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晚间，*ST力帆（601777）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吉利背景的杨健、徐志豪、钟弦获得6席非独董席位中的3席提名。 上述三位提名董事履历显示，杨健自2012年以来至今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吉利控股”）董事局副主席，副董事长，负责集团年度经营战略，考核目标制定，企业规划，新能源业务，前瞻技术研究，经营管理绩效考核等核心工作。 徐志豪目前则担任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吉利科技”）首席执行官（CEO），钱江摩托董事长，古井贡酒独立董事。其中，钱江摩托控股股东为吉利科技，实控人为李书福。 钟弦曾任深圳科力远新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总经理，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董事会秘书。现任吉利科技证券业务部总经理。 *ST力帆董事会决定，公司董事会成员拟由15名减少为9名，除3名独立董事外，重庆两江基金背景的提名董事占据另外3席。 *ST力帆目前治理结构的变更源于此前公司的重整。2020年12月21日晚，*ST力帆公告披露，根据重整计划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将按照每10股转增24.997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全部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 因实施重整计划，*ST力帆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更。 其中，重庆满江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满江红基金”）持有约13.5亿股，持股比例达到29.99%，成为新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重庆满江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两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占比51%，吉利迈捷投资有限公司占比49%，下称“满江红公司”）成为新实际控制人；李书福通过吉利迈捷全资控股的重庆江河汇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9亿股，占比20%，为第二大股东；原控股股东力帆控股持股数量仍为约6.19亿股，但比例由47.08%稀释至13.66%，降为第三大股东。 转增股票中的9亿股用于引入产业投资人。产业投资人将向力帆提供优质产业资源、与力帆股份签署关于换电型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的授权协议和相关代加工业务协议，加快推进力帆股份汽车与摩通产业转型升级。 而产业投资人则是由吉利迈捷、吉利科技、或吉利迈捷/吉利科技持股比例达70%以上的绝对控股的公司组成。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今年以来，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进，农田建设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资金整合力度进一步加大，农田建设管理取得新成效，为夺取今年粮食和农业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1至10月，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约7107万亩，完成高效节水灌溉约1928万亩，分别占年度任务量的89%和96%。各地抢抓秋收后农闲时期，加快项目实施，预计年底前可如期完成8000万亩的建设任务。 为有效拓宽资金筹措途径，农业农村部积极协调推动落实建设资金，今年联合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共落实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67亿元，比2019年增加7.8亿元，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顺利开展；引导各地创新投入模式，用好新增耕地和土地出让收益，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范围。
当前我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2012-2019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9%快速下降至35.4%，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GDP差距从0.97迅速增至1.30。 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从五千年历史看，由于北方因农耕、游牧两大文明长期冲突融合导致战乱频发及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转移。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因资源富集等形成重化工业优势而领先南方。改革开放后，北方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继续阶段领先，但也导致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而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2012年后，中国经济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南北市场发育差异问题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而北方逐渐乏力。 南北差距拉大，根本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这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证明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其中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都市圈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1月5日，证监会同意生益电子科创板IPO注册，即生益科技分拆生益电子上市已经获得通过。这是自2019年12月份分拆上市规则落地以来，资本市场首单“A拆A”落地。 记者据上市公司公告梳理，截至1月6日，剔除2家已经终止分拆的企业，累计有61家A股公司公告分拆子公司上市的意向。除了生益电子，还有3家子公司IPO申请已经通过上市委会议，其中1家已提交注册。 市场人士表示，目前拟分拆上市的公司大多为战略新兴企业。从目前已通过上市委会议的企业来看，监管层对分拆上市的公司主要关注三方面问题，即公司独立性、自主持续经营能力和分拆的必要性。 4家子公司IPO申请过会 监管问询关注三大问题 从进度来看，截至1月6日，上述61家企业中，42家发布正式分拆预案，其中18家公司的子公司IPO申请获得交易所或证监会受理，4家已过会（含生益电子）。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18家子公司计划IPO募资合计355.87亿元。 作为首单落地的“A拆A”，据记者梳理，在上交所首轮问询中和科创板上市委会议问询的问题中，生益电子的独立性问题曾被反复提及。 “独立性是常规问题，因为子公司之前在一个大体系内运作，分拆后能否独立经营，会不会有利益冲突是监管层关注的重点。除独立性之外，分拆的必要性、发行主体具备自主持续经营能力这两方面是监管关注重点。”华泰联合证券执行委员会委员张雷对记者表示。 太平洋证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王晨光对记者表示，从过会的几家企业来看，监管层对拟分拆上市公司的关注点主要是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股权结构的稳定性，以及关联交易对发行人独立性的影响等。 “分拆上市和一般IPO上市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公司是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此前研发、交易等可能受到母公司的辅助，分拆上市后其是否具备独立生存能力，以及与母公司存在的关联交易是否损坏母公司股东的利益等，都是监管层关注的重点。”王晨光进一步解释道。 拟分拆上市公司 多为战略新兴企业 从分拆目的地来看，据记者梳理，42家公司已经明确子公司分拆上市的板块，计划将子公司分拆至创业板、科创板和上交所主板的分别有25家、14家和3家。从分拆上市母公司的行业来看（申万行业），记者据同花顺iFinD数据梳理，上述61家“A拆A”的公司中，母公司为电子行业的数量最多，有11家，其次是医药生物和计算机，分别为9家和5家。 另外，拟分拆的母公司大多属于各自行业龙头企业，市值较高。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6日收盘，上述61家上市公司中，总市值超过百亿元的有56家，过千亿元的有10家。 “从申报IPO的分拆子公司行业来看，大多属于医药、TMT等战略新兴行业。”王晨光认为，未来分拆上市通道运行成熟后，上市公司本身也可以发挥创投基金的功能，在市场中寻找合适的标的并购，培育成熟之后再分拆上市，实现“募投管退”。
