实现转正，曾让外界为这座新晋万亿GDP城市“捏了一把汗”，当时甚至有人担忧：佛山能否保住全年的万亿经济总量将成未知数。 直到全年数据出炉，佛山凭借65亿的微弱增量、1.6%的低速增长，以10816.47亿元的经济总量稳住了“万亿俱乐部”席位。在同级别的第四梯队城市中，增速垫底的佛山与增速最高的西安差距达到3.6个百分点。 在23座万亿城市中，佛山2020年经济增速也仅高于武汉、天津、北京，排名倒数第4位。根据此前召开的佛山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2021年佛山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6%以上、与全国全省同步”。 相比青岛、长沙、济南、合肥的8%，以及济南8%以上、福州8.5%的高位增速目标，2021年的佛山明显放慢了脚步。再联想到2020年未能入局“万亿俱乐部”的东莞，不仅经济总量与万亿失之交臂，GDP排名更是大幅下滑。 眼下，在东莞之后的“准万亿”城市中，已然不见广东城市的身影。比如，2019年GDP排名在东莞之后的广东城市惠州，2020年GDP仅为4221.79亿元，不足东莞一半。 此轮”万亿俱乐部“扩容潮之后，面对常州、温州、嘉兴等一众来自长三角的“后起之秀”，珠三角有待培养下一个万亿城市。
金融界网2月4日消息 据国家卫健委披露，2月3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3例（北京5例，福建3例，广东3例，上海2例），本土病例17例（吉林8例，黑龙江4例，上海3例，河北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35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816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17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304例（其中重症病例5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确诊病例4758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4454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2月3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411例（其中重症病例49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3602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49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968773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4184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2例（境外输入1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6例（无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47例（境外输入13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788例（境外输入277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11494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0530例（出院9633例，死亡185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7例（出院46例），台湾地区917例（出院834例，死亡8例）。
近日，在位于上海青浦区的圆通上海转运中心内，17名来自云南澜沧的中心操作工领到了公司给他们发放的年货大礼包。今年春节，他们都主动选择坚守岗位，和中心其他300多名员工一起，留在上海“就地过年”。 2020年年初，在当时疫情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圆通积极参与上海对接帮扶云南澜沧县贫困人口就业扶贫项目。截至目前，已先后有5批次，近200人从云南澜沧来到上海工作。 在年货发放现场，已经在圆通上海转运中心工作一年多的云南澜沧拉祜族操作工李扎阿说：“现在疫情严重，我们留在上海是更可以让家人放心的，家人的新年礼物，我已经买好了，祝他们好好过年。”另一位同来自拉祜族的李啊给说：“家里路途遥远，公司待我们都很好，今年我就选择不回家，在这边好好打工攒钱。”在收到礼物后，澜沧员工们觉得很温暖，深情地唱起了家乡的民谣，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思念。 圆通东大区兼上海区人资负责人易超说，“这些云南澜沧的员工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在异乡过年，就像其他所有留守人员一样，我们一定会妥善安排好他们过节保障。” 易超介绍，这次春节，除了中心的300多名留守操作工，上海圆通下属分公司及网点，包括快递小哥、客服在内的留守人员预计比往年过年增加2-3倍。 据他介绍，所有留守员工，公司都会包食宿。除了准备专门的年夜饭，值班补贴以及春节过年红包之外，过年期间，水果瓜子花生糖果也会充足供应。“我们还会他们准备电影放映等节日休闲娱乐活动。如果疫情稳定，公司还会组织留守员工到外滩、东方明珠(行情600637,诊股)等上海著名景点去玩一玩。” “谢谢公司给我们留守员工做的精心安排，让我们在这个春节感受到了温暖和美好。”转运中心的操作员们表示。
1月最后一周，一连4名金融单位厅局级干部被宣布开除党籍：原内蒙古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薛纪宁，原内蒙古银监局副局长陈志涛、宋建基，原山西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安顺。 2月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薛纪宁、宋建基、陈志涛以及去年被查处的内蒙古银保监局原党委委员刘金明、贾奇珍，都和包商银行脱不开干系，包商银行过去的野蛮扩张，离不开他们的大肆放水。 被监管对象“俘获”的监管者 从公开通报看，金融监管“内鬼”都有一个突出问题：放弃监管职责，监管严重失守。比如，张安顺“弃守监管职责，纵容包庇金融机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薛纪宁“纵容包商银行野蛮扩张和违法经营”；宋建基“放弃监管职守，放纵包商银行野蛮扩张”；陈志涛“弃守监管职责，为包商银行野蛮扩张站台助威”。 专业人士曾表示，“监管俘获”是包商银行公司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何为“监管俘获”？打个比方，监管机构和监管者本来是为国家和公众利益服务的，却被监管对象慢慢用各种手段和方法“俘获”了，成了监管对象的“俘虏”，为少数利益集团谋求利益。而这种“俘获”，实际上是“围猎”与“被围猎”的游戏。 2020年，已有多名银保监系统的领导干部落马。