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证监会例行召开的最新一期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回应了近期市场的热点话题，她表示，近期部分企业IPO被暂缓，是交易所依法依规作出的决定，不存在刻意收紧IPO的情况。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IPO节奏放缓作出上述回应，这当然是有所指的。因为近日有舆论称，上市节奏放缓了。四季度，创业板企业从提交注册到拿到批文平均耗时59天，而三季度平均耗时不足19天；科创板企业四季度从提交注册到拿到批文平均耗时66天，三季度平均耗时42天，上半年平均为47天。 数据同时显示，今年10月至今，共有21家科创板企业拿到IPO批文，而三季度有56家企业获得科创板批文。创业板四季度有21家企业拿到批文，三季度则有45家。数据表明，批文下发速度放缓了。所以，有舆论称，IPO节奏放缓了。 从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的回应来看，有关IPO节奏放缓的说法显然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因为从证监会来说，并没有刻意收紧IPO的情况。事实也是如此。虽然企业拿到批文的平均耗时以及拿到批文的家数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与IPO的节奏形成一定的正相关，但IPO节奏是否放缓有一个最直观的数据，那就是每周安排新股发行的数量，而从近3周的情况来看，新股发行的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减少。比如11月30日到12月4日，安排有10家新股发行；12月7日到11日，安排有12只新股发行；12月14日到18日，同样安排有12家新股发行，何来IPO节奏放缓之说呢？IPO节奏放缓的说法明显是在误导市场。 IPO节奏放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便真的出现IPO节奏放缓，那也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不会是管理层的刻意收紧。毕竟最近几年，管理层一直都在推行新股发行常态化，新股发行节奏基本上由市场来决定，管理层并未刻意干预新股发行节奏。特别是从去年科创板推出注册制以来，新股发行实际上一直处于高速发行状态，今年创业板又开始试点注册制改革。而注册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快新股发行，让更多的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到股市上市融资。很显然，IPO节奏放缓的说法是与注册制的初衷不符的。 尤其重要的是，最近高层在一些重磅会议上一直都在强调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包括“十四五”规划直接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写入其中，为此，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还写下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文章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所收录。因此，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政治，而IPO节奏放缓的说法显然是与这一大背景不相符的，是不懂政治的表现。 并且从目前的市场来说，也根本不需要放缓IPO节奏。一方面是新股发行仍然还是供不应求，任何一只新股的发行都受到市场的抢购，新股发行的数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另一方面从新股上市的表现来看，新股上市都让中签者有着较大的获利，近期上市的新股，仍然延续着“新股不败”的神话，还没有哪只股票上市就破发，这表明市场对新股充满了投资热情，投资者是热烈欢迎新股上市的。 不仅如此，从目前大盘的行情来看，不仅不低迷，甚至还很火爆。以上周五上证指数的收盘指数来看，沪指位于3347.19点的位置，相对于今年的行情来说，这是一个较高的指数位区域。也就是说，目前的大盘并没有救市的必要。也就更加没有必要通过放缓IPO节奏来调节股市行情的发展了。因此，放缓IPO节奏的说法完全是某些人的自以为是，遭到证监会的“打脸”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险资权益类投资的分类监管政策使劲“扇动着翅膀”，资本市场能收集到多少“暖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提升保险资金长期投资能力，防止保险资金运用投机化，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加强风险防控。对保险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设置差异化监管比例，最高可至公司总资产的45%。 实际上，该项会议内容是对4个月前银保监会发布的政策的“升维”推动。今年7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内容包括根据险企偿付能力充足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及风险状况等指标，设置差异化的八档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最高可到占上季末总资产的45%。 笔者认为，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险资分类监管作出部署，重点在于对保险机构发挥资本市场重要机构投资者作用进行“顶层引导”，以及提升优质险企对于险资运用的自主决策空间，从而在提升险企发展质量的同时，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首先，“最高至45%”的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是对于风控表现优异险企的特别授权，为其加速成长提供更大空间和可能。 目前，险企主要的资金运用渠道包括存款、债券等固收类投资以及权益类投资。由于存款和固收类投资更多的是依靠规模获取收益，因此险企的个性化竞争赛道主要集中于权益类投资。