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庄主来源：国行智库【正文】一、LPR新报价机制以来的利率调整脉落梳理（一）LPR四次调整情况简述截止目前LPR合计调整4次，下调幅度达到26个BP。其中5年期以上LPR调整3次（之前没有这个期限），下调幅度为10个BP。在2月17日下调1年期MLF利率10个BP后，今天的LPR顺势非对称下调，其中1年期LPR下调10个BP、5年期以上LPR下调5个BP（房贷利率也跟着下调以鼓励个人购房），LPR与MLF利率之间的加点幅度继续稳定在90BP。（二）LPR新报价机制以来的10次相关利率调整LPR新报价机制启动以来，LPR、OMO、MLF等相关利率均有所调整，合计达到10次。其中，5年期以上LPR调整3次、1年期LPR合计调整4次（分别为2019年的8月、9月、11月以及2020年的2月）。同时MLF利率调整两次，OMO利率调整两次，专项再贷款利率调整1次、离岸央票利率调整1次。（三）LPR新报价机制的成效非常明显，5%的贷款利率很快将成常态正如央行在2019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所明确的那样“银行要发挥利润较多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适当降低对短期利润增长的过高要求，向实体经济让利”，现在细想一下LPR新报价机制何尝不是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的具体政策体现呢？1、19年四季度新增信贷投放利率下降20个BPLPR新报价机制推出的目的在于引导或强制引导授信利率下行，目前这一成效已体现得较为明显。2019年1-7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平均为5.30%左右，8月推出LPR新报价机制后，12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降至5.12%，下降幅度达到20个BP，可以说效果非常明显。考虑到今天LPR已经下调10个BP，意味着后续新发放贷款利率加权平均利率降至5%以下基本上已成定局。2、超过40%的一般贷款定价低于5%，未来这一比例将可能升至60-70%由于LPR运用情况及贷款利率竞争行为自2019年三季度起纳入MPA考核，因此LPR新报价机制在降低贷款利率方面的作用和引导效应可以说非常明显。虽然LPR新报价机制推出以来仅在2019年的8月、9月、11月和2020年2月合计下调26个BP，但金融机构实践中下调的幅度要明显大于26个BP，这也和我们之前的判断比较一致。我们看到2019年8月-12月（LPR下调16个BP），贷款利率高于LPR的比例已从85%左右降至75%附近，低于LPR的贷款比例达到24%。考虑到11月和12月的1年期LPR分别为4.15%，则可以看出，贷款利率目前低于4.65%的比例为42.72%，贷款利率位于4.65%-5.65%之间的比例为22.72%，这意味着目前超过40%的贷款定价在5%以下，并且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上升，因此在LPR继续下调的背景下，22.72%这一部分的贷款也会陆续将贷款利率调整至5%甚至5%以下，所以未来约60-70%的贷款定价在5%以下应该是无疑的。二、LPR新报价机制全析（一）LPR的基本内涵：客户贷款利率的理论下限LPR（英文名称为LoanPrime Rate），国内称之为贷款基础利率（美国、香港等地则称之为最优惠贷款利率）。我们可以形象地将其称之为针对最优银行的最优客户所适用的贷款利率，因此理论上来说LPR应该是客户贷款利率的下限。当然实践中并非完全如此，且LPR数值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例如香港的客户实际贷款利率往往低于LPR。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以进一步将银行分为最优银行和其它银行，将客户分为最优客户和非最优客户，由于最优银行和其它银行、最优客户和非最优客户、最优银行和其它银行的同类客户之间均存在风险溢价，因此在LPR基础上可以衍生出LPR1、LPR2、LPR3。（二）LPR新报价机制的主要特征相较于贷款基准利率和旧LPR，LPR新报价机制有以下几个特征：1、频率固定为每月20日和旧LPR以及贷款基准利率公布频率不固定相比，LPR的公布频率固定为每月20日早上九点半，相当于央行一年有12次议息，和美联储的一年八次议息频率相近，给市场的预期相对比较稳定。2、基于MLF形成即LPR（贷款基础利率）= MLF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加点幅度（可为负）意味着央行既可以通过调整加点幅度，亦可以通过调整MLF利率来影响LPR，使得LPR更具弹性。那么LPR为什么会选择挂钩MLF利率呢？主要是因为目前的政策利率以7天期逆回购利率和1年期MLF利率为代表，并且从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效果来看，1年期MLF利率的传导效果更佳。3、报价行扩容至18家旧LPR基于全国性银行得出，LPR新报价机制在全国性银行的基础上吸纳了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等新成员，代表性更强。（1）旧LPR报价行主要包括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和中信银行等10家全国性银行。（2）LPR新报价机制则将报价行扩展至18家（定期进行调整），新增了2家城商行、2家农商行、2家外资行和2家民营银行。其中第一，2家城商行分别为西安银行和台州银行，最新总资产规模分别为2782.83亿元和2097.89亿元（分别位列134家城商行的第40位和第55位），最新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8%和0.69%，最新净息差分别为2.30%和4.71%。第二，2家农商行分别为上海农商行和顺德农商行，最新总资产规模分别为8735.16亿元和3209.34亿元，最新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88%和1.13%，最新净息差为1.87%和2.25%。第三，2家外资行分别为渣打银行（中国）和花旗银行（中国），最新总资产规模分别为2151.97亿元和1684.44亿元。第四，2家民营银行分别为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最新总资产规模分别为2200.37亿元和958.64亿元，位列民营银行前两位。4、细节更丰富，更具可操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LPR新报价机制下，LPR的最小单位和变化幅度均为5个BP（后续调整幅度可以为10个BP或15个BP），加点幅度取决于不同报价行自身的存款成本、市场供求、对风险的定价等等。第二，LPR还拥有1年期LPR和5年期以上LPR两种类别。（三）主要经济体LPR机制对比LPR报价机制主要始于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随后拓展至其他经济体，从现在来看LPR最初是被定位于过渡性的定价基准。根据搜集的信息，除中国大陆外，目前仅美国、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等少数经济体使用LPR报价机制。1、美国LPR始于1933年，其最初目的是为保护银行存贷息差（1）1933年，为保护银行存贷息差空间，美联储推出Q条例（规定存款利率上限）及由30家银行报价的LPR（规定贷款利率下限），并由华尔街日报根据报价行提供的数据计算并发布。最初LPR主要基于成本加成进行定价，本质上仍应算作是一种管制利率，对市场利率的变化并不敏感。（2）受两次石油危机推高通胀等因素影响，美国市场利率不断走高，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力明显上升。为此1970-1987年期间美国进入了长达17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相继废除Q条例，取消存贷款利率限制，商业银行也顺势推出参考市场利率的贷款品种，贷款利率开始向下突破LPR，LPR的作用进一步弱化。（3）1994年，美联储改变了LPR的成本加成定价模式，将LPR报价区间调整为LPR=联邦基金目标利率+300BP，使得LPR的走势直接与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同步，与市场利率之间联动性反而进一步弱化。需要说明的是是，300BP的加点幅度至今已持续25年，至今未发生变化。（4）2008年10月，LPR报价行减少至10家，其应用范围也进一步收窄，目前美国工商业贷款中只有15%左右是参考LPR定价，且集中于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2、日本于1959年参考美国经验设立了LPR日本的路径和美国较为相似，基本是前后脚的事情。（1）1947年日本推出类似美国Q条例的《临时利率调整法》来控制存款利率上限并对一年以内的贷款利率进行管制，1959年3月日本推出挂钩银行贴现利率的LPR来对贷款利率下限进行管制。（2）1978-1994年期间，日本启动了长达16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同时也开始启动对LPR的改革，逐步将LPR定价权下放至各银行，并将LPR报价由挂钩银行贴现利率调整为基于银行自身融资成本来确定（这实际上是美国最开始的做法），以避免利率市场化对日本银行业造成过渡冲击，具体如下，短期LPR=银行加权平均融资成本+1%中长期LPR=短期LPR+加点幅度（3）利率市场化完成后，日本的企业融资更多偏向市场化的资本市场，LPR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收窄，主要集中于中小企业贷款、零售类贷款等两个领域。3、中国香港和澳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分别于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使用LPR报价机制，其中中国香港的LPR在公布频率上既有月度亦有年度，主要用于个人住房贷款，且LPR也无法作为其它贷款的利率下限（加点幅度可以为负）。