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的话题仍在热议。事情源于7月22日最高法与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简称《意见》，共31条），其中第十三条提到：“抓紧修改完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此前，最高法曾在今年2月份就该司法解释修改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其中标准为“一年期LPR的四倍”，按照最新的一年期LPR报价3.85%，新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极可能是15.4%。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尚未发布，但“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词汇已经刺激到了广大金融机构和从业者的神经。中小金融机构、助贷机构、非持牌机构轮番上场，从各个方面论述“大幅度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是怎么来的？如果追溯到古代，自宋朝以来，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叫息不过本，这可以看作是对民间借贷的一种利息约束。而建国以来，1990年最高法在对《民通意见》的修改稿中曾提到：“对于公民间的借贷，生活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两倍，而生产经营性借贷不得高于四倍。”但是在随后 1991 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发生改变，转而采取“一刀切”的“四倍利率”上限规制模式。即“民间借贷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就是著名的“四倍利率红线”。到了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重申了四倍利率的标准。而对于超出部分也从“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变为了“超过标准即为高利借贷行为”。2015年，持续25年的“四倍利率红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最高法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以“两限三区”的新规取代了“四倍利率红线”。即，以年利率24%和36%为两限制：24%以下的利息都保护，为“司法保护区”；超过24%不到36%的部分看作自然债务，给了的不用还，没给的不能再要，为“自然债务区”；超过36%的部分一律不保护，给了的要返还，为“无效区”。而对于24%和36%的两限，最高法法官杜万华作了明确解释：“央行颁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变化比较大，最低是2%，最高是12%，比较多的是5%-8%，最后选了中间的6%，又参照传统四倍的含义，将24%确立为长期的执行标准。”时至今日，随着对于金融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两限三区”的规定产生了新的要求。也因为此，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调整势在必行。民间借贷利率上限适用于金融机构吗？在司法中，民间借贷是一个有明确范围的词汇，特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不同于民间借贷，持牌金融机构的借贷业务属于金融借贷。2015年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了“区别对待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并适用不同规则与利率标准”。因此，民间借贷与金融借贷的利率上限标准并不相同。理论上，金融借贷并无利率上限，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简称《九民纪要》）已经明确了，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金融借贷年利率不设上限，可以超过24%。例如2018年借款人左某与某消费金融公司合同纠纷的一起判例中，法院并未支持借款人对24%以上利息无效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在于，法院认为消费金融公司属于金融借贷行为，并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当然，在更多案件中，法院认为虽然金融借贷并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但相较于民间借贷，金融借贷利率更应受限，因此应参照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24%年利率上限。其实，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法律也要满足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要求。如果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要求比金融机构还低，显然是不符合一般的认知，监管也难以承受持牌机构利率高于民间借贷利率所带来的社会舆论和道德压力。因此，监管对于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上限也会给予明确的窗口指导，限制金融机构的高息贷款。所以，综合来看，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变化，影响的绝不仅仅是民间借贷。这基本意味着持牌金融机构贷款产品的综合利率也不能超过此上限。为什么要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7月22日发布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促进金融和民间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2019年最高法发布的《九民纪要》中亦有相似的描述。因此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目的很明确，即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践行普惠金融的理念。如果放眼全球，世界各国普遍都对利率上限进行了规定。世界银行曾在2018年调研了96个国家的利率上限，发现其中76个国家采用一定形式的利率上限，这些国家代表了全球 GDP的80%。在这76个国家中，制定的利率上限不尽相同。其中约1/3的国家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这些国家多为发达国家。剩余其他国家则主要考虑的是降低市场实际利率。从国内的实践经验来看，兼顾了维护消费者权益和降低实际利率。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影响了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规定利率上限是一种价格管制的手段。当该管制价格下降时，必然会一定程度影响市场的供给（贷款产品和数量下降）。如果供给下降，需求却没有变化，那对于需求方（借款人）而言，要么贷不到款，要么从非法的途径突破价格的管制，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上贷款。当然，这种前提是在供给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而在实践中，监管不会也不可能放任金融供给的下降，一定会通过下调资金成本、行政命令等手段增加低利率水平下的供给。具体的政策效果有赖于监管的政策力度。具体情况我们不妨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消费信贷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个人以及中小企业也同样遇到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因此日本在2006年修改了《贷款商业法》（MLBL），其中有两点：一是合法利率上限从29.2%下调至20%；二是禁止贷款超过个人年收入的1/3。从对于信贷机构的影响来看，MLBL大幅度降低了金融信贷的供给。在2003年MLBL实施前，20%-28%利率水平上的贷款余额为8.1万亿日元，而在MLBL实施后，该利率水平下的贷款几乎为零。然而，相比于如此大幅度的信贷减少，14%-18%利率水平下的信贷却仅仅增加了不到两万亿日元（见图1）。