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仍是今年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不久前召开的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金融系统将进一步强化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型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继续支持好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 2020年，向实体经济让利目标已实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过去一年里，按照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的要求，人民银行通过贷款定价利率的引导，推动银行贷款利率显著下行，大幅降低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指出，2020年，设立3000亿元抗疫保供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复工复产再贷款再贴现，增加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精准扶贫、制造业、绿色产业等信贷支持力度，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取得预期效果。 2021年，如何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如何构建一套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实现精准滴灌 在多项政策的有力支持下，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相对大企业而言，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薄弱，承受了更大经营压力。 在此背景下，用好结构性政策工具、加强精准滴灌意义重大。“货币政策工具既发挥着总量调节功能，也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专家表示，当前，小微、“三农”、绿色产业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最需要资金，这就要求央行综合运用并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流动性更有效率地流向这些领域。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持续的恢复性增长，但增长的基础还不稳固，小微企业经营仍面临一定的困难和压力，延续上述政策工具有利于进一步夯实中小市场主体经营恢复的基础。” 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分析师王静文也建议，未来在结构优化方面，一方面，可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可以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优化风险评估机制 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 除了善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还可通过考核机制调整、制度创新等多重方式，引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易纲在上述采访中提到，2021年，要鼓励银行综合评价小微企业信用风险水平，降低对抵押担保的依赖。 一直以来，信息不对称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一大主要原因，而缺乏抵押、担保物进一步放大了其融资困难。为缓解上述问题，人民银行致力于推动以应收账款融资等为代表的供应链金融。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早在2013年，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就建成了服务于动产融资的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为小微企业开展线上供应链融资提供信息确权的登记服务。疫情期间，该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此前介绍，2020年以来，该服务平台已经促成了中小微企业融资将近2万亿元，而且这个规模还在持续、快速增长，为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超预期的支持。 自2021年1月1日起，人民银行全面承担全国范围内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工作，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具体开展服务性登记工作。“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动产和权利担保融资效率，便利企业融资，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有专家认为，在此前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试点中，民营和中小微企业新增担保登记业务占比超过95%、融资金额占比超过80%。
