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同业存单发行规模大幅攀升，发行利率也明显走高。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同业存单发行量价齐涨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结构性存款的压降，银行急需通过发行同业存单来弥补负债缺口。 Wind数据显示，同业存单发行规模已连续两个月回升。今年7月，同业存单实际发行总额为17998.5亿元，环比增长32.3%，较之5月大增69.6%。6月发行规模为13602.1亿元，5月为10612.3亿元。 从利率上看，5月以来，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也一路上行。Wind数据显示，5月至7月同业存单票面利率分别为1.7277%、2.2746%、2.5748%。据中信证券明明团队统计，自6月起，大行/股份行、城/农商行同业存单发行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上行了近117个基点、55个基点。 从结构来看，6月股份行和城商行同业存单发行规模明显回升；进入7月，国有大行“接棒”成为发行主力。 二季度以来，监管明确严控资金空转套利，要求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据天风证券统计，6月结构性存款规模压降了10109亿元，其中大型银行减少2369亿元，中小银行减少7741亿元。 除了发行规模增长明显，本轮同业存单利率超季节性上行也引起市场人士广泛关注。据了解，同业存单利率一般会在临近半年末、年末的节点季节性走高。7月前后存单利率通常会季节性回落。 天风证券孙彬彬团队认为，近期存单利率超季节性上行，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流动性收紧，资金利率上行；二是在打击资金套利和债市调整背景之下，同业存单供需失衡；三是信用扩张加大负债压力，超储率保持低位，国有大行尤为显著。 同业存单利率通常而言会跟随资金利率的趋势而变化。5月以来，资金利率中枢抬升，存单利率自然“水涨船高”。 然而，近一个月以来，DR007基本稳定在2.0%至2.2%的区间，同业存单利率却依然继续走高。孙彬彬团队认为，超储率持续回落是原因之一。 该团队分析称，超储率从3月的2.1%回落至6月的1.6%。据测算，7月超储率或降至1.3%附近。6月以来，逆回购和MLF投放都处于净回笼状态，叠加特别国债集中发行，银行体系流动性整体趋向收缩。 明明团队表示，准备金变动可以解释资金利率整体中枢的移动，却无法完全解释特定期限的资金价格波动，因此超储率降低仅是同业存单利率上行的原因之一。该团队认为，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上升的根本原因是银行缺乏稳定负债。 展望后市，明明团队认为，由于当前货币政策投放趋于中性，银行间市场稳定资金来源取决于中长期资金到期情况，今年剩余的中长期货币工具到期量有所下降。此外，8月监管考核压力有所减小，预计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或将下降。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应修改完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民间借贷司法保护利率上限管制加强趋势引起了广泛争议，但是各方面就民间借贷的解读仍有不少认知偏误。相关认知的偏误对于政策制定会带来一定误导，需要予以纠偏。 一是民间借贷是否必然意味着高息？民间借贷中既有引起广泛争议的高息民间借贷，也有一些利率非常低廉甚至是零利率的民间借贷。后者多是亲友间的借贷，亲友间的借贷利率之所以低，有利他心的影响，也有还款保障方面较强社会资本约束的原因。这些年的很多农村金融创新等也是基于利他心和社会资本约束创造有效的资金互助模式。 沃顿商学院教授Franklin Allen曾区分了建设性的民间借贷和毁灭性的民间借贷，并认为建设性的民间借贷在推动我国小微企业成长和创新方面发挥了比银行体系更为突出的价值，而毁灭性的民间借贷则对小微企业成长和创新带来长远伤害。其认为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民间借贷应当是低息的、服务生产经营的。也正是基于差异化的民间借贷对于微观企业不同影响的认识以及引导具有建设性价值的民间借贷市场发展的需要，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限制有其合理性。 二是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管制是否无法有效落地？有观点认为，从司法保护角度来看的话，利率上限的触发条件是产生纠纷且纠纷通过司法渠道解决；但事实上，很多民间借贷纠纷是私下解决，严格的管制可能会推动民间借贷放贷人更多依靠非司法的手段解决纠纷。而且民间借贷的综合成本具有很强的隐藏性，利率管制可能会推动放贷人在息费更加不透明、贷后管理方式更加灰色化方面做文章，真实利率更难去监控了。 但是上述问题的存在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能够以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对民间借贷进行全流程监控，同时给予借款人创造低成本举证和超额利息追还机制，则有望打破民间借贷利率管不住的难题。2013年以来，各地试点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是一个积极的尝试，但如果要使得借贷双方更多依托登记平台进行借贷撮合，需要更多赋能。 三是利率上限管制是否必然会减少民间借贷供给？如果民间借贷是完全市场竞争的市场结构，那么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政府的价格管制只会让民间借贷市场资金供给减少，从而使得各种看不到的影子价格不断抬升，不但无法解决普惠金融的融资成本问题，反而加大融资可获得性问题的解决难度。