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媒体报道，今日重要事件如下： 【发布会】 国家发改委6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 【产业】 中国—东盟媒体智库云论坛 【海外】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发表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证词。 日本央行公布货币政策决定。
历史在我们眼前巨浪起伏。 匆匆那年 如今，谈及银行转型，必谈数字化。 仿佛银行已成为时代的恐龙。 其实在不远的十年前，中国银行业的信息化水平在世界金融界、在国内各行各业堪称翘楚。 即使今天，仍有可圈可点之处。 至今很多大行老科技人提到那段时光，眼中依然闪耀光芒。 追溯这份荣光，还需上溯十年，那是世纪之交的千禧年。 千禧年的元旦，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周边交通中断。同样的沸腾也发生在深圳，一家名叫腾讯的小公司员工集体出门吃饭，结果被迎接千禧年的人潮堵在路上，动弹不得。 马化腾不在其中，那夜因“千年虫”，马作为唯一客服竟然成功安抚了OICQ所有用户。 元旦前夕，刘强东在北京九头鸟大酒店开年会，台下一桌十人，全公司两桌搞定。刘提出新年目标，明年聘个库管，搬到一个大点的写字间。1999年，他在刚开业的海龙大厦有个不到4平米的柜台，主营业务刻光盘，附赠傻瓜式多媒体系统。 同年杭州湖畔花园，马云对他的18罗汉说，我们要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然后说“现在你们每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 千禧年后的第一年，2001年百度推出服务用户的独立搜索引擎，腾讯QQ突破500万用户大关，两年后2003年阿里淘宝才诞生。日后的BAT并未意识到，彼时的用户，意味着来日的流量、场景和生态。 那一年，经过98年的财政注资、99年的不良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新一轮改革悄然拉开大幕。 有些伏笔埋了许多年。 千禧年前4个月，中国工商银行于1999年9月1日正式启动数据集中工程，命名为“9991工程”，开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大集中先河。 自190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中国银行前身）成立，在近百年的时间里，银行靠一把算盘一支笔、一本账簿一双手，记载了一代代的兴与衰，计算了一家家的盈与亏，清点了一笔笔的进与出。“点钞不用手、记账不用笔、利息自动算、传票自己走”成为一代代银行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1993年银行网点开始普遍使用单机记账。 1995年，部分银行开始尝试联行报单、银行汇票签发的微机处理，重要凭证也进入微机管理。随后，各家银行逐步实现会计电算化。2000年前后，随着省域数据集中、全国数据集中工程的推进，银行计算机运用由储蓄、会计等柜面业务和后台核算业务扩展到信贷统计、资金调拨、客户数据库、信贷台账，再发展到办公自动化、决策支持等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本地存款异地取、资金瞬间到账、跨国使用银行卡、本外币在账户间自由转换等不再是天方夜谭。 至此，中国银行业彻底从算盘时代走向了键盘时代。进入键盘时代后，第一个成效是数据，第一个痛点也是数据。 如果把银行过去的信息化、进行中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喻为一盘棋，“数据”始终是这盘棋的“势”所在。数据集中，不仅是为银行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更是为银行经营管理和各项业务创新发展提供了平台，从根本上推动了银行变革发展。 善弈者谋势。 工行先行后，农行、中行、建行的数据大集中也拉开帷幕。虽然资源禀赋不同、技术路线不同、个中心酸不同，但是毫无疑问，千禧年后那场中国金融业波澜壮阔的大集中，铸就了今日各行数字化转型的底气。 如今，再踏转型路，往事尽云烟。 往事并不如烟 前传 各行数据大集中前有一“前传”，名为核心系统。 银行“核心系统”并不为普通人所熟知。核心系统是商业银行管理客户信息、处理客户账户及核心总账、提供基础存贷款、支付服务的系统，如同人的心脏。 商业银行核心系统的建设发展，是我国整体经济金融环境变化、金融业改革发展以及信息技术进步革新，三者共同驱动的结果。 1995年到2000年，是我国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银行大发展之际。这些银行建立之初，各路人才聚集，不乏有着大型国有银行科技工作经验之士，他们有了从零起步、跨越发展的舞台，直接提出了建设综合业务系统的目标。 而对于大型国有银行，服务不能降级，人员需要培训，数据需要迁移，不能不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因此通过吸取了国外大型银行发展经验，更加细分了银行的应用系统，提出了核心银行系统的概念。 1986年，工行引进SAFEII系统，并以之为基础，构建了工行第一代核心银行系统，主要聚焦储蓄和对公业务。1997年，工行拉开第二代核心CB2000建设序幕，至2000年工行核心银行系统一期工程全面研发完成。 工行先行后，国内多家银行吹响了核心系统建设和大集中的号角。受限于当时计算机设备和网络传输的发展水平，大多以部分集中或省分行为主的省域集中尝试推进。1997年，中国农业银行启动第一代核心业务系统（ABIS）建设，经过两年多的鏖战，1999年3月，ABIS系统在宁夏投产成功后推广到农行全辖。2000年，中国银行实现五大区域系统集中，建设银行核心业务系统DCC上线。 纵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千禧年后十年，如同今日的数字化，核心系统建设与升级换代，是各家银行共同的追求。背后深层次的因素是，随着加入WTO的日益临近，中国银行业必须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构筑信息化为内涵的竞争力成为关键性的抉择。 核心系统与数据大集中很难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在核心系统建设同时，很多银行有识之士发现，仅仅是软件版本统一但不集中数据，对外难以提供跨地域的服务能力，对内则难以把控银行整体经营状况。 因此，唯有数据集中与核心系统一起扇动，才能为中国银行业插上翱翔九天的翅膀。 从集中，一路走来 1999年9月1日，工行启动 “9991工程”。 公开数据显示，这项工程最终把工行40多个中心、几万个机构合并到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建立起全行统一的电子化体系。到工程完成，两大数据中心承载了工行全国全部37家分行以及总行票据营业部和牡丹卡中心、408个地区行、27，630个营业网点核心业务的处理，存储、处理4.8亿个账户，1.2万台ATM、6万台POS，日均处理交易超过9，000万笔，年均300亿笔，高峰日交易量超过1.2亿笔，存储处理的账户网点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工行大集中成功并非一日之功。1994年，工行开发了全国电子汇兑系统；1999年，工行正式投产运行资金清算汇划系统，实现汇划与清算实时，开创了异地结算业务全新的处理模式。 工行大集中的另一成效是，以“9991工程”打下的牢固根基为依托，工行2014年率先成功完成了“两地三中心”工程。2018年，工行全面实现新一代主机双活2.0架构下同城切换。这一看似“技术”的成效，实际是“业务”成效，业务连续性既是银行科技的生命线，更已成为数字化时代银行风控的重要范畴。 2019年，工行发布ECOS工程。E是Enterprise-level，代表“企业级”。C是Customer-centred，代表“以客户为中心”。O是Open，代表“开放融合”。S是Smart，代表“智慧智能”。 从1998年开始，中国农业银行开始启动省域数据集中工程，将全行近200个中心的核心业务数据集中到了36个省域数据中心，实现了所辖全部有效网点的集中联网，统一了全行业务应用。 2006年底，农行将全行37家分行的数据集中到北京数据运行中心。2007年初，农行将数据运行由北京切换到上海。与此同时，农业银行实施经营转型和县域蓝海战略，开创新的市场空间。在此背景下，2008年底，农行做出了建设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建设的决定。2015年10月，历时六年，农行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Blue Ocean Engineering，BoEing)完成整个核心系统的切换和投产。 