目前中国香港的LPR和其基准利率之间的加点幅度保持和美国一致，即300BP。而中国澳门的加点幅度则要高一些，即326BP。（四）我国LPR改革的主要背景1、大的方向来看，利率的长期趋势应该向下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调节作用。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将利率视为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替代指标，当然也可以将其视为生产率的一个分支，因此经济基本面以及资本的过剩或稀缺程度对利率具有决定性影响。当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趋于向下或资本由稀缺逐步向过剩方向演变时，那利率的长期趋势也应该向下。（1）利率可被视为资本的边际产出，也即资本稀缺的国家其利率水平往往较高，反则反之。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资本短缺向资本过剩转换的阶段，使得资本的边际产出也会趋于下行，相应的利率的趋势也会向下。（2）事实上资本过剩通常会出现在高收入国家这一群体中，而我们在实践中也会发现发达国家、中高收入国家的基准利率要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利率基本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其资本更易过剩，利率也往往越低。（3）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虽然经历两次回暖，但长期下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也即目前仍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周期之中，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将回落至5-6%水平附近，而与此相对应，2017年为推动供给侧改革的紧货币政策只是扰动市场的小插曲，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而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对应的自然利率理应保持在低位。（4）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处于利率下行周期阶段，特别是2019年以来已有超过35个经济体处于降息周期（撇开2019年的经济体外，2020以来俄罗斯下调25BP、巴西下调25BP、冰岛下调25BP、土耳其下调75BP、墨西哥下调25BP、捷克上调25BP、以色列上调15BP，给我国降息提供了空间。2、中国社会融资成本下降缓慢2018年二季度以来市场利率显著下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幅度甚至高达80BP以上，但是我们看到社会融资成本仍然处于高位，除票据贴现利率显著下行外，一般贷款利率并未有明显变化，意味着市场利率下行并没有真正传导至实体经济。同时目前正处于实体经济通缩以及金融体系通胀并存的阶段，如果不建立新的LPR报价机制，那么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的目标短期内也无法实现。因此后续市场利率的普遍下行仍然需要政策的引导，LPR下调的过程会持续较长时间，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实际利率水平下降依然是当务之急。预计未来央行主动引导市场利率向下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3、低利率水平有助于发展资本市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体系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更喜欢高利率，后者更喜欢低利率，也即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低利率环境的支撑，利率长期处于高位不利于培育资本市场，而加大资本市场发展力度是我国当前及未来的战略任务。实际上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在加剧商业银行竞争态势之外，还将推动资本市场向前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资本市场机会较多的原因之一。4、过高的债务融资规模需要低利率环境的呵护中国目前仍然是间接融资体系为主的国家，实体经济接近90%的融资仍然依赖于债务融资，且2018年以来加杠杆的主体已经变为地方政府，一旦利率处于高位或明显上行，则意味着未来债务偿还的压力会更大。特别是在经济下行、蛋糕规模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市场利率处于高位无疑会增加政府所承担的风险，因此未来市场利率中长期趋势向下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起码不能上升）。5、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的转变需要利率保持在低位转变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的根本在于逐步摆脱对外汇占款的依赖，而后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国债作为准货币等方式供应基础货币是必然趋势，这种情况下需要无风险利率水平保持在相对较低的合意水平上。（五）LPR改革的四个目标1、加大力度引导市场利率下降降低实际利率既是国家战略导向，也是央行近期一系列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之前在供给侧和政策端等因素明显扰动的情况下，市场利率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风险资产利率未能出现明显下降，导致央行背负的政治压力较大，这应该也是央行政策得以强化的大背景。事实上通过引导无风险利率下降，也有助于降准银行的负债成本，那么意味着央行未来将会希望负债成本下降的幅度体现在资产端，对银行LPR定价的强制性将会显著增强。2、实施以量补价的“降价促销”战略通过LPR新报价机制（包括调整加减点幅度和调整政策利率）来引导风险资产利率下行（价格维度）以及通过补充资本来提升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总量维度），从而达到以量补价（即在更低的利率水平下向实体经济投放信贷）的目的，我想这应该也是政策的目标之一。3、健全政策利率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健全政策利率体系”的战略要求，而央行在2019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健全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增强利率调控能力……保持银行负债端成本基本稳定”。因此构建政策利率是当前的战略导向、政策要求。事实上长期以来央行均在尝试构建我国的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虽然目前中国的政策利率品种已足够丰富，但相互之间有所割裂，利率传导尚谈不上足够顺畅。我们认为未来政策利率体系仍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1）不同政策利率之间的调整需要保持节奏、频率和方向上的一致性。（2）对于同一类政策利率，其不同期限之间的利率调整也应保持同步。正是由于我国政策利率种类较为丰富，意味着央行可以在不同时间下调不同种类或同一种类但不同期限的政策利率，从而通过这种“一次调整、多次降息”的模式，向市场释放多次降息的宽松预期信号，可能达到的效果会更好。4、建立现代央行制度建立现代央行制度的内涵可以很丰富，如转变基础货币供应方式、构建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体系等等。对于转变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的部分我们另行讨论，事实上LPR新报价机制同样也是现代央行制度的具体体现。这主要是因为LPR新报价机制意味着央行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利率来影响贷款基准利率，后续随着MLF、OMO等政策利率的相关细节进一步健全以及货币供应方式的完善后，现代央行制度的框架也将基本形成。（六）LPR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关联性思考1、LPR新报价机制的本质是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使各利率之间的传导能够更加顺畅，事实上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往往发生在金融创新进程加速时期，而与此相伴随的是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适应性转变，因此利率市场化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密切关系，而这也可以从其它经济体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寻到踪迹。