继百度系灯火互助“熄火”之后，美团也于近日宣布将关停其互助业务。关于网络互助“劣币驱逐良币”的讨论再次发酵升温。 又一互联网大厂叫停网络互助 美团互助日前发布关停公告称，因业务调整，美团互助将于2021年1月31日24点正式关停。关停后，公司继续聚焦主业发展，为用户和商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关网络互助用户分摊上升、用户退出增加、逆向选择风险等问题再次引发市场的关注与热议。 所谓网络互助是一种原始的保险形态与互联网的结合，简单说来就是“一人生病，众人均摊”的模式，通常为“小额保障+即收即付”制。 我国网络互助最早以2011年“互保公社”成立为标志，此后行业迎来发展机遇期，2018年，以支付宝“相互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相继入局，推出各自的互助计划，行业规模迅速扩张、用户数量激增。 不过，随着互助平台的井喷式发展，网络互助平台也陷入尴尬境遇：会员数量下降、分摊费用上升。以“相互宝”为例，天风证券在研报中指出，其参与分摊人数连续两期负增长，首次出现近2%的较大幅环比下滑。2020年12月第一期，整体参与分摊人数10332.16万人，环比下滑1.74%，首次出现较大程度的环比负增长。 与之对应的是，“相互宝”分摊金额仍在持续上升。相互宝公示信息显示，2020年“相互宝”大病互助计划的全年分摊金额总计为91元。虽然低于年初预测的188元最高线，但与2019年的总分摊金额29元相比，费用仍大幅攀升。 光大证券则在报告中指出，人均年度分摊金额提高会使得分摊会员人数下滑。如何保证人均年度分摊金额稳定是分摊会员人数持续增加的关键因素。 此外，对于网络互助平台的合规问题争议不断，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的呼声渐长。 2020年9月，银保监会发文表态：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坚持对所有保险活动实行严格准入、持牌经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商业保险活动。 去年8月流量巨头百度旗下的“灯火互助”退出，该平台上线不足一年，累计会员人数还不足44万人，并且是第一家退出的互联网大厂旗下互助计划。 此次美团互助宣布退出，再次引发市场热议。公开资料显示，美团互助于2019年6月上线，自上线以来，美团互助已公示分摊18期，并帮助382名患病会员。其间，2020年4月公示第一位受助者案例、2020年6月升级为首个“不限病种”的大病互助计划。 不能替代商业保险 需要肯定的是，与传统保险公司相比，网络互助平台因加入门槛低、便利性、普惠性等优势惠及了更多低收入人群。 比如，“相互宝“目前成员规模稳定在1亿以上，成员中有一半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来自农村和县城的成员占比超过三成；水滴互助的主要用户为三线及以下城市群体，会员中超七成人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 政策层面对于网络互助的作用也给予了肯定。202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到：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蚂蚁集团发布的《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预测，到2025年，互助参与人数将达到4.5亿人。 但网络互助并不能替代商业保险，只能作为补充，具体体现在保额、保障时间和不确定等方面。光大证券在研报中以“相互宝”举例分析认为，在保额方面，相互宝对于40岁以上的恶性肿瘤高发人群最高互助金额仅为10万元，以2020年6月公示数据为例，发病率最高的肺癌治疗费用平均为50万元，保额覆盖程度低，而重疾险的保障额度在50万~80万元不等，较相互宝保障更有力。 此外，在保障时间方面，相互宝大病互助计划用户60岁自动退出相互宝，而原保监会发布的《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2006-2010）》显示，55岁居民重疾经验发生率男女分别为1.28%、0.81%，65岁居民重疾经验发生率男女分别为2.53%、1.70%，重疾发病率提升近2倍。相互宝用户60岁后风险概率极大提升。 光大证券认为，由于网络互助平台的保障周期和保险责任并不明确，其对传统保险公司影响有限，网络互助平台更多作用于保险体系外的保障补充。 纳入监管呼声渐长 在网络互助进入“瓶颈期”的同时，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的呼声渐长。 此前，监管部门多次就网络互助公开发声，提示风险，并明确划定四条监管红线，要求网络互助与商业保险严格划清界限。而随着行业的井喷式增长，监管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2020年9月8日，银保监会打非局发布理论研究文章《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文章指出，相互宝、水滴互助等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文章提出，坚持对所有保险活动实行严格准入、持牌经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商业保险活动。 在市场看来，这一明确的监管表态，成为美团互助关停的一个直接导火索。而此前，蚂蚁集团也曾在招股书中多次提及相互宝的合规问题。蚂蚁集团表示，如因各种原因相互宝无法满足合规性要求，不适合蚂蚁集团作为上市公司继续经营，则蚂蚁集团将剥离相互宝业务。 一直以来，对于网络互助平台是否存在资金池及涉嫌绕开保险监管，众说纷纭、意见不一，监管也存在空白。