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余额为4.38万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22.57%，占上一个季度末总资产（2019年年底）的21.3%，而彼时险企权益类投资的占比上限为30%。也就是说，险企对于权益类投资权限的使用还是比较积极的。 这种积极一方面是源于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初心；另一方面，也在借此实现差异化竞争，提升险企自身经营业绩，以及其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 其次，资本市场欢迎中长期资金，但必然需要对资金设定“质量门槛”。 在供给非常充分的商品流通市场，只要是善意的资金，其进出的自由度通常较高，因为流通基本上是买卖双方的权利兑现，并不会对市场中其他个体产生比较大的扰动。但是，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需要对进场资金的质量设限，质量的评价维度包括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运作方式等。 这是因为，一方面，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需要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具体板块相匹配，这一点在散户方面，体现为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中的不同层级对投资经验和资金门槛的设置；对机构而言，虽然门槛不像散户那样直观，但是差异化监管显然明示了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资金的运作期限等具体运作方式也需要适合资本市场。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其行为与资本市场生态可能产生明显的交互作用，并进而可能影响其他资金权利的实现。因此，监管部门一直强调的是推进中长期资金入市。 保险资金先天具有长期性，且具有相对低风险下的相对高回报需求，与资本市场“气质匹配”。因此，监管部门愿意给予其中的风控“优等生”以更高的投资权限。 第三，险资权益类投资比例上限提升，虽然并不等于“直接入市”增加，但是资本市场越来越有能力从中赢取更多“流量”。 有部分观点认为，险资对于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投入在整个险资运用余额和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中均不突出，如今上限的提升，可能并不会产生明显影响。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险资年内投资运用余额20.85万亿元，较去年年底的18.53万亿元增长12.52%。其中，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2.75万亿元，较去年年底的2.44万亿元增长12.7%。截至10月末，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在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的占比为13.19%，较去年年底的13.17%小幅上升。此外，从一季度末的数据来看，股票、股基及混合型基金余额在权益类投资余额中的合计占比略低于50%。 从上述数据来看，险资好像对于A股投资的主动性略有不足，但实际并非如此。其一，险资大量的权益类投资可以跟随企业登陆多层次资本市场，因为险资对于实体企业的投资可能潜伏于从孵化期到PRE-IPO之间的任何阶段，这部分资金实际上为A股市场培育了优秀的拟上市、拟挂牌公司；其二，即便是暂时没有入市的险资，其考察的投资方向中也必然包括多层次资本市场。而近年来不断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的资本市场，自然有动力和能力吸引更多的险资进驻。 笔者认为，监管部门通过分类监管赋予险资的虽然是投资的权利，但是鉴于险资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职能、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的共同目标，鉴于险企自身的发展诉求，有能力的险企和险资将必然更好地行使权利，而主动变革、主动作为的资本市场有望收集到更多的政策“暖风”。
12月14日晚间，沪深交易所集体发布《股票上市规则（征求意见稿）》《退市公司重新上市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等多项文件，其中参照科创板、创业板经验，在退市程序上取消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环节，在财务类退市标准上新增组合财务退市指标。在退市新规发布后，截至目前，剔除15家暂停上市公司，两市共有208家风险警示公司。截至今日下午收盘，208家风险警示公司中144家出现下跌，占比近七成。其中，*ST公司123家，下跌87家；ST公司85家，下跌57家。可以看出，针对新发布的退市新规而言，其整体对于今日市场是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并非是所谓的放松标准，对于年报方面也是进一步严禁纵容造假。 细分至各退市标准来看，针对财务类方面，此次退市新规在注册制下已不再考察单一财务指标，以组合指标予以替代，退市标准的思路发生的转变，在新旧规衔接的时候，不再以旧规的标准考察公司各项指标，是符合退市制度改革方向的。优化财务类退市指标主要是包括三类，第一是净利润加营收组合指标；第二是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第三个是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总体来看，修订后的财务退市指标是对全市场更加公平的处理方式。针对交易类方面，此次退市新规在原来的面值退市指标修改为“1元退市”指标的基础上，同时增加了“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3亿元”的市值指标。我们认为，资金将越来越认识到，好的公司才能够有长期的投资机会，而垃圾股会越来越被资金所抛弃。长此以往，退市制度改革可以畅通A股一个重要的退出渠道，持续有公司触发面值退市，久而久之资金也将远离这类公司，进一步倒逼公司的优胜劣汰，完成市场自净。针对重大违法类方面，此次退市新规也进一步完善了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类指标。