与此同时，带来最大破坏性的民间借贷形式——地下金融可能死灰复燃，管住了合法化的民间借贷利率却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并非是一个完全市场竞争的市场，而具有区域市场分割性，放贷者一定程度上具有垄断力。在垄断性市场结构下，价格上限管制可能增加民间借贷市场供给而非降低，尤其是考虑到司法层面上对于符合司法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部分予以更强有效的保护、对于过高利率放贷的民间借贷予以打击时。过去僵化的24%、36%的固定司法红线由于无法考虑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供求实际情况，可能在市场整体资金成本畸高之时导致民间借贷资金的供给减少；本轮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与市场利率挂钩，具有市场灵活性以及相当的进步性，有望解决上述问题。合理的利率上限设计可以防止对于民间借贷供给的冲击，一方面是需要找好民间借贷基准利率的锚（正规金融利率锚的LPR并不一定合适）；另一方面是需要确定合适的倍数管制方法（倍数可能是固定的，也可能是可调整的）。 要推动民间借贷更具有建设性，一方面应当进行诸如利率上限管制等适当、必要的人为管制；另一方面则是应当进行积极赋能，包括技术赋能以及监管赋能，创造民间借贷正规化的条件。如果能够有效地多渠道增加针对次级客群的资金供给，同时以技术手段降低服务成本、控制信用风控，民间借贷利率的持续下行必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文章刊登于《中国银行保险报》2020年8月3日评论版
近十年我国消费贷款规模增长超过7倍，以房贷为主的中长期贷款规模上仍处于消费贷款的重心，然而伴随着消费金融公司陆续获牌营业与银行传统信用卡业务的扩张，短期消费贷款的增速与占比均有明显攀升。 近十年我国消费贷款规模增长超过7倍，以房贷为主的中长期贷款规模上仍处于消费贷款的重心，然而伴随着消费金融公司陆续获牌营业与银行传统信用卡业务的扩张，短期消费贷款的增速与占比均有明显攀升。 结合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年放缓的趋势来看，消费金融的发展并未显著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相反，短期贷款的高费率及其形成的高利息支出对借贷者的消费能力存在“挤出效应”。 居民消费信贷增长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实证数据显示，信贷并没有给穷人带来脱贫机会，利息支出是一种穷人给富人的变相财富转移，本质上可能加剧社会贫富分化。 一、我国消费金融市场的规模和结构 1． 消费信贷总规模 过去十年，消费贷款规模以月均2%的增速稳定上行，总量上从2010年初的6万亿增长至今年中旬的4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达80%以上。随着2010年互联网消费金融兴起，短期贷款占比不断攀升，从2010年底的12%提高至2019年底的22%。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居民的非必需品消费大幅萎缩，短期消费信贷规模也相应缩小，在消费总贷款中的占比相应降至17%左右。 2012年以来，包括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P2P和电商分期在内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每年涨幅均超过200%，其中2017年增幅高达900%。随着各项监管政策出台，消费金融行业迎来整顿期，但仍能保持相对贷款总量而言更为高速的发展趋势，成为带领个人短期贷款总量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 信用卡 2014至2017年，随着国内各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规模大幅扩张，信用卡不良贷款率也略有提高，2016年曾经达1.9%。自2018年起，信用卡的授信额度控制收紧，贷款总额增幅也相应趋缓，从2017年底36%下降至2019年底12%。数据显示，目前信用卡在消费分期人群中的渗透率位列第二，占比66%，仅次于电商分期产品 [注1]。 3． 消费金融公司 2010年之后出现的消费金融公司多由各大商业银行牵头发起，与信用卡相比，消费金融公司的信贷更加突出线上申请，快速审批，脱离消费场景的纯现金贷款等特点。目前消费金融公司产品在总量上已成为第三大消费借贷的来源，在消费分期用户中使用者占比56%，且在三四线城市的渗透率高于一线城市 [注2]。短期个人贷款业务主要面向受收入与信用限制难以获得信用卡贷款资源的人群，单笔授信额度小、担保要求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对中低收入群体覆盖不足的问题，作为一项风险较高的信贷产品，短期个人贷款在降低授信要求的同时，其费率也相应高于传统信用卡，其平均年化利率比信用卡大约高出6个基点（详见表1）。 4． 房贷 2016年以来，随着各项楼市调控政策相继出台，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增速放缓，从35%降至2020年上半年的15%左右。但仍然是居民消费贷款的主要品种，截至2020年3月底，国内存量房贷规模为31.15万亿人民币，在居民消费信贷中占84%。 二、消费信贷利率与居民利息支出 1． 居民消费信贷的利率水平 从公示信息看，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产品月利大致在0.6%-2.8%的水平，额外收取的服务费及手续费费率因产品设计而异。 数据显示，消费金融公司公开产品服务价目表的平均综合年化贷款利率大致维持在10%-24%的区间（其中多数公司的费率上限设置为24%或36%的原因是前者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区的上限，而后者为无效利率的下限），几乎所有机构均未在费率区间之内做出更细化的定价说明。