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一直以来，承担为实体经济输血、造血功能的银行保险业，为何饱受“吸血”的质疑？这不仅折射出银行保险业丰厚利润与实体经济效益下行的反差，更集中反映了一个久治难愈的痼疾，——银行不合理收费问题。尽管不排除银行为民间融资等其他渠道“背锅”的情形，但不合理收费现象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对这一现象或许已经到了该除须除的时候了。 日前，银保监会联合工信部、央行等六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这将使银行保险业不合理收费这一“痼疾”有望得到根治，挤干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水分”。 究竟哪些属于违规收费？ 如果从纯市场的角度，商业银行需要以收抵支并获取适当的资本回报，因此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的费用应是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关键是所提供服务的真实可评估性、服务质价相对等性。 这就需要厘清银行收费中，究竟哪些属于违规的收费，哪些是不合理收费，哪些属于存在较大争议的收费。从企业部门的呼声看，关于银行不合理收费问题，比较集中于贷存挂钩、强制捆绑销售、附加不合理贷款条件、强制接受指定机构服务等方面。 此次《通知》就银行违规、不合理收费的情形做出了进一步的细化的要求，明确提出了17个方面“不得”和3个方面禁止性规定，后者主要针对新形势下银行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方面的涉企收费问题。这方面，《通知》明确禁止三种行为。一是银行机构应在合同中明确禁止第三方机构以银行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二是严禁将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的实质性职责交由第三方机构承担，防止导致间接推高融资成本；三是严禁银行将信贷资金划拨给合作的第三方机构，防止信贷资金被截留或挪用，减少企业实际可用资金。这份违规收费“清单”不仅进一步增强了监管的指向性、可操作性，而且也从整体上告知了企业可以伸张、维护的权益。 银行违规收费的驱动在哪里？ 按说，自2013年7月20日起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已完全放开，银行完全可以按照风险定价原则，在贷款定价中充分融入资金成本、风险成本、费用及目标利润等考量，银行何以要冒被监管查处的风险、在价外违规收费，空惹一身“骚”？这其中自有其内外部驱动性，叠加了成本、考核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不切实际的中间业务考核催生了“浮利分费”、强制搭售保险类产品等行为。为满足上级行对中间业务考核要求，一些银行机构采取“浮利分费”的方法，在对企业贷款定价时，人为地在贷款利率上浮部分中切出一块作为中间业务收费。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增加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但因为人为切割的无据，客观上给企业以乱收费之印象。而通过强制搭售保险、理财等产品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更是一些基层行惯用的手法。此外，还可能存在将无实质内容的贷款咨询、顾问费附加于贷款等违规收费行为。 二是层层加码的存款业务考核诱发了“贷存挂钩”“以贷转存”等变相收费问题。一些银行基层行或客户经理为完成存款任务，把拉存款、转存款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这或许是最令企业“头疼”的问题。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帮助银行去揽存，不仅难度大，而且揽存所产生的费用在财务处理上也比较困难。而贷款转存款，不仅减少了企业贷款的可用额度，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三是“以我为主”的经营理念导致银行向企业强势转嫁费用。在绩效考核压力下，一些基层经营行利用信息不对称，把本应由银行独立承担的费用，如为授信评估目引入外部数据、信息或评级的费用，为分散风险追加的以银行自身为受益人的保费费等，银行在发放贷款中产生的尽职调查、押品评估等相关成本等，转嫁给借款企业，直接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 四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思维“激发”银行收取资金管理费、账户透支承诺费、信贷资信证明费等以贷收费行为。目前，尽管贷款利率上限名义上已完全放开，但隐性利率上限依然存在，客观上可能诱使一些银行机构采取堤内损失堤外补方式，通过合同约定形式向借款企业收取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资金管理费及贷款承诺费等形式，变相提高贷款收益率，以满足其对利润的追逐。 此外，还包括员工道德风险方面的因素。如一些银行客户经理与资金掮客勾结，以种种理由影响企业贷款到期后正常续贷，通过介绍渠道让客户在贷款到期后寻找过桥资金以牟利，使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转贷成本。凡此种种，其背后无不透着各种利益的碰撞。 如何根治违规收费？ 尽管近年来在中央持续推进融资畅通、减费让利的背景下，银行保险业在积极减费让利，但市场对于银行乱收费的“诟病”从未消停。 其实银行违规收费大抵可分为显性收费和隐性收费，而且存在显性向隐性转化的趋势。对于显性的违规收费，或许可以通过常规的现场检查方式进行查处，但仍受检查的频率、检查的覆盖面等因素的客观制约。对于隐性的违规收费，要查处则相对比较困难，线索、取证材料的获取都是一个问题，除非企业举报。 从逻辑上，银行究竟有没有违规、有没有不合理收费，企业最有发言权。借款企业一个投诉举报似乎就可真像大白，但其实不然。银企关系的相生相容性，注定了其方式的复杂性。现实情况是，企业基于未来存续发展的考量，往往对银行乱收费等违规行为不敢举报，否则容易遭致报复，甚至在当地再也难以获得融资。 显然，从源头上根治银行保险业违规收费问题需要内外发力、多措并举。 一方面，要推进制度创新，从源头上消减银行保险机构违规收费的内在驱动。关键要从顶层设计上推动银行保险业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进一步提升利率市场化化程度和银行机构风险定价能力，以最大可能避免银行机构业务条线和分支机构为实现不当绩效考核目标而铤而走险，违规收费。 另一方，则是要强化外部监督。核心是要加大违规收费的成本，加大惩戒力度，让机构从成本——收益权衡的角度，对违规的后果形成敬畏，形成不敢违规收费的自我约束。关键则是构建完善银行违规收费的信息获取机制。正如《通知》所要求的，要形成监督合力，完善违规收费举报查处机制，明确跨部门信息共享、依法惩戒等工作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前提则是建立对企业投诉的保护机制，即确保企业不因投诉举报银行违规收费而被银行甚至行业歧视，导致融资权利受损害。 唯有如此，各种违规收费行为才能得以充分曝光在监管的视野，各种监管规制才能真正发挥震慑作用。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只能是应对特殊情况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刺激经济增长，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 投放方式变了，运用场景变了、流动性变了……信用货币运行体系正在强化“五大变化”。 