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投中信息、投中网主办的“第14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演讲中，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由于政策调控，短期内房价不会出现暴涨。在疫情之后和外部环境压力之下，中国经济将回到平稳增长的趋势性轨道上。 对于复杂宏观经济环境下的创投领域，连平表示，在国内外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创投或将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但“危”和“机”往往并存，目前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未来5-10年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连平认为，未来产业投资有五大板块值得关注：高科技板块、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中高端消费品行业和医疗健康行业。 1、房价会暴涨吗？ 5月以来，房地产行业复苏的形势越来越明显：“五一”期间，商品住房销售形势喜人，一线城市房产成交同比上涨50%以上， 一线城市房价有所松动，截止5月中下旬，深圳新房单价环比上升1.9%，摆脱了自2019年10月开始的下行通道；而二手房价格大部分重点城市环比都有所回升。各地土地拍卖活跃，土地成交价款同比上升6.9%，这是自2018年12月以来首次正增长。 城市二手房出售挂牌价指数 而目前的货币宽松政策和低利率也将推动更多资金进入房地产：今年3月以来社融增速迅速攀升，从10.7%逐步跃升至3月的11.5%、4月的12%和5月的12.5%。 具体到房地产行业，在居民端，按揭贷款放款节奏明显加快，居民部门按揭贷款利率小幅下降。在房企端，发债继续提速，截止5月下旬，房企内地信用债累计发行3169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9.1%。 经济复苏来临、市场热钱多，这会导致房价再次暴涨吗？ 连平认为不太可能。 连平对投中网表示，未来房地产市场确实是复苏，利率下降、准备金率下调，有助于房地产市场复苏，但房价会不会暴涨取决于政策。此前政策要求严格，政府高度重视房价上涨，因此这轮房地产周期可能不会再度出现房价暴涨。 房价不会暴涨的依据有三大政策背景： 一是去杠杆，2017年的去杠杆直到目前还存在。目前与房地产相关的居民杠杆虽然绝对值不是很高，但增长很快，这将对消费行为造成压力，因此未来资本大规模流入房地产的可能性不大。 二是，房住不炒是始终会坚持的中长期政策，所以在房价较快上涨时，政府将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调控。 三是土地制度改革。过去土地价格太高是导致房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背后原因是土地供应不足和土地定价太高，而土地供应受限于大城市控制规模的理念。而现在政策已有松动，供地政策方向发生变化，土地的供给将根据当地人口流入情况、需求情况而定。 在连平看来，三大政策并行之下，下半年到明年，一部分城市会出现房价上涨的压力，但可能不会出现大幅度上涨。 2、从“科技立国”到“科技领先” 科技引领着新一轮经济周期，近年来，国家把科技放在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上。 在政策方面，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要求，我国要面向2030年部署一批与国家战略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 在行动上，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大基金)到去年推出的科创板，再到近期中芯国际科创板上市和大基金增资、紫光展锐获大基金入股，都体现出国家对科技产业的扶持。 但连平认为，这样的政策还不够，科技产业的战略角色应该由“科技立国”走向“科技领先”。 连平认为，“科技立国”和“科技领先”的区别在于，科技立国是国家建立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但是科技领先要走在全球的前列，比如5G技术，将带领军事和金融方面的发展。 要做到科技领先，连平表示，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财政支持和一体化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比如科研经费的税收支持、吸引海外科研人员回国等。 “现在的组织形式和体制设计还不足以支撑上述目标，要采用最有效的体制设计，钱投下去要有效果、并拉动更多资金”，连平表示。 具体到行业层面，连平认为，目前有五大板块非常值得关注：高科技板块、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中高端消费品行业和医疗健康行业，未来数据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 3、看好中国，内需主导 近期，虽然疫情已经初步得到防控，但A股、商品行情依然波动剧烈，市场情绪依然较为悲观。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波动，连平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比较复杂，外部环境压力大，导致形势不明朗，不确定性大，使得市场上投资者心理预期压力大，这是今年股市最大的问题。 对于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连平认为，短期内中国处于流动性好、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大环境中，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从底部回升，呈V型反转的态势。从长周期的来看，中国自身没有问题，韧劲十足，但外部环境恶劣，是最大的不利因素。 因此，连平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势持谨慎乐观的观点：在疫情之后和外部环境压力之下，中国经济将回到平稳增长的趋势性轨道上。 而新一轮经济回升中，什么又是经济的支柱？还是此前的三驾马车吗？ 连平认为，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依靠三驾马车，但目前出口贡献降低、投资撑不起来，只能更多地依靠消费。 在连平看来，目前公布的数据说明内需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在GDP总量中内需占比最高，但国家还没有一整套内需主导的系统性、长久的发展规划，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安排还有欠缺，需要有政策推力促使内需发挥作用。 如何通过制度变革挖掘内需？连平称，政府或许应该通过转移支出的方式支持居民消费。通过一个内需主导的系统性地长久地将中国增长的潜力挖掘出来，使中国真正能够主动的促进发展，而不是自然地由宏观经济自身运行发展来推动。
皖通科技内斗或迎决战。6月15日，皖通科技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6月12日收到股东梁山、王亚东联合发出的临时提案，提请董事会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中增加议案，由股东表决罢免周发展的董事职务。 皖通科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将于6月23日召开，6月18日为此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双方在此之前仍在抢夺筹码。6月15日开盘不久，皖通科技股价即被拉至涨停，并以12.06元/股的涨停价报收。 在业内人士看来，不再是皖通科技实控人的周发展，若被罢免皖通科技董事职务，南方银谷及周发展将在皖通科技内斗中全面出局。 两股东提请罢免周发展董事职务 据公告，梁山等人认为，鉴于周发展任职皖通科技董事期间，违反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关于公司董事忠实和勤勉尽责义务，存在未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或者董事会的合法授权，从事超越其职权范围的行为，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董事规范履职产生不利影响。 为此，梁山、王亚东提请公司董事会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中增加《关于提请罢免周发展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以临时提案方式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此前，周发展失去皖通科技实控人的身份。 皖通科技6月13日公告，鉴于南方银谷和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此前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到期，双方在5月19日均表示不再续签该协议，公司今后将处于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皖通科技介绍，此次权益变动前（截至5月13日），南方银谷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安徽安华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安华企管）合计持有皖通科技27.23%的股份。