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清零了，批判与反思成了主流声音。作为一种投资者警示教育，严厉批评未尝不可；但对金融从业者、潜在的金融科技创业者，若也把这段历史简单看过，一概否定了事，是无法真正吸取经验教训的。 后视镜思维下，P2P的缺陷一目了然，那是因为历史进程本身已经把千万种可能性走成了唯一的一条路；身在其中时，受各种正面、负面因素影响，眼前总有多条路可选，不是那么容易看清的。正因如此，简单对P2P下个断语，是远远不够的。 事出有因 谈论中国历史时，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如是说： “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产生一种骂历史、骂祖先，甚至骂地理的读物。……可是这样情绪激动之后，把当初寻觅因果关系的初衷整个忘记。凡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说历史为何如是之展开，无法坚持历史应该如是展开才合情理。” 同样，对于P2P，与其抓住事后的问题批个不停，或纠结于“如果当初这样或那样就好了”，不如剖析其兴起的大环境与土壤，寻觅背后的因果关系，知其所以然，然后镜鉴未来。 国内最早的P2P产生于2007年，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网络支付也刚刚兴起，金融线上化的土壤还不成熟。作为一种创业舶来品，P2P几乎一点水花也没能溅起。 到了2012年前后，尽管P2P尚不为大众所知，但智能手机驱动的“互联网+”浪潮已经开启，电子商务、团购、微博、微信……，越来越多的场景从线下走到线上。虽然人们还不习惯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但对于金融业务的线上化，已经做好了准备。 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我在银行工作，就已经听闻个人金融部的几个同事跳槽去了P2P公司，当时还颇感惊奇，事后来看，或许这便是两三年以后银行员工离职潮的滥觞。 2013年，互联网宝宝理财引来全民热议，被视作互联网金融元年，整个社会舆论都不吝赞美之词。支付、理财的线上化，又加速了贷款线上化，在用户心智层面，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渐渐成为一种风尚，成为某种新生活方式的象征。 至此，P2P的市场环境才趋向成熟了，在互联网金融的大旗下，P2P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截止2014年末，运营平台1575家，待还余额超过千亿。 致命缺陷 P2P的快速发展，除了大环境给力，主流平台推出的“担保兑付”模式也至关重要。 2009年，红岭创投等平台推出了担保模式，出借人不需再评估单个项目风险，只要评估平台的跑路风险即可，大大降低了决策成本，也给P2P投资披上一层“低风险”的外衣，为2013年之后P2P乘风而起奠定基础。 经历过P2P爆雷潮，我们已知道担保兑付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扩大规模的利器，也是风险反噬自身的利刃。除此之外，平台兑付还是资金池模式的元凶。 事后看，抛开蓄意欺诈的伪P2P不谈，多数P2P平台都死于资金池，有了资金池就有期限错配和风险错配，简单清晰的信息中介变成了复杂的类银行业务，披着信息中介的帽子又缺乏杠杆约束，不可能不出问题。 但资金池并非凭空的“创新”。P2P点对点模式与资金池模式本不相容，之所以从点对点过渡到资金池，中间需要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平台担保兑付。 既然平台承诺本息保障，点对点也就不重要了，为提高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配置效率，资金池模式应运而生，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担保兑付背离了信息中介定位，但当时主流的资管产品都有刚兑属性，P2P平台的做法也就不显得突兀。此外，不少平台的本息保障引入了担保公司，也有些平台主打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房抵、车抵或股权质押等“低风险”业务（不论真假，起码宣传上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本息保障看上去是可行的。 当然，事后看，市场还是低估了担保兑付模式的巨大破坏力，这背后，也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风险无人识？ 这几年P2P问题频发，很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常常不能理解：为何P2P快速崛起时，其潜在风险不受重视呢？ 其实，市场对P2P的风险很早就有认知。2014年虽是P2P大发展之年，也是问题集中显现的一年，先后有275家平台出现问题，要么关门跑路，要么资金兑付出现问题，涉嫌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更是比比皆是。 针对行业暴露的这些问题，监管机构和行业专家也在各种场合给出了解决思路，涵盖了资金第三方存管、严禁平台兑付、严禁资金池、充分信息披露等要求，与后续P2P备案的基本规则一般无二。 举例来说，早在2014年4月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就已经提出“P2P和众筹融资要坚持平台功能，不得变相搞资金池，不得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从事证券业务等非法金融活动。” 