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以金融开放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网讯 见习记者徐贝贝报道 12月14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2019-2020中国经济年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会上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0年经济金融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要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对外开放将继续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方向走，为做好金融工作和金融业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 目前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尤其是在金融市场准入、金融业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陈雨露指出，制度性、系统性、高水平开放是推进金融业扩大开放的总体原则。新时代金融业对外开放各项制度安排要逐渐走向成熟定型，从管道式开放逐步转变为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具体来说需要把握好三个原则： 第一，金融业要遵循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这要求我国要建立健全有利于金融开放的制度体系，制定统一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准入和监管标准，同类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实现跨业态、跨部门开放政策有效衔接。 第二，协同推进金融业开放，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陈雨露强调，在实践过程中，金融业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三者进度可能有快有慢，但总体上必须相互协调。中国在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这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 第三，金融开放程度要守住风险底线，与金融监管能力相匹配。一方面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不断健全与金融开放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会计体系，完善支付、托管、清算、金融统计等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各金融市场在岸和离岸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注重学习探索，总结经验，提高监管能力。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补齐金融监管短板，同时还要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陈雨露强调，要通过实现金融业高水平开放，统筹利用好国内外两大金融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二是以金融开放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探索完善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不断创新完善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箱。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统一部署，在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杠杆率和金融体系整体健康稳定的同时，扎实落实好已经宣布的各项开放措施，并稳步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努力实现金融业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作出应有贡献。
财经官员为明年经济政策“划重点”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2019-2020中国经济年会”12月14日在北京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以及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部门的官员权威解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详解2020年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重点。 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韩文秀表示，联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展状况来看，“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的进度符合预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特别是预计今年农村贫困人口再减少1000万以上，贫困县摘帽340个左右；金融风险有效防控，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区域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韩文秀也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国家整体目标，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各地要根据自身实际来完成既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比如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这也是针对全国而言，并不要求每一个地区都要翻番。