同时，从事信贷业务的消费金融机构数量也大幅度下降。信贷公司从2003年的11800家减少到2016年的1900家左右。国际消费金融巨头也纷纷撤离日本，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花旗银行也停止了日本的消费金融业务。而对于需求端（个人、中小微企业主）而言，MLBL同样影响巨大。MLBL实施前，大量的低信用人群在20%-28%的利率水平可以贷到款项。然而，这部分高风险、低信用的人群在MLBL实施后，只有极少部分人群能够在20%利率以下贷到款项，因为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部分人群业务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覆盖其风险。机构只能在其中挑选相对优质的客户提供信贷服务，也就导致了小微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低信用人群的信贷拒绝率显著高于固定工作人群。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面是，确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在14%-18%的低利率水平上获得了信贷服务。最后，利率上限的管制本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从近年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发布来看，一般会充分参考各类市场主体的意见，政策的制定本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各方主体达成共识，带来的负面影响才会最小，政策效果也会更好。特别提示：近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0互金二季报》，读者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后台回复“2020互金二季报”，一键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
关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的话题仍在热议。 事情源于7月22日最高法与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简称《意见》，共31条），其中第十三条提到： “抓紧修改完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此前，最高法曾在今年2月份就该司法解释修改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其中标准为“一年期LPR的四倍”，按照最新的一年期LPR报价3.85%，新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极可能是15.4%。 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尚未发布，但“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词汇已经刺激到了广大金融机构和从业者的神经。中小金融机构、助贷机构、非持牌机构轮番上场，从各个方面论述“大幅度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是怎么来的？ 如果追溯到古代，自宋朝以来，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叫息不过本，这可以看作是对民间借贷的一种利息约束。 而建国以来，1990年最高法在对《民通意见》的修改稿中曾提到： “对于公民间的借贷，生活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两倍，而生产经营性借贷不得高于四倍。” 但是在随后 1991 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发生改变，转而采取“一刀切”的“四倍利率”上限规制模式。即“民间借贷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就是著名的“四倍利率红线”。 到了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重申了四倍利率的标准。而对于超出部分也从“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变为了“超过标准即为高利借贷行为”。 2015年，持续25年的“四倍利率红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最高法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以“两限三区”的新规取代了“四倍利率红线”。 即，以年利率24%和36%为两限制： 24%以下的利息都保护，为“司法保护区”； 超过24%不到36%的部分看作自然债务，给了的不用还，没给的不能再要，为“自然债务区”； 超过36%的部分一律不保护，给了的要返还，为“无效区”。 而对于24%和36%的两限，最高法法官杜万华作了明确解释： “央行颁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变化比较大，最低是2%，最高是12%，比较多的是5%-8%，最后选了中间的6%，又参照传统四倍的含义，将24%确立为长期的执行标准。” 时至今日，随着对于金融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两限三区”的规定产生了新的要求。也因为此，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调整势在必行。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适用于金融机构吗？ 在司法中，民间借贷是一个有明确范围的词汇，特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不同于民间借贷，持牌金融机构的借贷业务属于金融借贷。2015年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了“区别对待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并适用不同规则与利率标准”。 因此，民间借贷与金融借贷的利率上限标准并不相同。 理论上，金融借贷并无利率上限，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简称《九民纪要》）已经明确了，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 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金融借贷年利率不设上限，可以超过24%。例如2018年借款人左某与某消费金融公司合同纠纷的一起判例中，法院并未支持借款人对24%以上利息无效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在于，法院认为消费金融公司属于金融借贷行为，并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当然，在更多案件中，法院认为虽然金融借贷并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但相较于民间借贷，金融借贷利率更应受限，因此应参照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24%年利率上限。 其实，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法律也要满足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要求。如果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要求比金融机构还低，显然是不符合一般的认知，监管也难以承受持牌机构利率高于民间借贷利率所带来的社会舆论和道德压力。因此，监管对于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上限也会给予明确的窗口指导，限制金融机构的高息贷款。 所以，综合来看，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变化，影响的绝不仅仅是民间借贷。这基本意味着持牌金融机构贷款产品的综合利率也不能超过此上限。 为什么要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 7月22日发布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促进金融和民间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2019年最高法发布的《九民纪要》中亦有相似的描述。