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等十三部门今日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包括：大力发展融合化在线教育；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鼓励发展便捷化线上办公；发展基于新技术的“无人经济”；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等。其中，在线上办公方面，《意见》指出，支持远程办公应用推广和安全可靠的线上办公工具研发，满足日常性多方协同工作、异地协同办公需求；推动完善电子合同、电子发票、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等数字应用的基础设施，为在线办公提供有效支撑。在发展基于新技术的“无人经济”的要求中，《意见》提到，支持建设智能工厂，实现生产过程透明化、生产现场智能化、工厂运营管理现代化；发展智慧农业，支持适应不同作物和环境的智能农机研发应用；支持建设自动驾驶、自动装卸堆存、无人配送等技术应用基础设施；发展危险作业机器人。具体到积极培育新个体，支持自主就业，《意见》明确，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鼓励发展基于知识传播、经验分享的创新平台。此外，进一步降低个体经营者线上创业就业成本，包括鼓励商业银行推广线上线下融合的信贷服务，合理降低个体工商户融资成本；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降低个体经营者使用互联网平台交易涉及的服务费。《意见》还鼓励共享出行、餐饮外卖、团购、在线购药、共享住宿、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智能化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生活消费新方式，培育线上高端品牌。（本文由App发布）以下为《意见》全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部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先后出台实施“互联网+”行动和大数据战略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数字经济助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了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特别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经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部署，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提出如下意见。一、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战略。把支持线上线下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作为经济转型和促进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打破传统惯性思维。从问题出发深化改革、加强制度供给，更有效发挥数字化创新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带动作用，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经济等迈向新阶段。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创造新的需求，培育新的就业形态，带动多元投资，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推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二、发展原则——打破惯性思维，创新治理理念。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涌现的线上服务新模式发展为契机，打破传统业态按区域、按行业治理的惯性思维，探索触发式监管机制，建立包容审慎的新业态新模式治理规则。——加快转型升级，拓展融合深度。深入推进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能力和平台“赋能”水平，推进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增强转型能力供给，促进企业联动转型、跨界合作，培育数字化新生态，提高转型效益。——激发市场活力，开辟发展空间。营造鼓励就业模式创新的政策氛围，支持大众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展微创新，探索对创造性劳动给予合理分成，降低创业风险，激活全社会创新创业创富积极性。——提升要素效率，畅通经济循环。探索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改革，大力推进实物生产资料数字化，促进生产资料共享，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引导增值开发应用，激活数字化对实物生产资料倍增作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三、积极探索线上服务新模式，激活消费新市场（一）大力发展融合化在线教育。构建线上线下教育常态化融合发展机制，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允许购买并适当使用符合条件的社会化、市场化优秀在线课程资源，探索纳入部分教育阶段的日常教学体系，并在部分学校先行先试。鼓励加大投入和教师培训力度，试点开展基于线上智能环境的课堂教学、深化普及“三个课堂”应用等。完善在线教育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监管、市场准入等制度规范，形成高质量线上教育资源供给。（教育部牵头负责）（二）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以互联网优化就医体验，打造健康消费新生态。进一步加强智慧医院建设，推进线上预约检查检验。探索检查结果、线上处方信息等互认制度，探索建立健全患者主导的医疗数据共享方式和制度。探索完善线上医疗纠纷处理办法。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规范推广慢性病互联网复诊、远程医疗、互联网健康咨询等模式。支持平台在就医、健康管理、养老养生等领域协同发展，培养健康消费习惯。（国家卫生健康委、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三）鼓励发展便捷化线上办公。打造“随时随地”的在线办公环境，在部分行业领域形成对线下模式的常态化补充。支持远程办公应用推广和安全可靠的线上办公工具研发，满足日常性多方协同工作、异地协同办公需求，有效支撑工作效率提升、业务协同模式创新和业务组织方式变革。推动完善电子合同、电子发票、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等数字应用的基础设施，为在线办公提供有效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商务部、国家保密局、税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四）不断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促进形成政企多方参与、高效联动、信息共享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结合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健全政府社会协同共治机制，构建政企数字供应链，以数据流引领带动物资流、技术流、人才流、资金流，有力支撑城市应急、治理和服务。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水电路网等城市设施智慧化改造。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及生产力布局，加快推进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完善智慧城市联网应用标准，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区域一体化数字治理和服务。（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负责）四、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五）培育产业平台化发展生态。着力发挥互联网平台对传统产业的赋能和效益倍增作用，打造形成数字经济新实体。开展重大工程布局，支持传统龙头企业、互联网企业打造平台生态，提供信息撮合、交易服务和物流配送等综合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依法依规为平台提供金融服务。