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来袭至今,不仅威胁着公众的身体健康,也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健康。疫情防控,既是一场与新冠病毒斗争的病毒防御战,也是一场与不良心理和情绪斗争的心理防御战。不论是新冠肺炎感染者还是集中隔离人员,不论是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还是宅在家里的普通市民,都难免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惑和恐慌焦虑情绪。如何合理、及时地加强心理疏导,成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一环。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心理战中,浙企连信科技迅速为各地政府提供新冠疫情专题心理服务。其中,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连信应武汉政法委的号召,第一时间为武汉民众定制心理援助小天使,驰援武汉。 智能心理机器人拥有“心理科普与教育”、“心理评估与状态分析”、“心态建设与问题预防”、“情绪舒缓与事件干预”四大核心功能。在此之上,疫情专题智能心理机器人还拥有“疫情科普”、“减压游戏”、“疫情动态”、“疫情心态评估”、“心理援助热线”、“在线自助心理疏导”等功能。帮助民众以更积极正向的心态面对疫情,并即时提供引导干预,有效实现人机交互,支持用户自我平复。 截至3月10日,智能心理机器人已为近四十万武汉人民提供帮助,平复焦虑和恐慌情绪,有效缓解66.2%武汉民众的负面情绪与心理困扰,其中: 为213,108位民众提供疫情相关的动态与防治科普; 为92,792位民众提供智能心理干预,有效干预率超过66%; 为132,619位民众提供心理化游戏与训练,负面情绪有效舒缓率超过60%; 为56,108位民众提供抑郁、焦虑、量表等负面情绪与心理健康量表评估。 如何增强在疫情时期的“心理免疫力”不仅是一城一人的需要,而是全民的需要。为做好防控疫情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连信科技不断地与社会各界合作推广心理机器人,持续向公众提供心理支持、心理疏导服务,引导公众理性看待疫情,积极应对疫情,预防和减轻疫情所致的心理困惑。 截止目前,智能心理机器人已累计服务全国民众超过七百万,合作伙伴包括: 政府端:武汉政法委、杭州余杭区政法委、商丘政法委、山西共青团、开封司法局、西安碑林区政法委、宁波海曙区街道社区、杭州滨江区街道社区等; 企业组织端:中国中铁（601390）集团、华润集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建设银行、长春一汽、宁夏总工会、浙 江法制报、湖州三院、优必选等大型企业与组织; 互联网线上企业:百度、中国银联、志愿、京东方、易校园、墨迹天气、她社区、生日管家、猎聘、美柚等 300 余家互联网企业。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当下,不断有机构发来了感谢信,这对于连信科技来说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激励。心理健康建设的路途任重而道远。用科技改善心理健康,用AI成就美好社会,是责任,更是使命。 心理健康服务从来都不只是一时的。相信随着中国AI技术的迅猛发展,通过人工智能和与心理学的应用与结合,一定能够为民众提供更智能、私密、普惠、有效的智能心理服务,创造积极向上、与人为善、和谐稳定的美好社会!
疫情是“直播带货”热潮兴起的第一催化剂。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直播带货”成为中国独特的消费盛景，也成为外媒争相关注的热点。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谈“直播带货”，文章称，早在疫情发生前，“直播带货”已在中国广受青睐。有外媒分析，与仅能在网页上浏览商品的网购相比，“直播带货”互动性更强，优势更明显。 文章指出，“直播带货”点亮中国“云经济”。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称，“直播带货”的销售模式，不仅拓展了网络销售的宽度和深度，还为全国400万人口创造了就业机会。今年3月份直播行业的招聘岗位数较去年同期上涨84%，招聘人数增幅高达133%。与此同时，“直播带货”也刺激了国民消费。 以下为全文： “万物可直播，人人齐带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直播带货”成为中国独特的消费盛景，也成为外媒争相关注的热点。 “从草根到网红，从田间地头到高楼大厦，几乎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瞬间变为直播间。”近日，日本NHK的报道对中国直播带货充满惊叹，“一个支架、一部手机、一台美颜灯，就是中国主播们的‘武器’。” 外媒报道称，中国掀起的“直播带货”风潮，刺激了线上消费，迸发出强大活力，可以给其他国家的电商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互联网的新流行符号” “网红、明星、草根商家们纷纷赤膊上阵，在镜头前滔滔不绝地说服观众购买商品。” “数十名中国各地的地方官员也纷纷参与其中，推销当地的特色产品。” 4月2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发布了名为《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崛起的“直播带货”新风口》的文章，描述了当下“直播带货”在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的火热景象。报道称，“直播带货”的新模式俨然成了中国互联网的新流行符号。 价值300万元木耳一晚上卖光、10天内卖出4000万斤湖北农产品、3小时带货1.1亿元……一个又一个“直播带货”纪录，盘活了当下因为疫情而活跃度锐减的实体零售业。有外媒将“直播带货”比作疫情期间中国小零售商的生命线。 4月25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布了一段名为《中国数亿美元购物瘾》的视频，也展示了近来直播购物风靡中国的情景。 “‘直播带货’在中国有着高达万亿元的市场。”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称，在中国，作为应对疫情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销售人员对直播的使用皆出现了快速增长。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国内在线直播的用户规模预计将增至5.26亿人，直播电商销售规模将达9160亿元，约占国内网络零售规模的8.7%。 据BBC报道，疫情期间，中国的直播行业已经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平台。随着“直播带货”消费模式的兴起，中国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潜力和生命力，并且加快了实体商业向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报道称，在这场电商“直播带货”的销售风潮中，参与者不仅有政府官员，也有普通民众。为推广当地的农副产品，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走进直播间，为农民增收助力。