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经历了深度衰退的2020年，全球经济在2021年呈现出的共同增长更显沁人心脾与弥足珍贵。2021年1月26日，IMF更新了全球经济展望，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估算值从之前的-4.4%上调至-3.5%，并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之前的5.2%上调至5.5%。虽然预期上修令人鼓舞，但结合新冠疫情发展和实体经济基本面，目前市场情绪似乎又偏向过于乐观了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全球经济依旧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短期的变化与长期的转型同时发生，经济信号的紊乱度和复杂性相比2020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站在2021年的起点，我们认为，这种复杂性具体表现为五种“矛盾并存”，并正在对市场基准预期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从过往的历史看，人类社会习惯于整体偏向过于乐观，一年前是这样，一年后的今天，可能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我们建议投资者朋友，不要轻易被乐观预期冲昏头脑，唯有辩证认知经济、金融、社会、疫情各个维度传递的正反信号，才能在把握共识性投资机遇的同时，防范于未然，通过审慎自律的风险管理获得进退自如的选择自由。 第一，需要关注强反弹与弱复苏的矛盾并存。比较基准的不同，往往会引致主观判断的巨大反差。2021年是新冠疫情肆虐的第二年，与深度衰退的2020年相比，2021年实体经济反弹势头强劲，但如果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2021年经济基本面的绝对状态依旧十分羸弱。我们用IMF世界经济展望的基础数据库做了一个测算，在全球192个存在有效数据的经济体里，有183个经济体2021年的实际GDP较2020年实现了同比正增长，与此同时，仅有60个经济体的实际GDP较2019年实现了同比正增长。一方面，占比95.31%的经济体实现复工复产过程中的边际改善，奠定了“强反弹”的基调；另一方面，占比68.75%的经济体尚未真正走出疫情阴霾，暗示了“弱复苏”的本质。由于强反弹和弱复苏的并存，全球经济的内部矛盾以及政策调控的进退困局进一步凸显，进而加大了市场不确定性。经济分析和媒体报道习惯性地更关注于2021年相对2020年的同比变化，因此强反弹的信息对市场主体的影响力相对更大，这是市场可能偏于乐观的重要原因。 第二，需要关注时序结构上前高与后低的矛盾并存。越是醒目的短期变化，越是会强化市场主体对变化方向上的共识性认知。2021年全球经济的强反弹，在结构分布上也存在前高后低的重要特点，上半年经济数据表现将明显好于下半年。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停摆对于中国和欧美恰好存在一个季度左右的时滞，中国GDP同比增长率2020年最低点是第一季度的-6.8%，欧元区和美国GDP同比增长率2020年最低点则是第二季度的-14.7%和-9%，低点都出现在上半年。与此相对应，2021年GDP同比增长率的最高点也都出现在上半年，具体而言，中国是第一季度，欧美是第二季度。根据彭博数据，2021年四个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率预期中值为17.4%、7.7%、6%和5.3%；美国同样数据分别是-0.7%、10.2%、3.7%和3.9%，欧元区则是-2.7%、12.6%、2.1%和5.4%。由于2021年全球经济强反弹的重心集中在上半年，异常高的短期数据会放大市场的情绪，随后回归常态的数据则会平抑市场亢奋，因此市场情绪可能也会经历前高后低的时序变化。 第三，需要关注疫苗接种与病毒变异的矛盾并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最大挑战，恰在于人们总会带着常识性的思维惯性去认知变局。作为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损失，但市场对其与众不同之处可能依旧缺乏足够的敬畏。截至2021年1月26日，全球累计确诊已经超过1亿人，疫情演化却并没有戛然而止的明确信号。一方面，疫苗接种正在有序进行，另一方面，病毒变异的新闻也层出不穷。两相权衡之后看数据，新冠疫情正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之中。然而，从经济预测和市场预期的角度看，对未来基准情景的定位基本都默认了新冠疫情在2021年得到有效控制。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参与者都不是卫生领域的专家，而使用数量经济工具预测新冠疫情本身的演化，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的困局。实际上，从2020年数量经济工具对新冠疫情的动态模拟结果来看，当时大部分的结论都过于低估了病毒的实际威胁，这恰恰体现了新冠疫情的与众不同以及经济分析工具的有限理性。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对新冠疫情的未来预期，经济金融专家比公共卫生专家似乎更乐观一些，金融市场里几乎很难看到与病毒共存多年的悲观假设，这使得基于疫情预测的经济预测也可能偏向过于乐观了。 第四，需要关注实体萎靡与金融亢奋的矛盾并存。从长期来看，实体经济是金融市场的物质基础；从短期来看，金融市场却并不是实体经济的真实映射，一系列特殊因素会让这种映射变得扭曲和虚化，人们往往会由于短期扭曲的形成而产生对长期未来的非理性认知。2020年，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脱节一目了然，在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普遍衰退的同时，金融市场却在跌宕起伏之后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2020年MSCI全球指数、MSCI发达市场指数和MSCI新兴市场指数分别上涨14.16%、13.89%和15.64%，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上证综指、日经指数则分别上涨6.56%、43.44%、11.94%和16.01%，2020年金价、虚拟货币价格也都扶摇直上。进入2021年之后，金融狂欢还在继续，截至2021年1月26日，MSCI全球指数、MSCI发达市场指数、MSCI新兴市场指数、道琼斯指数、上证综指、恒生指数、日经指数年初以来分别上涨了3.53%、2.64%、9.4%、1.81%、5.52%、10.01%和4.33%。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的高歌猛进，一方面刺激了乐观情绪的形成，另外一方面又加剧了两极分化，进而强化了乐观情绪在主流社会的传播和自我印证。 第五，需要关注宏观恢复与微观困顿的矛盾并存。宏观经济是微观个体选择与行为的全部结果，一旦缺乏微观基础，宏观经济的理论世界和现实世界都不可避免会发生动摇。一方面，从严谨的角度看，对于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托底，投资，特别是政策引导的投资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并没有超出预期，这种结构性特征在中国经济的表现也较为突出。另一方面，从不太严谨的角度看，草根调研和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实体经济企业和个人在新冠疫情中承受了巨大冲击，经济运行停滞带来的深刻微观体验似乎并没有在宏观数据上得到充分体现。造成宏微观割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宏观救助政策对微观实体的渗透能力还有待提升，这也引致了全球政策当局宏观调控重心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转移。无论如何，政策朝着“跨周期”和“精准滴灌”方向的优化正在过程之中，只要宏微观的表现还存在分歧，对未来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就要保有相对审慎的预期。 总之，由于五重“矛盾共存”，2021年全球经济的运行可能并不会像当前市场预期的那样一路顺畅。基于此，我们提示广大投资者：首先，2021年全球经济复杂多变，上行风险和下行风险同时存在，但由于内部五种“矛盾并存”，下行风险要大于上行风险；其次，由于潜在的下行风险相对更大，全球政策当局的政策大转向可能并不会很快到来，所谓“政策不急转弯”，2021年的重点不在于“转弯”，而在于“不急”，虽然全球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已经处在极度宽松的状态，未来难以进一步加码，但在既有水平保持平稳也是“不急转弯”的客观表现；再次，复杂局面之下，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割裂可能难以短期内迅速弥合，经济下行风险一旦兑现，政策“不急转弯”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资金主导市场运行的当前主线逻辑；最后，五种“矛盾并存”归根结底是一种畸形的特殊状态，这些矛盾的最终化解势必需要新冠疫情演化出现明确拐点，也就是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决定2021年乃至更远未来全球经济走向的，是新冠疫情本身。在疫情真正得到控制之前，所有乐观预期都要被打上问号。
1月26日股债双跌，市场主要是担心央行政策急转弯，过度收紧流动性。具体原因有两个：一是当天早上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收回780亿元资金，在最近三周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上扬接近2.8%的情况下，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最后导致交易所隔夜利率GC001一度超过6%，加权平均值升至4.4630%，R007和DR007这两天也都超过3.0%。二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马骏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些领域的泡沫已经显现…在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出现如此牛市，不可能与货币无关…未来这种情况是否会加剧，取决于今年货币政策要不要进行适度转向。” 马骏博士的风险提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除了其身份之外，时点恰好是在市场信心已经非常脆弱的时候。市场近来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心已经酝酿了几周。A股和港股市场连续多日上涨之后，投机心态不断加重，投资者必然担心央行和其他监管部门为防止泡沫而采取一些措施，因此已经有些风声鹤唳。DR007不断上行，表明银行间流动性日趋紧张。而此时央行还回收长期资金，1月份通过MLF/TMLF到期但仅部分续做而净回收405亿元人民币。本周二在有800亿元OMO资金到期的情况下央行几乎没有展期，这就好比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我相信我国经济因为疫情再度恶化还在面临一些风险，因此即使最近股市火爆，货币政策突然转向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市场对此的惊恐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关于货币政策转向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几位最主要操盘者已有直接清晰的表述。