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表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经济总量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他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仅包括要努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中高速增长，而且还包括就业不断扩大、物价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实现明年的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积极进取，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促进供求的动态平衡。不仅要确保经济总量实现量的合理增长，而且要确保经济质量稳步提升。 针对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商务部和央行相关负责人也阐述了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商务部副部长俞建华表示，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一是搭建开放合作新平台。二是打造开放创新新高地。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通过制度创新，打造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的开放高地。三是形成开放环境新优势。在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上下大功夫，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深化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抓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实施相关工作，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建立同国际贸易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四是开创开放共赢新局面。五是构建开放安全新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也表示，在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杠杆率和金融体系整体健康稳定的同时，扎实落实好已经宣布的各项开放措施，并稳步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的程度，努力实现金融业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杨德龙2020十大预言：财政政策会更积极 沪指看涨20% 近期A股市场迎来了沪指8连阳，提振了市场的信心。从历史上来看，往往8连阳会带来牛市，A股市场上出现8连阳的统计来看，8连阳之后市场走势都比较强劲，这一次实现了8连阳，是否能够走出强劲的走势？让我们拭目以待。 周二，我提前发布了2020年“十大预言”，引起了市场的热议。在2019年1月2日市场最低迷的时候，当时我提出2019年“十大预言”，明确指出沪指会重回3000点，大幅提升了市场的信心，确实2019年“十大预言”大部分都已经实现，所以很多投资者对我2020年“十大预言”非常期待。 我在12月10日正式发布了2020年“十大预言”，市场反响非常的热烈，希望2020年能够像我预期的一样，可以实现20%的上证指数增长，会带来结构性的机会，真正好的公司会再次创出新高，而经济面也会逐步企稳，贸易谈判方面能够达成签署协议等，这样的话，市场在2020年的赚钱机会就会比较多，可能会给广大投资者带来比较好的投资回报。 近期关于2020年经济增速要不要保6，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到6%就要刹车了，要稳增长，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保6，既无必要也保不住，经济学家产生分歧，其实我觉得是正常的现象，我的观点是：经济增速出现下行，是我国经济总量提升之后必然面临的问题，现在我国GDP已经超过了90万亿，这么大的基数，如果再保持以前那种8%以上的高增长，是不现实的。又加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型，从过去依靠投资拉动、出口带动，逐步转向依靠消费拉动、科技带动。从GDP的角度来看，GDP下一个台阶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不仅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看质量，实际上经济一直在转型期，消费已经超越了投资和出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而第三产业-服务业也超过了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在外部受到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稳字当头，不要让经济出现失速，是否保6，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能否保得住6，要看内外部影响经济因素的演变以及逆周期政策的效果。但是防止经济失速，稳增长是非常必须的，我们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如果经济失速，我们就很难实现转型和升级。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就好像骑自行车拐弯一样，我们经济转型就像转弯，如果自行车不保持一定的速度，就无法转弯，甚至会摔倒，所以我认为保6是必须的，但是能否保住，还要看实际的效果。 我们不仅要看经济增速，更要看经济转型的成果，如果实施大规模的改革，既稳定了经济增速，又进行了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提高产品的毛利率，这样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些不再符合经济需求，出现衰退的行业，盈利下降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更多的是要关注那些受益于经济转型的、仍然有增长空间的行业机会。 