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各界对如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度关注，也充满期待。中央多次强调“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战略指引。透过双节“黄金周”这扇窗，洋溢着烟火气的城市和乡村、强劲旺盛的出游与消费热潮，让该战略指引具备了现实支撑，坚定着我们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信心，壮大着我们凝神聚力办好自己的事的底气。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主动推进的中长期经济格局再定位，也是因时应势达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改革发展重大战略选择。扩大内需，是进一步激发我国经济活力、对冲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必然选择，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聚焦当下、放眼长远，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更要在扩大内需上下足功夫、做好部署，为新发展格局打造新的动力源。 扩大内需，必须清晰明确地知道内需的潜力在哪里。超大规模的市场，蕴含着提升消费的潜力、提升投资的潜力。消费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仍有继续挖掘的空间；对照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铁路、公路、农田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投资还有较大空间，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蓝海正在形成。这些都是内需的巨大潜力、旺盛活力所在。 知道内需的潜力在哪里，还需要设法释放，才能转化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怎样转化？关键是通过一整套相互配合的政策举措，统筹推进传统消费提质升级与新型消费培育壮大，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补短板”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 内需潜力的释放、动力的转化，势必依靠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来实现。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清“淤点”、通“堵点”、连“断点”、解“难点”，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使巨大的内需潜力得以充分释放，从而为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金观平)
图片来自网络 9月28日，成都银行发布《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核准的公告》，公告显示该行已于近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此前3月25日，成都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同意公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的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利率参照市场利率确定，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其他一级资本。 一级资本充足率持续下滑 根据成都银行最新半年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成都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4.4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37%，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36%。 图片截取自成都银行半年报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1月，成都银行IPO共募集资金25.25亿元，全部用于充实资本，2018年一季度成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4.66%、11.55%和11.54%，较2017年末分别提升1.00%、1.07%和1.07%，短期内资本资本充足率得到提升。 但18年的募资并没有持续改善成都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情况，除2018年末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略有提升外，其余季度均逐渐下降。2019年，成都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14%和10.13%，今年一季度为9.73%和9.72%。 预期未来风险增大 近几年成都银行规模快速扩张，加之信贷资产占比不断提升，资本充足率承压明显。 截至2020年6月末，成都银行总资产规模已超过6000亿元，为6146.55亿元；较2019年末增长562.69亿元，增幅10.08%；较2018年末增加1233.70亿元，增幅25.06%。 上半年贷款总额2554.11亿元，较19年末增长235.13亿元，增幅10.14%。