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咫尺到远方、从个体到群像，这是一个万物皆可网红的时代，如今，轮到城市了。 或是新经济下的产业变迁、或是舆论场内的文化重塑、亦或仅仅是时代洪流里普通人的肆意嬉笑，在被钢筋水泥包裹的外表下，每座网红城市，都必定拥有属于自己的鲜活面孔。 2020年末，我们走到那些东南西北、大大小小的新网红城市，试图感受他们各自不同的城市脉搏、发现他们本同末离的网红基因。 是为《网红“进城”》系列第四篇。 夜幕降临，气温降至10度以下，晚上8点左右就餐高峰正慢慢过去。此刻，在成都春熙路附近的一家老火锅店门口，却依旧排着近百号人，塑料凳整齐地摆了5排，将步行街道占去了一大半。 尽管成都有近两万家火锅店可供选择，但成都人依然会为了吃一口最“巴适”的火锅，宁愿在寒风中排队两个小时。在吃这件事情上，他们从来不会考虑金钱和时间成本。 晚上8点仍在火锅店门口等位的人。图片为作者拍摄 成都吃喝玩乐形象最新一次“破圈”，则来自今年冬天新的疫情案例。有好事的网友在对比了多地公布的密接者行动轨迹后发现，成都的轨迹多以酒吧、火锅店等娱乐和餐饮场所为主，相比北京等地的奔波工作，成都人的生活令全国人民艳羡。 无独有偶。在上个月公布的一项2020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上，成都再一次位居榜首，这也是成都连续12年在这一评选中夺冠，以至于有网友调侃称，“年年都夺冠，一点新意都没有。” 从早期的大熊猫、旅游城市、美食之都，到这两年兴起的太古里街拍、说唱文化、医美之都，成都的名片这些年在不断迭代出新。而这一张张名片的背后，均仰仗于强大的消费力支撑和乐观安逸的生活态度，这或许是其“长红不衰”的终极秘诀。 “只要是花钱的地方，都跟成都有关系。”一位成都当地人士满怀傲娇地对作者总结称。 “成姆斯特丹”如何炼成？ 春熙路地铁站所处的十字路口，因为紧邻IFS和太古里两大成都最繁华的购物中心，被视为成都消费能力的一个晴雨表。“只要这个路口的人流量增多，我们的营业额就会往上涨。”小龙坎控股集团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李硕彦对作者表示。 春熙路地铁站旁十字路口的人流。图片为作者拍摄 在他的观察中，今年五一时，这个路口的人流量就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到了国庆节，他们很多门店的营业额都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了20%左右。 各地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9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7478.4亿元的规模，位居全国第五，高于其GDP（经济总量）全国第七的排名。 成都的购买力高于其经济实力，这也是时尚产业媒体《Vogue Business in China》近期在调研了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等12个除北上广深之外的新一线城市后得出的结论。 这份《新时尚之都指数报告》指出：成都的居民经济实力在12个候选城市中排名第五，处于中游位置，但它却是时尚消费实力最高的城市：成都拥有3522家书店、4815家咖啡店、3000余家酒吧和750家KTV，是所有调研城市中最多的，其中书店数量比排名第二的沈阳多出近1.5倍。 《新时尚之都指数报告》排名，成都位列第一 “在成都，除了星巴克，你几乎找不出难喝的咖啡了。”这句调侃道出了成都咖啡馆的江湖地位。有可能路边一家毫不起眼甚至有些破败的小咖啡馆，却是让美食博主们趋之若鹜，推荐至榜首的“扫地僧”。 位于IFS附近的一家仅7平米的网红咖啡馆，在作者探访这天因为“灰太大”的理由歇业一天。图片为作者拍摄 成都人对于新鲜事物、新潮时尚趋势以及美和快乐的追求，让他们愿意将很大一部分的日常支出花在时尚上面。上述报告总结称，这也是成都虽然在综合经济实力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均弱于杭州的情况下，总体排名仍然超过杭州的原因。 在仲量联行上月底发布的《2020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指数研究报告》中，成都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 成都打卡地标之一：IFS熊猫爬墙雕塑，图片为作者拍摄 遍地的美食、潮流的文化、慢节奏的生活……也成为成都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的“利器”。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有2.8亿人次来成都旅游，同比增长15.2%。 在携程近期发布的一份冬季旅游度假人气榜（11月）上，成都仅次于正处于旅游旺季的三亚，居全国第二。 数据来源：携程 “从‘熊猫故乡’到成姆斯特丹，以‘一飞冲天’来形容过去十年间成都时尚地位的跃升毫不夸张。”前述报告称，“成姆斯特丹”将成都类比荷兰文化之都阿姆斯特丹，是因为两座城市都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多元性，以及繁荣的亚文化。 例如，成都有396家街舞培训机构，在2019年街舞赛事单场规模Top榜排第1位；2019年在有货Yoho!平台上，成都的潮鞋销量排名第1位；成都有68849位汉服热爱者，在全国Top50城市中的同袍人数排第1位；甚至，它还位列泡泡玛特实体店（含自动售卖点）第1位。 在繁华的春熙路上，作者就被两个穿着鲜艳汉服的年轻女生拦住，她们各自推着一辆小推车，推车里是两只被盛装打扮的小白兔，年轻女生热情地邀请路人跟它们合影，并强调：“免费哦！” 这里，买香奈儿LV要靠抢 张婕是成都国际金融中心（IFS）的常客，在刚刚过去的IFS金卡折扣日期间，她和朋友在同一家店消费了10万。她告诉作者，在IFS一些热门包包基本上都要等，或者上新第一天就去“抢”。 “LV断货比较凶，香奈儿上新当天去能买到。”她已经总结出一套自己的IFS购物攻略。 小希则向作者讲述了自己和男朋友为了在IFS买AJ（潮鞋品牌AIR JORDAN的简称）最新款，“排队到哭泣”的经历：畅销款要先在网上登记抽签，抽中才有资格去线下排队。为此他们从早晨7点开始，在大冬天的寒风中排队两个小时，终于买到了心仪的鞋子。 至于抽中的概率有多大，她两手一摊：“抽了5次以上，只中过一次。” 正是看中了其强大的“买买买”能力，成都已经成为各大品牌的必争之地。