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20年的蓬勃发展，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皮草服装生产基地和零售市场。但近年来，皮草消费萎缩，市场供大于求，价格持续下跌，加之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原本就风雨飘摇的皮草行业跌至冰点。 作为行业龙头、国内唯一的毛皮上市企业，华斯股份8月26日发布半年度报告称，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亿元，同比减少54.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盈转亏，亏损1748万元，去年同期净利润约1206.03万元。 华斯股份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受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滑，一方面的原因是公司出口业务集中在欧洲国家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其订单大幅取消，同时，国内合作的品牌订单也相应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疫情的影响公司商铺建设进度缓慢，未达到销售确认状态，商铺转让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此外，公司本报告期坏账计提约700万元的信用减值损失，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约400万元的资产减值损失，合计较去年同期增加损失约1400万元。”上述负责人谈道。 分产品来看，裘皮皮张及裘皮服装分别实现营业收入2147.74万元、3813.25万元，分别占营业收入的20.07%、35.65%。从毛利率水平来看，裘皮皮张及裘皮服装毛利率分别较去年同比减少38.59%、46.97%。 华斯股份表示，裘皮皮张及裘皮服装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一方面公司部分订单取消，公司为减少进一步损失，对公司原来计划备用生产成品服装的半成品，根据新的生产销售计划，部分采取了低于成本价处理促销的办法；另一方面公司采取有力措施进行反季销售，对部分成品服装进行低价促销，增加产成品的流转，让利于客户。 从往年业绩来看，华斯股份近5年来也遭受着收入增速下滑，整体运营承压的窘境。从2015年到2019年，华斯股份的营收分别为5.67亿元、5.02亿元、6.34亿元、5.01亿元和4.77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806.69万元、1506.52万元、-7544.65万元、1686.53万元和1688.98万元。 “近几年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以及行业发展的周期，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维持在正常的水平。2020年的疫情，对皮草市场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国外业务，几乎全部停滞。”华斯股份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道。 受国际经济发展缓慢，需求不振的影响，国内的皮草业出现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的状况。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后，中国皮草行业销售收入开始下降，截止至2018年中国皮草行业市场销售收入下降为770.32亿元，较2017年同比下降17.7%，市场需求继续下降。 纵观近十年我国皮草相关企业的发展，天眼查APP显示，皮草相关企业年度注册增速自2013年到达峰值（34.9%）后开始逐年下降。截至8月25日，以工商登记为准，我国今年上半年共注册1840家皮草相关企业，同比增速为-37.4%。值得注意的是，2017-2019年，我国皮草相关企业注销数量已经连续三年超过4000家。 天眼查APP显示，我国目前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皮草”，且状态为在业、存续、迁入、迁出的皮草相关企业超过4.9万家。其中76%的企业注册资本在0-100万元，小微企业占比近8成。 从企业注册地区来看，浙江省和河北省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皮草相关企业，两省相关企业数量之和占全国相关企业总量的55%。另外，72%的皮草相关企业分布在批发和零售业，也有约四分之一的相关企业分布在制造业。 河北省阳原县国际裘皮城董事长王铉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往年阳原国际裘皮城的续租率能达到97%-98%，出租率达到100%，但是疫情发生后，出现一户也没有续租的情况。” 对于目前皮草市场，王铉斐表示，“总体来说皮草价格是下降的，水貂服装的受众群体比较少，而且季度性非常强，目前市场情况一般，到冬天才能知道具体市场情况，再加上今年的疫情，按目前预测，肯定达不到去年的销量，至于降低多少，还得看市场。” 华斯股份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当前公司和行业最大的挑战是疫情对消费的影响。” 尽管面临巨大挑战，但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疫情，公司积极布局线上销售的模式，在华斯国际裘皮城成立电商基地，打造电商基地平台，一方面为供货商提供直播平台、仓储物流、技术研发、人才培训等多层面的公共基础设施保障和服务，另一方面为入驻基地的网红主播、电商达人提供品类齐全、有竞争力的产品，线上线下融合，为供应商将货品和渠道进行合理的配置，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经营效益。”