此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权结构分散，单个直接股东及间接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均未超30%。 近期不断增持皖通科技股份的西藏景源，也意图在董事会成员上有所行动。6月12日，皖通科技董事会收到西藏景源发出的临时提案，鉴于此前伍利娜辞去独董职务，提请增加2019年年度股东临时提案补选李明发为独董。 公开资料显示，李明发生于1963年，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曾担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安徽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现任安徽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民商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董、安徽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独董。 再收关注函，股东关联关系被追问 双方内斗愈演愈烈，再引监管关注。 6月15日，深交所下发关注函，要求皖通科技说明，南方银谷与王中胜等人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到期后，结合南方银谷等股东的持股比例差距、对公司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对董事会成员的推荐资格及提名权等因素，说明上市公司认为南方银谷已失去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原因。 同时，深交所关注到皖通科技股东之间可能有未披露的关联关系。深交所要求皖通科技说明，结合公司章程中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表决机制及实际运行情况等因素，举证说明公司是否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况。 当前，西藏景源还未明确与李臻等人的关系，但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此前，李臻等人联合罢免了周发展的皖通科技董事长职务，而李臻任职皖通科技董事，是由梁山、福建广聚等皖通科技股东联合推荐的。上证报此前调查发现，西藏景源与福建广聚存在众多交集。 深交所对此要求，皖通科技结合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比例的情况，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说明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相关安排，后续是否存在增持或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截至6月12日，南方银谷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华企管合计持股18.48%，第二大股东西藏景源持股10%。而截至3月31日，福建广聚持股4.95%、梁山持股2.91%、刘含持股2.27%、王亚东持股1.18%。西藏景源及福建广聚等股东的持股比例已达21.31%，远超南方银谷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华企管。
对于保险行业来说，传统线下业务推动广受影响，大部分险企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2020年一季度，平安健康险保费达26.21亿元，同比逆势增长69%。这主要得益于平安健康险坚决落实互联网战略，促进科技转型及深化线上化发展。 在“保险保障+就医服务+健康管理”的经营理念指导下，平安健康险近年来持续推动战略转型，成绩的取得也绝非偶然。同时，平安健康险也是行业少有的，在过去三年持续实现盈利的专业健康险公司。 近年来，国内商业健康险的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大家对健康险所带来服务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平安健康险此前一直专注于高端医疗险领域；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形成完备的事前、事中、事后的一站式服务体系，从“强势资源”与“专业服务”两方面出发，为客户打造极致就医体验。 平安健康险已建立起在中国乃至世界优质的医疗资源网络，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110万家医疗机构；覆盖中国871家医疗机构，包括80%排名前十的综合医院。 基于强大的医疗资源网络及科技能力，平安健康险已建立以医院查询、在线预约挂号、在线问诊送药、就医绿通、二次诊疗、医院驻点导诊陪诊、紧急救援，直接结算、肿瘤特药、慢病配药、康复护理等为代表诊前、诊中到诊后的全流程服务体系。此外，平安健康险自建健康管家团队，打造平安乐健康重疾专案管理服务，由专业医护背景团队提供全流程闭环健康管理服务。 “健康管理+”逐步成为大健康产业的重要发展趋势。平安健康APP已迈出创造性的一步，依托于“科技+主动健康管理”理念，鼓励用户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进而改善自身健康状况。去年9月，平安健康APP正式推出“健康信用”体系，通过科学分析健康状况和运动习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未来的健康风险，帮助客户和保险公司合理规划、积极应对。“健康信用”的推出，体现了保险公司的角色转变——从“治已病”到“防未病”，从“被动理赔”到“全流程管理”。 据悉，未来，平安健康险将以“中国领先的科技健康险公司”为愿景，借助科技手段在客户经营、产品、服务、风控等领域持续创新，为行业转型升级摸索探路、积累经验。依托于平安健康APP，坚定落实互联网战略，打造灵活多样的APP模块化产品与极致医疗服务，形成“保险保障+就医服务+健康管理”协同发展的生态圈。
资产管理行业体系庞大，按领域可以大致分为公募、私募、券商、保险、银行、信托六大领域。星石投资《2018年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的资管规模约为124.03万亿元。 面对百万亿级市场，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初创公司针对资产管理的细分领域提供专有解决方案。近日，36氪就接触到了一家专注于为资产管理领域打造领先的量化分析解决方案和数字新基建的金融量化科技公司——「上海格蓝威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Starhouse.ai）」（以下简称：格蓝威驰科技）。 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要产品包括针对于不同垂直资管领域的一体化量化分析解决方案，覆盖金融、商业地产、不良资产等领域，业务内容包括基金量化投研工具、策略、风控的系统研发，商业地产资产管理分析和决策体系，不良资产管理全流程处置和分析体系，交易所做市体系等。服务的客户包括知名金融投资公司、世界500强地产企业、对冲基金、私募投资机构等。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总经理俞修源告诉36氪，现有的资产管理市场存在以下痛点： 不断膨胀的数据量使得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和分析数据的难度和成本都所有加大。另外，资产管理公司所面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需要引入新科技增强竞争优势。 与人工智能结合的量化建模技术在传统资管行业运用不多，但在二级市场中的量化基金已经有了很好的应用，与此同时基本面基金正在积极探索关于量化工具的应用。 传统资管企业在引入新技术时，在IT基础建设层面，研发层和分析执行层之间存在真空部分。这个真空在于IT部门难以专门针对某一种资产、某种业务，在金融背景专门编程设计相应的量化模型；而专业分析师分散在各个业务部门中，且他们所使用的量化分析难以统一，分析水平也参差不齐。 资产管理业务SaaS平台 针对这些痛点，格蓝威驰科技以专业的量化分析与建模为核心，为客户搭建的是一个基于标准化功能模块的定制化全生命周期业务及数据协作分析大中台，其中包括资产管理SaaS平台、量化分析与建模引擎、可视化商业分析三大核心模块。 “公司创新性地提出了Quant as a Service (QaaS) for Asset Management这个概念，我们的量化解决方案首先通过资管SaaS平台梳理了企业客户资产管理的标准化业务流程，然后提供了模块化的专业量化建模分析系统，之后再通过一个可视化的互动协作实现成果的输出。最终是希望用量化手段去提升资产管理的运营效率。”俞修源说。 具体而言，资产管理SaaS平台实现的是企业全数据的对齐和统一管理，数据包括企业内部系统结构化数据，CRM、ERP、物联网等系统的数据，员工手工维护的EXCEL数据，以及任何外部可获得另类数据（如社交网络、宏观报告、新闻数据等）。 量化分析与建模引擎则集成了机器学习算法和金融量化建模的各类算法，同时集成了高性能分布式算力，是进行海量数据计算分析的中枢部分。 量化分析和金融建模引擎 可视化商业分析体系则由各类主题建模分析体系和互动型可视化平台两个主要部分构成。在这个体系中，企业各团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平台协作，可以为企业业务决策以及综合管理提供数据化支持。在可视化方面，格蓝威驰科技是知名数据可视化分析软件Tableau大中华区的官方合作伙伴。 