继2019年年末《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出台后，有关金融消费公司实际贷款利率过高的投诉量攀升，反映出消费金融领域近年在限制牌照发放、提高资质门槛的同时仍存在监管漏洞。 从消费金融公司目前公示的已有产品利率与服务费率（表1）可以推算出短期消费贷款的真实平均年化利率为22%（实际利率很可能高于这个水平）。 不考虑信用卡年费及逾期罚款等项目，仅根据各主要大型商业银行信用卡分期费率公示信息，以IRR估算分12期（月）还款的平均费率，可测算出目前国内主要银行的信用卡平均年化利率约为16%（见表2）。 2． 居民消费信贷产生的利息支出 2015年以来，消费支出对GDP同比贡献率一直高于50%，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与之相对应的是消费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居民利息支出的不断增长。从2013年至2019年，居民消费的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从4.8%攀升至8.7%，其中短期利息支出从2%左提高到4.2%。六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72%，贷款利息支出总量增长则超过300%。 三、消费贷款的利息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 自2010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便呈现逐步下降趋势，2019年下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8%上下浮动，为十年来最低。可见，居民消费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并未大幅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其中消费信贷的利息支出对当前消费造成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实证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居民利息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每增长1pt均伴随消费增速下降0.95pt，此消彼长的线性关系显著。 2019年，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75%，中国为56%，但中国居民的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却高达8.7%，远高于美国（2.2%），且差距正逐年拉大（图7）。 此外，2019年，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只有38.8%，远低于美国同期的68%。从2013年到2019年，我国消费信贷规模和居民利息支出都大幅增长，但消费率仅仅从36.6%提升至38.8%，消费能力的增长和信贷规模显著不匹配，进一步佐证我国消费贷款发展本应带来的消费刺激正被过高的利息支出所抵消。 四、消费信贷的过度投放会助长贫富差距 过去十年，各大商业银行积极拓展信用卡业务规模，在贷款总额与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同时不良率也相应提高。造成不良贷款规模扩张的一大原因是机构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抬高风险偏好，使资金流向缺乏还款能力的贷款者。 与此同时，那些申请信用卡资质不够的低收入群体多半向民间消费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其所支付的消费信贷利率和手续费远高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卡贷款利率，由于信用资质和利率挂钩的消费金融业务特征，在消费信贷发展过程中通常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穷人借贵钱”，越是财务出镜差点低收入人群，贷款利率越高，利息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信贷在低端群体中的高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财富资源由贫向富的转移，加剧社会贫富分化。近十年来信用卡逾期数据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 [1]，[2] 根据58金融今年7月发布的《2020上半年消费金融接纳度报告》 [3] 根据我国居民消费信贷规模数据，结合我们对短期消费贷、信用卡年利率和房贷利率的测算而得出的估算数据。其中短期消费贷款利率为信用卡平均利率（16%）与消费金融公司平均费率（22%）的均值（19%）；中长期消费贷款利率取每年首套房平均房贷利率，并假设估算时间范围内短息贷款利率不变。