8月27日，迈瑞医疗（300760.SZ）披露2020年半年度业绩报告，2020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5.64亿元，同比增长28.75%；实现利润总额39.27亿元，同比增长43.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54亿元，同比增长45.7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2.09亿元，同比增长100.57%。 迈瑞医疗表示，半年报业绩的稳健增长，主要是因为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暴发，使得公司生命信息与支持业务的监护仪、呼吸机、输注泵和医学影像业务的便携彩超、移动DR的需求量大幅增长，其中对生命信息与支持业务的拉动作用尤为显著。同时，公司持续加强内部管理，改善经营效率，经营业绩呈现健康良好的增长态势。 生命信息与支持业务引领增长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生命信息与支持业务的监护仪、呼吸机、输注泵，医学影像业务的便携彩超、移动DR等和疫情直接相关的产品增长不同程度加速。其中，新冠疫情对生命信息与支持业务的拉动作用尤为显著。 在生命信息与支持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53.43亿元，同比增长62.26%。作为疫情期间需求量最大的业务领域，生命信息与支持业务中的监护仪、呼吸机、输注泵以及瑞智联IT解决方案此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融合了智能化、提前预警、转运模块的高端N系列监护仪，同时具备有创和无创模式、以及自带氧疗功能的SV系列呼吸机，提供更安全、精准、高效的输注解决方案的BeneFusion系列输注泵，可进行远程监护并有效减少医护人员感染风险的瑞智联IT解决方案，这些都成为了助力各国医疗机构战胜疫情的强力科技武器。同时，公司在全球范围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知名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尽管疫情对医院的常规门急诊、手术量、体检量造成了影响，但国内市场的相关需求已经在逐步回归正常水平。同时疫情拉动了新冠抗体试剂、便携超声、移动DR的需求增长，使得体外诊断和医学影像业务整体仍然实现了增长。数据显示，在体外诊断领域，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30.30亿元，同比增长6.49%；在医学影像业务实现营收21.05亿元，同比增长6.67%。 研发投入持续增长 在营收、利润保持增长的同时，迈瑞医疗在研发创新上也保持了惯有的高投入。2020年上半年，研发投入金额达到10.04亿元，同比增长29.06%。 据了解，迈瑞已建立起基于全球资源配置的研发创新平台，设有八大研发中心，共有约2500名研发工程师，分布在深圳、南京、北京、西安、成都、美国硅谷、美国新泽西和美国西雅图。报告期内，迈瑞的第九个研发中心——武汉研究院项目的建设工作进行顺利，拟成为迈瑞医疗的标杆研究院。 对于自主研发的持续注重，使得公司不断丰富产品线。2020年上半年，公司推出了TM70遥测（1.4G），nSP高端注射泵、nVP高端输液泵、nDS高端泵工作站、nCS输液中央站等新机型，NB300新生儿小儿呼吸机、4K内窥镜摄像系统、硬镜器械等新产品，DC-80A、DC-90超声，DC-30FullHD超声，MX8/7、ME8/7笔记本超声，ResonaHepatus6W/5W高端体检机和肝纤机等新产品，以及一系列生化和免疫试剂新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迈瑞医疗从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开始向海外市场推出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的新冠抗体检测试剂产品，弥补了疫情对常规体外诊断试剂造成的部分影响。 公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共计申请专利5714件，其中发明专利4038件；共计授权专利2939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1486件。 2020年上半年，迈瑞的ePM系列监护仪系统、MX系列高端便携超声系统及推车和HyLEDX9手术灯均获得RedDot和iF双项设计大奖；BeneHeartC系列自动体外除颤器获得RedDot设计大奖。 持续突破海内外高端客户群 迈瑞表示，由于疫情影响而带来的需求量增加，公司的呼吸机、监护仪等抗疫设备大量进入了海内外全新高端客户群，大大缩短了公司品牌和产品的推广周期，通过产品核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和本地化服务团队的日益完善，未来有望协同带动三大业务领域中的其他产品全面入院，提升公司整体产品在高端客户群的渗透率。 在国内市场方面，迈瑞的产品持续被国内顶级医疗机构接受，销售的产品已全面覆盖生命信息与支持、体外诊断、医学影像三大业务领域，同时实现从中低端到中高端、从科室到全院的整体化、集成化解决方案，特别在疫情后的补短板、医院改扩建以及战略储备项目中具备更大竞争优势。 在国际市场方面，受益于过去的长期市场耕耘和品牌建设，迈瑞在疫情中凭借优质的质量和完善的服务，获取了大量的订单，加快了各国公立市场及高端客户群的突破。公司呼吸机及监护仪产品大范围进入海外高端医院，提升了客户层级，加强了客户关系，树立了可信赖、高质量的全球品牌形象，为后续持续的客户群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20年上半年，迈瑞医疗境外收入占比47.45%。