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飒撰文称，虽然银保监会在此前未将网络互助认定为保险，但在司法实践之中（例如，此前福建莆田的个人与网络互助平台之间的合同纠纷等），法院通过分析网络互助的行业特征与资金控制情况，都较为一致地将互助金的支付责任交给了平台方，其实质是否认了合同中约定的平台信息中介的地位。 肖飒认为，虽然很多网络互助平台打着中介服务与公益性质的旗号，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保险行为。但却因为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多数网络互助平台仍试图游离于监管之外，挑战法律，以居间为名，推脱资金链断裂的法律责任。她认为，伴随法律层面定性的明确，现有互助计划的模式将被纳入监管范畴，从而解决迄今互助计划暴露出来的赔付问题与治理问题。
目前，28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受托管理保险业超过70%的资金，资产管理规模近15万亿元，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已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同时，各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机构性质、管理风格、受托规模、投资能力以及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监管评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吸收借鉴国内外金融机构分类监管相关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建立实施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评级制度，并根据评级结果在市场准入等关键领域对评价表现不同的保险资管机构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 机构面临五个维度考验 依据《办法》，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监管评级包括公司治理与内控、资产管理能力、全面风险管理、交易与运营保障、信息披露五个要素。 具体来看，公司治理与内控主要评估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以及内部控制机制运行有效性的情况；资产管理能力主要评估资产配置能力和投资管理能力建设，以及服务保险保障、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的情况；全面风险管理主要评估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以及识别、计量、监测、预警、报告、防范及处理各类风险的情况；交易与运营保障主要评估交易运营能力建设、信息治理以及信息技术系统对投资管理业务支持保障的情况；信息披露主要评估公司依据监管要求和协议约定报送或披露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监管评级体系充分突出了保险资产管理行业的特点。“一是注重长期资产管理能力建设，纳入了大类资产配置、产品发行管理、长期投资考核、薪酬递延机制等细项指标。二是定位于资管机构服务质量，用保险资产受托目标达成度、管理业内外资金规模等指标衡量公司的市场化竞争力，评估服务保险保障情况和在国内金融市场的贡献度。三是着眼于行业发展的长效机制，通过树立保险资产管理行业最佳实践、明确行业标准，为行业发展指明方向。四是增加评价指标的包容性和平衡性，考虑到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个体差异较大，在服务第三方保险资金指标、信息系统资源投入等指标设计上，按照行业排名和相对占比两项孰高原则进行评分。”上述负责人表示。 《办法》明确，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监管评级满分为100分，以上5个要素分别为20分、30分、25分、15分和10分。另外，银保监会可在监管评级得分的基础上，结合日常监管掌握的相关情况，按照调整项明细对评级情况进行修正，形成监管评级结果。 依据得分情况，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评级结果将分为A、B、C、D四类。其中，监管评级最终得分在85分（含）以上为A类，70分（含）至85分为B类，60分（含）至70分为C类,低于60分为D类。 评级结果影响监管方式 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实施监管评级制度，其目的就在于借助评级形成正向激励，促进机构强化合规经营意识，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奖优罚劣”的监管导向也在上述评级指标体系中有所体现。《办法》显示，银保监会专门设置了调整项指标。一方面，对于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被交易市场及自律组织采取纪律措施的机构相应扣减一定分数，对于出现特别重大风险事件的机构实行“一票否决”，直接定为D类；另一方面，将业外资质、资产管理规模、服务业外资金、单位管理资产利润率等列入加分项，鼓励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公司和“专而精”“小而美”的特色经营公司发展。同时，对于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开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等绿色投资，对行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机构酌情予以加分。 