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连续举办63年的广交会首次整体搬上“云端”，线上展会成为本届广交会的一大特色和亮点。这场备受瞩目的“云端盛会”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网上展示、洽谈对接，总共有50个展区，吸引了2.5万家企业、180万件出口商品、数十万全球采购商参加。中外客商足不出户即可下订单、做生意，可以说，防疫期间特殊的广交会向国际社会呈现了新技术、新产品，给中外企业带来了新平台、新商机，为全球贸易注入了新动能、新活力。 此前，商务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展会服务模式，培育展览业发展新动能有关工作的通知》便指出，要促进线上线下办展融合发展。大力推动传统展会项目数字化转型，整合现有展会资源，打造网络展会集群，探索线上线下同步互动、有机融合的办展新模式。与传统线下展会相比，线上展会不仅符合减少接触、避免人员聚集等防疫要求，还具有获客成本低、365天展示、高效、精准对接等明显优势，可以快速匹配买卖双方的需求。线上展会平台的展览展示、交流交易、直播互动、在线论坛、配套服务等功能更是为企业提供了产品可视化展示、信息交流、推广获客、询盘转化、签单收款、物流报关等一站式贸易服务，大大降低了展览方和参会方的线下办展场地、物料等成本。 从“面对面”到“屏对屏”，线上展会成为会展业创新的热点，展会经济的新时代也已到来。一方面，线上展会可以打破传统线下模式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展会经济实现更高效的联动并开拓更广阔的的发展空间。线上模式不需要线下场地、产品实物布展等实景的搭建，可以实现多个展会同时举办与切换，即使在休会期间，商家仍然可以在平台展示产品并与客户互动联络，实现随时随地的无缝对接。同时，线上展会的经贸辐射范围更广，不管是地域上的障碍，还是产品业态的多样，都可以体验无差别的对接和交流，不仅为因疫情受阻的海内外交流合作扫除障碍，也为将来服务“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和提升全球经贸频密往来提供了新的平台。 另一方面，与“新基建”相融合的线上展会，将会迸发出更多的科技火花，让展会经济走向“数字化”。云计算、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让会展更加便利、安全、可靠，全新的智慧会展模式将引领整个会展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变革，带动数字经济的跨产业融合升级。营销数字化、交易数字化、布展数字化等都一一实现，在助推会展经济业态转变的同时，也实现了各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流动模式的升级。“云展会”致力于打通无障碍交易链条的运作方式，将会催生更多的数字化技术解决交易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整个产业互联网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如展会与社交媒体的互融、远程验货与ARVR技术的运用、直播经济的广泛渗透等都会借助线上展会这一平台为各行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当然，线上模式为展会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潜力的同时，也会让它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比如知识产品的保护更具挑战性、电子商务与展会的区分和边界如何界定、数据和交易安全管理、对真伪产品辨别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等。线上展会不能一味的无限扩大和增加，线下展会也不能统统放弃，否则即使有影响力的大展会也可能慢慢失去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只有不断打通线上线下联动的瓶颈，存进线上线下展会的融合发展，展会经济才会更好的整合各方资源，激发出更持久的生命力。 展会经济，未来可期。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衰退、行业经营环境变化，这些都不能阻挡优秀企业前进的步伐。 2020年6月26日，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金租”）“5岁”了，尽管一度身处疫情中心，但随着积极复工复产，该公司交上了一份“开门红”的答卷。今年前4个月，湖北金租实现业务投放54亿元，在行业公布的一季度数据来看，在相似股东背景的43家金租公司中，公司投放、营收、利润稳居前十。 “新形势就是新挑战，孕育着新机遇。”湖北金租党委书记、董事长谌赞雄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公司5年来取得了明显成绩，但都已是“过去时”，面临新形势、新变化、新挑战，前进的脚步永远只有“进行时”。 做好疫情加试题 从整个行业来看，金融租赁公司虽然受到疫情以及内外部环境变化等不利影响，但在经营方面普遍展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以及应对各种困难挑战的能力。 从公司个体来看，湖北金租自3月底复工以来，目前已累计立项、审批和投放超过200个项目、金额超过400亿元，其中4月份、5月份累计投放达3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 ，业务经营进入“快车道”，最大限度克服了疫情对业务经营的影响。 谌赞雄介绍，今年1月初公司即擂响了一季度“开门红”工作战鼓，突发的疫情打乱了公司正常经营节奏，但公司及时调整、积极应对。“我们3天内在汉全员集结完毕，一方面下沉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做到应下尽下；另一方面公司发挥主业优势，第一时间建立防疫抗疫企业融资服务绿色通道，强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他说。 据了解，仅2月至3月份，湖北金租实现线上立项12户、完成线上审批项目6个、金额17亿元，为抗击疫情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5年的变与不变 通过近些年的发展，在谌赞雄看来，融资租赁行业经历了四种发展模式：以融资（回租）为主的1.0模式；融资+融物（直租、经营性租赁）的2.0模式；融资+融物+融智（围绕资产作好财务顾问、中介等服务）的3.0模式；融资+融物+融智+融通（以公司为核心的租赁资产交易模式）的4.0模式。 “以融通万物为终极目标的金融生态体系将成为行业发展的领跑者。”谌赞雄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应该有“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的决心和魄力。 