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迈瑞生命信息与支持产品和新冠检测试剂需求等仍将持续，有望推动公司呼吸机、监护仪等新进入海外高端客户群，并加速化学发光免疫产品海外装机，迈瑞的品牌影响力和认知度将持续提升。海外国家在疫情中充分暴露了医疗资源的不足，预期未来各国也会加大医疗投入。在全球经济面临风险、政府财政压力加剧的背景下，迈瑞高性价比的产品优势将进一步体现，并在国际市场上迎来更好的机遇。 国金证券表示，公司将长期受益于国家公卫体系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下达了2020年卫生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共安排456.6亿元，支持全国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公司作为国产医疗器械设备龙头和医疗装备国产替代排头兵，有望长期受益于国家医疗公卫建设进程。
8月27日，复星国际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股份代号：00656）及其附属公司（简称“复星”或“本集团”）公布截至2020年6月30日（简称“报告期”）中期业绩。 2020年上半年，受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影响，复星全球业务遭遇不同程度的挑战。报告期内，本集团完成总收入632.7亿元，归母净利润为20.1亿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集团总债务占总资本比例为56.9%。报告期内，本集团积极储备资金，累计在公开市场成功发行人民币187.6亿元债券，成功筹组约12亿美元等值银团贷款。报告期内平均债务成本为4.72%，较2019年平均债务成本下降0.34个百分点。健康的负债比率及充裕的资金在加强本集团抗御风险能力的同时，亦提高了把握投资机会的能力。 多举措促进核心业务恢复 自今年1月24日疫情暴发起，本集团迅速发动全球供应链调配医疗物资驰援国内与全球，目前物资调配总数已超过5000万件。此外，本集团在医护救治、核酸检测试剂、负压救护车、呼吸机等多方面以自有技术和产品助力全球疫情防控。 今年3月份，复星医药附属公司获BioNTechSE许可，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独家开发、商业化基于其mRNA技术平台研发的针对COVID-19的疫苗产品。7月收到国家药监局关于其获许可的mRNA疫苗（BNT162b1）临床试验批准，且已成功对志愿者接种。 疫情暴发后，本集团顺应消费者健康化、线上化、家庭化的需求变迁，加速对旗下业务的转型升级，并助推业务快速回归正轨。其中，豫园网红直播+素人直播常态化，老庙黄金天猫店1至6月销售收入同比翻倍增长。BFC推出「iShopping」线上购物平台，提前完成10万会员目标，并落地多场线下活动，其中外滩枫径开市2个月以来累计吸引市民200万人次，变身网红打卡胜地。 5月份，本集团围绕家庭消费打造的515复星家庭日火爆开启。作为年度营销活动，本集团联动旗下28家生态品牌，通过丰富的线上+线下用户互动及促销活动，在助力疫后消费回暖的同时，也推进了复星FC2M生态内部的产业协同及乘数效应的显现。 “515”期间，本集团上线“复星健康+”在线医疗健康平台，开启旗下医疗服务线上化升级进程，并同步推出FHMO复星家庭健康管理计划，通过整合线上问诊、线下医疗与健康保险，打通家庭健康管理服务闭环。目前累计注册医生超过5.1万，累计注册用户超过100万。 聚焦“产业运营+产业投资”发展模式 得益于集团管理层的及时应对与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复星全球业务在2020年上半年不利的经济环境下，展现出十足的韧劲。 复星医药、豫园股份、鼎睿再保险等核心企业，在报告期内均实现业绩逆势增长。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复星旅文，核心业务逐步恢复。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第二季度入住率已超去年同期；ClubMed全球已有26家度假村恢复运营，中国的5家已完全恢复正常状态。 在科创研发领域，本集团多年投入也陆续结出硕果。其中，复宏汉霖继利妥昔单抗（汉利康®，HLX01）于2019年成为首个国内获批上市的中国生物类似药之后，其自主研发的第二款曲妥珠单抗（汉曲优®，HLX02）已于今年先后在欧盟与国内获批上市，成为首个中欧双批国产生物类似药。 在产业投资与业务开拓方面，本集团聚焦家庭消费需求，继续在现有产业赛道展开补强，包括收购法国时尚珠宝品牌Djula的55.4%股权；与意大利高端珠宝集团签署协议，共同拓展Damiani与Salvini两大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于2020年8月完成对金徽酒的收购，延伸食饮全产业链。 总体而言，尽管上半年疫情在短期内对本集团业绩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但多元化的业务组合，全球化的资产布局，产业运营+产业投资的发展模式，以及长期以来对产业科创的坚定投入和积累，使公司具备了有效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更有助于公司在危机和变化中把握机会。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表示：“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疫情，我们化危机为动力，通过组织机制的进化，在积极驰援全球抗疫的同时，迅速推动旗下业务的疫后复苏与转型。创立28年来，复星在一次次周期顺逆中不断进化与发展，始终凭借的是敢于创新的精神与危中寻机的韧劲。我相信，经历疫情洗礼后的我们将变得更强大，也将更好地为广大股东创造价值。”