无论是国际一线奢侈品大牌，还是路边不起眼的一家串串店，都想在这片消费热土扎根，分食蛋糕。 2014年前后，成都远洋太古里、IFS等高级购物中心相继开业，吸引了一众奢侈品牌入驻：路易·威登全球首家旗舰店、卡地亚中国最大旗舰店、Piaget中国最大旗舰店、Givenchy Kids全球首店、Maison Margiela中国首店……包括香奈儿在内的多家顶级奢侈品牌更是将中国大秀放在成都举办。 成都零售商协会与中商数据联合发布的《成都市2019首入品牌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落户成都的首店数量达473家，落户于成都的全球首店数量仅次于上海、北京。 首店经济如今正是评判城市商业繁荣的标准之一。 公开数据显示，成都IFS商场2019年销售额接近70亿元，同比上涨14%，较2014年增长超过3倍，拥有近30万名VIP会员；太古集团的财报则显示，成都太古里2017年的销售额同比增长49%，2018、2019年的同比增长均超过20%。 最新的消息是，被誉为中国最赚钱的高端百货商店的SKP，也将进驻成都，成为SKP在国内的第三家门店。据悉，2020年北京SKP的销售收入预计将实现175亿元。 成都商场里的西南首店标语。图片为作者拍摄 李硕彦向作者介绍称，全国很多做餐饮加盟连锁的投资人，其中必须考察的一站就是成都，在成都能找到很多很好的项目。在他看来，成都人的消费能力从最低端的几十块钱的串串，到最高端的人均3000的日料或者西餐，都能够覆盖。 但同时，成都餐饮的竞争也是最惨烈的。“成都消费者更加讲究味道、讲究服务，也更挑剔。”他说。 在前述《新时尚之都指数报告》发布峰会上，中国时尚新锐女装品牌乌丫的CEO周龙也提及，一个时尚品牌想要在全国消费市场站稳脚跟，成都必然是不可忽视的战略支点。 新“蓉漂”注入新活力 吉林人吴露比原定计划要早几年来成都定居。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她，因为家人的关系，2016年在成都购置了房产，结果装修新房一个月后，她再也不想回北京了，因为“胃已经留下来了”。她索性定居下来，做了一家新媒体成都分公司的负责人。 成都的消费能力为什么这么强？广袤的市场腹地、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对较低的房价，正是不可忽视的三大外部因素。 根据成都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为1658.1万人，仅次于重庆、上海和北京，排全国第四位；人均消费性支出17572元，增长10.0%。 实际上，成都的消费能力不仅仅来自这1600多万人口，成都市政府在发文中就曾提到，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市场腹地涵盖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等西南地区近2亿人口。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成都双流机场的吞吐量仅次于北上广，位居第四。 在这一点上，李硕彦感受深刻。在IFS办公的他，经常能听到藏语、陕西话、东北话、云南话等各地的方言。 在成都太古里逛街的僧人。图片为作者拍摄 成都这几年人口还在持续地净流入。根据贝壳近期发布的《2020新“成都人”安家居住报告》显示，成都人口净增流入规模由2011-2015年的年均8万人扩大至了 2017-2019年的年均近20万人，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人口净增加25.1万人。 这与2017年成都市政府发布实施的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密不可分。该政策包含本科即可落户、发放“人才绿卡”、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等，累计吸引超过33万本科及以上学历青年人才落户成都。 吴露告诉作者，她们公司现在有20多名员工，几乎都来自周边的陕西、山西、甘肃、云南等多个省份，非常多元化。 更低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也是成都吸引许多从一线城市归来的年轻人的主要原因。 作者在走访了成都多个楼盘后发现，如今成都的商品房价格普遍在2.5万元-3万元/平米，小产权公寓的价格在1.4万元-1.6万元/平米。与北上深动辄8万、10万一平的新房价格相比，能便宜不少，因此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投资。 天府新区某楼盘的销售人员告诉作者，该公寓楼盘的买家以北上广深为主，多半是出租，40平米的一居室月租金在2500元左右。 贝壳的前述报告显示，目前在成都置业的人中有83%为新成都人，且占比有加速提升的态势。综合购房和租房的新成都人来看，7成新成都人来自川内，3成来自川外。 数据来源：贝壳 成都源点互娱COO张书舟是重庆人，曾在广州、北京工作多年，两年前选择在成都定居，负责一家头部MCN机构的运营，目前旗下拥有50多名员工。他告诉作者，他们成都分公司的薪酬比起北京总部而言，要低30%-50%；而他们位于春熙路最繁华的办公楼租金，也比北京五环外办公楼的租金还要便宜。 在他看来，成都是一座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喜欢尝试各种新鲜的东西，也是在全国比较早接受抖音推广这些新形式的城市。在文化方面，大家更喜欢享受生活，相对来说觉得工作没那么重要。 “你会发现一到下班的点办公室就没人了。”他笑道。 快耍慢活的年轻人们 的确，吸引外地年轻人的，还有成都长久以来独有的安逸休闲、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 印在太古里街头的标语。图片为作者拍摄 95年的小悠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过去25年的生活半径从没有离开过成都。大学动画影视专业毕业后，找了份后期剪辑的工作，如今一个月工资到手7000多块钱，但她依然存不下来钱。 她向作者细数了一下每个月的开支：每天上班的通勤加伙食费在50元-100元不等；每个周末必须要出去跟朋友搓一顿，算是对自己的犒劳，人均100-300不等；另外周末偶尔还要来一趟周边游，去都江堰泡泡温泉呼吸下新鲜空气；再加上买衣服化妆品买各种电子产品的开支，一个月工资所剩无几。 周末必须要去周边游，几乎是所有成都人的“信仰”。