2020年，农业银行提出信息科技 “iABC”战略，代表“智慧（intelligent）的农业银行（ABC）、我（i）的农业银行（ABC）、融合（integrated）的农业银行（ABC）、科技助力（impetus）的农业银行（ABC）”。“iABC”战略将通过“七大技术、五大支柱、六大中台、两大保障”具体推进。 2011年10月中行IT蓝图完成全面推广，实现了经营模式和管理理念由“以账户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完成了境内全辖数据逻辑集中和应用版本高度统一，构建了安全可靠的“两地三中心”基础设施架构和7×24小时的运维体系。 2012至2018年，中行完成海外信息系统整合转型工程建设，在国内同业中率先构筑起7×24不间断、全球一体化运维的领先优势。 2018年，中行宣布数字化发展之路将围绕“1234”展开：以一个“数字化”为主轴，搭建企业级业务与服务两大架构，打造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三大平台，聚焦业务创新发展、业务科技融合、技术能力建设、科技体制机制转型四大领域。 2005年，历时三年的建行数据集中工程（DCC）宣告完成。建行DCC表明，建行的科技应用模式已经从过去的分散开发转变为集中管理模式。 2011年至2017年，建行举全行之力历时6年，完成了新一代项目建设。其突出价值在于，基于业务流程全行共享的理念，构建了覆盖全行，以产品、流程、数据、用户体验四大模型为核心的企业级业务架构。同时，承接企业级业务架构模型，坚持组件化、平台化、松耦合、面向服务的原则，构建应用、数据、技术、安全四大IT基础架构。 2018年，建行发布“TOP+”金融科技战略规划。T为科技驱动，以技术和数据为双要素双轮驱动。O是能力开放。P代表平台生态，+是培育鼓励创新和支持创新的文化。 备注：上述工农中建大集中成果与数据全部来自公开资料 最深的敬意 数据大集中，是整个中国银行业“十五”期间的重大事件。 至“十五”末，各银行基本都实现了“数据大集中”。集中后，工农中建四大行的客户数、账户数、日交易量位列银行业前列，当然在数据集中的同时，也集中了风险，这是后话了。 回望数据大集中，工程之外，有几个点依然值得今天的银行数字化追忆。 一是主动变革。近年来的数字化转型多多少少还有几分外部倒逼的味道。20年前的中国银行业大集中，却是一场技术、管理和经营三位一体的主动式变革。大集中的历史告诉我们，数字化转型要做到主动变革，关键是三不要：不要在墨守成规的文化理念上搞数字化；不要在固守传统的体制机制上搞数字化；不要在封闭的技术体系上搞数字化。 二是技术路线。无论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技术路线是决定IT建设方向的大问题。技术路线选择外部受制于当时的技术发展趋势、外部技术产品服务供给，内部要符合自身实际、投入预算和队伍能力。同时，制定一个正确的技术路线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长达数年的工程建设中一以贯之、久久为功。今天的银行数字化转型也面临过公有云、私有云的困惑，还将啃下自主可控的硬骨头，在这些抉择中，技术路线的选择更显珍贵。 三是队伍文化。科技和医学类似，本质上是实践性学科。再牛的医学院毕业，没有经历足够数量的临床，成不了名医，真正的科技人才也一定是在实践中才得以成长。大集中培养了一批银行应用、系统、数据库等专业人士，这些人有些留在大行“传帮带”，有些走向其他银行和后来的互联网公司。从更宏大的格局看，大集中培育出的人才，是银行对后来中国数字经济的一份贡献。有队伍必有文化，攻坚协同的文化，科技以人为本的文化，依托数据经营管理的文化……全面萌芽于大集中。 毫不夸张的说，这场变革是中国金融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世界科技史上石破惊天的工程。 集中的过程中，凝聚了一代银行科技人的智慧、汗水和青春，他们攻克了诸多性能、网络、算法难关，填补了诸多计算机金融应用的空白。 他们和最初的“思想者”、“谋势者”以及决策者们，顺应了时代，也超越了时代，值得我们送上最深的敬意。 善弈者谋势 2017年前后开始，四大行纷纷将数字化定位为核心或首要战略，依旧善弈者谋势。 势之所向，其锋称王。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2021-2025）擘画蓝图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黑天鹅疫情，给银行业带来史无前例的困难和挑战。 本次疫情再次证明并凸显了金融科技的极端重要性，也对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内涵、带来了新启示。 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回味20年前的大集中，展望“十四五”的银行数字化发展，总有鉴往知来的感慨。 在“十四五”诸多影响因素中，笔者认为对银行数字化转型最大的两个宏观影响因素是： 一是我国大概率2022年前后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同时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Z世代”全面进入社会，老龄化现象愈加严重，由此带来银行客户结构、客户需求的全新变化。 二是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或将达到60万亿元，作为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之一的特征将愈加明显，由此带来的银行经营范式的全新变化。 谋篇布局之际，纵观各行战略，其实共性已显，不同的是资源摆布和轻重缓急而已。 在不确定性的时代，战略往往不是目标，而是选择。提炼各行未来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可以概括为“三化”、“三心”、“三新”。 “三化”的战略内涵 首先，通过数字化着力实现物理银行的“数字化孪生”。随后，基于智能化开展经营管理，低成本、实时性地洞察和服务于海量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同时通过开放化主动出击，紧密耦合场景生态伙伴，嵌入到客户的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中，更敏捷地捕捉需求、获取数据、鉴别风险、提供服务。 数字化、智能化、开放化实际上构成了未来银行的经营范式。数字化提供核心资产，使银行无缝感知、全面理解客户；智能化为生产动力，使银行洞悉需求、创造服务；开放化为组织形态，使银行具备无处不在的触角，随时、随地、随心而在。 “三心”的战略核心 普惠为初心。任凭时代变迁，国有银行服务实体的初心不变。长期以来，诸多因素导致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小微、低收入人群等，长期被排斥在正规融资体系之外。要将数字化作为破解普惠的关键一招，通过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充分释放大型银行的科技、信息与平台优势，助力解决普惠中的信息不对称、成本高、风险大等关键问题。 风控为核心。银行本质上“贩卖”的是风险。本次新冠疫情启示唯有借助金融科技手段，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多项技术，提升科技应用产品间的协同性，打造实时智能的“全面风险管理”，才能提升对“黑天鹅”、“灰犀牛”的企业级风险应对能力。 创新为恒心。在充满不确定性和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创新是基业长青的根本所在。对于商业银行，既要有用于解决特定问题的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要组合运用现有技术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特别是从把握金融跨时空转移的基本功能，着力为客户解决时间、空间、物质稀缺性问题，探索未来银行的无限可能。 “三新”战略支柱 新基建。一方面是柔性的新基建，包括各行投入大量资源的企业级架构、中台架构，为去全行系统性、普遍性问题提供高度共享复用的解决方案；大力发展开放银行，借助API、SDK等手段，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另一方面是硬核的新基建，包括构建以云计算、分布式计算为基础的新一代机房基础设施，以及推进国产化的“壮怀激烈”；实现IPV6规模部署，奠定万物互联时代的网络基础；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基础新技术平台，提供企业级新技术输出服务。 新体验。以客户为中心成为唯一的第一选择，纷纷致力于将传统商业银行的品牌美誉度和信用优势转化为极致客户体验。一方面围绕客户全旅程推动敏捷、快速、端到端的数字化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经营，有效盘活和深耕存量客户，实现对用户有目的的组织管理和针对性营销，增加用户粘性、贡献和忠诚度，并通过系统性获取用户反馈，沉淀出一整盘真正属于银行自己的数字资产，不断改进提升。 