这又造成至少“四大影响”：“需求”成为货币投放的决定性因素、“央行扩大资产规模”并不意味着货币总量会同比例扩张……而负债与货币总量超越社会财富更快增长，却似乎没有引发通胀。 如此，五大变化与四大影响的共振之下，传统货币理论遭受重大挑战，是该“守”？还是该“攻“——适应信用货币运行体系的新变化新影响，推动创新与发展？ 这需要对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运行的新变化、新影响有充分认知和准确把握。 “五大变化” 而今，信用货币运行体系的发展正在强化“五大变化”： 其一，货币投放方式深刻变化。 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机构首先要通过购买货币储备物（主要是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进行货币投放，并据以确定货币的币值，增强货币的信誉，保持货币体系的传承性和稳定性。这种以储备物价值作为支撑的货币投放，称之为货币的“价值投放”。 由此，尽管现在各国货币已经废弃金属本位制，告别实物货币时代，转化成为完全的信用货币，但各国央行基本上都保持或多或少的黄金或白银作为货币储备物。各国黄金、白银储备价值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高低，也成为其货币优劣的重要影响因素；各国货币与黄金的比价，也成为货币之间汇率确定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黄金、白银的供应量跟不上全世界的需求，很多国家难以买到足够的黄金、白银作为货币储备物，于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就开始购买国际上流通性强的国家货币（国际硬通货）作为货币储备物，并由此与国际社会保持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 购买储备物投放货币，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是货币确定价值、保持信用和社会流通的重要保证。但货币又不可能完全通过购买储备物进行投放，否则，就会退回到金属本位制货币体系，使货币的供应完全受制于货币金属的供应而脱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际需求，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样，货币投放必须另辟蹊径、做出创新。 实际上，正是因为以某种贵金属作为货币，使得货币供应完全受制于这种金属的实际供应，难以与社会财富的变化有机配合、灵活适应，实践中引发了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人们才意识到这种实物货币体系需要深刻变革。纸币的出现和运行，使得人们进一步发现，货币其实并非必然是自然界的贵重物品，作为价值尺度、交换媒介、价值储藏的工具，货币首要的是必须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而要做到这一点，理论上就应该使一国货币总量必须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可用于交易的社会财富的价值总量相对应。这就要求货币必须从社会财富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对应物。而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则必须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格同样需要用货币加以标识。这样，货币就不再是自然界有价值的实物，而成为一种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纯粹的价值表征物（所以，信用货币也被称之为“主权货币”、“法定货币”），可以根据社会财富的增长变化而灵活调节其投放和总量。由此，也就产生了关于货币价值观测并据以进行货币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并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道，成为现代社会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问题是，社会财富的种类繁多、分布很广，并可能不断进行交换和流动，在这情况下，仅由货币投放机构（如央行）独自把握社会财富的总量及其变化是难以保证准确性的。 考虑到货币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要进行财富交换，就需要使用货币；如果有人要从别人手上换取所需要的财富，就需要先拥有足够的货币；如果其货币不足，则可以先向货币投放机构借取货币（申请贷款或发行债券等），并以其已经拥有或未来拥有的可变现财富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显性或阴性）。这样，就将需要使用货币的社会主体（企业、家庭、政府、金融机构等）全部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到对社会财富增长变化的判断和把握上，进而以货币需求为导向，以借款人信用为基础，相应安排货币供给。 这种以借款人信用为基础的货币投放，称之为货币的“信用投放”。 由此，货币的信用投放就成为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渠道和方式，也使货币投放方式上出现了价值投放与信用投放并存的二元结构。 其二，货币投放机构深刻变化 在信用投放成为最重要的货币投放方式的情况下，社会负债的规模和质量，直接决定着货币的总量和质量。如果社会财富的数量和价值被严重高估，就会由此造成货币的严重超发滥发，并进而引发货币大幅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而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这正是很多国家出现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严格控制社会负债的质量，对存在的坏账损失要及时识别并消除，对资不抵债的借款人以及贷款人，都要及时进行破产重组，将其形成的损失以及由此超发的货币处理掉，确保货币的质量。 这其中，严格货币投放机构的财务约束至关重要，需要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成“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的职责，并实施不同的管理。 中央银行被赋予货币现金（纸币和硬币）的规则制定及其印制、投放、回笼、销毁的监督管理，并负责货币币值监测和货币总量调控（即货币政策的制度与实施）的特殊使命。由于其可以直接印制货币，就使央行难以受到有效的财务约束（如果形成坏账损失，央行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予以弥补）。如何允许其直接面向社会主体，特别是面向政府提供信用投放，就很可能造成货币的超发滥发。因此，绝大部分国家都以法律的方式区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将货币的信用投放交给财务约束较强的商业银行进行，而严格控制中央银行直接进行货币的信用投放。