这句话对P2P的风险识别是很准的，后续P2P平台出问题，多数都死于资金池运作或非法集资。但看到风险，不代表要一杆子打死。 当时，主流金融体系在普惠群体融资难、民间金融规范化、传统金融创新求变等领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市场各方对互联网金融寄予厚望，愿意包容新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普惠群体融资难。截止2014年末，央行有信贷记录自然人仅为3.5亿人，年增长保持在3000万人左右，信贷服务基本仍在存量客群中打转。同时，2010-2015年间，除房贷以外的个人贷款增速持续下滑，普惠金融破局变得愈发急迫，这种情况下，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贷款模式探索自然被给予厚望，而P2P恰恰是个中翘楚。 此外，当时P2P平均出借利率高达18%以上，现在看不可思议，在当时并不算离谱。2014年之前，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基本在20%以上，事实上，市场甚至希望借助P2P的力量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下行，毕竟相比线下，线上模式低成本、高效率特征广为人知。 更重要的是P2P行业的规模尚小，一般认为掀不起什么大浪，市场的容忍度也就高一些。所以，尽管市场人士都呼吁平台不能刚性兑付，不能搞资金池，但也仅限于呼吁。毕竟大家的共识是解决问题需循序渐进，急是没用的。 硬着陆 可是，当P2P发展速度远超市场预期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互联网的“破坏力”。 2015年中，泛亚金属交易所爆雷，下半年，e租宝兑付出现问题。百亿级平台接连出事，针对P2P的监管提速。但借助互联网威力，P2P扩张的速度远超规则落地的速度，短短两三年内，竟趋近于“大而难倒”之势。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总原则下，大而难倒也不能不倒，不得不以“硬着陆”结束。 2014年末，P2P待还余额刚突破千亿大关，2017年9月，便已突破万亿大关。在这期间，P2P监管暂行办法落地，持续夯实地方监管力量，备案开始推进。进展不可谓不快，只是P2P扩张速度更快。 同期，实体经济推动供给侧改革，结构优化、优胜劣汰，一些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的企业无法从主流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继而转向了P2P平台。而P2P大扩张过程中，不少平台为追求规模背离了小额普惠定位，也在积极向企业借款人靠拢。二者的结合，为2018年中的爆雷潮埋下隐患。 这次爆雷潮的展开，是环环相扣的流动性危机。2018年6月16日，唐小僧爆雷，市场解读为平台返利模式的陷落，行业内出现了流动性冲击波，但大平台依旧具有吸引力；7月14日，投之家爆雷，市场开始对所谓的大平台失去信心，引发行业流动性恐慌。之后半个月内，日出借人数从2.3万人降至6000人左右，流动性压力袭击所有平台，很多实力薄弱的平台在冲击下陷入困境，引发爆雷潮。 当然，此次爆雷潮，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经此一役，各方对P2P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之前小心翼翼地整改是为了避免批量爆雷冲击出借人，既然已经对出借人造成巨大伤害，小心翼翼就没有必要了。 2018年8月，全国P2P网贷整治办下发《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以12月末为限，要求P2P走完“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三道程序，整改全面提速。 再后来，在严监管约束下，头部平台加速转型，中小平台持续退出，在此起彼伏的清退潮中，P2P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镜鉴未来 “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P2P短短几年的兴衰，尽显互联网金融领域创业百态，几乎每一类机构，都能在这段历史中找到一个剖面。站在从业者的角度，真正让人感慨的，还是兴衰背后不同平台的不同结局。 P2P作为一个行业覆灭了，但并非每一家平台的下场都很惨淡。这背后的区别，便是行业发展蕴含的经验教训之所在。 那些成功转型的平台，既没有提前预料到P2P的清退结局，过程中也曾采用“担保兑付”模式，最后之所以挺了过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始终敬畏市场、持续夯实发展基础（客户、风控等），并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愿意着眼于未来随时调整策略。 行业发展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由偶然性因素引发，偶然性又受必然性制约，二者互为因果，使得在行业发展的每一步，都展现出了多种可能性，也使得预测市场终极走势变得不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对市场保持敬畏，不去做一些与基本规律相左的事情；同时，积极把握能把握的，以不变应万变。 