可以看到，面对“变”这一常态，湖北金租围绕服务实体企业的各项租赁服务在有序地推进当中。 一是不变定位，作为一家在湖北的企业，湖北金租一直以深耕湖北、服务全国，通过融物实现融资、通过营运租赁资产进行风险管理的本质不变。二是不变发展态势，目前湖北金租资产总额突破300亿元，资产年均复合增长率60%；盈利能力持续增强，2019年进入行业前10；资产质量保持良好，各项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三是不变责任担当，以支持实体经济、展现国企担当为己任。数据显示，5年来，湖北金租累计支持实体经济超过600亿元，其中支持长江经济带区域占比超过70%，支持湖北区域占比33%。 新形势下再突围 当前，金融租赁行业加速进入专业化、差异化发展新时代，新的竞争格局正在形成，业务模式、合作模式更加多元，“租赁+”的商业模式将层出不穷。新形势下，湖北金租该如何破题，做好答卷？ “过去的一些好的经验和成功做法，我们将长期坚持和不断深化。”谌赞雄说，接下来仍将坚持稳健经营，全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产业链、融资链和创新链上找准定位，将稳中求进的总要求融入经营管理全过程。另外，以市场为中心，围绕客户需求发挥功能优势，做好资本、资产、资源、资金四篇大文章。据了解，该公司已将增资提上发展日程，首期将公司注册资本从30亿元增到60亿元，从顶层设计上增强发展能力，跨入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发扬优势更要以变局中开新局，而面向未来的创新能力正是谌赞雄最看重的，其中，“科技含量”是重中之重。湖北金租从2018年开始启动业务系统升级改造工作，经过近两年的持续优化，初步实现了租赁业务完整流程的线上化和业财一体化，具备了较强移动办公能力。今年以来，公司加快了经营管理线上化进程，不仅通过视频方式召开2019年度股东会、董事会等各种重要会议，而且通过线上与线下业务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业务全流程的闭环管理，累计审议通过项目金额107亿元，把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响成功转化为加快科技赋能的强大动力。 “租赁业务系统升级改造、业务流程线上化、办公移动化、云模式，这些只是公司走好创新发展的第一步。在下一个5年，公司将立足于场景化融入、敏捷化组织、协作化平台、生态化拓展和数字化发展，全面跨入新的发展阶段。”谌赞雄说，金融机构的比拼既有客户、资本、管理、文化这些传统内涵，更有科技运用的硬核力量。金融机构只有全面方位应用现代科技，才能做到始终先人一步。
编者按：企业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而当下，商业模式从未如此错综复杂，也从未如此孕育生机。新业务、新经济、新模式令人眼花缭乱，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家优秀的企业，必然是价值充盈的。她不仅要有一定的规模当量和盈利能力，还必须有着积极的价值观，能够改善人的生产生活环境，能够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能够扎根过去和现在，指向我们共同憧憬的未来。记录、探寻、发现，我们的每一次表扬和批评，都为抵达那个最具价值的核心。【价值分析】出栏量快速增长，营收持续攀升。2014~2019年，牧原股份的营收六年复合增速为46.5%，这主要源于其生猪销量的增加。2019年，其销售生猪1025.33万头，是六年前的7.8倍。业绩随猪价起伏不定。上市以来，牧原股份的扣非归母净利润年增速在-82.2%至1186.6%之间徘徊。今年一季度，其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41.89亿元，而去年同期亏损5.6亿元。自繁自养模式助力逆周期扩张，融资活动保驾护航。在2017~2018年的猪价下行区间，牧原股份的生猪销量复合增速达到了88%。近六年，其资本开支累计达313.4亿元。在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较小的2014~2018年，融资活动为大量的资本开支提供了资金保障。猪价景气年份毛利率排名靠前。在猪价上行区间，牧原股份销售了更多毛利率较高的仔猪。由于不用支付“公司+农户“模式下的委托养殖费用，并且在饲料、人工成本上占据优势，其生猪完全成本相对较低。固定资产折旧成本较高，多元化抗周期能力不足。在猪价大跌的2018年，牧原股份仍然需要计提12.18亿元的固定资产折旧。其当年销售毛利率、净利率分别仅为9.83%、3.94%，且无法利用盈利水平较好的养鸡等业务对冲风险。采用轮回二元育种体系，受非洲猪瘟冲击较小。受非瘟影响，部分三元育种体系的公司，被迫将三元商品猪转化为种猪。而牧原股份的二元猪具备肉、种兼用的特点，这使其既能保持生产节奏，又可以出售种猪获益。主要营运指标、偿债指标表现较好，研发投入数据一般。行业属性决定牧原股份的应收账款极少，存货主要为目前无跌价风险的生猪。因为去年业绩大增，其各项偿债指标改善明显。不过，其研发投入的绝对值及相对值均逊于同行。去年员工总数增加68%至5.03万人。上市以来，牧原股份的累计现金分红总额为31.14亿元。截至2019年末，其及控股股东依托养殖产业开展的“5+”扶贫模式，已带动13.98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逐步实现脱贫。综合各项指标，牧原股份的整体评分为4颗星。6月23日，据商务部监测，上周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猪肉批发价格为43.41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5.1%。这已是该数据的连续第四周上涨。在猪价的带动作用下，牧原股份的股价“水涨船高”。截至6月24日，其股价报收75.2元，最近一周累计涨幅达7.4%；TTM市盈率更是上升至26.1倍，分别是A股另外三大猪企——温氏股份、正邦科技、新希望的3.1倍、1.8倍、1.3倍。与此同时，牧原股份董事长、实控人秦英林的身家也得以暴增。截至6月27日，秦英林及其家族的身家为335亿美元，仅次于马化腾、黄峥和马云，在福布斯实时富豪榜中位列中国第4名、世界第29名。整整三年前，牧原股份的TTM市盈率仅为11.6倍，与其他同行不相上下。而2017年秦英林及其家族的身家也只有20亿美元，在福布斯当年的全球富豪榜中排名第1030位。同样都以生猪为主营业务，牧原的估值为何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出栏量应该是最直观的指标。2014年，牧原股份销售生猪185.9万头，仅为彼时行业老大温氏股份的15.3%。而在今年1~5月，其生猪销量为525.8万头，比温氏股份高出了30.9%。牧原股份的高成长性来自于哪里？又能否持续呢？近六年生猪销量复合增速41%与涵盖养鸡、饲料等业务的多元化养殖企业不同，牧原股份专注于养猪业务。2014年上市至今，销售生猪对其营收的贡献均超过97%。牧原股份近年业绩主要呈现两方面特征。第一是营收持续攀升，上市以来的最低年营收增速也能达到15.3%。2014~2019年，其营收由26.05亿元增长至202.21亿元，六年营收复合增速为46.5%。