因此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目的很明确，即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践行普惠金融的理念。 如果放眼全球，世界各国普遍都对利率上限进行了规定。世界银行曾在2018年调研了96个国家的利率上限，发现其中76个国家采用一定形式的利率上限，这些国家代表了全球 GDP的80%。 在这76个国家中，制定的利率上限不尽相同。其中约1/3的国家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这些国家多为发达国家。剩余其他国家则主要考虑的是降低市场实际利率。 从国内的实践经验来看，兼顾了维护消费者权益和降低实际利率。 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影响了谁？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规定利率上限是一种价格管制的手段。当该管制价格下降时，必然会一定程度影响市场的供给（贷款产品和数量下降）。如果供给下降，需求却没有变化，那对于需求方（借款人）而言，要么贷不到款，要么从非法的途径突破价格的管制，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上贷款。 当然，这种前提是在供给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而在实践中，监管不会也不可能放任金融供给的下降，一定会通过下调资金成本、行政命令等手段增加低利率水平下的供给。具体的政策效果有赖于监管的政策力度。 具体情况我们不妨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消费信贷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个人以及中小企业也同样遇到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因此日本在2006年修改了《贷款商业法》（MLBL），其中有两点：一是合法利率上限从29.2%下调至20%；二是禁止贷款超过个人年收入的1/3。 从对于信贷机构的影响来看，MLBL大幅度降低了金融信贷的供给。在2003年MLBL实施前，20%-28%利率水平上的贷款余额为8.1万亿日元，而在MLBL实施后，该利率水平下的贷款几乎为零。然而，相比于如此大幅度的信贷减少，14%-18%利率水平下的信贷却仅仅增加了不到两万亿日元（见图1）。 同时，从事信贷业务的消费金融机构数量也大幅度下降。信贷公司从2003年的11800家减少到2016年的1900家左右。国际消费金融巨头也纷纷撤离日本，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花旗银行也停止了日本的消费金融业务。 而对于需求端（个人、中小微企业主）而言，MLBL同样影响巨大。MLBL实施前，大量的低信用人群在20%-28%的利率水平可以贷到款项。然而，这部分高风险、低信用的人群在MLBL实施后，只有极少部分人群能够在20%利率以下贷到款项，因为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部分人群业务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覆盖其风险。机构只能在其中挑选相对优质的客户提供信贷服务，也就导致了小微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低信用人群的信贷拒绝率显著高于固定工作人群。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面是，确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在14%-18%的低利率水平上获得了信贷服务。 最后，利率上限的管制本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从近年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发布来看，一般会充分参考各类市场主体的意见，政策的制定本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各方主体达成共识，带来的负面影响才会最小，政策效果也会更好。
摘要： （1）7月政治局会议定调是取得重大成果，方向行稳致远，虽然保留扩大内需等一系列逆周期的诉求和措辞，包括继续强调六稳与六保，但是总体基调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虽然并不意味着简单转向，但政策重心以及基本面情况均难以指向货币政策放松。 （2）当前市场关注超储率走低是否带来进一步的压力。理论上，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基础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机构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其数额和比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也是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传导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历史来看，超储率变动与资金利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但走势并不完全一致。 今年二季度超储大幅下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央行净投放（不含降准）减少、财政存款明显增加，以及（因为信贷和债券投资）导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提升，其中财政存款的影响最大。 8月会如何？综合现金走款、财政存款、外汇占款以及法储等因素，我们判断8月银行体系资金缺口将会超季节性，超储率依然偏低。那么央行是否会有所行动？观察历史并未有必然联系，当然理论上超储率可以更低，但也不是简单下行。 （3）下一步需要观察政策信号落地之后，有关基本面数据的走向和形态，以及对应市场资金利率的位置。 目前观察，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从资金利率上的呈现就是DR007维持在7天OMO利率以下，虽然资金面时有波动，但是中枢稳定，CD利率预计也将维持在1年期MLF之下，这一情况维持，则8月资金面仍然可以维持相对稳定，票息策略也仍然是当下首选。 策略展望与市场点评 近二季度超储率超季节性下行，而7月资金利率在6月基础上进一步上行。同时7月政治局会议关于货币政策基调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这是否意味着8月资金面会进一步趋紧？ 1.1． 超储率是什么？超储率为何下降？ 7月10日央行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今年二季度）整个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超储率是1.6%，这个水平比去年同期低了0.4个百分点，应该说当前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为畅通，传导效率明显提升。”并且根据我们的测算，7月超储率仍在进一步下滑。 虽然2017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到超储率变化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我国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存在比较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不仅季末月和非季末月存在差异，不同季末时点也有明显差别，如受到监管考核、财政集中支出、存款变化、银行财务核算等因素影响，年中、年末超额准备金率往往会临时“鼓肚子”，季节性因素消退后则明显回落。”然而，今年是2015年以来首次二季度超储率环比下滑，并且当前位置已经接近2017年低点，超储率出现了超季节性下降。 （1）超储率是什么？ 央行在2008年二季度、2017年二季度以及2018年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均有超储率的专栏分析。 根据央行的表述，超额存款准备金是金融机构存放在中央银行、超出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清算、头寸调拨或作为资产运用的备用资金，超额存款准备金占存款的比例称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2）哪些因素会影响超储？ 