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上交所党委召开专题会，学习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就深入贯彻落实讲话精神作出安排。上交所党委班子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高度肯定了浦东开发开放30年来取得的开创性成就和宝贵实践经验，为浦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指明了方向，也为上交所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上交所党委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是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成立30年来，上交所担纲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以沪港通开启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之先河，推出首个交易所场内股票期权，平稳实施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努力成为服务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下一步，上交所将不断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能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一是凝聚共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二是大力弘扬浦东改革开放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将上交所建设成为全球一流创新资本要素集聚高地。三是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坚守科创板定位，发挥科创板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支持和鼓励更多“硬科技”企业上市。四是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有效落实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坚定不移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深化注册制、退市、长期投资者等关键制度改革，积极实施《提高沪市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计划》，增强高端要素汇聚实力，积极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黄一灵）
9月份以来，央行密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截至9月27日，本月以来除了9月15日，央行在其余工作日均开展了逆回购操作。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常规的7天逆回购操作外，央行自9月18日还开启了14天逆回购，7个工作日连续开展14天逆回购操作金额累计达5800亿元，操作利率均维持在2.35%水平。 “央行开展14天逆回购，这种时间跨度上的拉长，意味着央行货币投放的重点不在当下，而是意在平抑跨节和跨季的流动性紧张。”昆仑健康资管首席宏观研究员张玮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更多是对冲性质。8月末，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为94202.58亿元，相比7月末压缩了7523.93亿元，环比下降7%。8月份，同业存单“量价齐升”，不仅发行量达到今年以来最高，而且各期限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也创出今年以来新高，拉升了银行负债成本。因此需要央行主动出面“呵护”中长期流动性，这也是近来公开市场操作频频出现的原因之一。此外，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市场消费也需要流动性支撑。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央行在“十一”假期前连续开展14天逆回购操作并非首次。央行在去年9月19日至9月27日就曾连续7个工作日开展14天逆回购操作（2019年9月21日及9月22日为周末），累计操作金额为3200亿元。 展望10月份市场资金面情况，中国银行（港股03988）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预计10月份流动性扰动因素将减少，同时财政支出对市场流动性形成补充，资金面压力迎来阶段性缓解。 “央行的短期目标是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向公开市场操作利率靠拢。当前短端的隔夜和7天回购利率基本已经回归至央行合意水平，稍长端的货币市场利率、国有股份制银行1年期同业存单的发行利率，也基本回归至2.95%-3%附近，与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持平。”张玮认为，随着四季度流动性状况的进一步好转，资金面波动性有望继续降低。因此，即便后续仍旧存在连续密集公开市场操作的可能性，大概率也仅集中在10月底以前，这需要视地方债发行节奏配合情况，且以7天逆回购为主。 “四季度仍存在较大降准可能性。”范若滢分析道，一是，实体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仍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四季度流动性仍有必要保持适度宽松。二是，商业银行整体负债压力较大，有必要通过降准来缓解银行体系的中长期流动性压力。 在张玮看来，于信贷市场而言，仍有进一步宽松的需要。四季度，银行压降结构性存款的压力仍然较大，实体部门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仍需要较大的信贷支撑。为缓解银行体系的中长期流动性压力，在MLF的基础上，适当的结构性降准也是必要的。
作者：任庄主来源：国行智库【正文】一、LPR新报价机制以来的利率调整脉落梳理（一）LPR四次调整情况简述截止目前LPR合计调整4次，下调幅度达到26个BP。其中5年期以上LPR调整3次（之前没有这个期限），下调幅度为10个BP。在2月17日下调1年期MLF利率10个BP后，今天的LPR顺势非对称下调，其中1年期LPR下调10个BP、5年期以上LPR下调5个BP（房贷利率也跟着下调以鼓励个人购房），LPR与MLF利率之间的加点幅度继续稳定在90BP。（二）LPR新报价机制以来的10次相关利率调整LPR新报价机制启动以来，LPR、OMO、MLF等相关利率均有所调整，合计达到10次。其中，5年期以上LPR调整3次、1年期LPR合计调整4次（分别为2019年的8月、9月、11月以及2020年的2月）。同时MLF利率调整两次，OMO利率调整两次，专项再贷款利率调整1次、离岸央票利率调整1次。（三）LPR新报价机制的成效非常明显，5%的贷款利率很快将成常态正如央行在2019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所明确的那样“银行要发挥利润较多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适当降低对短期利润增长的过高要求，向实体经济让利”，现在细想一下LPR新报价机制何尝不是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的具体政策体现呢？1、19年四季度新增信贷投放利率下降20个BPLPR新报价机制推出的目的在于引导或强制引导授信利率下行，目前这一成效已体现得较为明显。2019年1-7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平均为5.30%左右，8月推出LPR新报价机制后，12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降至5.12%，下降幅度达到20个BP，可以说效果非常明显。考虑到今天LPR已经下调10个BP，意味着后续新发放贷款利率加权平均利率降至5%以下基本上已成定局。2、超过40%的一般贷款定价低于5%，未来这一比例将可能升至60-70%由于LPR运用情况及贷款利率竞争行为自2019年三季度起纳入MPA考核，因此LPR新报价机制在降低贷款利率方面的作用和引导效应可以说非常明显。虽然LPR新报价机制推出以来仅在2019年的8月、9月、11月和2020年2月合计下调26个BP，但金融机构实践中下调的幅度要明显大于26个BP，这也和我们之前的判断比较一致。我们看到2019年8月-12月（LPR下调16个BP），贷款利率高于LPR的比例已从85%左右降至75%附近，低于LPR的贷款比例达到24%。考虑到11月和12月的1年期LPR分别为4.15%，则可以看出，贷款利率目前低于4.65%的比例为42.72%，贷款利率位于4.65%-5.65%之间的比例为22.72%，这意味着目前超过40%的贷款定价在5%以下，并且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上升，因此在LPR继续下调的背景下，22.72%这一部分的贷款也会陆续将贷款利率调整至5%甚至5%以下，所以未来约60-70%的贷款定价在5%以下应该是无疑的。二、LPR新报价机制全析（一）LPR的基本内涵：客户贷款利率的理论下限LPR（英文名称为LoanPrime Rate），国内称之为贷款基础利率（美国、香港等地则称之为最优惠贷款利率）。