格蓝威驰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史方舟博士告诉36氪：“目前阶段，我们基于量化的核心重点打造一些产品解决细分领域的痛点或者是和大客户合作直接输出量化分析能力，提供一个高端定制的解决方案，比如基金量化风控管理解决方案、商业地产管理多维分析体系、不良资产管理处置分析体系、商业智能平台架构解决方案等” 史方舟认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团队自身专业的量化建模能力，以及对量化分析三个核心要素的把握。 “我们自己内部有一个类比，将量化分析的三个核心数据、模型、分析师比作弹药、武器和士兵。” 史方舟说。“产品战斗力首先来自于对业务场景的熟悉，基于了解才能高质量系统性的收集全面合适的数据“弹药”；然后根据业务场景的每个细分需求，打造专业的模型“武器”；最后就是为分析师选择合适的武器，让他们正确使用并与决策层形成互动。” 互动式可视化分析洞察平台 团队方面，格蓝威驰科技的联合创始人俞修源是芝加哥大学金融数学系硕士，曾就职于华尔街量化对冲基金AQR Capital Management担任量化工程师，作为核心团队成员设计并搭建公司的大数据可视化智能风控平台，其管理近2000亿美金规模基金的风险策略和日常风控运营。 联合创始人史方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曾就职于硅谷知名风险投资机构CircleUp，担任高级量化研究员，负责将二级市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结合新兴人工智能算法应用于传统风投基金， 领衔研发以量化数据驱动的新一代风险投资模型。在此之前曾于AQR Capital Management担任副总裁，负责多资产的多因子投资策略及投资组合优化模型的研发、审核和迭代。
原标题：无条件过会！1200亿芯片巨头闻泰科技（600745）就是一部“借壳＋并购”大戏 来源： 作者|高禾投资研究中心 6月10日晚间，据证监会官网披露的并购重组委2020年第25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显示，闻泰科技（600745.SH）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无条件通过。 来源：证监会官网 本次并购顺利完成的话，闻泰科技将实现对安世半导体近100%的股份控制。 要知道，闻泰通讯自2016年成功“曲线借壳”中茵股份上市后，公司自此更名为“闻泰科技”，其主业主要从事手机ODM制造，为国内ODM第一大厂商。 在控股安世半导体后，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闻泰科技从200亿元不到的市值，成功步入千亿市值“俱乐部”，市值最高峰时曾超过1800亿元。 在我们研究闻泰科技收购过程发现，上市公司启动项目自有资金仅有17.05亿元，而却撬动338亿的“蛇吞象式”的天量并购交易？ 短短几年的时间，市值翻N倍，高达1800亿，其为何能如此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呢？ 请看，今天的 闻泰科技拟63.34亿元收购安世剩余股份并购案例分析报告 // 一、闻泰科技并购案例背景 //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与历史沿革 闻泰科技是全球领先的通讯和半导体企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通讯和半导体两大业务板块，目前已经形成从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半导体封装测试到产业物联网、通讯终端、笔记本电脑、IoT、汽车电子产品研发制造于一体的庞大产业布局。 其中，通讯业务板块包括手机、平板、笔电、IoT、汽车电子等领域，服务的客户均为全球主流品牌，已经与90%以上的主流品牌建立合作关系并不断深化。研发中心分布在上海、无锡、深圳、西安，制造基地分布在嘉兴、无锡、印度和印尼，另外在美国、韩国、日本设立了创新中心。闻泰连续多年出货量在全球ODM（原始设计制造）行业中处于龙头地位。 在半导体业务板块中，闻泰科技旗下的安世半导体是全球知名的半导体IDM公司，是原飞利浦半导体标准产品事业部，有60多年半导体研发和制造经验，总部位于荷兰奈梅亨，晶圆制造工厂在德国汉堡和英国曼彻斯特，封装测试工厂位于中国东莞、菲律宾卡布尧和马来西亚芙蓉。客户超过2.5万个，产品种类超过1.5万种，每年新增700多种新产品，全部为车规级产品。安世半导体年产能超过1000亿颗，在与欧美半导体巨头的竞争中，安世在各个细分领域均处于全球领先。 来源：公司官网、高禾投资研究中心 根据各业务板块收入情况，通讯业务板块是上市公司总营收规模的绝对支柱，近三年来占比均在95%左右。 2019年闻泰科技成功并购半导体公司安世，成为半导体业务板块下主要资产。2019年半导体业务板块收入占总营收规模3.83%，未来上市公司半导体业务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 来源：上市公司公告、高禾投资研究中心 闻泰科技成立于2006年12月，最初的主营业务为白牌手机（无品牌手机）的开发。联发科“TurnKey”方案的出台推动国内IDH公司（Independent Design House，主要负责手机主板制作的独立设计公司）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借助这一东风，闻泰科技迅速成为国内头部IDH公司，并积累了华为、中兴、TCL等关键客户。 2008年，闻泰科技在浙江嘉兴建造了第一个生产基地，成功实现了由IDH到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即为品牌客户提供产品设计制造的企业）的转型。相比于IDH业务，ODM除了制作主办外，还提供整个手机的ID设计与生产，因此此次转型实质上是追求垂直一体化生产，向产业链下游布局的结果。 2016年，闻泰科技成为国内最大的ODM厂商。2018年，闻泰科技全国出货量达到了第一名，共计出货9000万台。在成为ODM龙头企业后，同年闻泰科技又收购了全球领先的半导体OEM厂商安世，向半导体行业进军。 在此次收购安世剩余股份之前，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闻天下”）持有上市公司13.70%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闻泰科技实际控制人为张学政，其个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3.29%股权，通过100%持股的闻天下间接持有上市公司13.70%股权，合计控制上市公司16.99%的股权，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来源：上市公司公告、高禾投资研究中心 （二）收购动因 第一，实现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打通产业链核心环节，推动国际化进程。 此次并购的标的资产安世集团是世界一流的半导体标准器件IDM厂商，处于产业链的上游。 安世集团拥有60多年的半导体行业专业经验，专注于分立器件、逻辑器件和MOSFET器件市场，三大业务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是一家集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为一体的半导体跨国公司。 来源：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高禾投资研究中心 以半导体行业制造技术分类来看，安世集团产品主要涵盖集成电路中的逻辑器件，以及包含二级性晶体管和二极管、ESD保护器件、MOSFET器件在内的分立器件两大类。 来源：上市公司公告、高禾投资研究中心 按照生产过程来看，半导体产业链包含芯片设计、制造和封装测试环节。因此安世集团涵盖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其中后两个环节支撑着上游半导体材料、设备、软件服务的发展。 安世集团客户包括中游制造商、下游电子品牌客户，如博世、华为、苹果、三星、华硕、戴尔、惠普等知名公司。 来源：上市公司公告、高禾投资研究中心 闻泰科技处于产业链中游，为全球主流电子品牌客户提供智能硬件的研发设计和智能制造服务，上游主要供应商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电子元器件共有上，下游客户包括华为、小米、联想、中国移动、华硕、LG等知名厂商。 因此闻泰科技与安世集团处于产业链上下游，此前取得安世集团控制权使得上市公司可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打通产业链核心环节，实现主要元期间的自主可控，有助于上市公司构建全产业链生态平台规划的快速落地。此次收购安世剩余股份可进一步强化对安世集团的控制力，从而充分整合现有资源，进一步提升安世集团的综合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提升上市公司在全国通讯和半导体行业的影响力。 另外，对于收购安世集团的目的，闻泰科技董事长张学政也曾回应称“中国品牌的崛起，得益于中国手机产业链的崛起，绝大部分都国产化了，唯有半导体的国产化没做到。包括大规模集成电路，晶圆制造，还有封测水平与国际都存在差距，特别是模拟电路短板大，这也是闻泰科技未来的攻克方向。”通过收购安世集团实现半导体的国产化，提升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水平，是闻泰科技推动产业链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第二，把握车联网、5G等新兴市场发展机遇，深化双方在业务、技术、产品等领域整合。 作为国内移动通讯终端设备ODM龙头，闻泰科技成为5G商用加速推广的背景下最直接的收益厂商之一。5G的商用化正逐步推动通信基础设施及终端产业的全面升级，并带动上游消费电子行业和更上游的半导体行业的增长。 此前购买安世集团控制权的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已经形成从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半导体封装测试到产业物联网、通讯终端、笔记本电脑、IoT、汽车电子产品研发制造于一体的产业布局。 