中央银行可以加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良拨备率、流动性比率等相关方面的监管，并成为“银行的银行”，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资金拆放，传导其货币政策意图，维持货币币值与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商业银行承担货币信用投放的职责，成为货币投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管，如果控制不住投放质量，形成的坏账损失必须及时提取损失准备或直接核销，资不抵债的，同样要进行破产重组。 这样，就形成货币投放机构上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有机结合的二元结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商业银行通过借贷方式投放的货币，与中央银行直接投放的货币，在货币上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国家统一的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不能因此将货币划分为“央行货币”和“银行货币”。至于投放出来的货币，是表现为现金还是存款，是在央行的存款还是在银行的存款，都只是货币的表现形态，并不是货币本身。信用货币体系下，央行和银行投放出来的货币，只有转化为央行或银行的存款才是其负债，而其投放货币本身，已经不再像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那样，是货币投放机构的负债。现在依然说“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已经完全没有法律上的道理，是不成立的。 其三，货币应用场景深刻变化 货币投放社会后，就会在不同所有者之间通过交易收付或者直接的投融资等实现转移和流通，因而形成货币在实体领域的流通市场。除此之外，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还会形成银行间货币交易市场，以及各类证券化投融资工具和期货衍生品的二级交易市场，并相应形成金融交易保证金存款的占用。 这就形成了货币应用场景上“实体领域流通市场”与“金融领域交易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 二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实体经济加快发展，其相关的投融资需求就会旺盛，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也会随之上升，交易保证金的规模可能随之扩大。反之，实体经济下行，相关的投融资需求也会随之减弱，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也会随之下降，交易保证金的规模也可能随之收缩。甚至金融交易市场大幅下跌，造成投资者扩大损失，也会影响到实体领域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总体上，金融领域交易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大大增加了货币总量的需求，并分流了实体领域的货币数量，削弱了货币总量扩张对实体领域价格的影响。 其四，社会投融资结构深刻变化 投放到社会的货币并不是平均分配和不断流通的，而是有的人拥有货币却不需要使用，形成货币的沉淀。而有的人需要使用货币，但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货币。此时就需要通过社会投融资，将沉淀的货币转移到需要的地方加以有效利用，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出借货币的人也可从增加的财富中分享一部分（利息或红利）。 社会投融资分为两大类，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形成融资结构上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存的二元结构。 直接融资是指资金（货币）融出方与融入方直接进行资金（货币）转让的投融资方式，包括直接的赠送、借贷、投资等。直接融资只会转移货币所有者，而不会增加货币总量。 间接融资是指，货币所有者将货币存放银行，银行在此基础上，在保留适当的支付准备金后，将其余部分通过发放贷款、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出去，这样，货币所有者和资金融入方之间，就加入了银行这一中介环节，因此被叫做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存款人的存款只是银行发放贷款的支持，并不会因银行发放贷款而减少存款（货币）。但银行发放贷款又会增加借款人的存款（货币），所以，间接融资会增加货币总量。 相比于实物货币体系，信用货币体系下间接融资的发展空间大大拓展，所占比重明显提高，社会融资结构出现深刻变化。 由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对货币总量的影响不同，所以，即使社会财富相同的两个国家，由于融资结构不同，其货币总量也会出现很大不同，甚至出现类似于中国的GDP规模小于美国，但中国的货币总量却大于美国的现实状况。当然，这会反映到货币币值上，两国货币的汇率也会不同，美元汇率会大大高于人民币。 由此，撇开融资结构的不同，简单以不同国家M2与GDP的比率来说明货币是否超发，是没有道理的。同样，简单比较不同国家的社会负债率或杠杆率高低也是不科学的。 其五，货币流动性深刻变化 货币通过各种方式投放出来后，就表现为社会上的现金以及存放在银行的存款，简单讲，社会上的“现金+存款”就构成了货币总量（为避免重复计算，银行相互之间的存款不计入）。 已经投放出来的货币，并不是全部都会一直用于社会财富交易、一直处于流动状态，而是会有相当一部分退出财富交易、处于沉淀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主体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以及由此导致其对货币需求的扩张或收缩。这样，就在货币总量中，形成“流动货币”与“沉淀货币”并存的二元结构。 即使社会主体将其闲置的货币交给银行，银行再通过间接融资进行货币的信用投放，看似增强了货币流动性，但结果是又派生出新的货币，而不会减少原有的存款（沉淀货币），由此，间接融资的比重越大，只能使货币总量中沉淀货币的比重随之加大，货币的流动性（流动货币占货币总量的比值）相应降低，也使财富规模相同情况下，货币总量随之增大。 相应的，即使在货币总量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扩大或减少，同样会导致社会财富平均价格的提高或降低。甚至在货币总量扩张的情况下，由于流动性降低，依然可能导致物价平均水平降低。由此，对社会财富平均价格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货币总量，而是流动货币的数量，是货币的流动性。 “四大影响” 信用货币运行体系深刻变化，带来了货币理论与政策实施上的四大影响： 其一，货币投放的决定性因素由供给转为需求 不少人认为，货币从实物货币体系转变为信用货币体系后，货币的投放不再受制于货币实物的供应，货币当局可以随意扩大货币投放了。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投放，更多的取决于社会的货币需求，而不是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 这不仅表现在央行要购买储备物投放货币，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体是否愿意将储备物出售以换取货币（除非实施强制收购），更重要的是在信用投放情况下，货币投放更取决于社会主体扩大负债获取货币的意愿：在经济上行阶段，投资回报预期向好时，社会主体更愿意扩大投资和消费，货币需求随之扩大，货币当局要控制货币供给、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是比较主动和有效的。