第二是利润的周期性。近六年，牧原股份的扣非归母净利润随着猪肉价格的变化而起伏不定。在2014年、2017年及2018年的猪肉价格下行区间，其扣非归母净利润增速分别为-82.2%、2.9%及-80.5%。但在猪价上行的2015年、2016年及2019年，牧原股份的扣非归母净利润增速分别为1062.4%、304.2%及1186.6%。而牧原股份能够在一众养猪企业中脱颖而出，主要依靠的就是其快于同行的产能扩张速度，以及在猪价景气年份相对较强的盈利能力。（牧原股份近年业绩 来源：公司公告、Choice） 首先看产能扩张情况。2019年，A股TOP4猪企——温氏股份、牧原股份、正邦科技、新希望的生猪销量分别为1851.66万头、1025.33万头、578.4万头、354.99万头，分别是2014年销量的1.5倍、5.5倍、4倍、6.2倍（新希望忽略统计口径变化）。近五年，温氏股份的生猪销量增速明显落后于其他同行。而经营模式的差异，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牧原股份、温氏股份的经营模式分别为自繁自养、“公司+农户”。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就是由公司自行承担或委托给农户承担生猪的育肥环节。正邦科技、新希望则具备这两类模式。西部证券称，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公司+农户”的轻资产模式，对资金要求低，容易快速扩张，风险防范能力一般。自繁自养的重资产模式，对资金要求高，较难扩张，风险防范能力较强。（A股TOP4猪企生猪销售情况 来源：公司公告）农户的存在，还给“公司+农户”模式增添了更多的变量。2016年末至2018年6月末，温氏股份养猪合作农户的数量由2.22万户下降至2.07万户。温氏股份在2019年初称，这主要源于环保和当地土地政策的因素影响，还有一部分规模较小的农户主动退出或单户合并。不过，2017~2018年的猪价下行区间，恰恰是其他头部猪企加码产能的关键阶段。牧原股份、正邦科技两年间的生猪销量复合增速分别为88%、56.4%。温氏股份的该指标为14.1%，从而错失了逆周期快速扩张的机会。（牧原股份近年资本开支 来源：iFinD）牧原股份通过利润再投资与融资，也为其自繁自养模式提供了资金保障。2014年~2019年，其资本开支（即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由7.35亿元暴增至131.21亿元，今年一季度更是达到78.05亿元。在此期间，牧原股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融资力度。2014年至今年一季度，其资本开支与筹资现金流净额的比值徘徊在0.6~2之间。主要依靠大手笔的融资，辅之以利润再投资，其重资产的扩张模式得到了输血。（牧原固定资产增速、生猪销量增速 来源：iFinD、公司公告）随着牧原股份持续加大资本开支，其固定资产从2010年末的3.17亿元大幅增加至2019年末的188.64亿元。而其生猪销量增速恰恰与固定资产增速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除了非洲猪瘟肆虐的2019年外，其固定资产增加后提升的产能，基本会在一年后体现在生猪销量上。猪价景气年份毛利率排名靠前牧原股份近年较好的业绩，也源于其在猪价景气年份保持较强的盈利能力。根据Choice数据库中22个省市生猪平均价估算，2015~2017年的22省市生猪年均价皆超过15元/公斤，在此期间牧原股份养猪业务的毛利率在A股TOP4猪企中领跑。2019年22省市生猪年均价约为21.29元/公斤，当年牧原股份养猪业务毛利率为37.05%，略低于新希望（38.53%）排名第二。牧原股份较高的毛利率，部分来自于其在猪价景气年份较高的仔猪销量占比。仔猪为出售给其他企业或养殖户进行育肥的小猪，其毛利率远高于商品肉猪。在猪价景气年份，仔猪有旺盛的市场需求。2015~2017年及2019年，牧原股份的仔猪销量占比在10.6%~26.8%之间，商品肉猪销量占比相应下降。而温氏只销售商品肉猪，正邦外销仔猪占比较小，仅新希望销售较高比例的仔猪。这部分解释了牧原为何毛利率高于同行。（A股TOP4猪企养猪业务毛利率 来源：Choice、公司公告）相对较低的生猪完全成本，则被多家券商视为牧原股份盈利能力较强的另一原因。牧原股份在今年3月称，其2019年生猪完全成本约为13.5~14元/公斤。据Choice、iFinD数据库，在温氏股份2019年年报发布后，有东方证券等6家券商估算了其当年的生猪完全成本，数值在14.6~15.5元/公斤之间。开源证券称，牧原股份的成本优势源自饲料、人工、自繁自养模式。其中，自繁自养模式，可以为其节省“公司+农户”模式下必须支付的委托养殖费用。与此同时，其也要承担重资产模式下更高的折旧、高养殖密度下更多的疫苗兽药投入。但在2018年猪价低迷时，牧原股份的盈利能力明显下滑。其当年的养猪业务毛利率为9.83%，低于新希望（16.23%）、温氏股份（12.32%）。由于2018年鸡价回暖，温氏股份当年合并养鸡等业务后的销售毛利率上升至16.85%，销售净利率为7.44%。而牧原股份当年的销售净利率仅为3.94%，这凸显了单一养殖业务公司在猪价下行区间中较弱的风险对冲能力。不过，受猪周期叠加非洲猪瘟影响，本轮的猪价上行尚未结束，目前牧原股份面临的利好仍多于利空。与“公司+农户”模式相比，牧原股份的自繁自养模式拥有较好的防疫条件。此外，其独有的轮回二元杂交技术也在这一时期显露出优势。轮回二元杂交，即用两个种群轮流作为父本杂交，杂交用的母本种群均用杂种母畜，每代产生的杂种除继续杂交外，其余杂种全部作商品。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技术为三元杂交，即用两个种群杂交，所生杂种母畜再与第三个种群杂交，所生二代杂种用作商品。（轮回二元杂交技术、三元杂交技术 来源：《家畜育种学》）平安证券认为，两种杂交技术均有优缺点。但非洲猪瘟造成三元杂交体系下祖代、父母代严重的产能去化，大多数采用三元杂交繁育体系的公司被迫在2019年下半年采取“三元肥转母”的方式补充产能。然而，三元杂交的商品代并不适宜作为种猪。牧原股份则在今年2月表示，轮回二元育种体系具备肉、种兼用的特点，可以直接留种作为种猪使用，在现在母猪极度缺乏的形式下，为其快速发展奠定种猪基础。其通过轮回二元母猪的留种既可以满足自身快速发展的种猪需求，又可以为市场提供优质种猪。（A股TOP4猪企生产性生物资产环比增速 来源：iFinD）生产性生物资产包含种猪、种禽、奶牛等，该会计科目近年的变化印证了牧原股份在种猪领域的优势。受非洲猪瘟影响，A股TOP4猪企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在2018年9月末出现环比下降或环比增幅放缓，在2019年3月末更是出现全部环比减少的情况。由于种猪存栏增加，2019年6月末及2019年9月末，牧原股份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环比增速分别上升至31.9%及60.5%，较温氏股份率先实现了复苏。同一时期，正邦科技、新希望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也在大幅增加。到了2019年末，牧原股份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环比增速为35.2%，仍处于较高的位置，已远落后于正邦科技、新希望。