去年 11月6日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就指出“疫情特殊时期的政策不能长期化，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须的”；央行货政司司长孙国峰则表示“特殊时期出台的政策将适时适度调整”。在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的“不急转弯”就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是要“转弯”的，二是这个“转弯”的幅度是温和的，且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的。而央行行长易纲在前天的达沃斯论坛上则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中国不会过早退出支持政策，会避免政策悬崖，但也会关注风险”。我相信这几位讲的都是大实话。宽松之后，政策调整是必需；但疫情之下，调整的步伐是温和的，节奏是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控的。其实，马骏博士虽然提示了风险，在同一个采访中也认为“货币政策转向不能太快”。 但问题来了。市场流动性为什么紧张？为什么近期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上行？是央行故意要收紧流动性供给以此来给市场降温吗？我认为，银行间流动性紧张主要是因为除了缴税季、年初放贷高峰季和春节前的季节性需求等常规扰动因素之外，其他一些特殊因素导致短期内流动性供给减少而需求增加。忽视或低估某些因素，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可能就会出现力度不足，导致银行间利率的过度波动。央行应该加大力度研究因为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境内流动性管理问题，从而改进公开市场操作。当前金融结构下，一定程度的银行间市场利率波动不可避免，甚至有些必要。但央行还是要避免银行间市场利率出现过大的波动，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央行或许有意通过收紧银行间流动性来抑制股市地产泡沫，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这种做法往往效果有限，但成本很高，伤及实体经济。 先谈一下市场流动性为何紧张。除了缴税季、年初放贷高峰季和春节前的季节性需求等常规扰动因素之外，相比往年，最近一段时间流动性紧张既有特殊的供给因素，又有特殊的需求因素。有些与地产和股市有关，有些则无关。 一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最近银行代客结汇快速上升。去年6月初开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触底反弹，11月初因为欧美二次疫情和美国大选等因素，人民币再度快速升值，前后共升值约10%，到12月时市场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已经较为强烈。去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强劲，而因为原油价格暴跌和出境游中止等因素，我国经常项目盈余急速上升，二季度和三季度经常项目盈余暴增至1102亿美元和922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的季度最高值，四季度有可能更高。实际上，在12月前，企业和家庭结汇意愿并不强，银行的外汇存款持续上升。但到12月时，外汇存款下降16亿美元，结汇突然上升，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跃升到652亿美元，而在11月还只有35亿美元。有人可能会问，银行买入美元，卖出人民币给居民，只要居民不取现，人民币不是还在银行里面吗？这个说法没错，但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到存款准备金这个因素。以去年12月为例，652亿美元的结售汇顺差会将4240亿元人民币从银行的超额储备转户转到居民存款账户，若以9.4%的平均存准率来计算，即使不考虑任何取现，也会实际减少398亿元人民币的银行间流动性。可以预见，今年1月份结汇数字可能更高，因此有可能会有更多流动性被冻结。 有人可能还会问，以前居民结汇增加的时候，直觉上人民币流动性是上升而非下降的。事实确实如此，但今非昔比。这里的关键在于央行是否从商行购汇。以往商行代客结售汇后，转手就把顺差卖给央行来获取人民币。从这个渠道释放的人民币叫“央行外汇占款”，它曾经是我国基础货币的最主要来源。但从2014年中期开始，随着资金流动方向的变化以及央行汇率机制的变革，这个渠道主要是回收而非释放人民币流动性。即使在经常项目盈余高企、人民币升值的2020年下半年，央行还是坚持了不干预政策。2020年全年央行卖出外汇回收了1009亿元人民币，其中在去年12月回收了329亿元人民币。央行在去年12月收回人民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银行间流动性较为充裕，DR007在12月中旬一度掉到1.6%左右。 二是大量资金通过港股通南下投资港股。美国大选之后，国际投资者认为投资中国股市的风险降低，加上中国经济表现优异，因此境外资金开始再度看好港股。另一方面，在A股多日上涨之后，最近港股被越来越多的境内投资者认为是价值洼地。从去年12月末到今年1月25日，恒生指数上涨14%，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9%，吸引众多境内资金通过港股通渠道投资港股。 根据我们的统计，扣除陆股通北上资金之后，因为沪深港通净流出到香港的人民币资金在去年三季度是1774亿元人民币，四季度是571亿元人民币，而在今年1月的前26天就高达1758亿元人民币。值得一提的是，港股通交易是以港币计价，但以人民币结算的，如果经过港股通净购入港股的资金超出通过陆股通净购入A股的资金，人民币就会流入香港，减少境内人民币的供给。 三是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对境内人民币流动性的影响。这个问题在2011-2014年的人民币国际化初期是比较严重的，那几年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海外对人民币需求强劲，人民币跨境贸易付收比在1.4到2.6之间。以付收比2为例，我国在跨境贸易中每支付2元人民币，只回收1元，另外1元就是净流出，在海外沉淀下来了，形成了一些境外的人民币资金中心。这中间最大的就是香港，其人民币存款余额从2010年底的3149亿元人民币一直涨到2014年底的一万亿元。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来讲，人民币通过跨境贸易流出是一件好事，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但从境内流动性的管理来讲，需要及时调整来应对人民币的流出，以免造成境内人民币流动性过于紧张的局面。 2015年由于人民币贬值，付收比掉到0.85，但之后又回升至1.4左右，2019年稍回落至1.3。2020数据尚未公布，但由于最近人民币升值预期快速上升，付收比必然会显著提高，人民币通过跨境贸易结算流出的规模必然上升，会给国内流动性带来一定的压力。 以上几类特殊因素加总起来，在边际上对近期银行间流动性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央行内部对短期内的人民币流动性供需肯定有其自己的一套分析模型，但不排除在特定时间内，因为情况的变化，低估乃至忽视某些因素对银行间流动性的影响。央行或许需要改进其模型，必要时应根据新情况来调整流动性供给，从而平抑银行间市场利率，避免其过度波动而扰乱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接下来讨论央行是否有意通过收紧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来抑制房地产泡沫。我认为这个猜测比较牵强。首先，由于措施得当、未雨绸缪，本轮宽松政策并没有大规模刺激房地产行业，当前房地产泡沫并不严重。根据百城房价指数，2020年我国房价平均上涨3.3%，涨幅显著低于之前四年，尤其是2016年的12.2%和2017年的13.4%。如果说有泡沫，也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主要发生在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背后原因复杂，既反映了某些中长期因素，也和疫情及学区房政策等因素相关，绝非单纯由所谓的流动性泛滥所推动。其次，中央已经找到更为合理的抑制地产泡沫的方法。去年疫情之下中央在制定宽松政策时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没有像之前那样在需要拉动经济时大幅刺激房地产行业，反而是先推出“三道红线”，控制重点房企融资需求；接着央行与银保监会在去年底联合出台通知，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划分五档，分档设定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以及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的“两道红线”，旨在从资金供给端对房地产行业进行限制。在“五道红线”的紧箍咒之下，通过调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来抑制地产泡沫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最后，从以往的经验与教训来看，通过紧缩银行间流动性，拉升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做法对抑制房地产泡沫效果不大，但对整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副作用可能很大。比如2013年6月的“钱荒”之后，房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快速上升，百城房价指数同比增速由当年5月的6.9% 一路上升到12月的11.5%。 那央行是否有意通过收紧银行间流动性，拉升银行间利率来抑制股市泡沫，包括港股市场的泡沫？我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将股价等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操作框架确实也是全球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有趣课题。但我认为这个意图不强，这方面的操作难度非常高，我国央行不会轻易涉足，尤其是在当前的货币政策框架之下通过调节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和银行间利率来防止与抑制泡沫。即使涉足，效果未必理想，副作用可能会较大。 股价是否和银行间流动性直接相关呢？两者肯定有关系，但和房地产市场类似，股价的波动受多种因素影响。简单画个R007和股价的图，就会发现相关性很弱，即使有，也很复杂。进一步来看，信贷增速和股价的相关系数要高很多，但在某些时段相关性也较弱。比方说，在本轮政策宽松周期中社融同比增速已经在2020年10月见顶，但股市却在过去之后进入牛市。背后的原因既有强劲的经济复苏，也有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对中美摩擦降温的期待），还有就是因为种种因素导致的市场预期的变化。然后我们发现，银行间市场利率和信贷增速之间的相关性其实不强，两者的关系非常复杂，传导机制并不固定，需要仔细分析。国际上主要央行之所以没有正式将股价等资产价格纳入他们的调控目标，关键是资产价格的形成机制极为复杂，货币条件只是其中的一环，有时甚至不是那么重要的一环。