但在经济下行阶段，投资回报预期转差时，社会主体扩大负债和投资消费的意愿减弱，货币需求萎缩，此时，货币当局要扩大货币投放就很被动，甚至可能出现利率为零也没有人愿意借钱的情况，这样，货币当局要抑制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就会非常被动和低效。 其二，央行扩大资产规模不代表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会同比例扩张 由于存在货币投放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二元传导体系，央行扩大或收缩货币投放的政策意图，主要是传导到商业银行层面，还需要商业银行再传导到社会层面，就出现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问题。其中，在经济加快发展阶段，社会投融资需求旺盛，资产价格上升，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的质量更有保障，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商业考虑，商业银行更愿意扩大货币的信用投放。但此时为防范通货膨胀风险，央行可能需要实施逆周期调节，控制货币投放，这就可能遇到来自银行层面的阻力，有时仅靠提高利率等经济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不得不配合行政手段加以调控。而在经济下行阶段，社会投融资需求萎缩，商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也不愿扩大信用投放，就可能加剧通货紧缩的态势，此时央行则需要扩大货币投放，但由于商业银行积极性不高，央行扩大货币投放可能更多地淤积在商业银行层面或流入金融市场“空转”，而进入不了实体领域。因此，央行扩张资产规模并不意味着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一定会同步扩张。特别是央行因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扩大资产负债规模时，实际上是在收缩货币供应，更不会引发货币总量的同比例扩张。 正因如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英等国央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资产规模大幅扩张，但其货币总量的增速却低得多，并没有出现同比例增长。因为央行大规模扩表，就指责其“开足马力印钞票”、“疯狂大放水”是不科学的！ 其三，货币总量增长不代表社会物价总指数或通货膨胀率的同比例提升 不少人习惯性地把货币总量增长速度等同于物价指数的提升速度以及货币贬值的速度（有人说，2020年年1月末的货币总量相当于2000年的15倍，所以，此时的15万元只值20年前的1万元），其实是非常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物价水平或货币币值要受到货币总量变化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变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不能只看货币总量的变化，而且，由于金融交易市场的存在和对货币的分流，以及货币总量中还存在流动性的问题，真正对物价水平产生影响的，不是货币总量，而是货币总量中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变化，是货币流动性的变化。即使在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扩大或减少，或者真正用于交易的财富规模减少或增大，同样会导致社会财富平均价格的提高或降低。 由此，货币政策只盯着消费物价指数变化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 其四，负利率时代正在走来 正是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的存在，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目标上都不会选择绝对的“零通胀”，而是把2%-5%的通胀率视作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温和通胀率”。这样，信用货币必然会出现一种超出很多人想象的局面： 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社会需求不足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负利率与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出现这种局面并进入负利率时代。这使传统货币理论遭到重大挑战。 传统货币理论认为，超出社会财富变化的货币扩张或收缩，必然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面对通胀或通缩，央行和财政主要通过利率、税率等方面的调整对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的意愿进行逆周期调节，而零利率应该是货币政策底线。 但如果央行政策利率降低到零，财政减税降费已失去空间，而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仍面临很大下行压力，特别是由于重大结构调整（如，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高峰过后，受制于人口增长减慢和老龄化加快、地球承受能力饱和等因素影响，全球整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地缘政治矛盾不断激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威胁）或突发事件（如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或爆发战争等）形成重大冲击，社会主体急速收缩负债和流动性，社会面临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枯竭压力，经济金融可能爆发严重危机时，政府或宏观政策又该怎么办？能放任不管吗？ 其实，此时没有选择，政府或宏观政策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加以应对！其中，政府（财政）需要扩大负债并增加投资或社会救助，央行须实施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加以配合。央行与财政必须强化配合、增强合力，此时还强调央行的独立性是不合时宜的。 事实证明，在面临金融或经济危机时，及时采取超常规宏观政策举措加以应对，其效果比不采取或延迟采取这些措施要好得多，其货币不是贬值，反而出现升值。