我们可以形象地将其称之为针对最优银行的最优客户所适用的贷款利率，因此理论上来说LPR应该是客户贷款利率的下限。当然实践中并非完全如此，且LPR数值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例如香港的客户实际贷款利率往往低于LPR。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以进一步将银行分为最优银行和其它银行，将客户分为最优客户和非最优客户，由于最优银行和其它银行、最优客户和非最优客户、最优银行和其它银行的同类客户之间均存在风险溢价，因此在LPR基础上可以衍生出LPR1、LPR2、LPR3。（二）LPR新报价机制的主要特征相较于贷款基准利率和旧LPR，LPR新报价机制有以下几个特征：1、频率固定为每月20日和旧LPR以及贷款基准利率公布频率不固定相比，LPR的公布频率固定为每月20日早上九点半，相当于央行一年有12次议息，和美联储的一年八次议息频率相近，给市场的预期相对比较稳定。2、基于MLF形成即LPR（贷款基础利率）= MLF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加点幅度（可为负）意味着央行既可以通过调整加点幅度，亦可以通过调整MLF利率来影响LPR，使得LPR更具弹性。那么LPR为什么会选择挂钩MLF利率呢？主要是因为目前的政策利率以7天期逆回购利率和1年期MLF利率为代表，并且从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效果来看，1年期MLF利率的传导效果更佳。3、报价行扩容至18家旧LPR基于全国性银行得出，LPR新报价机制在全国性银行的基础上吸纳了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等新成员，代表性更强。（1）旧LPR报价行主要包括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和中信银行等10家全国性银行。（2）LPR新报价机制则将报价行扩展至18家（定期进行调整），新增了2家城商行、2家农商行、2家外资行和2家民营银行。其中第一，2家城商行分别为西安银行和台州银行，最新总资产规模分别为2782.83亿元和2097.89亿元（分别位列134家城商行的第40位和第55位），最新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8%和0.69%，最新净息差分别为2.30%和4.71%。第二，2家农商行分别为上海农商行和顺德农商行，最新总资产规模分别为8735.16亿元和3209.34亿元，最新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88%和1.13%，最新净息差为1.87%和2.25%。第三，2家外资行分别为渣打银行（中国）和花旗银行（中国），最新总资产规模分别为2151.97亿元和1684.44亿元。第四，2家民营银行分别为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最新总资产规模分别为2200.37亿元和958.64亿元，位列民营银行前两位。4、细节更丰富，更具可操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LPR新报价机制下，LPR的最小单位和变化幅度均为5个BP（后续调整幅度可以为10个BP或15个BP），加点幅度取决于不同报价行自身的存款成本、市场供求、对风险的定价等等。第二，LPR还拥有1年期LPR和5年期以上LPR两种类别。（三）主要经济体LPR机制对比LPR报价机制主要始于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随后拓展至其他经济体，从现在来看LPR最初是被定位于过渡性的定价基准。根据搜集的信息，除中国大陆外，目前仅美国、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等少数经济体使用LPR报价机制。1、美国LPR始于1933年，其最初目的是为保护银行存贷息差（1）1933年，为保护银行存贷息差空间，美联储推出Q条例（规定存款利率上限）及由30家银行报价的LPR（规定贷款利率下限），并由华尔街日报根据报价行提供的数据计算并发布。最初LPR主要基于成本加成进行定价，本质上仍应算作是一种管制利率，对市场利率的变化并不敏感。（2）受两次石油危机推高通胀等因素影响，美国市场利率不断走高，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力明显上升。为此1970-1987年期间美国进入了长达17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相继废除Q条例，取消存贷款利率限制，商业银行也顺势推出参考市场利率的贷款品种，贷款利率开始向下突破LPR，LPR的作用进一步弱化。（3）1994年，美联储改变了LPR的成本加成定价模式，将LPR报价区间调整为LPR=联邦基金目标利率+300BP，使得LPR的走势直接与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同步，与市场利率之间联动性反而进一步弱化。需要说明的是是，300BP的加点幅度至今已持续25年，至今未发生变化。（4）2008年10月，LPR报价行减少至10家，其应用范围也进一步收窄，目前美国工商业贷款中只有15%左右是参考LPR定价，且集中于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2、日本于1959年参考美国经验设立了LPR日本的路径和美国较为相似，基本是前后脚的事情。（1）1947年日本推出类似美国Q条例的《临时利率调整法》来控制存款利率上限并对一年以内的贷款利率进行管制，1959年3月日本推出挂钩银行贴现利率的LPR来对贷款利率下限进行管制。（2）1978-1994年期间，日本启动了长达16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同时也开始启动对LPR的改革，逐步将LPR定价权下放至各银行，并将LPR报价由挂钩银行贴现利率调整为基于银行自身融资成本来确定（这实际上是美国最开始的做法），以避免利率市场化对日本银行业造成过渡冲击，具体如下，短期LPR=银行加权平均融资成本+1%中长期LPR=短期LPR+加点幅度（3）利率市场化完成后，日本的企业融资更多偏向市场化的资本市场，LPR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收窄，主要集中于中小企业贷款、零售类贷款等两个领域。3、中国香港和澳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分别于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使用LPR报价机制，其中中国香港的LPR在公布频率上既有月度亦有年度，主要用于个人住房贷款，且LPR也无法作为其它贷款的利率下限（加点幅度可以为负）。目前中国香港的LPR和其基准利率之间的加点幅度保持和美国一致，即300BP。而中国澳门的加点幅度则要高一些，即326BP。（四）我国LPR改革的主要背景1、大的方向来看，利率的长期趋势应该向下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调节作用。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将利率视为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替代指标，当然也可以将其视为生产率的一个分支，因此经济基本面以及资本的过剩或稀缺程度对利率具有决定性影响。当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趋于向下或资本由稀缺逐步向过剩方向演变时，那利率的长期趋势也应该向下。（1）利率可被视为资本的边际产出，也即资本稀缺的国家其利率水平往往较高，反则反之。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资本短缺向资本过剩转换的阶段，使得资本的边际产出也会趋于下行，相应的利率的趋势也会向下。（2）事实上资本过剩通常会出现在高收入国家这一群体中，而我们在实践中也会发现发达国家、中高收入国家的基准利率要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利率基本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其资本更易过剩，利率也往往越低。（3）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虽然经历两次回暖，但长期下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也即目前仍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周期之中，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将回落至5-6%水平附近，而与此相对应，2017年为推动供给侧改革的紧货币政策只是扰动市场的小插曲，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而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对应的自然利率理应保持在低位。（4）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处于利率下行周期阶段，特别是2019年以来已有超过35个经济体处于降息周期（撇开2019年的经济体外，2020以来俄罗斯下调25BP、巴西下调25BP、冰岛下调25BP、土耳其下调75BP、墨西哥下调25BP、捷克上调25BP、以色列上调15BP，给我国降息提供了空间。2、中国社会融资成本下降缓慢2018年二季度以来市场利率显著下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幅度甚至高达80BP以上，但是我们看到社会融资成本仍然处于高位，除票据贴现利率显著下行外，一般贷款利率并未有明显变化，意味着市场利率下行并没有真正传导至实体经济。