P2P的覆灭，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背后也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若只是对P2P简单下个断语，不仅会抹杀这段历史蕴藏的多种可能性和启发意义，也无益于培养我们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敬畏之心。 展望未来，B端产业互联网的大潮迎面而来，这其中，也蕴藏着很多机会和陷阱。何为机会、何为陷阱，我们无从识别，但如果能吸收P2P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一些。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其持续时间和影响深度远超预期，尽管如此，全球IPO活动依旧表现亮眼。12月21日，安永发布了《中国内地和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市场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IPO活动仍保持一定的增长，预计有1338家企业在全球上市，同比上升17%；筹资额上升27%，预计为2654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表现相当突出，IPO数量和筹资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49%和55%，占全球总量的40%和45%。“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但各地的IPO市场仍充满韧性并持续增长；特别是中国内地和香港市场，在IPO总数量和集资额方面均表现强劲。在新常态下，企业纷纷抓紧上市机遇，以扩大资本基础并为未来发展注入新动能，应对明年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市场前景。”安永华明审计服务合伙人刘国华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科创板超越主板《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报告显示，得益于中国内地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科创板的平稳运行，推动A股IPO筹资额创2010年以来新高且平均筹资额保持高位。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IPO数量全球第一，按筹资额排名，中国企业在全球前十大IPO排名中高居前三甲。今年10月，国务院提出“全面推行、分步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注册制的实施有力地推进了创业板的上市速度。报告显示，通过注册制发行的IPO项目已经超过审核制，数量和筹资额分别占全年总量的53%和61%。A股市场展现出积极拥抱注册制的态势，注册制下的排队企业占A股全部排队上市企业的76%，新股发行通过率攀升至95%。值得注意的是，科创板今年更超越主板，IPO数量和集资额在A股各板中均列第一。2020年A股前十大IPO共筹资1417亿人民币，同比增加41%，其中有7家来自科创板，共筹资839亿人民币，筹资额占十大的59%。更值得一提的是，中芯国际成功上市，推动科技、传媒和通信行业列十大IPO募资额首位。注册制落地后，新股发行采用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化询价、定价、配售机制。新股发行进一步市场化，新股上市前五天不设涨跌幅限制。科创板与实施注册制后的创业板首日涨幅均超过100%。科创板平均首日回报率升至187%的峰值，深圳创业板亦升至158%，平均首日回报高于其他板块。安永华明审计服务合伙人费凡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推行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将带动资本市场关键制度创新，同时完善更具包容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关系，有利于助力深化改革A股市场。“证监会的注册制和退出机制改革对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有助市场实现优胜劣汰。”费凡如是说。A股市场将持续保持活跃2020年是当之无愧的IPO大年。报告显示，2020年A股市场全年预计有395家公司首发上市，由于多家百亿级企业上市以及注册制的实行，今年筹资额达到了人民币4,707亿元，创2010年以来新高，平均筹资额也保持在近年来的高位。与去年相比，IPO数量和筹资额同比分别增长97%和86%，可见疫情并未影响上市活动。2020年依然是中小型IPO占据主力，超过三成的集资额来自10亿人民币以下的IPO，略高于去年同期。从行业来看，百亿级IPO助力科技、媒体和通信成为筹资额第一的行业，工业行业位列IPO数量第一。从地区来看，江苏和上海分列IPO数量和筹资额首位，得益于中芯国际的上市，上海新股筹资额名列第一，北京仅次于上海位列第二。针对2021年A股市场IPO活动的预期，费凡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在疫苗问世，宏观政策回归中性的情况下，2021年GDP增速乐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十四五”规划支持直接融资也将利好资本市场和IPO活动。