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在社会投资或消费需求不足，通货紧缩陷入零利率陷阱或流动性陷阱之后，央行采取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推动货币总量进一步扩张并压低货币币值，将财富更多地从货币型资产占有者转移给扩大负债并扩大投资和消费、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作出贡献的群体，这有利于充分激活社会资源，并以最低成本实现社会财富最广泛、最深刻的重新分配（其阻力远比财政增加设定对象的税费收入低得多），以维持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同时，压低货币汇率，也有利于增强出口竞争力，赢得更多的国际市场。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必然导致货币贬值，容易使低收入阶层生活困难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所以，政府（财政）必须配套提供社会救助计划，提高低收入阶层基本保障。同时，货币总量的扩张，也容易积累更大的通货膨胀隐患。所以，必须谨记，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只能是在一般宏观政策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失去作用，经济金融面临严重危机挑战的特殊时期才不得不采取的无奈选择。作为超常规货币政策，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日常经济增长，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要有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和严明的财政、货币纪律做保障。 由此，新变化新影响之下，固守传统是没有出路的，货币理论亟待重大创新！ 本文原发于《经济观察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先后推出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以及面向中小银行的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共计1.8万亿元低成本资金已经或即将注入实体经济。 这些普惠性的资金如何贯通至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在实践中如何确保资金“精准滴灌”，防止“跑冒滴漏”？这考验着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的智慧。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银行系统的代表委员向上证报记者分享了经验，亮出了现阶段的成绩单。 把好“三关” 防止资金“跑冒滴漏” 考虑到湖北省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发展的任务较重，人民银行出台的相关政策对湖北给予了倾斜安排。 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告诉记者，为确保政策性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人民银行等部门加强监督管理，防止资金“跑冒滴漏”。三批次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均采用“先贷后借”的形式发放，即金融机构先向企业发放符合要求的贷款，再等额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这样保证了资金投向更为精准。 “人民银行要求金融机构做好贷款审核工作，包括审核企业范围、贷款额度合理性，并建立贷款电子台账，确保贷款情况真实、准确、合规。对于专项再贷款，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把好名单关、发放关、审计关。”王玉玲表示。 所谓“名单关”是指严格筛选企业，确保进入名单内的企业符合五部委文件规定的支持范围；“发放关”是指压实承贷银行责任，并跟踪监测资金使用情况，确保资金用于疫情防控的相关领域；“审计关”是指与审计部门信息共享，审计部门全程监督，确保资金使用公开公正，优惠贷款规模与企业实际提供的防疫物资和服务相匹配。 “要求金融机构在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名单发布两天内完成银企对接，争取在两个工作日内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告诉记者，为快速响应企业紧急资金需求，该分行指导辖内人民银行系统简化再贷款业务流程，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提高办理效率。 低利率让利企业 1万亿元新额度正有序发放 在再贷款再贴现的覆盖面上，“力求做到企业融资需求摸底全覆盖、有融资需求的企业银行对接全覆盖、对企业有效资金需求银行授信全覆盖、符合条件的优惠贷款利率全覆盖、符合条件的再贴现申请全满足。”王玉玲告诉记者。 相关政策已经惠及湖北省数万家企业。截至5月21日，在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篮子里，湖北12家银行共向名单内922家重点企业发放优惠贷款381.09亿元，占全国总额度的12.7%，经贴息后企业实际负担利率为1.31%。同时，该省金融机构利用5000亿元和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向5.91万户企业发放优惠贷款320亿元，加权平均利率4.55%；贴现票据14.85亿元，加权平均利率3.3%。 对于广东的落地情况，白鹤祥介绍，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已经进入收官阶段；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则更普惠地支持了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数据显示，截至5月20日，9家全国性银行和3家地方法人银行运用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资金，向广东省614家疫情防控重点名单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321亿元，加权平均利率2.32%，贴息后实际融资利率约为1.16%。广东省地方法人银行运用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资金发放优惠利率贷款357亿元。 此前人民银行要求，落实好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资金重点投向涉农、外贸和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产业。“目前，1万亿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已经落地，正在有序进行发放。我行将加大工作督导力度，引导金融机构运用低成本资金进一步强化对中小微企业普惠性金融支持。”白鹤祥表示。