>>7月消费增速有望年内首次转正 经济复苏“加速器”启动 继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超预期上升之后，7月主要宏观数据有望继续改善，将进一步印证经济复苏提速。市场普遍预测，下周即将出炉的7月消费增速将实现年内首次转正，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同比也将延续回升态势，生产和需求全面复苏。 >>汛情扰动食品价格 机构预测7月CPI短暂微升 国家统计局将于近日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多家机构预测，由于汛情对食品价格产生一定扰动，消费品价格有所回升，7月CPI或出现短暂微升，同比涨幅料在2.6%至2.7%。不过，洪涝对物价的短期影响将逐步弱化，8月见顶后整体回落趋势不变，年内CPI仍将逐季走低。 >>7月加仓近1500亿元 外资连续20个月增持中国债券 中央结算公司昨日发布7月债券托管量（按投资者）数据显示，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债券托管量大幅增长，7月境外机构债券托管面额为23441.24亿元，较6月增长1481.13亿元，同比上涨38%，相较上年末上涨24.89%，是境外机构投资者连续第20个月增持中国债券。 >>长三角绿色智能制造协同创新示范区项目落地 长三角绿色智能制造协同创新示范区项目4日在上海签约落地。该项目采用地方政府、央企和地方国企合作模式，旨在实现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落地与城市更新相融合，树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标杆。 >>澳大利亚维持利率不变 多国央行或放缓货币政策宽松步伐 本周，相关国家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澳大利亚央行4日维持利率不变的决议反映了全球基调，暂时按兵不动，显示前期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后，各央行刺激政策有放缓苗头。
本周，相关国家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澳大利亚央行4日维持利率不变的决议反映了全球基调，暂时按兵不动，显示前期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后，各央行刺激政策有放缓苗头。 澳央行启动购债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4日在8月份政策会议上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25%的历史低点，符合市场预期，同时宣布于5日起购买国债稳定市场。 议息声明提到，澳洲经济正经历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收缩，预计失业率在今年稍后时间会升至10%，央行承诺会尽力支持就业、企业，而5日起将恢复购买国债，有需要时会加码。 央行表示，在实现充分就业、通胀目标取得进展之前，利率会保持不变。央行预计，未来几年的平均通胀将在1%至1.5%之间，预计通胀率将维持在低于2%的水平。 央行还指出，虽然全球经济衰退最差时间已经过去，但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认为经济会逐步复苏，但要看疫情是否得到控制。 该行承诺将按需要购买国债，以便将三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0.25%，过去几周公债收益率略微上扬。“央行将在二级市场购买债券，以确保三年期公债收益率与目标水平保持一致，”澳储备银行行长菲利普·洛称。“如有需要，还将进一步购债。”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弹也给该国经济和决策增添不确定性。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2日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71例，死亡病例7例。这个澳大利亚人口第二大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当天宣布维州进入“灾难状态”，首府墨尔本施行宵禁。 墨尔本7月8日起“封城”6周，没能有效控制疫情。社区传播病例数居高不下、一些确诊病例感染路径不明，促使维州施行澳大利亚迄今最严格防疫举措。安德鲁斯说，墨尔本的防疫限制措施将调高至第4级，直至9月13日。这一防控级别下，墨尔本市将宵禁6周。 澳大利亚财政部在两周前发布的财政和经济更新中估计，维多利亚州的限制措施将使第三季经济增长减少约0.75个百分点。 英央行或进一步减慢购债速度 英国央行将于6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预计也将维持处于历史低点的利率不变。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市场机构普遍预计英国央行将维持基准利率在历史低位的0.1%不变，资产购买计划规模也将维持在7450亿英镑。 本次利率决议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最新的经济评估，对有效下限（ELB）和负利率的讨论，以及量化宽松的未来路径。 预计英国央行最终会下调有效下限和扩大量化宽松的规模，但这可能在年底前后公布，或者是在11月英国央行发布的季度政策报告中宣布。 在6月货币政策会议上，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维持利率不变，但随着金融市场流动性问题的缓解，该委员会还将债券购买速度从之前的每周135亿英镑减至约每周60亿英镑。 Investec首席经济学家肖表示：“我们的预期是，委员会的投票将一致赞成‘不改变’政策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但是我们预计资产购买的速度将进一步降低。英国央行将宣布8月6日以后进行的反向国债拍卖规模，并暗示该计划或多或少会持续到今年年底。这表明，每周国债购买量将接近40亿英镑，以便届时达到7450亿英镑的总目标。” “在试图进一步衡量政策立场时，我们预期委员会注意到经济有进一步复苏的势头。当然这也只是反映了经济对逐步解除封锁的反应。” 肖指出，更为关键的是，随着CJRS（薪资补助计划）到期，经济在年底将如何发展。此外，成员们还将注意到欧洲大陆、美国和英国的新冠肺炎感染率上升的迹象。 “货币政策委员会对当前指标的评估可能是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但未来经济仍面临受到强烈打击的风险。