一到周五下午，浩浩荡荡的出城大军就将高速路堵得死死的，青城山、峨眉山、西岭雪山……这些车程在一两个小时的景点是热门选择。为了度假方便，不少人甚至在这些地方买房，目的是为了贴近自然，放慢生活节奏——即使成都的生活就是以慢出名。 成都发达的周末文旅经济或许与其汽车保有量密不可分。来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成都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量，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 在成都，吃几乎要占到一半的开销。96年的许涛掏出手机向作者展示他上个月的支付宝账单，光餐饮这一项共计花去了6000多元。 他一个月的工资加副业收入超过1万元，单身且不用考虑买房，这让他在这座消费型城市没有任何压力，且过得很滋润。当然，代价是月光：吃一次饭三四百元，去一次小酒馆七八百元，一双AJ两千多元，一个月去一次周边游等等。 抱着应该趁着年轻在外面闯荡一下的想法，许涛在大学期间曾去北京“北漂”过一段时间，因为受不了北京节奏太快压力太大的生活，最后他几乎是“逃回”成都的。 “在北京连上下班的路上都在奔跑，回家还有工作，虽然规定6点钟下班，但是如果你6点钟走人了就像罪人一样，没有一个人动一下。”他向作者抱怨道，“活得很累。” 但在成都，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自己的工作任务完成了就可以下班，基本不用加班，下班后可以玩游戏、约朋友吃饭、唱歌、去酒吧。在许涛看来，成都是一座好玩的城市。 “俗话说‘少不入川，老不出蜀’，但这种生活为什么要放弃？我们努力拼搏赚钱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吗？”他反问道。 许涛的经济状况略高于身边的同龄人，据他观察，他身边很多同龄朋友都是负资产，一个月四五千块钱工资根本不够花，只能借信用卡和网贷来消费。 97年的成都本地人沐梓如今做着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月薪6000。在进入现在的公司之前，她同时也拿到了成都字节跳动的offer，到手一万多元的待遇比这边高出一大截，但压力也更大。“周末也要随时准备加班的那种。”权衡之下她选择了现在轻松一点的工作。 “95后就是这样，都想去赚更多的钱，但如果让她累死累活的话那还是算了。”她向作者说道。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规范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下称“第19号公告”）明确了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的有关事宜，将于2021年8月1日起施行。据悉，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具体的操作细则，还需要票据市场基础设施平台进一步制定。 人民银行曾于2020年6月份发布过《关于规范商业汇票信息披露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与意见稿规范的对象“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有所差异，“第19号公告”规范对象的范围只限于商业承兑汇票（下称商票）。 在实践中，商业承兑汇票因信用问题导致其流动性和融资便利性较低，一些企业对商业汇票产生负面评价。例如，尽管进入了电子票据时代，但商票真实性风险事件仍然频发，“李鬼”商票还会不时冒头。从2019年至今，不断有一些知名央企发声，宣称市场上有不法分子涉嫌伪造企业资料，冒用公司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并通过虚假银行账户冒用公司名义签发和承兑电子商业汇票。 改善市场信用环境尤显迫切。“商票信息披露机制的健全是非常必要的，有助于降低票据真实性风险和承兑人信用风险。”票据从业人士表示，从大环境看，应收账款票据化是人民银行一直倡导的，在此趋势下，商票供应链融资迎来发展机遇，但商票的流通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为规范承兑人商票信息披露，建立承兑人信用约束机制，今年1月，上海票据交易所就上线了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平台。截至12月18日，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平台累计注册用户416家，其中，企业386家、财务公司30家。 人民银行此次发布“第19号公告”进一步明确了引导和激励政策，明确了监测责任和风险提示，其发布有助于提升商票信息透明度，助力解决商业汇票流动性和融资问题。 “第19号公告”第八条要求：票据市场基础设施应当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协助承兑人及时、高效披露相关信息，并加强监测，对承兑人披露信息延迟、承兑的票据持续逾期以及披露的信息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信息不一致等情况进行提示。企业、金融机构发现伪假商业承兑汇票或者冒名承兑等异常情况的，应当及时告知票据市场基础设施。 “第19号公告”要求，对于信息披露及时、准确、无逾期记录的承兑人，鼓励金融机构优先为其办理票据业务；对于信息披露延迟、虚假、持续逾期的承兑人，金融机构应当审慎为其办理票据业务。 目前，商票的信息披露机制仍待完善，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具体的操作细则，还需要票据市场基础设施平台进一步制定。 “商票流动性是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大家更关心到期会不会兑付。”上述票据人士认为，信息披露机制不等于信用背书。在信用风险上，该机制不代表承兑人不产生逾期或者拒付的情况；在真实性风险上，该机制只是一定程度解决伪假商票的情况。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完善债券市场法制，12月22日，人民银行组织召开债券市场法制建设座谈会，会议由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银保监会、证监会相关部门和交易商协会负责同志，以及有关法学专家、律师、市场机构代表参加会议。 