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保监会昨日发布的2020年二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0万亿元，同比下降9.4%，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0.35%。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为0.83%，较上季度末下降0.15个百分点。 银保监会称，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基本稳定。截至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法人口径，下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124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4%，较一季度末增加0.03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风险抵补能力较为充足。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5.0万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2060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82.4%，较一季度末下降0.80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3.54%，较一季度末上升0.04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率方面，截至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含外国银行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47%，较一季度末下降0.41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61%，较一季度末下降0.34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4.21%，较一季度末下降0.31个百分点。 上半年，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保持稳健。截至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为142.46%，较一季度末下降9.08个百分点；流动性比例为58.19%，较一季度末下降0.38个百分点；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1.90%，较一季度末下降0.61个百分点；存贷款比例（人民币境内口径）为74.60%，较一季度末下降0.33个百分点。 银行业总资产平稳增长。截至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309.4万亿元，同比增长9.7%。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126.0万亿元，占比40.7%，资产总额同比增长10.1%；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55.7万亿元，占比18.0%，资产总额同比增长11.8%。 银行业持续加强金融服务。截至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40.7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7万亿元，较年初增速17.7%。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6.6万亿元，同比增长为2.7%。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上半年，我国实体经济遇到较大冲击，商业银行在加大信贷投放的同时，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减免收费以及延期还本付息等举措，积极主动向实体经济让利，推动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净利润同比下降不是商业银行自身经营能力恶化，而是商业银行大幅度向实体经济让利的结果，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勇于担当、共克时艰的体现。
8月6日，央行发布《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央行在报告的《包商银行风险处置回顾》专栏中指出，根据前期包商银行严重资不抵债的清产核资结果，包商银行将被提起破产申请，对原股东的股权和未予保障的债权进行依法清算。此外，有关部门正依法依规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以下为专栏全文： 2019年5月24日，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接管组全面行使包商银行的经营管理权，并委托建设银行托管包商银行的业务。一年多来，包商银行风险处置工作有序推进，即将收官。 一、稳妥做好债权保障工作 接管当日，包商银行的客户约473.16万户，其中，个人客户466.77万户、 企业及同业机构客户6.36万户。包商银行的客户数量众多，服务的企业与合作的同业交易对手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债务无法及时兑付，极易引发银行挤兑、金融市场波动等连锁反应。为最大程度保障广大储户债权人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经过深入研究论证，决定由存款保险基金和人民银行提供资金，先行对个人存款和绝大多数机构债权予以全额保障。同时， 为严肃市场纪律、逐步打破刚性兑付，兼顾市场主体的可承受性，对大额机构债权提供了平均90%的保障。