同时目前正处于实体经济通缩以及金融体系通胀并存的阶段，如果不建立新的LPR报价机制，那么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的目标短期内也无法实现。因此后续市场利率的普遍下行仍然需要政策的引导，LPR下调的过程会持续较长时间，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实际利率水平下降依然是当务之急。预计未来央行主动引导市场利率向下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3、低利率水平有助于发展资本市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体系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更喜欢高利率，后者更喜欢低利率，也即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低利率环境的支撑，利率长期处于高位不利于培育资本市场，而加大资本市场发展力度是我国当前及未来的战略任务。实际上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在加剧商业银行竞争态势之外，还将推动资本市场向前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资本市场机会较多的原因之一。4、过高的债务融资规模需要低利率环境的呵护中国目前仍然是间接融资体系为主的国家，实体经济接近90%的融资仍然依赖于债务融资，且2018年以来加杠杆的主体已经变为地方政府，一旦利率处于高位或明显上行，则意味着未来债务偿还的压力会更大。特别是在经济下行、蛋糕规模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市场利率处于高位无疑会增加政府所承担的风险，因此未来市场利率中长期趋势向下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起码不能上升）。5、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的转变需要利率保持在低位转变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的根本在于逐步摆脱对外汇占款的依赖，而后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国债作为准货币等方式供应基础货币是必然趋势，这种情况下需要无风险利率水平保持在相对较低的合意水平上。（五）LPR改革的四个目标1、加大力度引导市场利率下降降低实际利率既是国家战略导向，也是央行近期一系列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之前在供给侧和政策端等因素明显扰动的情况下，市场利率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风险资产利率未能出现明显下降，导致央行背负的政治压力较大，这应该也是央行政策得以强化的大背景。事实上通过引导无风险利率下降，也有助于降准银行的负债成本，那么意味着央行未来将会希望负债成本下降的幅度体现在资产端，对银行LPR定价的强制性将会显著增强。2、实施以量补价的“降价促销”战略通过LPR新报价机制（包括调整加减点幅度和调整政策利率）来引导风险资产利率下行（价格维度）以及通过补充资本来提升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总量维度），从而达到以量补价（即在更低的利率水平下向实体经济投放信贷）的目的，我想这应该也是政策的目标之一。3、健全政策利率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健全政策利率体系”的战略要求，而央行在2019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健全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增强利率调控能力……保持银行负债端成本基本稳定”。因此构建政策利率是当前的战略导向、政策要求。事实上长期以来央行均在尝试构建我国的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虽然目前中国的政策利率品种已足够丰富，但相互之间有所割裂，利率传导尚谈不上足够顺畅。我们认为未来政策利率体系仍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1）不同政策利率之间的调整需要保持节奏、频率和方向上的一致性。（2）对于同一类政策利率，其不同期限之间的利率调整也应保持同步。正是由于我国政策利率种类较为丰富，意味着央行可以在不同时间下调不同种类或同一种类但不同期限的政策利率，从而通过这种“一次调整、多次降息”的模式，向市场释放多次降息的宽松预期信号，可能达到的效果会更好。4、建立现代央行制度建立现代央行制度的内涵可以很丰富，如转变基础货币供应方式、构建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体系等等。对于转变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的部分我们另行讨论，事实上LPR新报价机制同样也是现代央行制度的具体体现。这主要是因为LPR新报价机制意味着央行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利率来影响贷款基准利率，后续随着MLF、OMO等政策利率的相关细节进一步健全以及货币供应方式的完善后，现代央行制度的框架也将基本形成。（六）LPR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关联性思考1、LPR新报价机制的本质是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使各利率之间的传导能够更加顺畅，事实上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往往发生在金融创新进程加速时期，而与此相伴随的是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适应性转变，因此利率市场化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密切关系，而这也可以从其它经济体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寻到踪迹。例如，上个世纪70-90年代利率市场化进程在主体经济体中得以推进并完成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框架便逐步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2、我想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在于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健全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宏观经济扰动的因素更多的由经济层面扩展至金融层面，货币政策的调控工具也相应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特别是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以及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联动性日益增强，数量型政策的调控效应将明显减弱。3、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向价格型的用意在于，货币当局可以通过调节政策利率来影响市场利率变化，并传导至各类金融产品，进而可以影响到经济主体的投资决策、消费行为，最终达到以此来调控经济和物价的目的。4、当然考虑到利率本身是一种价格，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真正转向价格型不是一件易事，这有赖于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还要依赖于汇率市场化的进程（汇率要有弹性）、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理性的微观主体、量价之间的联动性较为密切。三、中国利率体系全解（一）典型的分层架构：政策利率+市场利率+客户端广谱利率1、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政策端利率、市场利率（含参考利率）以及客户端广谱利率等三种类型组成的利率体系架构。这三类利率体系依次传导，并受央行货币政策以外的其它相关因素影响，如果利率传导较为顺畅，则意味着三类利率在趋势上应保持一致，且不存在明显的滞后或前置现象。2、政策利率主要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包括OMO利率、SLF利率、MLF利率等）和其它（如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国库现金定存利率、准备金利率等），而市场利率主要指拆借与回购利率、债券收益率、同业存单与大额存单发行利率、利率债收益率等等。3、客户端利率种类则更为丰富，除传统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外，还包括各类理财产品收益率（如货币市场基金、结构性存款、国债逆回购等），同时从广谱利率的角度来看，诸如非标资产收益率、票据贴现利率、信用债收益率以及各类非金融体系的融资利率（如民间融资利率、P2P利率、融资租赁利率、商业保理融资成本、小额贷款利率等等）。