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更新发布了《现行有效外汇管理主要法规目录(截至2020年12月31日)》(以下简称《目录》),进一步提升外汇管理政策透明度,便利社会公众查询使用。 更新后的《目录》共收录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发布的外汇管理主要法规189件,按照综合、经常项目外汇管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市场、国际收支与外汇统计、外汇检查与法规适用、外汇科技管理八大项目分类,并根据具体业务类型分为若干子项。本次新增入《目录》文件主要涉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信息系统代码标准管理、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核查等。
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精神,优化北京市国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完善管理体制机制,促进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结合北京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以依法保护各类产权为前提,以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为原则,以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为导向,加强国有金融机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提高国有金融资本效益和国有金融机构活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保障北京市金融安全稳定、促进首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加强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管理 本实施意见所称国有金融资本是指北京市各级政府及其授权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对金融机构出资所形成的资本和应享有的权益。凭借北京市各级政府权力和信用支持的金融机构所形成的资本和应享有的权益,纳入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上所称金融机构包括依法设立的获得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各类金融企业、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投资运营公司及金融基础设施等实质性开展金融业务的其他企业或机构。 各级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并授权同级财政部门集中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根据统一规制、分级管理的原则,各级财政部门分别履行本级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职责,负责组织实施基础管理、经营预算、绩效考核、负责人薪酬管理等工作,并对同级政府及其部门出资的金融机构依法依规享有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享有收益等出资人权利。 国有实体企业投资入股金融机构的,依法行使具体股东职责,执行统一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由财政部门会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抓好落实。各级财政部门根据需要,可以分级分类委托其他部门、机构管理国有金融资本。采取委托管理的,财政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身份不变、产权管理责任不变、执行统一规制不变、全口径报告职责不变。 三、优化国有金融资本配置格局 适应全市经济发展需要,合理调整国有金融资本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担保等行业的比重,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保持国有独资或全资的性质;对于关系全市金融安全稳定、在区域或行业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国有金融机构,保持国有金融资本足够控制力和主导作用;对于处于竞争领域的其他国有金融机构,积极引入各类资本,国有金融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推动国有金融机构回归本源、专注主业。严格规范金融综合经营,依法合规开展股权投资,严禁国有金融企业凭借资金优势控制非金融企业。规范产融结合,按照金融行业准入条件,严格限制和规范非金融企业投资参股国有金融企业,参股资金必须使用自有资金。 四、以管资本为主加强资产管理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准确把握自身职责定位,科学界定出资人管理边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管理权力和责任清单。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以公司治理为基础,以产权监管为手段,对国有金融机构股权出资实施资本穿透管理,防止出现内部人控制。按照市场经济理念,积极发挥国有金融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用,着力创新管理方式和手段。强化落实分级管理责任,市财政部门依法依规履行市管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职责,各区财政部门分别履行本级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职责。加强国有金融资本投向等宏观政策执行情况监督,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五、健全国有金融资本基础管理制度 严格执行产权登记、产权评估、产权转让等管理制度,做好国有金融资本清产核资、资本金权属界定、统计分析等工作。对占有和使用国有资本的金融机构进行产权登记。加强金融企业国有产权流转管理,及时、全面、准确反映国有金融资本产权变动情况。规范国有金融机构设立、改制重组、增资扩股、合并分立、无偿划转、上市发行等国有股权变动和确认行为。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北京市场化退出机制。国有金融资本情况要全口径向本级党委、政府报告,并按规定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情况,具体报告责任由本级财政部门承担。 六、强化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加强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收支管理,督促国有金融机构执行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合理确定国有金融机构利润上缴比例,平衡好分红和资本补充。结合北京市国有金融资本布局需要,不断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构,主要用于相关改革成本支出、资本金注入和按规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等。