我们从央行资产负债表入手。央行负债端主要由基础货币和财政存款组成，在大部分年份中两者合计占央行负债的比重都超过95%（2003-2010年其他项占比的快速增长主要源于央票发行，随着央票不再发行及到期其他项占比逐步下行）。而在基础货币当中，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占比基本在2/3以上；而货币发行可以用流通中现金的变化来衡量。 央行资产端中，外汇占款比重一直最高，不过在2015年之后其占比有了明显下降，而央行净投放（不含降准）的占比在2015年后则出现显著提升。 因此，结合央行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得出超储变动的几大影响因素： l 外汇占款变动（+） l 央行净投放（包含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不含降准，+） l 现金走款变动（-） l 财政存款变动（-） l法定存款准备金变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法定存款准备金变动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降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央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使得原来的法储变成超储。 二是商业银行扩表速度。商业银行在资产扩张过程中，如发放贷款、购买债券等，都会在其负债方派生出等额存款，随着存款增长银行须按要求把相应的超额准备金划转为法定准备金。 （3）超储率与资金面的关系 央行提到，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基础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机构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其数额和比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也是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传导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历史来看，超储率变动与资金利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但走势并不完全一致。 考虑到资金面直接受到货币政策影响，那么超储率降低是货币政策收紧的结果吗？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2015年之前超储率与央行降准降息具有一定负相关关系，例如： 2008年上半年之前，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整体上行，而超储率整体下行； 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宽松期间，超储率明显提升； 2010-2011年，货币政策有所收紧，超储率回落； 2012、2015年，货币政策有所放松，超储率上行。 不过，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在2016年之后变得不太明显：2016-2017年货币政策整体收紧，2018年之后政策利率（以1年MLF利率为例）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整体下行，但超储率则是稳中有降。 由此看来，当前超储率超季节性下降可能并不仅仅是货币政策收紧造成的。 拆分来看，可以发现： 2015年以来对超储变动影响最大的分项是央行投放，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降准等； 今年二季度超储大幅下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央行净投放（不含降准）减少、财政存款明显增加，以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提升，其中财政存款的影响最大。 央行净投放（不含降准）方面，虽然二季度再贷款再贴现规模有所增长，但是央行对SLF、MLF和TMLF都采取了缩量操作，公开市场投放规模和次数也较一季度明显减少，因而央行实际上在净回笼流动性。 财政存款方面，虽然二季度由于疫情影响财政收入出现下滑，财政支出也处于季节性范畴之内，但由于大规模专项债以及特别国债净融资（仅次于2016年），财政存款出现明显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法定存款准备金规模的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耗超储。2018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指出：“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在法定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在资产扩张过程中，如发放贷款、购买外汇、购买债券等，都会在其负债方派生出等额存款，随着存款增长，银行须按要求把相应的超额准备金划转为法定准备金，因此超储率会有所下降。” 今年二季度贷款和企业债券等大规模投放使得银行存款明显增长，这也意味着有部分的超储将会被转化成法储，虽然4、5月曾经有中小银行定向降准，但这并不影响整体法储的上升以及超储的下降。 今年6、7月超储率下行的同时资金面有所收敛，资金利率上升背后的逻辑是：央行净投放（不含降准）减少、政府债券大规模发行使得财政存款明显增加，以及商业银行增配贷款和企业债券挤占银行流动性，其中财政存款的影响相对较大。 1.2． 8月银行体系资金缺口有多大？ 结合上文对超储的分析，我们将从现金走款、财政存款、外汇占款和法储四方面分析8月银行体系资金缺口。 现金走款：从季节性变化来看，8月现金走款通常会小幅增加，预计增幅在500亿元以内。 财政存款：8月财政存款通常会有季节性下降，不过考虑到今年普通国债和地方债为特别国债发行让路的特殊情况，以及《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1]中关于“（地方专项债）力争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的要求，预计8月将会有大规模政府债券发行。 那么，8月政府债净供给规模有多大？ 地方专项债：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全年专项债额度为3.75万亿，剩余额度为14851亿元。由于需要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那么8月-10月平均每个月新增4950亿元，如果按照5：3：2的发行节奏预测，8月-10月专项债的净供给分别为7425亿、4455亿和2970亿。地方一般债：假设新增一般债在10月底发行完毕，则平均每个月一般债新增供给为1394亿元。 国债：全年普通国债额度为27800亿元，特别国债10000亿元，1-7月已经净新增发行15797亿元，8-12月还有2.2万亿国债的净供给，月均净供给4400亿元，居于历史高位。 合计来看，8月政府债券净供给约在1.07-1.32万亿之间，虽然比不上今年5月的最高值，但也明显超过季节性、9、10月份可能也接近1万亿的水平。不过，如果三季度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以及财政支出力度有所提升，那么政府债券发行对资金面的挤占可能会有所减弱。 外汇占款： 7月以来虽然中美关系有所紧张，但由于国内基本面边际改善以及美元指数大幅走低，人民币汇率稳中走强，短期来看贬值压力有所缓释。 6月我国出口情况继续超市场预期，对外汇占款也形成一定支撑。 我们预计8月外汇占款维持平稳或小幅下降，结合最近几个月的变化情况来看降幅应该小于200亿元。 法储： 今年上半年新增贷款合计12万亿，按照全年新增20万亿估计下半年约为8万亿，对应下半年贷款增速可能会从6月的13.2%缓慢下行。 今年上半年社融新增企业债券规模约为3.33万亿，按照全年新增4.24万亿（2019年社融中新增企业债券规模为32416亿元，3月31日国常会提出“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1]，那么预计2020年为4.24万亿）估算下半年约为9100亿，下半年规模将大幅低于上半年和季节性。 因此，7月10日央行新闻发布会提到总量适度，要求信贷的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7月政治局会议也提到“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意味着下半年信贷和存款增速可能不会再现上半年高速增长态度而会逐步回落。这说明法储对于银行流动性的占用可能会有所减弱，结合季节性判断具体规模在2000亿左右。 