监管评级制度实施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评级结果不仅将作为衡量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主要依据，同样也将会成为监管部门制定监管规划、配置监管资源、确定监管方式方法的主要依据。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监管评级结果主要用于银保监会日常监管，由银保监会以“一对一”方式向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报，各公司不得将其用于商业宣传。银保监会将根据监管评级结果，对不同类别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实行差异化对待。一方面，对于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强的公司，以非现场监管为主，定期监测各项监管指标，通过会谈和调研等形式，掌握最新的风险情况，在市场准入、业务范围、业务审批等方面给予适当支持；另一方面，对于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公司，给予持续监管关注，在业务上做“减法”，必要时依法采取暂停业务资格、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等审慎监管措施。 举例来说，除了对获评A类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市场准入、业务范围、产品发行和创新等方面给予适当支持外，对于获评D类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考虑到其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弱，存在较多问题和缺陷，可能影响其持续经营，个别公司潜在风险可能超过其承受范围，监管部门应当给予持续监管关注，加强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依法限制其高风险业务，督促其采取措施改善经营状况、降低风险水平，必要时依法采取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等监管措施。 据悉，《办法》自发布之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为试运行期，在这期间，暂不根据监管评级结果采取监管措施，此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监管评级将以一年为周期开展，评价期间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涉及的财务数据、经营数据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加强评级结果与监管政策衔接，加强评级结果运用，确保分类监管措施切实落地，维护监管评级政策的严肃性、权威性。
华信信托董事长打伤总经理被刑拘 70亿资金池缺口或更难补 本报记者 陈嘉玲 北京报道 《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获悉，2021年1月6日17时左右，华信信托董事长董永成打伤其公司总经理王瑾。 知情人士透露，董永成在大连办公楼的电梯里，使用锤子打伤王瑾，头部和鼻子都出血。随后，王瑾被送往华信信托公司附近的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治。王瑾全身有14处伤，被诊断为轻伤一级，于1月7日进行颅骨修复手术，目前董永成已被刑事拘留。 针对上述事件，本报记者多次致电并发送短信向华信信托相关人士求证和了解事件对公司业务的影响。截至发稿，华信信托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有业内人士猜测，发生冲突的原因可能是公司内部对不良处置存在分歧，甚至可能是想掩盖一些问题；也有可能是王瑾向监管部门坦白了操作上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上述知情人士还表示：“最近听说董永成精神状态出问题，当时以为他压力太大导致失眠。” 截至目前，华信信托仍有20余个项目处于延期和第二次延期，资金缺口约70亿元左右。 总经理履职不足一年 天眼查信息显示，2020年1月21日，王瑾升任华信信托总经理一职。也就是说，其履职总经理尚不足一年。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公开资料获悉，王瑾，女，现年53岁，是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85级校友。其金融从业年限超过20年，曾任华信信托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理财中心/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总裁助理、副总裁，现任华信信托常务副总裁。 王瑾最早于2008年以副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华信信托高管人员名单；直至2020年初，才接替原总经理黄铎的职位。 在此之前，长达15年的时间里，总经理一职均由黄铎担任。 事实上，在华信信托董监高名单当中，一直以来，有三个职位如同“铁三角”，分别是担任董事长的董永成、担任监事的臧冬青和担任总经理的黄铎。上述三位均从2004年开始履职，后两位则分别于2018年8月和2020年1月去职。 