例如，上个世纪70-90年代利率市场化进程在主体经济体中得以推进并完成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框架便逐步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2、我想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在于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健全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宏观经济扰动的因素更多的由经济层面扩展至金融层面，货币政策的调控工具也相应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特别是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以及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联动性日益增强，数量型政策的调控效应将明显减弱。3、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向价格型的用意在于，货币当局可以通过调节政策利率来影响市场利率变化，并传导至各类金融产品，进而可以影响到经济主体的投资决策、消费行为，最终达到以此来调控经济和物价的目的。4、当然考虑到利率本身是一种价格，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真正转向价格型不是一件易事，这有赖于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还要依赖于汇率市场化的进程（汇率要有弹性）、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理性的微观主体、量价之间的联动性较为密切。三、中国利率体系全解（一）典型的分层架构：政策利率+市场利率+客户端广谱利率1、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政策端利率、市场利率（含参考利率）以及客户端广谱利率等三种类型组成的利率体系架构。这三类利率体系依次传导，并受央行货币政策以外的其它相关因素影响，如果利率传导较为顺畅，则意味着三类利率在趋势上应保持一致，且不存在明显的滞后或前置现象。2、政策利率主要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包括OMO利率、SLF利率、MLF利率等）和其它（如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国库现金定存利率、准备金利率等），而市场利率主要指拆借与回购利率、债券收益率、同业存单与大额存单发行利率、利率债收益率等等。3、客户端利率种类则更为丰富，除传统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外，还包括各类理财产品收益率（如货币市场基金、结构性存款、国债逆回购等），同时从广谱利率的角度来看，诸如非标资产收益率、票据贴现利率、信用债收益率以及各类非金融体系的融资利率（如民间融资利率、P2P利率、融资租赁利率、商业保理融资成本、小额贷款利率等等）。事实上由于不同利率的风险溢价差异明显，我们可能将政策性利率以及部分市场利率认定为无风险利率，将面向客户端的利率认定为风险利率，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则是通过影响无风险利率来改变风险利率的预期，其依据的逻辑关系式可以参照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也即降低风险资产收益率的关键要么是降低无风险利率，要么是降低风险溢价（即市场利率-无风险利率），要么是降低整体市场系统性风险系数。目前的方向是既要降低无风险利率，亦要降低风险溢价。（二）利率走廊机制的形成相较于以上三类利率而言，利率走廊是约束货币市场利率的一个区间。通常利率走廊区间的上限为央行贷款给金融机构的利率，下限则为金融机构存钱在央行的利率，利率走廊区间的调控目标则为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利率，也即通过调控确保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利率在利率走廊的区间内波动。例如，当同业拆借利率突破区间上限时，金融机构便可以转而向央行借款，反则反之。2014年5月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率先提出“利率走廊”这个概念，但关于“利率走廊”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其中以KevinClinton分别完成于1991年和1997年的两篇论文为代表）。鉴于此，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欧元区、瑞典等经济体率先采用了“利率走廊”模式来调控利率，随后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瑞士、芬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以及印度、斯里兰卡、纳米比亚等经济体也采用了这一调控模式。四、中国利率市场化的五个阶段从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1993-2007年：迈入“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阶段我国利率市场化虽然自1996年才正式开始，但实际上却源于1993年的两份文件，在1993-2007年这十五的时间里，我国先后放开了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利率市场化真正进入“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新阶段。1、《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改革方向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明确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并提出以下几点要求：（1）央行作为独立部门需从主要依靠信贷规模管理，转变为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央行贷款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2）央行按照资金供求状况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并允许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在规定幅度内自由浮动。（3）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在内的宏观经济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2、《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改革思路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明确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思路，并提及以下几点重要内容：（1）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2）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利率、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外汇操作、贷款限额、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3）央行要制定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进一步理顺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有价证券利率之间的关系；各类利率要反映期限、成本、风险的区别，保持合理利差；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的市场利率体系。应该说以上两份文件明确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想。3、改革三原则的总体思路确立第一，1995年央行发布的《关于“九五”时期深化利率改革的方案》初步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第二，2003年2月20日，央行发布2002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时在专栏2中对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专门讨论，明确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即“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二）2007-2012年：适逢金融危机冲击，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有所放缓在全部放开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利率、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受2007-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而有所放缓。在2007-2012年的五年时间里，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虽然放缓，但仍然在为进一步的利率市场化而做准备，主要工作集中于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价格等方面。应该说2012年既是金融业新一轮创新开启之年，也是利率市场化再次进入破冰期的起始之年，在2012年6月和7月先后扩大存贷款基准利率波动幅度之后，2012年9月17日一行三会一局对下一阶段的利率市场化提出了五点要求，这五点要求也成为了利率市场化新一轮改革进程的主要思路。