重组完成后，闻泰科技已逐步开展对安世集团的整合，发挥协调效应，包括业务与客户资源、技术方面等多领域。通过此次收购剩余少数股权有助于上市公司深化和安世集团在现有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的整合，尤其是在产业链方面的整合，如借助上市公司在车载通讯系统应用和芯片级系统解决方案领域的深刻理解和经验积累，并基于安世集团提供的元器件产品和优质的封测技术为车场提供符合标准的车载电子系统的模组模块类产品，从而更好地把握车联网、5G等新兴市场的发展机遇。 // 二、收购过程 // （一）闻泰科技借壳中茵股份上市 2015年，闻泰科技借壳中茵股份“曲线上市”，成为A股第一家ODM行业上市公司。如今市值已经飙升至千亿，而回顾借壳中茵股份当时的闻泰科技只不过是个小百亿市值的ODM公司，四年多来如此快速的增长令人咋舌。 2015年，闻泰通讯为了绕过监管原则问题，谋求上市，采取了曲线上市的方法，即由上市公司中茵股份先后通过定增、置产置换的方式逐步实现对闻泰通讯100%的收购。 2015年12月，中茵股份以18.26亿元收购了闻泰通讯51%的股份。同时，闻泰通讯控股股东还作出业绩承诺，2015年至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2.1亿元、3.2亿元和4.5亿元。此后闻泰通讯在此期间完成的净利润分别为2.17亿元、3.27亿元、5.19亿元，圆满地完成了业绩承诺。 2016年，中茵股份通过资产置换，将闻泰通讯49%的股权置入上市公司。同年，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控股股东由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闻泰科技如今的控股股东闻天下，闻泰通讯创始人张学政也随即通过增持股份成为了中茵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总裁职务。 2017年，上市公司的名称由中茵股份变更为闻泰科技，这也标志着历经两年，闻泰科技终于成功实现了上市。 （二）并购半导体OEM厂商安世 闻泰科技是国内ODM的第一梯队供应商，2017年公司在手机ODM领域出货量排名第一，业绩增长明显，当年实现扣非净利润2.32亿元，同比增幅高达1771.55%。但在2018年，闻泰科技却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滑坡，当年实现营业收入173.35亿元，同比增幅仅2.48%，出现明显下滑；实现归母净利润6101.93万元，同比下降82.47%。其主要原因在于上游手机关键部件的成本增加，同时在手机行业品牌行业集中度提升，下游的议价能力增强，致使闻泰科技等产业链中游企业利润空间缩小，从而造成上市公司净利润的大幅缩减。 来源：高禾投资研究中心 在这种境况之下，闻泰科技选择了收购安世半导体，从而增强对上游成本的控制。 2019年3月22日，闻泰科技发布公告，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实现对目标公司安世集团的间接控制。 来源：上市公司公告、高禾投资研究中心 在境内，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境内基金之上层出资人的有关权益份额。其中，包括9支境内基金中建广资产、合肥建广作为GP拥有的全部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以及参与交易的7支境内基金之LP拥有的全部财产份额。 在境外，闻泰科技关联方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境外基金中智路资本作为GP拥有的全部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对于境外其余的LP份额，在上市公司取得安世集团的控制权后，由境外关联方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境外基金LP拥有的全部财产份额。 交易完成后，闻泰科技将累计持有合肥裕芯74.46%的股权，并间接持有安世集团74.46%的股权，交易对价最终确定为199.25亿元。 来源：上市公司公告、高禾投资研究中心 2019年6月5日，闻泰科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了证监会的有条件通过。虽然并购重组委对交易方案予以有条件通过，证监会要求闻泰科技补充披露针对前次重大现金收购及本次交易支付现金对价所产生大额境内外债务的偿债资金来源、偿还能力以及对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 有条件通过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此次方案对上市公司带来的商誉负担。此次收购安世半导体交易最终确定价格为268亿元，交易对价199.25亿元。由于交易作价较高，将给闻泰科技带来237亿元的巨额商誉，远超上市公司收购当时净资产，同时业绩承诺的缺失也增加了此次收购的风险。 另外，截至2018年底闻泰科技仅有19.03亿元的货币资金，远远低于199.25亿元的交易对价。上市公司只能通过融资解决，无疑会给上市公司增加巨额债务负担。 2019年底，闻泰科技完成了上述收购，此后又继续抛出方案，将安世剩余股权继续装入上市公司。 2020年3月25日晚，闻泰科技再次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拟收购合肥裕芯4名股东，即境内基金之上层出资人的有关权益份额，从而间接收购安世集团23.78%的股权，最终实现间接持有安世集团98.23%的权益比例。还有1.77%权益比例因为持有人为国资，需走招拍挂程序，因此暂不纳入此次交易。此次交易对价为63.34亿元，以现金支付1.5亿元，以发行股份支付61.84亿元。 来源：上市公司公告、高禾投资研究中心 同时以询价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58亿元的配套资金，募资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来源：上市公司公告、高禾投资研究中心 针对此次收购，闻泰科技于2020年4月9日收到了在上交所下发的《问询函》，其中关注的焦点仍然包括上市公司的商誉及负债等问题。 第一，根据闻泰科技定期报告披露，2019年9末，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为88.17%，商誉为13.41亿元。上交所要求公司初步测算此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及商誉的影响，并结合以上因素，具体说明此次收购安世集团少数股权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闻泰科技对此回复称此次收购对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影响较小，同时假设此次配套资金58亿元，则资产负债率有望进一步改善。另外，根据最新一季度报数据，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已下降至63%。 在商誉方面，截至2019年末，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中商誉金额已达214.15亿元。根据公司说明，2019年末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中的商誉不存在减值的情况。同时，此次交易为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不会新增商誉。 第二，安世集团2018年末、2019年末资产总额分别为235.53亿元、314.93亿元，负债总额分别为80.67亿元、142.74亿元。2019年度，安世集团负债大幅增加。 对此，上市公司称安世集团的负债主要由非流动负债构成，2018年与2019年分别占负债总额的57.66%、75.27%，2019年末非流动负债总额较大主要是安世集团于2019年新增银团贷款总额所致，主要用于置换安世集团与安世半导体现有的银行贷款、为闻泰科技收购合伙财产份额提供融资以及满足经营和流动资金需求等。新增银团贷款后，资产负债率虽由34.25%提升至44.89%，对长期偿债能力有一定影响，但与同行业的资产负债水平相比，未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来源：上市公司公告、高禾投资研究中心 // 三、案例点评 // （一）闻泰科技市值跃至千亿，晋升中国最大半导体上市公司 自2015年以来，短短几年间，闻泰科技成功借壳中茵股份实现“曲线上市”，继而两次收购安世半导体，实现了巨大的飞跃，目前上市公司市值已超千亿，同时也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半导体上市公司。 其中两次收购安世金额总计高达262.59亿元，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半导体收购案，收购完成后，闻泰科技成为中国唯一的世界级IDM半导体公司、中国的唯一车规级汽车半导体公司和中国最大的模拟电路半导体公司。除此之外，随着我国5G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安世半导体也将助力闻泰科技5G终端产品的研发，更有机会成为中国5G时代的生力军。 （二）上市公司有望实现“双千亿目标” 2018年在筹谋并购安世时，闻泰科技制定了“双千亿目标”，即1000亿元市值与1000亿元销售额，并预计在未来几年即可实现。短短一年多的时间，2019年11月，闻泰科技市值就突破1000亿元大关，完成了“双千亿目标”之一。 据上市公司交易草案披露，安世集团2018年与2019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04.31亿元、103.07亿元。根据2019年年报数据，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总额为415.78亿元，同比增长139.85%。其中年末完成的安世并购交易从而新增的半导体业务板块共贡献营收15.90亿元，通过双方整合，未来半导体业务板块将大放异彩。 闻泰科技通过此次收购安世剩余股权，加强对其控制权与双方的深度整合，抓住物联网、5G等发展机遇，未来几年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有望突破千亿，达成“双千亿目标”。 （三）填补国内半导体技术空白，收购安世意义非凡 此次收购安世不仅对闻泰科技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中国整个半导体产业来说也是意义非凡。 安世集团的核心资产恩智浦（NXP）原标准器件与分立器件是其超过350亿元整体估值的主要来源，而标准与分立器件是设计与工艺的结合需要长期的研发积累，中国必须以“收购打基础”，来完成快速积累，缩短跟随周期。 闻泰科技成功收购安世是中国资本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买到国际一流公司的核心技术及其优质资产，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内高端芯片及器件的技术空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世半导体是无价的。