新赛道。顺应国家战略，把握技术发展趋势，洞悉经济金融环境，在一些新赛道开启新竞争。比如，此次疫情培养了企业线上业务办理习惯，需要以对私思路开启对公数字化新蓝海，突破银行账户属性，视企业为用户，全面运用金融科技的力量，对公司金融既有的底层架构、服务流程、产品体系进行深层次重塑和优化。再比如，这轮全民抗疫也是一场高强度、沉浸式用户习惯培养活动，是对5G时代、物联网时代社会经济生活新形态的集中酝酿。经此一“疫”，全社会步入深度在线模式。此次疫情加快了零售银行通过线上化渠道满足客户多样化金融需求的进程。随着5G高速传输、万物互联时代的来临，以及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零售金融既要在全面场景化过程中迈入实时、敏捷、智能的新境界，同时也驱动零售银行在线上渠道营销运营以及线上线下协同方面迈上新台阶。比如，把握国家发行数字货币的历史契机，挖掘更多的场景蓝海...... 胜天半子 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人类用了100年。从电气时代到信息时代，用了60年。最近，从3G到4G普及只用了4年。 佛利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说，技术平台每隔5至7年就要发生一次颠覆性改变，但很多人却需要用10至15年才能适应。 瞬息万变的变局，飞速传递的变量，裹挟前行的我们，共同构成当下的变局。 变局之下，宏观唯有接受，微观才能有所作为。 2019年，《BANK 4.0》红遍金融圈，封皮上赫然标识“金融常在，银行不在”。 的确，金融常在。那么银行呢？ 根植于近三十年的信息化成果，得益于二十年前的大集中，中国银行业在变局中始终默默努力。 但是长路漫漫，总有艰难困苦，才能玉汝于成。 比如，面对各类互联网公司不断蚕食银行业的传统市场空间，场景生态已成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题中必有之义，但是围绕场景如何进行研发、营销、管理、服务，如何变革组织架构、运营管理、风险管控等，已成为银行业当前最大的焦虑。 各大银行往往在场景建设上投入大量资源，但依托场景获得的用户流量，能否创造可持续的收益有待观察。同时，银行传统的客户维护以产品营销为出发点，对客户全旅程体验缺乏精细化深刻研究，导致在客户场景服务上缺乏整体把握，客户场景金融服务能否持续有待观察。此外，传统的体制机制依然惯性制约着新金融发展，传统商业银行始终面临着场景金融和传统金融的取舍难题。 在可预见的将来，银行仍将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供给者。因为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运转，往往是惯性存在。美英两国的金融体系长期以资本市场为主导，中国、日本、德国则长期以银行为主导。在某个国家，不同金融市场之间固然可以协调发展，但彻底转变金融体系的主导模式和惯性存在则难上加难。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银行仍将是中国金融供给的主体。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最终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当前，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于优化体制机制，优化体制机制的关键在于变革与改革的力量。 进化论中说，存活下来的不是最强大的生物，而是适应变化的生物。 的确，当前传统商业银行一些固有的产品和服务模式，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只有那些能够主动适应创新型经济发展要求的银行，能够快速转变经营模式、优化金融服务供给的银行，能够把握时代机遇和变局机遇的银行，才有可能在新的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
关键要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的本源，用改革的办法充分发挥好银行货币创造组织生产的功能，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01 引言 近期，现代货币理论在国内外引发了争论，不乏一些观点支持现代货币理论，并引申作为扩大财政赤字主张的理论支撑，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该理论似是而非的迷惑性。理论和观念的演变一直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货币关乎一国经济金融运行的命脉，任何有关货币理论的混淆都是十分危险的，需要辨明是非。孙国峰（2019a）曾从货币创造和运行的本质视角，分货币创造主体、创造层次、创造制度三个维度，全面批判了现代货币理论的逻辑缺陷。本文旨在深入剖析现代货币理论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存在的逻辑错误，并对其主要引申观点进行澄清。 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阐述现代货币理论要旨的文章（见比较第103辑《现代货币理论101》）。不仅混淆了财政货币之间的诸多概念关系，还无视了历史上对货币制度的漫长探索试错经验，存在两大逻辑错误：一是认为货币主权国不受财政硬约束，政府可以与银行共同作为货币创造的主体。这一论点没有看到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与生产活动脱节，不具备金融主导的货币创造组织生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功能，而且超出必要公共服务需要的财政扩张存在结构扭曲、通货膨胀、债务风险等社会福利损失。历史早已证明，财政主导的大幅货币扩张，要么最终引起通胀，比如一战期间的欧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近年来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胀等；要么最终引发货币危机或债务危机，并制约中长期经济增长，比如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这也是财政可持续性成为国际共识的重要原因（Chalk and Hemming，2000）。二是认为可以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合并，并声称区分了货币层级。这一论点不仅混淆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范畴，还混淆了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的概念。将中央银行从国家财政体系分离出来是经过长期试错和不断完善理论的结果，比如过去没有中央银行时期，政府容易滥用货币发行权力，填补税收和支出之间的缺口，即使早期的中央银行工作也主要是发行足够多的货币以满足政府开支，现代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是经济频繁受到通胀威胁后才逐渐明确的（Wood， 2005）。现代货币理论及其支持者在合并观点的论证中，虽承认银行信用货币和货币层级的存在，但却对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1960）区分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的假说“以讹传讹”，把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视为共同参与流通。 总体看，现代货币理论其实是一个七拼八凑的大杂烩，看似“富有创见”，实则在“开历史倒车”，其政策主张是试图“重蹈覆辙”。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一方面杂糅了长期以来各类具有迷惑性又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另一方面又频繁地进行概念混淆和断章取义，比如把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混为一谈，再如把凯恩斯支出形成储蓄的观点指代为财政支出形成私人储蓄，把拉沃（Lavoie，2013）的批判观点用于支持合并，认为我国过去发行的央行票据是为了对冲财政盈余等，需要仔细甄别。近期有一类现代货币理论的引申观点认为，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可以解决发达经济体当前面临的低通胀、资产泡沫和贫富分化等问题。