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样定调明年宏观政策。 3天后，精准政策送春风，为小微企业降“甘霖”，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将延续。 12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经济运行逐步恢复正常，但对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特殊困难仍需加以帮扶。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做好政策接续和合理调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 “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政策‘不急转弯’的具体体现。”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董希淼称。 对于这一消息，市场并不意外。市场观点普遍认为，疫情冲击下，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出台了一些非常规做法，但当前很多不确定性仍存，短期内政策还需继续保持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一些政策到期可以退出，但有些政策仍然应该“应延尽延”。 稳固经济复苏，阶段性政策延续 后疫情时期，政策如何持续发力，为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国常会确定，明年一季度要继续落实好原定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在此基础上适当延长政策期限，做到按市场化原则应延尽延，由银行和企业自主协商确定。对办理贷款延期还本付息且期限不少于6个月的地方法人银行，继续按贷款本金1%给予激励；将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由今年底适当延长。对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继续按贷款本金40%给予优惠资金支持。实施好和适当延长上述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帮助小微企业更好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生产经营稳定恢复。 “要看到，经济复苏基础还不稳固，小微企业还面临一定经营压力，对于小微企业应延尽延政策，有利于小微企业平稳经营，有助于更好实现‘六稳六保’。”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表示。 温彬认为，针对小微企业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在小微企业承诺稳岗就业的情况下，要继续鼓励金融机构通过无还本续贷方式支持，保持其资金流稳定，防止政策断档导致小微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应定位于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长期政策工具，更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疫情之下，中小企业面临收入骤减、偿还银行贷款等问题，贷款展期需求最为迫切。此外，信息不对称以及抵押难等，也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长期面临的突出问题。 温彬表示，地方金融机构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对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延期，有助于提高地方金融机构积极性，更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对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占比，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更好地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护航经济增长，结构性政策发力 6月1日，央行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一个是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另一个是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进一步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持续增强服务中小微企业政策的针对性和含金量。 其中，央行会同银保监会出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最长可延期至2020年6月30日；央行创设的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提供4000亿元再贷款资金，通过特定目的工具（SPV）与地方法人银行签订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合同的方式，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优惠资金支持。 11月初，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今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降低利率为实体经济让利约6250亿元，通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这两个直达工具让利大约2750亿元，两个渠道加起来共让利9000亿元。再加上通过减免服务费用、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等措施，金融系统合计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完成了全年让利1.5万亿元的序时进度。预计全年可以实现1.5万亿元的让利目标。 国常会指出，今年为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政策实施取得显著效果，惠及小微企业310多万户，对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近期经济指标加速向好，我国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疫情期间出台的临时性政策措施如何调整备受关注。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此次国常会的表态来看，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认为，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目标所考虑的视角较以往更长，并非根据短期宏观经济景气度的波动而出现货币投放的“大开大合”，而是更加具有前瞻性，会基于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宏观经济的判断平滑货币投放和利率调整。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基调，支持实体经济仍是货币政策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利于维持经济恢复的内生动力。 在业内看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将成为明年主要发力点。“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也是一个结构性政策安排，突出政策的稳定连续。同时，也是针对经济增长中的薄弱环节、关键领域的政策安排。”温彬称。 “要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导向，精准滴灌，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确保制造业、小微企业、绿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获得感明显增强，首贷率、续贷率进一步提高。”董希淼说。 董希淼表示，2021年货币政策应根据经济增长、物价变化、外部环境等因素进行适时调整，实现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防风险、控通胀等多目标动态平衡。如果明年经济和社会回归正常，经济恢复情况较好，那么2020年部分临时性政策可以逐步退出，但退出过程中应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如果经济恢复情况不如预期，那么部分阶段性政策应延续更长时间，并考虑出台新的支持政策。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贯穿“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发展的战略纲领。 