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莫 北京报道 临近三季度末的关键时点，央行“长短结合”释放流动性。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室发布公告称，为维护季末流动性平稳，9月27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200亿元逆回购操作，这是央行连续多日开展逆回购操作。除了连续补充短期流动性，央行本月通过增量续作MLF的方式来补充中长期流动性。 展望未来，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不论从数量型还是价格型工具来看，稳健的货币政策都将体现为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加大对制造业、小微企业及民营企业的定向滴灌，金融让利实体的力度也不会减弱，企业一般贷款利率还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业内人士表示，降准概率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 长短结合 “量”上呵护资金面平稳 为维护季末流动性平稳，央行明显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记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室相关公告统计，截至9月27日，央行已经连续9个交易日开展逆回购操作，并且从9月18日开始连续进行14天逆回购操作。“14天的操作可以跨过季末关键时点。”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季末及长假时点临近，资金面波动明显加大。这主要是受银行季末考核、节前取现需求增加、利率债发行节奏变化以及季末财政支出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整体符合季节性规律。可以看到，近期央行通过“7+14”的逆回购操作搭配，明显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旨在引导资金面平稳跨季。 除了依靠公开市场逆回购来补充短期流动性之外，央行也通过增量续作MLF的方式来补充中长期流动性。9月MLF增量续作6000亿元，净增量为4000亿元。这也是MLF操作规模连续两个月扩大。 “MLF操作规模之所以连续两个月扩大，主要原因在于受结构性存款大幅压降影响，银行中长期流动性压力显著扩大。”王青表示。 央行此前公布的金融机构信贷收支统计数据显示，8月末，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为94202.58亿元，相比7月末压缩了7523.93亿元，环比下降7%。这是自今年4月末结构性存款规模攀升高点之后，连续4个月下降。 王青表示，此外，当前以DR007为代表的市场利率均值已升至政策利率，即央行7天期逆回购利率水平附近，已基本满足“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的政策目标。 由此，近期央行加大流动性注入，也可稳定市场预期，避免市场利率进一步大幅走高，进而显著偏离政策利率水平。 “价格”调控着眼稳定市场预期 央行在“量”上体现出了资金面的意图，不过近期在“价”的调控上，央行还是着眼稳定市场预期。9月15日MLF中标利率为2.95%，与7月持平。而5月以来，LPR报价连续五个月保持不动。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近期，随着经济逐渐企稳回升，市场利率经历了较明显的上升过程。为维护市场预期稳定，继续对实体经济复苏过程形成支撑，同时防范资金空转套利或过量流动性进入房地产市场等领域，LPR保持不动符合预期。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LPR不变不意味着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不再下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此前表示，4月份以来MLF利率和LPR虽然保持不变，但实际上每个月报价时都有几家报价行根据自身资金成本等因素调整报价，由于最后取一个算术平均值，还没有达到0.05%的就近取整步长，所以使得最终发布的LPR没有变化。未来LPR的走势取决于宏观经济趋势、通货膨胀形势以及贷款市场供求等因素，具体要看报价行的市场化报价。同时也应当看到，LPR和贷款利率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2020年7月企业贷款利率同比下降0.64个百分点，降幅明显超过同期一年期LPR的降幅，体现了LPR改革疏通利率传导机制的效果。随着LPR改革推动贷款利率下降的潜力进一步释放，预计后续企业贷款利率还会进一步下行。 董希淼表示，商业银行通过减少乃至取消收费、增加信用贷款从而减少抵押担保环节等方式来让利企业，这些最终都会体现为企业融资成本的下行，也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王青表示，无论是以DR007为代表的短期市场利率，还是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年期股份制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为代表的中期市场利率，都有望结束5月以来的持续上行过程。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这些利率目前已分别达到或略高于相应的短期、中期政策利率水平，进一步上行的空间已经不大。二是为引导四季度经济增速向潜在增长水平回归，短期内货币政策不会全面转向收紧。 货币政策仍将强调“结构性” 展望未来，孙国峰此前表示，货币政策需要有更大的确定性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他提出了三个不变：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不变；保持灵活适度的操作要求不变，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坚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决心不变。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孙国峰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 董希淼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下半年将更多体现为“适度”，他认为，不论在“量”还是“价”上，央行或更多运用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强调“精准导向”。 王青表示，从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来看，四季度货币政策将以稳为主。若不发生重大外部冲击，降准降息的概率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四季度银行压降结构性存款任务依然很重，负债端稳定资金需求较大。未来几个月央行将首先通过加量续作MLF等方式，向银行体系补充中长期流动性；如果银行体系中长期流动性持续紧张，为支持实体经济信贷需求，护航利率债顺利发行，也不能完全排除降准窗口再度打开的可能性。