但在后者大幅增加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中，外购的种猪占有相对较高的比例。一组可供对比的数据为，截至2019年末，牧原股份、正邦科技养猪业务、新希望的外购生产性生物资产金额占当年生产性生物资产总增加金额的比重分别0.01%、53.8%、36.9%。而在2018年末，该指标分别为0.07%、4.4%、24.6%。2019年计提固定资产折旧16亿元由于采用自繁自养的模式，牧原股份对硬件设施的性能提升颇为看重。截至2019年末，其设计出的猪舍及相关养殖设备等共获得百余项各类型专利。此外，其还在生猪育种、饲料加工等方面进行了长期的研发投入。2019年，牧原股份的研发投入金额为1.12亿元，研发投入金额营收占比为0.6%；截至2019年末，研发人数为786人，占员工总数的比重为1.6%。尽管其当年的研发投入金额、研发人数分别同比增长22.3%、17.5%，但四项研发数据与同行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A股TOP4猪企研发投入情况 来源：iFinD）营运能力方面，由于国内企业生猪销售基本采用“钱货两清”模式，应收账款期末一般不存在余额。2018年末及2019年末，牧原股份的应收账款分别为0元及1571.97万元，坏账对资产质量的影响极小。2018年末及2019年末，牧原股份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2.4次及2次，在可比公司中处于较低水平。不过，同期牧原均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其消耗性生物资产占存货的比重分别为75.7%及71.4%。考虑到牧原股份的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为生猪，以目前的猪价判断，其存货并无太大风险。在重资产模式下，牧原股份资产中更需要关注的是非流动资产。2018年及2019年，其固定资产周转率分别为1.1次及1.2次，在同行中处于极低水平。截至2019年末，其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余额为274.63亿元，超越温氏股份在A股TOP4猪企中排名第一。2018年及2019年，牧原股份分别计提固定资产折旧12.18亿元及16.11亿元，分别占其当年净利润的230.7%及25.4%。由于固定资产折旧通常采用年限平均法，每年计提的折旧相对刚性。当猪价进入下行区间时，牧原的净利润将受到较大程度地侵蚀。（A股TOP4猪企营运指标 来源：iFinD）持续增加的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源于牧原股份上市六年来313.4亿元的资本开支。因此，其近六年的投资现金流净额均为负值。虽然牧原的近六年的经营现金流净额均为正值，但与投资现金流净额抵销后，其2014~2017年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并不多。在2018年猪价下行时，牧原股份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曾净减少17.76亿元。但在2019年至今年一季度的猪价上行区间内，其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了173.93亿元。此外，如前文所述，牧原股份的资本开支在2019年之前更多依靠的是融资活动。近六年，其筹资现金流净额累计为260.66亿元，除了部分来自于权益类融资外，其负债水平相应也有所升高。截至2019年末，其有息负债余额约为92.72亿元。但因为去年的业绩增势迅猛，牧原股份的资产负债率、有息负债率（同花顺口径）、流动比率均由2018年末的同行中较差水平改善为2019年末的较好水平。截至今年3月末，其资产负债率为42.3%，货币资金为204.1亿元，有息负债余额约为179.43亿元。（A股TOP4猪企偿债指标 来源：iFinD）社会责任方面，牧原股份近六年缴纳的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合计为5297.57万元。其累计纳税金额较低，主要是由于国家法律规定从事牲畜、家禽的饲养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2014~2019年，牧原股份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含税）为31.14亿元，年度现金分红总额占归母净利润的比重在18.4%~34.5%之间。截至2019年末，其员工总数为5.03万人，比2018年增加了2.03万人；其2019年度的员工平均薪酬约为7.91万元。截至2019年末，牧原股份及控股股东牧原集团依托养殖产业开展的“5+”扶贫模式，已推广至12省49县（区），带动13.98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逐步实现脱贫。牧原集团已出资近3亿元，资助贫困大学生1.72万名，奖励优秀农村教师6403人。社会责任报告显示，2016~2019年，牧原股份的公益捐赠总额为1.67亿元。今年1月底，其捐赠1亿元，用于支持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又是深圳！ 在全国楼市慢慢恢复正常时，深圳地产圈因为一份联合声明炸开了锅。 近日，深圳五大中介机构联合声明，坚决不接受任何“全民经纪人”等模式的分销项目合作或类似操作行为；打击公司经纪人个人以所谓“全民经纪人”营销模式的各种走私单行为等。公开抵制渐入热潮的“全民经纪人”模式。 “全民营销”的模式在行业多年，那么，遭遇公开抵制后的全民营销还能持续多久？ 深圳五大中介机构联合发出声明的矛头所指——“全民经纪人”营销模式（下文简称为“全民营销”）。据五大中介机构的解释，“全民经纪人”是指地产开发商/发展商/渠道商不论执业资质发动一切不特定个人充当其“房产经纪人”，为其提供客户信息，并在成交后付予个人一定报酬的营销模式。 在“全民营销”爆火之前，我国新房市场主要有两种营销渠道，一是自产自销的直销模式，营销主体是开发商；二是委托代理，营销主体是从事楼盘销售的营销代理中介机构。给予委托代理机构的佣金，即是渠道费。 新房市场的直销模式优点是开发商自控自营，掌握一手客源消息，进而掌控利润空间和价格幅度，但是劣势是直销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成本；委托代理销售的优点是精准营销，而弊端就是依赖渠道获取客源，并且渠道费侵蚀利润空间。 今年1月以来，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绝大多数城市售楼处暂停线下销售活动，全国商品房销售近乎停摆。面对突如其来的考验，根据CRIC监测，有超九成的百强房企设立了线上售楼处的渠道，仅2月份百强房企中就有40家在平台上推出了全民营销活动。 “一切都为了卖房子”的情况下而爆火的“全民营销”在这特殊时期瞬间风靡全国，众多房企逆市“突围”加速去库存。 01 开发商直销模式升级 今年疫情期间打得火热的“全民营销”模式，其实早已在业内施行多年。 