针对规范类方面，此次退市新规新增了两项，其一是新增“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退市指标。其二是新增“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的退市指标。 对于退市程序方面，此次的退市新规中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按照现行规则将被暂停上市的公司不暂停，是为了落实新证券法精神及科创板、创业板改革思路，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进而退市路径将大幅缩短。可以看出，由于新旧规衔接，之前*ST公司将离开原有规则规定的退市轨道，大部分公司可能因触及新规退市标准，或触及组合财务指标、或触及净资产和审意见类型指标，将进入新规下的退市路径。总体来看，由于新规退市退市流程由原先的4年缩短至2年，这些*ST公司如果在2020年年报披露后因触及新规指标被实施*ST，其退市周期与实施暂停一样，并无放松，但由于进入新规退市轨道，其适用的标准更加合理。此外，此次的退市程序的优化，将整体的退市时长缩短至15个交易日，也是进一步防止市场投机者的恶意炒作行为。 此次的退市新规推出，我们认为，随着资本市场重大改革的推进，资本市场生态的逐渐变化，市场各方对完善退市制度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这将推动退市制度的完善和监管力度的加强。与此同时，退市常态化将成为未来A股迈向国际化的坚实一步，打造良好的优胜劣汰市场生态，有望使得市场资源可以得到充分的优化配置。
年化收益率 年化收益率仅是把当前收益率。(日收益率、周收益率、月收益率)换算成年收益率来计算的，是一种理论收益率，并不是真正的已取得的收益率。比如某银行卖的一款理财产品，号称91天的年化收益率为3.1%；那么你购买了10万元，实际上你能收到的利息是10万*3.1%*91/365=772.88元，绝对不是3100元。 影子银行 简单理解，影子银行就是那些可以提供信贷，但是不属于银行的金融机构。美国的“影子银行”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SIV)i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中国，影子银行主要包括信托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货币市场基金、各类私募基金、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理财等表外业务。 CPI CPI (ConsumerPriceIndex) 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PPI PPI(ProducerPriceIndex)是生产者物价指数，衡量国内生产商所生产的产品(平均)价格。PPI上升，就是企业的生产价格指数上升。 热钱 热钱又称游资或投机性短期资本，通常是指以投机获利为自的快速流动的短期资本，其进出之间往往容易诱发市场乃至金融动荡。热钱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外汇股票、贵金属及其衍生产品市场等，具有投机性强、流动性快、隐蔽性强等特征。 路演 路演(Roadshow)，是国际上广泛采用的证券发行推广方式，指证券发行商发行证券前针对机构投资者的推介活动。公众號张林磊分析师活动中，公司向投资者就公司的业绩、产品、发展方向等作详细介绍，充分阐述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让准投资者们深入了解具体情况；并回答机构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蓝筹股 蓝筹股指的是那些在其所属行业内占有支配性地位、业绩优良、成交活跃、红利丰厚的大公司所发行的股票。“蓝筹”词起源于西方赌场，蓝色筹码是最值钱的筹码，所以投资者把其套用到股票上便形成了“蓝筹股”这一说法。 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一般是指由政府设立，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为目的，不以盈利为目标的金融机构。1994年，我国组建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一一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已于2008年12月16日转为商业银行。 市盈率 市盈率指在一个考察期：(通常为12个月的时间)内，股票的价格和每股收益的比率。投资者通常利用该比例值估量某股票的投资价值。 一板 一板市场：也称为主板市场，指传统意义上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证券发行、上市及交易的主要场所。主板市场是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状况，有“国民经济晴雨.表”之称。其上市企业多为大型成熟企业，具有较大的资本规模以及稳定的盈利能力。中国内地的主板市场包括上交所和深交所两个市场。 二板 二板市场：主要针对中小成长性新兴公司而设立，其上市要求一般比“一板”宽一些。与主板市场相比，二板市场具有前瞻性、高风险、监管要求严格、具有明显的高技术产业导向等特点。深交所的创业板属二板市场。 三板 三板市场：即代办股份转让业务，是指经中国证券业协会批准，由具有代办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采用电子交易方式，为非上市公司提供的特别转让服务，其服务对象为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新三板就是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系统。 科创板 科创板采用注册制，在上交所上市，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较高的科技创新企业，主要面向的是已经跨越创业阶段进入高速成长、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离岸金融 所谓离岸金融，是指以自由兑换货币为交易媒介，非居民(境外的个人、法人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等)参与为主，提供结算、借贷、资本流动、保险、信托、证券和衍生工具交易等金融服务，且不受市场所在国和货币发行国一般金融法律法规限制的金融活动。