事实上由于不同利率的风险溢价差异明显，我们可能将政策性利率以及部分市场利率认定为无风险利率，将面向客户端的利率认定为风险利率，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则是通过影响无风险利率来改变风险利率的预期，其依据的逻辑关系式可以参照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也即降低风险资产收益率的关键要么是降低无风险利率，要么是降低风险溢价（即市场利率-无风险利率），要么是降低整体市场系统性风险系数。目前的方向是既要降低无风险利率，亦要降低风险溢价。（二）利率走廊机制的形成相较于以上三类利率而言，利率走廊是约束货币市场利率的一个区间。通常利率走廊区间的上限为央行贷款给金融机构的利率，下限则为金融机构存钱在央行的利率，利率走廊区间的调控目标则为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利率，也即通过调控确保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利率在利率走廊的区间内波动。例如，当同业拆借利率突破区间上限时，金融机构便可以转而向央行借款，反则反之。2014年5月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率先提出“利率走廊”这个概念，但关于“利率走廊”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其中以KevinClinton分别完成于1991年和1997年的两篇论文为代表）。鉴于此，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欧元区、瑞典等经济体率先采用了“利率走廊”模式来调控利率，随后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瑞士、芬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以及印度、斯里兰卡、纳米比亚等经济体也采用了这一调控模式。四、中国利率市场化的五个阶段从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1993-2007年：迈入“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阶段我国利率市场化虽然自1996年才正式开始，但实际上却源于1993年的两份文件，在1993-2007年这十五的时间里，我国先后放开了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利率市场化真正进入“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新阶段。1、《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改革方向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明确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并提出以下几点要求：（1）央行作为独立部门需从主要依靠信贷规模管理，转变为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央行贷款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2）央行按照资金供求状况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并允许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在规定幅度内自由浮动。（3）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在内的宏观经济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2、《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改革思路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明确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思路，并提及以下几点重要内容：（1）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2）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利率、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外汇操作、贷款限额、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3）央行要制定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进一步理顺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有价证券利率之间的关系；各类利率要反映期限、成本、风险的区别，保持合理利差；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的市场利率体系。应该说以上两份文件明确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想。3、改革三原则的总体思路确立第一，1995年央行发布的《关于“九五”时期深化利率改革的方案》初步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第二，2003年2月20日，央行发布2002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时在专栏2中对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专门讨论，明确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即“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二）2007-2012年：适逢金融危机冲击，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有所放缓在全部放开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利率、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受2007-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而有所放缓。在2007-2012年的五年时间里，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虽然放缓，但仍然在为进一步的利率市场化而做准备，主要工作集中于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价格等方面。应该说2012年既是金融业新一轮创新开启之年，也是利率市场化再次进入破冰期的起始之年，在2012年6月和7月先后扩大存贷款基准利率波动幅度之后，2012年9月17日一行三会一局对下一阶段的利率市场化提出了五点要求，这五点要求也成为了利率市场化新一轮改革进程的主要思路。（三）2013-2015年：构建政策利率体系、利率管制基本放开2012年以来的金融创新使得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和部分金融指标的有效性进一步下降，利率市场化再次显得较为迫切。而2013-2015年期间的利率市场化相关动作基本上均能在《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找到影子，央行也主要通过放松利率管制、加强机制建设、推动产品创新等多个层面来推动利率市场化，而这一时期所推出的一系列金融产品和相关动作均具有深远影响。1、利率管制基本放开第一，2013年7月央行全面放开贷款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管制。第二，2015年10月央行放开了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活期存款、一年以内（含一年）定期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利率上限。第三，2015年12月放开金融机构一年以上（不含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至此存贷款基准利率的管制已基本放开。2、替代性金融产品不断推出在放开存贷款基准利率之后，替代性金融产品的重要性也更为突出，如2013年10月推出了贷款基础利率（LPR），2013年12月推出同业存单，2015年6月推出大额存单。3、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加强合意贷款约束、窗口指导的基础上，央行也在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相继推出了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工具，以便及时平滑因利率市场化改革而造成的市场波动。（四）2015-2018年：进一步完善货币市场利率体系、建立利率走廊机制1、存贷款基准利率最后一次调整，政策性利率频繁调整2015-2018年期间除因2015年股灾而五次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外，其余时间并没有给予调整，而这也是存贷款基准利率最近一次调整。