董永成的公开履历则显示，其早年曾任工商银行大连市分行技改处副处长，后调任下属的大连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并且一直任职至今。 本报记者通过梳理公开资料，追溯华信信托的股权变化和董监高任免的轨迹发现，董永成职业生涯关键的时间点为2007年。 据了解，2006年年报披露，董永成是以职工代表的身份出任董事长；而2007年年报披露，董永成则是以第一大股东委派的方式出任董事长。而彼时董永成正式新晋为第一大股东——大连华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华信投资”)的法人代表、董事长。 大连华信投资成立于2004年，2010年更名为华信汇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汇通”)，并将注册地从大连迁址到北京。截至2012年底，华信汇通持有华信信托股权上升至56%。 随后，华信信托以及华信汇通等股东、关联公司又都经历了一番纷繁复杂的股权变迁过程，出现大规模更名、上层股东层级繁多、交叉持股甚至循环持股、母子颠倒等情况。 截至目前，工商信息显示，华信信托共有20家股东，持股10%以上的包括：华信汇通、北京万联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品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25.91%、19.9%、15.42%。其中，华信汇通持有万联同创100%股权，持有品成投资35%股权。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华信信托看起来算是董永成的，但背后还有哪些人就不清楚了。” 值得注意的是，“铁三角”当中的黄铎和臧冬青都曾出现在华信信托上层股东的公司当中，而突然进入到“董监高”的王瑾未曾与此类关联公司发生关系。 此外，2015年，和王瑾一同担任过副总裁的人当中，有一位更是董永成之子、当时年仅31岁的董福航。 70亿缺口或难补 “华信’墙内’伤人事件我们不清楚，但’墙外’几乎每天都见到有投资者围着，等待兑付消息。”一位大连地区的市场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 事实上，早在2019年底，华信信托就被银保监会列入六家高风险信托公司之列。2020年4月份，华信信托和四川信托同时被监管叫停了“资金池”业务。这也是华信信托困境的导火索。 据本报此前报道，华信信托“华冠”“华悦”“祥和”以及华信·安泰理财、华信·骏盈理财、华信·骏丰理财、华信·悦信理财、华信·惠盈理财等系列产品投向不明，均具有资金池特征。此类产品多数为1～2年期的产品，募集规模约为1亿元，预期年化收益率约为6%～8%。 记者了解到，其资金池业务存在着严重的投向不明、期限错配等问题，甚至存在着使用资金池给逾期企业借新还旧、接盘不良资产等风险。2019年，华信信托被监管处罚事由之一是：通过发放信托贷款形式，将信托资金用于购买本公司前期发行的信托产品。 华信信托的风险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是在2020年9月份。华信信托于9月24日发布首个延期公告。随后，又陆续在其官网披露了27个信托计划延期公告，延期原因均为“由于融资企业无法按期偿还融资本息，导致信托产品按信托合同约定进入延期期间”。 随后，在2020年11月3日～11日期间，华信信托分别兑付了华信·华冠336号、华信·华冠323号、华信·华冠324号和华信·华悦17号这4个项目。 也就是说，截至目前，仍有23个项目尚未按期兑付，且均已超过前述公告所约定的延期时限，进入“二次延期”。 华信信托方面针对上述延期产品再次回应称：“自信托产品到期日起，延期八个月兑付。”并承诺延期期间，工作有明显进展的，可提前兑付。 除资金池之外，华信信托与关联方之间存在大量股权质押。比如，其股东西藏海涵实业有限公司累计向华信信托质押了10余笔股权。9月中旬，华信信托及其全资子公司分别作为出质人，向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质押了一笔股权，质押股权数额合计超过6亿股权。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华信信托的资金缺口大约在70亿元左右。” 华信信托正试图通过“引战增资”的方式脱困。2020年11月17日晚间，华信信托曾发布《关于征集战略投资者的公告》称，公司计划引入1家或多家战略投资者，引入资金34亿～68亿元，注册资本增至100亿～134亿元。华信信托方面提出，战略投资者必须同意在完成增资前以适当方式对华信信托进行流动性支持。 财新网此前报道称，华信信托曾试图找长三角一带的房企接盘，有可能是董永成MBO(管理层持股计划)的一部分，难言乐观。 “华信信托究竟有多大窟窿，外部投资者很难搞清楚，谁也不敢贸然进去。”受访的信托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表示，公开引战增资的举动，可能是向外界表达自救，也可能是监管部门的要求。 此前有信托研究员分析认为，一方面，当前正处于经济下行周期，有实力的买家并不多；另一方面，信托业正处于强监管的深度转型阶段，信托牌照的吸引力也有所下降，同时监管层对入股信托公司的股东要求更高，严格审查入股资金来源等细节。 另一位信托公司高管则指出：“若董永成被刑事拘留，华信信托的资产处置和引战增资很有可能因此而搁置。”