建设跨产业的信息融通平台，促进农业全流程、全产业链线上一体化发展。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广，发挥已建平台作用，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支撑、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服务。发展服务衍生制造，鼓励电子商务、转型服务等行业企业向制造环节拓展业务。大力发展众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牵头，交通运输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六）加快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助力降低数字化转型难度，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业务发展模式，提升企业发展活力。组织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建立政府-金融机构-平台-中小微企业联动机制，发展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鼓励各类平台、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实行一定的服务费用减免。培育一批数字化服务企业和创新应用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组织面向数字化转型基础软件、技术、算法等联合攻关。鼓励发展开源社区，支持开放软件源代码、硬件设计和应用服务。（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七）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实现产业供需调配和精准对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实施数字经济新业态培育行动，支持建设数字供应链，推动订单、产能、渠道等信息共享。支持具有产业链、供应链带动能力的核心企业打造产业“数据中台”，以信息流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协同联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产业服务化新生态。支持出口园区和基地创新数字服务出口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交通运输部按职责分工负责）（八）发展基于新技术的“无人经济”。充分发挥智能应用的作用，促进生产、流通、服务降本增效。支持建设智能工厂，实现生产过程透明化、生产现场智能化、工厂运营管理现代化。发展智慧农业，支持适应不同作物和环境的智能农机研发应用。支持建设自动驾驶、自动装卸堆存、无人配送等技术应用基础设施。发展危险作业机器人，满足恶劣条件应用需求。试点探索完善智能公共服务新业态涉及的交通、食品等领域安全发展政策标准。（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交通运输部按职责分工负责）五、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开辟消费和就业新空间（九）积极培育新个体，支持自主就业。进一步降低个体经营者线上创业就业成本，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鼓励发展基于知识传播、经验分享的创新平台。鼓励商业银行推广线上线下融合的信贷服务，合理降低个体工商户融资成本。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可使用网络经营场所登记个体工商户。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降低个体经营者使用互联网平台交易涉及的服务费，吸引更多个体经营者线上经营创业。加强新业态新模式就业统计监测研究。（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银保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十）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着力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打造兼职就业、副业创业等多种形式蓬勃发展格局。支持线上多样化社交、短视频平台有序发展，鼓励微创新、微应用、微产品、微电影等万众创新。引导“宅经济”合理发展，促进线上直播等服务新方式规范健康发展。探索运用区块链技术完善多元价值传递和贡献分配体系。实施新业态成长计划，建立微经济等新业态成长型企业名录，及时跟踪推动解决企业的政策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按职责分工负责）（十一）强化灵活就业劳动权益保障，探索多点执业。探索适应跨平台、多雇主间灵活就业的权益保障、社会保障等政策。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保费缴纳、薪酬等政策制度，明确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相应责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报酬权、休息权和职业安全，明确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探索完善与个人职业发展相适应的医疗、教育等行业多点执业新模式。结合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支持建立灵活就业、“共享用工”服务平台，提供线上职业培训、灵活就业供需对接等就业服务。推进失业保险金的线上便利化申领，方便群众办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保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六、培育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十二）拓展共享生活新空间。推动形成高质量的生活服务要素供给新体系。鼓励共享出行、餐饮外卖、团购、在线购药、共享住宿、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智能化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生活消费新方式，培育线上高端品牌。推动旅游景区建设数字化体验产品，丰富游客体验内容。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促进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鼓励康养服务范围向农村延伸，培育农村消费新业态。完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共享产品相关标准，优化布局，规范行业发展。（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十三）打造共享生产新动力。推动形成高质量的生产服务要素供给新体系。鼓励企业开放平台资源，共享实验验证环境、仿真模拟等技术平台，充分挖掘闲置存量资源的应用潜力。鼓励公有云资源共享，引导企业将生产流程等向云上迁移，提高云资源利用率。鼓励制造业企业探索共享制造的商业模式和适用场景，促进生产设备、农用机械、建筑施工机械等生产工具共享。（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十四）探索生产资料共享新模式。健全完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生产资料管理新制度。取消各种不合理的限制，畅通共享经济合作机制，鼓励各类所有制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等法人主体生产资料共享。依托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盘活空余云平台、开发工具、车间厂房等闲置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各类企业作为平等独立的市场主体，按市场化原则、商业化方式自主推进生产资料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十五）激发数据要素流通新活力。推动构建数据要素有序流通、高效利用的新机制。依托国家数据共享和开放平台体系，推动人口、交通、通信、卫生健康等公共数据资源安全共享开放。在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基础上，健全适应数据要素特点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加快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建立完善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资源流通应用机制，强化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优化数据要素流通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七、保障措施（十六）持续加强统筹协调。