但应该看到，当前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并不是简单靠增加消费就能够解决的，甚至政府过度参与直接资源配置还可能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 本文将逐一分析现代货币理论及其引申观点背后的逻辑错误。第二节聚焦财政约束问题，讨论财政为什么要预算硬约束，而银行却可以资产创造负债不受预算约束。第三节分析现代货币理论合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存在的逻辑混淆。第四节对主要引申观点进行澄清。 02 关于货币创造主体预算约束的讨论 （一）财政主导和金融主导的简单货币循环的比较 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把财政主导的简单货币循环作为其论述的起点，强调“税收驱动货币”。在该货币循环中，财政通过支出发行货币，而其他部门用获得的货币缴税，实现流通循环，中间没有银行部门（见图1）。这其实是过去发端于战争或殖民地的“古代”货币循环，比如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就是靠政府发行货币进行支付的；早期殖民地区缺少金银流通，于是政府就发行纸币替代，并承诺可以兑换等值金银和缴纳税务（Galbraith，2017）。但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有两个缺陷：一是主要用于消费，历次战争后都很容易发生严重的通胀，如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一套服装高达100万美元”，南北战争后物价上涨了90倍（Galbraith，2017），一战期间美国和英国物价涨了1倍、西欧物价涨了2倍（Fisher，1920）。二是与生产活动脱节，无法满足工业化大生产和创新活动的需要。一般而言，超过必要公共服务需要的政府赤字支出，往往用于社会福利、产业补贴或公共投资。过高的社会福利容易使民众更加依赖政府，陷入财政难以持续的“高福利陷阱”；而如果过度扩大政府赤字用于产业补贴和公共投资，也容易效率偏低，不利于激发市场微观主体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金融主导的银行货币创造过程可以深入组织生产活动，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也是银行货币创造的核心功能。根据贷款创造存款（Loan Creates Deposit，LCD）理论（孙国峰，1996，2001，2019b），银行存款货币都是银行通过贷款等资产扩张行为创造的，金融主导的简单货币循环中间也可以没有政府部门（见图2）。在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企业获得了银行创造的存款货币，然后从家庭购买闲置劳动用于组织生产；而家庭暂时让渡了劳务而持有货币，将来再购买企业生产的商品进行消费，货币转移回企业偿还贷款，实现银行存款货币的流通循环。在这个循环中，银行货币创造的核心功能是组织生产（孙国峰，2019b，2019c），因为如果企业不通过贷款获得货币，而直接以向家庭负债的方式，即向家庭支付私募债来购买劳动的话是很困难的，家庭不愿意接受企业的私募债，很可能导致家庭无法将闲置劳动投入生产活动。一个历史证据是，在17世纪以前，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国力大体相当，而英国却在18—19世纪率先实现工业化大生产，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与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后带动英国银行业快速发展，并充分发挥银行货币创造的组织生产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观察到银行在苏格兰商业和工业快速发展阶段起到的重大作用（Smith，2010）。可以说，银行货币创造较之现代货币理论提倡的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银行在发挥组织生产作用的过程中，每单位的货币创造理论上都能为社会生产出更高价值的商品，此时货币创造并不会带来通胀。 （二）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早已不合时宜 政府可以与银行共同作为货币创造的主体，本质上是现代货币理论关于货币主权国不受财政硬约束观点的衍生，早已不适合当前时代。货币创造主体与其他经济主体的预算约束存在本质差异。货币创造要能够灵活匹配实体经济的需求，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这要求货币创造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货币创造主体不能有预算硬约束，但也不能没有约束，避免过度创造。而其他经济主体则要有预算硬约束，确保货币秩序的稳定。从这个角度看，现代货币理论关于货币主权国不受财政硬约束的观点，本质上还是认为货币创造的主体应是政府而非银行。应当看到，若政府作为货币创造主体，即意味着财政不受预算硬约束，既不能深入前述组织生产的活动，还可能带来结构扭曲和债务风险，且对财政的通胀约束在操作层面亦不具备可信的安排，已明显不合时宜。 约束有力的财政预算制度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前提。财政扩大支出刺激总需求的理论框架源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在二战后的30年间频繁用于政策实践，但效果不稳定。大量证据表明，财政赤字的过度积累会影响市场的资源配置，对私人部门造成挤出，形成结构扭曲效应，压缩未来宏观政策的空间，甚至不可持续的政府债务还会制约未来的经济增长（Bénassy-Quéré et al．，2010）。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完全忽视政府债务问题，认为货币存量与GDP之比是没有意义的残差（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但随着政府债务的积累，货币危机或债务危机屡见不鲜（Heller，2005）。例如，委内瑞拉也是货币主权国，但长期高福利主义使其债台高筑，陷入了经济严重衰退和恶性通胀的困境，货币体系持续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因此，对财政施加预算约束和必要的债务管理是国际通行的财政准则（Kopits，2011）。即使在非常时期为应对危机而出台的财政刺激措施，也需要建立在确保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前提下，要求配套制定稳健的中期财政框架（Spilimbergo et al．，2010）。 还应当看到，现代货币理论虽强调财政扩张的通胀约束，但在操作层面上缺乏具体可信的安排。由于政府支出的不确定性，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很难及时响应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一方面，国防、自然灾害等意外开支，很容易引发货币供给波动；另一方面，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往往采用行政的方式，信息不充分，很容易出现货币供给过松过紧的情形，从而引发通胀。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经济运行往往具有较大的复杂性，这使得通胀风险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潜伏，直至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通胀预期逆转，以一种自我实现、不可控的形式暴露出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够得以控制。例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严重滞胀，就与20世纪60年代过度扩张的财政措施关系较大，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等政府计划大幅增加了政府支出和赤字（Bernanke，2013），而这些通胀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显露出来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在相当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得到缓和。