总体来看，本次对个人和机构债权的保障程度是合适的，不仅高于2004年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时期的保障程度，与国际上同类型机构风险处置时的债权保障程度相比，也是比较高的水平。 二、全面开展清产核资 2019年6月，为摸清包商银行的“家底”，接管组以市场化方式聘请中介机构，逐笔核查包商银行的对公、同业业务，深入开展资产负债清查、账务清理、 价值重估和资本核实，全面掌握了包商银行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清产核资的结果，一方面印证了包商银行存在巨额的资不抵债缺口，接管时已出现严重的信用风险，若没有公共资金的介入，理论上一般债权人的受偿率将低于60%；另一方面，也为接管组后续推进包商银行改革重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推进包商银行改革重组 2019年10月，包商银行改革重组工作正式启动。为实现处置成本最小化， 接管组最初希望引入战略投资者，在政府部门不提供公共资金分担损失的前提下， 仅通过收购股权溢价款，抵补包商银行的资不抵债缺口。但由于包商银行的损失缺口巨大，在公共资金承担损失缺口之前，没有战略投资者愿意参与包商银行重组。为确保包商银行改革重组期间金融服务不中断，借鉴国外金融风险处置经验和做法，并根据国内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最终决定采取新设银行收购承接的方式推进改革重组。同时，为保障包商银行的流动性安全，接管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接受足额优质抵押品的前提下，向包商银行提供了235亿元额度的常备借贷便利流动性支持。 2020年1月，接管组按照市场化原则，委托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遴选出徽商银行作为包商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外四家分行的并购方，并确定了新设银行即蒙商银行股东的认购份额和入股价格。 2020年4月30日，蒙商银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同日，包商银行接管组发布《关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相关业务、资产及负债的公告》，包商银行将相关业务、资产及负债，分别转让至蒙商银行和徽商银行。存款保险基金根据《存款保险条例》第十八条，向蒙商银行、徽商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并分担原包商银行的资产减值损失，促成蒙商银行、徽商银行顺利收购承接相关业务并平稳运行。 四、下一步工作 根据前期包商银行严重资不抵债的清产核资结果，包商银行将被提起破产申请，对原股东的股权和未予保障的债权进行依法清算。此外，有关部门正依法依规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财政积极加金融让利！银行员工降薪30%说明什么？四大行连夜回应 昨天，财政部公布了上半年财政执行报告，指出今年最大的发力点，是实施了规模空前的2.5万亿元减税降费政策，上半年已经实际减税降费超1.5万亿元，有效对冲了疫情影响，另外，就是首次发行了一万亿的特别国债，以及规模空前的3.75万亿元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目前这笔钱已经完成了60%，下半年这些资金都将陆续投入使用，主要方向将用于稳定和扩大就业，脱贫，改善民生，继续落实减税降费，保证能源和粮食安全等等方面，简单来说就是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另外，财政部明确提出，将财政赤字率从2.8%提高至3.6%以上，赤字规模比2019年增加1万亿元，达到3.76万亿元，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 这其实释放了一个信号，今年下半年财政要敢负债，敢花钱，这也符合我们财政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财政多投入，就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需求，拉动更多的产业进步，对于基建，新基建都会构成利好。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上来看，消费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家消费，一个是居民消费，国家消费往往是带动投资，带动整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方式，这也是经济增长，最具确定性的一部分。当经济不好，消费信心不足的时候，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给市场带来更多的信心和机会。创造就业机会，就能增加收入，从而带动居民消费。避免陷入通缩陷阱。 一般来说，我们担心的是，国家消费多了，税收也就越重，所以会对个人消费造成挤压，但是今年增加了赤字率，也就是说钱不是收税收上来的，而是借的，不但不加税，还要给企业减税降费，所以这就相当于扩大了增量，而且就目前我国的赤字率来看，3.6%也并不算高，相比来说，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率可能会达到14%，所以我们显然还在合理的范畴之内，也还有潜力。其实财政赤字这种事，就跟信用卡一样，短期家里手头紧，透支一下度过困难，等资金充裕的时候再还，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别负债太多就好。 除了财政之外，我们也在压缩金融的利润，众所周知，上市公司中，一半的利润都让金融行业赚走了。2019年年报披露，36家上市银行，合计利润1.7万亿，占全部A股的40%，5家保险利润2723亿，占全部利润的6.55%，37家券商还占了2.5%，今年一季度国家GDP下降了6.8%，但是银行们的利润又增加了5.6%，所以这个问题太突出了，以至于在此之后，我们喊出了金融让利1.5万亿的目标，要限制金融利润，也就是说，金融全年一共赚了2万亿，今年要让出1.5万亿来，主要包括，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通过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 从5月以后其实我们一直在压缩银行的净息差，从而压缩银行的利润，目标是让企业融资成本下降0.5-1个百分点，降低融资成本，这就是宽信用的标志，在宽信用周期，实体企业得到好处，而银行的业绩将受到息差下降的影响。