而作为直播行业的主力军，网红主播也在不断创造着销售奇迹。他们凭借特立独行的销售技巧，成功吸引数千万粉丝的关注。 “直播带货”点亮中国“云经济”。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称，“直播带货”的销售模式，不仅拓展了网络销售的宽度和深度，还为全国400万人口创造了就业机会。今年3月份直播行业的招聘岗位数较去年同期上涨84%，招聘人数增幅高达133%。与此同时，“直播带货”也刺激了国民消费。今年第一季度网络零售额占总消费零售总额的23.6%，较去年有所提升。 “这是中国人的创新之举” 早在疫情发生前，“直播带货”已在中国广受青睐。有外媒分析，与仅能在网页上浏览商品的网购相比，“直播带货”互动性更强，优势更明显。 疫情是“直播带货”热潮兴起的第一催化剂。据美联社报道，疫情期间，由于消费者都待在家里，很多企业选择“直播卖货”。在这股新掀起的“娱乐购”浪潮中，零售商可以和遥远的客户实时互动，拉近企业和消费者的距离，提高销售业绩。 近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介绍了包括京东、阿里在内的电商平台，如何通过“直播带货”助力农民渡过疫情难关。文章以一位云南花农为例，介绍了他如何通过京东直播，转战线上、打开销路、转危为机的故事。 日本NHK的报道称赞“直播带货”，“这是中国人在困境中的创新之举，是他们强大生命力的表现。” “直播带货”正成为中国推动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之一。外媒报道称，中国将消除贫困作为今年要实现的重要目标。电子商务平台也纷纷响应，聚焦“三农”，发挥优势，跳过中间商，直接让农村卖家接触到消费者。咨询公司“中国代理商”的研究和战略经理迈克·诺里斯表示，这是互联网公司与政府目标相结合的典型案例，一举多得。 发达的电子商务为中国“直播带货”热潮兴起提供了强大支撑。美国《福布斯》杂志指出，中国拥有8亿手机月活跃用户。在阿里巴巴、京东和腾讯等集团的推动下，中国的电子商务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电商直播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为更多普通人搭建起致富的桥梁。 多方共赢是“直播带货”燃爆市场的持久动力。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评论称，中国“直播带货”热潮的兴起，正在帮助普通中国人实现发财致富和阶层上升的梦想。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夜暴富的机会，能迅速带来社会流动性。对于全球品牌来说，这些互联网名人——“网红”——正在成为接触中国数亿购物者的最有效途径。 墨西哥电子商务网站Marketing4ECommerce在一篇题为《电商直播——中国线上销售模式的革新》的报道中指出，在中国，电商直播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年2月，淘宝直播新开播的商家数量环比1月劲增719%。报道称，疫情促使企业更多地使用直播平台。对于商家来说，直播不仅是为企业生存而选择的工具，更是一次真正能带来企业发展的商机。 “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6月是泰国水果黄金月，我给大家带来了榴莲、山竹、芒果、椰青、莲雾、青柚……”6月9日晚，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部长朱林通过网络直播，向中国消费者推介泰国当季水果。话音刚落，一款山竹就被中国网友抢空，商家迅速补货。当天的直播活动，共售出近5000个榴莲和2万个椰青，还卖出1500份甜虾、3000袋香米及1500份网红炸鸡。 直播活动结束后，朱林表示，电商平台契合很多民众的购物习惯，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电商发展理念和技术非常先进，泰中两国的商品贸易将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商平台展开。欢迎更多中国电商平台入驻泰国，带动泰国电商行业进步”。 “埃塞俄比亚的咖啡、马里的黄油、喀麦隆的白胡椒、科摩罗的香草、马达加斯加的藏红花和塞内加尔的花生……期待更多优质的非洲商品通过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近日，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薇拉·松圭参与中国电商平台的“直播带货”活动，亲眼看到3000包卢旺达品牌咖啡瞬间被中国网友一抢而空，而直播另一端的卢旺达农民对着手机屏幕欢呼雀跃。松圭说，“中国的数字经济正在发挥巨大作用，将帮助非洲商户和农民加快走出经济困境。” 美联社报道称，电商直播在中国的流行或许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美国和欧洲的零售商们可以考虑把电商直播作为新的销售方式。 目前，已有一些西方电商平台正在效仿中国开始“直播卖货”。2019年2月，亚马逊开通“亚马逊直播”，主持人现场直播展示平台上在售的特定产品。美国最大家具电商平台Wayfair也在为期一天半的“Way Day”销售活动中开了直播。 长期关注电商发展的学者劳伦·哈拉南在《福布斯》官网上刊文称，可以预见中国在全渠道零售、社交商务、移动电商等方面的创新，会成为越来越多的西方技术和零售领导者们获得启发的来源。劳伦给国外的电商提出了3个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有影响力的网红（帮助建立网红与消费者的关系）；与受众的互动（搭建双向的互动渠道）；直播时长和频率（主播需要增加直播的时长和频率）。
目录 一、银行的5.6%与非银行的-25%，背离的数据背后 二、财政基因下的金融改革，次贷危机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银行业的宿命与反抗 三、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商业银行的生存策略 在新旧工业化浪潮的交汇处，在危机与反危机的轮回中，中国的商业银行首先应该清楚自己的历史基因与现实使命，在金融和财政、信用和货币之间寻找平衡。 经济向好周期用金融的逻辑，赚信用扩张的钱；经济下滑周期用财政的逻辑，赚货币宽松的钱。银行的这种旱涝保收的“全天候”经营能力，在全球银行业里中国发挥的最极致。所以世界五百强，排名靠前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大型银行。 债务型经济模式下，银行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经营者。近300万亿的生息资产，只要利差在边际上不塌缩为负，银行的钱就继续“躺赚”（地主式的生息资本家）。 而疫情发生后，商业银行成为反危机政策的主要承担者。无论是被动服务民企小微，还是让利1.5万亿，都是作为国家金融重器的商业银行所应该承担起的角色。 只要中国经济仍然处于新旧航道的转换处，处于下坡道或飞机着陆的险要处，商业银行就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政治正确”，知天命、不逾矩——这也是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的第一哲学。 任何打破这一哲学的银行家，轻则降职，重则入狱，有个罪名叫“信贷投放不支持实体经济”。逻辑需要从历史中寻找： 从远处说，政府管理银行的经验最初应该来自苏维埃根据地，带有浓厚的“红色金融”基因。 