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超级通胀也与扭曲的公共财政问题存在明显关联（Bénassy-Quéré et al．，2010）。特别要看到，一旦财政主导创造的货币和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若财政继续扩张，可能突破通胀约束，即使现代货币理论提出的最低工资、打破垄断等安排可以暂时性压制，但最终还是会引发通胀；而若财政受通胀约束无法继续扩张，又可能触发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 （三）金融主导的货币创造更科学可行 相较而言，金融主导的货币创造通过“公私合营”的制度安排，既深入组织生产活动兼顾了效率，又从公共利益出发对银行货币创造进行约束，更适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银行作为经营性企业，依据市场化原则配置信贷资源，其贷款创造货币的过程深入实体经济的组织生产活动，与实体经济需求更加贴合，且银行出于对风险的判断、风险承担偏好等自身风险管理的考量，也会对货币创造进行内部约束。中央银行从公共利益出发提供支持与约束，既要避免银行过度冒险创造过多的货币，导致通货膨胀，滋生金融风险隐患，也要确保银行货币创造能够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的货币创造制度安排，更多地发挥市场手段在货币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政府和市场主体彼此互动、激励约束相对平衡的现代银行信用货币体系。 中央银行在控制通胀方面专业性较强，将通胀约束细化为切实可行的约束，在保持通胀稳定方面更加可信。中央银行可以影响资本、流动性和利率这三大外部约束，对银行货币创造进行约束（见图3）。从资本约束看，银行在资产扩张的同时，会消耗一定比例的资本，一旦资本不足将直接制约银行货币创造的能力，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或者推动银行补充资本，影响资本约束。从流动性约束看，在法定准备金制度下，银行要按新创造的存款货币的一定比例将超额准备金转作法定准备金存放在中央银行，相应减少超额准备金（孙国峰，2017）。一旦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低于银行合意的水平，那么银行就会停止发放贷款或资产扩张，这样中央银行就可以从源头上约束银行货币创造。从利率约束看，银行贷款创造存款，需要贷款需求的配合，而贷款需求除了受实体经济状况影响外，还会受到贷款利率的影响。 总体而言，考虑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通胀内在机制的复杂性，包括财政在内的其他经济主体都应受到预算硬约束，负债创造资产，不适合作为货币创造的主体，而只有银行才可以在货币创造中不受预算约束，资产创造负债。 03 合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观点的根本性错误 现代货币理论还有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坚持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合并视为货币发行的实体（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这一合并观点混淆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范畴，忘记了将中央银行从国家财政体系分离出来的历史教训，还混淆了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的概念。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分存在严重危害 历史上，中央银行设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减少财政政策对货币信用的无序透支。在过去没有中央银行的时期，政府会因战争或肆意挥霍频繁产生巨额的财政赤字，并通过货币发行的“铸币税”填补税收和支出之间的缺口，最终导致严重通胀和货币体系崩溃。比如，在中世纪，英、法等欧洲国家频繁通过货币贬值，从公众获取“铸币税”（Orrell and Chlupaty， 2016）；在18世纪初，法国政府通过皇家银行滥发纸币，最终引发了著名的密西西比泡沫；在明朝期间，我国发行的大明宝钞，最后也以通货膨胀、民怨沸腾告终。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英格兰银行成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货币发行权与王权分离，避免国王因自身开支而挪借铸币金银的风险（Wood，2005）。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中，表达过对银行被政府滥用、过度向政府贷款而引起灾难的担忧（Hamilton，1790）。德国中央银行的创建也很大程度上来自一战之后德国魏玛政府恶性通胀的教训（Bénassy-Quéré et al．，2010）。 现代货币理论关于央行为财政赤字融资的主张，其实是最早中央银行的失败尝试。英格兰银行最初的职责仅是根据黄金储备发行钞票，承诺了可以随时兑换黄金，并为战争等财政支出提供资金支持，中间频繁受战争等财政透支影响，暂停黄金兑换并引发通胀（Wood， 2005）。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数十年，美联储的首要职责仍是购买足量的国债，以保证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不高于2.5%，为政府预算提供资金（Mallaby，2016）。在反复付出严重通胀带来的教训后，最终才促成了对货币政策与通胀关系的深入反思，通胀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历史教训早已证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之间联系紧密，需要协调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合并资产负债表，而恰是由此，才需要将中央银行从财政体系分开，各司其职、各有侧重，由中央银行专门负责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 （二）合并观点的论证中混淆了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概念 对经济金融运行事实的概念混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现代货币理论虽然承认货币层级的存在，但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大量关于货币循环的分析都停留在基础货币层面，刻意淡化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的中枢作用。例如，他们在对美国的货币循环分析中，就把基础货币与银行创造中的存款货币混淆，认为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货币中既有银行货币也有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因此只要中央银行仍然间接为财政部提供资金创造基础货币，就可以将两者视为一体（见图4）。这一概念框架，实质源于区分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的假说，即认为央行和政府等公共部门创造的货币属于外生货币，与银行创造的内生货币共同参与流通。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假设实质是从银行部门和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合并抵消分析得到的，与现代货币理论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合并的分析逻辑类似，这其实是将货币创造主体和非货币创造主体错误并表的混淆结果。由于货币创造主体不受预算硬约束的本质特征，不宜与任何非货币创造主体并表处理。事实上，自格利和肖（1960）提出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的概念以来，一直备受争议（Harris，1981），但后来学者“以讹传讹”的引用，从而视之为理所当然，“贷款创造存款”理论早已坚决地否定了外生货币的存在（孙国峰，2019c）。 现实中，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债、MBS（抵押支持证券）等创造基础货币的对象是银行。