综上所述，我们预估8月银行体系缺口在5000亿以上，超过一般季节性。 在不考虑央行操作的情况下，我们预计8月超储率进一步下行，资金利率会进一步上行。 进一步地，当前较低的超储率是否会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呢？我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央行阮健弘在《对我国货币乘数决定因素的分析》一文中曾指出：“1%~2%的超储率可能是金融机构必须维持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操作具有敏感性，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反向运行的情况会得以改善。”而从季度数据上看，历史上也只有2011年6月超储率下降到1%以下。 从央行自身表述观察，6月超储率走低，更多是货币传导效率的体现，而7月并未观察到更进一步的行动，所以超储率走低可能不是货币投放的必然前提，超储率本身可能只是央行观察指标之一。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利率市场化下超储率可以无限走低，因为商业银行仍有支付清算、头寸调拨或作为资产运用的需求（虽然在支付体系先贷款以及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能力增强的背景下该需求在逐步下滑——2017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并且融资能力相对较弱、系统内部资金调剂效率相对较低的中小商业银行倾向于持有较高的超额存款准备金（2008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所以后续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1.3． 8月央行将更加注重“适度”和“精准导向” 7月政治局会议关于货币政策基调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一是总量政策表述收敛，未提“逆周期调控”、“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强调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二是结构上强调精准导向，信贷资金重点支持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三是“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变为“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整体而言，货币政策退出战疫模式回归常态，这和6月18日陆家嘴论坛以及7月10日央行新闻发布会中提到的货币政策“退出”、“适度”等表述基本一致。 7月10日央行新闻发布会上提到：“适度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总量上要适度，信贷的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如果信贷投放节奏过快的话，快于经济复苏就会产生资金淤积，产生信贷资金没法有效使用的问题。第二个是价格上要适度。一方面要引导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向实体经济让利。国务院也有1.5万亿元让利的要求。同时也要认识到利率适当下行并不是利率越低越好，利率过低也是不利的，利率如果严重低于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就会产生套利的问题，产生资源错配的问题，产生资金可能流向不应该流向领域的问题。所以利率适当下行但也不能过低。下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保持总量的适度，综合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另外又要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保市场主体，特别是更多地关注贷款利率的变化，继续深化LPR改革，推动贷款实际利率持续下行和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为经济发展和稳企业保就业提供有利条件。” 总量上适度，信贷的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疫情以来，逆周期政策调节支持实体经济复工复产、复商复市，金融体系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支持，因此一、二季度宏观杠杆率的阶段性上升是允许和可以接受的。然而，从信贷投放和经济复苏节奏相匹配这个语境出发，合理估计下半年如果经济逐步回归常态，政策端对于宏观加杠杆的阶段性容忍将逐步向宏观稳杠杆靠拢，这也就意味着M2、社融和GDP名义增速之间的缺口将会收敛。 价格上适度，一方面引导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以向实体经济让利，另一方面利率（主要指代企业贷款利率）不能严重低于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因此利率适当下行但并不是利率越低越好。 另外，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精准导向”则意味着总量工具运用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更加注重疏通传导机制和实施效果。 此外，关于降成本，7月政治局会议强调“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并未像此前那样强调“贷款利率下行”。 与该表述类似的则是2019年国务院要求5家国有大行当年的普惠小微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要在2018年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其中综合融资成本包括贷款利率以及附加费用。 从最终结果上来看，2019年5家国有大行普惠小微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下降1.35个百分点，其中贷款利率以及附加费用的贡献约各占一半。 因此，本次政治局会议要求“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而非之前的“贷款利率下行”可能意味着下半年中央会更加重视降低综合融资费用，而贷款利率降幅可能有限，同时意味着降息概率大幅下降。 1.4． 小结 （1）7月政治局会议定调是取得重大成果，方向行稳致远，虽然保留扩大内需等一系列逆周期的诉求和措辞，包括继续强调六稳与六保，但是总体基调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虽然并不意味着简单转向，但政策重心以及基本面情况均难以指向货币政策放松。 （2）当前市场关注超储率走低是否带来进一步的压力。理论上，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基础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机构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其数额和比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也是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传导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历史来看，超储率变动与资金利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但走势并不完全一致。 今年二季度超储大幅下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央行净投放（不含降准）减少、财政存款明显增加，以及（因为信贷和债券投资）导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提升，其中财政存款的影响最大。 8月会如何？综合现金走款、财政存款、外汇占款以及法储等因素，我们判断8月银行体系资金缺口将会超季节性，超储率依然偏低。那么央行是否会有所行动？观察历史并未有必然联系，当然理论上超储率可以更低，但也不是简单下行。 （3）下一步需要观察政策信号落地之后，有关基本面数据的走向和形态，以及对应市场资金利率的位置。 目前观察，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从资金利率上的呈现就是DR007维持在7天OMO利率以下，虽然资金面时有波动，但是中枢稳定，CD利率预计也将维持在1年期MLF之下，这一情况维持，则8月资金面仍然可以维持相对稳定，票息策略也仍然是当下首选。 