星盈科技全固态电池展望：2020年验证固态电池材料体系，达到300Wh/Kg的5Ah软包设计验证；2022年固态锂电池实现中试化生产，350Wh/Kg，循环>1000次。 动力电池安全和可靠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命脉。 当前新能源汽车应用的主流技术路线有磷酸铁锂和三元电池，前者安全性能较高但能量密度偏低，后者具有较高的能量密度但安全问题突出，都无法兼顾高安全与高比能。 在此情况之下，固态电池技术由于具备高能量密度、高安全、体积小、重量轻、长寿命等优势，被业内认为是下一代动力电池技术的主流之一，吸引众多电池企业、主机厂和科研机构积极研发布局。 近年来，固态电池的研发产业化持续升温，吸引众多国内外顶尖电池企业、主机厂和科研机构积极跟进布局，但基本上都还处于研发或实验室试验状态。 6月10日，高工锂电、高工产研主办的第十三届高工锂电产业峰会隆重举行，本届峰会由利元亨总冠名，主题为“市场分野与产业裂变”，超700位企业高层共同就2020年动力电池产业趋势与变革进行深度探讨。 会上，星盈科技总经理郭永兴作了题为“复合电解质基固态电池研究进展”的主题演讲，分享了星盈科技在固态电池方面的研发思路与进展。 与传统锂电池相比，固态电池采用固态电解质替代传统的易燃电解液，同时可采用金属锂负极和高电压正极等新型材料，拥有很高的发展潜力。 当前，固态电解质主要有聚合物、氧化物和硫化物三种技术路线。在高温条件下，聚合物离子电导率高，容易成膜，最先实现了小规模商业化生产。 相对于氧化物，硫化物由于相对较软，更容易加工，通过热压法可以制备全固态锂电池，但还存在空气敏感、容易氧化，遇水容易产生硫化氢等有害气体的问题。 郭永兴表示，星盈科技结合了氧化物、硫化物和聚合物这三种固态电解质的优势，选择了氧化物-聚合物复合固态电解质的研发路径，加快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 在制备电解质方面，星盈科技选择了氧化物LLZTO电解质，通过高温烧结合成LLZTO粉体。同时采用溶液浇铸法制备出厚度20-100um的有机-无机复合电解质膜。在红外光谱下，LTFSI添加可显著降低聚合物结晶度，提高其复合膜离子电导率。 在此基础上，星盈科技展开了PEO/PVDF基固态电池体系的研究探索。 公司开发了PEO基-LFP/Li 固态电池体系，采用固相烧结离子导体(LLZO/LiNbO3)包覆LiFePO4和添加10-20%固态电解质；固态电解质浇注原位固化的开发策略。该电池经过50次循环之后还能接近98%。 PVDF基-高镍NCM/Li 固态电池体系采用NCM811原位液相包覆和金属锂负极保护层涂覆的开发策略。该电池0.1C 首次放电容量达190 mAh/g，0.5C 循环寿命可达200周。 此外，星盈科技还开发了PVDF基-NCM/SiOx-C体系固态电池，采用化学溶液法制备SiOx负极的开发策略。 郭永兴表示，针对上述电池体系，星盈科技设计了一款80Ah―软包固态电池，设计电池能量密度400wh/kg，电解质膜的厚度大概在30微米左右。 郭永兴还给出了公司的全固态电池展望：2020年验证固态电池材料体系，达到300Wh/Kg的5Ah软包设计验证；2022年固态锂电池实现中试化生产；350Wh/Kg，循环>1000次；2024年建设年产2GWH 的全固态锂电池生产线实现量产；400Wh/Kg，循环>1000次。 星盈科技成立于2016年，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具备2.5GWh的生产能力，当前量产的磷酸铁锂电芯单体比能量超过170wh/kg，NMC523体系的三元电芯单体比能量达235wh/kg。 此外，公司还即将量产一款与主机厂联合开发的138Ah高镍产品，比能量达285wh/kg，配套乘用车续航超过750km。
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技术与资本。二者结合，构成大国竞争力的关键。在当前疫情趋于稳定、经济走向增长复苏的紧要阶段，更期待金融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打造科创金融支撑发展的新动能。 一、未来之重：走出疫情危机影响的根本路径在科技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给全国科技工作者代表的回信中强调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这为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实现增长复苏、国家走向繁荣强盛指明了方向。 疫情的发生，对经济造成了全面冲击。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有效实现疫后经济的恢复增长，迫切需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需求。过去我们的发展主要靠资源投入与人口红利，由此彰显出中国的巨大市场优势。但从市场规律看，通常消费需求的显现与社会撬动需求的手段相关。当科技被广泛应用时，消费需求的能量激发将会呈指数级上升。这些年来，中国市场需求的兴起，根本上得益于国内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光纤、宽带、移动通讯、北斗、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人们容易看到的是那些商业模式迭代、品种业态翻新、消费方式便捷等带来的中国市场繁荣，而没能看到在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大规模现代科技基础设施的运用，其实这才是中国市场需求的真谛。由此，现在互联网公司越来越多的成为科技公司。疫情过后，我们需要更多地深挖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及新经济涌现出的成果，同时洞悉把握未来新的市场需求，充分释放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能量，这是中国经济实现全面复苏、真正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2008年以来，经过几轮大规模需求刺激，我国激发需求的空间已不如以前，传统的需求刺激政策有效性在降低，由此带来的扭曲则可能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看“新基建”，我们更多应该看到“新”，而非单纯的“建”。当下，以新兴科技基础设施为支撑的新型基本建设正恰逢其时。相信我们在新基建方面的努力，不仅仅是有效带动内需，更重要的是抓住当前全球科技产业重构布局的机遇，打造出中国更多硬核科技的创新成果，成为我们领先于世界数字经济的契机。 二是效率。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我们追求增长效率的手段惟有科技创新。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依靠科技创新，不但可以创造更多产出，而且是更富效率地创造产出。面对疫情带来影响，我们既要现实纾困，更要立足发展。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办法，不再是大水满贯，也不是简单扶弱、照顾，而是以积极的态度，顺应市场优胜劣汰的筛选，去择优扶强，让好企业充填社会活力，让市场去调节和疏解问题。从长远看，资源配置和政策取向都应更多向那些现代科技企业、那些具有高成长性和影响带动力的企业倾斜。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定是由伟大企业承载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复苏和未来振兴，寄希望于一批像华为这样伟大科技企业的诞生，未来中国经济的亮点一定是“创新经济”。 在开放的环境下，检验经济增长效率的最终标尺是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越是融入国际环境，就越需要考虑国际要素变量对我们的影响。当前，疫情给我国增长环境带来的最大制约，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变迁。认识这一影响，我们需要自信但也需要理性。不能简单以为我们是“不可或缺”，而不以为然。经济增长对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实质表现为一种复杂的产业生态关系。在这个关系体系中，重要的不在“你有什么”，而在“你能控制什么”；不在“有没有你位置”，而在“你占据什么样位置”。有时候，“需要你”还不等于就是“由你说了算”。 这些年，我们以工业门类齐全、占全球30%的制造能力和巨大市场规模的优势，赢得了全球经济生态圈的机会，并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要清醒看到，恰恰就是制造业，这是最能集中承载硬科技成果的领域，目前我们总体上还没有突破高端，许多还是中低端制造，甚至有的还是代工生产。