我们认为，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很有可能在11月批准另外750亿英镑至1000亿英镑的量化宽松政策。”肖说。 超宽松政策暗藏风险 本周泰国央行和印度央行也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预计将大概率维持利率不变。针对应对疫情时期各央行采取大规模宽松政策的举措，专家表示，虽然一定程度令各经济体渡过了流动性危机，但未来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风险难以避免。 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悉达多·蒂瓦里日前公开表示，各国央行在疫情暴发之后采取的措施避免了金融崩溃。对于央行采取的应对措施，他评价道，在第一阶段中，央行的干预措施解决了流动性问题，令共同基金市场得以畅通，稳定了全球金融市场。 具体来说，最初，各央行降低利率，甚至发行负利率债券，然后，利用公开市场资产购买计划来疏通做市商的资产负债表，之后，央行注入流动性，同时开放市场运作。同时，央行还介入了商业票据和政府证券。在美国，央行还介入了市政市场。“央行在一些非传统领域扩大部署，为陷入困境的企业雪中送炭，要么直接彻底买断债务（即购买债券和商业票据），要么施加援手支持银行以融资换贷款的形式放贷，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放贷。” 对于央行疫情期间扮演的角色，蒂瓦里称，这不是信贷分配，也不是为预算提供货币资金支持，这只是一种干预，目的是向企业部门提供流动性，缓解疫情对企业的打击。“当前是一个特殊时期，我不知道下一场危机会是什么，但这将带来决定性影响。” “央行需要说清楚这些举措的治理框架，阐明它们赢得了决策的控制权，表明这些举措是暂时的，以及它们将如何在合适的时机放权。我们多年来学到的一件事就是，不要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联系得太紧密，如果央行的界限移动得太多，可能影响央行的独立性，也会增加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因此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一个挑战。”蒂瓦里说道。
关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的话题仍在热议。 事情源于7月22日最高法与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简称《意见》，共31条），其中第十三条提到： “抓紧修改完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此前，最高法曾在今年2月份就该司法解释修改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其中标准为“一年期LPR的四倍”，按照最新的一年期LPR报价3.85%，新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极可能是15.4%。 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尚未发布，但“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词汇已经刺激到了广大金融机构和从业者的神经。中小金融机构、助贷机构、非持牌机构轮番上场，从各个方面论述“大幅度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是怎么来的？ 如果追溯到古代，自宋朝以来，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叫息不过本，这可以看作是对民间借贷的一种利息约束。 而建国以来，1990年最高法在对《民通意见》的修改稿中曾提到： “对于公民间的借贷，生活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两倍，而生产经营性借贷不得高于四倍。” 但是在随后 1991 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发生改变，转而采取“一刀切”的“四倍利率”上限规制模式。即“民间借贷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就是著名的“四倍利率红线”。 到了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重申了四倍利率的标准。而对于超出部分也从“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变为了“超过标准即为高利借贷行为”。 2015年，持续25年的“四倍利率红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最高法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以“两限三区”的新规取代了“四倍利率红线”。 即，以年利率24%和36%为两限制： 24%以下的利息都保护，为“司法保护区”； 超过24%不到36%的部分看作自然债务，给了的不用还，没给的不能再要，为“自然债务区”； 超过36%的部分一律不保护，给了的要返还，为“无效区”。 而对于24%和36%的两限，最高法法官杜万华作了明确解释： “央行颁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变化比较大，最低是2%，最高是12%，比较多的是5%-8%，最后选了中间的6%，又参照传统四倍的含义，将24%确立为长期的执行标准。” 时至今日，随着对于金融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两限三区”的规定产生了新的要求。也因为此，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调整势在必行。