经济循环是经济活动各环节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状态描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曾用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状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空间并存和时间继起阐述经济循环过程，并指出大工业和交通的发展，能够使这一过程发展为世界市场，从而获得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按照这一阐述，一国经济的双循环，可理解为各类生产要素、中间以及最终需求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流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一国经济的溢出及溢入效应。同时，一国经济以及全球化（世界市场）发展阶段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循环格局的具体特征。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大体界限，通过对比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演变，揭示高质量“双循环”的内涵以及政策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高质量新发展新格局进行阐述。 一、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循环格局的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总书记同时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以上两段论述表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格局及内外条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顺应这些变化，进一步推动双循环格局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经济循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循环的大格局，大体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资源国提供资源。如果说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从中获得的最大福利，就是一方面消费持续大于产出，贸易逆差和居民负储蓄不断累积；另一方面又没有发生对应的通货膨胀以及汇率贬值。同时，得益于能够从中国等国持续不断输入廉价消费品，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出去，研发经费持续高投入，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不断加快。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模式，与美国大体呈镜像关系。一是相对于美国的需求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接近供给驱动型双循环。其中典型的，就是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毫不疑问，外循环拉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扩大就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城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相对于美国的消费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投资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无论是初期的沿海开放，还是之后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产业梯度转移，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张、收缩以及转移，均与出口份额升降高度相关，制造业投资成为联结国民经济内外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消化过剩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相对于美国的资本流出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资本流入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的美国双循环模式，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上，就是以经常账户和财政巨额双赤字形式表现的资本外流，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相反，中国则积累了包括美债在内的巨额国外资产，以及广泛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以上三方面两相比较，中美双方是各展所长，各取所需，都由各自要素禀赋差异决定，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深化，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同时要看到，中美在双循环中一个积累一个背负巨额债权债务，但两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投资净收益）却高低倒置，反映出过往全球经济循环中，资本、技术回报大于劳动回报，我国经济循环需要提升质量。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 尽管2008年前全球经济循环显著改善了整体福利，促进了分工和技术革命，但无庸讳言，这一循环客观上也加剧了主要经济体自身的结构失衡。 对美国等消费国而言，长期依赖贸易逆差以及财政赤字透支消费，必然导致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刺破了次贷泡沫，但本质上次贷及衍生品泡沫的不断累积，正是其长期以来的入不敷出、透支消费的必然结果。这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体现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更为严重的结构问题。一方面，全球分工深化加剧了就业结构调整，产品间分工更多被产品内要素分工替代，发达国家集中于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加工制造，全球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得以提升的同时，资本与劳动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另一方面，长期低利率政策还会不断刺激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扩大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差距。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最富裕5%家庭的收入，即占居民总收入的23%，而占比达家庭总数20%的低收入户，其收入占比仅为3.1%，前者户均收入是后者的29.5倍。一定意义上，当下美国减税、鼓励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政策调整，储蓄总额及平均储蓄率有所上升，正是其调整自身结构失衡的必要举措，有其必然性。对我国这样的生产国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双循环格局也呈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在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在利用外资同时稳步增加对外投资，经常项目顺差从之前的长期大幅盈余，逐步下降到目前的基本平衡。 二、高质量双循环模式的必然性及基本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外循环趋于均衡，不仅在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更源于我国自身发展条件的深刻改变。