1.5． 市场点评：资金面较为宽松，长端收益率明显上行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1200亿元，资金面较为宽松。周一，央行开展1000亿元逆回购，同时当日有100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净操作为0，资金面早盘整体平衡，午后进一步宽松；周二，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700亿，资金面全天宽松，各期限资金价格普遍下行；周三，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300亿，资金面整体偏宽松，各期限融出充裕直至尾盘；周四，央行开展500亿元逆回购，同时当日有50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净操作为0，资金面整体平衡偏宽松，午盘后边际有所收紧；周五，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200亿，月底最后一天资金面整体平衡，上午偏紧，下午转松。 本周中美冲突未继续发酵，PMI指数超预期，债市情绪谨慎偏悲观，长债收益率明显上行。周一，中美关系影响减弱，股市小幅高开震荡，债市承压，收益率上行；周二，美元持续走弱，黄金价格暴涨至2000美元，市场通胀预期加强，债市延续谨慎氛围，长债收益率大幅上行；周三，虽然资金面宽松，但债市情绪依然不稳，在股市上涨、地方债供给接力的压制下，长债收益率明显上行；周四，美联储议息会议维持宽松政策，国内债市早盘依然延续前日被专项债供给预期打压的悲观情绪，收益率平开高走，临近尾盘时黄金、白银、原油跳水，资金面转松，长债收益率明显回落；周五，前日政治局会议并未提到降准降息，早盘长债收益率小幅高开高走，官方PMI数据好于预期推动收益率继续上行，跨月的隔夜资金较为紧张，市场情绪整体谨慎，长债收益率大幅上行。 一级市场 根据已公布的利率债招投标计划，下周将发行35只利率债，共计3708.87亿，其中地方债有24只，合计1571.37亿。。 二级市场 本周央行净投放累计1200亿元，资金面较为宽松，中美冲突未继续发酵，PMI指数超预期，债市情绪谨慎偏悲观，长债收益率明显上行。全周来看，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8BP至2.97%，10年国开债收益率上行15BP至3.48%。1年与10年国债期限利差扩大9BP至72BP。1年与10年国开债期限利差扩大2BP至80BP。 资金利率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1200亿元，资金面较为宽松。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下行17BP至1.82%，7天回购利率上行4BP至2.24%；上交所质押式回购GC001上行45BP至2.56%；香港CNH Hibor隔夜利率上行18BP至1.52%；香港CNH Hibor7天利率下行11BP至2.05%。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1200亿元，资金面较为宽松。 实体观察 中观行业数据 房地产：30大中城市商品房合计成交403.36万平方米，四周移动平均成交面积同比上升16.91%。 工业：南华工业品指数2241.58点，同比下降3.75%。 水泥：全国普通42.5级散装水泥均价为426.97元/吨，环比上升0.09%。 钢铁：上周螺纹钢下跌9元/吨，热轧板卷上涨60元/吨。 通胀观察 上周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环比上升0.98%；生猪出场价环比下降0.28%。 国债期货：国债期货价格小幅下降 利率互换：利率总体上行 外汇走势：美元指数明显下行 大宗商品：原油价格小幅下行 海外债市：美债收益率小幅下行 风险提示 逆周期政策不确定性，海外疫情发展超预期，外部环境变化。
主要观点 历史新高的黄金，背后是什么在驱动？如果把历史久远的黄金比作一台马车，驱动其行进的是三“价”——计价的货币、比价的资产和定价的组合。 一、计价视角看黄金 近期黄金创新高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于美元指数破位下跌，而美元破位的关键性，在于其很可能已确认了新一轮美元长熊的周期背景。 美元破位主要归咎于欧元强势。本次黄金突破历史新高与欧元尝试突破2008年以来下行轨道同时发生，因黄金和欧元处于同一阵营，避的都是“美元避不了的险”——美国经济相对走弱与美元信用削弱的风险。短期我们认为欧强美弱的格局将继续推动美元被动贬值，但美元仍存阶段性波动走强可能。 更关键的是，本次美元破位很可能已确认了美元新一轮长熊的周期背景，而弱美元环境向来是黄金乃至大宗商品整体开启长期牛市的基础。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的加剧是美元长熊的基本面催化剂。 二、比价视角看黄金 黄金的商品属性与资产属性，可以通过与其他商品与资产的比价显现，成为衡量行情的相对标尺： （一）金银比显示黄金行情将展开，但短期或先迎回调 比起“金银比还能修复多少”，我们更关注“金银明确修复了”对黄金后市的方向与择时意义。结合历史复盘，我们认为金银比修复进一步确认了本轮行情的长期方向，但短期金银比遇阻反弹的概率增大，黄金可能将先迎回调。 （二）铜金比提示名义利率潜在反弹，或引黄金短期回调 铜金比与10年美债收益率同步性极佳。近期铜金比未能有效跌破历史低点、已经率先反弹，后续美债收益率的潜在反弹可能引发黄金短期回调。 （三）黄金与负利率债券再度共振，从资产配置角度强化长期支撑 金价走势与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再度形成共振，显示黄金有来自配置盘的长期增量资金支撑。相较2019年，本轮负利率债券扩张的最大背景变化是美国实际利率转负，处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的边缘，意味着负利率债券空间巨大。 普遍的负利率环境对黄金意味着什么？一是黄金长期被诟病的机会成本几乎消失，二是相对于提供负收益的债券，不生息的黄金反而成为了“有息资产”，使其从资产属性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意味着原先配置其他资产类别的增量资金可能涌入金市，对黄金走势构成长期支撑。 三、定价视角看黄金 黄金的长期定价组合：“名义利率长期低位+通胀预期长期上行”的潜在组合将引导实际利率持续走低，黄金也有望打开崭新的上行空间。 黄金的短期定价组合：“名义利率潜在反弹+通胀预期进入博弈阶段+实际利率破位需确认”显示黄金短期或有回调需求。 四、结论：长期方向不变，短期或有波折 黄金创新高的过程未见明显透支，三“价”马车显示黄金长期前进方向不变，短期或有波折。长期来看，无论是计价角度美元破位与“双赤字”加剧对美元长熊周期背景的确认、比价角度金银比修复对行情后续展开的支持、负利率债券规模扩张对黄金资产配置逻辑的强化，还是“名义利率长期低位+通胀预期长期上行”长期定价组合的巩固，都显示黄金上涨逻辑完好，行情确定性边际增强。但短期不可忽略：比价角度金银比修复或遇阻反弹、铜金比提示美债收益率潜在上行风险，定价角度通胀预期修复进入博弈阶段、实际利率破位下行仍需确认。提示黄金短期或有回调风险，涨幅预期不宜过高。 风险提示：美元指数波动超预期，风险事件超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历史新高的黄金，背后是什么在驱动？如果把历史久远的黄金比作一台马车，驱动其行进的是三“价”——计价的货币、比价的资产和定价的组合。 一 计价视角看黄金 黄金以美元计价，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美元下跌天然利好黄金。近期黄金创新高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于美元指数破位下跌，而美元破位的关键性，在于其很可能已确认了新一轮美元长熊的周期背景。 美元破位主要归咎于欧元强势。本次黄金突破历史新高与欧元尝试突破2008年以来下行轨道同时发生，因黄金和欧元处于同一阵营，避的都是“美元避不了的险”——美国经济相对走弱与美元信用削弱的风险。欧元的强势一方面来自疫情防控得力、经济有序重启的基本面支撑，近期花旗欧洲经济意外指数已由负转正。另一方面来自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超预期达成的政策面催化，近期资产管理公司欧元净头寸创新高，显示后市欧元看涨情绪浓厚。 短期我们认为欧强美弱的格局将继续推动美元被动贬值，但美元仍存阶段性波动走强可能。一方面，大选前特朗普煽动民粹的潜在手段多样，泛政治化冲突、金融点式制裁、甚至局部军事微摩擦，可能会激发市场避险、抬升美元，历史上大选年也存在美元走强的大选效应。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正在制定下一轮财政刺激法案、而欧洲法国、西班牙等国疫情有所反复。短期美欧逆周期政策落地、疫情前景与经济修复前景均存不确定性，美元仍有走强可能。 更关键的是，本次美元破位很可能已确认了美元新一轮长熊的周期背景，而弱美元环境向来是黄金乃至大宗商品整体开启长期牛市的基础。 