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适用于金融机构吗？ 在司法中，民间借贷是一个有明确范围的词汇，特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不同于民间借贷，持牌金融机构的借贷业务属于金融借贷。2015年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了“区别对待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并适用不同规则与利率标准”。 因此，民间借贷与金融借贷的利率上限标准并不相同。 理论上，金融借贷并无利率上限，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简称《九民纪要》）已经明确了，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 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金融借贷年利率不设上限，可以超过24%。例如2018年借款人左某与某消费金融公司合同纠纷的一起判例中，法院并未支持借款人对24%以上利息无效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在于，法院认为消费金融公司属于金融借贷行为，并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当然，在更多案件中，法院认为虽然金融借贷并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但相较于民间借贷，金融借贷利率更应受限，因此应参照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24%年利率上限。 其实，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法律也要满足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要求。如果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要求比金融机构还低，显然是不符合一般的认知，监管也难以承受持牌机构利率高于民间借贷利率所带来的社会舆论和道德压力。因此，监管对于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上限也会给予明确的窗口指导，限制金融机构的高息贷款。 所以，综合来看，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变化，影响的绝不仅仅是民间借贷。这基本意味着持牌金融机构贷款产品的综合利率也不能超过此上限。 为什么要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 7月22日发布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促进金融和民间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2019年最高法发布的《九民纪要》中亦有相似的描述。因此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目的很明确，即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践行普惠金融的理念。 如果放眼全球，世界各国普遍都对利率上限进行了规定。世界银行曾在2018年调研了96个国家的利率上限，发现其中76个国家采用一定形式的利率上限，这些国家代表了全球 GDP的80%。 在这76个国家中，制定的利率上限不尽相同。其中约1/3的国家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这些国家多为发达国家。剩余其他国家则主要考虑的是降低市场实际利率。 从国内的实践经验来看，兼顾了维护消费者权益和降低实际利率。 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影响了谁？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规定利率上限是一种价格管制的手段。当该管制价格下降时，必然会一定程度影响市场的供给（贷款产品和数量下降）。如果供给下降，需求却没有变化，那对于需求方（借款人）而言，要么贷不到款，要么从非法的途径突破价格的管制，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上贷款。 当然，这种前提是在供给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而在实践中，监管不会也不可能放任金融供给的下降，一定会通过下调资金成本、行政命令等手段增加低利率水平下的供给。具体的政策效果有赖于监管的政策力度。 具体情况我们不妨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消费信贷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个人以及中小企业也同样遇到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因此日本在2006年修改了《贷款商业法》（MLBL），其中有两点：一是合法利率上限从29.2%下调至20%；二是禁止贷款超过个人年收入的1/3。 从对于信贷机构的影响来看，MLBL大幅度降低了金融信贷的供给。在2003年MLBL实施前，20%-28%利率水平上的贷款余额为8.1万亿日元，而在MLBL实施后，该利率水平下的贷款几乎为零。然而，相比于如此大幅度的信贷减少，14%-18%利率水平下的信贷却仅仅增加了不到两万亿日元（见图1）。 同时，从事信贷业务的消费金融机构数量也大幅度下降。信贷公司从2003年的11800家减少到2016年的1900家左右。国际消费金融巨头也纷纷撤离日本，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花旗银行也停止了日本的消费金融业务。 