得益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到1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超过3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人口结构逐渐改变，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宏观杠杆率和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所有这些变化，都决定了中国经济双循环有必要更有条件提质增效，进一步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高质量双循环下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将更加显著。如果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新双循环发展格局应更多体现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美国、日本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消费倾向）分别为87%、79.2%，均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38.8%和70.1%。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中高收入者进入消费升级期，舒适型、享受型消费明显增多，品质消费、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方兴未艾。同时我国仍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无论是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以及加快城镇化，还是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发展，都意味着消费提升的巨大潜力。 高质量双循环对供给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内需驱动重要性的上升，更需要安全可靠的高质量供给相匹配。从国际产业分工看，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我国产业链集中在加工装配环节，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高达四分之一，能源资源以及关键技术零部件、生产设备进口依存度较高，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但也容易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分工，同时产业链以及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国内看，我国人均收入已达1万美元，叠加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消费进入转型升级期，也要求提升供给自主性和质量。未来一个时期，适当牺牲大量进口的短期比较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设备、零部件以及重要能源资源的进口替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双循环必然伴随高质量对外开放。内需主导和进口替代重要性的上升，不仅不意味着封闭的内循环，而且是更为开放、更高层次融入外循环。一方面，中国内循环质量的提升——内需市场进一步开发和产业链自主性的增强，需要更高层次外贸外资等外循环的支持；另一方面，内循环质量越提升，也越能形成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引力场，越能有利于形成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事实上，如果将我国不同区域比作双循环“层次递进”格局的演变，不难发现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非但没有因内循环质量上升（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而降低开放度，相反近年来外贸外资占比不降反升且质量不断提高，这些地区不仅是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中地，也是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主体，内外循环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同时还要看到，美国经济内顾化倾向越强，溢出效应越弱，长此以往势必弱化其世界经济地位，也给我国经济外循环提供了机会。抓住我国经济内循环质量不断上升以及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的机遇，全方位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主动求变、转危为机。 三、新双循环格局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必须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这其中，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适应双循环趋于均衡的宏观格局，完善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调控框架。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汇率弹性明显上升，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双向“破7”习以为常，与名义经济增速对应的货币总量增速和宏观杠杆率变动渐趋合理，货币政策自主性明显增强。适应双循环宏观格局渐趋均衡的趋势，加快健全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增强利率调控的主动性，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加快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大国开放体货币调控框架，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健全边界明晰、有机配合、相互制衡的现代中央银行和财政制度，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规则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并逐步扩大覆盖面，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以资金要素的高度市场化定价和流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循环畅通高效。 适应内需驱动和供给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一是适应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更加显著的要求，健全政策激励和包容创新监管，着力提升金融普惠性，助推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提升。按照守正创新、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指导原则，引导金融业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普惠金融质效。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措施的相互配合，将各类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有效嵌入激励相容的市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大城市住房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金融服务，让更多人在大城市住得下、住得起、住得久，有效释放其消费潜力。二是适应供给要素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着力发展高质量资本市场。一百多年前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就提出，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我们正迎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更需要高质量资本市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新证券法实施为契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着力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健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激励政策和退出渠道，在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和养老金体系基础上，不断引导鼓励资管产品逐步增加权益投资、信用风险债券投资比重，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无疑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中之重。