（三）2013-2015年：构建政策利率体系、利率管制基本放开2012年以来的金融创新使得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和部分金融指标的有效性进一步下降，利率市场化再次显得较为迫切。而2013-2015年期间的利率市场化相关动作基本上均能在《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找到影子，央行也主要通过放松利率管制、加强机制建设、推动产品创新等多个层面来推动利率市场化，而这一时期所推出的一系列金融产品和相关动作均具有深远影响。1、利率管制基本放开第一，2013年7月央行全面放开贷款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管制。第二，2015年10月央行放开了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活期存款、一年以内（含一年）定期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利率上限。第三，2015年12月放开金融机构一年以上（不含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至此存贷款基准利率的管制已基本放开。2、替代性金融产品不断推出在放开存贷款基准利率之后，替代性金融产品的重要性也更为突出，如2013年10月推出了贷款基础利率（LPR），2013年12月推出同业存单，2015年6月推出大额存单。3、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加强合意贷款约束、窗口指导的基础上，央行也在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相继推出了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工具，以便及时平滑因利率市场化改革而造成的市场波动。（四）2015-2018年：进一步完善货币市场利率体系、建立利率走廊机制1、存贷款基准利率最后一次调整，政策性利率频繁调整2015-2018年期间除因2015年股灾而五次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外，其余时间并没有给予调整，而这也是存贷款基准利率最近一次调整。相反这一期间政策性利率却频繁调整，央行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不断完善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推出存款类金融机构债券回购利率、回购定盘利率、建立利率走廊机制等举措形成基准利率框架。2、构建利率走廊机制第一，2014年5月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未来将采取利率走廊模式来调整短期利率，利率走廊机制才开始引起市场关注。第二，2015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出“探索常备借贷使得利率发挥货币市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第三，2017年12月央行在创设CRA时进一步明确了将法定存准率利率作为货币市场利率的下限。至此我国利率走廊的框架基本清晰，即上限和下限分别为SLF利率与法定存款准备率利率水平。此外央行在进行价格政策调整的同时，也相继推出了普惠性降准政策、置换式降准、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临时流动性便利等数量型政策举措，形成了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相辅相成的基本调控框架。（五）2019年—目前：贷款基准利率并轨，LPR新报价机制正式推出央行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虽然能够有效降低货币市场利率，但对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影响却显得无能为力，在市场普遍将责任归于央行的同时，央行本身则将其归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所致。于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贸易摩擦较为复杂的背景下，贷款利率并轨变得日益迫切，LPR新报价机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1、利率并轨前的信号不断释放第一，2018年4月，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论坛上正式提出利率并轨的事宜。第二，2019年1月，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认为，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在银行，传导机制不畅与现行利率双轨制有关，而“两轨合一轨”的关键也应该是央行的政策利率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贷款的参考利率和政策利率需要协同。第三，2019年2月，央行在2018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通过提高市场化利率调控能力、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加快推动大额存单和同业存单发展等路径，推动利率两轨合一轨。第四，201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在货币政策的表述中明确提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第五，2019年3月，路透社报道，中国正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两轨并一轨，金融监管部门也正调研取消现存贷款基准利率对银行利率定价的影响，相关工作已实质性开展。2、2019年8月LPR新报价机制正式形成2013年10月，央行正式推出基于10家报价行的LPR（即剔除最高和最低数值的最优客户贷款利率的平均值），但是在成立后的近六年时间里，LPR始终保持和贷款基准利率一致的公布频率、变化幅度，数值上相当平稳。（1）2019年8月17日（周六），央行正式提出基于18家报价行和MLF加减点形成的LPR新报价机制（15号公告），明确新LPR有1年期和5年期以上两个品种，并且每月20日早上09：30发布一次。（2）2019年8月20日（周二），新LPR正式公布，即1年期LPR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4.25%和4.85%，较旧LPR和之前的贷款基准利率均有下调。（3）2019年8月25日（周日），央行正式明确了个人住房贷款的定价情况（16号公告）。自2019年10月8日起，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一个月的LPR为基准加减点形成。其中，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率加60个基点。商业用房购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60个基点。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暂不调整。（4）2019年8月26日，央行制定了对银行新发放贷款应用LPR情况的具体考核要求。第一，设定三个考核时点和“358”目标，即截止2019年9月、2019年12月以及2020年3月末，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中，以LPR作为定价基准的比例分别不少于30%、50%和80%。不包括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地方法人中小银行。第二，不得协同设定贷款利率隐性下限（LPR的0.90倍），否则在MPA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5）2019年8月26日（周一），央行上海总部召开推进落实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各有关金融机构要主动提高政治站位，尽快实现新发放贷款中主要参考LPR定价，坚决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6）2019年8月26日（周一），央行行长、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易纲主持召开24家主要金融机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工作。（7）2019年11月16日（六），央行发布2019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LPR新报价机制的“六个新”，以及确定将LPR运用情况纳入MPA考核。（8）2019年12月28日（周六），央行发布30号公告，明确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转换为LPR：第一，自2020年1月1日起，各金融机构不得签订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合同。第二，自2020年3月1日起，金融机构应将原合同约定的利率定价方式转换为以LPR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加点可为负值），加点数值在合同剩余期限内固定不变；也可转换为固定利率。定价基准只能转换一次，且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原则上应于2020年8月31日前完成。