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来抑制股市泡沫，有时效果可能显著，但也可能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必要的误伤。央行是否能够通过收紧银行间流动性来精准抑制股市泡沫，但又同时避免“急转弯”，从而保障经济在稳定运行？至少我认为这在操作上是极为困难的。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果央行认为港股有泡沫，是否应通过某些货币政策操作来干预境内投资者的港股投资？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这些新问题会逐渐浮现出来，值得央行和其他金融监管研究。在现阶段，我认为还是选择不干预较好。除了上面讲的原因之外，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一国央行没有必要为了境外的股市波动而特意调整其境内的流动性。大部分货币政策（包括调节银行间流动性在内），因为对整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都有影响，所以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不能为了单一的市场而动用覆盖面很广的工具，更何况是境外的市场？ 这篇文章谈的是几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一篇短文就能说清楚。简而言之，我认为，今年央行等宏观调控与监管机构会谨慎行事，根据疫情等实际情况让货币政策逐渐回归中性，不会“急转弯”，市场没有必要对最近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行而过于担忧，未来几周央行大概率会调整流动性供给，引导银行间资金利率下行至合理区间，比方说引导DR007回到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2.2%附近。央行或可进一步完善其短期流动性供需因素的分析框架，尤其是考虑到因为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国际化所导致的短期人民币流动性的萎缩。在防范泡沫和控制杠杆方面，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形，在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的前提下，诸如“五道红线”等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优于无差别的控制银行间流动性。从过往的经验教训来看，短时间内过度收紧银行间流动性并不能真正解决杠杆和泡沫问题。
12月21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LPR报价：1年期品种报3.85%，5年期以上品种报4.65%。两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均连续八个月保持不变。 市场普遍表示，12月LPR报价保持不动符合市场预期。12月15日，央行超额续做中期借贷便利（MLF），招标利率为2.95%，与上月持平。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这意味着12月LPR报价的参考基础未发生变化。另外，近期以DR007为代表的短期市场利率基本围绕短期政策利率波动，但同业存单发行利率等中期市场利率仍保持高位，意味着近期银行平均边际资金成本难现明显下行，报价行下调LPR报价的动力不足。 对于LPR以及政策利率持续维持稳定，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根本原因是近几个月国内宏观经济复苏态势良好，且步伐温和加快；金融数据显示，国内实体经济融资供需两旺，显示目前利率水平整体适度，货币政策继续对实体经济构成有力支持。 对于明年的宏观政策，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并强调“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周茂华认为，接下来政策利率调整关键还是看宏观经济走势，关注内需复苏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政策注重好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注重提升政策传导与支持实体经济质效。 王青认为，明年上半年，在国内经济“V”形反转与外部不确定性犹存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将持续处于“观察期”，LPR报价基础有望保持稳定。与此同时，进入12月以来，受央行加量续做MLF等因素影响，以Shibor中长期品种、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为代表的中期市场利率开始较快下行，表明银行平均边际资金成本上行压力也随之缓解。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报价行上调或下调LPR报价的动力都不会太大，主要针对企业贷款的1年期LPR报价大概率会保持稳定。 “由此，在LPR报价保持稳定的预期下，未来一段时间企业贷款利率将出现一个由降到稳的过程。”王青说。周茂华也认为，目前金融机构企业贷款平均加权利率已降至房贷利率下方，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贷款利率下行。 此外，王青还表示，2021年LPR报价的另一个主要观察点是，1年期LPR报价与MLF利率之间90个基点的固定点差是否会打破。央行此前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强调，“实际上LPR与MLF利率的点差不完全固定，体现了报价行报价的市场化特征。” 王青认为，着眼于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预计管理层会优先保持政策利率稳定，通过引导市场利率走向，进而推动报价行调整加点的市场化方式来影响企业融资成本，实施逆周期调节。光大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张旭认为，自2019年LPR改革以来，LPR降低的主要力量来自于MLF利率的降低，未来可能更多来自于加点幅度的压降。加点幅度主要取决于各报价行自身资金成本、市场供求、风险溢价等因素。目前，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已开始下降，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还会进一步回落：首先，同业存单作为商业银行主要的主动负债工具，其利率正处于回落的趋势中；其次，存款作为商业银行主要的资金来源，其成本也在下降。 12月21日，央行还开展了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和1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周茂华表示，央行启动14天期逆回购操作，主要是呵护跨季、跨年资金面，稳定市场预期。此前，央行超量续做MLF，向市场投放充裕的长期限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行整体负债压力，短期来看，央行通过搭配不同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以维护市场流动性保持稳定。
近期，众合科技（000925）公告披露，公司成功中标绍兴市城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信号系统以及温州市域铁路S2线一期工程信号系统两大招标项目，标的金额分别为1.45亿元和3.92亿元。众合科技在“智慧交通”领域的战略布局再次实现重大推进，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产品的强大竞争力再次被验证。 其中，绍兴市城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采用的是众合科技自主研发的全自动无人驾驶（UTO）信号系统。据悉，该信号系统此前已中标宁波5号线、郑州12号线等项目，众合科技在无人驾驶领域的技术领先性和市场认可度显而易见。同时，随着无人驾驶信号系统在城轨市场的普及，本项目将为公司后续拓展无人驾驶市场提供业绩支持。 随即，众合科技在温州市域铁路S2线一期工程信号系统招标项目中再下一城。值得一提的是，本项目是众合科技继金华一义乌一东阳市域线、杭绍城际铁路、温州市域铁路S1线后中标的又一市域线（城际线）项目，公司智慧交通业务呈多制式发展。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在公司层面，众合科技独有且领先的技术在招标中脱颖而出，而信号系统在项目中积累经验，巩固核心竞争力又有利于公司在类似项目中战胜对手，形成良性循环；上升到行业层面，随着众合科技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同源信号系统的覆盖率也必然随之增长。而能够互相兼容的轨道交通信号网络系统势必有利于未来智慧城市的打造以及统筹规划，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除了在信号系统领域的亮眼表现，在AFC系统领域众合科技也没落下脚步。2020年众合科技共完成了包含杭州地铁5号线、16号线等在内的共9个项目的交付工作。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众合科技采取了新技术研发、加强品牌宣传、提高交付服务质量等措施，使市场占有率大幅回升，并且进军南通，攻克了华东新市场，强化了公司AFC业务市场竞争力。 根据RT轨道交通最新发布的《2020城轨AFC系统市场，谁掌握？》数据统计，2020年，15家AFC厂商分食城轨AFC系统市场20亿元蛋糕。众合科技全资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全年共计中标6个项目，中标金额达43118.46万元，占据全年中标总金额的20%，中标数量、中标金额和市场占有率三项都位于中标企业榜首。