2012年，绿城遭遇销售压力，宋卫平亲自挂帅上阵，提出“全民营销”这一在当时看来标新立异的销售模式。 彼时，宋卫平提出，改“坐销”为“行销”，一改往日客户找上门买房的模式，实施经纪人制度，提倡主动出击寻找潜在客户；二是借用社会上二手中介的经纪人，从中面试、挑选出两三百人的优秀人选，成为绿城的签约经纪人，帮绿城卖房子，大大拓展销售渠道；此外，向全社会成员完全开放其房源，任何人带来客户，都可以拿到佣金。为了鼓励大家卖房，绿城还大幅提高销售提成。 在全新的销售模式下，绿城在2012年上半年取得了约219.5亿元的销售金额，也是“全民营销”模式下第一个“吃螃蟹”的房企。 2013年，碧桂园集团内部明确提出“全民营销”概念，这一营销模式也为其业绩快速飙升提供了强大助力，其他房企纷纷仿效，至此“全民营销”模式发展得如火如荼。 2014年，碧桂园、万科、恒大等品牌房企陆续喊出“全民经纪人”的口号，“全民营销”迎来升级，鼓励所有人为开发商推荐客户。碧桂园“凤凰通”、万科“同享会”、恒大“恒房通”等房企自建平台相继诞生，当时概念炒得火热时，也曾引起中介机构不满，但由于房地产销售主要依赖线下，市场随后几年也发展得很好，热度慢慢变淡。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全国楼市停摆，行业数据跌入冰点。2月13日恒大通过旗下的恒房通平台，推出网上卖房，不仅给予购房优惠、允许无理由退房，更重要的一条就是兼职赚佣金。按照当时的规则，注册用户成功推荐朋友购买恒大的楼盘后，可获得10000元的推荐购房奖励和1%的佣金奖励。这犹如一把“火”，网上卖房的热情被点燃，开发商纷纷推广自家的线上营销平台，并号召全民加入经纪人的行列。 3月1日恒大召开网上销售业绩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在开启“全民营销”营销模式后的成绩单：2月份共实现网上认购总套数99141套，优惠后房屋总价值1026.7亿元。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今的“全民营销”模式无疑是开发商直销模式的最大升级，基于线上O2O平台的全民营销模式可直达客户，通过移动互联网端口的楼盘展示和活动策划与促销，大幅减少中间环节，能较迅速吸引客户，一定程度上缩减了营销成本。从目前运用的模式上来看，其特点主要是：佣金激励经纪人加入；跨界合作扩大客源渠道；线下活动承接导客、促成交。 02 诱发“走私单”现象， 动了谁的“蛋糕”？ “全民营销”模式实际上打破中介行业的规则与生态平衡，背后很容易诱发“走私单”现象，这也是五大中介机构联合抵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谓“走私单”，就是部分中介机构的员工利用所在中介机构的资源促成交易，最后跳过中介平台直接从开发商自建平台处获得收益。这么一来，付出了资源和精力中介机构最后变得一无所获。 就在此次声明前不久，浙江海宁某项目就因为售楼处被中介和购房者毁坏，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媒体报道称，当时中介人员带着客户前往现场，却发现开盘已经基本结束，现场销控表显示房源已基本售罄。随后，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跳单”的中介们和购房者返回此前排队的地方，砸了“售楼处”。 一直以来，中介机构赖以生存的核心资源就是买房人的大数据，通过将购房人引流到开发商，获取高额佣金提成。 虽然2012年至今，作为开发商直销模式升级的“全民营销”概念一直都存在，但在以往房地产销售主要依赖于线下，对中介的影响有限。 随着房地产市场逐渐趋冷，销售规模逐渐见顶，叠加疫情影响，无论是房企还是中介的日子都变得不好过，因此对于开放商来说，想通过全民营销降低渠道费，而中介则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佣金。矛盾由此产生。 03 “全民营销”能否打破 50%以上渠道占比 事实上，房企营销之路并不好走，房子越来越不好卖，近年来各大项目/企业对渠道的依赖也越来越严重，在这其中，2018年为主要分界点，在2018年之前渠道占比小于5%，2018年升到10-15%，2019年开始达到50%，这主要是由于2019年营销出现了压力非常大的情况，单盘产能从2016年10亿元降到今年5.9亿元，竞争不可避免，常规手段全面失效，卖房全依赖于渠道，甚至被渠道“绑架”。 在今年受疫情影响，线下售楼处几乎停摆的整体环境下，各大房企“被迫在线营业”，推出各种线上交易新模式。随着“网上买房”、“全民营销”的升级，线上交易已然成为一种受人欢迎的买房渠道。 在我们之前所做的“消费者购房渠道变化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种不同的买房渠道选项中有57.31%受访家庭选择了会通过“网上买房平台”买房，同时，68.43%受访家庭表示会参与项目/楼盘的全民营销活动，其中46.83%受访者表示会积极推广。 由此看来，如今与互联网捆绑的“全民营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对传统渠道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全民经纪人能够集聚人气、挖掘潜在需求，但其“低门槛、低成本”的模式，将楼市营销与一般商品营销等同化，忽视了房屋的特性和营销服务的专业性和系统性，在市场低迷期，对于库存偏大的城市而言，项目销售结果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降价幅度多少，而不是营销渠道的变化。 以“全民营销”为名，让个人经纪人飞中介机构的单，打破行业的规则与生态平衡，肯定是不可取的。同样，市场上也存在中介公司洗开发商客的情况，行业内互相洗客的情况屡禁不止，因此，以“全民营销”为名，搞一家独大的行业垄断或渠道“绑架”也并不可取。 “全民营销”本身虽然是行业趋势，但“全民”两字还是要有所规范。对于开发商而言，全民经纪人的专业能力难以把控，对项目的卖点不一定能够解释清楚，或者可能会错误引导购房者置业，导致后续购房纠纷发生。在推出“全民营销”模式的同时，应该设置规范条件，有一套完整的监督体系保障行业公平。 因此，我们的讨论焦点不在于是否做“全民营销”本身，而在于做得是否符合行业规范，双方在运作的时候能否遵守行业的基本规范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只有进一步规范运作，“全民营销”的模式才能更好的走下去，保证维护行业生态平衡，促进整个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6月22日，周黑鸭宣布正式开放单店特许经营，加盟硬性条件为拥有优质的铺面资源三年以上稳定租期、自有资金30万元以上。注意到，相比周黑鸭去年年底推出的“发展式城市特许模式”，单店特许经营门槛大大降低。仅初始资金一项，城市特许模式的加盟商门槛就在500万以上。此前，周黑鸭曾坚持直营17年，2019年营收、净利双降，再加上今年疫情的冲击，让周黑鸭加速打开了特许加盟的大门。开放单店特许经营 加盟门槛大大降低周黑鸭表示，此次放开的单店特许经营模式主要面向目前直营门店区域，将依托直营体系的管理和供应链，从选址评估、供应链物流、门店设计装修等多维度，周黑鸭均为加盟商提供支持及辅导，加盟门槛将大大降低。去年11月，周黑鸭启动特许经营，将商业模式升级为“直营+特许经营”。