要打破惯性思维，拿出硬招、实招、新招，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政策联动和各部门协同配合，形成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合力。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具体目标和任务，积极主动、大胆探索，全面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十七）有效释放改革活力。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要加快在知识产权保护、普惠金融支持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降低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成本。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等要重点发挥先行示范作用，率先探索改革举措，形成辐射带动效应。（十八）坚持包容审慎监管。要探索创新监管模式，积极鼓励创新，健全触发式监管机制，构建各类主体参与的多方协同治理体系。要及时修订完善监管政策制度，为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留足空间。要坚守安全和质量底线，强化安全监测和风险评估，对于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违背公平竞争秩序等违法行为要坚决依法打击。（十九）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认真抓好相关政策出台、解读和宣传，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引导预期，激发市场创新活力。要及时总结宣传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的好做法、好经验，充分调动社会各界推动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的积极性，发挥各类主体创造潜力，增强广大群众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凝聚广泛共识。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教 育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 务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资 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疗保障局2020年7月14日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做好自贸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的通知。此次在全国复制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包括金融开放、事中事后监管、贸易便利化、投资管理、人力资源领域等5方面31条改革事项，以及在自贸试验区、保税监管场所等特定地区推广的6条改革事项。 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孙元欣对上证报记者表示，第六批自贸试验区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有三个特点：专业性强、涵盖面广、数据平台较多，体现了制度创新系统集成。 根据通知，在投资管理领域，将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有“出版物发行业务许可与网络发行备案联办制度”、“绿色船舶修理企业规范管理”、“电力工程审批绿色通道”、“以三维地籍为核心的土地立体化管理模式”、“不动产登记业务便民模式”、“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智能辅助申报服务”、“证照‘一口受理、并联办理’审批服务模式”、“企业‘套餐式’注销服务模式”、“医疗器械注册人委托生产模式”等9项。 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将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有“‘融资租赁+汽车出口’业务创新”、“飞机行业内加工贸易保税货物便捷调拨监管模式”、“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进出口商品智慧申报导航服务”、“冰鲜水产品两段准入监管模式”、“货物贸易‘一保多用’管理模式”、“边检行政许可网上办理”等7项。 在金融开放创新领域，“保理公司接入央行企业征信系统”、“分布式共享模式实现‘银政互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创新”、“知识产权证券化”等4项将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孙元欣说，知识产权证券化，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创新等内容复制推广意义很大。 知识产权证券化改革事项复制推广的主要内容为：依托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构建知识产权证券化交易体系。根据知识产权数量、公司资产规模、利润水平、行业领先度等因素选取标的企业。对基础资产现金流的质量、稳定性、权属状况严格把关，试行将知识产权相关债权资产实现真实出售。 “知识产权证券化可以使得知识产权资本化、能够交易，对于促进制造业的高端化转型升级、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都有很大好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对上证报记者表示。 他说：“投资管理领域里面最大的亮点是全国范围内推广企业‘套餐式’注销服务模式。因为目前国内企业注销比较困难，对于企业来说，退出成本也是企业投资的考虑因素，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中企业注销是否便利也是重要指标。” 事实上，推动在企业从注册到注销的便利化一直在推进。商务部研究院自贸区港建设研究中心崔卫杰对上证报表示，从第一批改革试点经验的“企业设立实行‘单一窗口’”到第五批“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制度”，再到第六批“企业‘套餐式’注销服务模式”，充分体现了自贸试验区通过“点”上的不断突破，最终实现了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集成创新。 此次复制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中的另一亮点是新提出了人力资源便利化的5项措施，包括直接采认我国台湾地区部分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开辟航空维修企业职工参与职称评审快捷通道、领事业务“一网通办”、船员可远程计算机终端考试、提供出入境人员综合服务“一站式”平台。
曾经，即便现在也是，“兜底”是大多数助贷机构必须要做的。可是现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5月底、6月初，以助贷业务为主的金融科技上市公司360金融、乐信的第一季度财报透露了这一改变。360金融的一季报显示，按轻资本模式贷款的未偿余额占未偿贷款总余额的21.2％。乐信则在其一季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中透露，不保留风险储备、且不承担风险的这种特殊模式在第一季度已占贷款资金约26%，到财报发布时已占资金约30%。 “轻资本模式”的助贷，并不是现在才产生的新事物，重点在于，这一在过去并非主流的模式，今年以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助贷机构采用，而且正在像360金融和乐信这样的金融科技上市公司的业务中成为主流。360金融向零壹财经表示，这个比例在年底将达到35%—40%左右。在一季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中，乐信则透露这一目标是到年底达到50%。 助贷机构不对资产进行兜底，金融机构拥有独立的风控能力，这是监管层从2017年的“141号文”开始就一直希望实现的。2017年12月1日发布的《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的原文表达是：“助贷”业务应当回归本源，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增信服务以及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 不过，在“141号文”发布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兜底”仍是实质上的行业主流。