“我们看到一系列利好因素，如明年注册制有望全面推进，随着进一步强化A股退市机制，上市企业质量提高也将改善A股生态。预计2021年IPO活动依旧保持活跃。从行业分布来看，在排队企业中多家独角兽企业主要集中在科创板和创业板，这两个板块有望成为明年上市的生力军。”费凡表示。对此，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也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今年国内IPO市场的空前热度，主要原因是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以及去年的科创板注册制试点延续。2021年有望全面推进注册制，所以IPO市场会延续2020年的势头，甚至上市企业数量会更多，市场选择和淘汰公司会加速，市场会越来越分化，投资者打新也会有风险，要注意挑选标的投资。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新一年宏观政策指明了方向。当前，宏观经济实现了“V”型反转。“工业增速快速反弹、企业信心的恢复加快、外贸超预期增长、投资需求持续恢复、到第三季度为止，全年累计GDP增长已经转正，累计实际增长为0.7%，所以，从当季同比数据来看，V型反转的趋势是很明确的。”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月度数据分析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尹恒表示。不过，尽管中国经济实现了“V”型反转，但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复苏仍在路上，经济尚未驶入正常轨道，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比如，经济复苏冷热不均，服务业生产尚在恢复之中；投资复苏的内在动力并不稳固，目前还是过度依赖于房地产投资；消费复苏相对缓慢；各类物价指数持续低迷；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不高。因此，尹恒建议，短期应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维护稳定复苏；长期应解决市场扭曲的问题。未来一段时期，不宜过早设立超常规积极财政政策向常规性积极财政转变的时间表，财政赤字率的调整、特别国债的退出、专项债规模的适度下调、对于特殊行业中小企业补贴的退减、中央财政直达资金的调整等政策措施变化都应该谨慎、尽量维持政策连续性。谨防内外风险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看来，中国未来的经济复苏和国际环境是不可分割的，美国提供需求，中国实现供给，美国提供货币，中国实现增长。“从国际需求来看，当前旺盛的国际需求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并不是常规的状态，尽管今年外贸和相关外汇储备的增加都是很好的消息，也是国际市场、国际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个表现，但随着明年形势的发展，这些原因可能会减弱、甚至消除、甚至逆转，这都是风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表示。而从内部来看，中国经济也隐藏着一定风险。“我们认为现在妨碍高质量发展主要的因素是市场扭曲，比如在金融市场上，不少严重缺乏活力的僵尸企业还在不断吸收和消融金融资源；产品市场上，市场准入的限制、项目审批、强制淘汰等等行政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可能扭曲市场。着眼未来，应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关键抓手就应该是去减轻或者消除各类市场扭曲。”尹恒表示。同时，债务风险的累计还在加剧，企业偿还负债的能力特别是周转能力更加困难，很容易出现信用性事件，特别要防止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从宏观经济上看，还是要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因为可以预计到明年，全世界其他经济体还是促进复苏的政策。”毛振华表示。在他看来，外围环境的变化到底对国内经济影响有多大，是值得讨论的。一方面我国要做好最困难的准备，因此提出了内循环。这既是长远，也是当前的紧迫问题。“在疫情之后，特别是中美冲突的叠加之后，我们觉得要用更底线的思维，要在不断补短板的过程中能够把内循环做起来。所以，明年从我对经济政策宏观考虑的建议来看，还是聚焦内循环，内循环聚焦补短板。”毛振华表示。维持政策连续性当前，双循环也对我国更深层次的布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高新技术上的布局，在核心产业上进行国产替代的布局，以及在出口转内销层面等方面的一系列布局，需要未来财税改革的配合，需要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调整，完成新战略与传统战略的对接。”尹恒表示。比如，要解决市场扭曲问题，应加快产业政策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理顺政企关系，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转型的积极性与自主性。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协调，提升产业政策质量。