美联储于1月27日周三结束了今年首次议息会议，在拜登时代的首秀似乎中规中矩：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并承诺继续每月至少购买800亿美元国债和400亿美元的MBS（机构按揭抵押证券），直到就业和通胀出现实质进展。 尽管政策利率和购债节奏按兵不动都符合市场预期。但声明发布后，欧美股市均显著下挫，标普500下跌2.6%，达到三个月来的单日最大跌幅，欧洲三大股指均跌超过1%。 市场避险情绪骤然上升，传遍全球，周四A股，港股主要指数跌幅均接近或超过2%。 就在周三美股开盘前，诺亚国际研究团队在月度资产配置委员会和《诺亚第一时间》讲座都重点提到短期三重风险，分别是政策、监管与市场风险，包括近期主要央行态度的微妙转变，拜登提名两位重磅金融监管官员Gary Genslar和Rohit Chopra，美股散户抱团可能触发的操纵市场调查，近期比特币价格的回调，香港股市重现三年一见的严重超买的警惕信号等等。 进退两难的美联储 在这场看似平静的会议背后，是美联储身处“新冠衰退”和“资产泡沫”之间的艰难处境。在宽松出尽、加息到来之前，美联储是否已经无法给市场带来惊喜，而只会带来惊吓？美联储初提“Taper”（缩减）为何让市场紧张？美联储和欧央行是否在唱同一首“鸽”？而风险资产价格的泡沫又会如何影响美联储的决策呢？ 简单来看，避险情绪骤然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动能的担忧。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担心疫情严重、病毒变异、疫苗接种进展缓慢，对经济复苏仍构成风险。 但仔细审视美联储目前的处境，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美联储已经很难为市场再带来利好消息。去年为了应对疫情爆发和美元流动性危机，美联储祭出史上最强的宽松刺激方案；而在当前宽松出尽、衰退未出的状态下，美联储正处于一个近乎无解的困境：如果美联储对经济的评估偏悲观，则市场自然会担忧复苏进程，如果态度乐观，市场又会担忧宽松政策是否会提早撤出，其影响恐怕较前者更加严重。 对于经济的负面消息我们并不需要过多担忧。冬季疫情的反扑打击了服务业等部分行业的复苏势头，但大概率只是短期的波折。资本市场和美联储都相信，下半年美国经济将出现显著的反弹，IMF本周也预计中国和美国将比欧洲和其他新兴市场更快走出疫情阴霾。周三《诺亚第一时间》的主题同样非常清晰“留意短期风险，聚焦全球机会”。综合来看，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相较而言，资本市场更担心的是美联储何时开始缩减购债和撤出宽松。1月6日美联储公布的12月会议纪要中提到了“Taper”（缩减）一词，这是本轮QE以来美联储首次提及该词。市场迅速开始紧张，而美联储多位官员相互对立的表态更令该问题扑朔迷离，既有预警今年晚些时候缩减资产购买可能性的声音，也有在相当长时间维持购债速度的意见。 市场对Taper（缩减）一词如此敏感，与2013年的教训有很大关系。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缩减购债后，引发了“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美债长端收益率狂飙，贵金属暴跌，市场全面抛售新兴市场资产。 我们相信，当前的美联储绝对无意造成另一场“缩减恐慌”，因此美联储将尽可能与市场充分沟通，将之后的缩减路径与市场预期保持一致，降低对美国和新兴市场的冲击。当然，距离真正开启这一过程还有一段时间。我们预计美联储大概率到明年才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计划，而在2023年中之前加息的可能性仍然小。 如何修补“断层线”？ 当鲍威尔在本周会后被问到如何看待极宽松货币政策助长了资产价格泡沫，他重申美联储有自己评估金融体系风险的框架，更愿意通过一些宏观审慎的工具，包括压力测试和流动性水平，去管理金融系统的风险。鲍威尔认为，如果美联储用加息去应对资产泡沫，或许弊大于利。 尽管美联储一直声称，其政策框架需要盯住的是就业和通胀两项核心目标，需要尽量避免干预金融市场。但我们在《金融危机背后的第四条“断层线”》（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6916）一文指出，美联储成立的初衷（或者说终极目标）是为了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而就业和通胀这两个目标只是后来产生的。久而久之，似乎就连美联储自己都忘记了这一初衷，也因此，美国资本市场不断陷入危机和繁荣的循环。国际社会对美联储的批评不断，我们将之形容为全球经济体系的第四条“断层线”。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危机之后出台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以及Gary Genslar大刀阔斧推动的金融衍生品严监管改革（他也协助起草了著名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并主持调查了LIBOR操纵丑闻案），一方面加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弹性，既为银行体系在去年疫情冲击下未受明显冲击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美联储在紧急情况下获得财政部信用扩张授权提供了法律保障，后者恰恰是去年3月金融市场快速渡过难关的关键。 但另一方面，则是两党对待金融监管不同态度，反复博弈下《多德-弗兰克法案》以及“沃克尔法则”都被不断削弱执行力。在我们看来，“断层线”虽然有所修补，但依然令人担忧。 稍显讽刺的是，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鲍威尔将资产价格飙升的责任推给了疫苗和财政措施，他表示货币政策并非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主因。而2010年时伯南克曾详细分析美联储新推出的购债计划是如何通过作用于金融市场而进一步刺激实体经济的。 不论鲍威尔怎样划清美联储和资产泡沫的关系，投资者都清楚，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确为市场提供了天量流动性，使得美股在近几个月跨越了疫情、疫苗、政治风波和财政刺激方案的波动，不断站上历史新高。 留意短期风险，聚焦全球机会 就在美联储公布本月议息决议的前几个小时，IMF发出预警，当前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脱节延续，随着投资者押注持久的政策支持，资产估值不断上涨，市场情绪高涨，全球政府和央行应该意识到市场调整的风险。 虽然IMF认为目前全球金融稳定风险仍可控，但一旦泡沫破裂，许多系统脆弱性就会加速暴露，包括企业债务水平上升、非银行金融部门脆弱性加剧、主权债务规模扩大及部分国家银行体系盈利能力下降等。 目前看来，海外主要央行似乎都已经“骑虎难下”，很难找到应对资产价格飙升的有效工具。欧洲央行同美联储一样，都在重申继续宽松政策，只不过更加偏鸽，有官员表示市场或许低估了欧央行在今年继续降息的可能性。如果欧美央行宽松步调不一致，欧元将有进一步走弱的可能，而中长期来看美国经济还是会强于欧洲，这也决定了美元的前景仍有支撑。 我们判断，今年整体货币政策环境，是宽松出尽后、缩减到来前的状态，特点就是重大的利率和购债变化大概率会缺席，但美联储等海外央行微妙的态度变化显得更为重要。当货币政策能做的已经很少，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就走到舞台中央。美联储也已经开始讨论如何通过加强监管降低泡沫风险。 我们相信，获得拜登提名的Gary Genslar和Rohit Chopra都将顺利获得参议院同意，分别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他们将带来“监管风暴”，触动华尔街利益的同时，也会修补和完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尽量缩小“断层线”的广度和深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正如最新一期《诺亚第一时间》的主题“留意短期风险，聚焦全球机会”一样，基于政策，监管和市场风险，以及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带来大中华地区的交易活跃度下降，资本市场可能出现短期调整（股市的“一月效应”也反衬出二月的表现相对一般），但基本面和政策面仍然在中长期利好资本市场。 我们建议投资者考虑一些应对股市回调风险的策略，例如市场中性，管理期货，或者低波幅策略，他们可以提供程度不等的“危机阿尔法”；或者寻找其他估值较合理，尚不存在明显泡沫的A股，港股，新兴市场和欧洲股市，以及布局将从经济复苏中相对获益更多的金融，能源，小盘等板块。 在这场情绪不断升温的派对结束前，有必要前瞻性地追踪政策的变化，并随着政策换挡去调整投资布局，才能跨越波动获得稳健收益。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谁也没想到2021年1月资金面会发生这么大的反转，月初的时候隔夜回购还连1%都不到，但近几个交易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员哀鸿遍野，连DR001都突破了3%，GC001高点近10%。 这一周，周一净回笼2405亿、周二780亿、周三1000亿、周四1500亿。一周时间连续净回笼，给的原因是月底了，有财政资金投放。 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其实这一波流动性收紧从去年4月底就开始了，当时中国经济已经从疫情中走了出来，经济复苏的预期比较强。 由于当时的流动性很宽松，隔夜借钱很便宜，货币宽松的预期很强（当时对经济的判断有很大分歧），所以机构都在借钱加杠杆做债，把3Y AAA的信用债票息都压在了2.5%以下。 一方面，这样做的话是在积累金融风险的，因为杠杆越加越高；另一方面这也滋生了空转套利，拿到便宜的发债资金的AAA企业，可以转手拿这笔钱去买理财，理财投资经理继续放杠杆买AAA的债，形成闭环，但本质都是套货币政策的利。 所以，从去年4月底，央行通过资金收紧，引导资金利率抬升，打掉了杠杆套利盘，后来随着经济复苏趋势越来越确定，资金利率就围绕着7天逆回购2.20%的政策利率波动了。 随着结构性存款压降和经济复苏、实体融资需求恢复后银行资产久期拉长（短期贷款变成中长期贷款），银行负债成本开始上行，同业存单收益率一度超过了MLF政策利率。 到了去年11月底，AAA债券连续违约，为了防止信用风险扩散、市场风险偏好低迷和信用债发行冻结的问题，国务院金稳会当时做出了部署，强调了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后来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频频释放暖意，月底还做了MLF（平常只在月中做），资金利率明显下降，个别交易日的资金利率甚至都接近了超储利率0.35%的水平。在资金利率比较充裕的背景下，连降准的预期都有了。 这也正是市场感到十分难受的重要原因。因为12月和今年1月中上旬还是宽松的，市场也预期还会继续宽松，但现在突然变紧。 到了1月以后，央行的态度其实就有些变化，市场也是有感知的，因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不断放几十亿规模的小额逆回购。 不过上周，在资金利率上行的时候，央行给市场的态度还是没那么坚决的，上周公开市场操作是净投放的，而且投放的量不低，让市场一度以为央行还是会维持资金面稳定。 所以当时市场好像也不是特别担心资金利率上行的问题，收益率曲线是非常平坦的，短债也不跌，因为大家觉得资金紧是短期的问题，没有必要上升到要“卖资产”的地步。 本周就画风突变了。 这一周公开市场到期量本身就比较大，但从周二开始，公开市场操作持续净回笼。更有意思的是周四这一天。 随着人民币赚钱效应（A股、楼市、中美利差扩）凸显，美元也持续走弱，结汇需求突然起来了，这个时候自然就有较强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要防范汇率过快升值的压力，维持一揽子汇率稳定，1月初的时候应该是有外汇占款投放的。 也就是说，1月中上旬，流动性是有外汇占款的支撑的。 但周三夜间，由于美国机构空头在游戏驿站等标的上遭遇了空头的暴击，演化为部分对冲基金的流动性危机，导致对美元需求的上升和流动性优质标的的抛售。所以，无论是美股还是全球其他股票市场，都遇到了抛售压力。 然而，让市场惊讶的是，周四竟然继续净回笼。 此前市场相信资金利率往上走是暂时的，但经过这么一调整，市场对资金面的信心突然就崩塌了，短债和长债都开始被抛售。 那么，问题来了，公开市场操作为何突然退出投放了呢？我们猜测是以下几个原因： 1、信贷规模可能比较大，防止流动性泛滥。一般1月银行都有早投放、早收益的冲规模诉求。从去年7月开始，银行信贷久期就不断拉长了，这个和实体融资需求恢复、政策要求支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趋势是相一致的。 但估摸着1月的信贷投放量应该相当大，而且相当大的比例是企业中长期贷款。草根调研了解到，因为信贷规模投放偏大，监管都有在主动控银行合意信贷规模。正是因为信贷投放量偏大，超过了贷款额度，导致银行不断卖票，压缩票据投放，在资金面收紧之前，票据利率就已经出现大幅上升了。 信贷高速增长一方面会提高银行的货币需求，因为加剧了资产负债错配状况；另一方面信贷投放的高增长也创造出了较多的存款，缴准的资金量也变大了，按3-4万亿的一般性存款增量测算，9.4%的准备金就是2800-3800亿左右的缴准了。 为什么要控制信贷高增长呢？因为要稳宏观杠杆率。 2、一线城市楼市的繁荣，配合近期的房地产调控措施，近期不仅在房地产贷款集中度上做出了调整，让住房贷款额度偏紧，房贷利率上升，同时也在流动性环节收紧，改变公众货币宽松，加码抢购优质资产的预期。 3、敲打机构加杠杆。之前资金利率打得比较低，宽松预期也强了起来，去年底的时候连降准预期都有了。