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直达机制”以普惠式、精准性的调控方式，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获得感 无论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都迫切需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促进资金畅通、循环畅通、政令畅通 “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提出明确要求。不久前，国务院召开的部分地方政府负责人视频座谈会提出：“合理把握政策力度、选择政策工具，探索出的经验要继续坚持，今年行之有效的直达机制等改革措施该坚持的要坚持。”经济政策中的“直达机制”，本质上是宏观调控的创新与完善，对促进中国经济加快复苏、争取全年经济发展好成绩，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年以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我国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提高了传导效率，对冲了经济下行风险。比如，在逆周期调节中引导市场利率下降，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降息、降准，而是通过对企业的贷款延期、信用支持等措施，进一步明确目标取向、直面市场主体，切实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再如，推动财政资金直达和减税降费精准投放，截至10月底中央财政直达资金1.7万亿元已基本下达到位，地方实际支出1.198万亿元，有效增强了基层财力水平，有力支撑了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等工作。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直达机制”以普惠式、精准性的调控方式，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获得感。 就下一步工作而言，相关经验亟待常态化、制度化坚持下去。一方面，当前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尽管主要经济指标逐步回稳向好，但市场主体逆风前行的困难仍然不少，需要我们保持政策连续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努力做到科学预判、主动加力、打通堵点。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传导中存在一些问题，究其原因有利益格局的藩篱，有本位主义的掣肘，也有体制机制的不畅。“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的要求，具有强烈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我们不仅要根据市场主体需要和形势变化适时优化政策，还要更多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在财税金融等领域完善“直达机制”，进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 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同样离不开“直达机制”。过去一段时间，经济运行各环节中存在一些堵点、淤点、难点，资金脱实向虚现象抬头，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商品流通成本难降。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方针，到今年的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加强要素保障、产销对接，政策着力点都在通堵点、清淤点、破难点。接下来经济领域补短板、强弱项，仍要牢牢抓住“畅通”二字下好先手棋、推动系统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直达机制”不等于“直接买单”。纾困资金直达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创造力，“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是对政策传导机制的自我革新与优化。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需要继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并推动宏观调控向宏观经济治理稳步提升。 无论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都迫切需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促进资金畅通、循环畅通、政令畅通。建立健全各领域“直达机制”，强化政策引导、改革创新，我们一定能共克时艰，在新发展阶段开好顶风船、走稳上坡路，赢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光辉未来。
【国家政策】 ※※ 《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针对金融领域改革提出意见要求。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意见》，提出要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等要求，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就金融业来说，疫情防控造成了经济的暂时困难，但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的步伐并没有停歇，下一步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 银保监会发布《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5月19日，银保监会发布了《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旨在进一步加强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规范经营行为，防范化解风险，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信保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 银保监会明确将推动《资金信托管理办法》《信托公司资本管理办法》等制度出台。5月26日，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影子银行监管，防范影子银行反弹回潮。一是推进规制建设，强化政策落地。二是加强现场检查，严纠违规行为。三是加强监管协作，形成监管合力。 【省内动态】 ※※ 我省“金融机构进园区帮企业”系列活动拉开序幕。5月15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与“一行两局”一起，组织有关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地方法人银行以及省担保集团的负责人，赴湘潭经开区、高新区，与实体企业面对面交流对接，拉开了我省“金融机构进园区帮企业”系列活动的序幕。 【省外动态】 ※※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征求意见稿）》发布。证监会5月22日就《特别规定》向全市场征求意见，《特别规定》复制科创板主要制度，根据实际予以优化，结合创业板存量改革特点，增强制度安排的包容度。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发行与承销行为，适用本规定。 【重要数据】 ※※ 2020年4月湖南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55466.78亿元，同比增长8.9%，各项贷款余额为45995.44亿元，同比增长18.25%。 ※※ 继去年A股18家上市公司退市创历史新高后，今年退市公司数量不减，截至5月25日，已有22家上市公司退市或确定触发退市条件。退市多元化、常态化是我国资本市场走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关键，是遏制炒壳之风，倡导价值投资，实现优胜劣汰，从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关键。 【智库观点】 ※※ 通过发行国债来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大规模发债后若让商业机构和老百姓去购买，从总量上、利率上看，会对市场产生“挤出效应”，信贷资金减少，市场融资成本上升。