初期开放的“发展式城市特许模式”，除了要求加盟商拥有高于500万元初始资金外，对加盟商拥有的公共资源、社会资源也有要求。其签约的首批发展式城市特许模式”——广西铭和食品有限公司，是广西知名零售连锁企业南城百货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与国内知名大型购物中心、连锁商场，以及高铁站、机场等交通枢纽均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周黑鸭特许经营负责人谢军曾表示，特许经营必须是“四有新人”：具有优质的物业以及选址资源、具有连锁经营管理的成功经验和追求卓越的精神、具有当地社会资源、具有足够的资金条件。“今年上半年遭受超级黑天鹅新冠疫情影响，特许经营招商受到一定冲击。”周黑鸭对外透露，截止今年6月15日，已签约19位发展式特许合作伙伴，覆盖全国51个城市和地区。同时，2019年底周黑鸭门店已正式进驻全国各地高速公路服务区。2019年营收净利双降 疫情期间1000家门店暂停营业作为总部位于武汉的企业，周黑鸭这次在疫情中损失惨重。周黑鸭2月份发布的公告显示，全国共有约1000间门店暂时停业。而截至2019年末，周黑鸭在全国共拥有1255家自营店，被关门店的占比达到80%。华中地区也是周黑鸭的主要市场。2019年，华中地区收入约15.9亿元，占到总收入的60%左右。事实上，疫情之前，其营业收入已经连续两年下滑。2017年至2019年，周黑鸭营收分别为32.49亿元、32.12亿元、31.86亿元，同比增长15.35%、-1.15%、-0.79%。净利润方面，2017年其归母净利润为7.62亿元，同比增长6.43%，2018年归母净利润下滑29.09%至5.4亿元，2019年再次下滑24.56%，达到4.07亿元，相比2017年近乎腰斩。门店数量远低于绝味 直营模式受考验周黑鸭面临的困境，与其直营模式密切相关。作为中国第二大休闲卤制品，周黑鸭于2018年4月在港交所上市。不同于以加盟为主的煌上煌和绝味食品，周黑鸭此前一直坚持直营模式。其创始人周富裕回忆创业经历时曾提到，2006年时周黑鸭为了发展放开加盟店，但加盟店售卖假货的行为为品牌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至此周富裕决定收购所有加盟店，采用可控性更高的直营，这一改周黑鸭坚持了17年。直营让周黑鸭获得了远高于同行的毛利率。2019年，周黑鸭、绝味、煌上煌毛利率分别为56.54%、33.95%、37.59%，周黑鸭稳居第一。但其门店数量却远低于另外两家。以加盟模式为主的绝味食品、煌上煌分别拥有门店10954家、3600家，以直营模式为主的周黑鸭门店数量为1255家。仅2019年一年，绝味食品门店数量增加了1039家，同比增10.48%。绝味食品、周黑鸭、煌上煌2019年营收分别为51.72亿元、31.86亿元、21.2亿元，净利分别为8.01亿元、4.07亿元、2.2亿元。绝味食品凭借其规模优势再次登顶第一。不过，绝味食品同样面临着加盟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其数家门店销售的鸭脖屡次被检出大肠菌群和菌落总数超标等问题。2019年8月，周黑鸭迎来了新任CEO张宇晨，扭转周黑鸭下滑趋势成为张宇晨面临的最重要考验。张宇晨在去年年底表示，未来5年规划中，周黑鸭特许经营的门店将超过自营店。“周黑鸭目前在加快开店速度，以达到年度目标。”朱丹蓬对记者表示，但扩张的速度越快，周黑鸭面临的供应链考验越大，太快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6月12日，上海保险交易所专业健康险平台——中保科联子公司与上海曙光医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以保险要素市场为载体，与各家机构携手推动保险与医疗健康服务的资源整合，共同探索建设健康保险生态共同体，打造新型“保医通”合作模式，全面增强服务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能力，助力完善多层次社会医疗保障体系。 此次，上海保交所率先与沪上百年老院曙光医院携手，联合中国人寿、浦发银行等保险机构和银行机构，发挥各自在保险、医疗、健管、支付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在快速理赔、商保直赔、在线病例调阅、先诊疗后付费、互联网医院等方面加快推动落地。同时，积极研究传统医学赋能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的模式、路径和方法，为发挥中医在保险保障和健康管理中的作用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该合作模式从四个方面实现了互联互通： 一是生态互联互通。不同于传统的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1+1”的对接模式，搭建了“N+1+N”标准化保医跨行业全面链通生态平台。目前，保交所健康保险生态圈相关参与主体近100家。 二是系统互联互通。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打造高水准的系统对接平台，一次链接、一套接口、一次联调，即可实现与接入机构的系统全面链通。 三是数据互联互通。在消费者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探索保险保障数据、医疗就诊数据、健康管理数据的整合使用，支持保险机构产品研发、两核风控、理赔服务、健康管理等各领域、全场景、全链条的快速创新应用落地，支持医疗体制改革，推动分级诊疗，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四是服务互联互通。将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健康管理服务、保险公司的保险保障服务、银行等支付机构的结算服务全面联通，实现“保险-就医-理赔-健康管理”的无缝衔接。 通过四个互联互通，全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一是保险保障获得感有效提升。为消费者量身定做普惠型、差异化、针对性的保险产品，构建覆盖人群更多、保障范围更广、保障水平更高的保险保障综合体系。 二是就诊医疗便利度有效提升。依托互联网医院建设，为保险客户提供在线咨询、转诊、挂号、住院安排、第二诊疗意见及1小时送药等全流程医疗健康服务。同时，提供就诊实时商保结算、先诊疗后付费、无感理赔等金融服务，让人民群众就医结算更为便利。 三是理赔体验满意度有效提升。有效解决长期为老百姓诟病的“投保容易、理赔难”的问题，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实现理赔环节“最后一公里”的“一次不用跑”，将理赔周期从7至15天缩短到分钟级。 四是健康管理专业化有效提升。促进医生与保险消费者的全方位互动，引入中医健康管理理念和模式，为人民群众提供“防病—治病—康复—防病”的闭环全方位、专业化健康管理和服务。 作为行业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平台，上海保交所在中国银保监会的直接管理和指导下，充分发挥公开、公平、公正、规范运营的平台作用，链通医疗、健康、保险多方资源，特别是以曙光医院为代表的优质医疗资源，发挥其慢性病管理、中医健康管理等传统中医药特色医疗优势，整合推出“保医通”新型模式，打造全方位、全场景、全流程、现代化医疗保险服务生态圈。 据悉，后续，各方将在新型模式的基础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在上海及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构建更大范围、更深合作、更广服务的健康保险生态共同体。同时，前瞻布局“互联网医疗+商业保险”模式，以医疗、健康、保险线上化为核心，构建“互联网医疗+健康保障服务”生态闭环，实现医、保、药、患等各方互利共赢，让人民群众在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领域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