潘功胜指出，近年来债券市场发展势头良好，已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中最为开放、最具活力的部分，在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历史较短、发展步伐较快，部分基本法律尚未充分考虑债券的特征，债券市场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备性相对不足，需要加快推动补齐法制短板。 “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解读称，未来要强化债券市场的法制建设，明确以合同法、破产法、担保法等一系列法律为依据，规范行为，强化法治，使信用债市场更好发挥直接融资功能。 实际上，债券市场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1月21日召开的金融委第四十三次会议就提出，坚决维护法制权威，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同时提出，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资产、挪用发行资金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此次债券市场法制建设座谈会，进一步客观分析了我国债券市场的法制状况，围绕债券市场的基本法适用、完善债券市场法律体系的路径选择以及债券市场运行中的债券纠纷案件审判、债券市场统一执法、破产程序过程中债券投资人保护和信息披露、防范债券发行人恶意逃废债等债券市场法制建设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 据了解，在债券纠纷案件审理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年7月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就债券纠纷案件审理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全面规定。 纪要的发布有利于增强债券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对于完善债券市场基础制度、提升债券风险处置机制的市场化法治化水平、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违规“零容忍”工作要求、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和良好生态均具有重要意义。 潘功胜强调，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与相关部门、学界、业界共同努力，坚决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完善债券市场法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以债券市场法制建设中的问题为导向，推动完善债券市场法律体系，全面提升债券市场法治水平，对债券市场违法行为零容忍，不断夯实债券市场信用基础，助力债券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12月24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7例（上海4例，辽宁1例，广东1例，四川1例），本土病例7例（均在辽宁）；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9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879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72例（其中重症病例5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确诊病例418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3909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12月24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320例（其中重症病例6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1959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6913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897690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9890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境外输入15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例（无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9例（境外输入7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236例（境外输入195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9246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8424例（出院7203例，死亡135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6例（出院46例），台湾地区776例（出院635例，死亡7例）。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因“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被市场监管总局依法立案调查。