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11月份金融数据，11月份金融数据有所回暖，显示出逆周期调节政策产生了成效，在人民币贷款方面，1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39万亿元，同比多增1387亿元，而从不同的部门来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6831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142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689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6794亿元，从新增信贷结构来看，各个区县、各个部门的贷款均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所改善，这说明逆周期调节效果逐步开始显现，从货币供应链来看，11月末M2余额196.14万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比上个月末低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56.25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速比上个月末高0.2个百分点，从M1、M2的增速来看，基本上保持了平稳增速。 央行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没有大水漫灌，这也是为明年货币政策宽松打下了基础。实际上，现在货币政策既要保持稳增长，又要防止通胀，引导金融机构继续优化信贷结构，确保资金流向制造业、民营企业等急需资金的部门，防止资金在金融机构空转，而没有真正的支持实体经济，可以说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年初提出的要打通贷款到企业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让真正缺资金的企业可以以合理的利率贷到资金，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推行的LPR改革，整体来看，通过市场化的手段，降低了企业的贷款利率，也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实现了变相降息。当前我国经济面仍然存在着下行压力，虽然11月份PMI重新回到扩张区间，但是PMI持续性仍然不能掉以轻心。逆周期调节政策还要进一步的加强，从而让经济在2020年逐步的实现企稳回暖。在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情况之下，来实现经济的转型。 我国经济逐步走到L型增长的一横，一横增速是6%，还是5%，甚至4%，众说纷纭，这其实取决于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转型成效，我们还是要采取措施，来提升长期经济均衡的增速，从而有利于保持经济的竞争力。现在劳动力的投入、资金的投入，已经达到了饱和甚至过剩，而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也逐步消失，所以现在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增长，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提高科技含量，提高企业的产品毛利率。 虽然GDP增速下降了，企业的收入增速下降了，但是我们经济的毛利率和生产效率如果提高了，企业毛利率就会提升，从而推高企业的利润，这样有可能会让一些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特别是在行业出现下行的时候，行业龙头公司具备更大的优势，龙头公司的股权价值将会越来越高，所以我在年初提出的白龙马股，仍然是2020年乃至未来10年，各路资金竞相配置的对象，建议大家坚定持有。 （作者系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办的“2020年《经济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于2019年12月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雪松出席并介绍了2020年中国《经济蓝皮书》主报告的主要内容：2020年中国要实施一套组合性的政策，是“三位一体”的组合性政策：第一，加强逆周期调节；第二，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创新；第三，管控好内外风险。 以下为文字实录： 李雪松：做好2020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建议 2020年中国要实施一套组合性的政策，是“三位一体”的组合性政策：第一，加强逆周期调节；第二，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创新；第三，管控好内外风险。 加强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是因为逆周期调节对经济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所以要提前进行逆周期调节。逆周期调节要达到一定的力度，使得扭转经济下滑的态势。扭转下滑的态势目标还是要保持就业增长，保持经济韧性，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使得就业不要滑出合理区间。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创新，目的是为了提升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切实防范化解财政、金融、房地产和外部输入性风险，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就业在合理水平，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优化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适当提高赤字率，增加债券发行。 一是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优化减税降费政策的传导机制。二是适当提高赤字率，将名义赤字率从2019年2.6%提高到2020年的3%左右，重点支持职业教育和托幼、医疗、养老等民生事业以及科技、生态补短板。因为赤字率确实也需要提高，一些公用的事业是不可能靠专项债解决，需要提高名义赤字率。三是增加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的发行，将专项债从2019年的2.15万亿元提高到2020年的3.0万亿元以上，适度扩大专项债资金充当重大基建项目资本金的项目范围，发挥杠杆效应，维持必要的基建投资增速。基建投资增速现在是很低，在逆周期调节当中要扩大它的融资来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发力，使得基建投资既有利于当前的短期增长，又能够对未来的长期发展产生作用，不仅是一些大的跨区域的互联互通项目，而且对于5G等新型基建项目可以加大投资力度。 第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在合理水平，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度引导市场利率下行。 一是保持流动性在合理水平，适当提高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使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达到加强逆周期调节力度的一个合理水平。