究其原因，2017年前后，大多数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对零售金融业务进行低成本风控的能力，助贷机构对自家资产进行“兜底”，是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商业信任的必须，也是金融机构对资产进行风险控制的必须。 但是现在，事情开始变得不同。 “轻资本模式”加码 “轻资本模式”，也叫“分润模式”，指的是助贷机构在与金融机构合作时，承担“导流+初筛”的职责，即把来借款的客户做完第一道风控之后导流给银行，由金融机构自行决定是否向客户放贷、贷款额度多少的决策。在此过程中，助贷机构不是像从前一样赚取风险收益，而是赚取获客渠道和风控技术的服务费。 此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助贷机构不需要再对资产进行“兜底”，故而称为“轻资本模式”。在传统的助贷业务中，助贷机构需要交5%—10%的保证金给金融机构，如果出现坏账，将从保证金里面扣除。在这种模式下，助贷业务的保证金要占用一大笔资金，是“重资本”的。 一般来说，较有实力的平台才能开展这种模式的业务。比如，一家头部银行的高管告诉零壹财经，该行对“实力”的基本要求是：不良率不超过4%，存量客户不低于20万，活跃客户数不低于10万，存量余额不低于20亿元。具备这样实力的平台才可以与该银行开展兜底或者加保险模式的助贷。在此基础上，如果助贷平台有较大的流量、在合作期间表现出良好的风控成长性、催收能力较强，银行才会考虑与该平台进行“轻资本模式”的合作。 对规模较大的助贷平台来说，分润比例会有一定的下降，但是由于不用承担坏账，助贷平台最终的收入不一定会下降。 前述头部银行高管向零壹财经详细介绍了这一计算过程： 该模式的合作方式是：助贷平台负责导流加第一道风控，平台将客户推给银行之后，银行独立做是否授信、授信额度多少的决策，贷款发放之后，助贷平台帮助银行做催收。如果催回，助贷平台可以提成15%，这在最终会增加助贷平台大约1%的收入。 因此，以贷款利率为18%为例来计算，在“轻资本模式”下，助贷平台的收入为：18%（贷款利率）*35%+1%（出现坏账后帮助催回后的提成）=7.3% 而在兜底模式下，银行提供成本价，成本价以上的为助贷平台所得。银行的资金成本一般为7%—9%，在这种模式下，放款超过成本的部分为助贷平台的收入，即9%—11%，但是这个数字还要减去坏账。 所以，对较大的平台来说，“轻资本模式”与兜底模式相比，利润可能会有一定的下降，但是下降得可能并不多。而通过将规模做大，这些平台可以获得比原来更多的利润。 但是对于较小的平台来说，情况就不完全相同了。前述头部银行高管告诉零壹财经，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助贷平台可以与金融机构分享贷款收益的最多30%—35%，规模较小的助贷平台分享比例仅约为20%。 在调研过程中，银行内部人士、第三方科技服务商、多家助贷平台都向零壹财经反馈，今年确实感觉“轻资本模式”的业务在增加。360金融也在给零壹财经的回复中表示：“目前来看，行业整体都在向轻资本模式转移，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 突破规模“天花板” 零壹财经目前追溯到的“轻资本模式”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在2016年，但是根据目前获取的信息，它的蓬勃发展应该是从2018年开始的。 蚂蚁金服的案例解释了这种模式在当时快速发展的原因，那就是——为了突破资本金限制，在合规的前提下将业务规模做大。 2018年3月21日，在“2018消费金融行业新趋势”沙龙上，蚂蚁微贷业务负责人透露，蚂蚁金服已经在积极探索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并严格做好风险评估。关于未来与机构的合作方式，该负责人特意强调，将严格按照新规要求，由金融机构自主风控，蚂蚁金服也会做风险评估，但审批额度以机构终审结果为准，蚂蚁金服不会兜底。 这种模式的出现，是在监管压力下产生的。当时蚂蚁金服面临的困境是，如果不采用此模式，就无法合规地将业务规模做大。 上述沙龙举办的9天前，也就是2018年3月12日，据外电报道，蚂蚁金服的消费贷款发放总量已达到人民币6000亿元（约合950亿美元），这个体量是当时建设银行消费金融贷款规模的3.7倍。 以往，蚂蚁金服解决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旗下两家小贷公司的资产证券化融资。当时根据零壹智库数据统计，2017年蚂蚁金服共发行了2430亿元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但是，2017年12月1日，“141号文”规定：以信贷资产转让、资产证券化等名义融入的资金应与表内融资合并计算，融资总额与资本净额的比例按规定执行。 尽管当时蚂蚁金服已经将旗下两家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从38亿元大幅提升至120亿元，可是重庆银监局规定小贷公司杠杆率最高仅为2.3倍，有限的注册资本难以承载千亿级别的业务体量。 实际上，2018年1月初，路透社报道，央行多位官员已与蚂蚁金服会面，讨论蚂蚁金服消费金融业务高杠杆问题；在蚂蚁金服降低杠杆水平之前，央行可能会阻止蚂蚁金服发行新的消费贷款证券。 当时蚂蚁金服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一方面积极寻求拿更多的金融牌照，另一方面寻求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 在蚂蚁金服积极推进该业务的同时，当时的京东金融也快速反应。一位曾经参与京东金融“轻资本模式”合作的银行内部人士告诉零壹财经，2018年年中京东金融已经与10多家银行都开展了这一模式的合作。随后，京东金融的一个举动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在2018年9月17日，正式对外更名为“京东数科”。 更多超级平台涌现 在2018年，有更换“轻资本模式”需求的平台并不多，大多数平台都还没有遇到资本金约束。前述银行内部人士告诉零壹财经，当时只有蚂蚁、腾讯、京东旗下的助贷业务规模较大，其他平台规模都还很小。例如，就连百度旗下的“度小满金融”也是在2018年4月刚刚实现独立运营，业务规模也还不大。 在ATJ三家超级平台之外，其余的助贷机构不少都有“轻资本模式”的业务，但是规模都做不大。 一位上市公司前资金负责人向零壹财经详细解释了这种情形： 例如他所在的平台，客户体量不像ATJ三家都是“亿级”的，连“千万级”都够不上，客户质量又不及ATJ三家优质，如果不对资产进行兜底，金融机构无法信任其资产质量。之所以该平台和有的金融机构有“轻资本模式”的合作，是因为有的金融机构虽看不上其资产质量，但是认为该平台毕竟有一定的客户数，可以将这些客户当中较为优质的挖掘一下。 双方的合作方式是，该机构将客户做完初筛（也就是第一道风控）之后导流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独立做风控，“过件率非常低”，他透露，“举例来说，100个客户里面，能拿到贷款的只有几个，有时这个比例甚至低至1%。”要加大这种模式的规模，要么需要不断增加客户规模，要么需要增加分润比例，两种途径都非常难。因此，这种“轻资本模式”的业务体量非常小，无法成为该机构助贷的主流模式，主流模式还是需要“兜底”的助贷。 前两年，金融机构在零售金融资产上进行低成本独立风控的能力不足，也限制了这种业务模式的大幅增长。零壹财经获知，在前两年，也有机构在积极推广轻资本模式的业务，但是由于当时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没有独立风控能力，这一模式很难起量，所以没做起来。 但是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更多的平台开始加大“轻资本模式”的助贷业务量。 据零壹财经综合多位业内人士提供的信息（但未能取得这些平台的一一确认），目前做助贷“轻资本模式”较多的公司有：蚂蚁集团、微众银行、京东数科、度小满金融、美团金服、小米金融、携程金融、翼支付、360金融、乐信、趣店等。 综合零壹财经目前获取的信息，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更多互联网贷款超级平台在涌现。过去只有ATJ三家称得上是互联网贷款的超级平台，但是现在更多的公司在加入这一行列，他们同样遇到了业务规模的“天花板”，必须面对当年蚂蚁金服曾经遇到的问题。 比如，360金融就在给零壹财经的回复中表示：“兜底模式的情况下，虽然机构拿到的钱更多，但是承担的风险更大，损失就可能是更大。轻资本模式分到的钱可能是变少了，但是不用承担损失，不会倒亏钱。公司现阶段并不将利润作为唯一目标。我到底服务了多少人，用户是否有足够高的留存，跟我们走的很远，这决定了公司的价值。轻资本模式将有助于更好的服务更多的用户。” 乐信也在给零壹财经的回复中写道：“分润模式下，平台不受需要资本金约束，不需要兜底，业务规模不受杠杆限制，可以大展拳脚拓展业务量，对于乐信来说，虽牺牲了利润份额，但业务稳定性更强，而且可以通过业务规模化经营，弥补收益方面的损失。” 与此同时，客观环境也在促使这种模式发展壮大： 第一，今年5月发布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被认为监管的一只靴子已经落地。