五、主要经济体利率市场化进程的简要回溯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普遍陷入停滞不前的“滞胀阶段”，两次石油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使得各国对经济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诉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自由化的核心，成为金融体系改革最主要的路径，绝大多数经济体的利率市场化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不断向前推进。（一）美国（1970-1987年）美国从建国开始便一直实行利率管制政策，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发布的《银行法》对存款利率上限进行管制。20世纪70年代，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以及经济陷入滞胀，原先的利率管制政策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施行以及经济金融自由化的较大约束，于是美国开始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总体来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1970年开始到1986年基本完成，总共用时17年左右，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0-1979）：开端阶段主要采取逐步解除对部分存款利率管制措施，；第二阶段（1980-1982）：该阶段主要措施为分阶段取消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关注；最后一个阶段（1983-1986）：美国利率市场化的完成标志是彻底废除存贷款利率管制。具体来看，1970年开始美国先后放松大额可转让存单、货币市场基金以及长期大额定期存款的定价管制，标志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实质推进；1980年的《废止对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控制法》与1982年的《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标志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全面推进；而1987年的《银行公平竞争法》则标志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正式完成。（二）日本（1978-1994年）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应对滞涨和财政赤字融资，不得不放开国债市场利率；由于企业、个人、机关团体都可以参加短期金融市场的交易，使得银行存款大量分流，银行也转而支持利率市场化。全球性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推动之下，日本加速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具体来看日本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其汇率市场化改革相辅相成，始于1978年，并在推出大额可转让存单之后先后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1984年的《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正式拉开了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幕，1985年的广场协议加速了这一进程的推进，1991年日本央行停止对利率进行窗口指导、1993-1994年日本实现了全部利率的市场化。（三）中国香港（1994-2001年）香港的利率管制源于1964 年实施的香港银行利率协议，其主要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初香港银行间因恶性竞争而发生的银行危机。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香港随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以及西方主要经济体相继放松金融和资本管制，香港当局于1994年加快了利率市场化的步伐，至2001年香港全面撤销所有利率协议，完成利率市场化进程。香港利率市场化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分阶段推进，即先逐步撤销占比重较小的定期存款的利率限制，后撤销储蓄和往来存款的利率限制。香港金融管理局认为，鼓励竞争需要与维持货币和银行体系稳定取得平衡，因此决定分阶段局部撤销利率限制。香港存款利率协议的撤销先后分了五个阶段，历时共七年，在撤销各阶段中香港金融管理局对银行业的经营情况始终保持高度关注，且灵活评估调整监管政策，保证了香港利率市场化的平稳过渡。（四）中国台湾（1980-1989年）台湾在战后四十余年的时间里, 一直对利率、金融资产价格等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外联系的加强, 这种严格管制的金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同时，部分西方国家的利率市场化蓝筹从外部环境上呼吁台湾金融业对利率管制进行市场化改革。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台湾地区从1975年至1989年，前后历经了14年，完成了利率自由化进程，台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具体进程如下：1、允许银行在上限内确定存款利率和一定范围内确定放款利率。1975 年台湾正式公布了新《银行法》, 使银行在最高利率的范围内自行确定存款利率。2、放宽银行利率直接管制范围。1980 年,台湾颁布《银行利率调整要点》, 银行公会代替“中央银行” 决定放款利率的上下限, 银行自行决定票据贴现、金融债券等利率。3、实施基本放款利率制度。1985年, 台湾的大小银行陆续实行了这种制度。4、改变利率分类。1982 年, 放宽利率细分为短期保放款和中长期放款。在1986 年，存款的最高利率简化为“活款存款”、“活期储蓄存款及邮政储金”、“定期存款及定期储蓄存款”。5、取消存款最高利率及放款利率上下限。1989 年台湾《银行法》取消了“中央银行” 对存贷款的利率限制。（五）其它经济体也有一些经济体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比较仓促和曲折。例如，作为第一个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家，阿根廷在1971-1977年全部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同步推行汇率市场化，直到现在阿廷仍陷于所谓过度自由的困境之中；智利则在1974-1975年仅用时一年便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石油危机推动巴西CPI常年维持在20%以上，促使巴西于1975年实行了几乎一步到位式的利率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的1975-1989年，巴西实际利率水平接近50%，远远高于改革之前的6%左右，经济增速也由之前的10%左右降至3%附近。韩国的利率市场化背景与中国较为相似，利率管制政策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支持重点企业，并导致中小企业和民间借贷成本较高。1981年为满足OECD成员国的要求，韩国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并于1997年全部完成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但中间的过程异常曲折。特别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1989年，韩国经济内外交困，导致市场利率水平大幅攀升，韩国不得不短暂终止利率市场化进程，直至1991年才重新启动。相较而言，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则显得较为温和，事实也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改革路径。1991年的国际支付危机促使印度在1992-1998年完成利率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期间及之后的较长时间，贷款利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还稳中有降，使印度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六、一些结论（一）主要经济体的经验告诉我们，LPR并非贷款端利率市场化的终点从主要经济体的LPR运用情况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1、LPR本身并非是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终点，而只是过渡阶段，其真正目的在于引导金融机构打破贷款利率下限。2、LPR存在的必要性在于资本市场发展并不完善，即实体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得到充分合理的融资，因此LPR虽然只是过渡，但却会存在较长时间。3、美日等经济体的LPR报价经过不断完善后，运用范围却逐渐收窄，最终主要实践于中小微企业、零售贷款等领域，而这些恰恰是无法从资本市场得到融资的群体，也可以和上面的第2个结论相对应即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完成，大型企业的融资更倾向于市场化的资本市场，中小企业和零售贷款则依然通过LPR从金融机构融资。