二是综合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周期，价格变化和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利用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契机，通过LPR改革引导基础利率下行，顺周期降低各类融资主体实际融资成本。三是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识别定价和管理能力，推动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在实质性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实现信贷投放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相吻合。四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是一个相机选择，要随着2020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在它的力度上可以进行适度调整，在执行过程中进行调整，这样既不要过度的刺激，又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 第三，持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优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加大技能培训力度，稳岗增岗扩就业。 （二）加快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升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特别是财税、金融和科技体制改革，需要加快推进。中国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在过去的40年的高速发展中，特别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中是经过了多次改革，也总体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的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尚不能适应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所以需要加快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尽快地转向有利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来。 （三）打赢脱贫攻坚战，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污染治理攻坚战。 在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面，在金融领域要建立高风险金融机构市场化处置机制，加快银行业补资本工作。在房地产领域，要把握好处置房地产风险的节奏和力度，防止房地产价格大起大落，防止刺破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风险。在财政领域，要多措并举，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压力。
中新网10月21日电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外围经济下行及近期局势，已令香港经济特别是运输、物流、旅游、零售及餐饮等行业大受打击，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0日以《屋漏逢夜雨》为题发表文章，透露特区政府正研究推出第三轮纾缓措施，冀能减轻这些行业的压力。 陈茂波表示，上星期到外地参加了两场会议，其间曾与政府官员、智库、评级机构、基金经理及商界代表等会面。 他说，因前景充满不确定因素，国基会在早前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再次调低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料今年增长仅3%，是10年来最低水平，增幅较7月时的估计再调低0.2%。 陈茂波引述国基会指，面对经济前景，全球约七成经济体已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并认为各经济体亦应采取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及扩张性财政政策，特别是加大提升人力资源及基础建设的投入等，避免经济进入长时间的衰退和通缩。这与特区政府一直强调适时推出“逆周期”措施不谋而合。 他表示，特区政府在8月中已宣布一系列纾困措施，连同今年初财政预算案提出的一次性纾困措施，合共约620亿元（港元，下同），预计可起约2%经济提振作用，并会加快小型工程项目的进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现在香港不少行业如运输、旅游等大受打击，特区政府正研究推出第三轮纾缓措施，冀减轻它们的压力。 为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潜在资金压力，陈茂波呼吁银行业界抱着“同舟共济”的精神，不要“落雨收遮”，在符合本身信贷政策和风险管理原则下，尽力支持香港中小企业对资金周转的需求。 他指出，金管局最近设立“银行业中小企贷款协调机制”，上周又宣布放宽“逆周期缓冲资本”要求，由2.5%下调至2%，估计可让银行释放约2000亿元至3000亿元的额外放贷额度。 陈茂波透露，他这次接触的外部各界人士，都很关注香港情况和局势发展，不少商界代表坦言，香港近期局势和对基建的破坏令人担忧，并拖延了他们的投资计划。 陈茂波表明，在这些会面中，他已说明香港情况，包括特区政府会尽力制止暴力，申明特区政府会极力维护“一国两制”全面和有效落实。
美研究认为：千禧一代热衷储蓄拖累经济 参考消息网10月8日报道美媒称，根据美国雷蒙德-詹姆斯合伙公司近期一份研究报告，迷恋自拍、热爱牛油果吐司的千禧一代可能是经济增长放慢的原因。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这代人比之前花钱大手大脚的婴儿潮一代更热衷存钱，而这造成了经济的失衡。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10月6日报道，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今年8月，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为8.1%。相比之下，1996年的个人储蓄率为5.7%。 雷蒙德-詹姆斯合伙公司的分析师塔维斯·麦考特写给客户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较高的储蓄率抑制了通胀，导致了这次复苏中相对缓慢的增长和低通胀……刺激了过度供应，并导致全球经济中抑制通胀和通货紧缩的倾向。” 报道称，人们最早学到的金融教训之一就是尽早储蓄、经常储蓄。 然而，虽然储蓄对个人有益，但开支的减少损害了企业，因而也损害了经济。麦考特指出，自上一轮经济衰退以来，“供应继续增加”，再加上储蓄率上升，导致“经济中供应过剩的情况似乎无处不在”。 他说：“这导致了令人沮丧的低增长率、价格上的通胀紧缩趋势、供应过剩以及供给侧试图改善局面而造成的债务增加，因为储蓄率在上升。” 报道称，麦考特将储蓄的增加归因于“代际变化”。金融危机之后，千禧一代开始增加储蓄。随着他们取代“婴儿潮一代成为主要的收入者和支出者”，这一习惯变得越来越重要。 他说：“美国消费者花钱花够了，所以他们在储蓄，而不是像上一代人那样花钱，这限制了需求增长。”