而在毛振华看来，超常规、稳增长、宽松的经济增速，是中国经济快速回暖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保持定力，扩张性政策定位不宜大幅度转向。当前，我国的货币投放量较大，今年再创新高，但实体经济仍面临比较困难的局面，因此，宽货币、紧信贷，以降低利率为主，而不是扩大信贷规模，这也是一个解决虚拟经济和脱实向虚问题法人重要思维。尹恒表示，货币政策方面，建议维持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他认为，货币政策虽然在今年3季度开始做出边际调整，但总体看我国当前的复苏路径还需要政策支撑，未来政策取向和力度都需要继续保持稳定，在稳健的基础上控制节奏，注意防范经济下行风险。推动以消费为基础的大循环，需要进一步增加普惠性消费金融力度。在加强监管和信贷风险控制下，推动正规金融体系和金融科技的融合，提升普惠金融力度。同时，还应该重点关注财政政策效率不高问题。近期对于四季度密集实施剩余预算，需要科学把握进度来保证效率。对于前期抗击疫情的财政结构性投放，在一些方面可能需要做出调整。配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财政结构上的安排应有重新审视，做出布局点和着力点的变化。
纵观历年来A股市场的退市情况，确实显得并不乐观。根据东方财富(行情300059,诊股)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以来，剔除吸收合并以及重新上市的企业，A股市场累计退市数量仍不到百家。从2015年以来，A股市场的退市公司数量开始有所增加，但年内退市公司依然未能够突破20家，今年属于历年来退市数量最多的年份，但截至目前，全年退市公司数量为17家，尚未突破20家的水平。 A股市场的退市公司数量长期低迷，即使近年来的退市数量有所增长，但与同期的上市数量相比，A股市场的上市率及退市率却呈现出明显的差距。很显然，多年来A股市场的上市率远高于退市率，股市年均退市率水平明显不足。 时隔多年，退市新规再度出台，与往年的退市规则相比，今年出台的退市规则更注重规则细分化，且更注重信披等因素。很显然，这也是注册制改革下的重要调整。 其中，牵涉到几项改革力度较大的措施。例如，以往强调面值退市，但如今的新标准，则强调了1元退市的规则，并在此基础上，新增20个交易日市值低于3亿元的规则。又如，以往退市整理期为30个交易日，如今把退市整理期缩短至15个交易日，步入退市整理期的退市股将会面临更少的交易机会了。此外，则是简化了退市的流程，并取消了暂停上市以及恢复上市环节，对连续两年触发财务类标准的条件即退市等。 退市规则趋于严谨，有利于提升股市的退市率水平。但是，从近年来股市的退市情况分析，确实并不是特别乐观，与同期A股市场的上市率相比，股市退市率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A股市场的上市率与退市率仍然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 实际上，相对财务造假、欺诈上市等强制退市现象，近一两年时间最容易触及退市的规则，莫过于面值退市规则。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面值退市将会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低价股的投资逻辑，低价股尤其是超低价股成为了面值退市的重灾区。 在退市规则趋于严谨的背景下，未来A股市场的退市率有望水涨船高。在退市新规出台的影响下，未来首要受到冲击影响的，应该是以面值退市及财务退市为代表的退市股。因此，对投资者来说，一方面要尽快改变以往低价股投资逻辑的误区，不要总以为低价股或便宜的股票就是很安全的股票；另一方面则是尽量回避问题股或长期绩差股，在财务退市规则趋严的背景下，未来绩差股或问题股踩雷的风险会明显增加，这两类上市公司更容易成为未来A股退市新规下的重灾区品种。 多年来，因部分地方对地方企业的特别照顾，资本市场长期存在着股市不死鸟的现象。然而，在股市不死鸟频繁出现的背后，却导致大量亏损企业或僵尸企业长期占据着市场的资源，由此造成了不该上市的企业长期占据市场资源，该上市的企业却因门槛条件不够，却迟迟未能够获得上市的机会。 但是，要从根本上打破A股市场的股市不死鸟神话，还是显得任重道远。在地方过度保护地方上市公司的背后，实际上要想从本质上提升股市退市率，也是显得非常不容易。即使未来A股市场的退市率会有所提升，但仍然与同期市场的上市率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不过，可以预期，虽然未来A股市场的退市率不会发生大幅度飙升的迹象，但退市率稳步抬升应该是一个发展趋势。在股市优胜劣汰效率逐渐提升的背后，未来A股市场的投资逻辑以及盈利策略也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未来市场资金更可能进一步聚集到头部企业或稀缺企业之中，未来绩差股、问题股以及同质化严重的普通企业更可能处于不断边缘化的状态。