促进资金直达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又有新举措。记者昨日从银保监会获悉，为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各环节收费与管理，维护企业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银保监会近日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以融资各环节为主线，以是否提高融资综合成本为标准，同时考虑信贷资金供给侧和需求侧，对信贷、助贷、增信和考核环节收费行为及收费管理作了规范，强化了内部管控、外部监督与激励的作用。 《通知》明确不同融资环节要求。在信贷环节，要求取消部分涉企收费，细化严禁贷存挂钩和严禁强制捆绑销售等现有规定，鼓励银行提前开展信贷审核。 具体而言，取消信贷资金管理等费用。银行不得收取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对于已划拨但企业暂未使用的信贷资金，不得收取资金管理费。对于小微企业信贷融资，不得在贷款合同中约定提前还款或延迟用款违约金，取消法人账户透支承诺费和信贷资信证明费。 严格执行贷存挂钩、强制捆绑搭售等禁止性规定。除存单质押贷款、保证金类业务外，不得将企业预存一定数额或比例的存款作为信贷申请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不得要求企业将一定数额或比例的信贷资金转为存款。不得忽视企业实际需求将部分授信额度划为银行承兑汇票，或强制以银行承兑汇票等非现金形式替代信贷资金。不得在信贷审批时，强制企业购买保险、理财、基金或其他资产管理产品等。 银行应根据企业申请，在存量贷款到期前，提前做好信贷评估和审核，提高响应速度和审批时效。在企业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外部环境等未发生明显恶化时，不得无故提出导致融资综合成本明显提高的新的增信要求；不得以断贷为由提高贷款利率，确保有资金需求的企业以合理成本获得贷款；不得继续对“僵尸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挤占银行可贷资金，推高其他企业融资成本。 在助贷环节，要求银行明确自身收费事项，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管理，评估合作机构收费情况。《通知》强调，实行“两个严禁”：银行应掌握支持信贷决策的客户信息，严禁将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的实质性职责交由第三方机构承担，防止导致间接推高融资成本；严禁银行将信贷资金划拨给合作的第三方机构，防止信贷资金被截留或挪用，减少企业实际可用资金。 在增信环节，要求银行合理引入增信安排，从银行独立承担、企业与银行共同承担、企业独立承担三个角度，对信贷融资相关费用承担主体和方式等提出要求。 在考核环节，对银行资金定价管理、信用评级和拨备计提等影响融资成本因素提出要求，并要求绩效考核取消不当激励。 《通知》还要求，完善融资收费管理制度。细化收费制度执行要求，针对不同适用情形实行差异化处理，避免分支机构在执行中“一刀切”。在业务合同中列明服务内容、价格和收费方式等，不得超出合同约定范围收取额外费用；对于先收费后服务、已收费但业务提前终止的，应确保收费与服务内容匹配。鼓励对小微企业实施差异化定价策略，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厘定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收费标准。 《通知》自2020年6月1日起实施。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参照执行。
银行物理网点的优化和调整正在持续，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平台数据显示，近两年已有6134家银行分支机构终止营业，与此同时，多家银行的5G网点、无人网点、DIY银行等一批新型智能网点相继亮相。 业内人士表示，相比于目前以网点辐射业务和服务的银行形态，未来银行网点数量的递减是必然趋势。但网点不会消失，而将不断向综合化智能化发展。以线上平台为主、以线下网点为辅，线上与线下相融通，强化银行网点与周边生态、社区的交互，是未来银行终端的主要形态。与此同时，银行网点的变迁也是我国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缩影，未来银行将进一步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探索更多业务的线上化和数字化转型。 传统网点渐退 智能网点亮相 身边的银行网点在渐渐消失？这不是错觉。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平台显示，2018年5月6日至2020年5月4日的两年间，已有6134家银行分支机构终止营业。与此同时，新开张的分支机构只有1541家，净减少4593家。而六家国有大行年报数据显示，2019年网点合计减少836个。 业内专家指出，近年来，银行加大线上线下一体化经营，将原本的线下业务挪到线上进行发展。 这一观点得到了数据的证实。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201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网上银行交易笔数达1637.84亿笔，其中手机银行交易笔数达1214.51亿笔，交易金额达335.63万亿元，同比增长38.88%；全行业离柜率高达89.77%。 另外，随着传统物理网点的关停，多家银行的5G网点、无人网点、DIY银行等一批新型智能网点开始相继亮相，为用户提供线上线下多个场景的增值服务。农行在2019年末实现全行共2.2万家网点全部智能化，工行、农行、中行、东亚银行等均已建成多个5G智慧网点试点。5月19日，江苏南通市首家“5G智能”银行网点——交通银行新城支行开业。除了利用5G技术接入多种智能设备自动感知场景应用外，该网点还可实现与交通银行内部各部门、合作企业、授权5G客户端建立多会场互动视频直播。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达22.8万个，其中年内改造营业网点15591个。 线上线下融合提速 专家指出，随着银行业务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银行网点客流量、交易量正在萎缩；此外，考虑到刚性租金和人工成本，网点投资回报率也在下降。德勤中国审计及鉴证合伙人施仲辉此前表示，银行网点由实体变为线上将大量减少其运营、营销的成本，尽管线上投入也会随之增加，但总体而言，网点的减少对于银行的盈利具有正面影响。 不过，网点仍是保持客户黏性的重要窗口，但未来网点的转型升级也势在必行。全球软件及咨询公司思特沃克中国区总经理张松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网点将不断向综合化智能化发展，尽管银行未来网点不会消失，但相比于目前以网点辐射业务和服务的银行形态，未来银行网点数量的递减是必然趋势。银行智能化网点建设也将逐步实现轻型化和虚拟化升级，这种轻型化、智能化、微型化网点将成为未来趋势。他强调，目前银行网点的减少并不是简单的裁撤，而是如何在适应未来银行发展趋势过程中调整优化与推进转型。 “未来的银行网点将是一个科技发展的展示场。必将规模化应用智能排班、全渠道大数据营销、数字化销售管理等工具，并通过线上线下有力结合，为客户打造物理渠道、虚拟渠道和数字渠道的无缝体验。”张松称。 张松也表示，以线上平台为主、以线下网点为辅，线上与线下相融通，强化银行网点与周边生态、社区的交互，是未来银行终端的主要形态。他说，线上的优势是便捷，劣势是没有温度。线下的优势是有温度，劣势是不够方便。银行要想让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就要做到线上有“温度感”，线下更“智能化”。 实际上，银行网点早已开始对功能区域进行改造。2019年，邮储银行深圳湾支行推出了带有休闲咖啡厅的“新零售体验中心”，为客户提供饮品和休息的场所，希望借机实现客户的转化。越来越多的银行网点也开始探索这种模式，不仅作为高端客户接待咨询场所，还将银行服务送进了蛋糕店、超市、小型图书馆等社区场所中。 张松说，这种将生活场景和银行业务无缝融合的网点模式，不但能够吸引客户，强化与客户之间的联系，打造有亲情、有温度的服务体验，还能够将银行网点数字化运营、客户营销做得淋漓尽致。 