但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作用，市场流动性指标将会上升，可使货币供应及时到达实体企业，从而实现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的目标。 ※※ 当前金融风险防范的核心是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问题。中小银行自身要专注主业，增强资本实力，增强银行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监管机构层面要提高对不良的容忍度，坚持分类施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实行一地一策、一行一策，区分轻重缓急，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对少数高风险机构精准拆弹。 【政策解读】 ※※ 2020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 一是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意见》围绕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资金跨境融通渠道多元化等多方面，推出贸易投资便利化试点、资本项目便利化改革、跨境理财通机制等12条深化外汇管理改革的措施。 二是加大金融合作与服务，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深化内地与港澳的金融合作《意见》。提出扩大金融业对港澳地区开放和合作，围绕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推出3条措施。 三是促进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粤港澳资金融通渠道多元化。《意见》提出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相关基金、支持非投资性企业开展股权投资试点、发展绿色金融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等6条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措施。 四是加强科技创新金融服务，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意见》指出要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研究推进金融对接科技产业的服务模式创新、建设区块链贸易融资信息服务平台等2项主要措施。 五是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构建金融风险合作监管机制，切实防范跨境金融风险。《意见》围绕加强粤港澳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体系、加强粤港澳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推出3条措施。 来源：政策法规处 时间：2020年5月27日
文/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7月1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多措并举加强和改进证券执法工作，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和良好生态。 我们认为，本次会议并非着眼于短期的市场走势，而是立意长远，沿承了第二十六次、第二十八次会议的政策思路，旨在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在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新格局之中，这一举措主动应对时代变革，有望在以下四个层面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第一，推动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对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肩负着至关重要的历史使命：其一，从总量上看，扩大直接融资占比，拓宽融资渠道，以增强金融体系服务与让利实体经济的能力；其二，从结构上看，不同于间接融资体系，资本市场能够更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从而为“高风险、轻资产、少抵押物”的新经济提供有效融资，加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但是，上述总量和结构红利的释放，都需要以上市公司有序的“优胜劣汰”作为前提。否则，将引致“道德风险”和“柠檬市场”，进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削弱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近年来，多起恶性财务造假案件足以为前车之鉴。由此，本次会议直击关键，在“零容忍”政策工具箱中强调深化退市制度改革，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化、常态化退出机制。这将与新修订的证券法以及注册制改革形成合力，构建上市公司的良性竞争循环，通过优化底层资产的方式，从根本上夯实资本市场长期繁荣的基石。 第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随着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中国家庭财富结构亦已开启历史性的变革。从国际经验和当前趋势来看，未来中国家庭资产的配置重心，将逐步从房地产市场转向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居民将成为中小投资者，并有望通过资本市场，从供求两端强化中国经济的“内部循环”。一方面，借助“财富效应”，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消费能力同步扩张，为需求侧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借助“投资效应”，居民财富助力新经济的加速发展，为供给侧的转型升级打开空间。但是，由于资本市场违法成本较低、信息不透明，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尚有缺陷，制约了上述正向效应的释放。直面这一问题，本次会议对症下药，一方面，通过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配合立法机关加快刑法修改等工作进度，构建事前监管的“防火墙”，另一方面，通过严厉查处违法行为、启动“集体诉讼”、建立专项工作小组等措施，强化事后惩治的“纠错器”。这一“双管齐下”的政策组合有助于补上制度建设的短板，放大资本市场在“内部循环”中的战略功效。 第三，扩大对国际资本的长期吸引力。在今年“陆家嘴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疫情时代下，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成为桥接国内、国外两大循环的核心纽带之一。当前全球疫情仍在加速发酵，2020年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几成定局，公共卫生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与国际金融风险正在相互激化，稳定性成为最稀奇的资源之一。与之不同，得益于率先对疫情实现有效控制，中国经济目前稳步修复，大概率成为年内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与金融的韧性在全球视角下持续凸显。基于此，国际资本正在长趋势地流入中国市场，并促进了“内部循环”的发展。顺应这一趋势，本次会议进一步升级“零容忍”的具体政策，向市场传递“零容忍”的鲜明信号，有利于消解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疑虑。