建国后，从大一统的央行和财政体系（计划经济），到专业化（四大行独立经营）和公司化（成立法人商业银行），到与西方的现代银行接轨（巴塞尔协议，引进战投），再到为了反危机承担起广义财政的使命（“四万亿”），最后到大资管-泛投行的表外大跃进，影子银行的宿命与反抗（严监管），支持民企和小微的“政治正确”与计划命令，一切似乎是一场向历史本原的回归。 期间，是无数自诩为银行家的改革、转型和创新。无论是制度层面的公司治理优化、资产负债表重塑、按国际监管标准改造，技术层面的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开放银行、智慧金融，还是业务层面的小微之王、同业之王、零售之王，都是无穷尽的追问和求索，似乎永远抵达不了彼岸。 转眼之间，一代银行家已经退隐，新的银行家还远没有出现。因为又回到了核心问题：公司治理（谁来任命，为谁负责）。就如同现在的经济问题，总要追溯到政治问题。疫情的出现，以及未来可能的疫情常态化，最终考验的是客户群体和广义资产的质量，以及自身的线上化经营能力、组织的敏捷度。在监管约束成为第一约束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家正面临严重的领导力大衰退。所以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最急迫的任务是——重新培养银行家精神。 至于最近流传的给银行发券商牌照，目的可能是顺应全球金融监管宽松的趋势，在信用越来越难创造的债务周期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在银行理财子公司支撑“资产管理”行业的同时，再通过券商牌照发展投行，最终形成以银行为主导的“资管+投行”的双支柱格局。 理想当然很丰满。然而，商行文化和投行文化的兼容，仍是最根本的问题。基本的历史问题不解决，一切不过都是用未来的一地鸡毛，延迟今天的一地鸡毛。 一、银行的5.6%与非银行的-25%，背离的数据背后 如果银行是通过杠杆（信用）服务实体经济的，那么一季度银行利润同比增长5.6%，与非金融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5%（上市公司），这两个数据中间一定有一个是“不真实”的。按照顺周期杠杆原理，银行的利润下降幅度应该更大。但事实并不是。 非银行上市公司利润下滑-25%，还没有算上无法进入统计局视野的一大批中小微和个体户，那些花落无声、不在幸存者偏差之列的破产和倒闭企业和商户。算上这些卑微的存在，一季度的利润下降50%应该不为过。2020年一季度，甚至是上半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以说是“消失的时间”。 但是对于银行来说，时间并未消失，300万亿的全球第一银行金融资产，除了少数一部分在疫情期间得到豁免外，大部分仍然在按时间计息（付息资产）。这也说明了一个答案意料之中的问题： 银行并不是依靠那些对疫情冲击非常敏感的客户生存的，银行依靠的依然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平台。而后者，受到疫情冲击的创伤并不大。 另外，这种极端背离的数据背后，是已经严重极化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以及更为严重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富分化。 一方面是收入下滑、失业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是继续上涨的一线房产价格。这与2009年次贷危机发生后，深圳等地出现大量房贷断供、房产抛售的打工阶层明显不同。十年的房地产市场演绎，疫情冲击后反而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有能力买房的阶层和没能力买房的阶层之间已经固化。高收入阶层受到的冲击更小，他们可以继续用隔离时期不能消费的积累资金，或者央行货币宽松流入囊中的信贷资金（优先靠近货币链）继续买卖炒作房产。而受疫情冲击影响最大的低收入阶层，他们在经济好的时候都买不起房，当疫情发生后也就不会有断供或抛售的行为。 也就是说，疫情发生后，一线城市的房子问题只是“富人的烦恼”，低收入者都没有资格担忧房子问题，而是比房子更重要的生存问题。某种程度上，银行与实体经济的数据背离，反应的也是这种结构的固化，留下的则仍然是银行的经营哲学问题：银行到底是在服务谁，依靠谁？ 所以，这次大疫情就像是“试金石”，哪些行业、哪个阶层对疫情冲击相对免疫，哪些深陷困境之中。线上化、远程化、非接触型的经济模式逆势成为赢家，有垄断保护，靠近货币政策“水龙头”的行业也经营的不错。最脆弱的是那些市场化程度高、经营性现金流而非金融资产收益为主要来源的单位。 对于银行来说，一季度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利润增长，原因其实也不难解释： 一是银行的信贷投放大都数在疫情前（春节前）已经投的差不多，开门红，早投放，早受益。 二是银行业是线上化经营能力最强的行业之一，很多业务在线上就可以操作。最近几年，大多数银行的网上银行替代率基本都超过了90%。 三是疫情发生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大宽松，利率在一季度快速下行，导致负债敏感型的银行能快速扩大净息差。数据也表明一季度乃至上半年，银行净息差对利润的贡献大增。 四是利率下行给银行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金融资产带来了不菲的账面浮盈。然而最近一个月利率开始反弹，债券价格波动较大，风险敞口较大的组合可能损失惨重。 五是疫情冲击导致的不良风险还没有暴露，一些风险较大的资产，在国家政策的允许下可以采取延期展期的方式，潜在损失暂不计入成本（风险成本），等等。 然而数据已经表明，银行卡和消费贷等处于风险边际上的个贷逾期和不良率，最近半年来大幅攀升。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可能是疫情冲击在银行经营数据的显现期。 所以银行在后疫情时期，肯定也会越来越难。但是压力在银行内部的传导路径也不同，就像中国经济的压力首先在低收入阶层上积压，银行的压力也是首先在一线员工身上积压，而科层结构里的中高层，会依然过着“锦衣玉食”、高薪无忧、权力感十足的日子。 所以，如同中国经济收入和财产结构的分化越来越严重，银行系统内的收入结构分化也是越来越严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不过是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一个缩影： 它膨胀着、僵持着，在一次次“过苦日子”或“崩溃论”的预言中倔强的存在着，看上去险象环生，但大多时候是没完没了的有惊无险。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原因，通过消耗攫取隐忍的底层大多数，来为这个极化的耗散结构补充能量。 二、财政基因下的金融改革，次贷危机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银行业的宿命与反抗 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多一些历史分析。轻视历史，轻视路径依赖，就难以洞见本质。要对未来做出规划，首先要理解过去——它的基因是什么，曾经有哪些“少年创伤”和“历史记忆”，这直接决定了它现在的组织气质和行为偏好。 绝大多数的特色都是历史形成，只要是历史形成的就很难复制。比如作为零售之王的招商银行，很多银行都去它那里学习，但是基本上没法复制，什么原因？ 原因是招商银行的历史起源就是零售的，它在蛇口成立的时候，就是几十个人，一开始的主要客户就是当地的渔民。