A股长期以来，退市公司少之又少，就在于退市制度设计太温柔，另外也缺少量化标准也就缺少可执行性，退市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但如果退市制度指标依然是高标准，那就是纵容财务造假，改革也就失去了意义，退市制度依然会裹脚不前。 美国从1985年到2008年，美国纳斯达克有11820家IPO，但同期退市数达到12965家，从2001到2013年，美国资本市场近百年的发展的历程中，已超过3万家上市公司退市，退市率维持5%左右是常态。可是截至目前，A股市场退市公司仅有124家，其中由于连续三年以上亏损、因吸收合并退市、不符合挂牌情形的占绝大多数，这些退市公司仅占整个A股上市公司家数的3.05%。几十年的累计的退市率还不如美国一年的退市率。大量该退市的公司没有退出市场，结果就是挤占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和上市资源，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特别是财务造假公司不能退市，更是纵容了大量公司前仆后继的财务造假来到资本市场，或者是利用财务造假保住上市地位，接着寻机买壳退出市场，捞走最后一笔资本市场的财富，这种制度不是惩治财务造假者，而是协助财务造假者从股市捞钱完成资本积累或者干脆就是帮助财务造假者利用资本市场完成暴富。 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已经实施，注册制即将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是资本市场发自灵魂深处的制度改革，如何保障注册制改革成功，深改委审议通过《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做出了回答，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安排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 10月9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将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加大退市监管力度，《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了'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最近证监会指出在总结科创板、创业板退市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在六方面提出了改革举措，包括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标准，健全退市多元渠道。 沪深交易所跟随有关精神，快速制定了退市指标，可是欲速则不达，退市指标设计并没有反映出强化退市的要求，不可否认，交易所重大违规违法退市和财务指标多元化退市指标设计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是市场关注的财务造假退市，笔者认为指标设计太宽容，不足以震慑财务造假者，也很难让财务造假公司退市。 交易所新增新增财务造假类指标：过去3年虚增利润、净利润每年平均金额均超当年相应数据的100%，且总额超10亿元，从这一指标看，虚增利润、净利润每年平均金额均超当年相应数据的100%和总额超过10亿元，是两个并列指标，也就是说财务造假公司退市需要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而不是符合一个条件就可以因为财务造假而退市，这样财务指标设计明显太过宽松，会带来绝大部分财务造假公司难以退市。据一位记者的统计数据，目前有4107家存量公司，近三年净利润超过10亿元的有1046家，目前有3000多家公司就算过去三年净利润全部是造假的，也够不上这个标准，难以触及退市机制而退市，这种财务造假退市指标设置有何意义？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册制下，亏损企业也可以上市，科创板和创业板都实施几套上市标准，科创板和创业板两年扣非利润达到5000万元就可以上市，即使按照以前创业板隐形门槛，年度利润要达到5000万元，如果业绩不增长，三年利润也只有1.5亿元，就是造假上市或者是造假保住上市地位，也远远达不到10亿元的财务退市标准，这显然是不足以威慑财务造假者的，既然财务上市门槛降低，那么触及退市财务造假的门槛也应该降低，只要三年累计虚增利润达到7500万元，就应该被退市，而且只要过去3年虚增利润、净利润每年平均金额均超当年相应数据的50%也应该被退市，而不是100%. 财务造假是A股一个大毒瘤，之所以财务造假频发，就在于处罚太轻，现在修改退市财务指标，就应该从严掌握，A股从来不缺少等待上市的公司，缺少的是增量资金，就绝对不能容许财务造假公司留在资本市场，加快财务造假公司的出清，是注册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根据1药网最新的Q3财报，公司上市以来连续8个季度实现近100%的营收增长。其中，2018年3季度同比增速是100%，2019年3季度是123%，2020年3季度是112.8%，这意味着1药网是二级市场极少数穿越3个财年实现连续翻倍增长的上市企业。 对比2017年第3季度，1药网3年增长了9.5倍，这是典型的指数型增长。在1药网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于刚看来，3年增长9.5倍的背后，除了行业正值高速发展期，也离不开对科技的拥抱和精细化的管理。 拥抱资本市场 规模效应致边际成本递减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1药网作为1号店的子频道开创了网上药店的先河，2012年作为1药网开始独立运营，2016年推出了互联网医院“1诊”，2017年推出了面向中国52万家药店的“1药城”，迄今为止已满10年。 2018年以来，随着医药分家加速推进，处方药外流趋势愈发明显，各路玩家纷纷涌入万亿级互联网医疗市场，带来残酷的竞争与厮杀，也加速了1药网的发展。 