所以今年银行恐怕业绩不会很好。未来3个季度，银行业绩基本都将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昨天，有媒体就爆料，部分银行已经要求降薪30%，没有接到降薪通知的银行员工，也对今年的收入表示很悲观，认为降薪肯定也是大势所趋。据了解，银行员工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绩效+津贴+补贴，那么银行业绩下降，绩效自然会下降。收入肯定受到影响，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到底基本工资是否下降，如果基本工资也调降30%，那么后台员工将受到的影响更大。有些员工已经抱怨，这工作已经没法干了。不过四大行连夜回应！坚决不承认降薪 银行降薪这种事在历史上发生过，每次银行降薪，都是银行的困难时期，不良率往往会上升。主要就是因为宽信用导致，国家金融政策要求银行尽可能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更多的贷款给中小微企业，还得压降利率，于是这里面就会降低一些风控的门槛，资质审查，抵押等等就必须要放松，所以贷出去的钱，收不回来的可能性也就大增，不良率上升，再加上息差下降，这就大大影响了银行的业绩，那么银行们没办法违背政策，只能自己压缩运营成本，所以银行的员工，就成了被牺牲的对象，一到信用宽松周期，银行都会发生降薪裁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今银行机器的普及率也在提升，从前台到中台后台，将进一步压缩人员开支，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银行可能都不会太好。而银行股又在大盘中占据极大的比重，所以这也是我们相对来说更看好中小创的原因，政策方向就是压缩银行利润，保中小创发展，所以我们要学会顺应这种风格。未来银行肯定业绩不佳，除非整体大牛市，否则很难有什么出色的表现了。
今年以来，强监管和疫情影响下，城商行资产质量面临较大压力，预计不良贷款会加速暴露，风险水平仍处于上升通道，城商行盈利水平还将进一步承压。 日前，内蒙古地区公布了今年上半年辖内城商行经营情况。记者统计，上半年该地区4家城商行累计亏损182.56亿元。 4家城商行上半年累计亏损超180亿 内蒙古地区共4家城商行，分别是内蒙古银行、包商银行、鄂尔多斯银行、乌海银行，数据显示，上半年4家银行亏损182.56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鄂尔多斯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3.57亿元，同比减少35.44%；净利润为2.83亿元，同比下降34.03%；拨备覆盖率为84.24%，2018年底为111.58%，远低于120%-150%的监管要求；资本充足率下滑至10.01%，而监管部门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当不低于10.5%。 另一则数据显示，乌海银行2019年营业收入3.12亿元，实现净利润0.038亿元。而2018年，乌海银行营业收入达到13.45亿元，净利润7.97亿元。 有分析人士称，内蒙古地区多家城商行治理体系和内控体系有待健全，风控审批制度有待完善，一定程度上令利润承压，而当前疫情更是加重了城商行的经营压力。 2019年5月24日，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日前，包商银行接管组组长周学东撰文称，“包商银行公司治理最突出特点是‘形似而神不至’。从表面上看，包商银行有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的‘三会一层’组织架构健全、职责明确，各项规章制度一应俱全。但实际上，包商银行有的只是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框架。‘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两大公司治理顽症同时出现，加之地方‘监管捕获’、贪腐渎职，导致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架构和机制基本失灵，给各类违法违规和舞弊行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宽松环境。” 近年，内蒙古银行先后有两任董事长被判刑。2017年，原董事长姚永平因“受贿、挪用公款、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410万元。2018年12月，内蒙古银行另一董事长杨成林因“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等，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今年7月8日，内蒙古纪委监委网站显示，针对信贷领域廉洁风险易发多发的情况，驻内蒙古银行纪检监察组向内蒙古银行提出6项建议，对全行信贷领域业务的合规性进行深入检查，对发现的业务违规问题分层分级进行问责，并落实整改。对违规违纪人员按照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进行问责处置，重点解决涉法涉诉业务、不良处置难题和历史遗留问题。 2019年10月，准格尔旗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鄂尔多斯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赵文魁以涉嫌受贿罪向准格尔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部分城商行风险持续暴露 “经过2012年-2016年的高速增长，受制于内外环境压力，城商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诸多风险隐患正逐步暴露，2018年之后，城商行的生存环境出现恶化的趋势。当前疫情下，经济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加剧城商行的经营下滑趋势。”一位银行分析人士称。 