逐步推进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工作及预算执行的监管工作,加强对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算的审计监督。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算决算依法接受本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审查监督。 七、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经营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 合理确定差异化考核标准,实行分类考核,突出考核重点,综合反映国有金融机构资产运营水平和社会贡献。对于主要承担党委和政府重大战略或专项任务的政策性国有金融机构,重点考核其所承担任务完成情况;对于弥补市场不足、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地方政策性国有金融机构,重点考核支农支小作用发挥情况,降低对利润的考核;对于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金融机构,重点考核风险控制、依法依规经营、投资回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能力。加强绩效考核结果运用,建立考核结果与企业负责人履职尽责情况、员工薪酬水平相挂钩的奖惩联动机制。对国有金融机构领导人员实行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与绩效考核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对党委、政府及相关机构任命的国有金融机构领导人员,合理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 八、防范国有金融资本流失 强化国有金融资本内外部监督,严格股东资质和资金来源审查,加快形成全面覆盖、制约有力的监督体系。坚持出资人管理和监督的有机统一,强化出资人监督,动态监测国有金融资本运营。加强对国有金融资本重大布局调整、产权流转和境外投资的监督。加强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部门财政财务监管。强化国有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主体责任,推动国有金融机构细化完善内控体系,严守财务会计规则和金融监管要求。财政部门应督促国有金融机构坚持审慎合规经营,强化风险防控,除履行出资人职责外,不得干预其正常经营活动。加强审计、评估等外部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依法依规、及时准确披露国有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提升国有金融资本运营透明度。 九、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经营管理层关系,健全国有金融机构授权经营体系,出资人依法履行职责。推进董事会建设,完善决策机制。按照市场监管与出资人职责相分离的原则,理顺国有金融机构管理体制。建立董事会与管理层制衡机制,规范董事长、总经理(总裁、行长)履职行为。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国有金融机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股东(大)会的权力机构作用、董事会的决策机构作用、监事会的监督机构作用、高级管理层的执行机构作用、党委(党组)的领导作用。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金融机构整体改制上市。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形成股权结构多元、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 十、加强党对国有金融机构的领导 充分发挥党委(党组)的领导作用,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委(党组)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建工作同步开展。国有金融机构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重点管政治方向、领导班子、基本制度、重大决策和党的建设,切实承担好、落实好从严管党治党责任。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金融机构章程,明确国有金融机构党委(党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全面推行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由一人担任。规范党委(党组)参与重大决策的内容和程序规则,把党委(党组)会议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具有人财物重大事项决策权且不设党委的独立法人企业的党支部(党总支),一般由党员负责人担任书记和委员,由党支部(党总支)对企业重大事项进行集体研究把关。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加强党性教育、法治教育、警示教育,引导国有金融机构领导人员正确履职行权。规范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到金融机构从业行为,限制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离职后到原任职务管辖业务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金融机构工作,规范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离职后到与原工作业务相关单位从业行为,完善国有金融管理部门和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任职回避制度。加强纪检监察、巡视监督和日常监管,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市委贯彻落实办法,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十一、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和人才队伍建设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好干部标准,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按照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要求,选优配强国有金融机构一把手,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加强对国有金融机构领导人员的管理,根据不同机构类别和层级,实行不同的选人用人方式。把党委(党组)领导与董事会依法选聘管理层、管理层依法行使用人权有机结合起来,加大市场化选聘力度,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健全领导班子考核制度,财政部门要将经营绩效考核情况及时通报组织部门,作为领导班子考核的重要参考。制定金融高端人才计划,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管理人员。 