不做老师做网红、卖课爆赚8500万，薛兆丰怎么做到的？ 薛兆丰是谁？ 他是在知识付费平台“得到”上，截至现在销量第一的专栏作者，目前有42.7万人订阅了他的付费专栏，按每人收费199元计算，薛兆丰带来的营收接近8500万元，可以说是网络上最炙手可热的经济学者。 他还是知名综艺节目《奇葩说》的导师。2018年，薛兆丰参与录制《奇葩说》，在一众综艺明星中，他凭借理性又独特的言论，穿着正装一脸严肃的样子，大量圈粉，成为“网红”。 在互联网时代，薛兆丰因为经济学走红，登上综艺舞台，并获得财务自由。在此之前，这是学者和教授们所不敢想象的事情。 他为此陷入争议，未必是毫不在意，却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洽逻辑：他认为经济学应该回归到生活中去，传播者应该适应时代传播的变化，并认为自己依然是“严肃的知识分子”。 薛兆丰说，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并由此，将自己变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网红经济学家” 生于1968年的薛兆丰，本科就读于深圳大学，主修专业是应用数学。 一个经常被他讲起的故事是，有一次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说，人类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是火、车轮和中央银行，“当时我受到很大的震动，觉得火可以熟食，车轮让运输成为可能，中央银行作为一个机构，何德何能，可以与这两个发明相提并论？”好奇之下，他开始翻看经济学著作，最开始看的是萨缪尔森的经典作品《经济学》，“仔细看了两三遍，又买了英文原版看。” 他自称，当时他认为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都很重要，但在接触到经济学之后，发现”经济学的解释能力最犀利，科学性、逻辑性也是最强的“，薛兆丰认为，这把“剑”跟别的“剑”是不一样的。 2003年，已经35岁的他去往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学习经济学，在5年后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后研究员。2010年，薛兆丰进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授课任职，教授法律经济学相关课程，同时他还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作为学者，在过去十多年，他曾发表数百篇经济评论和文章，先后出版了书籍《经济学的争议》，《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经济学通识》，以及《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2017年2月，薛兆丰开始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法律经济学教授的身份，在知识付费平台“得到”App上开设专栏《薛兆丰的经济学课》，目前订阅学员数量已经超过42万名。 除去知识付费市场爆发的因素之外，薛兆丰“接地气”的音频内容也是其能受到如此多关注的原因：在他的课程中，他多结合热点现象，并给出通俗易懂的经济学解读。对于许多之前未接触过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些音频成为他们了解和学习经济学的入门课程。 薛兆丰曾说过：“对一个经济学课堂来说，这是个意想不到的规模，是一个现象级的事件”。 图片来源于网路 2018年，受到主持人马东的邀请，薛兆丰担任了综艺节目《奇葩说》的导师。参与录制节目期间，在一众综艺明星中，他凭借理性又独特的观点和言论，以及穿着正装一脸严肃的形象，大量圈粉。 某期节目，在讨论辩题“得知前任得新欢，有个鸡飞狗跳钮可以给他俩的关系制造一点麻烦，要不要按？”时，薛兆丰选择不按。 他说：今天，世界上有70亿人，想象一下有70亿颗绿豆在一个大缸里，有两颗红豆它们是彼此一生中的唯一。把它们放进这个大缸，搅啊搅，它们会碰上吗？短暂的一生可能不会，这是偶然性。而我们的海誓山盟只不过是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挑选了一个人。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是你一生中的唯一，分了手还要不断地干扰TA的生活，那你对偶然性一定有深深的误解。 在节目播出后，薛兆丰的百度搜索指数飙升至历史峰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912%，资讯指数同比增长1130870%，新闻头条指数在最高时达到7003。 薛兆丰成为了被大众所知晓的“网红经济学家”。 受争议的“知识网红” 受到大量关注的同时，薛兆丰也引起了诸多争议。主要争议集中在同行对他的学术能力的质疑上。 早在2013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永璟曾在微博发声：“我是薛留美期间同窗，主要研究方向是他号称的研究方向之一的‘公共选择’，而他读的法与经济学课程也是我的主导师所主持，所以对他很熟悉。实事求是的说，薛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系统学习过，基本上就是在对着概念查字典，所以闹了不少笑话。我批薛，不光是因为他到处显摆，更是因为他冒充我们公共选择专业的学术牛人，在外面胡说八道。” 最开始在“得到”开专栏时，薛兆丰的专栏名称为《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2017年年底，北大国发院教授唐方方，对薛兆丰的学术水平提出质疑，并称他不是北大人事处登记的教授，在外面的讲课是利用2017年北大品牌进行背书，属于“误导用户”，并指出“经济学不是故事会”。虽然后来据《新京报》报道指出，北大教授分为事业编制和院聘教授，薛兆丰属于后者。 也是在那个时候，薛兆丰确定了要从北大辞职的年头。2018年3月，薛兆丰辞去北大职务，得到平台的专栏名称也随之取消了“北大”字样。 2018年，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院的教授、经济学家汪丁丁，在个人朋友圈公开批判薛兆丰。汪丁丁称，自己不反对为收费而讲解知识，但在读完薛兆丰的书后，认为“他试图从日常口语概括经济理论，但四项概括中至少错了三项”，像是“完全没有毕业的经济系学生写的”。 汪丁丁还提到“五常教授的评论有理”——张五常也是一名知名的经济学家。