影节协会总监利雅博，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主管(戏剧)刘祺丰，台北艺术节策展人邓富权，以及香港沙龙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汪长禹应邀参与讨论。著名导演陈德森亦作为特别嘉宾录制短片分享了对疫情下电影业生存发展的看法。 嘉宾们在线上分享观点。上排左起：影节协会总监利雅博，香港沙龙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汪长禹，台北艺术节策展人邓富权。 突破重围需要众人努力 利雅博指出，电影院现在因为人流量受限而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维持影院的运作不能单靠政府的努力，因为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香港影院最大开支是租金，其次是支付给电影制作人和影院员工的薪金。因此，维持影院的生存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我们和艺术家们要思考如何探索更多可能性来维持存在感，同时与不同观众保持互动，”刘祺丰说，“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要开始尽可能地思考不同的商业模式，包括重新思考平台的选择，以及思考如何通过不同平台来获得收益，从而让艺术家和工作人员们获得正常的报酬。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艺术家们的表演不是免费的，我们需要认可他们的工作，并认识到他们的工作带来的价值。” 目前社交距离措施仍在延续，人们在剧院中也必须保持社交距离。刘祺丰表示，西九龙文化区有很多的户外场地，大家可以利用这些空间，在遵守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重新想象和规划文化艺术的表演方式。而汪长禹则认为，政府需要带个好头，更合理地利用现在因为疫情而空置的电影院和戏院。这些场所不仅仅是用来欣赏电影的，也可以是多用途的（例如用作选举投票或者是比赛）。我们应该把影院变成具有社会功能的地点，而不仅仅是一个电影院。 邓富权说：“对于台北艺术节来说，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观众和艺术家可以进入剧院，所以我们没有举办任何线上活动。我们拒绝为观众带去数字化疲劳，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运用了一些数码元素以提升表演的质量。” 电影行业的新常态和新机遇 利雅博认为，处于暂停发行状态的新电影，为本地小成本的独立电影提供了一些机会。但归根结底，电影属于商业活动，我们必须考虑回报。目前来讲，在疫情爆发之前已经投资了很多电影，而这些电影很多尚未发布。因此他们现在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将在了解疫情后观众对于回归电影院的反应以及对新电影的评价以后，再决定下一步计划。 面对疫情，串流影音平台发展强劲，利雅博认为这对影院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串流影音平台是另外一种创建和观看内容的平台，电影内容可以在戏院、家庭影院、在线平台和电视等多平台播放。汪长禹说，我们应该让市场去尝试新的电影形态，但也要观察现时环境和各支援领域是否可以支撑新行业的诞生和可持续发展。“我认为疫情后，人们或许不会去电影院看电影了。但可能会有上亿人一同坐在家里观看3D或者AR电影。这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电影公司去实现这些，例如拥有资金和专业制作团队的华特迪士尼公司。Netflix等新串流平台的确是后起之秀，但在疫情下也缺少新节目，“内容为王”是关键。在大型电影分销前，市场始终需要好的内容。 后疫情时代，电影业必能再创辉煌 “受疫情打击，我认为整个电影行业在三四年内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发展水平。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整个行业，适应疫情下的‘新常态’，并做出很多改变，这将是一个很漫长的恢复过程。尽管我很忧心电影业中短期内的发展，但从长远来讲，我仍旧看好电影产业。”利雅博说。 汪长禹认为，未来电影行业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传统的电影产业已经很成熟并在快速发展。他相信年轻的后起之秀们也会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来支撑行业的进步。他指出，电影业不仅应该关注影片质量和收益，更应关注普罗大众。电影投资者应该多关注全民的电影鉴赏水平，从而将社会变得更好。 陈德森，曾导演《十月围城》《特务迷城》等多部电影，希望线下影院早日恢复正常。 有人说，电影院将逐渐消失。而导演《十月围城》等影片的陈德森认为，看电影是一种社交行为，因此居家观影是无法替代在影院看电影的。“举一个例子，比如富裕一些的家庭，在家里布置了一个放映院。但问题是，就算音响很好，画面100尺，单单几个人一起坐在家里看，与几百个人的影院里一起分享笑声、分享惊悚片紧张的感觉，两者的气氛和情绪都是不一样的。人们在黑暗空间里产生的共鸣，与自己在家看电影的感觉不同。”他说。 “一些文化艺术工作者会仍会因为怀念疫情前的境况而感到沮丧，但我相信，会有一批拥有创新精神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带着意志力和智慧继续前进。”邓富权说。 关于子报等十余种媒介平台，全媒体用户总数超过2.2亿。中国日报微博粉丝数超过5500万；微信订阅人数830万，客户端全球下载用户超过3200万，是中国唯一下载量过千万的英文新闻客户端；脸谱账号粉丝数超过9200万，位居全球媒体账号粉丝数第二位；推特账号粉丝数437万。 关于中国日报亚洲领袖圆桌论坛 亚洲领袖圆桌（www.cdroundtable.com），旨在搭建一个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领袖和社会精英参与的高端对话和交流平台，围绕亚洲地区经济、商业、产业和社会发展等具有战略影响的重要议题展开讨论和分享见解，以增进中国与亚洲和西方国家的交流理解。