十二、强化部门协同推进和责任落实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统一思想认识,密切协作配合,切实履职尽责,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要与人民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2020年底前,推进各级政府授权同级财政部门集中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争取用两年时间,建立健全北京市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机制,全面优化国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理顺管理体制,切实增强国有金融机构的活力与控制力。 十三、严格责任追究 建立健全国有金融机构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严厉查处侵吞、贪污、输送、挥霍国有金融资本的行为。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监督问责机制,对形成风险没有发现的失职行为,对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的渎职行为,加大惩戒力度。对重大违法违纪问题敷衍不追、隐匿不报、查处不力的,严格追究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年尾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备受市场瞩目。因为它既是对当年经济工作成绩的总结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研判,又是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 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特别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央首次提及“需求侧管理”。 个中深意,耐人寻味。 1 说到需求侧管理,必然绕不开供给侧改革。 自2015年以来,面对产能过剩、高端优质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现实问题,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多个指标均超预期完成,“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工业产能利用率不断提高(见图1),我国产业体系的发展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之后,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稳定向好,复工复产能够得以顺利推进,国民经济运行能够快速回归正轨。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我国需求侧尚且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最典型的便是近些年地产、基建等领域的投资需求持续强势,但居民消费需求却相对偏弱,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我国需求侧的结构性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不仅需求端的整体回暖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而且居民消费需求的复苏进度也要明显滞后于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从数据上看,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分别于6月份和7月份实现了累计同比的由负转正,但社零累计同比直到11月份还没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常态化水平(见图2)。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刺激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需求一直都是我国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后,我国开展了“四万亿”刺激举措以对冲国内基本面的下行压力,同时推出了降低房贷利率等政策以激活楼市。必须承认,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之下,这些政策组合在带动国内经济快速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与库存积压,居民和企业债务压力逐渐加大等等,进而对国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造成了制约。 眼下,在“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基调下,我们迫切需要扩大内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这也客观上要求不能再将注意力都放在供给侧,需求侧的变革同样要引起重视——而这,恰恰是很多人长期忽视的地方。 于是,此次中央经济会议首提“注重需求侧管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有何区别?经过梳理,我总结出以下两点。 一方面,要素组合不同。 从经济学角度看,需求侧是指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过程中,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供给侧,主要涉及到四大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创新,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侧重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创新则侧重于生产效率“质的提升”,关乎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生产组织方式改善等等(见图3)。 另一方面,内在逻辑有所不同。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既然经济总量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部分组成,那么当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便可寄希望于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这“三驾马车”加以调控,继而达到扩大总需求与最大限度消除周期性波动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需求侧管理更加关注改善总量问题,侧重于短期经济效益,见效也更快,这也应了凯恩斯那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 反观供给侧改革,它是从生产端入手,通过采取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制度障碍等方式来激发经济活力,提质增效,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同于需求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着眼于长期调控与结构优化,更突出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市场活力再造,旨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同时,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但见效相对较慢。 