6月8日下午4:00，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处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已排起了长队，8辆出租车鱼贯驶入仅有一个停车位大小的集装箱似的换电站，平均每隔3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出租车在这里完成了换电；此时，处于北京CBD区域的另一处换电站却是完全不同的场景，近2个小时内，没有任何一辆新能源车行至此处换电。 接踵而至的车辆与无人问津的景象暴露了“换电模式”的两个侧面。2020年以来，“换电模式”频迎政策利好，不仅成为了新能源补贴新政大力支持的方向，还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新基建利好之下，发展已有10余年的换电模式能否站上“风口”？当前，换电模式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困局？带着一系列疑问，证券时报记者实地探访了位于北京的多个新能源汽车换电站，以期通过这一示范城市管窥“换电模式”的发展和推广状态。 “算好账” 才能突破盈利门槛 在见证了完整的换电过程后，记者搭乘了一辆车型为北汽新能源EU220的出租车，并与司机段师傅攀谈起来。已经开了7年出租车的他，去年年底才在公司的统一安排下把原有的燃油版出租车更换为新能源车型。 “与燃油车相比，电动车开起来更舒服一些。现在的车辆支持换电模式，基本上不用耗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充电，平均3分钟就能换一块电池。最重要的是，开电动车比燃油车成本低。”段师傅告诉记者，以他此前驾驶的现代伊兰特为例，平均每公里要花费0.7元，但开着电动车，如果用充电桩充电平均每公里的成本不到0.2元，采取换电模式相对贵一些，每公里约0.35元，但总体来讲，经济性是远超过燃油车的。 2019年7月，北京市为贯彻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发布了对出租汽车更新为纯电动汽车的资金奖励政策，按照补贴的技术要求，车辆续航原则上不低于300km，需具备充换电兼容技术，以快速更换电池为主，同时车辆技术必须与充换电站技术相匹配。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底，作为换电模式推广的主力军之一，北汽新能源在北京、厦门、兰州、广州等15座城市内投放的支持换电模式的车辆仅有1.6万辆，具体到北京，换电出租车的数量也不过几千辆。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在运营的出租车总量接近7万辆，与这一总量相比，目前支持换电模式的出租车占比仍然很低，而与之相匹配的换电站也未超过100座。 换电模式为何没有大规模推广？记者了解到，这其中涉及到诸多因素。早在2007年，以色列Better Place公司就曾尝试推广换电模式，但由于运营投入和收益难以达到平衡而难以为继，于2013年5月宣布破产清算。2013年，特斯拉也曾短暂试水换电模式，但终因换电价格昂贵、操作不便等原因宣告放弃。据了解，目前仍在坚持推广换电模式的企业仅有北汽新能源、蔚来汽车、力帆汽车等。其中，北汽新能源与奥动新能源共同出资成立了北京奥动，以进一步推广换电模式，其中北汽新能源负责提供支持换电模式的车型，已在换电领域探索近20年的奥动新能源则负责换电站的建设和运营。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所长陈全世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换电模式的推广并不存在明显瓶颈，归根结底还是要考虑经济上是否划算。只有把这本‘账’算清楚，才能跨过盈利门槛。” 北京奥动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覃思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投资建设一座换电站的成本大约在260万元（不算备用电池），如果单一换电站的负荷率能够达到50%，那么维持盈亏平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总体来看，建设换电站的投资回报是非常稳健的。由于受各地高频出行的运营车辆更新节拍的影响，换电车型上量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当下换电模式的电动车保有数量暂时仍然较少，像类似于北京这样大的一线重点城市换电站的平均负荷率大概在20%左右。 6月8日全天，记者分别走访了位于中关村(行情000931,诊股)南一条、东三环北路、西大望路、北京大红门西马场的几大换电站，调查范围覆盖了北京市从北到南的区域。通过实地探访，记者发现部分换电站连续几个小时内均没有车辆前来换电，明显处于非饱和运营状态。段师傅告诉记者，大部分时间段内，随机寻找换电站进行换电，基本上不需要排队。即便是需要排队，整个换电时常也不会太久。 覃思告诉记者，换电模式的推广是要靠“车站匹配”共同推进的，先建站是出于战略性考虑，只有把基础设施完善后，才能让用车者放心，保障出租车换电的便利性，进而促进城市公共交通的电动化和绿色发展。在他看来，换电模式在公共出行领域的推广，是具备深远的社会意义的，在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后续会不断有换电车辆入网，换电站的利用率也会随之提升，在精细化运营管理的基础上，换电站的盈利并不是难题。 从B端到C端 突破尚有难度 在走访了数个为出租车提供电池的换电站后，记者将目光转向了私家车层面。据了解，目前市场上，蔚来汽车的产品均是支持换电模式的。值得一提的是，蔚来汽车为购买ES8和ES6的首任车主，提供了终身免费换电服务。满足条件的蔚来车主，可自驾前往换电站进行换电，且终身不计次数。 打开蔚来汽车的官方APP，线上服务经理李先生告诉记者，目前蔚来汽车在北京建设(港股00925)了13座换电站，其中10座已投入运营，平均换电时常不超过3分钟。根据蔚来汽车APP的换电地图显示，大部分换电站均位于北京市三环以外的地段，记者随机前往了位于北五环附近酒仙桥电子城(行情600658,诊股)的一座换电站，系统显示彼时正有4位用户进行换电。