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委摸底谋划明年，专家预计将更多用改革方法减税降负 时至岁末，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对全年降成本“清单”任务完成情况和落地实效展开摸底调研、分析研判，并开始酝酿明年降成本工作的思路。目前来看，今年7月发布的全年23项降成本举措已经悉数落地，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将超2.5万亿元，再加上降低物流、用能等成本，合计数万亿元降成本红利直达实体。展望明年，业内指出，将更多用改革的方法来向降负要空间，例如通过税制改革来获得减税的进一步空间。 记者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日前召开2020年降成本工作部门座谈会，系统梳理和总结了今年以来降成本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效，讨论了当前降成本工作面临的难点和问题，商讨了明年工作思路和初步考虑。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27个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参加会议。 今年7月，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23项重点任务涵盖了税费、物流、融资、用能等多方面减负内容，为全年降成本细化了路径图，明确了任务书。 目前，清单任务已经悉数落地。例如，在减税降费方面，今年以来，财税部门发布实施了7批28项优惠力度大的减税降费措施，其中既有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的应急措施，也有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困难行业的措施，还有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措施，特别是聚焦帮扶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进一步加大税费支持力度。这些政策措施加上去年大规模减税降费在今年形成的翘尾减收，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降低物流成本超过99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东昌曾在发布会上表示，通过优化政务办事流程，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物流简证减费、提质增效，预计今年全年降低物流成本1300亿元以上。 电价是一般工商业、大工业用户最为敏感的生产要素。在前两年分别降低10%的基础上，今年我国再次实施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5%政策。与此同时，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降低5G用电成本等“大礼包”也相继推出。预计全年减免电费超过1100亿元。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降成本系列措施落实有力，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今年我国各项经济指标能够陆续“转正”，经济持续稳步复苏，离不开降成本发挥的作用。 以市场主体感受最明显、受益最直接的减税降费为例，1-10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22301.61亿元，其中新增减税7461.12亿元，新增降费14840.49亿元。 “总的看，今年为应对疫情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无论绝对额还是相对GDP比重，从世界各国看都是比较大的，”业内权威人士指出，大规模减税降费通过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释放大规模减税降费红利，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对支持疫情防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促进经济恢复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企业在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助企纾困政策方面的获得感在不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6日指出，调查结果显示，11月反映资金紧张的制造业小型企业占比为42.3%，比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的低点。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传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降成本政策的最大特点是“多角度、全方位、强实效、提质量”，既包括了减税降费、金融支持与降低制度成本等宏观层面的政策，也覆盖到了用地、用工、用电、物流以及生产工艺等企业具体成本与细节开支。从运行的成效上看，降成本措施有效对冲了实体企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压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整体复苏与平稳运行。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将加大指导和督促力度，继续密切关注各行业税负变化，跟踪做好效果监测和分析研判，研究解决地方和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更好地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 孟玮表示，疫情和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一些行业恢复状况还不是很乐观，部分小微企业、出口企业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对此，发改委将持续加强跟踪分析，落实落细相关政策，巩固经济恢复的良好势头。 目前，相关部委和地方已经开始研究酝酿明年降成本的工作思路。业内专家指出，预计明年将更多用改革的方法来向降负要空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目前来看，减税降费举措中有一些阶段性的政策安排，今后涉及到体制如何健全的接续问题。