存贷比为60.62%，较19年末降低1.65%。 持续降低的资本充足率带来跟高的经营风险，加之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不确定性，对于银行的风险防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报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成都银行风险加权资产3970.70亿元，较2019年末增加433.23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1159.34亿元。其中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为3726.62亿元，较2019、2018年底分别增长了449.05亿元、1116.09亿元。信用风险增加可能在未来造成信贷损失。 上半年成都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42%，较19年末下降0.01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在十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六。不良贷款余额为36.13亿元，较上年末增加3.08亿元，增速为9.33%，位列上市城商行第七位。 图片截取自成都银行半年报 疫情导致贷款逾期和违约情况增多，中报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成都银行个人购房贷款不良率较19年末上升0.04个百分点，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上升明显，为1.05个百分点，信用卡透支不良率上升0.18个百分点。 从行业分布来看，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和制造业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7.24%、19.55%和8.38%。 为应对不良风险增加并前瞻性地将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上半年成都银行大幅提升了拨备覆盖率，报告期内，拨备覆盖率为278.46%，较19年末提升24.58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3.95%，较19年末提升0.32个百分点。
近段时间，粤港澳大湾区掀起了一股吃“滚山鸡”的热潮。在广州，已有10万余只“滚山鸡”、30万枚鸡蛋走上了市民的餐桌。这原本名不见经传、从贵州毕节市纳雍县山沟里千里迢迢而来的小众土鸡，何以迅速在竞争激烈的大湾区肉鸡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近日，记者随国务院扶贫办赴广州调研，了解广东创新消费扶贫模式、巧解“黔凤出山”难题的故事。 纳雍县是毕节三个尚未摘帽的深度贫困县之一，也是广州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点地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令当地主导产业土鸡养殖遭受重创，滞销的土鸡超过20万只。得知情况后，广州市协作办、广东省第一扶贫协作工作组立即与中洲农会等扶贫骨干企业、平台联手，启动了“纳雍土鸡出山大会战”，探索从山林到餐桌的全链条“一站式”消费扶贫模式，帮助纳雍土鸡进入大湾区市场。 “偏远贫困地区农产品有两大特点，一是好，好山好水好食材；二是贵，交通不便成本高。纳雍土鸡就很典型。想让‘黔凤入湾’，一是要打响知名度，让广东人去品尝；二是得把成本降下来。”广州消费扶贫联盟会长、中洲农会董事长袁野说。为此，扶贫部门请来有关企业和土鸡行业专家组建了“智囊团”，深入纳雍土鸡育雏、放养基地和加工厂，分析土鸡品质、市场定位、包装物流、销售模式等各环节，开出推广“药方”。 如何打出知名度？首先要给纳雍土鸡起一个叫得响的名字。“贵州山高坡陡，土鸡站不稳，连滚带飞，因此定名‘滚山鸡’。‘滚山鸡’肉质非常筋道，煲汤、打火锅一流。我们立足原生态的品质，为它在大湾区市场上找准了定位。经在各大媒体上‘吃播’带货，‘滚山鸡’一炮而红。”袁野介绍。 鸡再好，太贵也不会有好的销路。由于量少、没标准、运输成本高，最初一只“滚山鸡”卖到了128元。而降成本的核心，就在于规模化、标准化。 为了让“滚山鸡”具备价格竞争力，广东创新实施了“双向联盟”的供销模式。一方面在产区建立生产联盟，通过当地政府和扶贫干部，把分散在各处的土鸡养殖基地整合起来，统一拓展市场。根据其销量增长情况，同步加大育苗投放，稳定供应。另一方面，依托广州消费扶贫联盟，统筹成员企业，在线上线下多个销售平台统一为“滚山鸡”做好“出山进城”的产销对接。在消费扶贫联盟的努力下，“滚山鸡”在广州有了专门的前置冷藏仓库，由京东物流承接配送，每单物流费用由40元降至15元以内。 如今，“滚山鸡”已拥有了统一的出货品质标准，实行标准化发货。“滚山鸡”在大湾区的售价也降至88元，还陆续开发了卤鸡、熏鸡等深加工品种。 “‘滚山鸡’成功‘出山入湾’说明，贫困地区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其关键就在于把产品变商品、品质变品牌、产销变产业。”袁野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广州消费扶贫联盟通过实施“产品+文化+品牌+体验+互联网”的全新运营模式，已助力贵州纳雍土鸡、威宁土豆、毕节鸡蛋、梅州“陈小鸽”、连州水晶梨等100多个优质农产品畅销广州市场。 近年来，贯通供应、流通、销售全产业链的消费扶贫“广东模式”日渐成熟，推动消费扶贫驶入了“快车道”，全国各地的扶贫产品正加速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三峡集团坚决当好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国家队和主力军。”