从历史规律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名义有效汇率衡量的美元展现出规整的“10年熊，6~7年牛”周期，上一轮美元上行周期从2011年开始，至2017~2018形成双顶已历7年。按此规律，美元自2017年以来已进入新一轮10年长熊，本次美元破位下跌可视作对该周期背景的一次重要确认。 从基本面看，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的加剧是美元长熊的催化剂。本质上，“双赤字”的加剧代表了美元信用的透支：贸易逆差代表过度消费，过程中输出的美元通过美元外汇占款国购买美债进一步吸收美国财政赤字，从而美国以消费和财政“双透支”收割全球，但过程中也必须透支美元信用，具体的资产反映就是美元走弱。过去12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占名义GDP比例上升14%，水平已超2009年，同时美国贸易赤字进一步恶化，“双赤字”同时加剧使美元长熊周期有基本面支撑；从资产配置角度看，金融危机后由于欧日均实施负利率，大量资金投资美元资产以实现套利交易，而疫情后美联储迅速降息带来美德利差大幅收窄，叠加欧盟复兴基金落地后将发行7500亿欧元的欧盟主权债务，增加了欧盟主权债务的投资范围，对美元资产的投资需求或减弱；从对外政策角度看，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弱化全球对美元资产的投资需求。 二 比价视角看黄金 黄金的商品属性与资产属性，可以通过与其他商品与资产的比价显现，成为衡量行情的相对标尺： （一）金银比显示黄金行情将展开，但短期或先迎回调 对于近期金银比的修复，比起 “金银比还能修复多少”，我们更关注“金银明确修复了”这一信号对黄金后市的方向与择时意义。本轮行情之前、2000年以来，金银比突破极值位80后向下修复的情形共有三次，以黄金止跌转涨为起点，金银比修复至低位为终点，分别为：2001年4月~2006年4月、2008年11月~2011年4月的牛市行情，以及2015年12月到2016年7月的反弹行情。观察可归纳为三点： 1．整体来看，两次牛市行情中，金银比均经历了“冲高——一次修复——反弹——二次修复——震荡——三次修复”六大阶段，其中冲高与修复阶段黄金涨幅较大，反弹与震荡阶段黄金出现回调。2016年反弹行情持续时间较短，无明显阶段性特征。 2．从行情方向看，金银比开始向下修复，标志着行情才刚开始。2001~2006年第一次牛市黄金涨幅150%，其中金银比由82开始向下修复前的黄金累积涨幅45%，时点滞后黄金止跌26个月，后续金银比修复持续34个月，黄金涨幅105%；2008年~2011年第二次牛市黄金涨幅达115%，其中金银比由81开始向下修复前的黄金累计涨幅20%，时点滞后黄金止跌2个月，后续金银比修复持续28个月，黄金涨幅95%；即便是跨度不到8个月的2016年反弹行情（黄金涨幅达30%），金银比修复在开启后仍维持了5个月，黄金涨幅13%。本轮行情中，金银比修复开启与黄金止跌的时点相同（3月19日），至今不到5个月。 3．从行情节奏看，金银比快速修复后将反弹，引发黄金回调。两次牛市行情中，金银比第一次修复至中枢区间（图8、9中黑色虚线）上沿期间，黄金涨幅均达20%，但继续向下修复时均有明显反弹，分别引发幅度达18%、10%的黄金回调。本轮行情中，金银比已由3月份高点121修复至7月底的80附近，期间黄金涨幅达34%，且未见明显回调，由于80作为金银比历史极值位的支撑较强，金银比继续向下的遇阻概率在增加。无论是从已有修复幅度还是现有位置判断，本轮金银比修复都已很可能触及了中枢区间。按照两次牛市经验，金银比继续尝试向下修复时将遇反弹，引发黄金回调。 结合历史经验判断，3月以来金银比的快速修复进一步确认了本轮行情的长期方向，但短期金银比遇阻反弹概率在增大，黄金可能将先迎回调。 （二）铜金比提示名义利率潜在反弹，或引黄金短期回调 “铜博士”是全球经济的先行指标，尤其反映了来自中国的需求情况（中国铜需求量占全球50%），铜金比与10年美债收益率同步性极佳。近期铜金比未能有效跌破历史低点、已经有所反弹，而美债收益率仍趴于低位。名义利率上行意味着实际利率走高，从而不利于黄金，后续美债收益率的潜在反弹可能引发黄金短期回调。 （三）黄金与负利率债券再度共振，从资产配置角度强化长期支撑 近几年来，金价走势与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如影随形”，在2019年成为支撑黄金上涨主逻辑，近期再度形成共振，显示黄金有来自配置盘的长期增量资金支撑。相较2019年，本轮负利率债券规模扩张的原因，除了日欧央行、保险、养老基金等大型金融机构“无债可买”的被动购买局面延续，以及对冲基金等投机性投资者对负利率债券收益率“更负”加码押注以外，最大的背景变化是美国目前实际利率已经转负，正处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的边缘，这对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意味着“梦想照进现实”的巨大扩张空间。 普遍的负利率环境对黄金意味着什么？一是黄金长期被诟病的机会成本几乎消失，二是相对于提供负收益的债券，不生息的黄金反而成为了“有息资产”，使其从资产属性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意味着原先配置其他资产类别的增量资金可能涌入金市，对黄金走势构成长期支撑。 三 定价视角看黄金 对于黄金的长期定价组合，仍可参考我们在前期报告《黄金只待通胀发令枪》中的论述：“名义利率长期低位+通胀预期长期上行”的潜在组合将引导实际利率持续走低，黄金也有望打开崭新的上行空间。 对于黄金的短期定价组合，名义利率方面，由于二次疫情对经济前景的冲击，美联储“不惜一切”的态度相较疫情之初没有根本性改变，意味着名义利率低位的整体格局不变，但根据铜金比的信号，不排除短期反弹可能。通胀预期方面，相较从“负油价”均值回归的高确定性修复阶段而言，当下的通胀预期修复已经进入需等待数据验证的“卖事实”阶段，直观体现在与通胀预期关系密切的油价横住。结合实际利率的位置来看，仍处于2012年前低附近，破位下行仍需确认。“名义利率潜在反弹+通胀预期进入博弈阶段+实际利率破位需确认”的短期定价组合显示黄金短期或有回调需求。 四 结论：长期方向不变，短期或有波折 总的来说，黄金创新高的过程未见明显透支，三“价”马车显示黄金长期前进方向不变，短期或有波折。长期来看，无论是计价角度美元破位与“双赤字”加剧对美元长熊周期背景的确认、比价角度金银比修复对行情后续展开的支持、负利率债券规模扩张对黄金资产配置逻辑的强化，还是“名义利率长期低位+通胀预期长期上行”长期定价组合的巩固，都显示黄金上涨逻辑完好，行情确定性边际增强。但短期不可忽略：比价角度金银比修复或遇阻反弹、铜金比提示美债收益率潜在上行风险，定价角度通胀预期修复进入博弈阶段、实际利率破位下行仍需确认。提示黄金短期或有回调风险，涨幅预期不宜过高。
7月，国内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操作风格整体谨慎。Wind数据显示，7月公开市场净回笼量达到6177亿元，实现6月以来连续两个月净回笼。整体来看，7月上旬流动性充裕，央行连续暂停逆回购，而至7月中下旬时，操作频次明显提升。 8月、9月是否将延续这一操作风格？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分析认为，预计三季度货币投放并不会进一步收紧，只会大体上保持稳定，并边际略松。“接下来，8月和9月有超过1万亿元的专项债集中发行，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性状况还是会保证供应。” 近期，财政部发布通知，确保专项债券有序稳妥发行，力争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按照计划，2020年安排新增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截至7月中旬已发行新增专项债2.24万亿元，尚余约1.5万亿元等待发行。 在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背景下，货币政策配合也相当重要。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配合。“考虑到财政政策发力需要低成本融资支持，当前资金利率存在小幅下行的空间。”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 事实上，在6月和7月流动性整体净回笼的态势下，资金利率自5月底已出现显著回升，7天资金利率已回归至2.2%左右。颜色认为，在经济持续向好的情况下，利率将保持稳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和逆回购的政策利率水平不会进一步下调。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对此，王青认为，预计下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会较为温和。 “打击资金空转套利是一项长期工作，随着经济逐步企稳回升，货币政策操作逐步回归常态是大概率事件。”颜色认为，当前流动性投放较6月边际收紧，但后续流动性投放会宽松一些，甚至不排除下半年存在降准的可能。 从8月资金扰动因素来看，除了专项债发行因素外，资金到期压力并不太大，月初共有2800亿元逆回购到期量，其中本周一到期1000亿元，8月15日和26日分别有4000亿元和1500亿元的MLF到期。7月中旬以来，在市场风险偏好稳定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有小幅下行。 颜色认为：“一方面，近期债券收益率水平有所下降，在专项债募集之后，投放速度也很快，流动性总体相对充裕；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持续改善，目前操作的重心是在短期流动性管理，比如使用逆回购等工具，以保持短期利率稳定。”