这是它的基因，它一开始并不是像国有行那样，深圳也没什么国企，它的红色金融记忆基本上没有。 而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基因，最早可追溯到苏维埃或根据地的工农红军银行，属于军管，具有浓厚的“红色记忆”。建国后内嵌于大一统的计划财政体系，只有财政没有金融，更遑论什么“中央银行独立性”、“商业银行的商业性”了。 所以首先要清楚中国银行体系的基因是财政。银行金融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于整个改革开放的节奏，因为改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是需要强大的财政手段为改革成本融资。上一轮国企改革（下岗和分拆）的大多数成本，转化成了银行坏账（三角债）。继而央行注资，剥离坏账，重组上市，其实穿透到底，不过是一场“坏账货币化”。 政策层的潜意识，最深处的思维，还残存着很多战争记忆。三大攻坚战，防风险攻坚战，这样的战争和革命叙事话语，很可能来自根据地反围剿、反围困的战争记忆。改革是从战争思维的极度不安全感，向和平合作思维转换的过程。改革是一系列思想解放的活动和行动。 与实体经济早在1978年就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不同，真正的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元年，应该是1994年前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承认“市场经济”）。那几年刚开始有了公司法（1993年底通过），继而有了《商业银行法》、《中央银行法》等；也是在那几年，上交所、深交所等股市交易所开始建立。因此整个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与经济总体的改革开放相比，晚了整整十五年。 金融的本质是契约，是一系列法律活动和合同文本。法律是金融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有了商业银行法，才有了真正的商业银行；有了物权法，才有了真正的抵押贷款和按揭贷款。所以金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并不是那些支付结算交易电子系统，而是法律法规。是法律法规赋予了金融产品构成的基本要件。 说到这，补充一个题外话，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本质上应该是金融法制体系的建设，而不是注册不注册、审批不审批的问题。注册制的本质是金融法律体系这个最核心的基础设施。这是我在以前的文章《制度建设，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中所强调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法律体系的完善后，中国的银行业首先做的是商业化，与普遍的国企“政企分开”的大基调保持一致。也就是商业银行要按照商业逻辑经营，按照独立法人的形式，摆脱财政的行政命令保持“独立性”。与此同时，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央银行也开始摆脱财政束缚走向独立（相对）。 然而就在银行摆脱财政的羁绊后，伴随着90年代末的投资过热和收缩，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1世纪初其实已经经历了一次信用周期，2003年左右银行业的不良率达到了30%左右，“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但这次危机是良性的，它直接倒逼了中国银行体系坚定不移的市场化、现代化改革。伴随着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大国运周期，中国的银行业也开始了红红火火的现代化进程，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引入战略投资者，资本市场上市等。那个年代，对巴塞尔协议的研究成为中国货币银行学的“显学”，主要的有志于现代化的银行大部分也成立了“新资办”，巴塞尔协议一度成为那个年代商业银行“洋务运动”的范本。 但正如同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外来冲击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改良进程，2009年的次贷危机也作为一个严重的外生冲击阻断了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转型进程。面对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四万亿元救助计划，替代了银行自身的商业化行为。从此，以广义资产负债表大跃进为直观表现的地方政府信用和土地财政扩张运动，逐渐替代了过去的具有“洋务运动”性质的商业银行转型变革。熟悉的传统计划经济下的那种财政味道，又扑面而来： 在危机面前，改良启蒙变成了财政救亡。在发展是硬道理之前，生存是更硬的道理。 在监管政策的逻辑上，不过是常见的“放-乱，收-死”之间的钟摆，也是冒进、反冒进之间的自我校准。但也总是存在着明显的矫枉过正与一刀切的政策超调。对银行来说，在严监管后的后转型时代，典型的体现则是借鉴“两次大危机教训”和西方影子银行监管的《资管新规》。现实来看，资管新规作为中国金融深化后金融市场的基本法，如何不犯教条主义的失误，则是对监管层和市场的双重挑战。 除了1980s专营化，1990s商业化，2000s资本市场化，2010s影子银行化所组成的制度变迁这一条主线外，另外一条主线就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从会计电算化、pos机银行卡、自助银行，到网上银行、开放银行、智能银行，这条银行的生产力变革实际上走的很靠前，甚至超过了发达金融市场国家。从这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银行线上化经营能力对新冠病毒的“免疫”。 然而下一步，银行如何从重科技向轻科技转型，真正务实的通过金融科技向客户靠近一小步，从而形成价值创造和银行经营现代化的一大步。这不仅仅是让客户感触到科技的便捷，还要让客户感受到科技的温度和人文关怀。我觉得这才是智慧银行的本意。金融科技只是让银行的肢体更有力量，但智慧银行是银行心智的成熟，是更理解自己和客户。 当制度沿着历史的钟摆回摆的时候，金融科技成为推动中国的商业银行现代化继续前行的唯一力量。 三、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商业银行的生存策略 今年或未来几年的时间，疫情叠加宏观大风险，银行尽量少一些浪漫主义的战略、谈转型，多一些现实主义的风险和生存策略。未来几年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九字诀： 知天命，不逾矩，活下去。 知天命，就是要理解新的时期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 对于大环境，有三个新常态可以概括：疫情新常态，危机新常态，宽松新常态。 疫情如果成为新常态，如何通过金融科技持续提升线上化经营能力，如何根据疫情新常态下客户的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重配资产，开发新模式和新产品，其中蕴含着不少业务机会。 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成为新常态在所难免，习惯了增量经济的银行如何适应“经济停滞模式”。