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挑战 实际上，银行网点的优化调整是我国当今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缩影。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的行业共识，而疫情的发生更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对于线上金融服务的需求。银保监会接连发文，要求银行保险机构积极推广线上业务，优化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并取得显著效果。如农业银行建立“普惠e站”线上服务平台，为小微企业客户提供集“预约开户、结算对账、在线融资”于一体的“一站式”移动金融服务。江苏银行则在年报中表示，已推出运用5G技术的远程投顾服务等。 “伴随近些年国内银行业纷纷向大零售转型，个人业务的线上化步伐愈发加快，尽管银行全行业的离柜率已高达90%，但很多银行业务服务在线上是不完整的，比如对公业务、私人银行业务、大额交易业务，以往多在线下开展，这类业务相较于个人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潜力空间较大。”张松说。他表示，也正因此，在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下行的环境中，银行大零售业务承压，增速乏力，大型银行和激进的中小银行也逐渐开始探索对公业务的数字化转型。 与此同时，传统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挑战。中国银行业协会研究部副调研员王丽娟表示，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知易行难”，尤其是中小银行，在数据治理方面仍有欠缺，“数据孤岛”现象时有发生。她建议，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一方面要结合战略规划对本行相关业务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中小银行可主动施行开放策略，以合作的方式融入更多外部场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客户的金融习惯。 张松表示，应该进一步加强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推进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速度。与金融科技公司协作、建立起结盟合作的生态系统，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他还表示，应加强整体规划，避免分散资源投入。数字化首先是一个银行的战略选择，银行要服务什么客户，要采取什么服务模式，提供什么产品也就是做什么业务，决定了在数字化上的需求是什么。对传统银行而言，现存的物理网点，有众多的一线员工，有IT能力和可投入资源的限制，在制定数字化战略目标时，就亟须明晰战略方向，选择是补足短板点状突破，还是实行模式创新。(记者张莫 罗逸姝)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郭晓蓓、蒋亮（就职于建行绵阳分行）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大亮点是：除了肯定线上服务的作用，明确指出“线上对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外，还对下一步我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做出了四个方面的具体部署： 一是深化 “放管服”改革方面。要“推动更多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做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二是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 “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三是推动消费回升方面。“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四是扩大有效投资方面。要“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 应用”。 以上举措将大大加快我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这对以互联网为主要依托发展的直销银行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直销银行是互联网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银行运作模式，在欧美称为DIRECT BANK，其主要依托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不再依赖于线下实体网点，并且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利于针对无法亲临柜台现场的客户。相对于有多层分支行经营架构的“分销”式传统银行而言，客户通过简单、便捷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办理和产品购买。 但是，近日广发银行一则直销银行网站定于2020年6月12日停止提供登录等服务公告引发了人们对直销银行热议和反思。直销银行一直被我国视作银行转型的先锋军。2013年9月，北京银行首次建立直销银行，宣布与ING集团合作开展直销银行业务，计划以线上和线下融合的方式提供服务。2014年2月，中国民生银行首家推出纯线上的直销银行服务平台，成为我国第一家真正探索实践直销银行新型经营模式的商业银行。 而后，较多的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和区域性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农信社纷纷将直销银行作为转型抓手进行发展，直销银行数量快速上升，2014年为22家，2017年达到105家，而后新增速度有所放慢，2018年为114家，截止到2019年10月116家。虽然直销银行的数量的在上升，但广发银行关闭运作五年的直销银行相应端口的背后体现了投入回报不匹配。在重视手机银行发展的同时，银行更应注意“风起于青萍之末”--原有直销银行模式的种种尴尬和面临的挑战，思考其未来发展变革及重生。 一、尴尬的直销银行 （一）市场趋向将直销银行和手机银行合并 我国直销银行大多采用独立APP的方式营运，但民众对直销银行认知度并不高，较多的用户趋向银行将直销银行和手机银行合并。据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对2000名直销银行用户调查显示，超六成（62%）的用户认为，两者功能相似，合并起来方便使用。而只有三成多（38%）的用户认为，没必要合并，两者各有特色。 目前，我国大型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普遍趋向将两者合并。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有18家银行将两者进行合并。下面是部分行直销银行合并/下线情况。 （二）直销银行APP实际功能不尽人意 1．应用开发不足 苹果手机的IOS系统是相对封闭的系统，苹果手机在中国智能手机份额占比约为23%左右，是银行不可忽视的客户群体。