而对于需求端（个人、中小微企业主）而言，MLBL同样影响巨大。MLBL实施前，大量的低信用人群在20%-28%的利率水平可以贷到款项。然而，这部分高风险、低信用的人群在MLBL实施后，只有极少部分人群能够在20%利率以下贷到款项，因为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部分人群业务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覆盖其风险。机构只能在其中挑选相对优质的客户提供信贷服务，也就导致了小微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低信用人群的信贷拒绝率显著高于固定工作人群。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面是，确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在14%-18%的低利率水平上获得了信贷服务。 最后，利率上限的管制本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从近年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发布来看，一般会充分参考各类市场主体的意见，政策的制定本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各方主体达成共识，带来的负面影响才会最小，政策效果也会更好。
投资要点 债券市场核心周观点政治局会议定调“偏空”，但货币政策收紧高点已过。政治局会议删除“降准降息”论调，没有为近期货币政策留下宽松空间。但我们认为，6月份货币政策收紧高点已过，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进入平台期，继续大幅度收紧的概率不大。同时8、9月份国债、专项债供给压力不小，9月份央行可能推出对冲性降准举措、同时伴有再贷款利率的下调。 本周流动性跟踪月末央行小幅投放逆回购，银行间资金平稳跨月。7月31日，相较于上周五（7月24日，下同），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方面，R001上行4.29BP，R007上行23.00BP，R014下行5.19BP。存款类质押式回购利率方面，DR001下行1.77BP，DR007上行13.42BP，DR014上行1.02BP。SHIBOR利率短端下行，长段上行。7月31日，SHIBOR隔夜为1.7880%，下行5.50BP；SHIBOR1周为2.2360%，上行8.90BP；1月期SHIBOR报收2.2950%，上行5.00BP，3月期SHIBOR报收2.5930%，上行3.60BP。 本周一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方面，本周利率债净融资额较上周减少。本周一级市场共发行51支利率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795.96亿元，较上周增加832.01亿元；总偿还量为2511.78亿元，较上周增加1858.57亿元；净融资额为1284.18亿元，净融资较上周减少1026.56亿元。中长期国开债投标倍数较高。二级市场方面，利率债中长端收益率明显上行。7月31日，1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2428%，较周五下行0.18BP；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2.9664%，上行10.52BP。1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2.6728%，较上周五上行9.89BP；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3.4777%，上行15.24BP。 风险提示银行间信用风险，新冠疫情变化。 1、 债券市场核心周观点研判 政治局会议定调“偏空”，但货币政策收紧高点已过。政治局会议删除“降准降息”论调，没有为近期货币政策留下宽松空间。但我们认为，6月份货币政策收紧高点已过，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进入平台期，继续大幅度收紧的概率不大。同时8、9月份国债、专项债供给压力不小，9月份央行可能推出对冲性降准举措、同时伴有再贷款利率的下调。 关注利率安全边际，把握中美冲突、摊余成本法债基扩容带来的交易机会。伴随着美国进入大选季，下一阶段中美冲突可能持续超预期。同时7月份摊余成本法债基大扩容，对中长期限债券形成边际利好。但是把握相关交易机会的同时，仍要关注利率的安全边际。当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位于2.9%到3.0%之间，继续向下的胜率不大。当收益率上行至3.1%以上时，将会有更好的交易机会。 2、 流动性跟踪 2.1、 公开市场操作 月末央行小幅投放逆回购资金。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共进行28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其中周一（7月27日）有1000亿元7天逆回购，周二（7月28日）有800亿元7天逆回购，周三（7月29日）有300亿7天逆回购和50亿元央行票据互换3个月，周四（7月30日）有500亿元7天逆回购，周五（7月31日）有200亿元7天逆回购。本周共有1600亿元逆回购到期，无MLF到期，公开市场净投放1200亿元。下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2800亿元逆回购到期，无正回购和央票等到期。 2.2、 货币市场利率 银行间资金利率变化不一。7月31日，相较于上周五（7月24日，下同），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方面，R001上行4.29BP，R007上行23.00BP，R014下行5.19BP。