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一直强调抓紧时间介入资本市场的大背景。（二）LPR的其它未竞事宜目前LPR新报价机制仍有一些细节未完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LPR与MLF之间的加点幅度是否固定为目前的90个BP？例如将MLF的操作频率固定为至少一个月一次，以保证二者之间的利差稳定在90个BP。2、最优客户的定义与内涵是什么？后续是否会设定统一的标准？以及如何评估非报价行的信贷定价质量？3、后续衍生品种需要进一步丰富，应加快推动LPR曲线的形成。2月14日一行两会一局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发展利率、外汇衍生产品市场，研究推出利率期权、进一步丰富外汇期权等产品类型，而上清所也将在外汇、利率、信用违约互换、存续期管理等四个层面推出衍生产品，并且2月24日起同业拆借中心将试运行挂钩LPR的利率期权产品。4、理论上利率传导机制应由政策利率向市场端传导、市场端向银行负债端传导（成本溢价）、银行负债端向其客户端传导（风险溢价）、客户端向其远端传导（期限溢价）的过程。但是在政策导向下，这种差异会被强制抹平，因为央行直接跳过了负债端。因此LPR新报价机制仍有比较大的改善空间，需要通过商业银行负债端的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完成。5、由于利率本身是一个价格，而汇率同样也是一个价格，在利率市场化真正完成后，不同价格之间的传导效应将会较为顺畅。因此目前虽然LPR新报价机制已经推出，但我国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还有一段落要走（汇率市场化还未完成）。6、目前我国LPR挂钩于1年期的MLF（即挂钩中端利率），而其余经济体则主要挂钩于基准利率（即挂钩短端利率），因此我们认为和其它经济体一体，LPR新报价机制仍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定价基准，后续LPR的挂钩对象可能也会相应调整，当然这有赖于政策利率体系的真正建立。（完）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海军潜艇司令部就成立了一个“未来研究小组”。该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海军提出未来潜艇发展的概念和目标。而该小组最大的特点就是清一色的由年轻人所组成。决策层的意见是，在通常情况下，那些年纪越轻、资历越浅、级别越低的军官，才能够真正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和制度化设计程序的限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年轻人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设想，这些设想被海军潜艇司令部确定为，未来潜艇发展研究的重点方向。事实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时代的年轻人，不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呢？哪一个青年人不拥有不受束缚的想像力，和解决问题的新奇思路呢？为此，马云也曾说道“假如七八十岁的人还在创新，问题就大了”。 也就是说，于一国或城市而言，创业还是主要依赖于青年。据此，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青年创业与一国或城市的发展，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这一观点事实上得到了来自实证经验的有力支持：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政府在外交和内政上接连失误，导致美国于60年代末起开始陷入全面的危机中，当时的美国可谓是内焦外困： 国内，反战运动愈演愈烈，居高不下的通胀和低迷的经济，更是让其焦头烂额。从1970年到1979年，美国的CPI上涨了90.2%，年均上涨率高达7.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股市十年不涨，1969年12月31日道指为800.36点，到1979年12月31日该指数收报于838.74点；标普500指数更是从1969年5月31的104.6点，下降至1979年5月31日的99.73点。 国际方面，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领域，它都受到严峻挑战。经济方面，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该时期日本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这种势头让美国为之惊骇，认为它虽于军事方面不曾战胜美国，但通过经济战却已将美国打败。哈佛的傅高义便持这一观点，他曾公开宣称“日本才是世界第一强国”。在军事方面，美国不得不从越南撤退，就是最好的证明。 总之，于美国而言，它的1970年代可谓是“失去的十年”。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一群美国青年以创业的形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史密斯出生于一个运输世家，其祖父是位船长，父亲则将一条地方性公交线路，经营成了美国南部地区举足轻重的长途汽车公司。史密斯显然继承了家族的基因，少年时他就学会了飞行，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他更是利用周末时间做包机飞行员，以此来赚钱。当他带着乘客四处飞行时，他闻到了商机。1971年，27岁的史密斯创办了联邦快递。他的这一创业举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全新行业——快递业。 乔布斯生活在美国“硅谷”附近，其邻居多是惠普公司的职员。近朱则赤，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乔布斯迷上了电子学。19岁那年因经济原因，这位早慧的天才不得已休学，但很快他就找到了份工作，为省钱他借住于朋友家的车库。窘迫的环境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梦想，一边上班一边在借宿的车库里琢磨电脑。1976年，21岁的乔布斯创办了苹果公司。 这样的青年和他们的创业事迹还有很多：1975年20岁的比尔·盖茨与朋友创办了微软；1984年19岁的戴尔创办了戴尔公司…… 在这些先驱的带动下，美国掀起了一股青年创业潮：1994年26岁的杨致远创办了雅虎，1995年31岁的贝佐斯创办了亚马逊公司，1998年25岁的佩奇和布林创办了Google，2004年20岁的扎克伯格创办了Facebook…… 据报道，从1990年以来，美国每年都有100多万家新企业诞生，这些创业者的主体多为青年。美国高校和雇主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大学毕业生创业参与率已超过20%。年轻的创业者们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商业价值，当今美国财富中超过95%是在1980年后创造出来的。伴随着这些青年创业而来的是，美国再次引领世界。 由此可见的是，美国最终没有沉沦，而是扭转局面再次崛起，跟这些青年的创业和他们所创企业的成长是密不可分的。但也正如盖茨们的创业之于美国的关系所表明的，青年创业不仅促进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是增强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0日对“有大批日本企业排队撤出中国”传闻做出回应。他表示，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在华日资企业的调查显示，所谓“大批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的说法站不住脚。 高峰介绍，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在华日企的调查报告来看，2015-2019年，在华日企扩大、维持和缩小在华业务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其中计划缩小在华业务的企业占比较小。除2015年这一比例达到8.8%外，2016-2019年均在5%至5.4%之间。今年4月，该机构对华南地区约3500家日企进行了调查，其中91.7%的日企表示并没有计划转移在华业务，较今年2月的调查增长了6.9个百分点。 实际上，大部分在华日资企业并没有考虑退出或撤离中国市场。一些日企在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大多为新增的非同质化项目。根据中方的统计，今年1-10月，在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95万家中，来自日本的企业有604家，实际投资金额达202.6亿元人民币。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充足的人才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所谓“减少对华依赖”的提法不符合市场规律，也不会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依据。 高峰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加大对外资企业在产业链配套、产业转型升级等各方面的服务力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外资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使外资企业能够植根中国市场，实现互利共赢。