罗汉堂基于全球公开可得的大数据，开发了“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Global Pandemic Economy Tracker，简称PET），并由新浪财经中文独家首发！ 罗汉堂全球疫情经济追踪（PET）每周热点（2020/08/26） 疫情进一步暴露了全球数字鸿沟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仍然如火如荼，尽管众多国家迎来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爆发，但由于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其中大多数并没有像第一轮疫情来临一样采取大规模封城一类的休克疗法，其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对降低潜在的经济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互联网科技公司也成为这一全球危机中少有的赢家。 疫情加速了数字化，创造了一波数字红利。然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并未能享受到这一数字红利。 疫情前的全球数字鸿沟 在疫情之前，数字鸿沟就已经普遍存在并被认为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虽然过去十年来全球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人口已经达到一半，但截至2019年，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移动互联网渗透率、互联网人口比例和网速等多个方面均大幅落后，而且在这些收入低的国家中移动数据的价格显著更高（见下图）。 在这两类国家内部，更深层次的数字鸿沟也普遍存在于城乡和性别之间。尤其在中低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内，农村移动互联网普及率比城市低40%，女性人口中移动互联网普及率比男性低23%，这一差异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最为显著。 在数字经济领域，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报告2019》预期数据和电商聚集的亚太和北美地区在2017-2022年间的总数据传输将达到全球的70%，而拉美、中东和非洲在一起仅占10%，后者在全球最大的70个数字平台的总市值中仅占不到2%。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甚至有40%的企业还没有电子邮箱。 因此，新冠病毒侵入的是数字化水平和数字应对能力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数字鸿沟放大了疫情经济的影响 数字能力在现代疫情防控和医疗体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确诊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数字追踪、到地区和国家层面人群流动的监测，从远程医疗，到关键防疫信息和知识的广泛传播，数字技术帮助这些措施有效触达人群。尽管许多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了长时间的封锁，疫情在其中大多数国家仍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数字基础设施的落后是重要原因之一。 各国为应对新冠病毒的传播，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社交隔离和封锁，对个人、家庭和企业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开展是巨大的挑战。世界经济论坛7月公布的报告显示，因为外出活动减少与居家办公增多，截至今年4月底全球网络使用与上年相比增加7成。高收入国家近9成家庭安装宽带通信设备，而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分别为7成和不到1成。上网需求的上升可能导致宽带质量下降，通过对英国一家机构开展的超过100个国家网速监测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在疫情封锁期间发达国家的平均网速降幅为3%，而在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降幅达到12%。 与数字基础设施的水平的差异相对应的是各国经济应对冲击的能力。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早先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人均GDP达到5万-6万美元的经济发达国家，其劳动力的远程工作可能性比土耳其、秘鲁、墨西哥这些新兴经济国家高接近15个百分点。这里有经济结构和数字化水平两方面差异的因素，疫情以来欧洲许多国家远程工作的从业人员比例上升超过过去十年的增幅，其中超过一半人过去没有远程工作的经验。 影响最严重的是非正规部门工作人口比例巨大的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中低收入人群的工作条件显著变差、大部分劳动力被迫接受报酬更低的工作，而众多没有基本的数字应对能力的小企业和家庭破产。国际金融公司（IFC）认为，在疫情引发的持续经济冲击下，很多小企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倒闭，可能导致网络服务供给市场更加集中化，影响经济与行业整体的中长期创新能力。 