10年国开与隔夜回购利率的套息空间比疫情的时候还要扩，这个时候也发了一批摊余成本专户。在这一背景下，质押式回购成交额又明显上来了。不过这周隔夜利率上涨足矣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因为当前隔夜利率的水平足够让之前杠杆获得利润都给亏回去。 4、控制一下资产价格泡沫。此前资金紧也有说法是T+0的银行现金管理理财被大额赎回跑去申购公募，很明显，资金是因为股票基金的赚钱效应给吸引过去的，如果持有的基金份额每天都有4-5个点的涨幅，谁还能看得上一年持有才3%左右的资产。 股票市场上涨也有货币宽松预期的推动。 去年上半年，由于理财净值化后刚兑打破、信托产品暴雷，叠加实体消费生产没有恢复，过剩的流动性涌入股市，6-7月A股量价齐升，明显上涨。但三季度后，当时市场对经济复苏的预期都很乐观，对政策宽松的预期都较为悲观，所以7-12月整体市场是震荡的，当时表现得最好的标的就是顺周期板块，不少其他板块在7-12月都杀了估值。 直到12月在明显的资金宽松推动下，市场对货币宽松的预期加强了，这就又给了市场未来会有较多流动性追逐较少确定性标的的预期。 货币政策要做的就是防止市场有单边宽松预期，有了单边宽松预期，就有了杠杆套利和赛道拥挤，当所有人都追逐确定性溢价的时候，正常的市场定价功能都消失了。资金利率因为资金都去申购股票基金有了压力，监管也不希望继续投放货币，把资金利率按下去，把确定性溢价烧得更旺。 这一次资金紧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那么，作为投资者，以后应该理解政策呢？ 1、不搞急转弯不代表不转弯，只是不急而已，更不意味着政策是走向宽松的方向。也许在服务于某一短期压力（比如11月的信用风险事件）的时候，政策会做些方向上的调整，宽松一些，但此时不能对宽松预期打得太乐观，要随时做好政策再转向回来的准备。 2、相应地，对政策绝对悲观也没什么必要。在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笼罩，小微企业恢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小微企业不好，就业和消费都不会太强，政策不会过快转弯，这一次的核心目的只是敲山震虎，扭转此前过于宽松的预期，而非持续地收紧，资金利率未来大概率就是围绕着7天逆回购政策利率波动，社融向名义GDP靠拢。 3、当大众都拥挤在某个赛道里，把确定性溢价推到极端高位你却还想下单买入的时候，最好冷静下来，多想想，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摘要：在长期，均衡汇率取决于相对购买力，并可通过经常项目盈余或逆差反映。在短期，汇率由外汇市场供求均衡决定，国际货币汇率由其全球外汇市场交易所决定。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明显进展，分析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决定时，需将国际市场主体大量增持人民币资产及相应的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纳入考虑。总体看，人民币汇率仍有升值空间，应对人民币升值趋势，中央银行应顺应产业对外转移和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强调对外投资“本币优先”，鼓励境外市场主体持有人民币资产并广泛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推动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货币锚，对冲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的竞争力损失。同时，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容忍度，更多交给市场决定，顺势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更好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配置资源，更快实现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正文 最近，人民币汇率升值较快、幅度也比较显著，各界关心“人民币是否进入升值通道”并进行相关讨论很正常，也确有必要澄清认识并形成清晰的应对思路。在我看来，当前在分析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及其波动趋势时，一方面要回归本源，亦即回到汇率决定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并从短期和长期视角分别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考虑人民币国际化对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当前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进程，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予以有效应对。 一、人民币汇率长期均衡水平取决于相对购买力 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取决于其相对购买力。汇率是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均衡汇率水平体现在两种货币的相对购买力上。货币购买力怎么表现出来？一种间接衡量标准是类似于“汉堡包指数”这样的参考指标。经常在中国、美欧之间穿梭生活、工作的人，对货币相对购买力会有深刻的体会。比如，在美国纽约和中国上海购买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某种日用品，住差不多标准的五星级酒店，吃一顿相似规格的晚餐，往往可以明显体会到货币的相对价格及其差异。 第二个间接指标通常可以体现在经常项目盈余上。货币相对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类商品在国际市场流通的时候更便宜。当人民币汇率低估时，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肯定更具有竞争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国际上一些国家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在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超市里，相当比例和数量的商品都来自中国。为什么？因为相对价格便宜，商品有竞争力。也正因为此，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从2000亿美元左右快速增长到将近4万亿美元。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经常项目盈余一定会镜像地反应为资本和金融账户的流出。国际收支表是一个会计平衡表，永远是左右相等的。由经常项目盈余导致的资本和金融账户流出，可由央行购汇并进行对外投资来实现。通过央行大规模购汇和对外投资的形式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一般或多或少要借助资本和外汇管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可控，维护境内企业及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央行不干预、不购汇，则需通过私人部门交易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主要是通过私人部门境外资产增减以及相应的短期资本跨境流动实现国际收支数量上的平衡。同时在价格上，这种调整将体现在汇率变动上，外汇供需数量上的变化会导致汇率水平不断地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呢？理论上，汇率应调整到实现经常项目收支大体平衡的程度。这时，经常项目盈余国家不再通过经常项目对外输出储蓄，这时就形成了长期均衡汇率。 二、短期内汇率均衡水平由外汇市场交易决定 短期来看，汇率是外汇市场供给和需求通过交易达到均衡的结果。异质性的市场主体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外汇交易，主要出于以下几种目的。一是从外汇市场上获得该货币，用以国际支付或债务清偿。二是出于投资目的，用以持有该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或其他资本品。三是进行流动性管理，确保随时具有一定的支付或清偿能力，并使之保持在合意水平。四是套期保值，当市场主体持有非本币资产后，需要管理好货币错配风险，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交易，规避汇率风险。 在外汇市场，市场主体出于上述目的产生了广泛的外汇交易需求，外汇市场主体是异质的，对升值、贬值的预期和风险承担能力不一样。一个成熟、交易活跃、流动性充沛、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能够充分吸收和反映所有不同目的、不同预期、不同体量的市场主体的各种外汇交易需求。这个通过广泛交易形成的汇率，是一个均衡价格，就是短期内某种货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不妨以大家熟悉的美元汇率为例来分析。关于美元汇率，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是美元指数。近年来美元总体比较强势，多数情况下美元指数都在95以上，一度曾超过100，但近期美元呈贬值态势，最近跌破了93。美元指数是美元对其一篮子货币形成的综合指数，但具体到美元兑换每一种货币的汇率，比如美元兑欧元、日元的汇率是怎么形成的呢？从中长期看，也是取决于美元的国际购买力，以及由此决定的美元兑欧元或日元的相对价格。而从短期看，则取决于美元外汇市场交易。美元外汇市场是怎么构成的？总体看，美元外汇市场是所有分布在全球的、数十亿计的美元资产持有者基于其流动性管理和汇率风险对冲需要进行广泛交易构成的。从数量看，美元的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约6万亿美元，其汇率就是这日均6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决定的，而且这是一个均衡汇率。大家想一想，有哪个国际对冲基金、国际机构能靠一己之力撼动这日均6万亿美元的交易量呢？所以，美元汇率、美元指数的波动，都反映了所有异质性全球市场主体对美元的预期以及其风险偏好，反映了其对冲风险、管理流动性的需要。这是一个由市场交易所形成的，比较透明、可预期的均衡汇率，具有相对稳定性，一般情况下不太容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而出现非理性大幅波动。 再进一步考察其具体结构分布。在这6万亿美元的全球日均美元外汇交易量中，只有1.2万亿美元左右发生在美国本土，其余约4.8万亿美元都发生在美国境外，属于离岸美元外汇交易。因此从数量上看，离岸美元外汇交易在美元汇率的决定中发挥更主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些离岸美元交易脱离了美国司法管辖，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并不能直接管理或干预。可见，美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并不能决定美元汇率，或者说，美国当局并没有美元汇率的“主导权”或“定价权”。这实际上是任何国际货币的一般规律：对于一个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国际货币，由于非居民国际市场主体广泛持有和交易，其汇率由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价值判断、预期和流动性管理等因素共同决定，其货币当局很大程度上是不能管理和决定其汇率的。 