近年来，贵州省贵阳市深入实施“万企融合”行动，推动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截至今年10月，贵阳市“万企融合”省级标杆项目达44个，国家级智能制造领域相关试点示范企业达10家，国家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达31家，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达20个。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上云率达到83.5%。 2018年，贵州省开始深入实施“万企融合”大行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2020年，贵阳市全年带动600户企业参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加速“线上+”场景多元化，发展无接触配送、智能化服务、生鲜电商、在线教育、远程问诊、远程办公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当前，人口形势日趋严峻，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弱，就连民政部部长都撰文提醒： “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在此背景下，最近“放开三胎”的建议被频频提及，也掀起了网络上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然而，放开三胎真能“催生”吗？恐怕不见得——需知，这届年轻人不爱生娃，绝不仅仅是生育层面的原因。 1 当今社会，生娃与否早已成为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既不是靠着一腔热情，也不是像过去“多双筷子多只碗”那么简单。 总结起来，年轻人不爱生娃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巨大的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承担大量的花销。 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要知道，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花销200万元以上已是司空见惯，就连长春也要花掉121.5万元（见下图）。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居民还面临着高昂的房贷和房租，而医疗养老的各项支出同样没有计算在内，再想想自己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很多年轻人都会对生娃这件事望而却步。 事实上，不仅我国，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以人口形势更为严峻的韩国为例，有媒体机构在对韩国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 数据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没有放弃生育的基本权利，其生育意愿依然极为强烈。这也足以说明，经济压力对普通老百姓生育意愿的“压制”程度是多么严重。 第二，“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 不少父母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成为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他们很难愿意再去生个老二或者老三。 第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 如今，我国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扩大，她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否则一旦休产假或者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照顾孩子上，便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升职加薪与职业发展。 说到底，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生育问题，仅靠放开三胎来“催生”，是远远不够的。 2 对症下药，方能治本达标。 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除了我国和上文提到的韩国外，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也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涉及到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不妨做一番梳理，看看国外是怎样鼓励国人生娃的，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可行性路径。 首先，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生育抚养孩子的各种负担。 鉴于经济压力是头号难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便由此切入，给予生育子女的父母一定的现金奖励。典型如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可高达每人4万元人民币，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该奖励金额还会进一步上升至5.5万元人民币。 现金奖励之外，不少国家还给幼儿提供抚育津贴，主要包括对孩子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与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补偿，即养育津贴与教育津贴。 养育津贴方面，瑞典有未满16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每月大约有700元人民币，如果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则会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币的附加补贴，费用由政府承担；在日本，根据2004 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的规定，一个家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可以获得每月每人约310元人民币的补贴，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则第三个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约650元人民币的补贴，补贴年限从出生直到小学三年级。 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孩子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还会出资雇佣保姆去家里照顾；在新加坡，政府会支付高额的托儿费给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也可享有托儿津贴。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在减税降费上做文章。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生育给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贴都无须缴税；芬兰的生育给付、生活津贴、托儿津贴、育儿津贴等都可以进行税前抵扣；而新加坡税务减免的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其次，是在住房和育儿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然而很多地方由于房价过高，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为此，不少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发出居民的生育热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而且年轻夫妻可以分两次支付新组屋的定金；而韩国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年提供5万户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标是没有住宅且收入较低的新婚夫妇。 