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现在的香港只是疫情反弹吗？别天真了，现在整个香港都快失控了。 自去年修例风波以来，香港政府一直忽视的民生和社会问题就已经暴露无遗，今年的疫情对香港更是雪上加霜，此前反复爆发的三次疫情高峰已经把香港民众折磨得苦不堪言。 临近年末，正当大家已满怀期待的等待疫苗上市和2021年生活重返正轨时，危机又一次出现了。 香港第四轮疫情爆发，并再次刷新了难度…… 01 爆疫群组来袭 11月下旬起，香港的疫情就已经再次急剧恶化。21日，香港新增了43例确诊病例，创下了8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其中13起本土病例更是源头不明。就此，香港进入了第四波疫情。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本次疫情的扩散速度和范围如此惊人。截至昨天（12月9日），香港再次新增了104宗确诊个案，这已经是11天以来的第6个破百日，总确诊人数累计已超7000例。以香港700多万总人口计算，相当于现在每1000人就有1位确诊，且几乎每天都有几十宗源头不明的确诊病例出现。 总体来看，本轮疫情之所以这么严重，最大的问题就是多个“爆疫群组”的出现和传播。这些群组包括了酒吧、演唱会和百货公司等人口最密集的公众娱乐场所，因此不仅涉及范围遍布全港，同时流动性和传染度也特别强，重症年龄也开始出现年轻化的趋势。 12月4日因新冠确诊的死者年仅38岁，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确诊死者；而12月7日又有一名45岁医生也情况危急，可见壮年群体成为了病毒最新的攻击目标。 而与本次疫情的凶险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香港政府的佛系抗疫。虽然自11月下旬反弹初期就已经开始不断收紧政策，但是香港政府似乎每次的决定都不在点儿上，采取的都是一些指标不治本的“无效措施”。 02 不改佛系抗疫 在最先爆发的涉及香港阔太圈的跳舞群组被发现确诊时，港府并没有当机立断的关闭这些跳舞、酒吧等娱乐场所，娱乐活动依旧在进行，追根溯源时甚至还有确诊人员联系不上的情况发生，跳舞群组的高危人群在未强制隔离确诊时已在全港自由流动，以至于仅跳舞群组就传播了近30个场所，当前跳舞群累计确诊已超660人，成为了超级传播大群。 在经历了多轮疫情反弹后，港府依旧能任由疫情扩散如此迅速，排查过程中无法查询源头的案例也不断增多，如此漏洞百出的抗疫措施实在令人费解。 而这周成为重灾区的葵涌，更是将港府手段“温柔”的特点展露无遗。在发现并通报了首先确诊的12人全部位于葵涌西邨的同一楼层时，根据经验人们猜测可能是高密度环境引起的连锁确诊。 面对如此高危的社区，港府的第一反应依旧不是封闭消毒大楼和隔离观察密切接触者，因此重灾区的居民们在听到确诊消息后纷纷搬家逃离。粗略计算之下，仅确诊的8栋就有超三千的住户，而其部分楼层还与9栋相连，一旦是环境引起，则葵涌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超级传播组。但由于港府的放任，当前已无法控制重灾区的人员流动范围，全港不知道还有多少未确诊的炸弹将会爆发。 此外，各种新群组也层出不穷，护老院自上周疫情爆发至今已累计60宗确诊案例；抗疫一线的防疫中心和港版方舱医院的亚博中心也接连沦陷，相关密集接触者的范围和人数可想而知。 可以预见的是，当前的疫情并不是顶峰，而只是开始。 12月8日，香港政府又一次收紧了社交措施，将娱乐场所关闭，通关时间也将延长至3月31日。然而民众期待的关于全民检测和强制隔离等措施却迟迟没有消息，传播蔓延开来后，除了生产生活再次受到影响外，当前的收紧措施已显得鸡肋无比，这些来迟的政令已无法再让民众产生信任和期待。 因此，大量香港居民纷纷北上深圳“逃疫”，12月以来香港赴深的人数同比急增了4.5倍。部分“避疫”香港市民表示，现在在深圳湾港排队等待专车离开需要8个小时以上，但是手续再繁琐，也消减不了他们对于安全的渴望。 03 冰火两重天 在港府“无效抗疫”的带领下，四轮疫情的再次爆发和蔓延使香港居民的生活更加水深火热，萧条已久的实体经济再次陷入兵荒马乱。 当前关店、倒闭、失业、裁员已经成为了旅游、零售、餐饮、航空等行业的代名词。刚有好转的生活在第四轮疫情爆发的连锁效应下，再次滑向生死边缘。 香港人向来有一句话，叫做留食不留宿，家可以来吃饭但是没法住。在香港750多万人口中，至少有137万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更有10万人住在“棺材房”和“劏房”，人均住房面积也仅不到14平米。 以香港密集的人口程度和普通人狭小的生活条件看，当前居住环境完全无法应对疫情隔离和生活。狭小的空间、落后的排水和通风系统，危机无处不在。 而贫困人口大多从事的又都是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比如零售、酒楼、建筑业等，都是受影响的重灾区。很多普通阶层的人收入少了一半以上，甚至零收入。有人连劏房也租不起，要么搬往更远处，要么只能流落街头。 过去，无家可归之人能在麦当劳将就一夜，但疫情期间部分门店不再24小时营业，如此一来连“麦难民”都当不上。 不仅吃住艰难，失业更是悬在香港民众头上的一把尖刀。 数据显示，上半年出入港人数跌99%，访港游客几乎绝迹。受此影响，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已升至11.2%，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失业率为14.8%。三季度才刚有起色的餐饮业，因为疫情暴发再度触发港府的“限聚令”，不少饭店表示即使推出外卖服务也难以挽救生意。 消费者也由于入不敷出，赚钱能力减弱而省吃俭用减少饭店消费。因此餐饮业别说保本，连人工都出不起。放眼望去，不管是星级餐厅、传统老字号、上市连锁餐企还是密密麻麻的街边小店，到处都是四面楚歌，哀鸿遍野。 而三分之一靠境外旅客带动的零售业也早就步入寒冬，街边店铺清算倒闭的比比皆是，零售业销售额也已经连跌了21个月，虽然10月较前一个月跌幅有所收窄，但四轮疫情的爆发明显将再次给零售业一个沉重的打击。 旅游业更是一直处于冰冻期，裁员不断。以no zuo no die而出名的国泰航空为代表，10月大幅裁员8500人，其他诸如恰中航空、永安旅游、新华旅游等先后都宣布了裁员和减薪计划。 香港特区政府自今年5月起推出了两轮“保就业”计划，代雇主支付员工的部分薪水，以解燃眉之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明确表示不会有第三期“保就业”计划，随着计划在11月底结束，曾参与计划的企业可在12月起恢复裁员减薪。 同时企业破产数量也濒临爆发，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香港累计破产案件4500宗，同比上升16%左右，2020年6月企业强制清算个案48宗，同比上升65.5%。随着下半年疫情的反复加重，企业破产率或将再创最高年度破产记录。 这意味着，香港年底或将迎来比此前更大的失业潮和破产潮。 实体经济已是岌岌可危，民众生活更是随时面临崩溃，你还认识这样的香港吗？ 但与此截然相反的是香港金融业和楼市的生机蓬勃。 当前统计显示，香港证券市场日均成交额达1200多亿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9%；新股市场集资金额至今达2100多亿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8%；此外，在港元汇价不断触及强方兑换保证的情况下，今年资金持续流入令银行体系的结余也大幅增长至超过4500亿港元。 今年以来，香港证券市场规模市值已达41.6万亿港元，差不多是香港GDP的14倍。 此外楼市也无惧疫情，不仅没有暴跌，反而出现了上涨。虽然年初香港便爆发了疫情，楼价仍然在今年7月达到峰值。尽管7月后出现轻微下调，但幅度也仅为1.67%。特别是国庆黄金周以来，香港的二手楼成交愈加活跃，不仅交投数量明显上升，楼价也相当稳健。面对疫情蔓延和付不起的租金的租客，众投资者表示宁愿封楼也不降价放盘。 真可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04 结语 当下的香港，大鳄们赚的盆钵满盈，很多普通百姓却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此前香港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住房问题已经一再激化社会矛盾，去年修例风波至今，香港民众生活始终未曾安稳。而当下持续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遥遥无期的抗疫之路更是让民众疲惫不堪。 如果港府再不抛弃“佛系抗疫”，真正拿出抗疫清零的决心，那么当前的危机早晚会延伸到金融、地产等行业，银行资产质量也将转差，政府财政只能坐吃山空，到那时，香港就真的失控了。 所以，香港，你还在等什么？ —— 本文作者介绍 —— -往期推荐- 如果您喜欢的话，请扫码关注“格隆汇财经热点”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格隆汇APP。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中国银保监会11月13日消息，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关于保险资金财务性股权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以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加大保险资金对实体经济股权融资支持力度，提升社会直接融资比重。《通知》共十条，核心内容是取消保险资金财务性股权投资的行业限制，通过“负面清单+正面引导”机制，提升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业内人士分析，一方面，《通知》出台可加大保险资金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和科技企业的支持，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另一方面，有利于保险机构资产配置多元化，促进资产负债匹配、稳定中长期投资收益。