离岸金融的主要业务是吸收非居民的资金并服务于非居民融资需要;因此被形象地喻为“两头在外”的金融业务，所形成的市场称之为离岸金融市场。 金融脱媒 “脱媒”，也可以叫“非中介化”。是指资金供给绕开商业银行等媒介体系，直接输送到需求方和融资者手里，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比如企业需要资金时，直接在市场发债、发股票或者短期商业票据，而不是直接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短融中票 短融中票，是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简称。“短期融资券”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即由国内各家银行购买不向社会发行)和交易并约定在一年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中票”是“中期票据”的简称，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并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它的发行期限在1年以上，一般为3-5年。 银行间债券市场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是指依托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简称同业中心)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简称中央登记公司)的，包括商业银行、农村信用联社、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债券买卖和回购的市场。成立于1997年6月6日，经过近几年的迅速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目前已成为我国债券市场的主体部分。记账式国债的大部分政策性金融债券都在该市场发行并上市交易。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 同业拆借市场，亦称同业拆放市场，是指金融机构之间以货币借贷方式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市场。通俗地讲，就是金融机构间互相借钱的市场。同业拆借的资金主要用于弥补银行短期资金的不足，票据清算的差额以及解决临时性资金短缺需要。 同业拆借主要通过电讯手段成交，交易的金额较大。日拆一般无抵押品，单凭银行的信誉；期限较长的拆借常以信用度较高的金融工具为抵押品。 银根 银根一词往往被用来借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为减少信贷供给，提高利率，消除因需求过旺而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称为紧缩银根。反之，为阻止经济衰退，通过增加信贷供给，降低利率，促使投资增加，带动经济增长而采取的货币政策称为放松银根。 OTC OTC(OverTheCounter)即是场外交易市场，又称柜台交易市场。在很早以前，银行兼营股票买卖业务，因为采取在银行柜台上向客户出售股票的做法，所以这种市场被称为柜台交易市场。如今泛指在交易所之外进行交易的市场，也叫做场外市场。 反担保 反担保又称“求偿担保”、偿还约定书或保证书。是指为保障债务人之外的担保人将来承担担保责任后对债务人的追偿权的实现而设定的担保。打个比方说，就是一家担保公司或一个担保人为你的贷款作了担保，如果你还不了贷款，那么担保公司或担保人就要承担代偿责任，所以他们需要你向其提供一定的资产以保障自己的权益，这个过程就是反担保。 公募基金 公募基金是受政府主管部门监管的，向不特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这些基金在法律的严格监管下，有着信息披露，利润分配，运行限制等行业规范。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是相对于公募基金而言，是一种非公开宣传的，私下向特定投资人募集资金进行的一种集合投资。 信托贷款 信托是由信托公司办理的。信托贷款是指信托机构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运用信托存款等自有资金，对自行审定的单位和项目发放的贷款。 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是由银行来办理的。委托贷款是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 头寸 就是款项的意思，是金融界及商业界的流行用语。这个词语在银行里经常被使用，比如银行把当日的全部收付款中收入大于支出款项的情况，称为“多头寸”；如果付出款项大于收入款项，就称为“缺头寸”；到处想方设法调进款项的行为称为“调头寸”;如果资金需求量大于闲置量时就称为“头寸紧”。 金融超市 所谓金融超市，是指将金融机构的各种产品和服务进行有机整合，并通过与保险、证券、评估、抵押登记、公证等多种社会机构和部门协作，向企业或者个人客户提供的一种涵盖众多金融产品与增值服务的一体化经营方式。 天使投资 天使投资大部分时候投资一个企业的初创阶段，或者是一个项目刚启动阶段，投资额相对较小。 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往往是企业或项目已经运营一段时间以后，或许是你的产品经过了市场检验，或许是你的品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它才进来，起一定的助推剂作用，让企业做强做大。投资额较大。 PMI PMI的英文全称为PurchaseManagementIndex，中文翻译为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是一套月度发布的、综合性的经济监测指标体系，分为制造业PMI、服务业PMI，也有一些国家建立了建筑业PMI。 一级市场 金融市场方面的一级市场是筹集资金的公司或政府机构将其新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等证券销售给最初购买者的金融市场。换句话说，公司通过发行新证券集资是一级市场交易。 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是证券交易市场的别称，也被称证券流通市场；次级市场是指对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买卖、转让和流通的市场。在三级市场上销售证券的收入属于出售证券的投资者，而不属于发行该证券的公司。 