三、人民币国际使用对当前国际收支平衡及汇率波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近期一个讨论会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他提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有1100多亿美元的流入，而资本和金融项下，证券投资净流入加上FDI约500亿，如果不考虑47亿美元的FDI，则证券投资项下就有420多亿美元的净流入，同时央行外汇储备资产几乎没有变动。按照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经常项下的资金流入一定对应资本和金融项下的资金流出。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是呈净流入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如何平衡？用以平衡国际收支的跨境资金流出的主要渠道是什么？怎么解释最近人民币汇率出现的明显升值？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过去我们判断国际收支及其平衡的时候，更多地考察国际货币，比如重点看美元的流量和存量。但在人民币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国际偿付和投资手段时，在考察国际收支平衡表时恐怕要转换视角。当前，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日益提升，国际化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在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比例超过了40%。其中，在证券资本项目下，超过90%的跨境结算是用人民币来实现的；在直接投资项目下超过50%；在经常项目下比例相对低一点，约在15%-18%左右。这组数字的含义是，中国的国际投资贸易活动，尤其是资本和金融项下，已经有相当高的比例是用人民币实现跨境结算的。这种情况下，考察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决定的时候就不能仅限于分析美元及其结售汇情况。 在国际收支中，在经常项目下实现盈余，必然表现为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流出。如果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和外汇储备变动不大，这意味货币当局已退出了常态化的外汇市场干预。因此，经常项下1100多亿美元的盈余，理论上完全由私人部门实现净资本流出。问题是，证券投资项下420多亿美元和FDI项下的47亿美元又进一步增加了净资本流入。这意味着私人部门实现的净资本流出应该达一千六七百亿美元。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我想给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不一定准确，尚未仔细验证过。这里，可能要考虑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境外市场主体大规模增持人民币资产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今年前8个月境外市场主体增持了差不多1万亿人民币资产，其中仅7月份就增加了5600亿人民币资产。 这里要注意到境外市场主体增持的10000亿元人民币资产（约1500多亿美元）的特殊之处。按现有规则，境外市场主体到中国境内市场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绝大多数都需通过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因此并非通过美元实现跨境结算，在境内市场不结汇，不体现为外汇头寸的增加或减少。如果考虑这部分非美元资本流入，实际境外资本流入可能远远不止前述420多亿美元的证券投资和47亿美元的FDI流入。这意味着如果要考虑经常项目下的盈余最终必然反映为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流出，那么这420多亿美元的证券投资和47亿美元的FDI资本流入，可能是与经常项下盈余对应的资本流出和非居民投资者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导致的资本流入相抵消后的结果。这样，非居民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导致的1500多亿美元的资本流入扣减掉1100亿美元的经常项下盈余，正好就是400多亿美元的资本流入。 不仅如此，这个过程由于主要由私人部门实现，因此其结果还必然反映在人民币汇率上，这也是为什么近期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明显抬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解释还需要进一步推敲。从理论上说，国际收支统计应该是本外币一体化统计的，但证券投资项下的本币跨境流动往往通过NRA账户实现，国际收支统计和跨境人民币收支统计口径不尽然一致，可能会导致统计数据出现比较大的漏损。另一方面，上述区别和抵消在国际收支统计上并不直接反映和可辨别，国际收支统计反映的是作为流量的净额，是最终结果，并不反映过程，当作为最终结果的净额不能具体体现相互抵消的过程时，就只能用“误差和遗漏”项来说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或前三季度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都有数额较大的“误差和遗漏”项。可见，在人民币逐步成为国际货币，而且越来越多地具有国际投资和储备货币性质的情况下，对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讨论要更多地考虑这一特征，并且是可以给出一些合理解释的。 四、人民币汇率趋势展望和相关政策建议 如何看下一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它是否进入了所谓的“上升通道”？综合上述货币相对购买力、经常项目盈余、人民币国际使用，以及资本和金融项目下产生的外汇对冲交易、流动性管理等汇率决定因素的分析，我个人判断，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下，人民币汇率还有进一步升值空间。在中国加大金融双向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应更加重视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中国经常项目国际收支，以及相应的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尽早考虑综合应对之策，确保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仍能较好维护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一）人民币汇率仍有升值空间 总体看，当前中国应对疫情冲击效果显著，经济率先复苏，出口形势较好，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加快。同时，人民币资产回报率总体较高，比较恰当地反映了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态势，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安全资产特征，被国际投资者广泛认可和持有。不仅如此，中国目前也是大型经济体中唯一保持常态化货币政策的国家。我们不仅做到了，而且货币政策空间还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储备中的、尚未动用的工具可资提供。而反观美联储，其资产负债表已从危机前的不到1万亿美元扩张到了如今超过7万亿美元。根据最近美联储关于货币政策新框架的表态，这条道路可能还远未走到尽头。为此，长期来看，对于相对货币购买力，我对人民币是比较乐观的。总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除了若干个别年份有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大多数年份中国没有出现显著的、持续的通货膨胀，这一点应该说国际上都是广泛认可的。 最终购买力是决定两种货币比价的根本性因素，也是有一些量化数据可以计算的。如果目前中国经常项目已经大体平衡了，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最多的时候超过GDP的10%，但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降到了2%以下，甚至降到了1%以下，是不是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真的达到了均衡水平？管涛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他强调，从经常项目盈余的标准看，现在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例已经是1%-2%的水平了，所以长期看人民币已经进入了一个均衡区间。 但可能还要从另外一个视角分析问题。在我看来，一方面，要考虑经常项目盈余结构，以及背后的贸易活动是否受到短期的非市场因素影响，从而是否持续、稳定。如果可贸易特征更强的商品和货物贸易有大规模顺差，并通过可贸易程度不那么高、非市场因素影响较大、定价机制更为复杂的服务贸易逆差相抵消，这样的经常项目平衡仍然很难说是已臻于稳定水平。总体而言，在服务贸易及其产品供给领域，不管是从国内角度看，还是从国际视角看，都还有较多限制。 另一方面，还要考察经常账户盈余的镜像，即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是由哪个部门、怎么来实现的。具体而言，这个过程是由央行通过结售汇干预来实现，还是由私人部门通过外汇市场交易来实现？这决定了均衡汇率水平的动态演化趋势。在央行干预实现的情况下，汇率变化可能出现跳跃式的波动。而在主要由私人部门交易实现的情况下，短期看，均衡汇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外汇市场交易，而且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跨境资金管理、外汇市场建设及相关制度安排，汇率变化往往会在一个相对稳态水平上遵循随机游走波动特征。因此，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可能在7的水平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也可能在6的水平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当然也不排除在其他合适的水平上。而从长期看，仍然是相对购买力起决定性作用，还需要有更长的期限来观察经常项目盈余是否已经真正达到了稳定水平。 （二）汇率升值的成本和竞争力损失分担机制——以日元和德国马克为例 依据上述分析，人民币国际购买力可能会继续提升，人民币汇率还有向上升值空间，为此必然有个如何应对的问题。首先我非常认同，不管是当前中央银行采取的立场也好，还是过去经济学家反复呼吁的也好，可逐步更多地由市场来决定汇率，央行应非常坚定地退出常态化干预。因此，对于近期人民币的持续升值，货币当局应继续秉持坚定立场和淡定态度，把汇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不急着去干预。