需要提醒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绝不是供给侧或需求侧单方面的,二者就像经济的一体两面,相伴相生,缺一不可。正因如此,单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或者需求侧管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道理其实很简单,没有需求的供给,定会导致生产设备闲置或者产品库存积压的产能过剩,而没有供给的需求,势必也难以被很好地满足。与之相应的,是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若是长期采取单一的需求侧管理政策,在造成政策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而若是片面追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可能产生紧缩性风险、加剧下行压力、导致硬着陆。 为此,只有通过供需双侧的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效果,需求侧管理可以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供给侧改革又可以为需求侧管理提供动力,从而兼顾经济增长稳定与转型升级。 诚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所说的: “消费、需求和供给是密不可分的;在供给侧进行改革的同时,需求侧的改革也不容忽视,必须要同时来进行改革,要不然的话,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和成果。” 事实上,供需双侧共同发力一直都是决策层的初衷。早在2015年11月,中央就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宗旨是“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转变,为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在“十三五”规划里,也提到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共促经济发展”的字样。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我国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结束。当前,我国供给侧除了优质商品和服务相对欠缺、无法充分满足国人消费升级诉求之外,在民生建设、科技创新、信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市场秩序、生态环保、人才队伍等多个层面依旧存在短板,这些是需要继续发力加以完善的,绝非朝夕之功。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突出“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同时,还要强调“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二者本就不该有所偏废。 3 那么,未来供需两侧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善呢?我们不妨分别做个讨论,先说需求侧。 或许是因为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凯恩斯主义,一些人会心生疑问,是不是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强刺激。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应当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提法。 归根结底,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海外需求疲软不振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应该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而其中的关键便是稳步有序地扩大内需,这当中又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维度。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特别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走传统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老路,而是要更加注重投资质量的提升。 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4),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并且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第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3的61.4%。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第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 除了传统投资较为粗放、效益不高之外,我国还在不少领域存在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指明了方向。 当然,需求侧改革和“国内大循环”的宗旨一样,并不是“闭关锁国”或者“逆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我们依然要在外贸方面多下功夫。 目前,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外贸增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此时,我们应该在防治疫情蔓延的前提下,从自身做起,在推动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鼓励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扶持外贸新型业态、改善外贸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同时要主动开展多元化贸易投资合作,比如按照国际高标准市场开放模式深化自贸区改革,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等等,特别是要继续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与我国有自贸协定的伙伴国家市场以及疫情不太严重的国家市场,拓展新的增长点,以此来稳定我国外贸的基本盘。 4 再说供给侧。 如前文所述,近些年我国供给侧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仍在多个领域存在短板。而眼下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能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类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些均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高度契合。 