此举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平台经济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平台经济在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崛起，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行为日渐增多，出现了限制竞争、价格歧视、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一系列问题，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阻碍了行业创新。整治影响公平竞争的违法行为，有利于促进平台经济更好更健康发展。 平台经济的发展固然离不开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但绝不意味着平台企业可以走向垄断。垄断不是平台企业的基因和特权。回顾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优秀的平台企业，都是在公平竞争中拼杀出来的，今天的大企业、大平台，也都是从当年的小公司、小网站起家的。正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推动下，平台经济才展现出蓬勃生机、无限潜力，才能不断推进技术、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因此，各方面都很期待今天的大企业、大平台也能为后进入的小公司、小网站留有良性竞争的机会。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该带头强化行业自律，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维护良好的互联网经济生态体系。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大敌。无论什么阶段、什么业态，公平竞争都是一个行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行情600405,诊股)泉。加强反垄断监管，维护平台经济领域公平有序竞争，有利于充分发挥平台经济高效匹配供需、降低交易成本、发展潜在市场的作用，推动资源配置优化、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反垄断可以有效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形成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让更多市场主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因此，加强反垄断监管与做强做大平台经济并不矛盾，更不会扼杀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基因，相反，正是对平台经济发展环境的有力保护。 事实上，互联网行业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反垄断的法外之地。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经济的治理规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出于呵护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业态的考虑，我国对平台企业监管一直十分审慎。但互联网企业也需要遵规守法。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内资和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台经济领域竞争虽然呈现多边市场、动态竞争、跨界竞争、网络效应等新特点，但反垄断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与要义仍然适用，需要与时俱进更新完善法律法规，为平台经济发展创造透明的、可预期的法律制度环境。当前，世界各国正在不约而同完善规制，加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就是为了保证行业竞争的有效性，有力维护消费者权益。 对于平台经济来说，加强反垄断监管，带来的绝不是行业的“冬天”，恰恰是更好更健康发展的新起点。纵观互联网经济发展史，反垄断为行业健康发展扫除了很多障碍。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欧美国家通过反垄断制约了微软、IBM等科技巨头，才促使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互联网新锐诞生和成长，并为行业带来强劲活力。当前，我国加强反垄断监管，有利于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厚植平台企业不断涌现、蓬勃生长的良好土壤。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此次反垄断调查，是提升互联网企业公平竞争意识和反垄断合规意识的契机，也是开启平台经济创新发展、有序发展、健康发展的机遇。相信广大互联网企业能够正确认识行业监管与自身发展的关系，将监管要求内化到企业经营管理中，以改革和创新的姿态迎接发展新起点，更好走在规范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提高我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央行12月25日公告称，为维护年末流动性平稳，今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2%，与上次持平。 Wind数据显示，今日有100亿元逆回购和5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 昨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下行1.4个基点，报0.609%；7天Shibor下行29个基点，报1.774%；14天Shibor下行4.8个基点，报2.798%。（常佩琦）