股指在机构“抱团”中持续上攻后，上周下半周“抱团股”动能衰减，沉睡已久的银行板块却在上周五（15日）爆发——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上海银行的2020年业绩快报成了行情催化剂，一向乏人问津的邮储银行更是触及涨停。 不过，目前多数中外资机构投资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2021年低配银行股的观点，当然在这个“抱团”优质股的年代，也不将银行股看作一个整体，银行之间的分化也会越来越大。 “行情永远紧随流动性，2021年的前10天，新发公募基金规模就达1500亿元，远超去年同期，尽管部分公司估值很高，但‘抱团’这些高景气行业的基金仍会继续去买这些公司，暂时还很难瓦解。”中航信托宏观策略总监吴照银称。 银行股突然崛起 随着“抱团股”泡沫论不断升温，有人开始抛售离场，有人却趁着“抱团股”大跌杀入。15日全天市场走出了十字星行情，两市成交额连续十天突破1万亿元，沉寂已久的银行板块终于爆发，早盘大幅高开，邮储银行一度涨停，兴业、招行等全线大涨，股价创下历史新高，银行股市值一天大涨1800亿元。 业绩无疑是催化剂之一。截至2021年1月15日，兴业、招商和上海银行三家已发布2020年业绩快报，归母净利润增速纷纷转正，资产质量大幅改善。不过，最受市场关注的是被李录的喜马拉雅大举增持的邮储银行。 据港交所披露，李录于近日通过旗下喜马拉雅基金加仓邮储银行H股，总持仓达到约10亿股，持股比例达5.06%。据悉，喜马拉雅基金的管理人同时也是芒格家族资产的受托人。以喜马拉雅最新买入的时间来看，从2020年12月18 日至2021年1月14日，邮储银行涨幅为11.68%。 有业内人士对称，李录买入邮储的核心原因可能是其高度类似拼多多的“下沉”模式，多达4万个网点数量一骑绝尘。市场热情高涨更是因为当前投资邮储银行极度类似当年巴菲特投资富国银行，二者也不乏相似之处——面临相似的质疑（贷款不清晰、坏账模糊等）、市盈率较低、网点众多、强大的社区银行业务。巴菲特1990年买入富国银行时市盈率不到5倍，目前邮储银行的市盈率也只有6倍。 此外，富国银行将业务部门划分为三个部分，即社区银行、批发银行、财富管理/经纪/企业年金，其中社区银行是富国银行的核心，贡献了约60%的利润。社区银行的特点就是网点多，富国银行已有8700多家网点、12500台ATM机，数量居全美之首。邮储银行同样以网点多为特点，而且高度“下沉”，在农村及县域地区覆盖的客户数量更大，城市网点11935个，县城网点8742个，农村网点19003个。 交银国际资管基金投资经理李俊慧对称，金融板块AH重合度较高，尤其是银行子板块，在基本面一致的基础上，估值方面A股存在一定溢价，从历史维度来看，港股的银行板块PB水平长期位于1倍以下，性价比比A股更高，因此近期也吸引公司高管在港股增持股票或增发。 “抱团股”不易散伙 在15日银行股大涨的同时，白酒和新能源两大公募基金“抱团股”走势出现分化。白酒板块继续大跌，总市值达3500亿的泸州老窖一度逼近跌停，收盘大跌5.61%，酒鬼酒则连续第二个跌停；新能源板块则越挫越勇，午后展开反攻，两大龙头宁德时代和隆基股份在盘整后均强势收红。 2020年以来的行情尤为极端，“极度宽松的流动性导致公募基金爆卖，新发基金规模超过3万亿元，资金进场后也将继续扎堆重仓股，部分基金也可能会出现要卖掉其他持仓来护住重仓股的情况，因此越贵的股票涨得越好。一般而言，在四季度公募基金排名结束时，都会出现板块轮动，机构会将涨幅较大的股票部分获利了结，但2020年基本没有轮动，这十分罕见。”最早一批拿到QFII额度的新加坡毕盛（APS）股票投资经理徐涛对称，由于对估值的看重以及低估了流动性及”抱团”行情持续的深度，让一些“基金老兵”错失了不少收益。 目前的主流观点是——这种趋势短期内很难瓦解。瑞银证券A股策略分析师孟磊对记者称：“过去几年，龙头公司表现非常好，最主要的原因是股价是由盈利驱动的。无论是中上游材料行业、中下游消费或创新驱动的科技行业，龙头公司都拿到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但这本质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过程，我们相信趋势会延续。” 此外，机构化的趋势无疑助推了“抱团”的趋势。孟磊提及，过去几年因“房住不炒”的定调，加之无风险收益率下行，居民将更多资金配置到权益资产中，而且通过基金等机构配置的情况更加普遍。“在这个过程中，‘抱团’只是一个结果，这些大票或龙头公司符合机构投资者的逻辑。” 不过，鉴于“抱团股”的极端估值，加之各界仍对流动性拐点存在担忧，因此不少基金经理已开始为“抱团股”算起了“极限估值”。 就光伏而言，徐涛认为，在环保的压力下，可再生能源具有长期投资价值，补贴取消后仍有内生增长的动力。但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循序渐进的，如我国以煤电为主的一次能源结构不可能在短期完全改变。“从现在的股价隐含的预期来看是非常高的，需谨慎看待。且电动汽车、光伏两个行业一定是走降价路线，以价换量，不然永远没有出路，但大家现在讲的却是‘量价齐升’，这是不可能持续的，我们不能忽略这个行业的强周期性。” 低估值静候季报行情 展望后市，多数基金管理人并不认为资金将持续向银行轮动，散户的炒作或推动一波短期行情，但机构的长期资金很难持续涌入。 从历史看，银行股股价的核心驱动来自于两个方面，即流动性和经济基本面。当流动性宽松、经济繁荣，这体现为2006年的银行股，当年经济快速增长，热钱涌入，流动性以外汇占款的形式不断注入经济体系；经济一般、流动性拐点出现，这体现为2014年的金融股大涨。同年底尽管经济持续调整，但因流动性宽松，银行股在经历了长期低迷之后突然大暴爆发，之后尽管2015年上半年行情大涨，但银行整体表现相比其他行业大幅跑输；当经济一般或复苏、流动性中性或收紧时，体现为2018年银行股的持续调整。 2021年大概率是流动性正常化和经济复苏的一年，但对银行股而言就极为复杂，既有利好又有利空，即使“政策不会急转弯”已经明确，但信贷或社会融资可能下降，而在这一期间，银行股或受影响。 另一中外合资理财公司的基金经理认为，在中国经济长期下行过程中，银行盈利存在压力，虽然行业估值低，但从市值角度来看，当前银行股的市值占比依然很大，在转型过程中，依据海外经验，占比会下行。 随着新发基金数量维持高位，多数业内人士认为明显的板块轮动仍较难。吴照银认为，在3、4月份“季报行情”开启前，“抱团”风格大概率延续，而3月下旬或出现换仓的时间点。“届时开年行情走了一波后，随着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变化，风格可能切换，届时要警惕‘杀估值’的风险，盈利提升仍将是主要驱动力。”他称。