该办法已经明确了监管层的核心意见，那就是希望商业银行在发展此类业务的时候，核心风控一定掌握在银行自己手里。 第二，消费金融的发展阶段已经发生改变。行列秩是一家专注于消费金融资产定价的科技公司，与不少资金方和资产方都有合作。行列秩联合创始人常智超观察到：从2015年到2018年，消费金融经历了飞速的增长，当时在市场规模急剧扩张的情况下，互联网贷款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资金不足，也就是“资金荒”。那时，互联网贷款平台有求于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掌握话语权。 但是2018年到2019年间，消费金融增速放缓，市场情况发生了“反转”，“资金荒”变成了“资产荒”，手握优质资产的平台拿回了话语权。这些平台为了解决业务规模限制的问题，无法继续提供兜底模式的助贷，资金方为了获取优质资产，只能让步。 第三，经历了前两年的助贷，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大幅提升，现在不少金融机构拥有了独立风控能力，能够做这样的业务。经过前两年兜底模式下的合作，部分金融科技公司脱颖而出，其资产质量受到金融机构认可，有了能够开展“轻资本模式”业务的基础。 第四，经历这两年助贷的发展和行业内不断的讨论，不少金融机构认识到了助贷业务的弊端。一位城商行网络金融部负责人向零壹财经指出，对银行来说，助贷业务虽然在初期上量快，赚钱爽，但是从银行的长远发展来看并不健康。 他进一步解释，这是因为银行的资金也有“天花板”，因为银行经营有存贷比的约束。贷款规模达到一定比例之后，不能继续上升。要进一步提高贷款规模，银行必须增加存款规模。在银行的常规业务中，由于银行与客户直接接触，对客户贷款业务的经营能够增强客户和银行之间的粘性，反过来也会增加存款业务量，这样可以促使银行业务形成良性循环。 但是，助贷业务相当于银行“卖钱”，贷款放出去了，但是拿到贷款的客户只知道助贷平台，不知道背后的银行，这在未来并不能增加银行的存款量。因此，银行的这块业务不能长期良性增长。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况，如果有一天有助贷平台停止了与银行合作，巨量的业务立即停止，非常危险。此外，即使是在“兜底”模式下，助贷机构实际上也并不一定真能兜底。助贷机构实际上扎扎实实能兜的只有5%—10%的保证金，一旦坏账超出保证金，助贷机构可能跑路。 第五，轻资本模式下，虽然利润率有可能降低，但是金融科技公司做这种业务，在资本市场上的估值却更高。在资本市场上，科技公司是几十倍的PE，金融公司只有十几倍的PE，差距非常大。 进退的权衡 那么问题来了，“轻资本模式”是否会在今年快速发展，完全替代“兜底”模式？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头部助贷平台都在开展这一模式的业务，加上监管压力日益加大，更多的平台都在密切关注这一模式的发展，并开始考虑在未来切换这一模式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有些规模较小的平台认为此模式与自己无关，如果未来主要平台都完成切换，“兜底”模式被监管完全禁止并设置过渡期，这些平台将会措手不及。 但是，这一模式的发展速度现在还不会那么快，它与“兜底”模式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 这对资产方（助贷平台）和资金方（金融机构）都意味着新的考验。 资产方需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开展这一业务，因为这种模式下资产方在每笔业务中分得的收益可能会下降，如果规模上不去，对资产方来说就意味着业务的萎缩。 零壹财经与一位头部助贷平台内部人士沟通了解到，如果开展“轻资本模式”的业务，助贷平台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自己有多大的客户基础，除了自有客户之外，能否将产品输出到别的场景，引入外部客户——如果不能引入外部客户，这一模式的规模非常有限，可能支撑不了持续增长；第二，目前的客户已经用了多少，还有多少可供挖掘——因为这意味着切换“轻资本模式”之后的业务增长空间；第三，自身的筛选能力、催收能力如何——如果这些能力不足，会大大影响切换“轻资本模式”之后的收入水平。 已经开展这一模式的助贷平台，也并非是将所有业务都切换成了“轻资本模式”，未来也可能不会是全部都切换。乐信向零壹财经表示：“这一比例未来也会有所增加，但是并非完全替代。”据零壹财经了解，目前头部的助贷平台都拿到了金融牌照。一般来说，这些平台的资产有几个去向：与该平台相关的持牌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的联合贷款、兜底模式的助贷（包括加融担或保险的模式）、轻资本模式的助贷——也就是说，这些平台并非将所有的客户都导流给了金融机构。 从实际落地来看，并非所有的助贷平台都可以与金融机构合作这一模式，一般来说需要在前期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中有比较良好的数据表现、与金融机构建立了信任的平台才有机会开展这一业务。一位股份制银行内部人士告诉零壹财经，一般有实力的平台才可以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轻资本模式”的助贷。“实力”表现在，平台流量较大、在与金融机构之前的合作中风险表现良好并且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有较强的催收能力。 资金方则需要考虑自身独立风控能力的强弱。据零壹财经了解，目前参与这一模式较多的金融机构是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少数头部的有独立风控能力的城商行，比如南京银行，还有少数几家消费金融公司，比如马上消费金融和中原消费金融。一般来说，风控能力较弱的银行并不敢切换“轻资本模式”。 但是，也有较为头部的银行对此持保守态度。一家与互联网平台较早开展合作的银行内部人士向零壹财经表示，他所在的分行目前所有的助贷资产都需要兜底。今年，消费金融市场已经不在快速扩张的周期，再加上疫情的影响，行里对风险把握非常谨慎。一般来说，银行如果出现坏账，都会将责任追究到人，所以对风险比较保守。 该人士认同“轻资本模式”确实是个趋势，他表示：“银行现在都在加强风控能力的建设，就是为了将来能够自主把握风控，尽可能减少对助贷机构的依赖。但是，现在切换‘轻资本模式’，还不是时候。” 新博弈开局 随着“轻资本模式”的逐步切换，金融机构正在与具有科技属性的助贷平台展开一段新的关系。 有业内人士观察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助贷机构不怎么去拜访资金方了，而在2019年上半年，拜访资金方还是不少助贷平台的头号任务。 取而代之的是，有头部助贷平台内部人士告诉零壹财经，现在“轻资本模式”的需求大于供给——不少资金方希望接入这样的资产，但是助贷平台的资产却不够用。 新的关系还在摸索的进程中。 在“轻资本模式”的业务中，助贷平台如何将客户导流给金融机构？这是个关键问题。 根据零壹财经目前获得的信息，在这个问题上，助贷机构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把优质的客户全部导流给金融机构，助贷机构自己也面临如何赚钱的问题；如果不把优质客户导流给金融机构，又不利于与金融机构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 消息人士向零壹财经透露，360金融的“轻资本模式”的业务，是将贷款利率在24%以内、动资率低于50%（指的是在平台给予客户的贷款额度中，最终贷出的实际金额低于总额度50%）的客户导流给银行。但是，360金融向零壹财经否认了这一点。 有城商行人士则向零壹财经透露，目前“轻资本模式”的业务存在漏洞。该人士讲述了曾经测试这一模式时发现的问题： 他曾经让一位优质客户到测试平台上申请贷款，结果该平台反馈给银行的结果是“No”，即不建议向该客户发放贷款。过了一段时间，该客户收到了不少其他贷款平台的推销电话，而且销售员们对这位客户的信息了如指掌。 “这反映了，他们明知这是优质客户，但是却没有如实向银行反映这位客户的信用情况。这就是这种模式的漏洞——助贷机构未必会把最优质的客户导流给银行。”该人士指出，“这是我们专门测了才发现这个问题，很多金融机构可能根本不知道还存在这样的问题。” 优质客户，看上去正成为新竞争的焦点。