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严查监管失职失守背后的腐败问题，对薛纪宁、张安顺等人采取留置措施，对16名会管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全系统共受理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1231件，立案160件，处分164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称，金融监管部门是金融领域的“守门人”，它们手中的监管权，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一道重要盾牌。可是有一些监管者，却沦为金融秩序的破坏者、金融风险的制造者。 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占比最高 除了金融监管部门外，金融反腐之下，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犯罪案件审结态势也呈现阶段性上升趋势。 根据近日发布的《中国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犯罪问题研究白皮书（2018-2020）》（下称《白皮书》）披露，2018年至202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犯罪案件共1573件，从年度分布来看，2018年审结264件；2019年审结688件，同比增长160.61%；2020年审结621件，同比下降9.74%。在相关监管制度不断“扎牢”之后，预计相关案件的审结态势会进入“触顶回落”走势。 据了解，《白皮书》是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已公开的裁判文书，对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和二审已结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犯罪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白皮书》认为，金融工作人员犯罪案件情况不仅是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的真实写照，也是当地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的重要参照。 根据《白皮书》，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占比最高。2018年至202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犯罪案件中，从罪名分布来看，诈骗罪占比最高，共428件，占比为27.21%；其余排名靠前的罪名分别为违法发放贷款罪（124件，7.88%）、职务侵占罪（106件，6.74%）、受贿罪（101件，6.42%）、集资诈骗罪（84件，5.34%）、挪用资金罪（72件，4.58%）、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69件，4.39%）、贪污罪（67件，4.26%）；其他占比33.18%。 此外，从身份为自然人的被告人所在金融机构分布情况来看，银行占比31.90%；保险公司占比23.41%；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占比16.56%；小额贷款公司占比5.48%；基金公司占比3.58%；消费金融公司占比1.13%；证券公司占比0.79%；信托公司占比0.54%；汽车金融公司占比0.52%；金融租赁公司占比0.07%；其他占比16.01%。 其中，身份为自然人的被告人职务，公司高管占比12.37%；中层管理者占比20.74%；基层员工占比66.90%。 《白皮书》表示，我国要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推动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其中，做好以“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为主体的犯罪预防和处置工作，不仅事关金融反腐工作成效，也事关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等。
2月1日晚间，有消息称，北京地区部分股份制银行上调了经营贷款利率。“当前，经营贷整体利率确实比去年四季度有所提升。去年小额度的经营贷款，有些利率在4%以下，现在都提高到4%以上了。”一家股份制银行北京分行个贷部负责人对记者称。 另外一家股份制银行总行人士则对记者表示，贷款利率正在调整中，预计将有小幅上调。 一家股份制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则对记者表示，经营贷利率没有发生变动。“一般而言，一年期以上房抵经营贷的利率定价在4.6%~5.3%，具体利率根据客户的评分确定。” 也有在京股份行人士表示，目前还没有接收到相关消息。 在浙江，一位农商行行长对记者表示，该地区经营贷款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动，利率在5%左右，个人房贷利率有所上升。不过，他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该地区经营贷利率会有所上浮。 1月30日，北京银保监局发布公告称，已会同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组建联合工作组，将于近日赴银行机构开展专项核查。对于银行因经营不审慎、内控管理不到位导致消费贷、经营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等问题，一经查实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理。北京银保监局还将结合银行自查及监管核查情况，指导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积极行动，对个人和中介的不当和违规行为启动联合惩戒机制。 “各地银行经营贷利率变动不大。唯独北京部分股份制银行经营贷款利率出现上调，一方面与当地的严监管有关系。另外一方面，部分股份制银行对经营贷款的审批较为宽松，存在经营贷资金作为购房款的现象。”有分析人士称。 “随着利率改革深化，各银行调整利率自主性增强，银行综合自身经营状况、负债成本等因素调整信贷利率，属于正常市场行为；近期，经营贷利率有所上升，一定程度受到货币政策收紧预期和市场利率上行影响，银行负债成本上升。”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对记者表示，经营贷利率上升有助于收窄与房地产市场利率差，有助于减少两个市场的套利空间，对于防范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有一定帮助。 周茂华称，预计经营贷利率上调空间有限，一方面，今年货币政策仍然稳字当头，不会“急刹车”“急转弯”；另一方面，如果利率上升过快、幅度过大不利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也会削弱银行自身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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