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我们有些还未占据高端生态位，多数是制造的“承包方”，还不是“发包方”。过去我们的“追赶”是靠科技，今后“制胜”更要靠科技。随着疫情后全球经济的洗牌布局，关键看我们如何赢得产业链条建设的主动权、掌控权。要在未来赢得一流的经济竞争实力，就必须拥有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在“位置为王”的时代，没有高端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引领，我们就不能真正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不占居全球产业生态的“高端位”或“有利位”，我们就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这应该是疫情后我国经实现济增长复苏的根本立足点。 一百多年来，世界先后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危机前后实践证明，凡是善于迎难而上、依靠科技锐意创新的，都能很快摆脱危机波动并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发展。美国在大萧条后依靠技术创新迅速进入以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化发展高峰期；日本在石油危机后依靠技术创新实现节能型、低耗能产业迅速崛起；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依靠技术创新快速步入知识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期。这些当年成功应对重大危机的国家共同之处，都是在稳定经济、恢复生产的同时，着眼于危机后国际竞争力的培育，特别强调科技创新对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 几乎每一次经济陷入衰退，都意味着新的技术创新正在酝酿，经济的复苏及繁荣即将到来。在中国，2003年非典过后，我们迎来了互联网技术的大发展；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过后，我们又培育了一大批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天，要走出疫情危机，创新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科技没有起来，中国的经济马达就不能说真正启动了。一场疫情之所以不能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那是因为我们坚信中国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增长的内生动力不会改变。 二、瓶颈之困：制约我国创新发展的突出问题是资源错配 经济秩序的本质，是对稀缺资源的分配。科技创新要承担对发展的使命，必须适应并遵循这一规律。这些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布局和改革的核心线索一直就是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可惜的是，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突出表现为科技创新与经济资源特别是金融发展不能高度融合，还存在“两张皮”现象。这要从科技和金融的两个不同维度来分析。 从科技角度看，科技需求特性与资本供给存在矛盾。科技尤其是那些突破性、颠覆性创新，能给市场带来巨大收益，但这种收益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人们事先无法知晓究竟能否成功以及成功概率多大。这种不确定性和一般意义上的风险还不一样，这是金融资源进入创新的突出障碍。此外，创新对资本的需求量大，投资周期也长，也给金融资源高效配置以及资本市场的健全提出更高要求。但决定市场资金流向的最终还是资本回报，因此，重要的是科技本身必须具备成长能力，科技成果需要有资产价值，科技企业家要有强烈的资本意识和企业综合管理能力，一切都要具有变为金融产品的实际价值，这是科技与金融结合、获得资本市场支持的基本要求。 多年来，中国科技创新的资源布局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单位。从政府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员布局看，60%在机构，20%在高校，在企业的不到15%。大量在机构和高校的资源，由于本身不具有市场属性，很难吸引社会资本的进入。近年来，国内企业对创新的资源投入显著增加，已占到全社会研发投入的近80%，但企业投入更多还是投向技术的具体应用，尚无更多地涉足真正有核心技术突破的重大创新，有些地方的企业研发机构多半是空壳，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研发活动。一些创新企业在市场上的绩效表现不佳，也就很难获得资本的青睐。 从金融角度看，这是市场机制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资本的功能是能够为创新增长的全生命流程提供市场服务的，金融是创新的养料，但这很大程度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由于资本是逐利的，在市场早期，这种本性可能更加突出，它对创新行为的取向更多是短视的，表现得往往不那么“耐心”。像国内腾讯、阿里这样大资本，宁愿投资美团、滴滴打车、共享单车、互联网咖啡，也很少去投资芯片、操作系统及通信技术。投资终端消费品市场，容易获得庞大的用户流量及数据，短期内实现规模扩张。这与上游投资相比，显然是周期短、回收快、风险低。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取得成果在进入产业化时，是科技最需要资本支持的，而实际也是最难得到支持的。 在我国科技成果研发到产业化之间，多半存在一个投资真空地带。对科技来讲，这是发展的“死亡谷”；对资本来讲，这是动力的“缺失区”。中国科技创新的瓶颈，表明上看是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实际是背后制约这一转化的金融缺失。许多科技创新的结局不是败在技术研发上，而是死在“没钱”走向市场的产业化路上。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技术上的真正差距，其实是有些不在技术，而在技术背后的市场力量。埃隆·马斯克追逐科技梦想的一步步成功，其背后是资本支持创新的成功，是科技人在资本市场筹钱募资的那种“腾挪神功”。本来，“烧钱”的事，拼的就是你有多少钱以及往哪砸钱。 中国是个资本大国，国民储蓄率高达47%，金融资产264万亿元，外汇储备3万多亿美元，财政性资金存款30万亿元。超大规模的市场资源，是支持创新的有力手段，问题是如何用好。我们坚信，依靠我国强大的制度优势，完全能够组织起推动创新的巨大力量，切实把这些优质金融资源转化为科技金融财富，让创新真正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 金融支持和哺育科技，不只是创新的需要，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一方面，金融的根基在实体，长远看，金融服务的实体一定是指那些具有活跃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性的创新企业，归根结底是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这是金融领域走出危机波动影响、获得长期繁荣发展的希望。历史反复证明，没有科技和实体的有效供给支撑，金融再怎么“繁荣”也终将是一堆被挤破的“泡沫”。2008年的那场美国金融危机，直接表现的是次贷衍生品泛滥及监管失控等原因，其更深层次的根源还在于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始终缺乏足够的创新成果支撑新产业兴起以弥补网络经济收缩，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持续乏力。对此，我们应有这样的洞见和防范。另一方面，金融的本质在价值流通。金融通过货币信贷、证券、保险、信托、融资租赁等众多产品种类，对具有商业价值的科技资源进行资产化和证券化，为市场提供像金融资产一样的投资产品，使创新资源具有金融属性，实现更广范围的流动，从而产生内生经济增长的资本驱动。稳定的金融发展需要科技创新不断拓展新的空间。金融支持创新的逻辑在于，金融产品选择科技，然后由科技实现增长，最终金融在增长中获得收益。没有资本市场的推动，我国的科技是做不起来的。科技本身的风险需要大家来承担，收益也要大家来分享，高风险高收益。某种意义上讲，科创金融的实力决定了国家科技竞争力。 三、破冰之举：新一轮科创金融发展需要变革性的系统布局 围绕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在我国已探索多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为适应我国科技创新布局，特别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全国科技金融兴起，一时涌现出一批银行内科技专业营运机构，以及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专属科技信贷产品，资本市场上的显著标志是“新三板”开设。但由于我国金融领域没有大的体制性改变，现有传统体制框架下的科技金融发展难有实质性进展，一些围绕科技发展的金融创新探索，如“科技支行”等几乎是名存实亡，其他资本市场的创新成果也亟待改革完善。当时，金融面对的科技形态还比较单一，所以叫科技金融。现在，创新的生态已经形成，创新创业的氛围兴起，发展呼唤科创金融，期待金融资源与科技创新的全面深度融合。 