2018年9月，于刚和搭档刘峻岭带领1药网拥抱了资本市场，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中国互联网医药健康行业赴美上市第1股；利用募集资金加大研发投入、战略投资等带来的领先优势，1药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我们的使命是用数字科技将患者和药品及医疗健康服务进行有机连接。我们希望利用在数字科技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智能供应链、云服务解决方案、大数据等为生态圈里所有的参与者包括患者、医生、医院、药企、药店、保险等赋能。”于刚告诉记者，公司将不遗余力的在智能供应链、数字化研发创新等科技领域投入资源，聚焦全渠道药品商业化，以及患者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方面的发展战略，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数字化医药健康平台。 据悉，为了保持在新战略中增长机遇的持续投资，1药网此前在财报中披露，将推动子公司壹药网耀方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同时，引入新投资者注资约人民币4.2亿元，为加速增长提供充足资源。 过去的一个季度，1药网的毛利率大幅提升，其中B端的毛利率提升了4倍，在于刚看来，除了规模化带来的红利以外，收入结构也随着客户粘性增强发生变化。 “规模效应给我们带来的红利逐渐显现。随着药企直供的比例提升，采购成本优势越来越明显。现在我们已经跟300多家药企达成战略直供合作，直采把很多中间环节去掉，所以采购成本也下降了。随着我们的规模扩大，也吸引了更多的药企找我们合作。”于刚表示，公司的商品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以前公司会用一些价格更加敏感的流通品吸引客户，随着用户粘性增强，公司的商品结构变化显著，流通品占比逐步下降，毛利更高的产品贡献度不断上升。 通过数字技术和智能供应链的驱动，1药网的整体运营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库存周转下降到30天左右，上游应付账款账期约40天，周转30天，应收几乎是实时的。所以我们现金流很好，当季就产生了2500万元的正向现金流。”于刚对记者表示道。 效率提升还体现在续方率上，1药网通过CRM系统，给患者打了一百多个标签进行分类管理，并将患者和药师、医生连接起来。比如通过CRM系统给糖尿病的患者提示各种发病的症状、新的治疗方法和新药、饮食运动的注意事项、用药提醒等等，糖尿病患者的续方率从原来的从30%左右提升到70%。 效率的提升还直接带来履单成本的下降。“我们前期投入大量的仓储、物流设施，包括一些智能化的设施，随着规模越大，成本递减越明显。一方面规模和品牌吸引大量国际知名药企来合作，直采让采购成本迅速下降；另外仓库物流成本，也随着规模化和精细化管理越来越低，履单成本下降的趋势还会继续。”于刚对记者称。 盈利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对于盈利能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可以看到这个趋势。但现阶段对我们来说，市场时机太好，我们认为既然资金不成问题，团队执行力也非常强，现在就需要迅速扩大规模，扩大我们的客户群，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享受我们的服务。”关于盈利时间表，于刚对记者表示道。 我们的使命是用数字科技把患者和药品、医疗服务有机连接起来。我们希望成为药企药品全渠道商业化的首选合作伙伴。我们的B2C、B2P2C（通过药店服务患者）、B2D2C（通过医生服务患者），全渠道联合起来，能触达几亿人，于刚说道。 未来的数字化战略中，于刚认为，智能供应链服务药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未来我们会和上千家的药企达成战略直供。通过我们的供应链集成，我们为药企提供数字营销、患者管理、线上线下渠道和价格管理，为药企提供大数据的洞察等等服务。 对于后疫情时代互联网医药健康行业的发展，于刚认为无论是否有疫情都不能阻碍它快速发展。“过去10年、未来10年大健康行业都是以超过GDP一倍的速度在增长，且未来10年会超过房地产和汽车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 “具体而言，未来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医药健康解决方案一定是一个趋势，未来所有的医药健康解决方案都是部分线上、部分线下，两者不可或缺。未来我们也会完善医+药+支付布局，形成完整的闭环。未来医患管理平台是一个标配，每个人都会感觉我有一个私人医生。” 对于这些年在资本市场取得的成就，于刚坦言，“1药网是一颗贝壳里的明珠，迟早会被大家看到和认可，我们的价值也会被认可。公司短期市值高低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我们现金流很好，发展非常健康。我们一直聚焦在如何打造核心竞争力和顾客体验上。只要顾客体验好，我们的企业会持续的基业常青。”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30周年的感受，于刚表示：“中国的资本市场，我认为这些年来还是非常创新的，上了不少的板块，有的板块非常好，监管创新的思维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赞赏和推崇的。科创板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举措，整个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帮助大量中国的科技企业实现创新，推动了中国产业的转型。大浪淘沙，一定会有一些企业在这个市场胜出。总的来讲资本市场是起到了非常正向的作用。”