龙头券商合并刚降温，银行获批证券牌照猜想又起！这一条件是硬约束，体制、薪酬也是关键 罗克关 张婷婷 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回复监管问询之后，上周一度炒的沸沸扬扬的两大券商合并传闻就此暂告一段落。但另一个传闻仍然无解，就是国有大行会不会得到监管允许，由此而获得证券牌照？ 券商中国记者注意到，由于证券板块上周太过火热，“混业”传闻已然成为业内热门话题，相关猜想也已衍生出多种模式。 中信建投证券非银首席赵然认为，可选模式有三条，一是全能型银行模式，即商业银行直接开展参与券商业务，类似于德意志银行的架构；二是银行控股券商模式，要么依靠自身打造全新券商，类似于银行理财子公司，要么是参股或控股券商，实现业务协同；三是金融控股公司形式，该模式下控股的集团主体并非银行，而是涵盖银行、券商、保险、直投等多牌照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但这并非新的模式。 三大模式引发热议 记者了解到，这三种发展模式，基本涵盖了目前券商研报和受访券商人士的所有建议。 首先，所谓的全能银行模式，也即券商成为银行的一个部门或事业部。赵然认为，要在这个层面实现“混业”，目前依然存在法律障碍尚待突破。而从风险管控的角度来看，全能银行的模式易造成风险在集团内不同属性部门之间的传染，这个方案涉及政策监管框架、公司组织架构、公司风险控制体系等多方面的调整，实践难度大，可能性相对较低。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对记者称，从商业银行法的角度来看，这个模式面临的挑战在于商业银行法第三条。“这一条规定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而证券业务不在其中。当然这一条的第14款也规定，银行可以经营‘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但证券业务涉及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大格局，相信并不那么容易可以获得批准。”这位人士称。 证券业务回归银行体系，一方面实践难度颇大，另一方面，或许也不符合证券从业人士的期待。多家卖方研究机构都将银行获券商牌照解读为行业利好，全能型银行模式显然对现有证券行业格局有更大冲击。 其次，银行控股券商模式，也就是说商业银行作为母公司，旗下参股或者控股证券公司。这个思路实际上涵盖新设和通过资本运作参、控两个路径。部分券商人士认为，这条路径可稳步推进混业经营，是现阶段最实际、操作性最强的银行控股券商发展模式。 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向记者表示，新设券商模式短期来看难以对券商构成实质性冲击；长期来看，随着商业银行逐步健全混业经营的商业模式，将会对中小券商产生实质性冲击，但是这种形式打造航母级券商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并购重组模式较为容易，对于被并购券商是利好，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不会对现有行业格局形成大的冲击。 这种模式面临的挑战也很现实。因为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但有意思的是，尽管法条有明确禁止，但商业银行对获取券商牌照的渴望并未消弭。一位国有大行投行部负责人曾对记者表示，该行曾多次向监管部门游说申请获得券商牌照，但结果非常遗憾，因为不同的监管部门对此事态度并不一致。 业界和学界的探讨更是司空见惯。去年5月份，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李峰在《中国金融》上发表题为《应鼓励商业银行开展股权投资》的署名文章。在文末的政策建议中就明确提出，应该对部分大型重点商业银行适当给予混业牌照支持。李峰建议，监管部门可考虑在适当时机，以适当的方式给予部分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混业经营所需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方面的牌照准入支持。 最后，第三种模式就是金融控股平台模式。记者注意到，我国已经存在以光大集团、招商局集团和平安集团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平台，这些平台拥有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牌照，遵循央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定，子公司层面严格执行分业经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大涨的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即为此类券商。有业内人士认为，金控平台模式虽非新的发展模式，但是银行获得券商牌照或能进一步增强内部协同。 不过也有券商人士表示，这些都是基于简单逻辑的猜想，但实际推进中则复杂的多，比如券商的ROE明显低于银行，从市场化的角度，银行花大价钱买一个不如自身的资产，是否能实现业务协同的价值以及双方ROE的提升，都有待进一步评估。 市场化体制、薪酬问题待解 受访业内人士也表示，即便扫除了制度层面的硬性障碍，一些体制方面的软性障碍也会成为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实现混业经营后的具体管理中，还有更多细节需要打磨。 有业内人士指出，就好比现有的银行系券商——中银证券和国开证券，虽依托母行的强大资源，但是业务协同方面较为受限，资产规模和核心业务指标均排名行业20名前后。在向银行放开券商牌照后，在业务推动模式、协同模式、风险防控、监管模式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探索。 有熟悉银行业监管模式的券商人士向记者表示，“证券行业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行业，要处理好内部协同和市场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靠内部协同，即共享银行的客户资源、业务资源等；另一方面要在管理架构和薪酬方面与市场对标。” 其中，前一个问题可以通过行政性指令或者考核手段来绑定，比较容易解决；但激励机制则是一个难点。“说白了，薪酬太低，券商留不住人；薪酬给高了，母行的人也在盯着，人家会想，资源是我给的，活儿我也替你干，凭啥你收入就比我高？”上述券商人士表示。 此外，还涉及业务中的同业竞争关系，即资源分配问题，要看银行对发展券商业务下多大的决心。“比如债券和中票短融等业务，一般都是银行在做，如果成立了新券商，这些业务都可以划拨到券商吗？”该券商人士提及了一些现实操作中需要细化考虑的多重问题。 “整理来看，这个问题涉及到要处理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以及集团内部协同和外部市场化的问题，如果可以处理好，就能相得益彰；如果处理不好，未来也会出现一些阻碍发展的问题。”上述券商人士认为。
新能源车“换电”模式能否普及？ 对于不少犹豫着是否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车主而言，里程焦虑仍是大多数人心里最纠结的那道坎儿。相对于快充、慢充的补电模式，平均三分钟左右就能搞定的换电模式，无疑在时间上最接近加油。 但长期以来，换电也存在着电池产权归属不明晰、标准不统一、安全隐患等痛点，国内仅有北汽新能源、蔚来等几家车企尝试探索。随着今年4月出台的2020年新能源车补贴新政对换电模式明显倾斜，全国两会上换电站又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获得新基建“名分”，一度沉寂的换电模式似乎迎来了提速发展的新机遇。 出租车成换电试水先行军 近两年，不少北京市民发现，身边的新能源出租车越来越多了。在车上跟爱侃大山的司机师傅聊一聊，许多乘客发现，不少新能源出租车已采用换电模式，节省了大量补电时间。 赵振忠是一位纯电动出租车司机。几年前，响应首都保护蓝天号召，赵师傅将燃油车换成了纯电动车。“一开始我的车是充电的，一天可能要充两回电，快充也要俩小时，慢充要一晚上，时间成本太高。”后来，赵振忠将车换成了换电车型，“换电基本上三分钟就能完成，像加油一样方便省事儿，省出来的时间每天能多跑好几单活儿。” 出租车如何换电？在位于大兴区的一座换电站内，记者看到，换电站并不大，由几个集装箱搭建而成。出租车停到定点位置后，工作人员会在操作室里启动自动化换电设施，随后，出租车被缓缓顶起，底部的电池被机器人卸下，送往电池仓内进行充电，同时电池仓内充满电的电池会被调出安装至出租车底部。待换电完成后，工作人员再次手动检查电池是否安装到位，换电就完成了，整个过程大约3分钟。 如今，像这样的换电站在本市已有90余座。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作为换电模式推广主力军之一的北汽新能源已在北京、兰州、厦门等多个城市投入换电车型1.6万辆，今年计划再投入3万辆。同时，根据规划，到今年年底，北京纯电动出租车将达到2万辆，占比近三成。 “换电模式其实不新鲜，不过更多的是在对公领域尝试。”在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所长陈全世看来，目前换电模式在公交车、出租车、物流车等方面已形成一套商业模式。 私家车换电探索正起步 相比对公领域，私家车领域的换电探索正在起步。目前，造车新势力中的蔚来成为在私家车领域推广换电模式的“吃螃蟹者”。 “以前觉得新能源车主要靠充电，但是尝试了换电之后，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挺好，如果附近刚好有换电站，我还是挺愿意采用换电方式的，毕竟时间上更快。”王先生是一位蔚来车主，对于换电可能存在的电池产权不明晰和质量问题，他表示并不太担忧：“购买时和蔚来签了协议，蔚来保证电池在体系内循环流通，而且车主可以不断享受到最新升级的电池技术，这点是比较吸引我的。” 王先生的态度反映了不少蔚来车主的想法。根据蔚来提供的数据，目前，蔚来全系车型全部支持换电，截至6月18日，换电渗透率达49.5%。这意味着，近半数的蔚来车主会在日常使用中自由选择充电或换电模式对车辆进行补电。 不过，对私家车主来说，目前换电站还是太少了。“我家附近目前没有换电站，所以我更多时候是办事路过换电站时换电。”王先生说。记者从蔚来APP上看到，北京的换电站目前有11家，多位于四环或五环外地区，每家换电站配备4到5块电池，高峰时段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北汽新能源也将开始探索私家车换电。“换电模式推广的难点在于便捷性和经济性的平衡，因为大量布局换电站需要较大的前期投入。”