减税也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包括社保体制的改革，税收收入制度的改革等，明年要更多通过税制改革来获得减负的进一步的空间。 “未来应适度降低间接税比重，适度提高直接税比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也指出，适度降低间接税比重，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发挥税收公平的作用；有利于前期投入大的新经济企业降低税负，促进新经济企业成长。 “未来继续加大降成本的力度，保障措施有效的前提是良性发展，解决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要素价格合理化。”孙传旺指出，要运用结构方式与机制体制的转变，从根本上提高效率从而降低成本，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要通过政策推动将改革红利送到实体企业，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增强经济运行内生动力，这才是降成本的最终目的。”
20年是结构性行情，21年的结构性行情更是演绎的淋漓尽致，让市场为之震惊不已，机构抱团行情未来如何演绎，还能延续多久，寄望于机构抱团戛然而止并不现实，但是目前已经接近临界点，其中蕴含的风险是很大的，目前作为机构抱团的消费股估值是历史上最高的，就是新能源的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估值也是历史高位。 现在判断未来走势难在哪儿，机构抱团股价上涨的逻辑是机构抱团盈利丰厚带来的申购资金暴增，机构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新增资金，而机构获得新增资金以后，并不会新开设热点，而是不断的加仓老的持股，推高仓位，新年以后，新基金发行依然火爆，主要集中于头部基金，而头部基金正是机构抱团的主力，所以基金可加仓资金依然富足，完全有能力维持股价的稳定。 回顾历史机构抱团无不与基金发行有关，股改以后，公募基金获得超常规发展，公募基金规模不断膨胀，机构通过抱团金融股和资源地产股，推动指数上扬，仅仅07年上半年偏股型基金发行就达到6000亿元，指数也达到了历史高位6124点，当时市场也是憧憬万点论和十年黄金牛市，但是因为证监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基金行业风险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基金发行逐渐萎缩，此后基金持仓市值一路下滑，基金话语权逐渐丧失，机构抱团的金融股和资源股也是一路下跌，开启了数年的熊市，指数一路跌到1640余点。 14年开始，机构抱团TMT科技股，投资逻辑是并购重组带来的外延扩张，上涨的逻辑与股改牛市一个道理，那就是爆款基金不断发行，基金出现短期的份额增长，出现了抱团盈利和基金申购的模式，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增资金，TMT类型产品混合型和股票型基金暴增，机构数据显示2015年爆款基金频发，50亿以上规模的偏股型基金发了50只，100亿以上了发了10只，到2015年6月，相比一年前的规模扩张了近一倍，达到3.3万亿份，市场也开始万点论和改革牛等各种浮躁的声音，但是随着管理层认识到杠杆牛和疯牛的危险，出现了一刀切的去杠杆，带来的螺旋式的下跌，市场流动性瞬间枯竭，最终需要证金公司进场注入流动性。 随着抱团中小盘科技股风险的暴露，18年开始基金开始新的一轮抱团核心资产的新赛道投资，先后出现了白酒、家电、食品饮料、医药生物和新能源等细分行业的龙头个股牛市，其逻辑也是机构抱团盈利丰厚和申购基金，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增资金。去年上半年是泛科技股和部分医药生物股涨势更加凌厉，短短时间可以翻几倍，但是市场质疑不断增加，市场也出现过新能源、科技创新、半导体、云计算等泛科技之类的权益基金产品发行受阻的消息，但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证实，从市场来看，泛科技类基金发行下半年是有所收敛的，部分泛科技类股票和医药生物类股票出现了闪崩和调整，腰斩的个股也有，下跌30-40%较为普遍，闪崩的原因复杂，从部分个股龙虎榜看，显然是机构卖出带来的交易拥堵造成的。最近媒体报道，消费类基金产品发行受阻。不过，经记者向知情人士核实，该传闻被否认，周五大消费类股票调整明显，市场还是受到惊吓，管理层不太可能明令叫停大消费类基金的发行，避免市场受到过多惊吓，带来非理性的波动，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基金发行会不会因为市场传言而真的减少，一旦基金没有获得足够的增量资金，上涨的逻辑就荡然无存，大消费也好新能源也好，维持目前的股价就不可能。 某几个统计了历史抱团持续时间，2007Q1-2010Q1 抱团金融 持续13个季度；2009Q3-2012Q3 第一次消费抱团 持续13个季度；2013Q1-2016Q1 抱团信息科技 持续13个季度；2016Q1-当前 第二次消费抱团 已经持续了13个季度；但如果从2017Q1算正式开始抱团，目前只持续了10个季度，可能是研报发布的滞后，按照2017年第一季度抱团，也已经进入了第十三个季度，如果历史数据有借鉴意义，本次机构抱团已经是进入临界点了，需要高度关注抱团股的抱团松动风险。 作为证券界四大报之一证券时报连续对机构抱团现象发表评论文章，这是一个很值得留意的信号，不可以忽视，主流媒体的观点往往昭示一种政策信号。 去年开始，各种牛市论铺天盖地，十年黄金牛市是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观点，万点论虽然没有见诸主流媒体，但还是有人提及，市场乐观情绪不断闪现，作为投资者，我个人认为机构抱团的大消费、新能源、部分医药股科技股调整临界点已经很近了，投资风险已经开始酝酿。 机构抱团最大问题是持股度集中，很容易造成交易拥堵，带来踩踏式出货的闪崩，现在要判断未来走势难度很大，在于机构抱团持股集中度很高，股价大跌不符合机构利益，何况机构尚有充足的资金，机构还是愿意维持股价的，拉升股价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小散户不能知道机构何时出货，没有必要去吃那一点多刺的鱼尾，大资金则是进出困难，没有必要挤在一起出掉筹码，选择分步离场可能是一个较好选择，没有必要大家一棵树上吊死。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