相反这一期间政策性利率却频繁调整，央行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不断完善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推出存款类金融机构债券回购利率、回购定盘利率、建立利率走廊机制等举措形成基准利率框架。2、构建利率走廊机制第一，2014年5月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未来将采取利率走廊模式来调整短期利率，利率走廊机制才开始引起市场关注。第二，2015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出“探索常备借贷使得利率发挥货币市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第三，2017年12月央行在创设CRA时进一步明确了将法定存准率利率作为货币市场利率的下限。至此我国利率走廊的框架基本清晰，即上限和下限分别为SLF利率与法定存款准备率利率水平。此外央行在进行价格政策调整的同时，也相继推出了普惠性降准政策、置换式降准、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临时流动性便利等数量型政策举措，形成了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相辅相成的基本调控框架。（五）2019年—目前：贷款基准利率并轨，LPR新报价机制正式推出央行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虽然能够有效降低货币市场利率，但对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影响却显得无能为力，在市场普遍将责任归于央行的同时，央行本身则将其归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所致。于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贸易摩擦较为复杂的背景下，贷款利率并轨变得日益迫切，LPR新报价机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1、利率并轨前的信号不断释放第一，2018年4月，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论坛上正式提出利率并轨的事宜。第二，2019年1月，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认为，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在银行，传导机制不畅与现行利率双轨制有关，而“两轨合一轨”的关键也应该是央行的政策利率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贷款的参考利率和政策利率需要协同。第三，2019年2月，央行在2018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通过提高市场化利率调控能力、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加快推动大额存单和同业存单发展等路径，推动利率两轨合一轨。第四，201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在货币政策的表述中明确提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第五，2019年3月，路透社报道，中国正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两轨并一轨，金融监管部门也正调研取消现存贷款基准利率对银行利率定价的影响，相关工作已实质性开展。2、2019年8月LPR新报价机制正式形成2013年10月，央行正式推出基于10家报价行的LPR（即剔除最高和最低数值的最优客户贷款利率的平均值），但是在成立后的近六年时间里，LPR始终保持和贷款基准利率一致的公布频率、变化幅度，数值上相当平稳。（1）2019年8月17日（周六），央行正式提出基于18家报价行和MLF加减点形成的LPR新报价机制（15号公告），明确新LPR有1年期和5年期以上两个品种，并且每月20日早上09：30发布一次。（2）2019年8月20日（周二），新LPR正式公布，即1年期LPR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4.25%和4.85%，较旧LPR和之前的贷款基准利率均有下调。（3）2019年8月25日（周日），央行正式明确了个人住房贷款的定价情况（16号公告）。自2019年10月8日起，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一个月的LPR为基准加减点形成。其中，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率加60个基点。商业用房购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60个基点。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暂不调整。（4）2019年8月26日，央行制定了对银行新发放贷款应用LPR情况的具体考核要求。第一，设定三个考核时点和“358”目标，即截止2019年9月、2019年12月以及2020年3月末，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中，以LPR作为定价基准的比例分别不少于30%、50%和80%。不包括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地方法人中小银行。第二，不得协同设定贷款利率隐性下限（LPR的0.90倍），否则在MPA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5）2019年8月26日（周一），央行上海总部召开推进落实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各有关金融机构要主动提高政治站位，尽快实现新发放贷款中主要参考LPR定价，坚决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6）2019年8月26日（周一），央行行长、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易纲主持召开24家主要金融机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工作。（7）2019年11月16日（六），央行发布2019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LPR新报价机制的“六个新”，以及确定将LPR运用情况纳入MPA考核。（8）2019年12月28日（周六），央行发布30号公告，明确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转换为LPR：第一，自2020年1月1日起，各金融机构不得签订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合同。第二，自2020年3月1日起，金融机构应将原合同约定的利率定价方式转换为以LPR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加点可为负值），加点数值在合同剩余期限内固定不变；也可转换为固定利率。定价基准只能转换一次，且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原则上应于2020年8月31日前完成。五、主要经济体利率市场化进程的简要回溯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普遍陷入停滞不前的“滞胀阶段”，两次石油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使得各国对经济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诉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自由化的核心，成为金融体系改革最主要的路径，绝大多数经济体的利率市场化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不断向前推进。（一）美国（1970-1987年）美国从建国开始便一直实行利率管制政策，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发布的《银行法》对存款利率上限进行管制。20世纪70年代，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以及经济陷入滞胀，原先的利率管制政策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施行以及经济金融自由化的较大约束，于是美国开始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总体来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1970年开始到1986年基本完成，总共用时17年左右，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0-1979）：开端阶段主要采取逐步解除对部分存款利率管制措施，；第二阶段（1980-1982）：该阶段主要措施为分阶段取消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关注；最后一个阶段（1983-1986）：美国利率市场化的完成标志是彻底废除存贷款利率管制。