在北汽蓝谷营销服务公司副总经理王春风看来，在试水出租车换电模式的过程中，北汽不断降低建站面积和成本，并逐步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盈利的换电商业模式。如今，北汽在优先布局的北京等城市已经逐步具备了在私家车领域推广换电模式的时机。 标准化难题困扰换电模式 今年，接连的政策利好让换电模式站上风口。4月，工信部等五部门发布2020年补贴新政中提出，补贴前售价超过30万元的车型不再享受补贴，但采用换电模式的车型不受此限制。此后5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换电站最终被写入修改后的政府工作报告，纳入新基建范围。 “对于一度饱受质疑的换电模式，政策上的认同是让探索者们最感到欣慰的。”北汽新能源党委副书记连庆峰感叹。 然而，换电模式是否真能走向大众，当下仍然存在着不少难点。陈全世分析，换电模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上是否划算。此前，主推换电模式的以色列Better Place公司就是由于运营投入和收益难以达到平衡，最终于2013年宣布破产清算。特斯拉也曾短暂试水换电，但终因换电价格昂贵、操作不便等原因，宣告放弃。 此外，各家车企掌握不同的电池技术，电池标准无法统一，资源难以共享也制约着换电模式走向大众化。尽管目前尝试入局的北汽、蔚来等车企均表示出了开放合作的意愿，但真正的实质性合作尚存难度，依靠单一车企想要布局密度足以媲美加油站的换电站，无疑难以实现。 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此次换电站被纳入新基建，将有力推动换电在出租车、网约车等对公领域的发展，但在私家车领域，充电仍是未来主要方向。
银行证券混业经营三大猜想 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回复监管问询之后，沸沸扬扬的两大券商合并传闻就此暂告一段落。但另一个传闻仍然无解，就是国有大行会不会得到监管允许，由此而获得券商牌照？ 记者注意到，由于证券板块上周大涨，混业传闻已成业内热门话题，相关猜想也已衍生出多种模式。 中信建投证券非银首席研究员赵然认为，混业可选模式有三：一是全能型银行模式，即商业银行直接开展券商业务，类似于德意志银行的架构；二是银行控股券商模式，即要么打造全新券商，要么参股或控股券商，实现业务协同；三是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该模式下控股的集团主体并非银行，而是涵盖银行、券商、保险、直投等多牌照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三大模式引发热议 记者了解到，这三种发展模式，基本涵盖了目前券商研报和受访券商人士的建议。 首先，所谓的全能型银行模式，也即券商成为银行的一个部门或事业部。赵然认为，要在这个层面实现混业，目前依然存在法律障碍。而从风险管控的角度来看，全能型银行模式易造成风险在集团内不同属性部门之间传染。这个方案还涉及政策监管框架、公司组织架构、公司风险控制体系等多方面的调整，实践难度大，可能性相对较低。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对记者称，从商业银行法的角度来看，这个模式面临的挑战在于商业银行法第三条。“这一条规定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而证券业务不在其中。当然这一条的第十四款也规定，银行可以经营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但证券业务涉及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大格局，相信并不那么容易可以获得批准。” 其次，银行控股券商模式，也就是说商业银行作为母公司，旗下参股或者控股证券公司。这个思路实际上涵盖新设和通过资本运作参、控两个路径。部分券商人士认为，这条路径可稳步推进混业经营，是现阶段最实际、操作性最强的混业发展模式。 新时代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向记者表示，商业银行新设券商模式短期来看难以对现有券商构成实质性冲击；长期来看，随着商业银行逐步健全混业经营的商业模式，会对中小券商产生实质性冲击，但是这种模式打造航母级券商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并购重组模式较为容易，对于被并购券商是利好。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不会对现有行业格局形成大的冲击。 这种模式面临的挑战也很现实。因为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尽管明确禁止，但商业银行对获取券商牌照的渴望并未消弭。某国有大行投行部负责人曾对记者表示，该行曾多次向监管部门游说申请获得券商牌照，但不同的监管部门对此事态度并不一致。 业界和学界的探讨更是司空见惯。去年5月，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李峰在《中国金融》发表题为《应鼓励商业银行开展股权投资》的署名文章。 明确提出，应该对部分大型重点商业银行适当给予混业牌照支持。李峰建议，监管部门可考虑在适当时机，以适当的方式给予部分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混业经营所需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方面的牌照准入支持。 第三种模式就是金融控股平台模式。记者注意到，我国已经存在以光大集团、招商局集团和平安集团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平台，这些平台拥有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牌照，遵循央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定，子公司层面严格执行分业经营。近日大涨的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即为此类券商。有业内人士认为，金控平台模式虽非新的发展模式，但是银行获得券商牌照或能进一步增强内部协同。 不过也有券商人士表示，这些都是基于简单逻辑的猜想，实际推进中则复杂得多，比如券商的净资产收益率明显低于银行，从市场化的角度，银行花大价钱买一个不如自身的资产，能否实现业务协同的价值以及双方净资产收益率的提升，都有待进一步评估。 市场化体制、薪酬问题待解 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也表示，即便扫除了制度层面的障碍，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未来也需要注意。实现混业经营后的具体管理中，还有更多细节需要打磨。 有熟悉银行业监管模式的券商人士向记者表示，“证券行业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行业，要处理好内部协同和市场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靠内部协同，即共享银行的客户资源、业务资源等；另一方面要在管理架构和薪酬方面与市场对标。” 其中，前一个问题可以通过行政性指令或者考核手段来绑定，但激励机制则是一个难点。“薪酬太低，券商留不住人；薪酬高了，母行的人也在盯着。”上述券商人士表示。此外，还涉及资源分配问题。“比如债券和中票短融等业务，银行有开展，如果成立了新券商，这些业务可以划拨到券商吗？” “总体来看，这涉及处理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以及集团内部协同和外部市场化的问题，如果可以处理好，就能相得益彰。”上述券商人士认为。
“2008年4月份的那个晚上，我和刘挺军总裁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把方案递到保监会。2009年11月9日，拿到保监会的批文。2011年，燕园选址确定。这是泰康之家养老事业的三个关键里程碑。”时至今日，当回忆起泰康之家的创办经历时，泰康健投副总裁兼泰康之家首席执行官邱建伟仍然能够清晰地想起这三件事。6月26日，是泰康保险集团旗下首家养老社区——泰康之家· 燕园开业运营五周年的时间。五年时间里，以燕园的开业为开端，泰康之家已经完成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19个城市的医养融合养老社区布局。泰康之家的几个关键节点泰康进入养老行业，源于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在一个婚礼上的感悟。在这个灵感下，泰康一步步探索出“医养融合”的养老模式，并且试图构建一个大健康产业生态体系。2008年1月，泰康在望京创办了第一个“泰康之家老年会所”，并且将“泰康之家”这个名字沿用至今。当时，这家老年会所主打的是居家服务、上门护理等轻资产的模式。然而，由于商业模式不成熟，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家泰康之家老年会所就关停。机构的关闭，也让集团高层试图找到可以借鉴的“养老样本”。目前，全球执行地比较好的养老模式主要有如下两种：以日本、欧洲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保险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保险模式。