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日前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三峡集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国家重大工程引擎支撑作用，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脱贫攻坚战中，三峡集团累计投入专项资金超过85亿元，2016年以来年均投入超过14亿元，成为投资力度最大的央企之一。 水电开发辐射带动区域发展 由于水电主业的独特性，三峡集团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扶贫”基因。“水电站所在地往往交通不便、贫困问题突出，建电站首先要做好移民工作。”雷鸣山说，三峡集团很早就提出“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批移民”的理念，充分发挥大型水电开发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助推水电库区移民走上脱贫致富路。 以三峡工程为例，该工程先后迁建2座城市、10座县城和114座集镇，新修等级公路830公里，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壮举，使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我们水电工程的移民经费已经超过了工程本身投资，工程修建促进了项目所在地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对库区发展是一个大机遇。”雷鸣山表示。 四川凉山等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的水能资源丰富，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富矿”。金沙江是我国最大的水电基地，是“西电东送”主力，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达1.2亿千瓦，富集程度居世界前列。 在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前，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这四座电站库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就有15个。而通过电站建设和移民搬迁安置，这些县实现了跨越发展。雷鸣山表示，这些巨型水电工程投资大、周期长，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十分强大。 数据显示，目前在建的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总投资约2700亿元，工程建设期可拉动川滇两省GDP增长超过8500亿元，拉动直接、间接就业人数超过130万人，极大地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以乌东德水电站所在的四川会东县乌东德镇为例，当地财税收入从2009年的150万元提升至目前的近350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100元提升到1.2万元。四川、云南两省还通过持有的电站股份，每年稳定分享到电站发电收益。 集中兵力破解扶贫难题 三峡集团扶贫工作点多、面广、战线长，除了与水电业务紧密相关的库区移民帮扶“特色题”，还有像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这样的“统考题”，援疆援藏援青这样的“必答题”，以及主动请战帮扶四川、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这样的“自命题”。“无论是哪一种题，只要事关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峡集团都责无旁贷，都必须交出合格答卷。”雷鸣山强调。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根据中央安排，三峡集团从2002年起开始定点帮扶重庆市巫山县、奉节县以及江西省万安县、内蒙古巴林左旗。 雷鸣山表示，多年来，三峡集团始终把定点扶贫工作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意识扎实推进定点扶贫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峡集团坚持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着力补齐4个定点帮扶县(旗)“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短板，累计投入帮扶资金7.8亿元。自2018年起，4个帮扶县(旗)陆续脱贫出列，2020年3月4日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援疆援藏援青工作是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2005年以来，三峡集团先后与新疆皮山县签署5期对口支援协议，累计投入援建资金1.5亿元、实施支援项目94个。在西藏，2012年以来累计投入资金4.5亿元，支持西藏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墨脱县安居工程建设、高寒高海拔地区28县城镇饮水工程等。 云南怒江州、四川凉山州等地原来属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据雷鸣山介绍，三峡集团主动加大向怒江州、凉山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资金帮扶力度，2016年至2019年主动请战捐资36亿元，围绕安居工程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基础设施改善、素质能力提升等方面，成功助力普米族、景颇族实现整族脱贫，云南怒族和四川凉山彝族具备整族脱贫条件，直接和间接惠及人口超过27万人。 