在现代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银行从中央银行获得的基础货币形成超额准备金，通过贷款等资产扩张行为进行存款货币创造后，按新增存款货币的一定比例将超额准备金转为法定准备金。应当说，在实体经济流通的所有货币都是由银行创造的，不存在一部分是央行基础货币、一部分是银行货币的情形，而在体量上，银行存款货币大约是基础货币的5—10倍，不能简单混为一谈。 事实上的美国货币循环，如图5所示。预算硬约束要求财政账户必须先收后支，财政要通过税收或发行国债获得基础货币，必须先有银行创造的存款货币。财政看似从国内部门获得了基础货币，但中央银行并不直接认购国债，企业或家庭部门实际先支付的是存款货币，然后财政和银行之间再发生基础货币的转移，银行将等额的基础货币转移给财政账户。图5中灰框部分的货币循环是基础货币层面的循环，所有的基础货币只能由中央银行创造，而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之间只涉及基础货币的转移支取，并不创造基础货币。灰框外的货币循环是存款货币层面的货币循环，所有存款货币都是由银行创造的。现代货币理论在合并假说的论证中，错误地混淆了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其结论显然是经不起检验的。 04 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些引申观点本质上是倒退 现代货币理论的危险性主要体现在，一些观点将它引申为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依据。有一类观点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复苏曲折反复，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的资产泡沫和贫富分化挑战明显增多，是由于银行信用货币制度存在缺陷，要与现代货币理论提倡的财政主导货币创造寻求折中，发挥功能财政的作用。这类观点实质上是将银行货币创造的结构问题指代为整体问题，以局部来否定整体，从而开出“倒退”的药方。 应当说，货币体系演进到现代的银行信用货币体系，主要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中基本都没有发生过明显的通胀，出现金融危机的频率也较过去明显减少，这背后是经历了大量摸索试错并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结果。一方面，中央银行制度不断完善，形成“公私合营”的精妙架构，对银行信用货币创造形成支持和约束。英格兰银行历经两百多年的危机和通胀试错后，才不断完善中央银行的职能；而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中央银行，19世纪平均每隔20年就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银行倒闭，而20世纪的美联储也是不断在大萧条、滞胀等教训中持续反思改进，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才形成了如今的现代银行信用货币体系。另一方面，现代财政制度不断明晰财政和金融之间的边界。财政预算硬约束并不意味着没有赤字空间、不能发挥积极的财政功能，恰恰正是硬化财政预算约束，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防止财政赤字化，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增强各类经济主体的微观活力和竞争力，并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在现代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中央银行、银行和财政之间形成了一个稳定平衡的财政货币关系。 当前一些引申观点并未认识到银行货币创造的深层次机理。银行通过不同的资产扩张形式创造存款货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孙国峰，2019b）。银行货币创造有三种不同的资产扩张形式（见图6）：一是通过贷款创造，其中又可分为实体经济贷款和媒介资产交易贷款。对实体经济贷款而言，企业贷款创造货币后，可以发挥组织生产的作用，而家庭部门也可以在申请贷款后，将货币通过购买商品转移给企业用于组织生产。对媒介资产交易贷款而言，则容易引发资产泡沫和社会分层问题。二是通过购买第三方主体债权创造，包括国债、地方债、企业债、资产支持证券（ABS）和资产管理类金融产品（以下简称资管产品）等。其中，购买国债、地方债、企业债类似银行对这些主体的贷款融资，而购买资管产品其实是银行的影子，属于银行开展的“类贷款”业务。过去，银行为规避监管和信贷投向的相关限制，通过购买资管计划、信托收益权等将实质上的信贷资产隐匿为投资资产，并转记在表内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应收款类投资”等科目，同时负债方的存款货币也同步增加（孙国峰和贾君怡，2015），这个过程潜藏较大的风险，容易导致信用货币过度创造。三是通过直接购买商品或股权创造，比如银行混业经营持有子公司股权或通过增加对客户债务的方式直接透支购买商品，但银行不从事生产，购买了商品后只是消费，不会用于生产更多商品，而过度混业经营也可能脱实向虚，积聚金融风险。 由此可见，银行货币创造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银行货币创造的资产扩张方式。对此，关键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畅通经济金融循环，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发挥银行货币创造的组织生产作用。这些现代货币理论的引申观点试图通过政府多发货币、把私人部门的资源据为政府所有的方式，解决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低通胀，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倒退主张，是历史上曾经失败过的政策实践。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未来必然还会出现更多的风险和挑战。 06 小结 现代的银行信用货币制度是经过漫长的试错和争辩，才逐渐演变完善形成的，应当看到，现代货币理论主张的财政主导货币创造，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过程存在严重脱节，政府与银行共同作为货币创造主体、合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的观点更是存在严重逻辑错误，历史上早已付出过巨大的社会代价，若再次用于政策实践，其后果必然是重蹈覆辙。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是要靠组织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型创新，而这正是金融主导的银行货币创造的核心功能，关键要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的本源，用改革的办法充分发挥好银行货币创造组织生产的功能，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删节，本文原发于《比较》第105辑。
原标题：预计年内新增贷款授信30亿元 “银电携手”赋能中小微企业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14日对外发布，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分行、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江苏银行南京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利用电力数据助力中小微企业获取信贷支持。通过此次“银电携手”，预计南京本地超过3000户中小微企业将直接受益，新增贷款授信30亿元。 根据协议，银行和供电公司双方将依托自身技术和数据资源优势，在符合政策要求和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基于用电企业的电力相关信息，由供电公司向银行提供相关数据信息服务，支持金融信用评价及风险防控，帮助诚信用电企业获得便利性融资服务。依据协议，银行向优质中小微企业提供授信，并给予贷款利率优惠，即贷款利率在银行授权范围内按最优标准执行。 江苏银行南京分行行长沈晓驰介绍，通过合作，进一步运用大数据手段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简化授信流程、优化金融服务，帮助诚信用电企业获得优惠利率的便利性融资，助力“六稳”“六保”。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继续扩展合作银行范围，为更多中小微企业赋能，银电双方省级机构将在南京先行探索基础上开展全省范围合作。