三是适应能源资源转型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我国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高，碳密集产业比重大，绿色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锦上添花之举，更是能源资源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日前我国已宣布2030、206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重点领域绿色变革和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任务艰巨紧迫，更需加快健全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准和体制机制，加大对新能源产业、能源高效利用产业的金融支持，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拓展绿色金融业绩评价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箱，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理念，引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成为能源资源安全、清洁、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适应高质量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合作新优势。新双循环格局下的对外合作，将更多体现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金融对外开放进入机制变革的关键期。一是坚定推行制度规则型开放，全面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内外资同一准入与监管规则，金融市场会计、法律等基础性制度与全球通行标准接轨，金融业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国际一流。二是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由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推动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和交易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人民币全球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驱动能源资源、贸易投资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内外循环流动。三是围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能源资源产业链安全以及服务贸易等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绿色发展等原则，健全多元化对外投融资体系，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金融合作。四是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 最后，新发展格局下无论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是更为充分的资金等要素流动，都对维护金融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更需在制度上加快健全安全可靠、富有韧性的金融安全网，“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一是加快健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评级等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置于金融监管视野。二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在健全监管制度的同时，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持依法依规监管，最大限度减少金融监管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健全金融市场违约处置、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压实股东、债权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责任，充分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切实防范道德风险。三是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观监管政策跨周期的稳定一致可预期。在保证公平竞争和要素充分流动下，构筑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安全网，为高质量双循环创造稳定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 注1：根据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2019年中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净资产）为2.12万亿美元，美国为-11.02万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比美国多13.14万亿美元，但从资产收益率看，我国则低于美国，其差异主要源于两国对外净资产结构，我国以金融证券投资为主，美国以直接投资为主，前者回报明显低于后者。 注2：万得数据库取自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数据。
12月22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潘功胜同志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客观总结了2020年我国经济工作，系统阐述了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2021年经济工作作出重大部署，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外汇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自觉把外汇管理工作放到中央工作大局中，认真谋划好明年和“十四五”时期外汇管理改革与发展。 会议指出，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外汇管理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以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激发新发展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服务新发展格局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会议强调，明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继续扩大外汇业务便利化试点范围，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完善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拓展应用场景，科技赋能外汇业务更加便利。深化外汇领域“放管服”改革，完善政务服务网上办理系统，提升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二是推进高水平资本项目开放。重点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完善直接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支持区域开放创新和特殊区域建设，助力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三是持续打好外汇领域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四是适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以加强宏观审慎为核心改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以转变监管方式为核心完善外汇市场微观监管。 