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是指可进入流通领域，但非零售环节，具有商品属性，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使用的大批量买卖的物质商品。在金融投资市场，大宗商品指同质化、可交易、被广泛作为工业基础原材料的商品，如原油、有色金属、农产品、铁矿石、煤炭等。主要包括3个类别：即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和农副产品。 MBO MBO(ManagementBuy-Outs)即“管理者收购”的缩写。是目标公司的管理者或经理层利用外部融资资本来购买本公司的股权，从而改变本公司所有者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进而达到重组本公司并获得预期收益的一种收购行为。完成MBO之后，昔日的管理者就变成今日的股东了。 过桥资金 过桥资金是一种短期资金的融通，期限以六个月为限，是一种与长期资金相对接的资金。提供过桥资金的目的是通过过桥资金的融通，达到与长期资金对接的条件，然后以长期资金替代过桥资金。过桥只是一种暂时状态。它的特点是期限短、含金量高、资金回报高、风险较容易控制。 银行的不良资产 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常称为不良债权，其中最主要的是不良贷款，是指客户不能按期、按量归还本息的贷款。也就是说，银行发放的贷款不能按预先约定的期限、利率收回本金和利息。 战略投资者 具体来讲战略投资者就是指具有资金、技术、管理、市场、人才优势，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拓展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致力于长期投资合作，谋求获得长期利益回报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境内外大企业、大集团。
从疫情爆发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从年初到3月初，一直称赞中国的抗疫努力，而当欧美疫情加速扩散显现之后，其多次强调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甚至威胁对中国加征关税，无理地要求中国赔偿，以追究中国“防疫不力”的责任。然而，5月8日，中美双方牵头人通话，这是半年来首次，中美关系又有所缓和。内容主要聚焦在两方面：第一，应加强宏观经济和公共卫生合作；第二，努力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地创造有利氛围和条件。在看似矛盾的态度之下，实质上是美国权衡现实经济状况的考量结果，我们认为短期双方发生实质性冲突的概率较小，更多会呈现在言语冲突以及威胁，在美国疫情缓解之前，没必要担心中美关系失控。1）当新冠疫情最开始在中国爆发时，美国以旁观者的视角进行评价和审视，因此会赞赏中国的态度和专业度，然而当美国确诊人数逐渐增多时候，暴露出欧美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确实失职，为了推卸责任，转移矛盾，把矛头转向中国；2）美国大选已经逐步开启，候选人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对华的遏制将成为重要的选择，从历史来看，总统大选前半年，中美关系往往处于冰点，不过当前中美两国经济均受到疫情的严重拖累，财政状况均不乐观，如果采取过激的手段，无疑对双方疲弱的经济雪上加霜；3）美国一季度经济数据下行超出预期，失业率大幅攀升，二季度将迎来更严重的衰退，在此环境下，美国不敢贸然实质性地加大贸易摩擦，尤其是，经济以及美股是特朗普的重要政绩，其更多会以打嘴仗的形成进行。以上是对中美关系近期状况的简要分析，为了让大家更加全面理性的看待中美关系，我们将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1）以史为鉴，美国为何要发起贸易战？ 2）我们要对中美关系抱有什么期待？3）中美关系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以史为鉴，美国为何要发起贸易战？从历史来看，与目前中美关系相似度最高的阶段，大概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美日关系。当时美国经历了经济下行、通货膨胀、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当美国在二战后最艰难的阶段挣扎时，其亲手扶持起来的小弟（日本）飞速发展，到了八十年代初，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各个行业不断崛起，汽车、半导体、家电等大量出口美国，美国贸易逆差拉大，工人不满情绪提升，对日本敌意逐渐加深。于是，美国开始了对日本的严厉制裁，进行贸易战，大幅提高关税，但日本在军事和政治上严重依赖美国，于是，只能不断地妥协退让。最关键的节点，1985年，日、英、法、西德、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助力美元大幅贬值，以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但这使得日元不断升值，吸引了大量国际热钱，外贸竞争力下行，股市楼市大幅上涨，形成了巨大而脆弱的泡沫。最终，日本为了抑制过热的经济，开始自杀式地大幅收紧流动性，最终国际资本出逃，楼市股市崩盘，日本经济也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再也难以威胁到美国的地位。对标当前中美关系目前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世界的生产力也逐渐进入瓶颈期，全球基本上进入了存量市场，中国成为少数的经济发展增速较快的国家，而美国企图通过阻止和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从而分得更大比例的蛋糕。而首要的对象就是中国，中国是比日本更强劲的经济体，拥有14亿人口，4亿多的中产阶级，受教育人口逐渐增加，工程师红利逐渐凸显，是产业链最全的经济体，这次疫情可以作证，我国以一己之力，承担了几乎全球的口罩、消毒液、防护服等等。另外，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逐渐从低端制造业往中高端制造业过渡，而高端制造业以及创新科技是美国占据绝对优势的领域，而中国5G的崛起让美国害怕，担忧中国挑战其全球第一的霸主地位，这触碰了美国最根本的赖以生存的根基。