站在全球的角度,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5);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 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金融界网站讯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全球经济汹涌巨变,不确定性大幅攀升,中国金融行业遭遇了巨大挑战,同样也是这一年,银行理财子公司横空出世,金融科技赋能如火如荼,财富管理转型风起云涌,基金业迎来前所未有之大风口。在此背景下,由金融界主办的第五届智能金融国际论坛暨2020金融界领航年度盛典于12月10日在京召开,百位金融业大咖齐聚一堂,就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金融科技在财富管理领域的应用、公募基金大时代、养老金融的未来等话题进行深入务实的探讨交流。 高晟财富集团联席总裁王思明在证券平行论坛讨论时表示,数字驱动将为财富管理赋能。 图为:高晟财富集团联席总裁王思明 王思明指出,数字化的转型,其实不光是对财富管理公司,包括对券商、银行转型都有非常大的驱动作用,他认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点还是在用户体验上。 王思明说:“数字驱动的过程中,作为财富管理公司来说,肯定是享受到了好处,一是赋能,第二确实是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第三是增加了获客的另外一种渠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金融科技如果是生产力的话,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转型第一件事就是生产关系的变化。回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如何在跟客户之间这种关系的碰撞,或者是体验度,就触动了金融科技的变化。” 王思明认为,一个非常好的KYI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为什么抖音微信推送的相对精准?之所以推送这么精准,有几个原因:一是它必须高频;二是维度足够多,或者是维度够少就完全能够解决这件事也行;再一点就是因为这个高维、高频能够造成一个闭环,这个时候做出来的人工智能和精准投放就非常准了。” 最后,王思明指出,由于金融产品的评估不可能达到微信或抖音这种高频,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自建这种生态圈。高晟财富集团也非常欢迎跟在座的各位,包括信息公司包括其他一些生活场景的伙伴进行深度的合作。我们把这几大习惯共同建立起来,在KYP和KYC之间就可以达到一个相对精准的匹配。
金融界网站讯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全球经济汹涌巨变,不确定性大幅攀升,中国金融行业遭遇了巨大挑战,同样也是这一年,银行理财子公司横空出世,金融科技赋能如火如荼,财富管理转型风起云涌,基金业迎来前所未有之大风口。在此背景下,由金融界主办的第五届智能金融国际论坛暨2020金融界领航年度盛典于12月10日在京召开,百位金融业大咖齐聚一堂,就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金融科技在财富管理领域的应用、公募基金大时代、养老金融的未来等话题进行深入务实的探讨交流。 小象飞羊创始人CEO杨洋在证券平行论坛讨论时表示,精细化的数据管理,带来更多行业机会。 图为:小象飞羊创始人CEO 杨洋 杨洋说道,第一,数据首先是人工智能,智能投顾的基础,DP(数据收集)和DA(数据分析)尤为重要,小象的财务管理SaaS产品(小象云观+小象财富)都是为DP和DA服务的工具,小象云观可以看到这个周边区域的客群状态、消费力指数等粗颗粒度的客群画像;小象财富、智慧理财室等可以再通过客户经理与客户的接触逐渐细化颗粒度,达到客户画像细化、获客、转化的效果。 第二,新金融的“人货场”和新零售的有所不同,近年来,小象服务了多家国有大行、头部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货”是偏标准化的产品:比如基金、理财、信用卡等产品。但“人”和“场”是不同的,小象云观是要是帮助金融机构找到消费力高的、匹配的区域和人;“场”的话比如智慧理财室等,或线上理财云平台,可以针对不同客群进行不同场景的服务,线上和线下是相结合的。 杨洋还强调,数据的背后其实还是人的服务,客户更需要的是财富管理咨询型的服务,还不是硬生生的售卖千篇一律的理财产品。提供给客户一个最适合他的财务管理咨询的方案,中间自然而然根据客户需求配置相应的金融产品,专业、合规的应用大数据系统,丰富AI和智能投顾能力。 关于KYC和KYP,“先说KYC,因为金融机构内部都有,小象的能力主要是提供外部合规的数据群像标签数据,与金融机构通过联邦学习的方式,找到共同点,帮助其更好的获客” 杨洋随后说道。 “其次讲到KYP,小象还是以财富管理咨询方案为主,他希望数据驱动的财富管理,对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进行标签和长期服务,比如是稳健型的、激进型的,再配相应的周边权益、金融产品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目前做得动作大概是这两个。” 杨洋最后表示,第一、中高端的财富管理包括客群,将来会持续不断的增长。第二、年轻客群,长尾客群也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并且非常看好年轻客群后续的财富管理的规划、习惯性趋势,财富管理不仅服务有钱人,也服务到大众人群。
12月21日,数字政通公告称,公司中标石家庄市鹿泉区智慧城管改造项目,中标金额为人民币4073万元。 根据公告,该项目通过对已有智慧城管业务应用的改造与升级,打造鹿泉区智慧城管平台(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完成与省级平台及市级平台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打造住建专业的城市管理服务综合数据库,作为鹿泉区住建专业数据的统一归口,并与智慧城市进行对接,实现与智慧城市的共享与交换。 数字政通表示,此次中标,标志着公司在“一网统管”业务领域品牌、技术、资质、市场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再获认可及肯定。公司将通过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产品体系,创新城市治理智能化应用场景,助力各地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一屏观全域、一网治全城”愿景。项目的成功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的市场影响力,对于当期的经营业绩也具有积极的影响。 事实上,近日数字政通已连续中标或预中标多个智慧城市项目。12月18日,数字政通公告称,公司中标聊城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雪亮工程)--市域社会治理系统应用建设,中标金额为人民币1722.5万元。该项目结合聊城市政法委的业务需求,通过开展“雪亮工程+网格化”应用建设,整合形成市、县(市、区)、镇(街道)、村(社区)、网格五级综治维稳信息和各类视频图像资源,实现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指挥调度、分析研判和应急处置等功能,基本实现中央要求的“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任务目标。 12月17日,数字政通公告称,公司预中标青岛市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应用系统开发、数据建设及系统集成项目,中标金额2950万元。