日本的方式，是由政府进行大投入，美国的养老模式则是以民营为主、自费比例高。2007年起，邱建伟和泰康保险集团的其他几位领导人，到日本、美国进行考察，看到美国大规模的CCRC（退休人员持续照料社区）持续照护模式。“我们特别兴奋地回国，认为找到了泰康想要给中国老年人带来的解决方案。”CCRC是一种什么模式？根据2019年的一份养老行业报告显示，在CCRC的模式下，服务商可以在同一社区中，针对老人不同生理年龄阶段及不同养老需求，为老人提供全龄化健康管理、护理和医疗服务等基本养老需求。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出租、销售或会员费等多种形式迅速回笼资金，以值得客户信赖的管理和服务品牌赢得市场并获得应有经营收益。2008年4月22日，邱建伟和现任泰康保险集团总裁、首席运营官兼泰康健投首席执行官刘挺军连夜给当时的保监会写了一份申请报告，申请投资筹办养老社区。但直到一年后的2009年11月9号，泰康才收到银保监的批复。邱建伟在采访中向雷锋网表示，当时，金融机构只能进行金融投资，不允许进入实体产业，泰康成为保险行业第一家投资试点养老社区的公司。然而，拿到批文只是第一步，在随后的两年，泰康又花了两年时间选址。邱建伟在北京跑了200多个地方，最后将地址定在昌平。他说到，选址的事情既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当时，不少地块都在较偏远的山区，虽然风景很好，但是有客户反馈太远。因此，在总结选址规律时，泰康之家总结出了三条：首先，“离城不离社会”，保持老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存在感。其次，交通便利，离原家庭住址一个小时的车程是比较合适的距离。最后，周边半小时车程里一定要有三甲医院。“养老社区能解决老人的院前急救与院后康复，但是遇到急危重症时必须要有绿色通道，能够在半个小时内送到三甲医院进行抢救。”从2011年12月拿地到2015年6月26日正式落成，泰康之家燕·园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在一系列有规律的探索下，截止到2020年6月12日，燕园的在住老人接近1500人。养老布局的理论化、体系化当然，在参考美、日等国的养老经验后，泰康对其进行了“本地化”的改造：第一、对建筑功能进行了改变。例如，美国不存在南向房、北向房的观念问题；第二，美国没有在养老机构里建立医院，泰康将“医养融合”的概念应用到了自己的养老社区中；第三，将养老与保险进行结合。泰康健投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市场官刘淑琴也补充说，泰康的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国外的优秀经验。“学什么？第一，商业模式；第二，养老设施；第三，老人的生活特点，医养如何结合。随后，泰康之家总结出老人的七大需求：社交、运动、美食、文化、健康、财务管理与心灵归属。从这些需求出发，泰康之家思考了社区的功能形态。目前，泰康之家拥有独立生活、协助生活、专业护理、记忆照护四种生活服务业态区。全国六大已开业社区共开设了约200门课程，拥有居民俱乐部近百个，其中燕园开设精品课程32门、居民俱乐部32个。与此同时，泰康健投助理总裁兼泰康之家首席运营官纪琼骁透露的一份数据显示，泰康已经完成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19个城市的“医养融合”养老社区布局，每个社区都配建了康复医院。泰康之家全国入住规模已近3500人。从燕园开始进行的养老“样板间”的复制，让泰康布局养老更加地理论化、体系化。据雷锋网了解，今年，泰康之家将推动全国的网络化布局，而这个布局的关键是如何通过连锁形式降低运营成本、如何通过产品迭代降低开发成本、如何通过人工智能等应用提供更高效的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全国网络化、连锁化过程中主要是以泰康投资的形式为主，北京与上海两地会率先进行网络化。在采访中，邱建伟也宣布，泰康进入养老全新时代，希望未来打造与居民共生、共建、共享的泰康养老社区，“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梦想。”养老“龙头”的科技赋能疫情，成为检验各个机构应急管理能力的一面镜子。根据加拿大健康护理统计局6月25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以老年人为主的加拿大长期护理机构人员在新冠疫情中的死亡率高达81%。然而，疫情出现至今，泰康之家全国六地养老社区近3500余位居民长辈无一例新冠肺炎感染。其中离不开泰康之家长久以来的科技布局。从几年前开始，泰康之家就在探索“互联网+医疗”，目前泰康之家所有的康复医院都在申请互联网医院牌照，粤园医院已先行落地。纪琼骁表示，在养康体系内，泰康之家希望形成“线上+线下”的互联网医疗体系，打造老年专科体系，尤其是在危重症会诊以及远程影像学诊断上，通过“互联网+”的模式进一步实现。目前，泰康之家的远程诊疗已经全部在社区内应用。除了尝试更方便的“互联网+”形式，泰康之家在自身的软硬件上也进行改造。其核心逻辑，就是要降低社区本身的运营成本，让更多人享受到高品质服务。在这次采访中，泰康之家的三位负责人，也多次谈到“成本”这一关键词。2019年9月，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发表文章《养老产业为何兴旺不起来?》，提到一组对北京市458家养老机构的更新数据：盈余占4.0%，基本持平占32.8%，稍有亏损占32.6%，严重亏损占30.7%。因此，泰康之家在软硬件层面都进行了调整。在硬件层面，进行空间优化、配置优化，发挥战略性集中采购的优势。纪琼骁说到，通过供应链的管理，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进行商品采购。“美国的大型养老社区，一个汉堡包在超市卖3.5美元，集中采购只有0.99美元。软件的进步是根植于经营经验，我们把经验、流程固化下来，做到系统里面去，通过这些来管控人力成本，提高我们的管理效率。”在软件层面，是利用IT技术来降成本。泰康之家通过自主研发的养老云平台，对老人进行看护。“最早的时候是人盯人，人力成本很高。现在，如果居民跌倒，可以通过可穿戴设备按下紧急呼叫按钮，自动上传系统平台，系统可以自动判断这个信息应该推给谁，管家、社工、护理人员或医生等，实时生成任务，相关人员前往现场应急处置。”另外，泰康之家还搭建了一个能源管理平台。按照国家规定，每2小时必须由两个工程师把全园区几百个电表、水表检查一遍、抄一遍。现在，泰康之家开发了一个能管平台，中控室能实时看到水电的消耗情况。除了控制成本，泰康之家应用IT技术的另一大逻辑在于，提升用户体验。在泰康之家的记忆照护区，设置了一些智能的机器猫和狗，这对于安抚处于狂躁期的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非常有用。对于有高跌倒风险的老人的夜间看护，泰康之家在床上铺有离床报警的垫子，只要老人离开床铺，垫子就会通过系统提示夜间值班人员，最大程度上降低风险。在可穿戴设备方面，纪琼骁坦言，目前，国内可穿戴设备都不符合泰康的应用要求。目前，泰康之家研制出了一个内置GPS的佩戴式卡片，任何时候都可以按卡上的按钮，大大降低了对时空的限制。纪琼骁也表示，目前卡片的制作成本较高，对信号也比较依赖，仍然会继续研发优化。“有这个需求的小型养老机构，没有研发实力，有研发实力的团队缺乏运用场景。只有IT与运营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生产出实际可用的可穿戴设备。目前，这种卡片已经在燕园试运行。”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泰康之家里的老年大学教室里，配有人脸识别设备，可以自动统计人数以及老人参加活动的过往数据。此外，人脸识别的技术也可以用来记录构建老人的人物画像，通过行为轨迹与人脸识别，统计出性格偏好、行动偏好，进而分析各个场景的应用率，提示哪些居民是不活跃的居民，对其进行特殊关怀。纪琼骁向雷锋网表示，“这一系列的技术应用，让我们还有进一步降低成本的空间，降下来的价格尽可能都让利给消费者。让大家考虑的不是住不住得起的问题，而是考虑什么时候搬进泰康之家的问题。”13年磨一剑2013年前后，养老产业正热之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在城市周边、山清水秀之地，大笔资金投入建成的养老机构。但与此同时，民营养老机构也面临入驻率较低、专业化服务水平低、运营风险较高导致盈利较难等问题。在邱建伟看来，“硬件容易抄袭，但背后的运营体系与居民的生态体系，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的。”邱建伟说到，泰康之家发展到今年已经是13个年头，十年磨一剑，这把宝剑已经磨出了锋利、磨出了光芒。但他也坦言，泰康之家一直还处在投入期， “但更为重要的是泰康作为一个保险行业的创新者，把保险+医养+支付的商业模式开创出来，引领行业的发展。”“泰康骨子里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保险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是一家以人的生命、价值观为导向的综合性金融健康服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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