放眼全球，这不仅将长远地增强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将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巩固“双循环”的纽带，使中国经济金融成为全球的“稳定锚”。 第四，探索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范式。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以“零容忍”政策优化资本市场治理，不仅旨在该市场自身的繁荣发展，更在于为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拓出实践新途。2020年4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标志着以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要素为重心，新一轮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将进入快车道。但是，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破”，更在于“立”，不仅在于突破利益藩篱，更在于建立高效、稳定的治理机制。在这一方向上，资本市场有望树立治理典范。从实践来看，“零容忍”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提升违法成本、完善监管体系、保护市场主体、优化市场标的等方式，提升要素资源定价的透明性、高效性和稳定性。其政策实践的经验成果将对其他要素市场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形成可以复制的治理范式。从预期来看，资本市场作为改革起步早、推进深的先行者，如果能够在“零容忍”政策的引导下取得进一步发展，将显著提振国内外对其他要素市场改革的信心，更广泛地吸引市场主体的参与，加速改革措施的推进。由此出发，当前“零容忍”政策在资本市场迈出的开创性一步，未来有望盘活改革深化的大棋局。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郑忠良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用这句话来形容瑞幸咖啡董事长陆正耀过去两年半的人生历程再恰当不过了。 5月19日，瑞幸咖啡公告称，公司于5月15日收到纳斯达克上市资格审查部门的书面通知，决定对其施行摘牌。这距离瑞幸咖啡2019年5月17日在美国上市刚好一年时间。广大投资者损失惨重，这其中竟然有240家机构投资者，不乏像美银、贝莱德、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这些鼎鼎大名的投资公司。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从这个事件中获得什么启示呢？ 第一，投资要回归理性，回归常识。真味只是淡，至人只是常。瑞幸一开始就讲了一个非常宏大的故事“从咖啡开始，让瑞幸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据瑞幸咖啡招股书显示，2018年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6.2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仅为美国的1.6%。中美之间的人均咖啡消费差就是瑞幸的潜在市场份额。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故事的逻辑难以自洽。 按照这个逻辑，一个中餐企业是不是可以说：中美之间人均中餐的消费之差就是这个中餐企业的潜在市场份额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饮食文化的差异是顽固且显而易见的，四十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曾兴起过一阵咖啡和洋烟洋酒热，但没过多久就偃旗息鼓，烟消云散。经过几千年中华饮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还是更喜欢饮茶和喝白酒。即便现在新潮时髦的年轻人更喜欢的还是奶茶，网红奶茶店比比皆是，又何曾见过几个网红咖啡店？脱离中国的饮食文化和常识，被创始人的宏大叙事激动得热血沸腾的投资者只会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再者，饮食行业看似门槛低，但其实非常专业化，需要长时间的耕耘和积累，那些成功的企业无一不是如此。反观瑞幸的创始人和管理团队对咖啡行业完全是“门外汉”，他们希望借助汽车服务的经验，用互联网的思维来迅速做大做强咖啡这个对他们完全陌生的行业，失败是大概率事件。 第二，管理团队的诚信至关重要。瑞幸咖啡的管理团队在诚信方面的历史记录难以自证清白。瑞幸咖啡的董事长陆正耀也是神州租车的董事长，神州租车2014年在港上市后，随着陆正耀和机构投资者不断减持，神州租车的股价也是从最高位跌落，陆正耀和机构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少数股东则损失惨重。根据瑞幸的招股文件显示，瑞幸咖啡上市后董事会主席陆正耀、公司CEO钱治亚、陆正耀的亲属Sunying Wong分别质押了所持有美国存托股票的30.0%、46.8%、100.0%，以陆正耀为首的创始人团队，整体股权质押率已达49%，合计质押的美国存托股票占到公司总的美国存托股票的24.1%。公司上市后创始人便减持和质押股份的行为间接证明了其“商人”而非“企业家”的角色定位。此类公司缺乏长远的愿景和使命感，上市就是其最终的目的，在二级市场投资这样的公司难免存在巨大风险。此外，瑞幸的独立董事邵孝恒曾在多家被控存在欺诈行为的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担任董事，这显示出邵孝恒先生可能并没有尽到独立董事的勤勉义务。今年2月1日浑水发布做空报告后，瑞幸先是发布公告坚决否认所有指控，随着2月5日美国部分律师事务所开始启动针对瑞幸的集体诉讼，瑞幸被迫于4月2日发布相关公告。瑞幸财务造假事件终于得到证实。这一系列迹象充分表明瑞幸的管理团队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 第三，企业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而非其他。商业的本质是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满足用户的需求，从而获得回报。企业的经营者只有专注于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改善提升客户体验，逐渐培育客户忠诚度、积累口碑，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持续提高盈利能力，从而提升企业价值，才能为投资者带来源源不断的回报。企业价值的提升是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过程，需要企业经营者坚持不懈的努力。只有扎扎实实专注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提升，才能为客户和投资者创造价值。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舍此别无他途。很多企业经营者将主要精力专注于商业模式、市场营销的创新，这些举措只能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瑞幸咖啡所处的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是一个典型的红海市场，专注于产品和服务尤为重要。 第四，烧钱快速扩张模式不可持续，无助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如今资金充裕的大背景下，很多企业经营者不愿埋头苦干下“笨功夫”，而是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快速挤压对手抢占市场。依靠一轮又一轮的融资，通过高额补贴吸引价格敏感性客户，不断提高市场份额挤压竞争对手，直至最终获得垄断市场地位后通过提高产品或服务价格来实现盈利，实现“赢家通吃”的局面。 这种简单粗暴的竞争方式破坏了行业生态，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其实质是破坏和减损了社会价值。