标本兼治培育特色产业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在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方面，中央企业义不容辞。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雷鸣山说。在多年的扶贫开发实践中，三峡集团始终坚持以产业为基，积极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不仅提供“输血”帮扶，更注重产业“造血”帮扶，努力帮助贫困地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脱贫优势、发展优势，不断为贫困地区筑牢脱贫根基。 在河北省曲阳县齐村乡的荒山上，蓝色的光伏电池板堆砌起错落有致的“梯田”。三峡集团曲阳光伏电站不仅拓宽了老百姓的增收渠道，还成为当地财政纳税骨干企业，全部建成后能辐射带动5万人稳定脱贫，将荒山变成了“金山”。 雷鸣山透露，光伏板上发电，板下耕种、养殖的“光伏+农牧业”“光伏+渔业”等光伏扶贫新模式，正在三峡集团对口帮扶的贫困地区遍地开花。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拓展光伏产业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越来越多的农户带来了就业增收机会。 在雷鸣山看来，产业发展不是空中楼阁，要紧紧依托当地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市场空间、环境容量以及当地的脱贫产业规划，因地制宜确定产业扶贫方式。 近年来，三峡集团在“特”字上做文章，重点打造特色化产业，充分发挥产业扶贫的“造血”功能。巫山旅游业、奉节油橄榄、巴林左旗笤帚苗……在三峡集团的精准帮扶下，对口帮扶贫困地区的各类特色产业逐步做优做强，成为当地脱贫之基、富民之本。 “产业扶贫扶根本、管长远。三峡集团的这些产业扶贫项目将在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发挥作用。”雷鸣山说。(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赵晓东 10月8日，燕京啤酒公告披露：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晓东因涉嫌职务违法，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不能正常履职。 燕京啤酒董事会审议通过，推举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谢广军先生代行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责，直至选举产生新的公司董事长为止。 公开资料显示，赵晓东，男，1972年6月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于2017年5月担任燕京啤酒董事长。历任北京市飞宝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燕京啤酒位列国产啤酒第一梯队，赵晓东担任董事长期间，2017年至2019年，燕京啤酒营收分别为111.96亿元、113.44亿元、114.68亿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26%、1.32%、1.1%，增长率低于同期的青岛啤酒和华润啤酒。 今年上半年，燕京啤酒实现营业总收入55.7亿元，同比下降13.9%；实现归母净利润2.7亿元，同比下降47.5%，净利润近乎腰斩。
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10日宣布，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本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为此，人民银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下一步，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远期售汇业务，是银行对企业提供的一种汇率避险衍生产品。企业通过远期购汇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未来汇率风险，但由于企业并不立刻购汇，而银行相应需要在即期市场购入外汇，这会影响即期汇率，进而又会影响企业的远期购汇行为。这种顺周期行为易演变成“羊群效应”。 什么是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这项被业内人士视为外汇市场“自动稳定器”的工具，本质上是一种价格手段，即通过影响汇率远期价格，调节远期购汇行为。一般来说，当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当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属于逆周期调节工具，通过调整，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或贬值，实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双向波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加大，总体呈现由贬转升的走势，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近期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显著，此时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下调为0，一方面有助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继续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银行降低远期售汇成本，增加企业对此产品需求，以更好地利用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认为，调低远期售汇业务的风险准备金率是为了减少对远期外汇行为的约束，或者说是增加外汇市场的需求。