具体来看，1970年开始美国先后放松大额可转让存单、货币市场基金以及长期大额定期存款的定价管制，标志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实质推进；1980年的《废止对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控制法》与1982年的《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标志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全面推进；而1987年的《银行公平竞争法》则标志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正式完成。（二）日本（1978-1994年）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应对滞涨和财政赤字融资，不得不放开国债市场利率；由于企业、个人、机关团体都可以参加短期金融市场的交易，使得银行存款大量分流，银行也转而支持利率市场化。全球性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推动之下，日本加速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具体来看日本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其汇率市场化改革相辅相成，始于1978年，并在推出大额可转让存单之后先后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1984年的《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正式拉开了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幕，1985年的广场协议加速了这一进程的推进，1991年日本央行停止对利率进行窗口指导、1993-1994年日本实现了全部利率的市场化。（三）中国香港（1994-2001年）香港的利率管制源于1964 年实施的香港银行利率协议，其主要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初香港银行间因恶性竞争而发生的银行危机。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香港随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以及西方主要经济体相继放松金融和资本管制，香港当局于1994年加快了利率市场化的步伐，至2001年香港全面撤销所有利率协议，完成利率市场化进程。香港利率市场化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分阶段推进，即先逐步撤销占比重较小的定期存款的利率限制，后撤销储蓄和往来存款的利率限制。香港金融管理局认为，鼓励竞争需要与维持货币和银行体系稳定取得平衡，因此决定分阶段局部撤销利率限制。香港存款利率协议的撤销先后分了五个阶段，历时共七年，在撤销各阶段中香港金融管理局对银行业的经营情况始终保持高度关注，且灵活评估调整监管政策，保证了香港利率市场化的平稳过渡。（四）中国台湾（1980-1989年）台湾在战后四十余年的时间里, 一直对利率、金融资产价格等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外联系的加强, 这种严格管制的金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同时，部分西方国家的利率市场化蓝筹从外部环境上呼吁台湾金融业对利率管制进行市场化改革。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台湾地区从1975年至1989年，前后历经了14年，完成了利率自由化进程，台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具体进程如下：1、允许银行在上限内确定存款利率和一定范围内确定放款利率。1975 年台湾正式公布了新《银行法》, 使银行在最高利率的范围内自行确定存款利率。2、放宽银行利率直接管制范围。1980 年,台湾颁布《银行利率调整要点》, 银行公会代替“中央银行” 决定放款利率的上下限, 银行自行决定票据贴现、金融债券等利率。3、实施基本放款利率制度。1985年, 台湾的大小银行陆续实行了这种制度。4、改变利率分类。1982 年, 放宽利率细分为短期保放款和中长期放款。在1986 年，存款的最高利率简化为“活款存款”、“活期储蓄存款及邮政储金”、“定期存款及定期储蓄存款”。5、取消存款最高利率及放款利率上下限。1989 年台湾《银行法》取消了“中央银行” 对存贷款的利率限制。（五）其它经济体也有一些经济体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比较仓促和曲折。例如，作为第一个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家，阿根廷在1971-1977年全部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同步推行汇率市场化，直到现在阿廷仍陷于所谓过度自由的困境之中；智利则在1974-1975年仅用时一年便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石油危机推动巴西CPI常年维持在20%以上，促使巴西于1975年实行了几乎一步到位式的利率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的1975-1989年，巴西实际利率水平接近50%，远远高于改革之前的6%左右，经济增速也由之前的10%左右降至3%附近。韩国的利率市场化背景与中国较为相似，利率管制政策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支持重点企业，并导致中小企业和民间借贷成本较高。1981年为满足OECD成员国的要求，韩国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并于1997年全部完成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但中间的过程异常曲折。特别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1989年，韩国经济内外交困，导致市场利率水平大幅攀升，韩国不得不短暂终止利率市场化进程，直至1991年才重新启动。相较而言，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则显得较为温和，事实也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改革路径。1991年的国际支付危机促使印度在1992-1998年完成利率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期间及之后的较长时间，贷款利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还稳中有降，使印度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六、一些结论（一）主要经济体的经验告诉我们，LPR并非贷款端利率市场化的终点从主要经济体的LPR运用情况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1、LPR本身并非是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终点，而只是过渡阶段，其真正目的在于引导金融机构打破贷款利率下限。2、LPR存在的必要性在于资本市场发展并不完善，即实体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得到充分合理的融资，因此LPR虽然只是过渡，但却会存在较长时间。3、美日等经济体的LPR报价经过不断完善后，运用范围却逐渐收窄，最终主要实践于中小微企业、零售贷款等领域，而这些恰恰是无法从资本市场得到融资的群体，也可以和上面的第2个结论相对应即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完成，大型企业的融资更倾向于市场化的资本市场，中小企业和零售贷款则依然通过LPR从金融机构融资。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一直强调抓紧时间介入资本市场的大背景。（二）LPR的其它未竞事宜目前LPR新报价机制仍有一些细节未完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LPR与MLF之间的加点幅度是否固定为目前的90个BP？例如将MLF的操作频率固定为至少一个月一次，以保证二者之间的利差稳定在90个BP。2、最优客户的定义与内涵是什么？后续是否会设定统一的标准？以及如何评估非报价行的信贷定价质量？3、后续衍生品种需要进一步丰富，应加快推动LPR曲线的形成。2月14日一行两会一局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发展利率、外汇衍生产品市场，研究推出利率期权、进一步丰富外汇期权等产品类型，而上清所也将在外汇、利率、信用违约互换、存续期管理等四个层面推出衍生产品，并且2月24日起同业拆借中心将试运行挂钩LPR的利率期权产品。4、理论上利率传导机制应由政策利率向市场端传导、市场端向银行负债端传导（成本溢价）、银行负债端向其客户端传导（风险溢价）、客户端向其远端传导（期限溢价）的过程。但是在政策导向下，这种差异会被强制抹平，因为央行直接跳过了负债端。因此LPR新报价机制仍有比较大的改善空间，需要通过商业银行负债端的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完成。5、由于利率本身是一个价格，而汇率同样也是一个价格，在利率市场化真正完成后，不同价格之间的传导效应将会较为顺畅。因此目前虽然LPR新报价机制已经推出，但我国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还有一段落要走（汇率市场化还未完成）。