相比日本，我国有更强的政治以及军事的独立性，有更强的改革决心和勇气，以更加接纳的心态进行自身的不断完善。因此，我国的姿态也不会像日本那么不断退让。我们要对中美关系抱有什么期待？在我国的高端科技逐步加速发展，尤其是5G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极的背景下，美国感受到极大威胁，千方百计地针对华为开展一系列的制约，而一个国家针对一个公司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美国政府迫切采取加大贸易争端、逆全球化、制造业回流、美元回流等措施，以实现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诉求。从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战会长期化，持久战，中美关系是竞争与合作。美国有制造业回流以及遏制中国崛起的诉求，竞争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创新科技领域；合作在于，目前全球产业链分工明确，中国产业链优势明显，美国需要中国低成本的产品以及中国庞大的需求市场。从短期来看，站在客观的角度，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将进入衰退，下行压力加大，中美必须加强合作，迫于这些限制，短期中美关系不会恶化，更多是特朗普为了争取选票，通过打嘴炮的形式转移矛盾，但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美国可能会继续有加大贸易战的诉求。中美关系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从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整体呈现“升级—试探—再升级—再试探—双方达成阶段性协议”的逻辑演变，贸易战只会阶段性缓和，但不会结束。不管是18年还是19年，我们会发现，中美关系在A股市场中仅扮演着事件冲击的角色，对短期的风险偏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拉长1-2年来看，中美关系仅仅影响了市场的节奏，对市场的趋势影响较小。从目前来看，在美国疫情好转之前，中美关系实质性破裂的概率较小，对市场不会产生太大的波动，一旦美国经济有所好转，贸易摩擦可能会重新加大。对目前A股市场，我们认为，3月份底部夯实，很难跌破当时的位置，下行空间有限。目前市场政策、流动性没有问题，短期不会转向，盈利逐渐恢复，市场焦点在于经济回升的力度是否符合预期。近期市场反弹幅度较快，沪指接近2900点，但成交量一直没有起来，风格仍然以科技成长为主导。近期需要关注两点：1）两会在月底召开，市场期待超预期的政策落地，对全年经济目标十分关注，这块是否符合预期对市场走势影响会比较大。2）海外疫情仍在扩散，美国单日新增确诊仍然保持在2.5-3万之间的高位水平，失业率呈现较高水平，然而美股反弹力度十分巨大，纳斯达克指数基本上收复失地，短期来看，美股可能存在一定的回调风险，主要是消化基本面，但幅度会控制在10%以内，投资者可以有所警惕，美股回调也可能会对A股产生一定影响。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以上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P2P清零了，批判与反思成了主流声音。作为一种投资者警示教育，严厉批评未尝不可；但对金融从业者、潜在的金融科技创业者，若也把这段历史简单看过，一概否定了事，是无法真正吸取经验教训的。 后视镜思维下，P2P的缺陷一目了然，那是因为历史进程本身已经把千万种可能性走成了唯一的一条路；身在其中时，受各种正面、负面因素影响，眼前总有多条路可选，不是那么容易看清的。正因如此，简单对P2P下个断语，是远远不够的。 事出有因 谈论中国历史时，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如是说： “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产生一种骂历史、骂祖先，甚至骂地理的读物。……可是这样情绪激动之后，把当初寻觅因果关系的初衷整个忘记。凡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说历史为何如是之展开，无法坚持历史应该如是展开才合情理。” 同样，对于P2P，与其抓住事后的问题批个不停，或纠结于“如果当初这样或那样就好了”，不如剖析其兴起的大环境与土壤，寻觅背后的因果关系，知其所以然，然后镜鉴未来。 国内最早的P2P产生于2007年，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网络支付也刚刚兴起，金融线上化的土壤还不成熟。作为一种创业舶来品，P2P几乎一点水花也没能溅起。 到了2012年前后，尽管P2P尚不为大众所知，但智能手机驱动的“互联网+”浪潮已经开启，电子商务、团购、微博、微信……，越来越多的场景从线下走到线上。虽然人们还不习惯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但对于金融业务的线上化，已经做好了准备。 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我在银行工作，就已经听闻个人金融部的几个同事跳槽去了P2P公司，当时还颇感惊奇，事后来看，或许这便是两三年以后银行员工离职潮的滥觞。 2013年，互联网宝宝理财引来全民热议，被视作互联网金融元年，整个社会舆论都不吝赞美之词。支付、理财的线上化，又加速了贷款线上化，在用户心智层面，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渐渐成为一种风尚，成为某种新生活方式的象征。 至此，P2P的市场环境才趋向成熟了，在互联网金融的大旗下，P2P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截止2014年末，运营平台1575家，待还余额超过千亿。 致命缺陷 P2P的快速发展，除了大环境给力，主流平台推出的“担保兑付”模式也至关重要。 2009年，红岭创投等平台推出了担保模式，出借人不需再评估单个项目风险，只要评估平台的跑路风险即可，大大降低了决策成本，也给P2P投资披上一层“低风险”的外衣，为2013年之后P2P乘风而起奠定基础。 经历过P2P爆雷潮，我们已知道担保兑付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扩大规模的利器，也是风险反噬自身的利刃。除此之外，平台兑付还是资金池模式的元凶。 事后看，抛开蓄意欺诈的伪P2P不谈，多数P2P平台都死于资金池，有了资金池就有期限错配和风险错配，简单清晰的信息中介变成了复杂的类银行业务，披着信息中介的帽子又缺乏杠杆约束，不可能不出问题。 