数字政通表示,公司将以青岛市项目为契机,以智能化技术赋能精细化管理,全新打造具有全国示范效益的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新标杆,通过对城市运行的态势全面感知、趋势智能预判、资源统筹调度、行动人机协同,实现城市智能运行、精准管控和“一网统管”,为超特大城市精细化管理和社会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而就在12月10日,数字政通公告称,由公司牵头申报的“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应用支撑平 台与示范”项目已获批立项。该项目总经费6565万元,其中中央财政经费1565万元。 据介绍,该项目将围绕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与智能化需求,创新“一网统管”下的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模式,构建城市运行监测指标与管理服务评价等共性支撑体系,突破城市运行智能感知与标识、综合分析决策等关键技术,研制城市管理的智能巡查和执法装备,以融入空间区块链、支持多网融合、嵌入云边端协同为特色,研发新一代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应用支撑平台,并结合各城市的个性化特点,在北京等9个超大/特大城市开展应用示范,实现城市管理扩容增能、场景应用智能赋能和综合服务统筹提能,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12月22日,互联网医疗“新兵”健麾信息在上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从创立到上市,健麾信息仅用了6年时间。它很聪明,打造的智慧药房提升了药品调配效率,缩短了患者取药时间;它很专注,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以技术创新持续畅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 “我们给医院带来的不是一台机器,而是整个药房由手工到自动化设备管理系统的流程再造。”健麾信息董事长、总经理戴建伟日前接受了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分享了公司御风前行、一路领先的价值所在。 登机牌上画出的创新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6年时间打造出一家上市公司,背后是戴建伟超过30年的科研和技术创新。 上世纪80年代,戴建伟在大学毕业后进入研究所工作,参与研发车载雷达情报处理系统。1995年,他从研究所出来,投身远程医疗系统研究。“当时九江发大水,战士的脚长时间泡在水里,都烂了,我们就用这个系统让专家远程帮战士做一些诊疗。”戴建伟回忆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正式涉足医药行业。 当时需要靠电话线来拨号联网,戴建伟开发的远程医疗系统堪称国内互联网医疗的“先行者”。此后,戴建伟先后研发了药品咨询系统、智能自动售药机。2002年5月20日,中国第一台智能自动售药机在上海第一医药商店正式上线,一时间引起轰动。此后,自动售药机遍布上海的楼宇、地铁。但可惜的是,受限于支付手段单一等问题,该项目戛然而止。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在探路医疗产业的过程中,戴建伟偶然发现一套进口的自动化药房系统。出于对技术的敏锐,他频繁到国外看展,了解更多关于自动化发药机的技术和应用情况。戴建伟发现,欧洲与中国在门诊量、诊疗模式上并不相同,系统无论有多先进,直接应用到国内并不可行。 于是,一场适应中国医疗国情的技术革新在戴建伟脑中孕育而成。“发药机的模块图是我在欧洲回上海的飞机上,在登机牌上画出来的。”戴建伟笑言,那张登机牌不知还能否找到。 成为智慧药房第一股 登机牌上的创新蓝图,迅速转化为现实的技术和产品。 2010年,戴建伟与德国企业WILLACH进行合作,在上海成立合资公司。2011年10月1日,由戴建伟团队主导开发的第一台自动发药机在上海长征医院上线。他回忆道,当年药房管理还比较落后,医院门诊每天处理的处方数量在8000至10000张之间,患者在三甲医院结束诊疗,支付完费用后,拿药还需等待1个多小时。经过自动发药机对药房的智能化管理,基本能实现付费后立即取到药品。 2014年正式成立以来,健麾信息一直专注于为医疗服务和医药流通行业的药品智能化管理提供相应的产品及服务。目前,公司业务涵盖智慧药房、智能化静配中心及智能化药品耗材管理领域。其中,智慧药房项目已成公司的主要利润增长点,2017至2019年分别实现收入1.87亿元、2亿元和2.3亿元,占总营收的81.12%、78.64%、81.95%,期间完成项目数量分别为98套、102套和103套,项目数量和项目收入均持续增长。 戴建伟介绍,智慧药房项目是一个软硬件结合的智能化药品管理系统,在软件系统的管理和控制下,通过自动发药机、智能针剂管理柜、智能毒麻药品管理柜、智能预配货架、智能存取货架等设备,实现药房药品的自动化存储、调配、传送和发放。“通过智能化药品管理系统对药房工作进行流程再造,有助于提升药品调配效率、有效防范人为差错,实现药品库存效期智能管理,进而提升药事服务质量,改善药房工作条件,缩短患者取药等候时间,实现药房药品的智能化管理。”令戴建伟颇感自豪的是,智慧药房真正让技术击中了医疗服务的痛点、难点,让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之风吹向A股,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纷纷切入相关细分赛道,力求打造互联网医疗生态圈。健麾信息的挂牌上市,不仅壮大了A股互联网医疗阵营,更以其独具特色的智慧药房模式,开辟了一条互联网医疗的新赛道,摘得智慧药房第一股的桂冠。 效率革新为医者减负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既是经营之道,亦是创新之法。多年来,戴建伟不断从中国医疗服务的实际需求出发,跟随行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孜孜不倦地进行技术迭代、产品创新。 从人工补药到自由落药,到应用补药机械手实现半自动补药,再到整合推出H系列发药机,健麾信息创新的每一步都是一场效率革新。2018年起,公司采用新型技术路线,将工业机器人应用于智能化药品管理,研发并向市场推出D-plus、D-mini系列产品,实现了补药的全自动化,丰富了D系列的产品线,为客户提供了更多选择。 在戴建伟看来,工业机器人的应用,犹如给智慧药房装上“大脑”,令其更加智能,也令医院药房的效率革新逐步惠及更广阔的互联网医疗生态圈。 目前,公司拥有稳定的客户群体,与华润医药、国药控股、上海医药、柳药股份、重庆医药等大型医药流通企业,以及各医疗服务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公司为医药零售领域客户开发了药品智能化管理产品,并推向市场,目前已与阿里健康、平安健康、同仁堂等客户展开合作。 据咨询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统计,截至2018年末,健麾信息在门诊药房自动化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为30.20%。公司为包括北京协和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内的400余家医疗服务机构提供药品智能化管理项目的设计和实施。 站上A股舞台,健麾信息的“领跑者”姿态愈发耀眼。“公司力求通过运用符合我国医疗服务机构需求的自动化技术,将广大医务工作者从繁重的程序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好地投入到医疗服务中。”在戴建伟看来,国内智能化药品管理设备制造行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通过募投项目,公司有望较早介入潜在的市场空间,锁定目标用户,增强品牌影响力,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