6、目前我国LPR挂钩于1年期的MLF（即挂钩中端利率），而其余经济体则主要挂钩于基准利率（即挂钩短端利率），因此我们认为和其它经济体一体，LPR新报价机制仍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定价基准，后续LPR的挂钩对象可能也会相应调整，当然这有赖于政策利率体系的真正建立。（完）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0日对“有大批日本企业排队撤出中国”传闻做出回应。他表示，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在华日资企业的调查显示，所谓“大批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的说法站不住脚。 高峰介绍，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在华日企的调查报告来看，2015-2019年，在华日企扩大、维持和缩小在华业务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其中计划缩小在华业务的企业占比较小。除2015年这一比例达到8.8%外，2016-2019年均在5%至5.4%之间。今年4月，该机构对华南地区约3500家日企进行了调查，其中91.7%的日企表示并没有计划转移在华业务，较今年2月的调查增长了6.9个百分点。 实际上，大部分在华日资企业并没有考虑退出或撤离中国市场。一些日企在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大多为新增的非同质化项目。根据中方的统计，今年1-10月，在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95万家中，来自日本的企业有604家，实际投资金额达202.6亿元人民币。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充足的人才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所谓“减少对华依赖”的提法不符合市场规律，也不会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依据。 高峰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加大对外资企业在产业链配套、产业转型升级等各方面的服务力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外资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使外资企业能够植根中国市场，实现互利共赢。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1990年，被誉为“投资界超级巨星”的彼得·林奇宣布退休，离开了他供职20余年的全球最大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富达，同时也留下了他在管理麦哲伦基金13年间平均年化收益高达29%的投资传奇。就在这一年，随着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资本市场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发展帷幕。 三十年峥嵘岁月。如今，进入“而立之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在苦练内功的同时，正向全世界张开怀抱，吸引全球资管机构来华布局，富达国际便是其中最为积极的一员。2004年在上海设立代表处，2007年在大连设立中后台中心，2008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2017年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成为首家外资私募基金管理人，2020年首批向中国证监会递交设立外资全资公募的申请……富达国际在中国市场的每一步，几乎都踩在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时间节点。 长线布局 16年潜心蛰伏 富达国际于1969年成立，原为在1946年于美国波士顿成立的富达投资的国际投资部门，并于1980年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富达国际现在为全球超过250万客户提供投资解决方案以及退休专业规划，截至2020年9月30日，其总资产达6114亿美元。作为一家投资眼光独到的老牌资管巨头，日趋庞大的中国资本市场自然是富达全球战略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2004年，富达国际在上海设立了第一个办公室。彼时，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的开放进程正式起步，不少外资机构采取中外合资的方式在中国“试水”设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然而，注重“血统”纯正的富达却从一开始就决定只做全资公司。 在富达看来，对中国市场的布局不一定要从直接参与资产管理开始，人员、系统和工作流程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蛰伏期间，富达于2007年在大连成立中后台服务中心，为亚太地区和英国业务提供系统和运营支持，目前这一团队已从最初的500人发展到近1300人。 在外资资管公司中，富达国际也最早在中国内地培养自己的研究员。2011年，富达在上海筹建投研团队。在富达从研究员做到基金经理，一般要经过三次不同行业的轮岗，比如金融、消费和汽车，轮岗时间长达7年之久。在这期间，富达会考察研究员的研究水平，如果觉得他们适合管理客户资产，便会将其选拔进基金经理学院，用富达自己的资金做实盘操作，只有成绩合格者才能最终成为一名基金经理。 除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对于采用全球薪酬体制的富达而言，上海的投研团队还需要昂贵的费用进行支撑。“从头开始”很难，但在富达的长远规划中，布局和投资中国市场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公司从未有过犹豫和动摇。 “我们是家族企业，没有外部股东压力，管理层在拓展业务时不必受限于短期考核压力，可以长线布局。”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长何慧芬称。 积极出击 向公募牌照进发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提速，富达国际的名字渐渐开始活跃在大众视野。 2016年下半年，监管层开放外资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业务。2017年1月，富达国际获批为首家外资私募管理人，4个月后，富达又成为首家在内地推出私募基金产品的外资机构。速度之快，令业界咋舌。 在何慧芬看来，这是富达多年来在中国市场默默耕耘的成果。“发行私募产品时，大连中心已成立10年，中后台系统可以提供支持，帮助私募公司搭建IT系统和投研团队。”何慧芬称。 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对于流着含有公募基因血液的富达而言，获取全资公募牌照才是其在中国市场的终极目标。所幸，这一盼望很快迎来了曙光。2019 年7 月，外资持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股比放宽至100%的时间由原定的2021年提前至2020年。 2019年11月6日，富达国际正式任命何慧芬为中国区董事长，带领公司实现从私募基金管理人向公募基金公司的战略转型。“富达国际正积极准备在恰当时机提交公募基金牌照申请，当该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时，何慧芬将出任该公募基金公司的总经理一职。”富达国际称。随着这一任命的到来，何慧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她把家从香港搬到了上海。 2020年5月，就在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正式取消的一个月后，由富达国际控股的富达亚洲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便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申请，而富达国际也是继贝莱德、路博迈之后，第三家提交公募基金牌照申请的外资巨头。 投资中国 挖掘阿尔法收益 今年以来，海内外市场跌宕起伏，而在富达眼中，A股仍然具有难以替代的投资价值。 富达国际基金经理盛楠表示，A股中许多独特和优质的公司，是投资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A股市场目前对外资而言，是挖掘阿尔法的好地方。 回顾A股今年的表现，盛楠认为，今年A股市场的表现非常优秀，整体估值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修复。预计明年总体市场应该还是稳中有升。“消费、医药和科技板块今年都有很好的涨幅，整体估值水平也到了历史高点，所以估值修复在可预见的将来应该已经结束，未来的上涨需要各家公司的业绩来推动。目前建材、工业、大宗商品和个别基本面好的消费和科技公司仍具有投资价值。” 根据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公募持有A股市值与外资再度拉开差距。在盛楠看来，短时间内A股的主力投资者还是以中国公募基金为主。但随着外资的持续流入，本土机构投资者的风格已经开始向外资风格靠拢，主要的变化是更讲究基本面、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和ESG评价。 “今后随着外资的持续流入，A股市场也会变得越来越成熟。”盛楠称。