还有很多国家会着力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门会承担生育困难人群75%的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各项费用，而韩国则会对于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予以补贴，对新生儿实施医疗服务援助，且对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给予补贴。 此外，不少国家还会基于本国国情，从婚恋等方面入手来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以日本为例，政府部门会将政策范围扩展到恋爱与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组建家庭提供咨询，并通过大力宣传来纠正性别分工和职场优先的企业氛围。 再次，尽力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 对于那些担心生育子女而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人群，很多国家都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荷兰，女性员工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儿假，足够她们安心在家抚养孩子，并且无须担心以后无法重返职场；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家还给予男性带薪假期，以便父亲能够在照顾婴儿方面给予妻子支持和帮助。 而在一些产假或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政府会致力于让照料孩子的父母亲在弹性工作制下就业，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居家办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实践。 最后，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无疑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一环。为此，不少国家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订并施行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实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实施社区育儿援助等；2007年开始还实施“放学后孩子计划”，使得孩子们在放学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动场所；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上学援助、学费减免、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 再如法国，不仅出台政策鼓励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还会对那些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上内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3 虽然世界各国在鼓励生育方面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传递出来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而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参考借鉴的地方。 一则，要全面考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同困难。 如前文所说，生娃与否已是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这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民族风俗或是文化传统外，经济实力、时间限制、个人偏好、身体素质等都会左右人们的生育决策。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应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 具体来说，在制定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时，应先将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过程进行细分，对每个阶段的主要障碍与实际困难做出详细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而在政策设计方面，需要充分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理念，既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又要兼顾好具体事情。 二则，要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诚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既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一个人必然无法独善其身，因而有必要充分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予以支持，仅靠政府出台政策是不够的。 欧美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格外强调企业主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产妇或其配偶休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所获得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承担，有一些育儿设施也由企业兴建，等等。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更提倡构建一个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育儿体系，充分挖掘社区居民互助的潜力与积极性，强调社区在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作用，等等。 三则，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若想鼓励生育，势必要从孩子的切身利益出发来给予相应的支持。虽说补贴、减税或假期等福利都落在了父母头上，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足够的关爱与陪伴。因此，有关部门应对一个孩子从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长各阶段都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来切实解决国民生育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必须清楚的事实是：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观念等因素改变，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若要见效，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发酵。所以，我们理应做好生育水平继续走低的准备，并真正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国人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并将其落实到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华中科技大学校企改革再迎实质性进展。近日，华工科技发布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华工科技控股股东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向武汉国恒科技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国恒基金”）转让其持有的华工科技1.91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00%，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2.46元/股，合计转让价款为人民币42.91亿元。双方于2020年12月24日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 华工科技表示，若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国恒基金，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武汉市国资委。