“这显然是央行根据当前的外汇市场形势作出的决定，即在人民币汇率快速上升的情况下，放松对远期购汇行为的限制，目的还是希望由外汇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 举例来看，原先准备金率为20%时，假设某银行要做100万美元的远期售汇业务，需要计提20万美元的外汇风险准备金，这笔资金将以零利息在人民银行存放一年。此种情况下，银行会把损失的利息，转嫁为做远期售汇业务的成本，最终将由与银行签订远期合约的客户承担，客户远期购汇的积极性就会因此下降。而准备金率降至0后，对于有实际贸易需求的企业来说，将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购汇。 实际上，这并不是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第一次调整。2017年9月央行及时调整前期为抑制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出台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0；2018年，受贸易摩擦和国际汇市变化等因素影响，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顺周期波动的迹象，为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央行决定自2018年8月6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2018年8月至今年8月，银行代客未到期远期售汇余额减少1137亿美元，未到期远期结汇增加163亿美元，去年8月起银行代客未到期远期结售汇差额由净购汇转为净结汇。如果重新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降至0，有助于释放远期购汇的需求，进一步促进外汇供求平衡。(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
【编者按】疫情这半年，房企活的怎么样？ 这或许是最困难的半年。售楼处关闭、工地停工……不少房企2-3月录得“最惨”销售额； 这或许也是分化加剧的半年。面对困难，一些房企推出了五花八门的促销策略，试图“以价换量”； 他们能否现金回笼；他们能否降低负债；他们能否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 我们深入“阅卷”房企中报：谁在美颜？谁在裸泳？ 在京津冀城市圈论房企，荣盛发展是绕不开的话题，“河北王”的称号足以说明它在这片区域的“分量”。 立志“全国化”的荣盛，对河北的依赖度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来自于河北省的收入占比达到50.23%。 值得一提的是，荣盛发展“掌舵人”耿建明并非河北人。此外耿建明家族其他成员一直鲜有曝光，代际传承也仍是个谜。 但是，荣盛的企业经营问题却已然显现。今年上半年，荣盛发展实现归母净利润29.46亿元，同比仅增长0.04%。此外，荣盛发展经营现金流净额上半年录得负数，为-39.01亿元。 不仅如此，今年上半年，荣盛发展短期债务合计超过330亿元，而公司账面资金只有286.75亿元，现金短债比低于1，踩中“三道红线”。 “现金饥渴”如何缓解，是摆在耿氏家族面前的难解之题。 “二代”浮出水面 不同于多数房企老总长篇幅光鲜亮丽的“白手起家”创业故事，荣盛发展“掌舵人”耿建明的个人介绍只有寥寥数字。 在河北房企“三巨头”——华夏幸福、荣盛、隆基泰和的创始人中，耿建明是唯一一个外地人。 58年前，耿建明出生于江苏南京六合区，1980年12月应征入伍。退伍之后，耿建明注册成立了荣盛实业有限公司。 1998年，他涉入房地产行业的第一个项目——方州花园，是在老家南京六合。紧接方州花园之后，耿建明承接了廊坊市的一个旧改项目。 公开报道中，除了在荣盛担任执行董事的胞弟耿建富外，耿建明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配偶与子女等，鲜有媒体报道。 然而今年夏季，随着旗下物业管理公司“荣万家”赴港上市披露招股书，其家族成员的更多信息得以透露。招股书显示，荣盛发展持有荣万家91.2%股权，河北中鸿凯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剩余8.8%股份。 其中，工商信息显示，中鸿凯盛背后的大股东实际为荣盛发展实控人耿建明的女儿耿凡超，其持股比例为46.03%。 目前，耿凡超任中鸿凯盛总经理。耿建富同时也是中鸿凯盛股东，持股比例约1.71%。 此外，荣盛发展还换血了荣万家公司的高管队伍。荣万家原高管周鑫退出，耿建明的直系亲属耿建富、肖天驰现身高管名单。 荣盛发展还拟定了《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董事长耿建明先生直系亲属耿建富、肖天驰拟作为激励对象参与荣万家股权激励计划，上述交易拟构成关联交易。 这意味着，荣万家若能成功上市，上述人员均将从中获利。对荣盛“二代”耿凡超而言，其距离家族生意的中心圈层也将更近一步。 耿凡超极少出现在公众面前，行业媒体中有关耿凡超个人的报道屈指可数。而低调行事风格背后，耿凡超已经身系家族生意的方方面面。 2019年7月，中鸿凯盛曾以现金方式向荣盛物业板块注资近一亿元。注资完成后，中鸿凯盛将持有荣盛物业8.80%股份。至此，耿凡超通过中鸿凯盛正式介入荣盛物业板块——荣万家。 天眼查显示，目前耿凡超为荣盛泰发、中鸿凯盛、荣安创享等6家公司的直接股东，并在包括中鸿凯盛、荣森建材、辽宁振兴银行等6家企业担任高管。 