1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8000亿元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含对11月5日和16日两次MLF到期的续做），中标利率为2.95%，与10月持平。这是央行连续4个月超额续做MLF，8000亿元的规模也创下了单日MLF操作规模新高。“11月份MLF到期量为6000亿元。这意味着本月央行通过MLF超额续做，向银行体系投放了2000亿元中长期流动性。”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MLF连续4个月超额续做，意味着央行有意调控以同业存单利率为代表的中期市场利率上行势头，避免中长期流动性过度紧张。“一方面，近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年期股份制银行同业存单利率均已达到3.20%上方，明显高于MLF利率。央行开展MLF超额续做，可避免中期市场利率过度偏离政策利率中枢，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另一方面，中期市场利率持续上行，将不可避免地加大银行负债成本，不利于年底前银行继续下调企业实际贷款利率。当前，境内外疫情演变对未来宏观经济修复的影响不容低估，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是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支撑。”王青说。同时，王青指出，近期监管层在多个场合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这意味着短期内没有下调政策利率的需求。同时，监管层也强调，未来经济复苏还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不能出现“政策悬崖”，即政策突然收紧。这表明短期内也不存在上调政策利率的条件。由此，11月份MLF操作利率不动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而且未来几个月MLF利率调整的可能性都不大。不过，随着同业存单利率上行势头边际放缓，MLF超额续做规模也在缩减。11月份MLF增量规模为2000亿元，9月份和10月份分别为增量4000亿元、3000亿元。对此，王青表示，伴随央行持续加大对银行体系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力度，加上银行压降结构性存款任务接近完成，年底前以同业存单为代表的中期市场利率也有望结束持续上升过程，“稳货币”效应有望在短期和中期市场利率方面得到全面体现。这意味着5月中下旬以来的“紧货币”过程有望告一段落，资金面将由“紧”转“稳”。近期市场对疫情后货币政策走向较为关注。对此，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认为，随着经济数据持续改善、宏观经济内生动能的修复与疫情防控持续推进，未来货币政策会逐步回归正常化。三季度以来，货币政策总体较为稳健，这是货币政策常态化的第一步。从现在到明年年初，货币政策还将保持稳健、流动性合理充裕与利率稳定。王青表示，11月份MLF超额续做，意味着年底前实施降准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将持续处于“观察期”。降准是向银行补充中长期流动性的最直接手段，但会释放较为强烈的货币宽松信号，与当前经济形势及政策目标不符。央行会优先选择通过MLF操作，阶段性地向银行体系注入中长期流动性，而非实施全面降准，永久性地扩大银行中长期流动性水平。（记者 姚进）
·记者 张璐 全球食品饮料巨头雀巢抢滩中国“人造肉”市场。 12月9日，雀巢正式发布嘉植肴品牌，同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嘉植肴植物基系列产品也全面推向中国市场，其中包括面向消费者市场的6款产品与面向专业餐饮行业的4种产品。嘉植肴品牌的发布，标志着雀巢这一全球巨头在华正式进入植物基食品这一潜力市场。 同时，记者注意到，雀巢在亚洲的第一条植物基生产线也在天津正式完工并投入生产运营，优先为餐饮行业提供嘉植肴植物基产品解决方案。 一直以来，雀巢都将中国市场视为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近年来也频频加码中国市场。今年5月，在疫情影响的经济低迷中，雀巢投下今年在华最大一笔投资，增资7.3亿元在津建设其亚洲首条植物基产品生产线等4个项目。 事实上，雀巢投资的背后其实是看到了当前植物基产品替代肉制品的趋势。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植物基市场呈现出爆发趋势，相关产品的销量增长了65%，很多消费者表现出对健康营养与肉质口感、风味的双重需求。 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雀巢此时将嘉植肴引入中国，是精准地看到了随着消费结构的改变，中国植物基市场正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从其整体布局来看，符合雀巢中长期发展战略。 加码中国“人造肉”市场 日前，雀巢在中国市场推出多款面向C端消费者和B端专业餐饮渠道的植物肉产品，雀巢旗下植物基品牌“嘉植肴”也正式入华，首批推出六种中国风味菜肴中替代肉类。 据悉，雀巢“嘉植肴”产品将于本月内开始在天猫旗舰店与盒马线下店销售，单盒的售价在29至39元。除了抢占零售市场，雀巢此次还双线作战，同步推出了四种供应专业餐饮企业使用的植物基产品，可用于制作汉堡等食物。 据了解，在饮食行业，植物基是指以植物为主打造的新型食品和饮料产品，用植物蛋白代替动物蛋白，常见应用为人造肉、植物奶等，以及以此为基础原料研发制作出的丰富口味、形态的食品、饮料。 对于直接以中式餐品领域切入市场，雀巢方面表示，非常重视在中国的本地化运营，调研显示，84%的中国消费者认同植物基产品健康，但肉类摄入必不可少，此次推出产品也是为了满足对“肉类”更多口味的需求，并应用到阿里大数据筛选，能带给消费者更多选择空间。 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以上这些新产品来自雀巢今年在滨海新区增设的其亚洲首条植物基产品生产线，目前该植物基生产线在天津已正式完工并投入生产运营，将优先为餐饮行业提供嘉植肴植物基产品解决方案。 事实上，中国作为雀巢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一直都很受重视。今年5月，雀巢对外宣布在天津投资7.34亿元，其中包括在天津投建雀巢的亚洲首条植物基产品生产线以及配套的原料周转仓、冷冻周转仓，生产线设计能力为年产8000吨，并有望于今年下半年落成投产。 同时，雀巢还将对其糖果业务增加投资，升级“呈真”威化生产线，并进一步发展天津雀巢质量保证中心的能力。今年9月10日，雀巢对外宣布在华增资4亿元，用于谷物能力中心建设、扩建奶牛养殖培训中心，并加大雀巢在高端化食品加工方面的投入。 业绩方面，在雀巢发布的今年三季报中显示，前9个月雀巢销售收入达619.12亿瑞郎（约合人民币4547.44亿元），实现同比增长3.5%，其中，植物基产品的增速在两位数以上。虽然中国的有机增长仍为下降，但中国市场增长已在第三季度转正。 国内植物肉相关企业增至2000家 2020年可谓是植物基食品的爆发元年，行业研究机构FAIRR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五分之二的食品巨头都有专门团队开发和销售植物基肉制品和乳制品，47%的零售商现在或计划销售植物基肉制品。 对于食品饮料行业，越来越多的新品将植物蛋白作为产品主要亮点。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已有多家食品巨头试水人造肉产品，进而抢滩中国人造肉市场。 今年4月，肯德基推出了植物鸡块“植培黄金鸡块”，同时星巴克将植物肉Beyond Meat首次引入中国内地。随后，美国嘉吉公司于7月在中国市场推出植物肉品牌“植启”，包含植物鸡肉块和植物牛肉饼两款产品。9月，美国人造肉巨头Beyond Meat宣布，将在浙江嘉兴建设两家工厂，预计在几个月内开始试产，并在2021年初开始全面生产。 根据Euromonitor的数据，自2014年至2018年，中国的“非肉类”市场（包括替代肉类产品）增长了33.5%，2018年市场规模接近100亿美元，到2023年规模将达到119亿美元。2019年，国内植物肉及相关企业迅速增加至2000家，其中包括西式餐饮品牌、新茶饮品牌、外资品牌等皆以布局。 飞速增长的市场背后，消费者为什么选择植物基食品？业内认为，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弹性素食主义消费群体增多，牛奶、肉类等消费趋于饱和，在健康、环保的大趋势下，植物基已是大势所趋。记者注意到，就连伊利、农夫山泉等企业也都加入了植物基的阵营，可谓是巨头们扎堆布局。 其实，在“植物基”这一概念还未火起来时，中国消费者已经对植物蛋白饮品很熟悉了。生活中最常见就是豆浆，是很多家庭的早餐必备，饮料行业也有豆奶、杏仁露、花生奶、椰奶、核桃奶等。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国内包括植物肉、植物酸奶以及植物奶酪等在内的植物基食品，仍然属于小众品类，尽管备受资本市场和行业热捧，在中国市场上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还面临着从法规到技术突破、供应链以及消费者教育、市场接受度等一系列问题。专家表示，想要让消费者了解并选择植物基，市场需要更多的参与者，强化“植物基”的概念，帮助消费者转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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