通过此次校企改制和公开征集，让华工科技留在武汉、融入武汉国资体系，无论从投资价值本身，还是从推动发展地方新兴产业角度，都非常有必要。 管理团队及骨干员工 1.5亿元入伙 此次，国恒基金出资45亿元，并且邀请华工科技管理团队及骨干员工参与。武汉润君达系华工科技管理团队及骨干员工出资设立的合伙企业，通过直接及间接的方式对国恒基金合计出资1.5亿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3.26%。润君达系由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强作为普通合伙人，其他39名管理团队成员、核心骨干员工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的合伙企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支付的款项均来源于各合伙人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的投入。 据公告，国恒基金承诺保持华工科技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员工队伍的整体稳定，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36个月不减持所受让的股份。同时，充分利用受让方及其股东、华工科技在行业、资本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推动与华中科技大学的深度合作。 对于投资者所关心的控股股东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管理体制和业务布局会有怎样的变化。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此次改制既是校办企业改革的大势所趋，又是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重要契机。运用基金模式创新管理机制，基金模式下设立执行委员会，具有最高决策权。执行委员会5名成员中，润君达提名2名，在决策表决机制设计上尊重团队及其作为合伙人的意见。明确权责清单，进一步明晰华工科技与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权责范围，给予团队就公司重要事项的话语权和共同决策权。股转完成后，将维持公司董、监事会基本稳定，保持董、监事会人员数量和结构基本不变，保持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的稳定。 这是校企改革政策推出以来的一项创新，体现了武汉市国资平台充分尊重和认可管理团队在华工科技二十年高速发展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希望通过改革，让经营层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从而积极释放国企发展动能，利用国有平台整合资源、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团队接受国恒基金的邀请参与到基金出资和管理中去，使企业发展与核心团队深度绑定，也让团队能够通过自身努力，享受一定的企业发展成果。 湖北校企改革加速推进 多家公司控制权将变更 事实上，华中科技大学在推进校企改革方面已有不少探索。“华科系”另一家上市公司天喻信息去年9月份发布公告，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华工创投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157.29万股、9412.63万股股份，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2.69%、21.89%（估算合计出让比例达24.58%），转让价不低于10.27元/股。公司实控人华中科技大学通过产业集团和华工创投持有公司29.57%的股份。近日，该股权转让事宜也有了新的进展，产业集团和华工创投计划与武汉同喻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并已履行产业集团董事会、华工创投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审议决策程序，尚需履行华中科技大学审批程序。天喻信息表示，若本次公开征集转让获得批准并得以实施，将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华中科技大学旗下上市公司华中数控已在2019年底完成控制权易主，公司控股股东由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阎志及其一致行动人卓尔智能制造（武汉）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华中科技大学变更为阎志。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高校办企业，存在事企不分、监管缺位、法人治理结构不够完善、资本运营效率不高等问题，一些知名校企负债率畸高、面临破产重组就是典型的例子。按照高校所属企业改革意见，高校应先成立资产经营公司，对校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包括清理关闭、脱钩剥离、保留管理等政策。校企的改革方向是，资产经营公司及保留的企业今后要纳入经营性国资监管体系。 吴刚梁进一步表示，中央要求，2020年这项改革要全面推开，2022年前基本完成改革任务。从目前看，各地进展情况不一样，中央层面进展比较缓慢，地方更快一些，不少地方的高校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及所属企业已经划转到当地国资委体系集中监管。值得注意的是，校企股权划转基本上采取的是市场化、有偿转让的模式，收益用于校企支付改革成本和学校事业发展。这轮国企改革过程中，员工持股是“标配”，华工科技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可以采取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等方式，有利于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核心骨干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提供光模块一站式解决方案 打造行业领先企业 华工科技是行业内少有的具备“芯片-器件-系统-解决方案”全产业链布局的企业，已初步形成“上游增强下游，下游反哺上游”的良好局面，主要产品依托优良的性价比、突出的定制能力、全天候的服务响应、高效的交付保障，市场占有率逐年提升，位居国内行业前列，具备与国际一流对手同台竞争的实力。 作为我国光通信行业的领先企业，面对光模块市场日益白热化的竞争，近些年公司持续加大5G和数据中心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华工科技已推出全系列100G、400G、800G产品，单通道可实现25Gbps/50Gbps/100Gbps的解决方案，同时布局硅光技术，研发更高速光模块解决方案，从而协助客户建设更为敏捷、高效、绿色的数据中心。 华工科技通信板块积极布局“光联接+无线联接”光网一站式解决方案，从5G、数据中心用光模块，再到皮基站、光猫等终端产品。同时，在光学领域，推出了应用于手机摄像模组中的潜望棱镜和工业自动化编码器。潜望棱镜产品广泛搭载在手机摄像模组中，颠覆传统摄像变焦技术，超远距、超高清；在终端，华为、三星、vivo等高端机种均有搭载。 通信行业高级分析师、战略规划专家杨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光模块发展前景将持续向好。受益于新基建政策的拉动，5G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5G本身也会带来光通信和数据通信的代际切换，2020年成为5G商用元年，光模块行业未来会逐渐放量；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催热了云办公、云游戏、云教育等产业，也让大数据中心的建设炙手可热；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也将带动光模块需求，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产化趋势加强，国产厂商逐步引领光模块市场，以华工科技为代表的龙头公司将明显受益。截至2020年三季度公司子公司华工正源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8%；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55%。 对于未来的展望，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光模块的产品将会向更高速率、更多调制方法、更低功率、更小的体积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布局路由器、5GCPE、工业互联网等智能终端产品，实现企业5G专网和工业互联小站的发展，有效地满足各工业场景的通信需求。未来在掌握最新国际标准化发展动态的同时，我们也要协同产业链伙伴创制自己的标准，并且推动自主标准国际化，抢占技术竞争的高地，掌握市场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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