经济停滞之下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增长只能继续依靠负债端驱动（货币宽松）。那么银行在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通过负债端保证流动性，通过强化风控消除极端风险保障安全性，则是后疫情不确定性时代首先需要考虑的。 在安全性上，银行需要学会对两种病毒“免疫”：一种是新冠病毒，另一种是债务病毒。 或者是有毒资产，第一策略就是“增量不要踩雷，存量不要爆雷”。现在银行的资产看上去没有太大问题，那只是时间未到。随着经济下滑持续下去，银行的风险资产也会按照从外围到核心这样的传导结构，逐一爆发。 最外围最市场化的信用卡和个人消费贷、经营贷，在疫情冲击下个人收入下降和现金流吃紧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快速恶化。 最近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压力测试发现，如果今年的GDP增速破4%（大概率），大多数银行没有办法通过压力测试。在较为严重的情景假设下，银行不良率最大将可能突破15%。 在危机新常态下，要从总量危机思维转换为结构危机思维。我一直强调，每一次总量危机的刚兑和救助，消耗和损伤的都是结构。全球金融重商主义和货币大宽松，正在将总量危机异化或转换为结构极化的危机。在这种极化的结构下，银行如何重新定义核心客户和核心业务？ 对应着危机新常态的是政策面的“宽松新常态”。在这种反危机的货币金融大宽松下，受益的当然是金融资本。在美国是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大投行，金融资本家。在中国则是大财政，由国有资本控制的商业银行体系。当危机逼近，政府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三板斧：降息、宽松、扩表。 这三板斧的任意一个，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都是相对正向的（注意不是绝对）。当危机发生时，中国的商业银行就退化到了最初的状态——为财政服务，承担起政策性银行需要承担的职能。权威话语体系下是“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回头看四十年来中国银行体系的改革，它真正的本原是什么？是“回归服务政府财政的本原”。 十年前的四万亿，今年的救助小微企业，其实都是财政的责任，政策性银行干的活，现在要让体量巨大、网点遍布的商业银行承担起来。计划命令下的服务小微和实体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去商业化和去市场化的过程。 这就要银行在“知天命”后，还要“不逾矩”，这是后疫情时期银行生存需要遵守的第二个法则。 何为“不逾矩”，狭义上是指合规，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只是这里的股东是国家，是监管层。广义上则是指遵从商业银行和金融的一般规律，敬畏市场和客户。这是个讲了上千遍的老道理，但是仍然有很多银行并不明白其中的内核。 总的来说，不逾矩，也有“三不”，不逾监管之矩，不逾市场之矩，不逾风险之矩。这三个“不逾”同时达到，其实很难。好的银行家就是在这三者之间不断的平衡，找到最佳的“重心”。这实际上与银行家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重心”是一样的道理。 监管、市场、风险三者之间，各有自身意志和内在规律。监管要的是稳定，市场（股东）要的是利润，风险要的是按规律办事。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日，按时种收，不能做违背规律的事情。这三者之间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某一个诉求的过度强势都会造成其他两者难以兼顾，最后异化为“不可能三角”。 而到最后，既是策略也是目标，那就是“活下去”。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依靠什么活下去，道理很简单，客户群。客户永远是一个企业的压舱石，所以首先需要全面对存量客户进行深度数据分析，详尽一切办法拓展新的获客渠道。后疫情时期，拥有扎实客户群的银行才能活下去，活不下去的银行，就是那些被客户用脚投票抛弃的银行。 在这个越来越深的凛冬，在全球经济即将穿越“百慕大”，中国经济即将开启“新长征”的关键历史时段，活下去，或者活着，将是最朴素也是最崇高的命题。
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对于企业而言，一端连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另一端连着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中国蕴含巨大商机。面对疫情冲击，以有效投资增长的确定性对冲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码投资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产业循环，成为中外领先企业的共同选择，也展现出中国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中国经济的韧性。 逆势增长的投资：加快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新兴产业投入上百亿元自建产业链抵御风险、传统产业加速智能化转型升级、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对华投资……疫情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企业投资信心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也有一些企业放眼长远、逆势加码布局。这些企业重点投向哪里？加码投资的信心从何而来？记者梳理多地加码投资的情况发现，企业正在加快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将加码稳投资作为对冲疫情影响、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举。 投向哪里：“链”上投资发力抵御风险 国内最大的湿法锂电池隔离膜生产企业恩捷股份加码投资的高安新材料高新产业园近日开工，这个总投资122亿元的项目旨在打造国内具有影响力的锂电池配套生产基地，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00亿元。 “海外疫情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关键技术和产业链重要环节不能受制于人。”恩捷股份董事长李晓明表示，公司近期取得锂电池隔膜技术新突破，在拥有核心技术的基础上自建产业链，避免被海外“卡脖子”，还可以实现成本大幅降低。 疫情发生以来，像恩捷股份一样通过完善产业链抵御风险的情况不在少数。围绕新兴产业构建新链条，已成为各地布局新一轮重大项目的战略目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包括北京、上海、山东、天津、浙江、福建、安徽、江西、陕西、甘肃、云南等10余个省份正加码新兴产业布局。 创立于2009年的阿里云是我国新基建最早的探索者之一。4月20日，阿里云宣布：未来三年再投2000亿元，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和数据中心建设。