近年来，随着经济对金融需求的增加，以及互联网科技、数字科技和智能科技等创新成果的广泛应用，金融对科技的兴趣前所未有，金融科技获得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金融发展的空前繁荣。然而，在我国金融创新领域，金融和科技的结合，实则表现为科创金融和金融科技这两种形态方式，分别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意义。金融科技是金融领域把科技当作工具手段，通过科技成果的运用来改变和创新金融发展的形态和业态，其实质是用科技改造金融，让金融变得更有效率、更富竞争力；而科创金融则是金融对科技创新创业的全面渗透，通过资本市场和资本工具的运用，实施对创新活动的扶持，其实质是金融哺育、赋能科技，让科技企业和经济活动取得更大产出，使增长更具活力。在国家创新发展的整体布局中，科创金融实际是重大战略安排，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和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科技发展的最终方向和归属，不只是繁荣金融本身，重要的是通过金融效率提升，来更好地反哺实体、支持科技，从而推动国家创新战略的实现。在大国竞争时代，中国加快疫后经济增长复苏的特殊背景下，“科技呼唤金融”的意义影响，似比“金融运用科技”来的更迫切、更深远。 总体上看，科创金融在我国金融领域还是一个新探索，有许多体制性的条件影响，在我国经济已经转向创新驱动，新的发展模式需要金融领域作出一些突破性改变和制度性创新。 1、 重视发展面向创新的政策性金融 在我国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基本融资格局下，银行金融机构是满足科技及实体经济对资金需求的主渠道。现有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信贷占到80%。但中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体制，决定了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启动，下面经营层面的许多努力都难有实质性改观。科创行为同时具有高成长性和高风险性，尤其是在进入市场前的早期阶段，市场潜力大，风险性也更大，商业银行是以储蓄存款为经营基点，需要安全和及时回报，无法从根本上满足科技对资金的需求。 走出这一困惑的出路，寄希望于国家出台鼓励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手段。建议参照我国在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上的成功经验，建立国家层面的科技开发银行。这样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办储蓄、不办存款，可以运用批发性融资或市场募资，为科创企业提供股权投资，或提供银行贷款，同时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认股权等一整套金融服务，实现科创的风险与收益匹配。长远看，可以用投资收益弥补信贷的亏损，使政策性金融运营得以持续。建立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意义，主要不在它运营本身，而在它对全国科创金融体系建设的影响和带动。 2、推动商业银行业务模式的主动创新 目前，我国银行金融机构是科技及实体经济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也是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在当前金融去杠杆与新型监管背景下，需要适时加快构建新型银行评价体系，调整和完善考核指标，努力为银行金融机构支持创新和实体经济适当松绑，提供有利环境，以充分释放银行对创新和实体经济的服务潜力。更重要的是推动商业银行主动而为，即便在现有体制框架下，商业银行对科技创新及实体经济的扶持仍是有很大作为空间的。 一是在机制建设层面，银行金融机构要作出适应于科创发展的结构性安排。加快改变银行主要依靠息差收入生存的经营格局，鼓励发展投资银行，完善投贷联动机制，探索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相结合的有效方式，提高试点的实质性成效。尤其在股权融资方面，将投贷联动不只是作为获客渠道，更多是银行收益模式和风险抵补的途径，包括开展与优质风投机构合作，实行VC主投、银行主贷。银行对早期科创企业采取认股期权办法，通过未来超额收益，形成风险抵补，可以解决传统银行机制为科技企业融资服务的抵押依赖问题。此外，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的经验做法，银行内部设立科技信贷专营机构。目前，国内有些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已取得良好成效。其中，核心的是有效提供适合科创特点的专属融资方案。传统信贷方式下，银行往往先体现贷款利息等收益，不良出现滞后。而实施科创金融，不良则可能先期出现，而抵补不良的投资所产生超额收益需要一个周期。这就必须建立一个相对跨期的平衡调节机制，以应对拨备体系、风险与收益确认体系的挑战。 二是在业务操作层面，鼓励开展面向创新创业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业务组合创新。在我国，政府、园区、国有投资平台以及产业创新组织等，是个具有很大能量的金融价值资源。银行要善于加强与科技产业园区、政府服务平台、科技孵化器、融资租赁公司以及工业互联网等专业性平台的合作，充分利用平台资源的杠杆纽带作用，设计组合性的银行金融产品，拓展金融业务服务创新的范围，同时也分散风险。 银行开展业务创新的关键，是银行自身的变革觉醒。支持和培育创新，实则是为银行自身储备未来。目前，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有些并不涉及太多体制机制问题，现有条件下就可以有所作为。如银行对地区信用评价体系，许多还是多年一贯制的评估办法；对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固定资产估价折扣标准，也大多是常年固定做法；在放款形式上，容易从自身保利润的角度出发，采取年初开闸、年底关闸的做法，年底乃至四季度停贷已成“惯例”，等等。现在的发展形势变化很快，这些不合时宜甚至不公平的陈旧信贷管理方式，无疑加剧相关企业运营成本，更是挫伤了科创企业的积极性。为缓解而不是加剧“贷款难”“贷款贵”问题，银行系统应当尽快予以改变，也可以改变。 3、运用科技手段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 金融科技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工具手段的创新，旨在为客户提供更优质、便捷、低价的服务。当下，国内金融科技的发展，要注重把好科技手段应用的力道与方向，首先是银行自身的经营转变。就像练武一样，没有武林高手那种数十年积淀的深厚内力，想靠一本武功秘籍来个“一招制敌”是不行的。银行服务理念、机制活力以及业务套路不变，光指望技术的武装是难以凑效的。 目前，金融科技手段的应用，不能仅满足于金融机构对市场流量的获取，以及对销售方式和销售业绩的提升，更重要的是通过科技去突破解决银行金融机构的重大瓶颈性问题：一是如何提供金融产品设计的技术支撑，以更好地服务于科创企业和实体经济；二是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银行信贷风险，为更多支持科创和实体经济打开大门。 一个模式是否成功，关键看收益能否覆盖风险和成本，并可持续。金融科技不光解决效率，也提供更多风险控制的手段和思路，这应是金融科技发力的主攻方向。银行金融机构要善于研究并顺应科创发展的规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尤其是数据识别和算法运用，建立成熟的风控模型和客户筛选模型，掌握并贯通客户及时真实信息，以解决信贷业务里的信息、信用缺乏问题。金融科技能够帮助更好地分析客户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技术虽不能做到让谁贷款，但可以更好识别不能贷款的人，让那些不能贷款的更加难贷到款。此外，运用金融科技发展智能风控，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从多维海量数据中深挖关键信息，掌握借贷主体与其他实体间的关联，从而提升贷前、贷中和贷后各个环节风险识别的精准程度。如一些科技中小企业谈不上什么品牌，历史也不长，财务也没实力，但这些企业往往是占据产业链中的一环，只要找到一个低成本的风险识别手段就可以为这个企业提供融资，如可以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等，监控企业在供应链体系中的运转状况，基于它的数据就可以赋予一定的信贷支持。无锡等地运用物联网技术，为银行提供信贷安全支撑。企业出险大多是难免的，但也都有先兆。对企业物权的技术监控有助于及时处置，且不发生对企业运营干涉，还能清楚界定责任，从而确保企业风险不延伸到信贷风险，通过技术实行中间隔离和剥离。这是目前金融科技成功运用银行风控的一个典型范例。 科技为银行控险助力，是我国科创金融发展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即便是在监管持续加强的环境下，从面上看，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和不良贷款余额仍在不断上升，表明金融科技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解决好这一问题，银行金融机构服务实体、支持创新的步子就迈不开、走不远。 4、 拓宽科创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 为科技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特别是市场资金资源，资本市场建设是最有力通道。