一是高额补贴吸引的只是价格敏感型客户，无法培养客户忠诚度，一旦补贴消失，这些客户就会离开，动摇了企业价值的基石。二是由于企业的经营者关注的是如何快速提高市场占有率打压竞争对手，难以专注于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无助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三是持续的价格补贴需要不断的外部融资，如果融资的速度赶不上烧钱的速度，企业的资金链就会断裂，从而陷入经营困境。四是高额价格补贴造成收入难以补偿成本费用，造成了亏损，侵蚀了企业的资本。五是即便企业后来获得垄断市场地位，通过提高产品或服务价格实现盈利，这种由于垄断产生的盈利以牺牲消费者的福利为代价，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六是这种竞争方式必定以上市融资为目的，上市之后资本市场的压力迫使企业采取更激进的扩张政策和会计政策，为经营失败埋下隐患，最终将给中小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回归常识，选择专注于产品和服务、诚信勤勉的团队管理的公司，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摘要：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可谓“热闹非凡”。美国大选的“靴子”终于在全世界密切关注中落了地，RCEP的成功签订或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同时海外疫苗即将入市，欧美股市迎来大幅反弹。 A股市场在11月取得了不错的涨幅，但是风格切换的苗头也越发明显。大宗商品受到全球复苏和宏观刺激政策的影响，“再通胀交易”的声音甚嚣尘上。相应地，债券市场依然很“受伤”，叠加永煤违约事件对市场情绪的重大影响，所谓的固定收益资产不再“稳固”，投资者对股债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岁末年初的关键时点，“春耕行情”会否提前到来？市场风格的切换是否已经开始，还是已经过半？信用风险是否会进一步发散形成系统性风险？量化对冲基金当前是否还有投资价值？市场如棋局，棋局万变，棋势无定，有进有退且落子无悔，方能沉稳驾驭。如何把握市场大势，动态调整大类资产配置比例，把握市场各类投资机会，本期《建信信托资产配置观点与建议》将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与解析。 一、11月大类资产表现回顾 11月金融市场表现简要概括如下：全球股市大幅上涨，欧洲股市领涨全球，A股虽然涨势喜人，但在全球主要股市中涨幅最小；大宗商品上涨，贵金属下跌；中国债市收平。 今年以来，黄金/白银和铜的涨幅独占鳌头，股市在11月大涨后，总体已是正收益，原油仍有较大跌幅，中国债市则收益偏低。 二、宏观经济关注要点与展望 资产组合收益率主要由资产配置贡献，而资产配置则着眼于宏观趋势大方向的把握与判断。因此，宏观经济基本面是驱动大类资产行情的最基本因素。建信信托资产配置，首先立足对宏观经济与趋势的研究与分析，力求为客户把握大的方向。本期宏观层面建议重点关注量化宽松或将持续推动资本市场上扬，而全球经济将面临二次衰退风险。 （一）中国经济持续反弹走势 需求端修复速度持续加快。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1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投资数据已基本恢复正常。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1%，已连续九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制造业扩张还在持续。通胀仍将保持平稳状态，流动性处于相对宽松状态。CPI增速在短期内仍将维持低位，核心CPI增速稳定在0.5%的低水平。PPI仍然处在负增长通道，但回升明显，预计11月增长-1.3%。房地产整体趋稳，人民币进入6.5时代。 （二）全球经济面临二次衰退风险，疫情趋势导致衰退风险加大 美国新冠疫情迟迟未能得到控制，截至11月30日累计确诊已超1375万例，单日新增居高不下，加大了经济下行风险压力，导致美国2021年经济继续萎缩。 此外，美国大选后新旧政权更替暗流涌动，特朗普政府在外交及内政上屡出招数，使拜登政府上台后刺激政策难以落地，更增加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受疫情影响，美国就业仍未恢复至正常水平，劳动参与率62%，就业率57%，均低于正常水平。欧洲国家新冠疫情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确诊病例超1500万例，法国、德国等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纷纷创下新高。欧盟国家失业率高达8%，就业人数同比下降2%。 （三）量化宽松推动全球资本市场上扬 2008-2012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推高了全球股市、债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推出了天量经济刺激计划，同时美联储也开启了无限QE政策，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2020年3月到11月期间，美国新增的M2已经接近40，000亿美元。2008年次贷危机在区域及行业中扩散较为局限对与之相较，2020年新冠肺炎是全球性的，且影响到几乎所有行业；而同时，2008年次贷危机使金融部门陷入困境，其本质是实体经济资源配置不当，属于结构失衡；2020年新冠危机根源在于健康危机及应对措施，进而对需求端和供应端均构成负面冲击，属于总量危机。因此，本次美国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创历史记录，应对疫情的信贷投放和财政刺激力度都更大，将对股、债和商品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RCEP将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 11月15日签订的RCEP协定横跨亚洲和大洋洲15国，涵盖全球30%的人口、GDP体量和贸易总额。从经济层面上看，RCEP降低了区域内商品关税成本，加快区域内资本、技术自由流动，提高了泛亚洲和澳洲区域经济体在全球的竞争力。从政治层面上看，RCEP是全球战后第二个由非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欧盟的作用类似，会在随后的时间里，逐渐增强区域内的政治互信，对缓和区域内国家关系具有深远影响，美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由此趋于下降，拜登重启TPP谈判将会举步维艰。 （五）提高直融比重再次被正式提出 11月25日，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指出，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我国直接融资在2016年之前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到2017年占比明显回落，在2018、2019年逐年提高。目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仍以人民币贷款为主，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相比来说，欧美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比为八九成左右，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预计未来我国的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的比例将大幅提升。 三、12月资产配置策略与投资建议 展望12月，随着市场不确定性因素逐步落地，建议提前布局“春耕行情”。相比11月三大类资产的标配投资建议，本月考虑到2021年总体利好权益资产，利空固定收益资产的背景，结合岁末年初往往是市场成长/价值风格切换的时点因素，总体建议高配权益资产，低配固定收益资产，标配另类资产。 （一）权益资产：高配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综合领先指标（CLI）等显示，宏观经济周期于2020年2月触底后进入一轮复苏周期，已经连续8个月好转，并进入扩张期。基本面维持中长期看好中国经济的观点。A股市场11月小幅反弹，中证800涨幅约3%，顺周期的有色钢铁煤炭行业涨幅居前。当前A股市场情绪在中性偏低区间，权益类资产仍有机会，建议【高配】。 具体到投资机会，建议关注三点。 一是低估值顺周期行业的补涨机会。以经济复苏为权益配置主线，疫情导致估值、业绩双杀的顺周期行业有望迎来修复。从三季度公募持仓来看，公募基金相对低配银行等低估值行业，而利率上行时期，以金融和强周期行业为代表的传统板块股价表现优于新兴成长板块。因此，以经济复苏为权益配置主线，疫情导致估值、业绩双杀的顺周期行业有望迎来修复。 二是优质龙头股自下而上的alpha（超出市场平均回报的收益）机会。受疫情影响，各行业龙头企业持续受到以外资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追捧，并获得估值溢价。A股各行业形成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具备长期投资价值，中期来看仍有alpha机会。短期矛盾在于，部分行业在过去一年估值提升较为明显，例如食品饮料和医药等行业，其较高的估值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未来业绩。对于此类行业，短期需要关注其估值收缩的风险。 三是景气行业成长股的alpha机会。A股三季度业绩报告显示，新兴成长板块的电子、电气设备行业景气度较高。医药、农业和食品饮料等泛消费板块也将持续较高景气度。投资思路上建议选择风格稳定、alpha能力突出的权益管理人进行配置，获取A股中的成长股机会。倘若明年全球经济复苏，外需持续景气，可重点关注受益出口产业链的中游制造行业的投资机会，包括汽车、机械和电力设备等。 数据来源：建信信托整理 （一）固定收益资产：低配 当前经济进一步提升，PMI等先行指标不断创年内新高，货币政策也将维持稳健基调。2021年将是名义GDP的扩张期叠加流动性收紧的年份，总体利好股市，利空债市。但是考虑到紧货币的政策并不利于控制宏观杠杆率，预计货币政策不会快速收紧，债市总体的思路仍是等待机会，防守为主，主要的机会还是在含权品种方面，建议【低配】。 具体到投资机会，关注以下三点。 一是建议选择熊市行情下控制回撤能力较强的产品。 二是虽然信用风险在11月有所扩散，但风险可能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系统性的。建议根据信用利差的历史估值情况，择机选择以中高评级信用债为主，获取杠杆套息收益，同时挖掘风险可控的高收益信用产品。 三是11月转债指数震荡后小幅上行，估值压缩后相对处于较为合理的位置，后续更多是跟随正股走势，随着权益市场走强，仍有机会，可布局含转债基金。 （三）另类资产：标配 从当前成交量、波动率、市场风格、实际利率等因子来看，建议对另类资产持中性偏乐观态度，此外配置另类资产还有助于平滑大类资产组合的波动性。因此，总体建议【标配】。 具体来看，关注以下三类投资机会。 一是股票市场中性策略平均对冲成本降至8%以下，而股市成交量温和回升。虽然从市场风格表现来看，近期上证50、沪深300指数明显强于中证1000，创业板指，相对利空相对价值策略。考虑到3个主要因素中两个利好相对价值策略（市场中性策略），维持相对价值策略标配的建议。 二是商品市场震荡向上，全球经济复苏、弱美元、疫情反弹和拉尼娜气候等不确定因素导致商品波动率逐步加大，CTA策略（即通过商品期货或者股指期货趋势性交易获利的投资策略）在未来一段时间预计仍具有较好的表现，建议标配。 三是黄金高位回调后，美债实际利率反弹后回落，美元指数延续弱势走势，黄金配置价值凸显，建议标配黄金。 四、资产配置观点与本月投资建议总结 建信信托财富管理与大类资产配置团队 建信信托大类资产配置体系依托于一支经验丰富，专注于权益投资、固收投资、量化投资、商品投资四大专业领域研究的投研团队。
李迅雷现任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约成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从事宏观经济、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20多年，曾先后任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兼首席经济学家、海通证券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编著、翻译经济及证券类书籍多部，并在各类学术性刊物上发表论文、研究报告百余篇，所主持各类课题曾多次获奖。 “大循环和双循环的发力点在供给侧。”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如此表示。 无论市场还是学术界，都有关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辩论。需求侧增量转弱、供给侧趋强是否已成为大趋势？全球经济依然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进行资产配置？明年有哪些投资机会，有哪些风险和挑战？李迅雷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并分享他最新的资产配置思路。 今后的投资机会主要在供给侧 南都：最近一年多以来，无论市场还是学术界都有关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辩论。需求侧增量转弱、供给侧趋强是否已成为大趋势？您如何看待需求侧和供给侧各自存在的投资机会？ 李迅雷：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需求侧和供给侧，都有投资机会。 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粮食、能源、稀有金属等原材料类的外需依存度较高；另一方面，包括芯片、精密制床、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及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赖亦较强。我们要扩大进口替代的比例，使国内大循环正常运行起来。 另一方面，从需求端来看，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疫情以后的需求不足。上半年，扣除价格因素，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9.3%。除了要考虑疫情因素的影响，居民需求分化亦是影响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其中，中低收入阶层有消费的需求，但是缺乏消费能力，这就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会影响到供给端的顺畅运行。 因此，需求侧和供给侧都非常重要。需求侧最主要是补短板，通过补短板，能够与全球产业链加强合作，同时自主创新，实现部分进口替代。而在供给侧，主要工作是改善我们整体收入结构。 南都：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实现这种高水平的经济双循环？有哪些关键点是需要我们给予特别关注的？ 李迅雷：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合作是一个大的趋势，各个国家、各个厂商都有他们的特点以及优势。比如说，我们需要的很多零部件不可能都通过替代来实现、来解决的。 双循环非常重要，不仅是国内大循环，还需要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我们要加大开放的步伐，加大开放的力度，让中国跟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这是我们必须注重的一个重要方面。 南都：在你看来，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主要的投资机会是否仍然出现在供给侧？ 李迅雷：供给侧的机会可能更多一点。需求侧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是全球都面临需求侧的问题。需求侧要通过改革来推进，但需求侧就像一个老房子，房屋里面的结构都已经老化、固化了。我们要慢慢来改进，一步一步来改革。 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实际上，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搞货币泛滥、大水漫灌了。