五是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保障资产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会议要求，外汇管理部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外汇管理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开拓创新，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确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华讯投资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保险对很多家庭和个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保险消费者在选购保险产品时,一定要树立正确的认识,不然很容易陷入保险误区。李女士就因轻信熟人介绍的保险产品随意投保,最后交了6万元保费只能退28000,陷入退款无门的套路。 原来,李女士碍于老熟人的情面,投保了两份某保险公司的保险,每份保险每年缴费1.5万元,缴费15年。然而李女士发现,这两份保险的收益并非如当初所说那么高,而之前给她推销保险的老同事也已经从保险公司离开。 几年来,李女士已经交了6万元,经过协商,保险公司始终坚持退保只能退28000。李女士表示当时因为是熟人找上门,她才答应投保,而业务员在介绍险种时只说高收益,根本没有说过风险,保险合同里面的条款也看不明白,保险公司也没有和她核实过是否完全了解合同条款。 华讯投资看到,有律师建议,要避免类似事件发生,保险公司在坚守主体责任,明确告知消费者责任与风险并对业务员销售行为进行约束外,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前也需要仔细研究保险合同条款,不要轻信熟人介绍据所以投保,建议找专业人员进行咨询,尤其是保险有关的投保年限、收益情况、退保风险等内容都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有效规避风险,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现在都要2021年了,华讯投资发现现在很多人购买保险是通过亲戚朋友等熟人介绍,而没有仔细阅读保险条款。 关于退保大家还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认为想退保时就要全额退款。保险公司是需要盈利的,保险费收了后会扣除一定的费用,保险前几年的现金价值是很低的,退保只能拿回很少的本金。买衣服不合身可以退货,退货之后还返全款,但是买保险不是这样的,不能想当然的觉得想退保时就要全额退款。所以我们在购买保险前,这一点一定要明确。 最后,华讯投资建议,其实不管是通过哪种方式购买,前提一定是正确认识保险的内容与风险,并明确自己的需求,再看是否与自己的需求相匹配,而不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等人情原因购买这份保障。
非法集资再迎严监管！ 12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下称《条例（草案）》），规定省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负总责，明确地方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在市场主体登记、互联网管理、广告和资金监测等方面完善防范机制等。 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条例（草案）》的通过可以说是非法集资处置领域的重大进展，也是对此前非法集资处置相关要求和意见的承接。《条例（草案）》进一步强调了行政手段治理，并明确落实属地职责，这将有利于落实责任，强化机制，有助于加快构建行政处置与司法打击并重并举、有机衔接的新格局。 非法集资处置现重大进展 一直以来，非法集资问题备受关注，特别是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等因素影响，非法集资问题日益凸显，案件频发高发，花样翻新，风险蔓延。 在此背景下，2016年2月，国务院曾公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59号），对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工作机制进行了完善，并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责以及规定了跨省监管的处置原则。 随后，在2017年，国务院法制办官网又公布了《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悉，该条例由原银监会起草，涉及非法集资违法行为的认定、预防监测、行政调查、行政处理、法律责任等。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条例可谓是对59号文的再升级，比如内容方面，对非法集资的认定、职责分配以及整体协商上，更加完善与系统，对建立多层次的非法集资处置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行政处置与刑事追责衔接，可加强对非法集资的处置力度。 如今，国务院又通过《条例（草案）》，这被业内视为非法集资处置领域的重大进展。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新宇对表示，未来如果《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出台，可能将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那么可以算是非法集资领域首部专门的法规文件。“若是以行政法规发布，效力位阶将仅次于法律，毕竟之前关于非法集资的相关规定，多是国务院发布的通知和意见，以及最高法、最高检发布的司法解释等。” 事实上，早在今年4月，2020年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就曾提及，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加快推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出台，做好贯彻落实条例各项准备工作，充分运用行政手段加强源头治理。不断健全执法机制，加快构建行政处置与司法打击并重并举、有机衔接的新格局。 该会议还提及，自去年以来，司法部等部门积极推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立法进程；同时，各地重拳出击、精准拆弹，一些积累多年的风险得到化解，一批久拖未决的案件得以处置。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共立案打击涉嫌非法集资刑事案件5888起，涉案金额5434.2亿元，同比分别上升3.4%、53.4%。 行政处置与司法打击并重并举 从内容上看，《条例（草案）》规定省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负总责，明确地方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在市场主体登记、互联网管理、广告和资金监测等方面完善防范机制。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飒对记者表示，上述内容再次强调了行政处置的重要性。近年来非法集资的处置方式基本以刑事立案为主，消化难度极大。如果将行政处置与司法打击“并重并举、有机衔接”，将带来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新局面。 “结合地方金融办，从协调功能步入执法队伍，可以预想未来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力度将大大增加，行政管理的效率更高。”肖飒说道。 还值得一提的是，《条例（草案）》在命名中增加了“防范 ”二字，对此，肖飒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行政手段在加强源头治理方面的作用。她还称，预计新条例中可能将增加更多行政执法的内容，将行政处罚作为对横亘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黄线”领域的手段。 刘新宇也对记者称，强化行政手段、落实属地职责管理很重要，将有助于落实责任、强化机制，有利于进行监管资源的统筹安排，形成合力、齐抓共管，有效预防和预警行政区域内非法集资的风险，并在出现风险事件时第一时间进行有力的处置。 实际上，关于省级政府总负责，各级政府、部门依职责分工的划定，也并非本次文件首次提出，在59号文中已有涉及。59号文要求，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有效落实以下职责，比如做好本行政区域内非法集资风险排查、监测预警、案件查处、善后处置、宣传教育、维护稳定等各项工作；确保本行政区域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组织到位、体系完善、机制健全、保障有力；要进一步规范约束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参与民间经济金融活动等。 此外，《条例（草案）》还规定了调查处置中的强制措施，强化监管问责。对非法集资的行政、刑事责任和资金清退、非法集资参与人应承担的后果等作了严格规定。规定地方各级政府、金融机构等要加强对防范非法集资的宣传教育，增强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为明年房地产市场发展划出重点。 