拓宽这一通道的有效途径，不是简单地增多或扩大股票市场入口，而是显著增强现有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这是保证股市发展活力和市场定价机制的关键。股市的健康发展是让市场充满活力，使股市按正常规则流动起来，让更多富有价值的科技企业参与进来，而不是单纯指望新股上市。从市场反应来讲，无论投资者还是上市企业，几乎都盯在新股上市发行上，中国股市一贯是“见新就炒”，“敲锣”效应远比“市值”效应强许多。实际上，从股市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来讲，从股市的资本市场调节作用来讲，都应更多关注股市的流动性指标，而不是简单的看新股上市发行。 其一，入市与退市的流动。保持这种大的流动性，是维护股市质量的重要途径。中国股市管理基本是上市容易退市难，这跟中国许多资源配置的状况一致，几乎都是“上车容易下车难”，由此造成股市质量不高，垃圾股、僵尸股太多，股票市值上不去。资本市场退出不充分，不仅限制了更多好企业的进入，也限制了一级创投市场的发展。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尚处于逐步建立过程中，创投基金缺乏足够的退出通道。受此影响，除了谋求海外上市及并购的可能性，不少创投机构在投资协议中都订立了企业对股权回购的条款，一旦触发大量股权回购，对企业将产生不利影响，由此蔓延至银行的科创金融业务，形成潜在风险。 讲股市的进入，我们在科创板已实现与美国相似的注册制办法，降低准入门槛。但在退市方面，还要落实政策规定，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并常态化，将违法违规企业赶出市场，让僵尸企业离开市场，使更多有投资价值的科创企业进入股市，确保投资者有机会实现更多价值回报，形成良好的市场循环。股市走向成熟的标志，就看能不能实施正常退市机制把名不副实企业淘汰掉。中国股市若真能舍得淘汰99支垃圾股，而培育诞生出1家华为式企业，那便是功德无量。目前，市场化操作实际并不轻松，障碍多半不在政策本身，而在政策的执行，包括地方行政和社会层面的配合，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带头发挥好作用。 其二，不同市场板块的流动。这似乎就更难。如新三板，当年也是为解决科技中小企业社会融资而设立的。但事实上，企业挂了新三板不但难以融资，而且在流动性差的情况下，企业价值无法体现，也没有什么转板的制度衔接。企业上了新三板还增加规范成本。由此，需要加快启动新三板的改革，关键举措是要将转板功能放开。从支持和推动科技创新的角度看，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科创板，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完整资本生态。 5、 实施对各类基金手段的积极引导 各类基金特别是创投基金，是资本市场直接支持科创发展的有效手段，其显著效用是它能够以早期天使、种子资金、风险资金、股权投资等多链条投资方式，服务科创企业从起步到扩张的全生命周期。发挥好这一效应，突出要解决投资的短期行为问题。目前，大部分投资不在科创的种子期，基本都在企业扩张期或后期投资。全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资产总额超过12万亿，真正用于股权投资的不到1万亿，大部分是投资于别的，还有二级市场证券。尽管股权投资总量也不算小，但用于支持科创企业的比重实际很小。去年，早期与创投机构的募资金额下降34.4%和28%。 实施对各类投资基金的引导，需在几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是行政约束，利用现有基金备案的行政过审程序，对各类基金的功能定位实行约束，保证一定比例的基金资源用于支持科创企业，特别对本身就是针对早期投资的基金，实行严格的投资行为监督，以防止投资阶段后移，确保功能扶正；二是政策激励，稳定和完善对创投的免税措施，支持创投机构发行债券，鼓励公司发展创业投资，加入更多战略投资者，促进产业向科技方向整合升级。同时，对PE投资提供税收优惠，探索实行税收中性政策。企业所得税不能合并缴纳，实际上是不鼓励投资科创。如果投资损失可当年抵补，这对增加股权投资、支持创新有积极作用；三是长资注入。中国的基金投资实际不缺资金，缺的是长期资金。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和改善LP来源结构，鼓励并适度释放养老资金、保险资金以及高净值人群的财富资金进入投资领域。短资充斥市场，就不可能有更多创新所期待的“耐心资本”；四是人才保障。投资运作，关键在人。中国注册私募管理人24000多家，从业人员23万多人。但现有人员中真正懂企业、善科技的不多。许多投资机构埋怨没有好项目，实际不是项目不行，而是人的问题。一些资金从机构划分讲是长期资金，但真正要变为长期投资，需要有合格的投资人制度和严格的投资纪律。没有合格的投资人和受托人，基金投资的方向把不准，长期资金也会变为短期资金。 拥有10万亿庞大目标规模的政府引导基金，对市场资金引导有着重要作用。现在，一些科创项目实际要由政府引导基金来投，以此带动社会资本的加入。但有些地方的引导基金风险偏好很低，项目投资只能赢、不能亏，就不能支持科创。扭转这一倾向，需要的是“两个放开”：放开考核，对政府引导基金的绩效放宽容忍度；放开管理，重要的是选择好优秀的GP团队，然后放手让市场去管理。 6、转变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方式 政府资金投入基本分为两块：财政预算资金和产业化专项资金安排，这对科技创新尤其是早期未进入市场竞争前阶段的资金需求，是重要的保障。实践中，无论是那一块资金的安排使用，除了财政公共资金性质约束限制外，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量的不足。这些年，政府的研发经费支出连年稳定增长，但对于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用于科技项目上的直接资助扶持，怎么也是“杯水车薪”。即便许多地方设立“贷款风险补偿资金”，以激励银行增加对科技信贷的投入，其覆盖面也是有限的。地方上这类资金一般5000万左右规模，通常是政府承担90%的贷款损失，银行承担10%的风险责任和相应利息损失。一个银行每年大概300亿科技贷款规模，如按常规放大10倍计算，补偿金覆盖规模也仅有5个亿，无论如何覆盖不了银行300亿规模的违约风险。况且，政府就这点规模还要面向区域内整个银行，各家风控能力又不尽相同，要达到实际全覆盖几乎不可能的。 克服政府资金面临的窘境，除了持续增大财政科技投入外，重要的是进一步调整政府科技投入的方向和方式，尽量减少对科技项目的直接扶持，更多是通过对其他相关主体的激励引导，以增加和放大对科技的投入，真正实现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效应。如设立科技金融专项，完善风险补偿和业务补助方式，建立银行风险缓释资金池，引入政府贴息或外部风险缓释机制，保障银行有动力增加对科技创新的信贷支持；提高担保代偿补偿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融资担保服务能力；加大再贴现资金支持力度，提高专项票据再贴现额度等。 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维护信用秩序、提升信用水平是建立科创金融秩序的前提保障。政府对科技的引导性撬动性支持，最需要也最有条件的行动，是加快建立社会信用共享平台，包括建立以企业创新能力为核心指标的融资评价体系，完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整合并贯通工商、税务、海关、司法等渠道信息的交叉验证数据，为金融机构从整体上控制风险支持创新提供帮助。 7、 构筑科创金融发展的良好生态 科创金融是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领域的一项新兴事务，需要多种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既要金融机构加快付诸实施，也需要政府、企业及社会联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更好支持科创金融在中国的发展。 无论从技术到资本还是资本到技术，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生态结构链条。贯通这一链条的关键，是要突破两大障碍：一是技术要成为资产。要加强专业服务机构建设，为技术成果提供市场分析、质量评估、策划推广及商业谈判等市场服务，让市场更多认识技术成果价值。加快发展会计、审计、律师等专业机构，针对性提供科创企业上市辅导、债权融资和股权投资指导、信用资信评估等专业化服务。二是资产要实现交易。科技成果的商业价值难评估难交易，导致银行或投资机构不敢投，是技术进入资本市场的严重制约。要着重扶持技术资产评估中介的建设，完善专利、注册权、商标、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办法，提高质押融资监管的容忍度和实效。2019年，我国有效专利实施率为55.4%、产业化率为38.6%，呈逐年上升趋势，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释放还是有巨大潜力的。要大力发展技术交易市场，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同时，协同发展保理、融资租赁等类金融产品，使更多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具备足够的金融属性，为技术资产真正成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创造条件。 商业教育培训是科创金融生态建设的重要一环。在科技与资本对接还缺乏太多沟通渠道的阶段，要鼓励发展面向科创金融的专题培训和实训，提升相互认知，促进科技与资本两界在理念和操作层面上的融通互动，推动科创金融的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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