此外，耿凡超直接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约有11家，涉及领域包括康养、金融、创投、建材等多行业，覆盖了荣盛发展业务的各个方面。 归母净利润仅微增0.04% 荣万家赴港上市尚无最新进展，而荣盛发展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却成为耿氏家族面前的难解之题。 8月13日，荣盛发展发布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1.54亿元，同比增长7.36%，实现归母净利润29.46亿元，同比仅增长0.04%。 利润增速大幅低于营收增速的原因主要为三费率有所提高，其中主要是融资费用快速增长所致。 上半年，荣盛发展的净利润率为11.3%，同比下滑0.8个百分点，较2019年全年下滑3.5个百分点。同期三费费率为10.2%，同比提升了0.5百分点。 其中财务费用上半年同比增加了25.86%。 半年报显示，荣盛发展表示其发展战略及2020年经营计划未发生变化，全年公司计划销售1210亿元，计划回款968亿元。 受疫情影响，荣盛发展业绩增速较此前多个财报季都明显下滑，上半年的销售增速仅为3.54%，回款率只有63%。 而在上半年，荣盛发展实现销售回款305.91亿元，相较于482.25亿元的销售来说，回款率63%，相较于全年的回款目标来说仅完成31.6%。 此外，号称“河北王”的荣盛发展依然严重依赖河北。 今年上半年，来自于河北省的收入占比达到50.23%，较上年同期的42%大幅提升8个百分点。 虽然业绩承压，但是荣盛发展拿地却积极。 上半年，荣盛发展拿地金额208亿元，尽管同比略减少6.4%，但权益购地金额181.84亿元，拿地权益比例达到88%，拿地均价4458元/平米，同比大增32%。 事实上，2017年-2019年以来，荣盛发展拿地均价整体呈上涨趋势，分别为2628.93元/平方米、2292.66元/平方米、3083.67元/平方米。 上半年，荣盛发展在全国各地积极补仓，先后在京津冀、长三角、中西部区域的22个城市获得土地45宗，规划建筑面积约467.43万平方米。 经过上半年的补仓，截至6月末，荣盛发展的土地储备建筑面积达到4036万平方米，可满足3年左右的销售需求。 短期债务330亿，账面资金286亿 销售回款不及预期，叠加拿地延续去年的积极势头，荣盛发展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 截至上半年末，公司融资余额707.86亿元，较2019年底的659.62增加了7.3%。其中，1年之内到期的债务合计330.84亿元，占比高达46.7%。 在荣盛发展的整个债务结构中，1年内到期的债务合计超过330亿元，占比高达46.7%，而公司账面资金只有286.75亿元，较2019年的303.56亿元减少了近17亿元，再加上38.82亿的受限制资金，荣盛发展偿债压力较大。 截止上半年末，荣盛发展的资产负债率为82.74%，较2019年底提升0.3个百分点，而净负债率达到85.9%，较2019年的79.7%提升了6.2个百分点。 整个上半年，荣盛发展新增外部融资329.82亿元，占去年全年融资规模的70%。 根据半年报数据，整个上半年荣盛发展的全部营收是261.5亿元，但靠主业卖房子产生的经营性现金流为-39.01亿元。 荣盛发展近年来的融资成本也是高居不下。 7月23日荣盛发展发行的2020年第一期中期票据，融资规模10亿元，期限2+1年，利率高达7.22%。 7月16日，荣盛发好在哪的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RongXinDa Development （BVI） Limited完成境外发行2.5亿美元债，票面利率为9%。 市值不及年度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荣盛发展成立于1996年，2007年8月8日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为河北省首家通过 IPO上市的房地产企业。 2018年，荣盛发展销售金额首次突破千亿，首度跻身千亿房产之列。2019年，荣盛发展实现了签约金额1153亿，同比增长13.58%。 荣盛在实现规模发展之后，采用“高周转”的模式，通过快速的开工、销售的方式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2019年，荣盛发展取得销售回款860亿元，只完成年度计划的93.48%，签约销售回款率 74.55%，这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现金流。 为了加快结转速度，加速资金回笼，缓解财务压力和经营焦虑，荣盛发展提出“14579+”计划。即“拿地一个月开工，四个月出展示区，五个月实现销售，七个月现金回流，九个月清盘”。 但该计划带来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上半年荣盛发展结转项目面积只有212.15万平米，同比增长5.97%，结算收入也只有226.39亿元，同比增长4.68%。 财报数据显示，荣盛发展整个上半年的存货周转率只有0.11次，大幅低于20次的行业平均水平。 应收款周转速度也只有6.6次，同样大幅低于182.8次的行业平均水平。 经营性现金流为负、融资成本高企，导致了资本市场对荣盛的低估值。根据目前的股价计算，荣盛市盈率仅3.68倍，在A股房企中排名倒数。 此外，截至目前，荣盛股价仅7.71元，较4月初跌去32%。总市值335亿元，不及上一年度销售收入的三分之一。 “我们也深知公司估值的严重低估。面对目前估值严重低估的状况，公司在努力做好经营管理工作，持续提高经营业绩，保证公司财务健康和正常运营的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市场各方的沟通和交流，有针对性的开展各项工作，以期提振市场信心，提升公司估值。”荣盛发展8月中旬回复投资者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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