1月12日，央行发布的2020年金融数据和社会融资统计数据显示，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9.63万亿元，同比多增2.82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比上年多9.19万亿元。 这与此前央行方面的预判相契合。去年6月，央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曾指出“预计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 从整体数据来看，金融对包括制造业企业、中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发力，贷款结构有所优化。另外，房地产等调控作用也发挥出一定效用。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指出，从全年来看，年末M2增速比去年同期高1.4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累计新增19.6万亿元，比上年多增2.8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累计新增34.86万亿元，比上年多增9.2万亿元。货币、信贷增长基本实现了年度目标。本月金融数据走势显示，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趋于回落。与此同时，信贷结构有所优化，对企业部门和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加大，表明了金融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精准支持。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整体上看，金融数据延续了2020年11月以来的趋势，“宽信用”进入稳定退潮期，存量社融及M2增速等指标向名义GDP增速靠拢的趋势正在形成。 新增信贷中的居民中长期贷款的变动值得关注。王青表示，由居民房贷构成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在去年12月出现了7个月以来的首次同比少增，表明前期出台各类房地产金融监管措施正在产生效果。对此，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也谈到，2020年下半年中小银行按揭高速投放是引致房地产融资监管加强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体来看，2020年住房按揭贷款延续了平稳增长态势，供需两旺，大型银行投放量与2019年持平，但中小银行增量占比大幅度提升。他认为，2021年增长或因新政面临结构性压力。随着《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发布，预计2021年大型银行按揭投放与2020年相当且波动不大，但以股份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增量按揭投放面临一定收紧压力，由此可能作用于2021年房地产销售，并因此影响M1增长。 企业部门方面，贷款新增5953亿元，比上月少增1859亿元，但比去年同期多增1709亿元，表明金融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其中，短期贷款减少3097亿元，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分别多减3831亿元和3132亿元，短期贷款的减少增加了票据融资需求，本月票据融资3341亿元，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分别多增2537亿元和3079亿元。温彬认为，这说明在短期贷款供应有限的情况下，票据融资形成了一定替代；中长期贷款新增5500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522亿元，说明加大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中长期贷款持续发力，贷款结构有所优化。 社融的变化值得关注。央行数据显示，2020年12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72万亿元，不及预期，同比少增3800亿元，较上月的2.13万亿元减少19.25%。从结构来看，12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拖累项主要为企业债券融资和非标融资。数据显示，社会融资规模口径下，12月新增企业债券融资仅442亿元，同比少增2183亿元；非标融资，即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三者加总，净融资为-7376亿元，同比多减5920亿元。 专家认为，这应该与11月出现债市违约事件的影响仍在发酵有关。另外，12月信托贷款减少4601亿，同比多减3509亿，是造成社融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王一峰指出，2020年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管控力度进一步加大，要求全行业压降1万亿元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融资类信托业务，而1-11月份信托贷款合计压降约6340亿，因此12月压降幅度较大。委托贷款减少559亿，同比少减757亿。未贴现票据减少2216亿，同比多减3167亿，主要与12月末票据冲量造成存量规模下降有关。“从目前情况看，影子银行融资类信托持续压降仍是大势所趋，预计2021年信托贷款仍将继续压降，监管部门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对于融资类信托压降态度较为坚决。