“这意味着阿里云的数据中心和服务器规模再翻三倍，将冲刺全球最大的云基础设施。”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说。 不仅是新兴产业加码布局，传统产业也加速智能化转型升级，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得益于快速复工，位于江西高安市的罗斯福陶瓷集团快速抢占市场。“3、4月份产值、销售额环比均增加20%以上，改造升级迫在眉睫，加紧新投两条智能化生产线。”罗斯福陶瓷集团董事长罗群说。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江西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29.5%。高安市委书记袁和庚介绍说，3月22日，高安单日工业用电量突破1000万千瓦时，恢复到生产旺季用电量水平，“订单驱动下，一季度14家陶瓷企业共投建17条智能化生产线，项目建成后生产效率将提高20%。” 不少国际巨头也悄然加码在华布局。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日前宣布，计划投资10亿欧元，获得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50%的股份，同时增持电动汽车合资企业江淮大众股份至75%，获得合资公司管理权。大众汽车集团CEO迪斯表示，将进一步推动集团在中国的电动化战略。 工信部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约有40%的外资企业表示近期还要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商务部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7.5%，延续了4月份正增长的良好态势。 为何敢投：多重因素巩固投资信心 记者调研发现，这些企业增资扩产的信心和底气来自多方面。 有些企业是为了抢抓疫情下的市场机遇。运送医疗物资、自动避开障碍、医护人员通过人脸或指纹识别取出物品……疫情期间，江西赛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智能配送机器人倍受欢迎。 公司总经理杨帆说，去年年底才在江西注册，厂房还没完全建好就拿到上亿元订单，靠租用临时厂房加快生产。“我们是科技型公司，轻资产运作。疫情发生后，客户需求骤增，企业发展急速扩容。”杨帆说，为满足市场需要，公司日前追加投资智能制造产学研总部基地项目，建成后将年产1000台无人驾驶清洁车、医院智能配送机器人。 有些企业是出于对市场长远的前瞻布局。虽然光伏行业受冲击较大，光伏组件出货量全球第一的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依然保持出货量指引不变，并追加145亿元打造晶科能源再倍增项目。“疫情加速了光伏行业优胜劣汰，这正是优势企业加速占领市场和寻求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机会。”公司总裁陈康平说，预测疫情之后，光伏在能源中的竞争力会进一步增强，因此现在就是提前进行长远布局的恰当时机，接下来追加项目达产达标后，公司光伏组件出货量将进一步增加，全球市场份额将持续提升，巩固其全球领先地位。 “阿里云加码投资是因为对数字经济有信心，对未来有信心。”张建锋说，“云智能是阿里巴巴核心战略之一，已坚持投了11年，疫情不会阻碍我们投资的步伐。”一些外资企业加码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随着大众将投资重心放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其在中国战略投资的方向性也进一步明确，迪斯表示，电动汽车发展势头迅猛，将为江淮大众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还有些企业受新基建发展的利好驱动。位于江西宜春市丰城高新区的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内，机器轰鸣，产能处于饱和状态。公司近日加大投入用于新型有轨电车液压制动系统及地铁电空制动系统的研发与扩产。公司总经理曹明生说，疫情初起，公司就部署强化项目团队，随着国内大型基建率先复工，充裕的订单量成了对冲疫情冲击的一大优势。 良好的营商环境也是企业加码投资的信心所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特斯拉能在一年的时间里建成工厂、开始量产、进行交付，这样令人惊叹的进展，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特斯拉未来将持续在中国投资，为中国消费者生产Model 3、Model Y以及更多车型。 2月底，江西赣州诺威新能源有限公司在龙南经开区增加投资50亿元打造锂电产业园项目。“之所以在疫情期间增资扩产，完全是被政府全力帮助企业复工的服务所打动。”公司负责人温恒说，这是企业三年内第四次增加投资，而且投资额逐次增加。“从平时的‘营商专员’到疫情期间的‘复工专员’，良好的营商环境在寻常之处、更在危难之时。”赣州市龙南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刘勇说，今年前五个月园区有11家企业增资扩产共计74.84亿元。 如何投好：助产业链“渡激流过险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4月份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4月份用电量等先行指标增速由负转正。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发布的5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显示，5月制造业PMI为50.6%，连续三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上。 需求逐渐回暖，制造业生产持续恢复，但受海外疫情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问题仍然突出。 在受访企业看来，“链”上投资加码有助于畅通产业循环。“‘上有一停、下有一停’，整条产业链上的企业都会受影响。我们投的都是‘真金白银’，之所以选择在‘链’上加码，也是希望将风险降到最低。”李晓明等企业负责人表示。 以光伏产业为例。如今，我国光伏产业已经成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推动我国能源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江西上饶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孔国松说，光伏产业是上饶市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随着国内企业复工复产，光伏行业产能迅速恢复，但面对延迟和取消的海外市场需求，企业面临严峻的库存挑战，“如果海外疫情不能很快得到控制，就会继续向上下游产业链传导。” 孔国松说，当地专门出台支持光伏企业做大做强的十条政策，从金融、税收、人才、用工等方面给予光伏企业优惠。为帮助晶科能源快速成长，专门在其厂区附近规划建设了光伏配套产业园，吸引全球排名前列的优质光伏上下游企业为晶科能源就近配套产品，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光伏产业只是中国各地畅通产业链的一个缩影。 企业加码布局，政府保驾护航。