但资金池并非凭空的“创新”。P2P点对点模式与资金池模式本不相容，之所以从点对点过渡到资金池，中间需要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平台担保兑付。 既然平台承诺本息保障，点对点也就不重要了，为提高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配置效率，资金池模式应运而生，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担保兑付背离了信息中介定位，但当时主流的资管产品都有刚兑属性，P2P平台的做法也就不显得突兀。此外，不少平台的本息保障引入了担保公司，也有些平台主打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房抵、车抵或股权质押等“低风险”业务（不论真假，起码宣传上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本息保障看上去是可行的。 当然，事后看，市场还是低估了担保兑付模式的巨大破坏力，这背后，也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风险无人识？ 这几年P2P问题频发，很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常常不能理解：为何P2P快速崛起时，其潜在风险不受重视呢？ 其实，市场对P2P的风险很早就有认知。2014年虽是P2P大发展之年，也是问题集中显现的一年，先后有275家平台出现问题，要么关门跑路，要么资金兑付出现问题，涉嫌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更是比比皆是。 针对行业暴露的这些问题，监管机构和行业专家也在各种场合给出了解决思路，涵盖了资金第三方存管、严禁平台兑付、严禁资金池、充分信息披露等要求，与后续P2P备案的基本规则一般无二。 举例来说，早在2014年4月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就已经提出“P2P和众筹融资要坚持平台功能，不得变相搞资金池，不得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从事证券业务等非法金融活动。” 这句话对P2P的风险识别是很准的，后续P2P平台出问题，多数都死于资金池运作或非法集资。但看到风险，不代表要一杆子打死。 当时，主流金融体系在普惠群体融资难、民间金融规范化、传统金融创新求变等领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市场各方对互联网金融寄予厚望，愿意包容新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普惠群体融资难。截止2014年末，央行有信贷记录自然人仅为3.5亿人，年增长保持在3000万人左右，信贷服务基本仍在存量客群中打转。同时，2010-2015年间，除房贷以外的个人贷款增速持续下滑，普惠金融破局变得愈发急迫，这种情况下，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贷款模式探索自然被给予厚望，而P2P恰恰是个中翘楚。 此外，当时P2P平均出借利率高达18%以上，现在看不可思议，在当时并不算离谱。2014年之前，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基本在20%以上，事实上，市场甚至希望借助P2P的力量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下行，毕竟相比线下，线上模式低成本、高效率特征广为人知。 更重要的是P2P行业的规模尚小，一般认为掀不起什么大浪，市场的容忍度也就高一些。所以，尽管市场人士都呼吁平台不能刚性兑付，不能搞资金池，但也仅限于呼吁。毕竟大家的共识是解决问题需循序渐进，急是没用的。 硬着陆 可是，当P2P发展速度远超市场预期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互联网的“破坏力”。 2015年中，泛亚金属交易所爆雷，下半年，e租宝兑付出现问题。百亿级平台接连出事，针对P2P的监管提速。但借助互联网威力，P2P扩张的速度远超规则落地的速度，短短两三年内，竟趋近于“大而难倒”之势。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总原则下，大而难倒也不能不倒，不得不以“硬着陆”结束。 2014年末，P2P待还余额刚突破千亿大关，2017年9月，便已突破万亿大关。在这期间，P2P监管暂行办法落地，持续夯实地方监管力量，备案开始推进。进展不可谓不快，只是P2P扩张速度更快。 同期，实体经济推动供给侧改革，结构优化、优胜劣汰，一些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的企业无法从主流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继而转向了P2P平台。而P2P大扩张过程中，不少平台为追求规模背离了小额普惠定位，也在积极向企业借款人靠拢。二者的结合，为2018年中的爆雷潮埋下隐患。 这次爆雷潮的展开，是环环相扣的流动性危机。2018年6月16日，唐小僧爆雷，市场解读为平台返利模式的陷落，行业内出现了流动性冲击波，但大平台依旧具有吸引力；7月14日，投之家爆雷，市场开始对所谓的大平台失去信心，引发行业流动性恐慌。之后半个月内，日出借人数从2.3万人降至6000人左右，流动性压力袭击所有平台，很多实力薄弱的平台在冲击下陷入困境，引发爆雷潮。 当然，此次爆雷潮，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经此一役，各方对P2P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之前小心翼翼地整改是为了避免批量爆雷冲击出借人，既然已经对出借人造成巨大伤害，小心翼翼就没有必要了。 2018年8月，全国P2P网贷整治办下发《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以12月末为限，要求P2P走完“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三道程序，整改全面提速。 再后来，在严监管约束下，头部平台加速转型，中小平台持续退出，在此起彼伏的清退潮中，P2P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镜鉴未来 “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P2P短短几年的兴衰，尽显互联网金融领域创业百态，几乎每一类机构，都能在这段历史中找到一个剖面。