5月13日，银保监会发布2020年一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2020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61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986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1%，较上季末增加0.0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83.2%，较上季末下降2.88个百分点。具体到城商行，一季度末，不良贷款率为2.45%，较年初增加0.1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49.89%，较年初下降4.07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2.65%，较年初下降0.05个百分点。 7月16日，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副主任刘荣称，截至今年6月末，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4478亿元，较年初增加201亿元，增幅4.7%。不过，不良贷款率2.34%，较年初有所下降。 上述银行分析人士称，一般而言，银行的不良贷款与经济发展是不同步的，通常有半年的滞后期，预计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银行的不良率还会有所上升。 “尽管部分城商行风险形势较为严峻，但城商行总体风险可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看，银行资产质量波动是正常现象。”刘荣称，在做实银行风险资产方面，监管对城商行重点采取以下措施：真实反映不良，加大处置不良的力度，调整动态拨备的要求，多渠道补充资本，推动城商行改革重组。
在A股市场步入牛市行情之后，在银行股身上，却并未感受到牛市的感觉。假如投资者手持一定比重的银行股，那么在这一轮牛市行情中，显然也是属于明显踏空的群体。 银行股的持续走弱，不仅与政策因素有关，而且也与基本面变化预期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性。 其中，促使金融系统加速让利实体经济，对银行业来说，本身也是一种不少的压力。在今年比较特殊的环境下，银行让利实体经济的步伐，却骤然提速。纵观这些年来银行业的盈利能力，确实在绝大多数的行业中占据了不少的优势，在当下特殊的市场环境下，适度让利也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但对银行投资者来说，却显得不那么友好。 再者，未来上市银行的分红能力可能会有所下降，政策层面上似乎给了银行业降低分红的预期，对部分上市银行来说，这些年来最核心的竞争优势，莫过于持续稳健的分红能力，如今银行业持续现金分红的根基遭到了动摇，市场也会对银行股的长期投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 此外，面对突如其来的考验，银行业的不良率也会骤然增加。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银行业的经营状况似乎并未展现出较差的市场预期，甚至与一季度的经济基本面产生了一定的背离。但是，因不良率的提升本身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一季度的数据并不说明太多的问题，银行业的不良率可能会在今年三四季度有所体现，从近期银行股的二级市场表现来看，也已有提前反应利空预期的迹象。 近日，市场再度传出了银行业普遍降薪的消息，作为长期的金饭碗行业，银行业的薪酬与福利还是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一旦开启了降薪的通道，那么将会对整个行业带来不少的洗牌压力，并逐渐弱化银行业的金饭碗优势。 不过，从四大行的回应来看，目前并未有降薪的安排。但是，从市场的消息传闻来看，消息并不会空穴来风，当银行滋润日子逐渐离去之后，降薪可能会是部分银行的选择，但对部分平均薪酬持续高企的银行来说，未来员工的薪酬与福利仍然会与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相挂钩，对经营能力较弱，且缺乏竞争优势的银行来说，可能还是会存在着较大的降薪压力。但是，对部分银行来说，即使未来选择降薪的策略，也不会轻易降低基础薪酬，或通过增加考核压力，减少奖金发布等形式完成间接降薪的任务，对银行员工的薪酬影响也会显得相对有限。 在A股市场中，银行股一直扮演着稳定市场指数的护盘角色，历年来银行股在调控市场指数方面也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即使当前的A股市场已经步入了技术性牛市，但市场需要的却是慢牛行情，假如银行股也出现了大幅上涨的走势，那么市场指数早已涨至4000点之上了，这似乎并不符合慢牛的定位。从某种角度思考，在今年银行业加速让利，且银行股利空频繁出炉的背后，或通过压低银行股的估值水平来减慢市场加速上行的步伐，而现阶段的市场环境，恰恰是牛市运行时间越长，则越有利于注册制改革的推进，并更有利于发挥出资本市场助力实体经济的效果。 就目前而言，虽然今年以来有关银行的坏消息不少，市场也借势打压银行股，并导致银行股的估值水平再度创出了历史新低水平。但是，从长期的角度出发，作为百业之母的银行业，利空也只是短暂性的，只要中国经济逐渐回暖，且实体经济回升预期逐步明朗，那么银行业的让利压力也会明显降低。当影响到银行股的利空消息逐渐减少时，且不良风险逐渐暴露之后，市场也会对银行股的估值定位进行重新衡量。从长期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终究还是围绕着市场的核心价值上下波动，缺乏基本面支撑的高估值品种，最终还是会实现估值理性回归。但是，对估值产生错杀，且基本面被低估的企业，最终还是会实现估值的修复，真正有价值的股票始终还是会得到市场的重新认可。