十条信披新规落地，商业承兑汇票市场能打破沉寂吗？ 12月23日，央行发布关于规范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提出十条信息披露规范要求，其中明确：该公告将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资深银行人士汤志贤表示，公告对此前商业承兑汇票交易存在一些问题做出了针对性的规范，“往前迈出了重大一步”，对商业承兑汇票业务的健康长远发展意义巨大。 亦有学者指出，疫情“黑天鹅”的冲击造成企业融资需求与潜在的违约风险双双增加，在这一背景下，提高商业承兑汇票信息透明度，不仅有益于历史信用较好的企业获得更多融资选择，还能防止市场“踩雷”高风险企业，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过渡期至2021年8月1日 据了解，商业票据是上下游企业之间一种常见的支付结算工具，亦被业内俗称“打白条”。市场上最主要的两类商业票据是由银行承诺兑付的银行承兑汇票（简称“银票”）和由企业承诺兑付的商业承兑汇票（简称“商票”）。除了支付结算功能，商业票据还可进行贴现、转贴现，因此被视为解决企业资金周转与融资问题的重要工具。 “银票由银行承担信用风险，流通性强，但银行承兑汇票开票难度相对较大，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因此，从理论上来看，商票签发灵活，开立成本相对较低，且是法律认可的支付工具，本应在企业资金融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汤志贤指出，但在实践中，商业承兑汇票因为是以商业信用为支持，而非银行信用，加上真实性校验难度相对较大，导致其流动能力以及融资便利性程度较低，作用一直未得到充分发挥。 为此，今年6月5日至7月5日期间，央行就“规范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在征求意见稿起草背景中表示，此次拟规范承兑人商业汇票信息披露，旨在“建立承兑人信用约束机制，以改善市场信用环境，促进商业汇票更好发挥其功能作用”。 对比来看，此次公告的最终版本与征求意见稿内容基本保持一致，但以下四处出现细微调整： 1、明确适用范围为商业承兑汇票，财务公司承兑汇票参照该规范执行； 2、将承兑人的信用信息披露时限从“每月前7日内”放宽至“每月前10日内”； 3、将承兑人有披露债券市场违约情况的义务调整为由承兑人自主选择披露； 4、明确预留过渡期至2021年8月1日。 化解“假商票”等问题 具体来看，该公告对汇票承兑人应披露的两类信息列举了详细要求，一类是票据的承兑信息，包括出票日期、承兑日期、票面金额、票据到期日等，应当于承兑完成日次1个工作日内披露；另一类是承兑人的信用信息，主要包括承兑发生额、承兑余额、累计逾期发生额、逾期余额等情况，应当于每月前10个工作日内披露。 “这是监管部门对商票信息披露方面进行的明确规范，对于商票交易存在的实际问题，公告中也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要求。”汤志贤指出，如公告明确了金融机构办理贴现等票据业务前的信息核对、核实要求，并规定票据市场基础设施协助承兑人及时、高效披露相关信息，这些措施有利于控制“假商票”等业内备受困扰的问题，形成更好的合规交易环境。 仅在2019年，就有中交一局、中建六局、中建八局等多家央企发布公告表示，有不法分子涉嫌伪造企业资料，冒用公司名义开具虚假商业承兑汇票。据了解，“假商票”通常是指商票为虚假承兑人开具，最终难以完成承兑，将对票据流转、贴现的各个环节参与者造成损失。 此外，“从中短期来看，国内货币政策随着疫情防控节奏逐步回归常态化，但经济受创事实仍然存在，这也就导致企业融资需求与潜在的违约风险同时凸显。”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江日初指出。 他表示，在这一背景下，提高商业承兑汇票信息透明度，改善票据流转过程中银行与银行、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仅有益于历史信用较好的企业获得更多融资选择，促进实体经济复苏，还能防止市场“踩雷”高风险企业，与摸排债券市场违约情况等一系列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措施一脉相承。 打破沉寂之难 事实上，监管部门早已着手整治承兑汇票市场乱象，推进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商业票据发挥其应有的资金融通功能。例如，2009年起，商业票据开始接入电子系统，截止2019年底，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参与者规模已超10万家。2016年底，全国统一票据交易平台——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承担起票据交易市场基础设施这一重要功能。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支持着商业票据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但相比于较为活跃的银票市场，商票市场仍略显沉寂。一位从业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市场流通的大部分是银票。他认为，这是因为银票以银行信用为基础，而商票以企业信用为基础，市场认可度较低，往往贴现利率较高，“利率越高，融资功能就越有限，用的人自然就越少”。 根据上海票据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11月30日，累计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未承兑余额为11.68万亿元，累计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未承兑余额为2.10万亿元。据此计算，银票在汇票市场占比超八成。 “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商业承兑汇票业务量确实偏低。”江日初也表示，但要实现这类业务市场体量的突破，除了提升信息透明度外，还需要市场大环境的整体提升，“包括市场诚信意识的培育、产权保护与对债权人法律保护等方面都还需要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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