在货币超发的时候，收入的差距就在拉大。 此外，从区域政策来看，当前各大城市对户口户籍制度放开，鼓励人口自由流动，这一举措也缩小了相关差距。如果贫困地区人口往发达地区流动了，那么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就少了。这是一种理性的办法。财政政策方面，通过一个比较增量部分尽可能地寻求公平，这是比较现实的做法，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因此，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未来主要的机会来自供给侧，这就要求我们加大在短板上面的投入。如果投入加大的话，产出相应地也会增加。因此，从今后的投资机会来看，包括光伏、芯片、电动车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美股的“双脱钩”现象 南都：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依然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样的不确定性会增强我们的各项风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何美股屡创新高？ 李迅雷：截至12月4日，美股三大指数均创历史新高。首先这很大程度上与美联储持续大放水有关系。其次，这次疫情对传统周期性行业和服务业的影响比较大，但对新兴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而美国的三大成分股指数中，新兴产业的占比较高。如标普500指数中，新兴技术行业和通信行业的市值占比相加就达到41%，这两个行业受疫情影响也相对较小。 此外，美股三大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与美国经济分化程度高，美股短期激励力度大、静态估值可能被高估等因素亦有较大关系。 比如美国股市中，500亿美元市值以上的公司，其市值占股市总市值比重超过70%，尤其是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微软、奈飞、特斯拉等互联网或高科技行业的市值富可敌国。这些上市公司在疫情之下表现更强，从而进一步拉高了指数。从今年前三季度看，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涨幅前20只股票贡献了97%的指数涨幅。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成分股指数与美国股市存在“脱钩”、美国经济与美国资本市场也存在“脱钩”这样一种双脱钩现象。 存量经济主导下的投资具有三大特征 南都：展望明年，中国经济大概出现怎样的场景？ 李迅雷：根据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今年GDP增速是1.9%，明年要超过8%；美国今年会缩水-4.3%，明年是3%以上正增长。 全球经济实际上处在一个比烂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比好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只要稳住，中国在全球的排名就有望提升。从前三季度来讲，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一枝独秀，恢复非常好，实现了正增长，但是依然还是有下行的压力。 总体来讲，GDP增速还是处在长期下行的趋势当中，估计明年一季度达到高点，因为同比会达到高点。但从环比来讲，目前已经有存在增速放缓的迹象。这也是正常的。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2011年以后经济回落，而回落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经济结构问题突出，因此“五中全会”公报提到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前城乡差距、居民的收入差距都是比较明显的，给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全球的人口大国，我们与全球经济中所出现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共性，那就是老龄化、收入差距扩大、经济结构存在一定扭曲等，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因。 南都：展望2021年，我们要如何更好地进行资产配置？ 李迅雷：大类资产配置的逻辑，应该因时而变。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投资逻辑，对资产配置比例进行调整。比如从2000年以来，房地产是中国市民家庭的主要配置资产，配置比例也比较高，这应该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处在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大量的农村人口来到了城市。而随着城市化水平增速的下降，经济增速下降，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提出来在存量经济主导下的投资应该具备三大特征，对应的是三大思维。 第一，强者恒强。资产配置上要抓大放小，重高端轻低端。过去几年，至少2018、2019基金公司的产品业绩普遍都跑赢了大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分化的时代，我们基金公司注重于价值投资，所配置的资产恰好在理性阶段。而这部分大的资产原先的估值相对便宜，因为交易不活跃，所以它们估值相对低。现在交易越来越活跃了，所以可以享受到流动性溢价，故公募基金业绩好有普遍性。特殊性方面，比如华安在众多基金里面业绩是领先的，说明它还有独特的优势，这是强者恒强。 第二，此消彼涨。传统的产业在衰弱，新兴的产业在崛起。为什么我们给银行地产股给得那么低？是因为给了科技、互联网、通讯电子这么高的估值，包括食品饮料都给那么高的估值。给了周期性的行业这么低的估值，说明现在是此消彼涨的阶段。 第三，优胜劣汰。一定要买好公司。什么叫好公司？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应该买的是未来的好公司，不是现在的好公司。所以在这方面也是，专业投资者在寻找好公司方面的能力较强，而不是类似个人投资者那样去炒题材、概念，这是存量经济下的一个很大特征。 房地产高配置时代已经过去 南都：房地产市场似乎在逐渐降温，市场亦开始讨论房地产是否面临“反转”？展望2021年，房产是否还是大类资产的标配？ 李迅雷：从大类资产配置来讲，作为传统的配置资产，房地产占居民家庭的资产比例达到60%-70%，应该要减持。但是否所有城市或地段的房产都要减持？实际上还要看地理位置。如上海中心地段的房子非常稀缺，恐怕不应减持。上海最近这么多的科创板上市，意味着上海又产生了很多富豪，富豪的收入增加对上海的房价又有支持作用；杭州、深圳等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以广州、深圳为例，近两年人口的流出量巨大，流入量也巨大，总体来讲还是净流入。实际上是农民工大量流出，高端人口大规模流入。收入高的人进来，收入低的人出去，对房价当然也是有支持的作用。 我认为，研究人口流、货币流、货物流、信息流，对投资房地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全国来讲，房地产高配置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要配置金融类的资产，黄金也是准金融类的资产。 A股市场外资占比太小 南都：今年南下资金在持续增加，对于港股市场怎么看？ 李迅雷：今年一个现象是A+H的溢价率不降反升，从年初的127%上升到最近的142%。溢价率上升表明南下资金规模小于北上资金规模，这或许与人民币升值有一定相关性。但是，随着长线机构资金的增加，这些资金应该更愿意配置低估值的长线品种。因此，我们判断2021年港股市场的机会相对会多。 南都：港股市场机构占比近八成，A股是否已经也向机构市场转换？ 