尽管市场已经有一些反应了，一些出口企业已经有这样或那样的呼声了，但我们要坚定，要赋予汇率自动稳定器的功能，相信市场有这个调节能力。 同时，作为一个开放大国和投资贸易大国，作为一个开放大国的中央银行，对这个问题要有长远规划，要有顶层设计。不妨回顾和对比一下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过程。1985年广场协定后，日元开始了漫长的升值过程，最终升值了差不多4倍。1987年卢浮宫协议后，德国马克也开始对美元持续升值，直到欧元诞生前，马克也升值了差不多4倍。同样汇率升值4倍，但结果截然不同。日元升值4倍，结果是日本产业持续的竞力衰退和转移，出现了我们看到的日本“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但德国的情形大不一样，马克虽然也升值了4倍，但德国还是欧洲及国际制造业的中心，还处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高端，德国经常项目盈余仍然占到GDP10%以上。 同样都是升值，幅度也大致相同，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我的一个分析结论是，取决于汇率升值的成本分担机制。总体而言，日元升值成本主要由是日本自己承担，而马克升值的成本，则是由德国带着其欧共体产业链上所有国家一起来承担。回顾历史，当时欧共体各国货币汇率并不是锚定美元，而是锚定德国马克。因此当马克对美元持续大幅升值时，所有欧共体国家的货币都跟着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客观上与德国一道消化汇率上升产生的压力和成本，从而保持了供应链、产业分工的相对稳定。而反观日本，虽然1985年以后日本广泛推进全球布局，在东亚形成了所谓“雁型分工”产业格局，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但其“雁型分工”模式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是盯着日元的。因此日元对美元的长期持续大幅升值从来都是日元自己的事情，其导致的竞争力损失一直都是日本自己在承担，日本产业对外转移恰恰是日元升值、日本竞争力下降的结果。 日元和马克汇率升值的历史显示，虽然本币汇率上升通常会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的损失，但其最终结果还要进一步考察供应链、产业链上其他国家是不是跟着本国一起来分担。如果其他经济体跟着主要锚货币国家一起来承担锚货币汇率上升的成本和损失，以锚货币国家为中心的供应链、产业链整体格局就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产业分工可保持相对稳定。而且，由于价值链中心国家创新能力强、更具有竞争优势，还推动本国产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往供应链、价值链的高端跃迁。我一直认为，理论界和业界都要好好研究日元和德国马克汇率升值的历史。 （三）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人民币成为一些国家的货币锚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了，双循环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我们要实现更高水平开放下新的动态平衡。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必须要调整、淘汰一部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另一方面，近年来新的全球化形势和格局也必然要求中国尽早、尽快推进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事实上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开始考虑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调整供应链、产业链，近年来有一大批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开始“抱团出海”，在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甚至一些非洲、南美、中亚国家兴建产业园、工业园，对外进行产业转移和生产线、供应链布局。这些产业园小的几平方公里，大的十几平方公里、数十平方公里，最大的在白俄罗斯，超过125平方公里，是目前中国在境外兴建的最大的产业园。这些产业园大多是承接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助推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供应链和生产线，实现更高水准的全球价值链跃迁。 对此，一些地方政府看得比较清楚。比如广东，最早提出“腾笼换鸟”战略。我最近到广东调研比较多，发现广东不管是落实“六稳六保”要求、实现经济复苏，还是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都走得比较快，效果比较明显。再比如一些东部发达地区省市的政府，对于产业转移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强调“不求所在、但求所有”，只要这些产业、企业最终并表到本地，它转移到天涯海角也不用过于担心，而且这恰恰是本地企业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但也还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对这个过程很担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这些企业和产业留在国内、往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以防止“产业空心化”。对此，我觉得还是要基于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尊重基本的经济规律，进行科学研究、判断和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这样，一方面，人民币总体看仍有持续升值的空间；另一方面，供应链调整、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过程已经在加速开展，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此过程中，怎么更好地消化汇率持续升值的压力、更好地推动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更好地维护本国竞争力和价值链跃迁呢？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认识和顶层设计，就是要让处在中国供应链、产业链上的国家和地区跟我们一道，共同承担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成本和风险，就是人民币要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货币的锚。当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锚的时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就跟着人民币一起升值、一起波动，一起承担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成本和风险。 人民币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些国家的货币锚呢？我觉得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是全球最大的进出口国家，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家之一，以中国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链已广泛延伸到了很多国家，如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几乎是所有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投资伙伴。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主体在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往来中用人民币结算；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愿意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因此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其货币盯着人民币是有好处的，有利于其控制和降低汇率风险，也有利于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分享中国经济率先复苏、高速增长的好处。应该说，这实际上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意义，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 从短期内外汇市场交易决定人民币汇率这个维度看，在国际市场主体持有人民币头寸和人民币资产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些遍布全球的市场主体需要围绕着其持有的人民币头寸和资产进行广泛的流动性管理、套期保值和对冲交易，需要在当地外汇市场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这些，都将有助于在当地外汇市场形成人民币对当地货币的均衡汇率，而且这是一个由交易决定和形成的均衡价格，充分包含了市场主体各种预期和风险偏好，很大程度上是透明的、公允的、可预期的，也是相对稳定的。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市场能否通过交易形成其货币对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市场深度，取决于交易的活跃度，取决于满足交易需求的人民币流动性能否得到充分保障。 价格机制是资源配置得以顺利进行并实现优化的最好手段。一旦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比如韩国韩元、哈萨克斯坦坚戈、越南盾等，在当地或者全球金融中心的外汇市场通过交易形成了与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将大大有助于实现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之间资本和资源配置的优化，有利于改进双方投资贸易的稳定性、便利性，有利于提升双方的福利水平。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锚，这些货币可能就不再盯着美元，而是盯着人民币了。这个结果有没有现实意义呢？有。因为恰恰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最大的投资贸易伙伴，其货币盯着人民币能更好地降低其与中国经贸往来的汇率风险，对其国内经济金融稳定运行、对便利双方投资贸易往来都是有好处的。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基本原因。这个结论靠不靠谱呢？还是有些靠谱的。最近IMF发布了一篇论文，分析认为人民币已经出现了货币锚的特征，特别是在其周边国家，比如很大程度上已成为韩元的货币锚。 （四）宜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容忍度、更多交给市场决定，顺势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 在与中国有大量贸易投资往来的国际市场主体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情况下，出于流动性管理和汇率风险对冲的需要，这些市场主体需要针对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进行广泛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只要这些人民币资产不托管在中国境内，这些相应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就也不会发生在中国境内，而须发生在这些境外市场主体所在国家的外汇市场，或者在一些典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尤其是，由于外汇交易是全球7×24小时的连续交易，境内境外往往有时差，有文字文化差异，有法律制度差异，也有交易结算清算规则的差异，让境外市场主体集中到中国境内来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不现实、不可行。因此，一旦我们下决定要推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认识到，未来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外汇市场一定是遍布于全球的，而且离岸市场规模、交易活跃程度最终一定大于在岸市场，其市场格局、汇率形成机制将和美元一样，是货币当局无法直接管理、干预和左右的，我们最终是要放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目前，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大概是2840亿美元左右，其中大概1200亿美元的日均交易发生在中国境内，其他1600多亿美元都发生在离岸。须知，当前非居民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数量虽然增长很快，但比例仍然非常低，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基本在流通市值或托管量的3%左右；在全球储备市场，人民币储备资产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也仅为2%左右。也就是说，即使是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全球持有比例还非常有限、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发展在处在初期阶段，人民币外汇交易也呈现了离岸市场交易规模大于在岸市场规模的规律。尤其是在个别与中国有密切经贸投资往来、人民币跨境结算和人民币外汇交易更为活跃的国家，更呈现了这一特征和趋势。比如在韩国，首尔外汇市场人民币对韩元的日均交易量是上海外汇市场人民币对韩元日均交易量的150多倍。再比如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小型经济体，在其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对哈萨克斯坦坚戈的日均外汇交易量是中国新疆人民币对坚戈挂牌日均交易量的60倍。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直以来我都不太赞同在中国境内发展人民币对周边国家小币种的“直接挂牌”外汇交易市场，因为这些小币种货币及其计价的资产在国内需求和持有量非常小，外汇交易需求太小，不会有活跃度，更谈不上流动性保障，就不会有市场，不会形成均衡价格，没有太多实际意义。所以在境内那些小币种的直接挂牌或交易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其交易量和活跃度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真正的市场需求在哪里呢？一定是在对方国家。这些国家的市场主体愿意接受和持有人民币，需要进行广泛的人民币流动性和汇率风险对冲交易。因此，发展人民币对这些国家的小币种货币的直接挂牌和外汇交易市场，一定要把重点放到对方国家去。 进一步来说，中央银行对于下一步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走势，一定要秉持开放的态度，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容忍度，更多放手让外汇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总体而言，要相信市场和市场规律，人民币汇率中长期要反映其国际购买力，短期则交给外汇市场交易、特别是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来决定。具体而言，中央银行还要明确以下几项相关政策选择。 首先，顺应产业转移和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倡导产业转移用本币实现，推动人民币成为一些国家的货币锚。在新一轮供应链调整和产业转移中强调“本币优先”，鼓励对外投资用本币实现。这些本币对外投资除了投资对象国用于购买中国的生产线、机器设备和商品货物，可积极鼓励支持境外市场主体用以投资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同时，不断推进离岸人民币市场尤其是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发展，充分支持境外市场主体在当地投资持有人民币、在当地广泛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并提供充分的流动性保障和基础设施支持，从而形成人民币对其本国货币的均衡汇率，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的货币锚。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及其交易要有充分的流动性保障，这一点至关重要。须知，一个市场如果只有需求，没有供给，没有流动性保障，这个市场就不会有深度，交易不会活跃，无法形成公允的均衡价格。 其次，在此过程中，要坚定不移、积极稳妥地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一方面，确保境内市场和离岸市场打通，防止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决定过程中，出现具有显著偏差的境内境外两种机制、两个价格，造成对国内经济金融运行的典型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只有加快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实现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保障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动员储蓄，优化配置资源，实现供应链、产业链的全球优化调整和布局。而且，也只有对标国际，真正意义上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才能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目标。须知，任何国际货币一定是一个可自由兑换货币。 第三，加快推动和实现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不可能三角”作为货币政策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是指对于一个国家或其货币当局而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以及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中，通常只能选择两个，而必须放弃一个。过去中国中央银行在转轨过程中，围绕这三个目标，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不断寻求某种意义上的平衡，力求货币政策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似乎一直没有十分明确的定论。而现在，如果我们明确了上述分析框架，则意味着对“不可能三角”目标的日臻清晰。如果人民币汇率取决于人民币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人民银行最终要放弃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那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固定汇率目标。相应地，剩下的两个目标就非常清晰，那就是明确选择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目标。这样，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也就非常清晰：当央行不再受制于汇率目标的话，就可以一方面专注于坚守大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当前，就表现为中国是唯一保持常态化货币政策的经济大国，央行基本上不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常态化干预。另一方面，就可以非常清晰地追求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目标，或者用另一种表述来说，就是推动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须知，这是1993年以来我们一直追求、一直想宣布的目标。 不仅如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要实现中国供应链、产业链乃至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优化和升级，而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又大大加快了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调整进程。这时候，坚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追求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实体经济含义，就在于推动支持和鼓励中国企业着眼于新一轮全球化格局和国际分工的调整，根据全球外汇市场交易形成的、相对比较透明的人民币均衡汇率价格信号，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优化生产布局和资源配置，稳妥推动产业更有序更健康地对外转移，有效推进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更好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目标。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10月24日在刘世锦主持题为“人民币汇率是否进入上升通道”的博智宏观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整理，将在《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2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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