数字连接对应对疫情和走出疫情经济极为重要，数字鸿沟可能放大了原本的经济鸿沟。全球需要准备一个后疫情时代的数字普惠加转型的战略，否则，疫情带来的“数字红利”将为少数国家和少数公司获得。 南亚即将承代拉美成为新震中，经济恢复难以摆脱疫情反弹 截至8月26日，全球总确诊人数接近2400万，死亡人数约82万；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均进入一个平台期，且略微有下降的趋势。尽管基数仍很大，7-8月份疫情增长最快的美洲增速明显放缓。南亚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已经接近拉丁美洲，半个月来全球增速最快的印度的总确诊人数已经超过300万，按照目前的趋势，其总确诊人数将在9月中旬超过巴西位列全球第二。 大多数美洲国家仍处于第一轮疫情中，但在欧洲，西班牙、以色列等国，第二轮疫情的最高当日新增确诊人数均已超过了第一轮最严重的时期，西欧的法国、荷兰以及众多的东欧国家疫情反弹也非常显著。尽管绝对数量仍然较低，但早期控疫表现较好的越南、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都在经历人数数倍于第一轮的疫情冲击。中东、北非以及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疫情活跃程度依然很高。 罗汉堂的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PET）显示，截至8月21日，在132个被追踪的经济体中，进入恢复期的为81个，比上周增加1个，另外51个国家仍处于应对或低谷期。恢复期国家疫情的增长幅度明显低于上周，全部新增病例超过82%发生在低谷期国家。二者的整体经济活跃度没有明显变化，仍保持两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 分地区来看，东亚和南亚地区的经济活跃度在本周有相对较明显的上升，但这也伴随着日本和印度等国的疫情扩散。东亚的经济恢复一直领先全球其他地区，自3月中以来始终在90%以上，6月以后基本保持在95%上线；南亚则是唯一一个经济活跃度始终不曾恢复到90%的地区。全球疫情和经济恢复的持久战仍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
8月26日晚，全聚德披露了今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报告期内，全聚德实现营业收入3.13亿元，同比减少58.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8亿元，同比减少559.83%。 对于业绩大幅下滑，全聚德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有餐饮市场客源出现大幅萎缩，其餐饮及商品销售业务受到重创。直营门店堂食接待人数大幅下滑，尤其受6月份北京地区疫情反弹影响，在京主力门店客流及收入恢复情况不及预期。 然而除疫情影响外，全聚德的业绩下滑时日已久。 2017-2019年，全聚德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8.61亿元、17.77亿元、15.66亿元；实现净利润1.36亿元、0.73亿元、0.45亿元。 截至2019年底，全聚德已连续三年净利润下滑，同时也创自2007年上市以来的净利润新低。而其今年上半年的亏损已超过了去年和前年两年的净利润之和。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全聚德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达793.64万元，其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达247.34万元、投资收益近600万元，一定程度缓解了其上半年的亏损情况。 现金流方面，搜狐财经发现，全聚德在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已达-1亿元，同比减少1104.47%。 此前，今年3月，全聚德股东大会决议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3.96亿元的募集资金（具体以实施时实际结存数据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全聚德在半年报中指出，疫情期间将资金管理制度升格为最严格级别，严控资金支出，守住现金流底线。 除补充现金流外，为缓解疫情下的餐厅经营，全聚德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寻求“自救”。 报告期内，全聚德北京门店产品上线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相关数据显示，其二季度直营门店线上外卖比一季度增长150%。 7月24日，全聚德宣布，将下调全聚德部分菜品价格，其菜价整体下调10%到15%，同时全面取消服务费。 同时，全聚德还披露了第三季度的业绩预告。截止2020年9月，全聚德亏损额约在至1.8亿元至2.1亿元,同比下降442.18%至499.21%。 全聚德表示，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对其业务的影响还将持续，持续时间视疫情管控的进展而存在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已经肆虐全人类大半年。从全球抗疫效果来看，似乎儒家文明圈较其他文明圈表现都好一些。以中国为代表，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各国，虽然爆发的较早，但在控制和治理方面，都比欧美西方各国及印度、南美，似乎表现的都比较好一些。 要知道，儒家文明圈是人口密集度非常高的文明，在传染烈度如此高的新冠疫情面前，能够有效的控制住，的确是一个值得让人思考的现象。