李迅雷：伴随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数量和规模都在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的规模大幅度增加，加速推动资本市场迈向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投资回归理性是新兴市场走向成熟的长期趋势，相信随着机构投资者比重的上升，A股的估值体系会更加合理。 与成熟市场相比，我们还有不少缺陷。A股市场中个人投资者较多，市场非理性程度较高，也造成了A股市场长期的高波动、高换手的现象。 从A股投资者成分上来看，A股市场中散户占绝大多数，与成熟市场相比差异较大。目前散户交易量占到整个A股市场的80%以上。而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例如美国市场，散户交易量要占整个市场20%以下。这说明我们的市场离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 国内外的实证数据表明，当个人投资者交易占比上升时，市场的波动率、换手率以及非理性特征都会明显增加。培育和壮大机构投资者，引导个人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等专业机构参与股票市场投资，能提升市场的理性程度，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 此外，我们也要提升A股的开放度，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内地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外资相对成熟的投资理念、对监管的需求等能促进A股市场的成熟发展和监管制度的完善。 目前来看，我们外资占比太小了，尤其是和其他新兴市场相比。我们外资占流通市值的比重大概4%左右，而在韩国或者印度市场中，外资占比基本上都在30%左右。我们的股市还处在一个新兴市场时期，跟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A股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南都：A股逐步推行注册制，上市公司也进入了扩容期，在这期间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完善的？ 李迅雷：注册制是国际上成熟资本市场普遍采用的发行制度。2019年，我国在科创板率先试点注册制。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2020年创业板也开始实施注册制。注册制改革从增量市场深入到存量市场。 对于注册制来说，信息的充分披露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帮助投资者来自主定价，真正实现价值发现功能。注册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要真正形成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严格落实退市制度。相比于IPO的繁荣，A股退市率仍旧很低。美股从1980年至今退市的股票家数超过了1.7万家，A股过去30年退市的家数才只有100多家，优胜劣汰机制还是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经济已经迈入存量时代，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加剧，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让更多企业得以在资本市场中竞争。并在退市制度下淘汰落后公司，保留优质企业。这样才能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也才能真正发挥股市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南都：近期，不少公司都在治理方面出现问题，在加强公司治理方面，您有何建议？ 李迅雷：过去3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速显著高于美国，但A股的整体涨幅大幅低于美股，A股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也明显偏低。在经济增速更高的大环境下，盈利能力却明显偏低，这说明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一方面，要加强和完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提高违法成本，消除各种制度套利和“钻空子”的空间，遏制各种“赚短钱、赚快钱”投机风气，促使上市公司更加专注长期经营和提升长期盈利能力。近年来，监管力度已经明显增强，也取得了一些效果。比如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财务数据等方面的问询、批评、谴责等数量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还需要更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更完善的法治环境、更稳定的政策预期，以及更强的企业家信心和企业家精神等。整体的营商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对长期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可能至关重要。 直接融资占比仍然很低 南都：为什么判断国内资本市场发展成熟需要20年？ 李迅雷：经历短短30年，A股市场从一个袖珍市场变成市值超过70万亿的大市场。总市值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发展可以用飞速来形容。但期间也出现了股市大幅波动而监管采取暂停新股发行等举措。这说明金融产品如果还是受商品供需关系影响，而不是受收益率的影响，其估值仍会处在一个偏离状态。 近年以来，A股市场IPO的融资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一，但直接融资在国内社会融资中的比重仅占15%左右，跟西方成熟市场70%以上的直接融资比重相比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也反映出国家对融资的依赖度比较高。换言之，虽然直接融资比例不高，但是股权融资IPO的规模已是全球第一，说明国内资本市场不可谓不繁荣。 中国资本市场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成长之后，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超过其他所有的新兴市场，但要真正走向成熟恐怕还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间。这要求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和国民经济、金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促进，也希望A股市场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不断走向发展。 采写：南都记者周亮 [感谢南开金融(广东)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支持] 南开金融(广东)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由泛华金融与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广州市南开大学校友会、广州市金融服务促进会等机构于2017年联合创办。论坛邀请国内专家学者、行业翘楚、金融机构代表、企业家等众多精英，聚焦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与财富管理等领域，探讨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旨在搭建高端交流平台，为广大金融从业人员和普通大众传达有态度、有深度的解码政经的高端论坛，推动金融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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