越来越多的小型地方商业银行加入了信用卡发卡大军。近几年银行业高举零售金融转型大旗，使得越来越多的银行经营者意识到，信用卡业务在带来丰厚的中间业务收入同时，也是银行增强与零售客户关系黏性的利器。 在发卡环节，与大型零售、娱乐行业的互联网平台合作，是区域性银行快速突破用户数量的捷径，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带来的风险波动，也让过去几年信用卡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银行感受到了压力。 区域银行线上加速突破 根据多家银行年报披露，截至2019年末，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交行分别信用卡累计发卡量均在一亿张以上。第二梯队的是中信、招行、广发、民生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发卡量在数千万量级不等。上海银行、中原银行等体量较大的城商行，发卡量在几十万到数百万张之间不等，到2019年末，已有8家地方商业银行达发卡突破百万。 业内普遍认为，百万发卡量是小型地方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重要指标之一。尽管多数小型银行尚难达到，但并未减少它们的零售金融线上化、数据化转型热情。 例如乌鲁木齐银行，2019年上半年与京东数科合作，发行了京东金融分期卡，持卡人累计消费大于等于600元的交易，将在账单日自动汇总转成12期分期交易。 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技术优势，多家区域性银行还发行了跨平台权益结合的信用卡，长沙银行、云南农信、江西银行、民泰银行、乌鲁木齐银行、长安银行、东莞农商行等银行发布京东金融爱奇艺联名卡，权益包括持卡人在爱奇艺看剧可获赠京豆（京豆为与京东商城相关的权益）、开卡有机会获赠爱奇艺VIP黄金会员季卡、每周消费3笔直充7天爱奇艺VIP会员、消费达标免费领取相关会员或电影立减券、京东支付笔笔立减等。 此外，今年上半年厦门银行也发行了美团联名信用卡，在福建、重庆地区有厦门银行网点的城市公开发行。此前，青岛银行、上海银行也已发行美团联名信用卡。 2019年，哈尔滨银行成为首家发行腾讯微加联名卡的城商行；线上影音类平台的用户数量多，用户群体年轻，也受到银行信用卡机构的青睐。去年，北京银行发行了芒果tv联名信用卡，西安银行、锦州银行分别发行了爱奇艺联名信用卡。在电商、网约车领域，晋商银行推出了苏宁易购联名卡，北京农商发行凤凰首约联名信用卡，青岛农商发行了米图出行联名信用卡。 信用卡科技赋能 “从获客驱动向交易驱动转变，重点推进客户的有效积累与经营，强化风险管理，优化业务结构，”上海银行在其2019年年报中称，该行正在稳步向“成为首家迈入千万级发卡行的城商行”的战略目标迈进。 截至2019年末，上海银行信用卡累计发卡897.55万张，较上年末增长23.92%，信用卡贷款余额335.2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8.30%。报告期间，上海银行信用卡交易额1275.38亿元，同比增长17.31%。2019年末，上海银行信用卡不良率为1.63%，同比下降0.03个百分点。 据央行数据，截至2019年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7.46亿张，同比增长8.78%。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53张，同比增长8.36%。其中，四季度，银行卡新发卡量增速放缓，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新发卡0.45亿张，环比下降15.95%。 在2019年信用卡新增发卡量整体放缓的背景下，上海银行信用卡的增速表现十分抢眼，但从增长速度方面来比较，跑得最快的地方商业银行是中原银行。 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原银行信用卡累计发卡199.77万张，较上年末新增96.89万张，共激活152.88万张。信用卡客户达到177.63万户，较年初新增82.00万户，提升85.7%。信用卡月活跃客户达到111.49万户，较年初新增51.55万户，提升86.0%。截至2019年末，中原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91.9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10.6%。全年累计交易额580.4亿元，增幅253.51%。信用卡业务收入总计4.01亿元，同比增长301%。 “通过创新产品、场景获客，不断深入客户经营。借助大数据赋能从产品偏好、潜在价值等角度对客户进行全面精准画像，强化客户洞察力度，实现对客户的精准、主动营销与差异化经营，不断提高生息资产规模，优化资产组合配置，提升信用卡业务综合效益。”中原银行在年报中称。 关注信用卡资产质量 多数银行并未在一季报中披露信用卡业务详细的资产质量数据，但央行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我末，银行卡授信总额为17.57万亿元，环比增长1.17%；银行卡应偿信贷余额为7.26万亿元，环比下降4.30%。银行卡卡均授信额度2.35万元，授信使用率为41.34%。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918.75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27%，较上一季度环比上升了0.29个百分点。 实际上，自2019年一季度开始，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呈逐季攀升的趋势，一季度797.43亿元，二季度838.84亿元，三季度919.16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占比同样如此，从1.15%上升到1.17%，第三季度达到年内高点1.24%。据多家媒体报道，三季度末监管部门对多家银行发出窗口指导，要求控制信用卡增速，包括新发卡和资产规模。到2019年四季度末，上述两个指标已分别回落至742.66亿元，0.98%。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据记者了解，多家城商行、农商行并未收到监管部门的控制信用卡增速的调控政策。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大中型银行在信用卡市场中比重大，区域性银行处于尾部，对行业整体统计指标的影响有限。 但这并非意味着区域性银行的信用卡业务风险可以被忽略。一季报显示，上海银行2020年一季度信用卡不良率1.74%，较上年末上升0.11个百分点。同时，该行还主动降低了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资产规模，一季度末，其消费贷款余额1,620.26亿元，占个人贷款和垫款比例为51.87%， 较上年末下降2.58个百分点；信用卡贷款余额305.95亿元，较上年末下降8.73%。 截至目前，中原银行则尚未发布2020年一季度业绩报告。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小型区域性银行风控能力、人员业务流程规范化管理等方面，与大型银行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面对疫情影响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更需做好扎实的风控。 天风证券在近日一份报告中指出，一季度信用卡业务受到冲击较大，且由于前期入催且未能回收的信用卡逾期贷款在二季度逐步进入不良，预计二季度信用卡贷款不良生成压力加大。4月末信用卡分期ABS的逾期率开始下降，由于逾期率的前瞻性，虽然不良率依然升高，但信用卡资产质量有好转趋势，随着消费复苏、经济抬升，预计三、四季度信用卡资产质量将会改善。