日前，上海市杨浦区一网统管技术服务项目已建社会面高清视频监控联网招标结果公布，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神州控股）旗下公司中标，项目金额约1.02亿元。 据悉，该项目将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起点，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以雪亮工程、智慧公安、美丽家园建设和发展为实施主线，打通信息壁垒，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交互，促进业务协同，突出杨浦区一网统管建设特色和亮点，实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业务数据、视频数据、物联数据及地图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完善相关安全和标准体系，形成适应本区特点的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数据管理模式。 项目拟将杨浦区范围内的420栋重要楼宇已建数字高清摄像资源，接入杨浦区智慧城市网络，实现杨浦区“重要部位全覆盖、重点路口全摄入、社会管理联成网、侦查办案有证据、维稳防控有实效”的建设目标，为城市管理、维稳救灾和应急指挥提供图像资源共享服务，进一步提高全区视频监控覆盖率。 该项目建设完成后的运营阶段需要与多个部门开展系统和数据对接形成综合指挥体系。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指挥中心体系采用神州控股旗下基于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技术成果转化的燕云DaaS开展数据对接，将使得对接协调事半功倍，快速高效完成多系统互联互通，形成以指挥中心为AI大脑的先进快速反应体系。 当前，将海量的城市大数据实时有效地整合，转化成为可以服务市民、政府和产业的应用，是“新基建”建设中面对的主要课题。目前，燕云DaaS已被广泛应用于科技部、工信部、农业农村部等10余个部委和北京、上海、贵州、浙江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成为支撑万亿级大数据产业生态发展的一项共性关键技术。
熟悉中国股市的投资者，可能对10年前A股的一次暴跌还有点儿印象。 2009年11月24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上证指数突然急跌3.43%，当时创下三个月来最大跌幅。刚刚开板不久的创业板亦受重挫，股票大面积跌停。 导致市场急跌的是一则传言——中国银行计划再融资约千亿元。市场担心在经历了信贷猛增、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提高之后，银行将面临着巨大的资本补充压力。 在当时上市的四大国有银行中，中行资本充足率最低，只有11.63%。中行的再融资，会不会是银行股天量再融资的开始？市场对此有所担心。 2010年初，中行启动了名为“卓越”的再融资计划，包括400亿元A股可转债，以及600亿元A+H配股。 据称，当时中行融资方案前后修改40多遍。为尽可能减少对市场的冲击，最后选择了对市场影响最小的可转债，配股也只从公开市场募集15亿元，大部分由控股股东认购。 最终，中行千亿再融资顺利完成，市场也得以平稳度过。回过头看，中行的这次再融资，为其他上市银行实施再融资赢得了时间窗口，也消解了市场恐慌情绪。 此后，大型上市银行向资本市场再融资，市场多予以平和反应。例如，2018年3月12日，农业银行抛出A股史上最大一笔再融资，拟定增1800亿元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次日，市场对此反应平静。 这种平和的背后，不仅是上市银行再融资过程中，特别注意避免引发市场恐慌情绪；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增强，银行利用资本市场再融资的工具与渠道愈加多元，资本市场承载再融资的能力也在日益壮大，投资者对于银行股再融资的认识也愈发理性。 近些年，虽然银行一直存在资本金缺口，但在各种监管利好政策支持下，补充资本工具日益成熟和多元化，通过定增、配股、优先股、可转债进行再融资规模并不大。据上证报资讯统计，从1991年到目前，上市银行再融资合计约1.82万亿元，占A股再融资规模的15%。 而银行补充资本融资最多的渠道已变为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例如，今年，银行二级资本债发行量再次井喷，截至目前已超过万亿元。这些，都逐渐减轻了再融资对市场的压力。 在资本市场加持下，上市银行通过完善公司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完成飞跃式发展，并将创造的利润积极回馈投资者。 数据显示，30年来，上市银行累计向投资者分红2.56万亿元，占A股上市公司全部分红比例超过30%，成为A股中名副其实的“分红王”板块。
1月5日，泰国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下称“泰国天丝”）发布声明称，最高院终审驳回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红牛”）上诉，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11月25日做出的一审判决，终审判决再次明确“红牛系列商标”权权属归泰国天丝。 对此，1月6日，中国红牛发布声明称，泰国天丝1月5日发布的声明，对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12月21日《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94号）（下称“二审判决”）中的认定内容断章取义。 声明还称，中国红牛于2020年12月31日收到二审判决，二审判决并非双方法律关系的终局；二审判决并未涉及在1995年11月10日泰国天丝与中国红牛及其股东签署的《协议书》（下称50年协议）中，中国红牛享有的在中国市场独占生产、销售红牛饮料产品的合法权利。泰国天丝相关声明却引用二审判决对“50年协议”真实性存疑的表述，混淆视听，试图作出该协议是无效的误导，但二审判决并没有否定该协议的法律效力。 中国红牛表示，合作期限为50年和合资公司的独占经营销售权是红牛饮料进入中国的前提，是对各方投资者稳定预期的利益保护，也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根本。关于“50年协议”，中国红牛和泰国天丝已在另案诉讼，目前正在审理中。