存款类质押式回购利率方面，DR001下行1.77BP，DR007上行13.42BP，DR014上行1.02BP。 SHIBOR利率短端下行，长段上行。7月31日，SHIBOR隔夜为1.7880%，下行5.50BP；SHIBOR1周为2.2360%，上行8.90BP；1月期SHIBOR报收2.2950%，上行5.00BP，3月期SHIBOR报收2.5930%，上行3.60BP。 2.3、 同业存单发行 同业存单净融资额较上周小幅增加。本周，同业存单总发行量为5345.2亿元，总偿还量为2840.9亿元，净融资额为2504.3亿元，净融资额较上周减少1190.1亿元。 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全线上行。7月31日，1月期品种发行利率为2.3917%，较上周五上行1.08BP；3月期品种利率为2.6654%，上行0.74BP；6月期品种发行利率为2.8576%，上行4.16BP。 2.4、 实体经济流动性 票据转帖利率大幅下行。根据最新数据，截至7月31日，股份行6个月的票据转贴利率为2.5332%，较上周五下行38.11BP。城商行6个月的票据转贴利率2.6814%，较上周五下行44.28BP。 2.5、 一周监管动态 3、 利率债 3.1、 一级市场发行及中标 本周利率债净融资额较上周减少。本周一级市场共发行51支利率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795.96亿元，较上周增加832.01亿元；总偿还量为2511.78亿元，较上周增加1858.57亿元；净融资额为1284.18亿元，净融资较上周减少1026.56亿元。 本周四川、宁波等7地开展地方债发行工作。四川发行1支地方债，发行总额为85.92亿元；宁波发行5支地方债，发行总额为108.6亿元；重庆发行2支地方债，发行总额为338.88亿元；内蒙古发行1支地方债，发行总额为13.00亿元；湖北发行13支地方债，发行总额为227.42亿元； 大连发行1支地方债，发行总额为10.0亿元； 河北发行2支地方债，发行总额为114.35亿元。 3.2、 利率债到期收益率 国债收益率短端下行，中长端上行。7月31日，1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2428%，较周五下行0.18BP；3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5152%，上行5.96BP；5年期国债收益率报2.7022%，上行10.23BP；7年期国债收益率报2.9700%，上行11.87BP；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2.9664%，上行10.52BP。 国开债收益全线上行。7月31日，1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2.6728%，较上周五上行9.89BP；3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3.1001%，上行18.02BP；5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3.2911%，上行16.06BP；7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3.4811%，上行8.03BP；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报3.4777%，上行15.24BP。 3.3、 利率债利差 各期限利差变化不一。7月31日，与上周五相比，10Y-1Y利差走阔10.70BP，10Y-5Y利差走阔0.29BP，10Y-7Y利差收窄1.35BP。 国开债5年期和10年期隐含税率走阔。7月31日，5年期国债、国开债利差为58.89BP，5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走阔0.94个百分点。10年期国债、国开债利差为51.13BP，10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走阔0.75个百分点。 4、 海外债市跟踪 美国2年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本周五（7月31日），2年期美债收益率为0.11%，较上周五下行3BP；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为0.55%，较上周五下行4BP；10年期美债与2年期美债利差为44BP，较上周五收窄1BP。 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本周四（7月30日），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55%，较上周五下行6BP；本周四（7月30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023%，较上周三上行0.7BP。 5、 通胀跟踪 蔬菜价格上涨。7月31日，农业部菜篮子批发价格指数收于120.87，较上周五上涨1.68%；山东蔬菜批发价格指数收于132.33，较上周五下降0.19%。 生猪价格小幅回落、猪肉价格上涨。根据最新数据，7月24日，22个省市生猪平均价为37.20元/千克，较上期（7月17日）下落1.17%。猪肉平均价为50.19元/千克，较上期上涨2.81%。 商品价格指数涨跌不一，石油期货价格下降。7月31日，南华工业品价格报2250.1点，较上周五上涨0.72%；RJ/CRB商品价格指数收于143.69点，较上周五上涨0.43%；7月31日，布伦特原油期货和WTI期货结算价分别报43.30美元和40.27美元，较上周五分别下降0.09%和2.47%。 6、 下周重要经济数据和事件 7、风险提示 银行间信用风险，新冠疫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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