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进一步畅通产业循环迫在眉睫，针对哪些链条进行优先部署？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从产业来看，江西铜、汽车、钢铁等重点产业面临产能下降、消费疲软、资金紧张等困难。”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辛清华表示，针对这一情况，江西近日建立产业链链长制，确定省领导挂点担任链长，亲自协调电子信息、有色金属、汽车等14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帮扶、市场需求拉动、要素保障等。 与此同时，湖南突出“产业链思维”，加快延链强链补链，加快下达制造强省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一批投资过百亿元、突破“卡脖子”技术的重大项目；上海将加快培育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快建设5G网络、数据中心、冷链物流等新型基础设施；福建聚焦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创新平台等新业态方面。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说，疫情倒逼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在线消费、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推动了教育、零售、医疗等服务业向无人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5G技术也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生活智能化，国内市场将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出，产业投资的持续增长能促进经济的持久健康发展。”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吴金城说，充分激发社会投资活力，以有效投资增长的确定性对冲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院长成政珉说，疫情下，注重投资的有效性尤为重要，在控制合理债务水平的基础上，一定要针对未来需求和前瞻领域进行精准投资和有效投资，提升投资的针对性和效率，决不能“大水漫灌”。 “特斯拉速度”刷新利好产业链 位于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特斯拉超级工厂，从高处俯瞰蔚为壮观。工厂一期厂房外观呈矩形，车间和生产线井然有序。每天早上，在特斯拉超级工厂前，员工在入口处依次通过红外体温测试仪的检测后，纷纷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短暂停工之后，特斯拉超级工厂于今年2月10日正式复工，是国内最早复工的车企之一。“来自中国的抗疫经验正输出到美国，成为刚刚复工的美国工厂抗疫借鉴的样板。”特斯拉中国对外事务副总裁陶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介绍。 在上海工厂的抗疫过程中，特斯拉和政府密切合作“联手”探索了不少创新的抗疫经验。每一位员工到岗之前，特斯拉都利用数字工具，对其健康和行程进行持续追踪，确保上岗人员处于健康和安全状态。外地返回员工怎么隔离？员工如何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减少密切接触者？这些经验都写入了特斯拉的“中国操作手册”，并以此为基础在美国进行“本土化”，支持美国工厂更好复工复产。 特斯拉是在中国放开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之后首家受益的企业。位于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上海超级工厂，在2019年跑出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的“特斯拉速度”。 陶琳说，特斯拉希望能带动中国汽车行业的风气之变，上海超级工厂产能爬坡和二期工厂的建设均进展顺利，Model Y有望在明年一季度量产。 这距离今年1月7日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上海宣布启动Model Y制造项目仅有一年多，再度刷新“特斯拉速度”。 “无论是在上海设立超级工厂、带动一整条中国的零部件产业链，还是引入在中国市场上少有的透明定价策略、体验中心模式，我们都希望能带动汽车市场的风气之变。”陶琳说。 特斯拉复工，利好的不仅是一家企业，而是包括电池、电控在内的整个电动汽车产业链。今年2月初，宁德时代公告称，拟与特斯拉签订协议，向其供应动力电池产品。“目前国产Model 3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为30%，虽然短期会受疫情影响，但我们判断今年年中仍有望如期升至50%以上。”华西证券研究员崔琰说。 近期，特斯拉在上海开出首家体验中心，在这里，客户不仅可以看车、体验、预约，还可完成车辆的检测、维修、保养等“一条龙”服务。自5月初开门迎客以来，订单量和业务量在特斯拉各门店中居前。疫情期间，该中心开设的“无接触试驾”服务，可以让消费者从试驾到购买，全程无需接触销售人员。 4月16日，特斯拉宣布入驻天猫，开出中国首家第三方平台官方旗舰店。陶琳说，对拥有强互联网基因的特斯拉来说，试驾、销售等环节正在加速走向线上。与此相对，线下的体验中心更多承载着新产品、新理念传递的体验功能，而不是简单的实现销量，“下一步特斯拉的体验中心将根据不同城市客户群的扩展，走向更多新的下沉城市。” 特斯拉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特斯拉速度”未来也将被不断复制和推广。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吕鸣表示，将围绕招商策划、审批改革、企业服务等环节，进一步推动重大产业项目招引、落地和建设，让“特斯拉速度”成为“上海速度”常态。 本版稿件均由记者程迪、周蕊、黄浩然采写
图片来源：微摄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二季度（总第89次）例会于6月24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会议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总体可控，我国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针对性和逆周期调节的要求，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果显现，货币传导效率增强，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当前国内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但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风险和挑战。 会议指出，要跟踪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继续用好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落实好新创设的直达实体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和发放信用贷款。