当前，人口形势日趋严峻，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弱，就连民政部部长都撰文提醒： “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在此背景下，最近“放开三胎”的建议被频频提及，也掀起了网络上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然而，放开三胎真能“催生”吗？恐怕不见得——需知，这届年轻人不爱生娃，绝不仅仅是生育层面的原因。 1 当今社会，生娃与否早已成为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既不是靠着一腔热情，也不是像过去“多双筷子多只碗”那么简单。 总结起来，年轻人不爱生娃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巨大的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承担大量的花销。 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要知道，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花销200万元以上已是司空见惯，就连长春也要花掉121.5万元（见下图）。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居民还面临着高昂的房贷和房租，而医疗养老的各项支出同样没有计算在内，再想想自己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很多年轻人都会对生娃这件事望而却步。 事实上，不仅我国，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以人口形势更为严峻的韩国为例，有媒体机构在对韩国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 数据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没有放弃生育的基本权利，其生育意愿依然极为强烈。这也足以说明，经济压力对普通老百姓生育意愿的“压制”程度是多么严重。 第二，“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 不少父母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成为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他们很难愿意再去生个老二或者老三。 第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 如今，我国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扩大，她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否则一旦休产假或者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照顾孩子上，便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升职加薪与职业发展。 说到底，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生育问题，仅靠放开三胎来“催生”，是远远不够的。 2 对症下药，方能治本达标。 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除了我国和上文提到的韩国外，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也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涉及到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不妨做一番梳理，看看国外是怎样鼓励国人生娃的，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可行性路径。 首先，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生育抚养孩子的各种负担。 鉴于经济压力是头号难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便由此切入，给予生育子女的父母一定的现金奖励。典型如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可高达每人4万元人民币，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该奖励金额还会进一步上升至5.5万元人民币。 现金奖励之外，不少国家还给幼儿提供抚育津贴，主要包括对孩子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与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补偿，即养育津贴与教育津贴。 养育津贴方面，瑞典有未满16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每月大约有700元人民币，如果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则会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币的附加补贴，费用由政府承担；在日本，根据2004 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的规定，一个家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可以获得每月每人约310元人民币的补贴，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则第三个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约650元人民币的补贴，补贴年限从出生直到小学三年级。 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孩子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还会出资雇佣保姆去家里照顾；在新加坡，政府会支付高额的托儿费给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也可享有托儿津贴。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在减税降费上做文章。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生育给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贴都无须缴税；芬兰的生育给付、生活津贴、托儿津贴、育儿津贴等都可以进行税前抵扣；而新加坡税务减免的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其次，是在住房和育儿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然而很多地方由于房价过高，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为此，不少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发出居民的生育热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而且年轻夫妻可以分两次支付新组屋的定金；而韩国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年提供5万户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标是没有住宅且收入较低的新婚夫妇。 