尤其是，对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来说，在如此人口密集和高频率流动的空间内，能够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迅速切断传染链条，并率先在全球各国中复工复产，从传染病流行学的视角来看可以称做“奇迹”。 官方称为制度优势。国家集中动员能力和以局部牺牲保住全体的机制当然重要，但可能无法解释全部。设想，如果这一套做法放到欧美、印度等其它国家，能不能取得同样的效果？我看很难。在整个2020上半年全国抗疫的过程来看，从封城、封村、封小区，到方舱医院、隔离管理、健康码认定、复工条件审批等，这些做法很多在西方自由国家来看都是侵犯人权或私权的。 即使结果看上去很成功，但还是有很多学者对中国一些抗疫做法严厉指摘。这些也无可厚非，一个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许中国很多方面的进步，也得益于这些听上去刺耳的指摘。这些声音可以消解国家傲慢，而这是特别重要的。但没有必要过度虚无主义，就像身在一线的人做什么似乎都无法让旁观者、批评家满意。如果换个角色，可能就互相理解了。 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抗疫成绩，不能简单的归因于一个方面，更不能归因于某一个人。对于大瘟疫这样的巨大历史事件，还需要从更深层的历史和文明视角，去寻找真正的密码。因为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落、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都迅速动员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公共部门一家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整个社会体系，全部神经和细胞，都投入其中。 所以在那几个月全国抗疫的过程中，田间地头的农民，社区商场的保安，每一个平凡的个体，似乎都被赋予了非常大的权力。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既视感。更不用说正式的国家机器公务人员。还有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各个地区的医院，保证了医疗资源的供给。 这种强大的从庙堂到江湖，从国企到个体户，政府-家庭-个人，国家-城市-社区（乡村）三位一体的动员能力，不仅是出于显性的制度体制或权威的、集中的国家动员能力，更重要的还是非正式制度——乡土文化、家文化、秩序感、生命意识、集体意识、权威认同等一些集体潜意识密码在里面。否则，不可能如此整齐划一，显出如此大深厚的能量。 而这些非正式制度，需要在文明圈的层面进行解释。这些文明圈里面的因素，是短期内无法设计和改变的，而且大部分时间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然而却是决定一个社会和国家走向的最潜移默化而又最有力的变量。我们大部分时间感受到的，则是政府宣传的“看得见的手”的制度优势。 意识决定行动，集体意识决定集体行动。意识，尤其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潜意识，深藏在文明的密码里。 所以，我们才看到，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这些施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在抗疫方面表现的也相对较好。最可能的解释是，它们虽然和中国使用不一样的显性政治和社会制度，但是却属于同一个文明圈——儒家文明圈，或者“筷子”文明圈。 儒家文明可能有以下几个精神内核，可以让其在治理大瘟疫中有相对优势： 1，秩序意识。这是儒家文明里面“礼”的部分。“夫礼所以制中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克己复礼。这么多人口，一起抵御传染病，如果没有秩序是不可能的。虽然这些秩序里面有很多侵害到部分群体或个人权利的因素，但通过潜藏在儒家文明中的“礼”文化，终究保持了良好的秩序。 2，仁爱意识。这是儒家文明里面“仁”的部分。“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整个抗疫期间，家庭内部家人之间的互相爱护和照料，社区志愿者、外卖邮递卫生环保等普通劳动者、社会志愿组织，公共部门基层工作人员等，无一不是让人动容的无私付出和关爱。民间自发在网络上声势浩大的为吹哨人举行仪式，也是大爱的一种表现。警惕恶，但永远不要低估人性善的力量，否则文明无法前行。 “最美基层民警”陆旭东从护学岗转战抗疫最前线 3，权威认同。“尊王”、“忠君”，“三纲”，一直是儒家尤其是汉朝“独尊儒术”后宣扬的思想。在人口密集、需要秩序和集中动员的群体里，缺乏权威认同是不可能的。从国家、城市，到社区和家庭，必须有一个集中动员、统筹安排的权威存在。即使某些自由主义分子口头上蔑视权威，但潜意识里面还是需要一个权威统治的，政治学家说这是刚需。这在儒家文明里面更是如此。 4，集体意识。儒家中“和”的思想，“忠恕”的主张，“天下大同”观，实际就是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都是讲集体理念的。如果每个个体、小群体，都强调个人权利和利益，那么全国隔离措施是不可能施行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牺牲某座城换回全国的稳定，牺牲个人利益（限制自由）换回更大的集体利益。这是儒家传统里一直强调的。 5，家文化。“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文明里面，家、家族、血缘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基本的组织单元，在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上承担了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养老、救助等社会保障功能，互相帮扶的生产功能，集体祭祀的文化功能，甚至是相互借贷的原始金融功能等。