提供长期稳定资金银保监会表示，股权投资具有长期性、抗经济周期能力强等特点，与保险资金期限长、追求长期收益特点相一致。经过多年发展，企业股权已成为保险资产配置重要品种。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保险资金通过股权直接投资、股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投资企业股权规模约2万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10%，成为金融业可提供股权性资本主要机构投资者。银保监会表示，保险资金开展的股权投资在满足行业资产配置需要、分散投资风险的同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资金，促进了产业整合和优化升级。《通知》明确，通知所称财务性股权投资是保险机构以出资人名义投资并持有未上市企业股权，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保险机构及其关联方对该企业不构成控制或共同控制的直接股权投资行为。正面引导+负面清单《通知》指出，保险资金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可在符合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条件下，综合考虑偿付能力、风险偏好、投资预算、资产负债等因素，依法依规自主选择投资企业的行业范围。标的企业所属产业应当处于成长期、成熟期或者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者具有明确的上市意向及较高的并购价值。同时，《通知》规定，标的企业不得存在以下十类情形：不具有稳定现金流回报预期和确定的分红制度，或不具有市场、技术、资源、竞争优势和资产增值价值；最近三年发生重大违约事件；面临或出现核心管理及业务人员大量流失、目标市场或者核心业务竞争力丧失等重大不利变化；控股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行政或监管机构重大处罚，或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涉及巨额民事赔偿、重大法律纠纷，或股权权属存在严重法律瑕疵或重大风险隐患，可能导致权属争议、权限落空或受损；与保险机构聘请的投资咨询、法律服务、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专业服务机构存在关联关系；所属行业或领域不符合宏观政策导向及宏观政策调控方向，或者被列为产业政策禁止准入、限制投资类名单，或者对保险机构构成潜在声誉风险；高污染、高耗能、未达到国家节能和环保标准、产能过剩、技术附加值较低；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包括开发或者销售商业住宅；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拓展公司股权投资空间“此前保险资金开展直接股权投资有一定行业范围限制，仅限于金融、养老、医疗等行业，其他行业虽然可采用间接股权投资方式进行，但无法享受直接股权投资的税收优惠。”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朱俊生说，取消保险资金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限制，可增加市场主体运用保险资金开展股权投资的范围和选择空间，有利于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某大型保险资产公司负责人表示，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限制，有利于公司资产配置多元化，促进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稳定中长期投资收益。“放开保险资金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限制，进一步拓展公司股权投资选择空间，公司将拥有更多投资自主权，股权投资行业配置将更多元化。从中长期看，抓住好的股权投资机会将为公司提供更多投资回报。”上述负责人表示，公司中长期将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从产业协同、经济转型升级角度出发，积极把握优质股权投资机会。（薛瑾）
一个粉丝超千万的“萌娃”博主，睁着大大的眼睛对正在拍视频的妈妈说：“在这个家里，我姓刘，爸爸也姓刘，只有你姓李，谁才是垃圾桶里捡来的，你心里没点数吗？”别急着为这位母亲抱不平，从账号展现的信息来看，视频拍摄和运营都有这位母亲参与。萌娃类账号如今成为各视频平台上的大类，儿童博主的吸金能力超过成年人已经不是秘密。一些家长开始为流量“啃小”，有的靠娃月入15万元。 如果说“啃老族”吃的是老人积攒的血汗，那“啃小族”就是在一口口吃掉孩子快乐的童年和未知的未来。与“啃老族”相比，“啃小族”还远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人点赞“孩子聪明厉害”，有人说“这也是对孩子的锻炼”，但是，对孩子来说，这无异是一堂糟糕的“家教课”。 人们对“萌萌哒”的幼态化，天生没有抵抗力，比如孩子、小动物等，这种对幼小生物天生更多的喜爱和同情本能。因此，可爱的孩子几句童言童语就能远比大人们歇斯底里的表演，更容易“吸粉”，当他们说着“大人话”与幼小本体的反差就更显得机灵可爱，这也是“萌娃”能迅速成为视频平台一个独特分类的原因。之前的“童模、童星”尚有一定技能门槛，也大多有平台、公司等监管，但随着网络的发展，短视频大大降低了“啃小”的门槛。打扮漂亮点、说点悄皮话、讨好下粉丝就能吸粉赚钱，靠娃就能月入15万，这怎不让人心动？但是，当童年的萌趣褪去，这些“网红童星”还能拿什么吸引你？ 首先，如此简单喧嚣的“赚钱”方式，极易扭曲孩子的价值观，读书不如当网红的困惑，将直接影响着孩子们尚未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其次，网上的各种或捧杀或恶毒的言论、以讨好吸引粉丝为主要任务的模式、网红带来的过度关注、以后可能“不红”的失落等都将直接影响孩子的性格形成、人生选择。再者，有些家长以孩子为“摇钱树”，吃播、恐怖游戏、超时工作等不顾孩子的身体心理健康、影响学业的现象普遍存在。塑造小网红的“啃小族”，无异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最后，网络世界复杂难辨，粉丝成分复杂，极易给孩子带来隐私安全等危害。 当然，面对未成年视频发布不应一刀切。笔者曾见过视频平台上孩子分享学习笔记方法、文具玩具测评等视频，这类视频往往是孩子个人兴趣或以互相学习成长为目的发布的，吸引者相应的粉丝人群，相对比较单纯。而这类视频中的孩子大多14岁以上，已具备基本正确的价值观和分辨能力，由自己想主题制作视频，这类视频才是真正体现孩子的意愿，锻炼了孩子的能力。 对此，首先家长们应摆正心态，若只是一时意外走红则应给孩子合理引导，莫被一时金钱流量所迷，只顾眼前捞金而让孩子的教育受伤。需知将孩子培养的更优秀才是长期投资。其次，相关部门应尽快对未成年主播等现象建全法律法规，应对年龄、内容、时长等划出界限、细化规定，避免孩子的童年被金钱和网络腐蚀。再者，社会民众应提高对“啃小族”的警惕。让“啃小族”和“啃老族”一样成为社会鄙视现象，没有流量，“啃小族”势必越来越少。
交通银行10日在北京发布《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展望》报告称，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显著回升，预计全年增长9%左右，显著快于全球经济增长。 报告认为，新冠疫苗是重启全球经济的关键，由于量产和接种环节是梯度进行的，各国经济修复节奏将明显不同。发达国家首先进入疫苗大规模生产、流通、接种流程，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将率先迎来复苏。由于疫苗量产能力和价格负担能力有限，新兴经济体整体复苏节奏或相对落后。 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逐渐复苏，但中国与全球将呈现分化。报告称，尤其受低基数影响，明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或达到两位数，仍会在全球一枝独秀。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走势将前高后低，而全球经济或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谈及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类似于挖了个坑，2021年将是‘补坑’过程”，供给和需求都将显著回升。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消费和制造业投资有望成为“填坑”的主要驱动力。 低基数及需求恢复将推动消费增速走高。报告预计，2021年中国消费增速将显著回升到13%左右，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复苏势头明显。餐饮等线下消费将成为消费恢复的主要力量，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的汽车类消费回暖将延续到2021年，房地产消费回暖亦有望带动家具、家电、装潢等相关消费。 投资方面，三大类投资增速将不同程度上升。其中制造业投资显著上升、基建投资适度加快、房地产投资不会明显走弱。综合判断，预计明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 唐建伟特别提到，制造业投资反弹将引领投资增速回升。需求改善、生产加快、利润改善及低基数，都将促进明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回升，有望达到13.5%左右。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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