还有很多国家会着力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门会承担生育困难人群75%的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各项费用，而韩国则会对于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予以补贴，对新生儿实施医疗服务援助，且对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给予补贴。 此外，不少国家还会基于本国国情，从婚恋等方面入手来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以日本为例，政府部门会将政策范围扩展到恋爱与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组建家庭提供咨询，并通过大力宣传来纠正性别分工和职场优先的企业氛围。 再次，尽力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 对于那些担心生育子女而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人群，很多国家都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荷兰，女性员工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儿假，足够她们安心在家抚养孩子，并且无须担心以后无法重返职场；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家还给予男性带薪假期，以便父亲能够在照顾婴儿方面给予妻子支持和帮助。 而在一些产假或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政府会致力于让照料孩子的父母亲在弹性工作制下就业，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居家办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实践。 最后，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无疑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一环。为此，不少国家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订并施行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实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实施社区育儿援助等；2007年开始还实施“放学后孩子计划”，使得孩子们在放学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动场所；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上学援助、学费减免、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 再如法国，不仅出台政策鼓励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还会对那些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上内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3 虽然世界各国在鼓励生育方面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传递出来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而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参考借鉴的地方。 一则，要全面考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同困难。 如前文所说，生娃与否已是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这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民族风俗或是文化传统外，经济实力、时间限制、个人偏好、身体素质等都会左右人们的生育决策。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应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 具体来说，在制定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时，应先将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过程进行细分，对每个阶段的主要障碍与实际困难做出详细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而在政策设计方面，需要充分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理念，既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又要兼顾好具体事情。 二则，要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诚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既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一个人必然无法独善其身，因而有必要充分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予以支持，仅靠政府出台政策是不够的。 欧美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格外强调企业主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产妇或其配偶休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所获得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承担，有一些育儿设施也由企业兴建，等等。