人民银行31日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今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200亿元逆回购操作。期限为7天，中标利率2.2%。鉴于今日无逆回购到期，人民银行实现净投放200亿元。 昨日资金面整体保持平稳，利率波动幅度较小，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来看，由于31日存在跨月因素，月内隔夜利率小幅下行，隔夜Shibor下行8.1个基点，而跨月的7天资金利率小幅上行。其他各个期限资金利率波动幅度均较小。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后：反催收联盟跃跃欲试 金融机构处处设防 “现在真担心反催收联盟再度兴风作浪。”一位持牌消费金融机构贷后管理部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感慨说。 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下称《意见》)——拟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后，过去一周他发现不还款的借款人开始增多，且部分借款人不还钱的理由“惊人相似”——要求金融机构贯彻《意见》精神，将贷款年化利率从24%调低至15.4%(一年期LPR×4)。 “这令我们怀疑反催收联盟正在怂恿借款人利用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以不还款胁迫金融机构削减部分利息(或豁免部分还款额)。”他告诉记者。 一位熟悉反催收联盟操作套路的知情人士透露，目前部分反催收联盟的确在跃跃欲试——有人在反催收联盟微信朋友圈发布《意见》解读文章，“号召”借款人敢于要求金融机构大幅调低贷款利率；还有人在兜售语音机器人软件，以便借款人“从容”应对金融机构关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的解释。 “这吸引部分嫌24%利率较高的借款人开始铤而走险，通过不还款迫使金融机构调低贷款利率。”这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多位金融机构零售部门人士向记者透露，尽管他们尚未发现反催收联盟怂恿借款人以民间借款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为由要求调低贷款利率的迹象，但他们已对此严阵以待——一方面向借款人传递“个人信用记录保持良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准备各项应对预案，说服借款人不要受反催收联盟“误导”。 “不过，此举可能治标不治本。”上述持牌消费金融机构贷后管理部负责人坦言，目前他们内部正将大量信贷资金向优质客户倾斜，一方面优质客群更看重个人信用，不容易被反催收联盟“蛊惑”，另一方面他们具备较强还款能力，令信贷坏账率走低，确保个人信贷业务能在利率上限16%以内实现盈亏平衡。 “现在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若各家金融机构都在争夺优质客群，大量非优质客群就将得不到正规金融服务，只能转向民间高利贷，反而会加剧小微企业与个体户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他直言。 反催收联盟的“新套路” “今年以来，反催收联盟显得特别疯狂。”一家互联网小贷公司贷后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向记者透露。在疫情期间，反催收联盟怂恿大量借款人以疫情期间丢失工作、长期居家隔离为由，要求金融机构大幅减免贷款偿还金额。 因此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不断与借款人沟通，告诫他们不要“弄虚作假”以损坏个人诚信度。 令他没想到的是，在《意见》出台后，以上述理由要求减免还款额的借款人开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以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为由要求降低贷款利息的借款人日益增多。而且他们的理由相当“类似”——既然最高人民法院准备大幅调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金融机构应贯彻《意见》精神，迅速将贷款利率调低至16%以内。 “甚至不少借款人还指出，以往不少司法实践判例显示，很多法院认为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相比民间借贷应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因此他们若走司法途径，法院会支持他们将贷款利率调低至16%以内，金融机构与其败诉，不如主动调低贷款利率。”他告诉记者，这番措辞令他相当惊讶——因为很多借款人平时很少接触信贷纠纷官司，怎么会知道众多司法实践判例，因此他怀疑这背后，是借款人正受到反催收联盟的“指导”。 他还发现，当贷后管理部门打电话给众多借款人针对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做出解释时，这些借款人的回复同样惊人相似，令他们怀疑这些借款人可能从反催收联盟购买了语音机器人软件，“从容”应对金融机构的解释。 前述熟悉反催收联盟操作套路的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不少反催收联盟正在“怂恿”借款人利用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以不还款为由向金融机构施压要求减免利息；甚至个别反催收联盟已形成一整套“操作指引”出售给借款人，按利息减免额的约30%收费。 “整个操作指引相当专业，包括教会借款人如何向金融机构施压减免利息，如何与金融机构围绕政策解读分歧进行争论从而触发后者言辞激烈(以此保存录音向相关部门投诉暴力催收)等。”这位知情人士向记者直言。 “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先下手为强。”这位互联网小贷公司贷后管理部门业务主管透露。上周以来他们已向借款人多次传递“重视个人良好信用记录”的信息，此外机构内部也在加大培训，避免员工因政策解读分歧与借款人产生激烈言语冲突，被后者抓住把柄投诉，令自身陷入被动处境。 在他看来，这些措施未必对反催收联盟各种套路都有所防范。真正要做到防患于未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优化客户结构，将信贷资源向优质客群倾斜。 争夺优质客群 记者多方了解到，在《意见》出台后，不少金融机构已悄悄优化客户结构。 “现在我们将85%信贷资金优先带给兼具良好还款意愿与还款能力的优质客户，较以往高出逾15个百分点。”一家涉足助贷领域获客业务的金融科技平台业务主管向记者透露。究其原因，一是优质客户比较看重自身信用，不大容易受反催收联盟“蛊惑”——以牺牲个人信用为代价博取利息减免等“小利”；二是他们还款能力较强令坏账率走低，令助贷业务能在利率上限16%以内仍有盈利空间。 一家信用卡部门人士也向记者透露，当前信用卡取现年化利率约在18%-20%，可以覆盖到部分急需资金周转但信用评级不是很高的个体户客群，而现在银行高层要求将取现年化利率降至15.4%以内(确保贷款利率受到司法保护)，加之业务部门担心反催收联盟兴风作浪怂恿借款人不还钱以要求大幅减免利率，因此他们将服务对象局限在以往都能按时还款的客群，不少存在延时还款的非优质个体户只能被“拒之门外”。 “这意味着个人贷款审核门槛正在悄然收紧。”前述持牌消费金融机构贷后管理部负责人指出。为了确保借款人均是“优质客户”，上周以来他们风控部门加入了不少用户画像信息作为放贷决策新依据——以小微企业主为例，若他为家人购买足额寿险医疗险，以往能按时偿还房贷，购买较高额度第三者责任险等车险险种，那么他获得贷款的几率相对较高，反之若平台无法收集到相关数据，则可能直接否决他的贷款申请。 在他看来，这无疑将不少非优质小微企业主、个体户与个人挡在正规普惠金融服务之外，迫使他们转向民间高利贷寻求资金，反而助长民间违规放贷现象死灰复燃。 陈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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