我们看到了，当大疫情发生后，社会保障功能跟不上的时候，就需要家庭自发动员起来形成隔离期间的相互保障组织。正是儒家文明圈浓厚的家族意识、血缘意识，保证了疫情期间的各种基本救助和保障。 6，今生信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乱力鬼神”。与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等具有彼岸信仰的文明圈来说，由于不相信天堂和来生，儒家文明圈更加重视此生的生命价值。我们看新闻报道，经常看到疫情中一些不戴口罩很佛系的西方人和印度人，他们觉得生死由命，即使不幸感染，还有天堂和来生等着。这种“不怕死”的态度，在防治疫情中徒增难度。而儒家文明圈则不一样，当大家意识到伤及“今生”生命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不用政府号召就自己主动躲在家里不出来了，街上也是空无一人。 7，乡土文化。说到底，儒家文明还是乡土文明、原生大陆文明、农业文明。这种文明根子里面是静态的、封闭的，是村落文化的。看中国的城市社区，跟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都是封闭小区，有围墙有保安，这个跟乡村的村落差不多。西方国家的社区，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哪有什么围墙和保安。恰恰是这种乡土文化，城市社区的村落文化，反而更有利于疫情防治中的隔离管理、网格化管理。村落和封闭的城市小区，本身就是天然的隔离空间。虽然日本、韩国等不一样，但儒家文明里深藏的意识也是这种乡土文化的，只是程度不一样，它们可能更西方化、公共意识强一些而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圈，印加文明圈，地域上尤其是美洲地区，表现的则不一样。他们与儒家文明圈迥异：反秩序、反权威、个人自由主义、商业文明下较淡的血缘关系和家族意识、彼岸信仰、激进的个人意识等，都是不利于疫情防控的。“群体免疫”理念，也代表着西方文明动态的、开放式，甚至回归野性和冒险的海洋文明思维。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这种自然法则下的“群体免疫”成功，在疫苗还无法全面普及的时候，儒家文明圈的防疫优势可能就会变为劣势。 新冠疫情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前所未有。虽然死亡人数和造成的损失与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上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当前科技文明高度发达，西方国家享受和平和健康生活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背景下，这突发的大瘟疫造成的冲击——生命健康、经济财务、精神心理等——恐怕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场疫情还在持续中，美国等国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还屡创新高，所以整个造成的影响还无法完全估算。 有学者甚至认为这场疫情，要从根本上冲击几百年来滥觞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工业社会、消费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反秩序、反传统和反权威等等。其实所谓的现代主义、现代性，一直是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 然而一个事实我们是承认的，地球生态环境正在因为工业革命以来，以个人消费主义为驱动的人类经济活动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正在发生巨大的、“灾难式”的再平衡。瘟疫病毒的爆发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山火、飓风、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较往年也有了明显的活跃迹象。气温每上升0.1摄氏度，地球生态环境需要多大程度的平衡？再平衡的方式，在大自然看来是很平常的，但对人类来说，尤其是现代文明来说，都是世界末日式的灾难。 在整个碳排放中，发达国家占了近七成。西方国家占了六成以上，中国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在增量的贡献上也是非常大。当我们感激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优越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应该对这些关系到人类终极命运的共同问题表示担忧。然而正是在这个最需要天下大同来解决这些共同问题的时候，美国却退出了世卫等国际组织，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出现真空。文明圈之间不仅没有因为新冠疫情这些人类共同的敌人而进一步谅解和融合，反而正在出现亨廷顿预言的“文明的冲突”，这可能是比疫情本身更让人不安的现象。 而儒家文明圈，也不能因为短期的抗疫效果较好就过于沾沾自喜，更应该以一种天下大同、仁者爱人的普世文明来看待整个人类命运。同时也应该看到，在防治疫情的技术层面上，无论是大数据检测、健康码，还是疫苗的研发，还是都来自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从这一点上，文明圈之间不应该隔阂和对峙，而应该更加宽容和融合。这可能是大自然通过新冠疫情给予人类最后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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