站在从业者的角度，真正让人感慨的，还是兴衰背后不同平台的不同结局。 P2P作为一个行业覆灭了，但并非每一家平台的下场都很惨淡。这背后的区别，便是行业发展蕴含的经验教训之所在。 那些成功转型的平台，既没有提前预料到P2P的清退结局，过程中也曾采用“担保兑付”模式，最后之所以挺了过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始终敬畏市场、持续夯实发展基础（客户、风控等），并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愿意着眼于未来随时调整策略。 行业发展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由偶然性因素引发，偶然性又受必然性制约，二者互为因果，使得在行业发展的每一步，都展现出了多种可能性，也使得预测市场终极走势变得不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对市场保持敬畏，不去做一些与基本规律相左的事情；同时，积极把握能把握的，以不变应万变。 P2P的覆灭，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背后也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若只是对P2P简单下个断语，不仅会抹杀这段历史蕴藏的多种可能性和启发意义，也无益于培养我们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敬畏之心。 展望未来，B端产业互联网的大潮迎面而来，这其中，也蕴藏着很多机会和陷阱。何为机会、何为陷阱，我们无从识别，但如果能吸收P2P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一些。
证券公司保荐业务最新规范指南来了，请各位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号入座”。 12月4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制定并发布了《证券公司保荐业务规则》（简称《规则》）。《规则》针对证券公司保荐业务重点和薄弱环节补短板、建制度，在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管理、保荐业务自律管理以及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等方面做出全面细化规定。 笔者认为，《规则》将成为注册制下证券公司开展保荐业务的重要规范和指南，将从制度层面护航注册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和顺利推进。另外，其展现的三大亮点也将有助于切实加强保荐项目质量控制，提升保荐代表人、其他从事保荐业务人员的道德水平和专业能力，推动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 亮点一，强化保荐机构内部问责机制，压实中介机构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提升保荐机构执业质量。 保荐机构是资本市场投融资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在市场中扮演着证券发行上市“第一看门人”的重要角色。新股发行注册制改革的稳步推进，也要求保荐机构必须健全与之相适应的能力和责任体系。 因此，《规则》内容之一就是健全保荐机构责任体系，强化保荐机构内部问责机制，完善勤勉尽责的示范标准，加强证券中介机构保荐协作，推动各方主体归位尽责，形成市场合力。 笔者认为，压实保荐机构市场“看门人”责任，建立统一、规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标准，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全面推行注册制的重要基础，只有发挥好资本市场“看门人”的作用，保荐机构才能实现有“荐”更有“保”，为市场把好关、看好门。 亮点二，建立保荐代表人名单分类机制，形成对保荐代表人的诚信约束、道德约束、声誉约束、市场约束。 在现行的发行保荐制度下，保荐代表人的执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成为发行项目质量控制的关键。因此，《规则》进一步加强对保荐代表人的自律约束，建立保荐代表人名单分类机制，通过分类公示保荐代表人的执业情况、专业能力水平评价情况、诚信信息、处罚处分措施情况等，对保荐代表人实施动态分类管理。 通过建立保荐代表人名单分类机制，多维度建立并公布保荐代表人综合执业信息名单、受过处罚处分措施的名单等，促进保荐代表人自发形成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内生动力和诚实守信、廉洁自律的自我约束力，不断提升保荐代表人的道德水平和专业能力，高质量执业。 亮点三，补短板、建制度，建立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自律约束机制，构建保荐业务的良性执业生态。 《规则》的亮点之一就是强化对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自律约束机制，这也是中国证券业协会发挥自律管理职责、构建优胜劣汰的良性执业生态的重要举措。 《规则》通过完善保荐机构执业质量评价、保荐代表人名单分类机制、公示和推广以及即时响应等多种自律管理机制，积极发挥自律管理的协同作用，构建区别于行政监管、差异化、市场化的约束机制。 通过建立上述市场化的自律约束机制，将会有利于促进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在提升保荐代表人专业能力和执业质量的同时，也将引导市场执业生态进入良性循环。 笔者认为，当前，资本市场正在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为保荐业务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但同时也对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提出了新要求，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要根据《规则》“对号入座”，勤勉尽责，压实“看门人”责任，抓住改革的新机遇，实现保荐业务的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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