2020不平凡，中国将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怎么干，如何把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成为了市场持续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坚持稳中求进，是明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一个求字，体现的是积极主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加需求侧改革，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一对供给和需求，实现的是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经济运转闭环。稳中求进，从供给侧改革，到需求侧改革，看似突然，其实并不突然，刘鹤副总理11月2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5000字长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对需求和供给关系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并且提出了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中国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带动外循环”，“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如果把话说透了，巨大国内市场和最稀缺的资源，其实就是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这个巨大，不仅是现实规模的巨大，更是潜力的巨大，这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而从供给能力看，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有供给，有需求，双方的结合，才会得到内部大循环、内外双循环的结果。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都是应有之意。而需求侧改革，最根本的还是扩大内需，把巨大的市场潜力变成市场现实需求。而今天的扩大内需和之前的扩大内需，有没有不同？有专家就认为，着力点应该和之前不一样，应该是从投资转向了消费。而扩大消费的一个内在要求，是减少贫富差距，所以房价还是要求平稳，房价的暴涨，本质是一种财富的转移，拉大有房无房者的贫富差距，会在总量上减少全社会消费水平。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如此，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是如此，因为垄断的产生和资本无序扩张，结果依然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减少贫富差距，促进消费，这是其一，而找到新的消费升级产品，这是其二，而最大的消费新增长点，可举一例，就是新能源车市场，新能源车的发展，将会是一个产业升级，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的完美结合。所以我们看到，各个地方政府对新能源车的关注和投入有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就在12月14日，上海市提出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原则同意《上海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年）》和《关于支持本市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并指出，新能源汽车正处于大发展时期，上海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积极抢占产业制高点。要鼓励不同技术路线竞争发展，加快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的应用和充电桩的设施布局，全力打响上海新能源汽车品牌。一部电动车，有着无穷的想象力，我们可以关注到特斯拉上海工厂，从2019年1月7日奠基到2019年10月23日正式落成投产，仅用了10个月不到的时间，而第一台中国制造的特斯拉下线之后，美国特斯拉公司的股价已经从1500美元每股涨到了最高2700美元每股。因此，千方百计扩大需求，把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需求发掘出来，这才是双循环的关键所在，是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对接。既然2021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那么，产业升级，扩大内需，都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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