6月15日，中信银行公告称，近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信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开业的批复》，银保监会批准该行全资子公司信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信银理财）开业。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批复，信银理财注册资本为50亿元人民币，注册地为上海市，主要从事发行公募理财产品、发行私募理财产品、理财顾问和咨询等资产管理相关业务。 近年来，中信银行持续推动资管业务的转型升级。据悉，信银理财的前身——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在成立之日起即按事业部制运营，参照公司化运作，在发展中始终稳步推进规模提升、结构调整、风险化解、体制改革等各项工作，银行理财业务市场化转型效果显著。产品整体风格稳健，体系完善，涵盖货币、纯债、固收、权益、多资产、量化、指数、特定目标的本外币全产品线。 中信银行称，自2019年12月4日获批筹建以来，中信银行一直坚持高标准、高效率地按照监管要求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及组织结构、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搭建科技系统，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各项筹备工作，后续中信银行理财子公司将尽快落实开业批复要求，力争早日正式开业。在中信银行建设“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的战略引领下，理财子公司将全力打造成为具有国际水准、国内一流、能力领先的资管机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大家都以为，2020的风口是直播经济，但没想到却是地摊经济。”疫情之后，为了拉动消费，多个城市的监管部门相继宣布鼓励发展地摊经济，甚至专门设置上万个地摊经营点。“地摊经济”瞬间刷屏，相关微博话题的阅读量已达16.8亿次。风口之下，金融入场，给予加持和助力。目前，12家银行推出了“地摊贷”；各家支付机构纷纷表示，提供地摊支付码；而一些保险机构，也表示如营业中断可以补偿。它们不愿放过这个风口，但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对此并不感冒，觉得这只是一个“短线生意”……01、人间烟火2020年的夏天，地摊经济火了。在很多地方，小贩们不再被城管驱赶，地摊也不再是脏乱差的代名词，而是成为了激活经济与消费的小马达。“人间的最美烟火气息，又回来了。”人们开始兴奋地迎接地摊经济的回归，并开始讨论地摊攻略：“如何摆地摊？”“在哪摆地摊？”“卖什么东西？”网上很快就开始出现各种地摊“武功秘籍”，比如《城市地摊财富秘籍》《地摊秘籍》等。这些攻略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地摊的消费人群，摆地摊的叫卖方式、前期心理准备等。甚至有人给北京画了一幅“地摊地图”，列出了109个北京市易摆摊的点位，涉及朝阳、东城、西城、海淀、通州等多个区域。这一消息后来被辟谣。但截至6月10日，地摊经济相关微博话题的阅读量已达16.8亿次。有些城市已明确鼓励地摊经济，比如济南、郑州、南京、成都、厦门等城市。媒体报道称，截至5月21日，成都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4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17891个。6月初，各路人马加入地摊经济，一些地区变得热闹非凡。毛绒玩具、多肉植物、发卡头绳，成了地摊最火热的“三宝”。除了这些小玩意，地摊玩家们还创意大开，“一切皆可卖”。有人卖撸猫，“撸一次2元”；有人卖茅台，“都是自家存货”；甚至还有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卖起了课题辅导，“回答一道题一元”。有知乎网友称，6月4日，他在深圳某商务中心的门口支起了小摊，主要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文书、离婚冷静期讲解等服务。当天，他就成交了约60个客户，大部分是来做法律咨询，他总计赚了370多元。当然，还有一些人专门摆地摊卖茅台。他们打开豪车的后备箱，后面摆满了茅台，旁边放着“谁说地摊只卖低端产品”的标语，一瓶500ml的茅台卖2000元左右。还有一些网店店主，在乘机钻空子。他们摆了地摊，却让顾客在网上下单。“我的多肉只卖1元，但用户要先在美团上下单，付18元，我再给他们退17元。”在北京摆摊的一位店主称，他正在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的网店刷单。因为一个人只能刷一次，所以他都是换着地方摆摊。目前，地摊经济已超过直播经济，成为了2020年最让人惊喜的拉动消费利器……02、地摊金融地摊经济火了，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线下流量的回流。互联网平台的巨头们，多多少少都担心线下流量的崛起，会分流线上流量。他们开始用各种方式，加入线下流量的争抢中。5月29日，阿里巴巴就表示，将在供货方面帮扶地摊经济：摊主可以在1688上直接批发货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拼多多准备给摊主提供练摊利器——五菱荣光售货车。他们在6月3日上线了100台五菱荣光，还给每台车补贴3000元的油卡。各路电商也生怕错过风口，宣布给摊主提供“无息赊购”。譬如，京东称，已调配了500亿货源，提供最高10万元无息赊购；阿里巴巴也宣布提供700亿元的免息赊购。崛起的风口之下，一定少不了金融的加持——各路的金融玩家都纷纷上场。而最火、最受关注的，无疑就是“地摊贷”。从地摊经济开始火起来之后，前后有12家中小银行宣布推出地摊贷。比如，齐河农商行、山东临淄银行、长春经开融丰村镇银行等。它们的宣传语都很热血。比如，“摆摊吧！少年”“轻松‘贷’你摆地摊”“创业资金不用东借西凑，农商银行全部帮你搞定”。除了贷款，一些银行还盯上了支付。银行从业者高南鹤表示，最近，行里已组织他们发了好几波地摊收款码的广告。“它是一款聚合类的收款码，支持微信、支付宝、云闪付、工行APP等软件扫码。”高南鹤介绍，目前，他们还不收佣金。在小摊主这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非常好用，打印个人二维码一贴，就可以完成收款。高南鹤自己都承认，与巨头们抢饭碗不太容易。甚至保险也上场了 ，一些保险机构推出了“地摊保险”。譬如，腾讯微保。“保障期90天，停业即赔，最高赔300元。”知情人士称，目前这款产品不收费。这些金融机构对地摊经济无比热忱，但同时，行业也开始出现这“只是噱头”的质疑……03、短线市场？地摊贷出来之后，一些摊主就开始闻风而动，去申请贷款。结果他们发现，地摊贷并没有那么好申请。现在对外宣传提供地摊贷的银行中，有30%的银行，要求申请人必须要有本地房产，且要有稳定收入。譬如，长春经开融丰商业银行的宣传单就显示，申请人需在长春市有住房，全款、按揭均可。“有房有工作，谁还去摆地摊？”一位摊主在微博上质疑。此外，基本上所有的银行，都提出要看用户的“还款能力”。“我们要看用户半年的银行流水，借10万元，流水至少要达到十几万元才会放款。”博兴农商行业务员表示。但是，这样的贷款，和普通的信用贷几乎没有区别，并未体现地摊贷的特点。因此，有网友和媒体指出，大部分的地摊贷都是为了“蹭热点”“造噱头”，实际上并无新意。一些金融机构也不看好这片市场。“不知道地摊经济能存在多久，是不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我们担心这是短线市场。”多位金融从业者称。目前来说，地摊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并未清晰。一些城市还未完全放开地摊经济，比如北京。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不利于树立良好的首都形象和国家形象，不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6月5日，一本财经走访了北京多个地摊市场，发现大部分地区的摆摊者都在被城管驱散。“目前，北京并没有出明文规定说可以摆地摊，现在还不能摆。”一位城管表示。能干，还是不能干？这都是个问题。多位金融机构的高管表示，他们还在观望，“还要看后期监管如何界定”。同时，地摊贷的风险，极难控制。在银行从业者看来，地摊金融的客群风险很高，“他们很可能今天出摊，明天人就消失了”。高南鹤表示，很少有机构会愿意借一个煎饼果子摊20万元用于地摊经营。生命周期短、业务不稳定，这是银行极为不喜欢的客群。通常的小微企业贷中，最重要的一项风控措施，就是去经营场所核实经营状况。比如，如果借款人开了一家灯具厂，金融机构就会去厂里核实生产、人工、财务、水电等多方面的情况。而地摊就是一个流动摊点，怎么去核实经营状况呢？在一本财经调查的12家银行中，有一半以上的银行表示，需要实地考察经营地点。“我们是需要客户经理和摊位合照。”一家农商行的业务员介绍。但这样的实地考察，意义有限。于是，一些银行提出了新的风控策略——将地摊贷和支付码结合起来。鄞州银行业务员表示，申请鄞州银行的“地摊贷”，必须使用鄞州银行的支付码。这样可以监控流水，然后在流水的基础上，再提供授信额度。地摊经济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地摊贷的风控尝试，也才刚刚开始。注：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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