记者来到现场后发现，这4位用户并非同时进行换电，而是要依次排队。 一位蔚来ES6的车主告诉证券时报记者：“蔚来给用户提供的服务，让换电模式不会产生额外费用，如果刚好行驶在换电站附近，会选择以换电模式补给电量，平均换电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当记者询问目前的换电站能否满足需求时，两位排队等候的车主均表示：“当然是多多益善，目前换电前还是要考虑到各个站点的电池数量的。”记者注意到，通常在蔚来的单一换电站中，存储的电池数量大约为5块，下午4点以后，不少站点可用电池已经为0。这意味着，按照目前的换电站布局以及电池供应情况，并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这也是换电模式在C端领域饱受争议的原因。 在政策频繁利好的情况下，换电模式能否借势新基建从B端市场进一步走向C端市场呢？全国乘用车市场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把换电模式作为新基建的组成部分后，行业会迎来更有利的发展条件，但向C端市场推广仍然是有难度的。在他看来，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充电模式的成本更低。同时，对于消费者来说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目前换电站的布局数量有限，私家车无法像有固定路线的公交车或出租车一样花费时间寻找换电站。因此，未来的大体方向仍然是以充电为主，换电为辅。 北汽新能源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连庆锋表示，目前在解决新能源汽车充电问题上，行业内已形成共识，即“慢充为主，快充为辅，鼓励换电”。此外，他还补充道：“让B端先行，做好经济、平衡的细分市场后，把换电站运营的通路铺开，铺到一定的密度以后，C端市场才有望实现更大面积的覆盖。” 此外，也有行业专家指出，推动电池的标准化也是一大难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顾问杜芳慈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从理论上来讲，换电模式便捷可行，但部分企业探索了10余年都没有走通这条路，归结原因，最大的困难点在于电池标准的不统一。 “想要建立统一的电池标准是存在困难的。以手机电池为例，发展多年也并未形成业内的统一标准。回归到汽车行业同样如此。因此，即便是政策大力推动换电模式，个人判断也只适用于在公共车辆上进行推广。”杜芳慈说。 对此，也有业内人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专家认为，目前换电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仍处于初期，讨论统一标准的建立为时尚早。在他看来，标准的建立是需要由市场来决定的，未来谁的电池性能好，可靠性强，在市场上占据的份额大，谁就有可能引领潮流，建立标准。“通过市场这双无形的手，未来电池的标准是会有一个大致方向的。”上述人士认为，这也为换电模式的深度推广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间。 实际上，为解决标准化问题，进而推动换电模式的发展，北汽新能源、宁德时代(行情300750,诊股)、SK、奔驰能源、奥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企业已建立了联盟组织，旨在推动整个换电行业的标准化进程。 政策红利下 换电模式更具想象空间 “过不了多久，北京市的出租车都会变成电动车。”载着记者行驶的路上，段师傅也略微表达了驾驶电动车的困扰，以前加一箱油可以跑700公里，但现在一块电池大概只支持200公里，平均每天都要换一至两次电池，有时候平台派单，如果车辆电量不足，他是不敢接单的。他告诉记者，虽然换电池很方便，但续航里程较低，仍然给他的日常工作带来了一些烦恼。 实际上，换电模式之所以受到了政策的大力扶持，不仅是因为它的便利性，还与它背后隐藏的巨大想象空间有关。 2019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其中便提到了发展车电分离消费模式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继续支持“充换电”设施建设。 今年4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其中重点鼓励了换电模式的发展。根据《通知》显示，2021年~2022年，在保持技术指标总体稳定的同时，要支持“车电分离”等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 5月2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两会“部长通道”答记者提问时也重点提及将继续加大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并鼓励各类充换电设施实现互联互通。两会闭幕后，在经过代表和委员的讨论审议后，换电站做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仔细研读近期密集出台的鼓励政策后会发现，换电模式的背后，是“车电分离”的商业模式探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兼技术部部长王耀认为，未来，可以由主机厂、电池企业和社会资本共同打造“电池银行”，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汽车时，只需要支付车辆本身的费用即可，车辆所搭载的电池可以向电池银行进行租赁，这样既为消费者解决了因电池衰减和后续升级所带来的困扰，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用户的购车和用车成本。 蔚来汽车销售经理李先生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目前电池的技术升级迭代速度很快，在车电分离的情况下，电池的续航进行升级后，只要车辆的设计与电池的结构相匹配，那么消费者的车辆可以顺势实现里程的提升。 而这种模式其实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段师傅和广大消费者面临的“里程焦虑”。同时，车电分离后，电池生产企业还可以围绕动力电池的全生命周期推进退役电池的梯次利用，开发退役电池整包利用的系统集成技术，进而推动电池的回收和储能。 西部证券(行情002673,诊股)电动智能汽车首席分析师王冠桥认为，对于整车企业而言，车电分离的模式有助于车企把原本销售车辆的“一锤子买卖”变成永续经营，进而成为公共事业型的公司。与传统的制造型企业相比，资本市场对于公共事业型、服务型企业的估值往往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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