8月9日，在“2020中国资管年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发表了《有序推进我国资管行业转型》的主题演讲。肖钢认为，将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到2021年底，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平衡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尊重市场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举措。 肖钢强调，银行理财转型必须实事求是，切忌操之过急。“当前资管新规正处在过渡期，新老产品并存，一方面存量资产的规模很大，处置困难，非标转标障碍比较多，回表承接也不现实。为了加速资管业务转型，不少银行用现金管理类产品替代原来的保本理财产品，又快速发展了结构性存款产品，近期银行又大量发行同业存单，这侧面反映了在银行存款增量减少的情况下，银行承担的信贷任务仍然在加重。” 银行理财转型要实事求是 这两年来，金融机构许多业务变化都和资管新规达标的要求密切相关。 比如银行理财产品的转型，主要依赖现金管理类的产品，是因为现金类管理产品可以比照货币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来进行会计核算，投资的范围比货币基金还要广，收益率也要更高一些。“所以作为资管转型过渡的一个重要产品，起到了对居民活期存款的替代作用，而且与银行的客户群体也高度重合，现金类管理产品的收益率和便利性比活期存款有更大的优势，但是这类产品是存在较高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肖钢称。 目前对于这一产品的性质和定位，仍存在分歧。“是把现金类的资管产品作为一种严格的流动性管理工具，还是作为一种融资工具？作为融资工具，它的投资范围很广，可以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但是投资范围很广意味着，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随时就来了。” 因此，肖钢认为，需要审慎地、深入地、全面地进行评估。监管规则的调整，需要从实际出发，平衡好风险防范和市场稳定的关系。 再比如，为了加快理财产品转型，银行加快发展结构性存款产品，它是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最好的替代产品。结构性产品应该挂钩衍生品，具有投资风险。为了向净值化资管产品转型，结构性存款一度出现发行井喷的态势。 “但实际上，相当多的是假结构性存款，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高息揽储。 ”肖钢称，"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到今年5月末已经达到11.84万亿元。监管部门出手整治假结构性存款，6月以后结构性存款出现量价齐跌，仅6月一个月就比5月份减少了1万多亿元。” 最近，商业银行的同业存单发行也呈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因为结构性存款被抑制，假结构性存款不让搞了，所以7月以来，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大量增加，目的还是为了弥补银行负债的缺口。”他称。 需要注意的是，在推进负债端转型的同时，银行的资产端压力在加大。银行上半年表内信贷增加了13万亿元，原有的一些产品资金需要新的资金来接续。肖钢表示，“有的银行为了夸大净值型理财产品的占比，采取了一些不合规的做法，一些新发产品净值曲线异常平滑，没有市场波动，有的甚至将高收益资产腾挪到已经出现亏损的资产中，以抹平两者之间的收益差距，实际上是变相实现了刚兑。” 今年的挑战还在于，银行新增信贷大量增加，同时还要弥补老产品到期的资金缺口。肖钢认为，理财产品的转型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现实，不可操之过急，并要真正实施一行一策，防止一刀切、齐步走。 资管机构发展要遵循信义义务 肖钢还强调，资管机构转型之后的发展，一定要按照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中信托关系的信义义务来执行。“如果再像原来那样搞通道业务，搞刚兑或保底，不仅是违规，在案件审理中如果败诉，还得要承担法律责任。”他称。 此前，为了进一步推进资管行业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民商事审判当中，按照资管产品的法律关系性质，对可能出现的法律盲区和争议点做出了法官裁量的指引。 肖钢称，比如明确不符合资管新规的征信文件，可被认定为刚性兑付；出具征信文件，如果不符合资管新规，被认定为保底或者是刚性兑付的条款，法律上是无效的；再比如对资管机构销售产品适当性的原则做了规定，明确卖方机构推荐销售的适当性义务。
疫情之下，今年上半年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出现下滑。 截至8月9日，记者根据Wind资讯统计，共104家中小银行公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财务数据，上半年104家中小银行实现净利润总计430.81亿元，而去年同期为452.49亿元，同比出现下降。 另外，与去年上半年对比，记者在这104家银行中发现，上半年超过60%的银行净利润出现了下滑，部分银行净利润降幅甚至超过50%。 与此同时，上半年仍有30多家中小银行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但增幅不大，基本上在个位数。 今年5月，央行研究局课题组发文称，面对疫情冲击与经济下行叠加的复杂局面，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随着实体经济困难向金融领域传导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以及一些政策因素的影响，银行后期不良贷款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明显加大，银行利润增速可能下滑，不排除年内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可能。 净利润下滑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1亿元，同比增长5%，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4.4个百分点。由于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不完全同步，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在资产质量承压情况下，净利润在今年二季度出现下滑。 