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更提倡构建一个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育儿体系，充分挖掘社区居民互助的潜力与积极性，强调社区在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作用，等等。 三则，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若想鼓励生育，势必要从孩子的切身利益出发来给予相应的支持。虽说补贴、减税或假期等福利都落在了父母头上，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足够的关爱与陪伴。因此，有关部门应对一个孩子从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长各阶段都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来切实解决国民生育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必须清楚的事实是：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观念等因素改变，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若要见效，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发酵。所以，我们理应做好生育水平继续走低的准备，并真正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国人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并将其落实到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就在今日，石头科技股价突破千元大关，成为仅次于茅台的又一只千元股。截至收盘，报收于1018.03元/股，总市值达679亿元。 今年2月21日，石头科技带着“小米生态链企业”的光环，以发行价271.12元/股正式登陆科创板。自8月底开始，石头科技股价一路高歌，年涨幅高达275%。 “疯狂的石头”，究竟什么来头？ 石头科技成立于2014年7月，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清洁机器人等智能硬件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智能家电研发制造商，其主要产品为小米定制品牌“米家智能扫地机器人”、“米家手持无线吸尘器”，以及自有品牌“石头智能扫地机器人”和“小瓦智能扫地机器人”。 上市之初，石头科技因经营独立性问题而遭到质疑。尽管石头科技已推出了自己的品牌，但在业务和销售渠道仍依赖于小米，2018年，公司有47.21%的收入来自小米，到了2019年，这一比例虽有所下滑，但仍达到40%以上。 除此之外，小米不仅是其第一大客户，同时也是公司股东。截至三季度，天津金米仍然位居石头科技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为8.89% 上市之后，石头科技加大自由品牌业务拓展，并推进“去小米化”进程。从目前来看，其“去小米化”已初见成效。2016年-2019年1-6月，公司与小米集团的关联交易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00.00%、90.36%、50.17%和 43.01%。今年上半年，这一比重大幅降低至13.75%。 2020年三季度，石头科技实现营收29.80亿元，同比下降1.66%；归母净利润达8.99亿元，同比增长54.49%。公司毛利率由2016年的19.21%提升至2020Q3的51.25%，净利率则由-6.14%提升至30.18%。 股价飙涨，原因几何？ 12月以来，石头科技股价加速上行，累计涨幅几近30%。 对于股价飙涨的原因，一方面，疫情加速海外线上消费，石头科技外销数据趋势向好，市场对其建立了更高的预期；另一方面，小米推出自主研发的物联网操作系统Vela平台打开想象空间，而作为其中一环的石头科技或受益于此。 今年以来，石头科技加速海外布局，重点发展美、欧及东南亚市场，截至2020年上半年，公司境外直销收入达 5.60 亿元，同比增长211%，占当期营收比达32%。 疫情之下，三季度欧美市场线上消费明显回暖，以海外家用机器人企业 IROBOT 为例，Q1-Q3 单季收入同比增速为-29%、-7%、33%。 而石头科技在海外市场的销售主要以线上为主，叠加今年亚马逊Prime Day 由7月延期至10月，一定程度上刺激石头科技外销增长。如下图所示，石头科技10月、11月扫地机器人在亚马逊渠道的销售激增，11月突破5万台，10-11月合计销量较Q3增长约74%。 （图：石头科技在美亚马逊销售情况，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内销方面，石头科技10-11月线上销量增速相较于同行业也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 （图：扫地机器人线上销额增速，来源：奥维，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如今，传统家电企业面对互联网冲击已开始转型，逐步对物联网市场进行布局。譬如，美的推出了美的美居APP，打造智慧家居生活平台，TCL电视、海尔冰箱和格力空调等亦纷纷加入。而小米推行智能家居物联网生态较早，不久前，还推出自主研发的物联网操作系统Vela平台。在小米的背书下，石头科技作为智能家居中一环具有一定优势。 2015年-2019年，中国扫地机器人市场规模由20.7亿元增至83.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41.9%，市场人士预计2024年该行业市场规模或将超过200亿元。 头豹研究院表示，目前中国扫地机器人渗透率不足5%，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城市化、技术进步等积极因素的推动下，未来扫地机器人销售量有望在2024年达到1780万台，渗透率达到12%。 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扫地机器人行业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受疫情刺激，高基数将影响明年行业的增长。此外，当前扫地机器人产品尚未达到成熟状态，产品迭代速度较快，石头科技未来业绩能否维持高增长，仍有待考验。 （来源：头豹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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