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多种堵点，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信用贷款、制造业贷款比重，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推动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促进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精神，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有效对冲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注重在改革发展中化解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易纲主持，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连维良、邹加怡、刘国强、宁吉喆、郭树清、易会满、潘功胜、田国立、刘世锦、马骏出席会议。丁学东、陈雨露、刘伟因公务请假。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6日发表声明说，IMF执行董事会批准向埃及提供52亿美元贷款，帮助埃及应对因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压力。 声明说，疫情对埃及经济造成挑战，这笔贷款将帮助埃及缓解国内财政和国际收支压力。与此同时，该援助还将帮助埃及继续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促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4月26日，埃及政府表示已向IMF寻求资金支持以应对疫情冲击。5月11日，IMF执行董事会批准向埃及提供约27.7亿美元贷款。5月17日，世界银行表示，同意向埃及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帮助埃及加强针对新冠病毒的预防、检测和反应能力。 目前，埃及境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6万例。疫情发生后，埃及采取了宵禁、暂停国际航班、关闭旅游设施、关闭餐厅酒店等措施，对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近日，埃及政府逐步放松防疫限制措施，推进经济恢复计划。
作为疫情之后的第一个大型消费节，今年的618，可谓意义非凡。一方面，此次“回血之战”普遍成绩喜人，部分商家率先摆脱疫情困扰，充实了下半年的发展信心；另一方面，亮眼战报背后，折射出当下供给端深刻而全面变革的大趋势，新风向愈发显现。 笔者观察到，今年的618主要围绕着新零售、下沉市场、直播电商及产品创新等趋势关键词，并且，那些提前“顺风”布局的品牌，在这场购物狂欢中再次冒头。例如，新零售老牌玩家—慕尚集团控股（1817.HK）旗下的GXG品牌。 再现前瞻性布局，拉开领先距离 今年，天猫继续卫冕618的主场位置，除传统旗舰店业务外，天猫奥莱店表现成为另一大亮点，其下沉市场新客同比增长39%，店铺成交额截至18日累计同比增长144%。 在这其中，GXG一度斩获男装服饰奥莱第一的桂冠，在支付金额上，呈现出碾压式的领先优势，于整个618期间同比增长超过150%。同时，可以看到，GXG在这一榜单中，表现出过人的“稳定性”。相对来说，其他头部男装商户们，最近两年的排名颇为波动，“老二”之位并不明晰，GXG的领先距离是存在的。 （来源：市场人士整理） 并且，深挖天猫奥莱市场的实际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一次销售”。 天猫服饰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天猫奥莱背后的运营思维是“天猫奥莱店+天猫旗舰店”的双店模式，从数据中发现，奥莱店铺用户与品牌旗舰店人群重合度非常低。同时，与传统的CRM系统不同，天猫店铺积累的粉丝天然就是可以被运营的，淘宝直播、微淘、粉丝群等都是为消费者运营而生的能力。 这也意味着，品牌除了可以用奥莱店“清库存”，还可以用其做下沉拉新，通过品牌分层运营，将此类消费者升级和培养为去旗舰店买正价、新品的客群。 此外，回想疫情爆发以来，2月上旬，GXG通过微信小程序发力，当季款销售环比增长1000%；新增数万名分销员；3月中旬，GXG通过启动社交电商节发力，截至活动第3日午间，品牌总销售额冲破亿元大关……据市场人士透露，其整体品牌电商业务销售额在疫情期间，保持10%以上的增速。 从上述来看，因频频前瞻性布局，今年GXG销售非但没因疫情承压，反而彻底打通全渠道营销模式，使其后疫情期间持续取得的亮眼成绩。GXG的领先距离，或许在今年进一步被拉开了。 直播电商成为标配，强势联合淘宝第一主播 另外，因疫情及5G商用等因素，2020上半年直播电商成为最大的风口，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品牌方对直播的接受程度，均呈现爆发式增长。至618期间，直播已上升至标配渠道的地位，数据显示，淘宝直播开播场次同比涨123%，开直播商家同比增长160%，最终引导成交同比增长250%。 据悉，GXG在今年的618期间，与淘宝第一主播薇娅建立了合作。说起薇娅，其带货能力、造势能力皆是有目共睹，她曾在19年双十一的一日之间撬动27亿的销售额，流量令人叹为观止。 （来源：官博） 中短期角度，在竞争激烈营销争夺战中联合薇娅，无疑是如虎添翼，对于本季度、今年整体业绩而言，都将起到一定的助益作用。据了解，此次GXG合作薇娅，使其在618期间实现单款销售超30000件的超高战绩，后续如加强深入合作，想象空间十分可观。 中长期角度，直播带货已成为打通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最短营销链路。推广直播对品牌意味着流量扶持，利于品牌获得更多曝光和推广，以带来更多触达影响消费者的机会，创造新的用户增量，提高品牌收入。而不同电商平台及主播，对应着不同的流量实力，上文提到过，淘宝直播、微淘、粉丝群等都是为消费者运营而生的能力，GXG与淘宝第一主播薇娅强强联合，将有机会获得最高的流量扶持。 另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头部KOL合作资源，GXG还拥有明星直播资源。相对来说，明星的受众基础更广泛，受益于粉丝经济的快速发展，明星比普通时尚Icon或KOL的商业转换率更高。 例如上个月，GXG合作天猫聚划算官方优选官刘涛，使其身着GXG联名款T恤进行直播带货。最终战绩上来看，刘涛带货销量可比肩薇娅，单款销售30000件，销售额单场达300W。 并且，GXG历来擅长流量运营，在平台、明星、达人各方的高流量扶持下，GXG拥有将其转化为品牌私域流量的能力。早前，其已通过绿洲、小红书、抖音、ins、哔哩哔哩等多元平台推广传播，无形间形成了自己的社群体系；并利用差异化跨界联名等圈层营销方式，深锁品牌主要消费受众，在巩固原有存量用户、新生增量用户方面，有一定经验。 综合以上，我们看到，在种种前瞻性部署下，GXG展现出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营销布局再次取得阶段性成功，长期发展潜力再度凸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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