薛兆丰在早年开始学习经济学时，曾自学过张五常经济学，两人还曾就一些经济学观点，在网络上有过争论。张五常的博客管理员2009年曾经转述过张五常的话称，薛兆丰不是其学生，也不是其朋友，并称薛兆丰不懂经济学。 汪丁丁认为，知识是分层次的，一流知识是圣洁的，是普通人买不到的。“一流知识难以理解，它只服从根本重要性的准确表达，而绝少服从愿意付费的大众根据市场交换原则而预期的通俗化标准。” 汪丁丁在题为《为什么付费的只能是三流知识？》一文中写道，罗胖和脱不花（得到的两位创始人）曾约他喝茶，他从那时开始关注得到的商业模式，并至今仍提供道义支持。但他也称，“我无法忍受这一商业模式的折磨，它要求我反复改变自己的表达直到商业团队认为大众能够理解。“ 在汪丁丁看来，一流的知识只能免费，这是因为它只吸引少数能够理解它的人。这些人是最宝贵的，他们原本不应付费，他们投入的理解力和伴随着理解一流知识的艰辛，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付费知识的市场价格。能够与金钱和权力交换的知识，必定是三流的，因为表达方式不可能继续忠于只有一流知识才可表达的那种重要性感受。 薛兆丰在“得到”专栏中回应，称《薛兆丰的经济学课》有一个意义，那就是尽力消除“知识”的神秘感。 “有这样一些学者，以为知识天然地就分为三六九等。但在我们的专栏所讲解的知识体系看来，知识的深浅轻重，是以理解现实问题为导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准绳的。没有什么知识是天生就高人一等的。” “同样，也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把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囫囵吞枣和故弄玄虚当做做学问的一种境界。而我相信，哪怕再深奥的知识，也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反过来，一种思想，如果表达得不清不楚，那别人也无法指出它的错误。那些只能用来‘端着’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在一次采访中，他称，对他来说，目前最满意的成就是，做了《薛兆丰的经济学课》。 现实主义者 为什么会是薛兆丰？薛兆丰又做对了什么？ 薛兆丰认为，“知识有另外一面，能够真的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回答生活当中的问题，经济学的本源就是回到生活。” 如果纵观薛兆丰的人生，你会发现，他是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人，表达欲强烈，并持续保持个人输出，打造个人品牌。 大学毕业之后，薛兆丰一边学习经济学，一边参与互联网论坛讨论。他将科斯、阿尔钦等经济学家的文章翻译发表在论坛，写文章参与争论；他在《经济观察报》《证券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也曾发表大量文章；在进入高校后，他还曾在网约车论战中多次发表文章。 他还擅长使用社交网络。在“得到”出现之前，罗振宇和薛兆丰就已经有过合作。2014年罗辑思维节目第二期《我们应该反垄断吗》，以薛兆丰的《商业无边界》为观点支撑。2015年，薛兆丰将《经济学通识》修订再版——这本出版于2009年的书籍，在刚开始出版时，销量很小，在罗辑思维平台推出后，售价58元的经济学类著作，4个多月时间卖出超过10万册。 他具有产品思维。在打造专栏《薛兆丰的经济学课》时，不管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得到平台的帮助，他通过使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并结合时下最流行的热点，让平时枯燥无味的经济学被更多人能够轻松的接受。 他还擅长营销造势。2018年6月，在付费专栏内容的基础上，薛兆丰精选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形成了《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一书。新书的发布会独辟蹊径，把地点选在了北京的“网红”地标三源里菜市场。菜市场+经济学+北大教授的组合，一时间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前易到用车创始人、顺为资本投资合伙人周航曾写过一篇名为《我们为什么干不过薛兆丰》的文章，在文章中分析称，“从学术研究来看，他或许不能算经济学大师，甚至文人相轻，有些学界还看不上他的学术研究和在互联网平台上开设的这门课，但薛老师的课程是按照商业的逻辑做事”，而“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 薛兆丰曾在一场发布会上提到自己对于如何传递经济学知识的看法。 他说，说起经济学，大家想到的是这样子沉闷的东西。实际上，他讲的（经济学）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我们讲的不是一个概念，讲的是一个使用的场景，在场景中让大家学会如何去应用知识，只有学会用你才会理解，只有理解你才会进步。 在《奇葩说》第5季的开场白中，马东这样介绍薛兆丰：在我心里面，薛兆丰教授，就是这个时代，应该有的知识分子的样子。 薛兆丰自己也称：“我是非常不讨好的一个人，但是还是值得， 如果我说出一些经济学的有趣的地方，让有心人看到，哪怕被人讨厌、被人骂，也值得。” 其中，薛兆丰最有名的观点莫过于《火车票价还不够高》的观点。2001年，他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文章称：“春运火车票价历来低于市场出清价格，差额向来由铁路职工和黄牛党瓜分。乘客支付的总代价不变，而全社会则蒙受净损失，损失量等于排队者所花时间和气力本来可以制造的财富和快乐……为了方便广大乘客竞争车票，也为了国有资产不至于被黄牛党瓜分，今年铁路部门本来应该参照往年的黑市价格，把票价提得更高。” 这一言论发出后，引来无数争议，批评占了多数。他还在后续文章中公布了其父亲给他的来信，信中写道：“表面上，火车票价足够高，就不会有炒票现象；而羊胎素也如是，幸好它的价格不象雪花膏，否则也会发生排长队挤伤人的事故。但细想却不然：没有羊胎素，社会不会动乱；但回家过年，百万民工可没有选择余地！” 美国United China基金（合秦资产）创办人吴向宏也曾发文反驳薛兆丰的论点，他在文章中称，“一个真正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他最应当关注的，首先是‘个人经济自由’这个最最基本的前提。在个人缺乏经济自由的情况下，单纯在交易领域盲目地实施‘市场化’，不但不会提高效率，而且更有可能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正。” 薛兆丰是一名“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自称自己是一个“不看悲剧，舍弃文艺小说”的人。有人称，他的观点有着原教旨主义的色彩，他的解释有时候也显得有点执拗和缺乏处境意识。但通过他，有更多人开始接触和入门了经济学。 或许，对于薛兆丰来说，如果把自己定义为一名“经济学学科的传播者”，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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