截至目前，104家中小银行披露了2020年第二季度信息，上半年实现净利润总和为430.81亿元，较去年同期的452.49亿元出现下滑，同比少增4.8%。与去年同期相比，70家中小银行净利润下降，但仍有30多家中小银行净利润增长。 净利润同比降幅在50%以上的有辽阳银行、山西盂县农商行、河南新郑农商行、山东莱州农商行、贵州修文农商行等。 以辽阳银行为例，今年上半年该行实现净利润0.81亿元，去年同期该行实现净利润为6.91亿元。辽阳银行是一家地方性股份制银行，在原辽阳城市信用联社的基础上组建而成。2010年4月，经原银监会批准，更名为辽阳银行。 辽阳银行2019年年报显示，全年实现净利润11.07亿元，去年下半年仅实现净利润4.16亿元。今年以来，疫情对当地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产生较大影响，导致地方银行逾期贷款及关注类贷款规模上升，进一步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 有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当前阶段，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加上上半年银行按照监管要求对中小微企业投放了大量贷款，日后不良资产可能会逐渐暴露出来，进一步影响银行的利润。 多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 当前，由于无本续贷、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的实施，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可能被推迟，加之信用贷款增多，银行在疫后的金融风险将加大。待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到期后，一些贷款可能将变成实实在在的不良贷款，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将增大。 在上述104家中小银行中，有86家银行公布了上半年的资本充足率，其中有6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处于监管红线以下，分别是：贵州乌当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4.85%，山东阳谷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8.43%，贵阳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8.64%，山东荣成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9.36%，烟台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9.56%，辽阳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0.49%。目前，银保监会对商业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为：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7.5%。 就整体来看，中小银行资本不足问题较为普遍，中小银行由于盈利能力相对较差，通过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资本补充比较困难。 从外源融资来看，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资本补充的工具和渠道有较大不同，非上市银行补充资本渠道相对有限。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今年8月初表示，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途径，尤其是未上市的中小银行，有很大的限制。股东投资中小银行的意愿相对不足。首先，银行（尤其是国有属性的银行）在增资扩股时，入股价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否则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但当前上市银行的PB（市净率）普遍低于1，因此股东不愿意以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增资。其次，国有企业都有主责主业，金融属于非主业，目前国有企业进行非主业投资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和限制。再次，由于股比受到限制，商业银行的股东权利有限，既无法影响商业银行的投资决策，也不能推荐高管人员。 “另外，股东缺乏出资能力或符合要求的潜在股东较少。目前部分中小股东缺乏持续的出资能力，主要股东虽然愿意承担起增资责任，但是又面临股权比例限制。如果新进的股东比照发起股东的资质要求，短期内也比较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对象。例如，对于民营银行而言，股东必须是纯民营企业。但今年大部分民营企业普遍自身融资都比较困难，此时让民营企业出资数亿元投入一家银行，且5年内不得分红，不得获得任何形式的关联贷款，是比较困难的。”吴晓灵称。 一位银行人士表示，目前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根本困境在于，部分中小银行风险较高、经营压力较大、盈利能力较弱，而风险没有出清，机构投资者在短时间内并不看好。 有分析人士称，支持银行合理补充资本是理所应当的，但对于经营业绩比较差的银行，即使补充完资本，变成一家“好银行”也要走很长的路。银行应该关注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和经营水平，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战略，稳健可持续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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