受此影响，部分领域如弱资质房企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收窄，现金流压力加大，不排除出现个体信用风险。”他说道。 外界观点也指出，临近年底，银行的信贷投放额度有所限制，所以会将储备的信贷项目放到来年一季度集中投放，这样来看，2020年12月单月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和社融增量表现亦符合季节性规律。另外观察市场实际表现，2021年以来，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呈现“供需两旺”态势，项目储备较为充足，部分银行信贷增长较为十分迅猛，信贷“开门红”效应明显。 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走向，易纲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1年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也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市场化。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经济观察)疫情之下中国继续唱响金融开放“重头戏” (记者 王恩博)去年以来，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依然好戏连场。 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发布，进一步便利外资投资境内资本市场；批准运通、万事达卡、惠誉等机构进入中国市场……2020年陆续落地的一系列金融开放举措，让外资机构们很“有感”。 在中国银保监会7日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友邦人寿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张晓宇感叹，该公司的成立和顺利发展正是中国金融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成果。 友邦人寿于2020年上半年获批，成为中国大陆首家外资独资人身保险公司。张晓宇注意到，过去两年，“一行两会”宣布了50多条开放措施，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加速向纵深推进，这既有利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为外资企业更好服务中国民众提供了巨大机遇。 一同出席发布会的台资金融机构富邦华一银行行长陈峰介绍，该行已经成为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牌照最全、服务台商最多的台资银行，27个网点遍布大陆12个城市，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去年税后净利同比增长超过30%，“这些都跟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息息相关”。 陈峰特别提到，尤其近两年来，金融管理部门开放政策进一步公开、透明，加之可预期的环境，让富邦华一银行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疫情之下，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一枝独秀，金融双向开放亦稳妥有序推进。由此带来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让外资机构对中国市场信心更加充足。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总经理、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彤告诉记者，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扩大开放，德银看到了很多好机遇。 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完成谈判，将令亚太经济体之间贸易互联互通不断加强，中欧投资联系更加紧密，这将带来大量双向投融资业务机会。同时，中国财富管理行业近年来飞速发展，资产管理规模不断增加，财富快速积累让中国客户对风险管理、传承规划、企业转型、家族治理等服务需求显著上升。 “对所有外资公司来说，中国绝对是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在张晓宇看来，全球保险业发展潜力主要集中在亚洲，而亚洲的重点又在中国。 张晓宇尤其看好健康中国行动带来的机遇。他表示，友邦人寿将立足自身业务优势以及民众对日益增长的高质量、一体化健康服务和多层次、多样化养老保障需求，持续推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创新，打造“全程健康友保障”的健康生态圈，努力为中国民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人群的健康保障和服务，助力“健康中国2030”的建设和实施。 越来越多境外金融机构正加大中国业务布局，下一步金融开放是否还有好戏？对此，银保监会郭树清主席已给出明确答案。他强调，要鼓励中外机构在产品、股权、管理和人才等方面开展合作，拓展开放广度和深度。完善配套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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