相比去年，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房地产相关工作单独列为一项，更将租赁列为重点，要求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列出明年八大重点工作，也强调大力发展租赁住房。 央行方面也表示，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大城市住房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金融服务，让更多人在大城市住得下、住得起、住得久，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可见，住房租赁市场已经提到了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注重需求侧管理”，扩大内部需求，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定调来看，房地产市场已经和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需求侧改革更紧密联系在一起。 现阶段的居民消费结构中，房子成为最大开支项。只有进一步压缩这方面开支，才能带动收入不高的群体以及部分中产的消费升级。而过去几年，居民储蓄向房地产搬家的趋势明显，居民现金流透支。 近年来，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持续放缓，这和居民部门房贷压力持续增大有较大干系。自2016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额开启10万亿元时代以来，年年攀升，到今年预计将创下17万亿元的历史新高，而相应的居民中长期贷款，也就是房贷，持续放大，并将在今年首次超过6万亿元。 当前会议重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意味着未来的房价调控只会从严，而且进一步强调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实现租购同权，满足城市刚性住房需求，先让大家住得起房，都着眼于稳定居民现金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促进居民消费结构调整。当然，对于近35万亿元的居民住房贷款余额来说，贷款利息要是能够再降一降，现金流会更宽裕点，拉动内需时会更有力。
12月21日，邮储银行（601658.SH，01658.HK）公告称，拟成立全资子公司邮惠万家银行，注册资本50亿元，总部设立在上海。这是第3家获得银保监会批复的独立法人直销银行，也是第1家由国有大行发起设立的独立法人直销银行。 不久前，12月11日，招商银行与京东数字科技集团旗下网银在线（北京）合资的拓扑银行获得银保监会批复。早在2017年11月，中国首家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百信银行开业，注册资本20亿元，中信银行持股70%，百度持股30%，这也是首家由互联网公司与传统银行联合发起的直销银行。 “根据近期市场动向判断，直销银行牌照重新开闸。”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对记者表示，直销银行具有独立法人属性，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传统银行通过直销银行牌照展业，与外部科技公司等场景方进行合作，其市场化属性更为显著。通过牌照将数字渠道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纳入监管，一方面能够解决联合贷款模式之忧，另一方面也可解决互联网存款之忧。 苏筱芮称，与手机银行业务不同的是，直销银行更强调外部合作，能够借助外部力量加速传统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能够使传统银行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拓展更多场景方，探索出更多元的线上发展模式。 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牌照重启 所谓直销银行是指，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通过计算机、手机、电话以及其他电子服务手段为客户提供服务的银行形式。 目前，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发展直销银行，均采用事业部形式。比如，北京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之前都有直销银行部。部分银行将直销银行并入手机银行部门。例如，11月16日，华夏银行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直销银行与手机银行将于2020年12月5日合并。届时原直销银行功能将全部迁移至手机银行，可通过手机银行APP继续办理原直销银行业务。另外，微众银行等互联网银行也可以归为直销银行的范畴。 而目前我国由商业银行设立、以子公司形式运营的独立法人直销银行，即将增至3家，即百信银行、拓扑银行及邮惠万家银行。 “之前直销银行牌照之所以迟迟未能放开，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直销银行牌照作为一种新型银行牌照，在2017年百信银行成立后，需要一段时间的审慎观察期；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互联网金融存量风险化解基本完成，此时放开直销银行牌照恰逢其时；《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等先后落地，提供了一个更为完善的监管框架和制度环境。”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董希淼对记者表示。 董希淼称，独立法人直销银行本质上是数字银行，是探索银行业务板块公司制改革的创新试点，是数字经济时代“银行办银行”的试验田，主要是以金融科技为引领，敏捷创新，开放赋能，更加有效地触达长尾客户，助力数字普惠金融。经过三年探索，达到试点效果，其发展模式受到监管和市场认可。近期，独立法人直销银行接连获批筹建，正是释放出金融科技“堵偏门、开正门”的信号。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百信银行总资产543.53亿元，总负债510.84亿元，净资产32.69亿元；实现营业净收入8.04亿元，净利润0.07亿元。截至去年末，百信银行营业净收入23.73亿元，净利润0.20亿元，为开业以来首次盈利。 直销银行的春天来了？ 直销银行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一直不愠不火，董希淼认为，从客户定位看，直销银行以零售客户为主要服务对象，目标客户群体与零售银行高度重叠，并且难以低成本批量获取客户；从产品体系看，直销银行产品集中于存款、理财和支付，少数银行推出贷款产品，同质化程度高，与原有产品差异不大；从组织架构看，直销银行尚未建立起独立灵活的业务管理体系，多数直销银行部门作为二级部门，依附于电子银行业务部门。 “传统银行开办直销银行后，最为关键的是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增加覆盖新客群，或者深入挖掘老客户的价值，即为银行带来‘增量价值’，否则直销银行就变成了简单的网上银行。”国信证券分析师王剑表示。 另有分析人士称，未来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的发展，重在如何利用互联网科技的优势，走出差异化路线，为长尾客户提供创新型产品：在金融科技引导下，直销银行可以利用金融科技，转型开放银行模式；直销银行应该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和应用，利用技术赋能金融业务；划分小微企业类型，对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小微企业提供差异化的信贷支持；直销银行可以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代销业务，增加个人用户粘性。 “近年来，传统银行频频升级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但这种在传统银行牌照下的改良，仅能进行功能和业务上较为有限的创新。而通过设立直销银行子公司，将可以向不同的监管部门申请多种业务经营许可。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直销银行子公司可以从产品和服务销售渠道，发展成为开放融合的跨界合作平台。通过跨界合作，广泛介入互联网原生场景和泛金融场景，有助于解决直销银行批量获客能力不足等问题。对母银行而言，将直销银行作为进军互联网金融的试验田，开展与客户使用场景结合更紧密的业务，有助于满足客户综合化需求，增强客户粘性。”董希淼表示。 董希淼还建议，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管理办法，实现直销银行子公司设立常态化，鼓励商业银行以多种形式发起设立直销银行子公司，以直销银行等为载体加快金融科技良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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