据CFCA统计，我国有 99 家采用独立直销银行 App 模式，但从苹果的应用商店来看，在查找直销银行时推荐的应用共50个，其中APP应用的相关介绍有明确的直销银行字眼说明APP只有36个，较多银行应用开发相对不足。 2．用户体验整体水平较低 根据新浪财经金融测评室对我国直销银行2019年测评，评分在4.5星的仅江苏银行直销银行、百信银行和民生直销银行3家，占比13.04%；评分在3星及以下的占比近四成（39.13%）。 另外，根据新浪财经金融测评室的第24期测评报告，有13家银行的直销银行APP有名无实，用户倒在第一关。 3．较多直销银行活跃客户少，近三年2/3的银行活客数明显下降 根据第三方手机应用监测易观千帆的数据看，截止2019年3季度，监测到的15家直销银行中，活跃客户上百万的只有长沙银行E钱庄179万。第二档20-40万，共3家。其中，贵阳银行爽爽BANK41.1万，江苏银行直销银行37.3万，宁波银行直销银行27.9万。第三档是10-20万，共5家。其中，徽商银行徽常有财17.9万，光大银行阳光银行16.4万，昆仑直销银行15.4万，郑州银行鼎融易11万，威海银行直销银行10.2万。第四档是活跃客户在10万以下的，共6家，其中，南京银行你好银行9.9万，民生直销银行9.5万。晋城银行的小草银行活跃客户已经低于1万。 2017-2019年各直销银行活跃客户数量 从各银行活跃客户来看，近三年来，只有长沙银行E钱庄、贵阳银行爽爽BANK、徽商银行徽常有财、光大银行阳光银行、齐商直销银行五个银行的直销银行APP活跃客户保持了连续增长。换言之，有10家直销银行APP的活跃客户数明显下降，占比高达2/3。 二、拔剑四顾心茫然：原有模式面临新挑战 直销银行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末的欧美发达地区，世界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直销银行First Direct 率先提出了直销银行这一概念并应用于实践。世界上比较著名的直销银行有ING Group集团旗下的ING Direct、ABN AMRO 集团旗下的 Moneyou、RaboGroup集团旗下的RaboDirect、HSBC集团旗下的HSBC Direct、NIBC集团旗下 NIBC Direct等。在我国，直销银行作为商业银行适应互联网时代而产生的新型运作模式，被定义为几乎不设实体网点，拓展业务也不依靠物理网点，主要通过互联网、传真、电话、移动终端等电子方式实现远程服务，客户可通过网上平台直接办理开户、转账、理财等各类业务，并获得其他金融产品的信息和服务，突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 （一）国内直销银行主要目标及模式优势 一般而言，围绕不同的战略定位，各家银行直销银行目标市场及客群均有所不同。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2018中国直销银行蓝皮书》调查来看，较多银行将直销银行作为业务拓展的重要抓手，以“差异化获客，弥补线下网点不足”为战略目标，以简单、有竞争力的存、贷产品吸引客户。参照国外直销银行经验，国内设立直销银行时，大多认为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模式优势： 1．成本收入优势。从国外看，2001-2010年期间，由于直销银行轻资产的运营模式，其资产收益率往往是母银行的10倍以上。直销银行模式成为了母银行在零售板块的高效率高收益业务模式。 2．跨区经营/吸引新客户。比如较多中小银行把直销银行当做跨区获客契机，通过直销银行接触并服务周边省市甚至全国范围的客户，积极提升业务覆盖面。也有较多的中小银行将目标放在吸引年轻客户，以弥补目前中小银行客户偏年长的不足。 3．服务80%长尾客户。一些银行将传统线下银行重点获取和服务20%的大中型企业和高价值客户，而直销银行则重在服务80%的长尾客户。 （二）新时期，原有直销银行模式面临四大新挑战 挑战一：银行经营的全面数字化。 直销银行，顾名思义，就是缩短流程，更直接的经营客户。在数字经济时代，客户经营手段更趋数字化，对客户进行数字化端到端的改造后，直销银行和综合化的手机银行在客户层面基本没啥差别，比如2019年直销银行使用最多的功能是账户查询，占比84.8%，其次是投资理财（银行理财、基金、保险）占比73.1%，第三是41.7%，这些功能手机银行都能实现，部分其他渠道如账户查询微信银行也能实现，客户的所花时间等成本基本一样，为什么要单独选择直销银行？直销银行缺乏存在的意义。 挑战二：经营简化即是优势也是问题所在。 直销银行产品的简单化，可以使内部协调成本降低，通过规模化经营放大利润。但简单化，也带来了问题：一是客户收益是价格敏感型，收益水平较低，在经济上升时期，能够获取大量客户新增时会很快放大利润。但是经济下行时，新客户增长难度增大时，收益增长无力。比如，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产品简单高收益是吸引客户的主要手段。64%的选择开通直销银行原因是投资理财收益高，但同样可能由于投资理财收益不好而放弃。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运营规模的扩大，客户对产品的需求也会相应提升，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如直销银行由于产品较为简单，可能让45.7%的用户选择放弃直销银行。如果选择盲目增加产品线，扩张业务结构，加强与客户的关联，就必然会导致整个组织架构规模的复杂化，进而导致运营管理、维护客户关系的成本上升。如此一来，作为直销银行的成本优势不再，运营效率也会下降，对于母银行来说，保持零售业务低成本高效率的目标任务就无法达成。 事实上，由于采用薄利多销、成本控制的经营策略，在ING Direct USA的负债成本中，尽管非利息成本具有竞争优势，低于母银行的费用支出水平。但利息成本相对较高，银行的净息差水平要低于母银行的平均水平。同时由于ING Direct USA保持了产品的简单同质性，缺乏交叉销售及高级定制化的金融服务，产品线相对简单，非利息收入在全部利润来源的占比长期低于母银行的 10% 以上。因此，ING DirectUSA在盈利方面对母银行荷兰国际银行的绩效贡献度不高。 二是产品和客群的单一化，在面对经济下行时，也更容易面对风险冲击。国外在金融危机之后，直销银行的发展速度放慢，部分直销银行业务转型、整体或部分业务被母银行乃至其他金融集团收购，成为传统商业银行的另外一条网上渠道，内部结构慢慢与传统银行趋同，与传统银行的模式相互融合，母银行与直销银行整体多样化抵御风险。 最近，有国内学者认为，国内大多数直销银行是作为二级部门存在，仍归属于总行电子银行部或个人金融部，未实现独立运作。作为“二级部门或独立业务条线”的设置会受制于传统银行制度，较难体现其流程便捷、低成本等优势，并不符合直销银行的互联网化定位，不利于产品创新，应该走独立法人之路。 数据来源：CFCA 实际上，走独立法人之路，可能会降低直销银行的费用支出水平，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收入收益水平偏低，难以实现多元化收入和高级服务收入的问题，也无法应对周期下行，风险冲击的问题。即使是Capital One这样利用大数据的先驱，30年使用数据驱动策略，长期耕耘于信用卡领域，重点关注那些长期被银行忽略的次级客群，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采取高风险覆盖高收益措施，也无法实现利润的稳定增长。更何况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国内直销银行，如何摆脱产品及周期束缚实现长期的利润增长，值得思考。 挑战三：直销银行如何应对互联网的下半场。 直销银行主要采取互联网方式进行客户经营，互联网发展阶段的变化，也给直销银行带来巨头挑战。 当前，背靠互联网巨头的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由于互联网进入下半场，流量变少，近三年活跃客户明显下降。网商银行活跃客户从2017年1季度的723.8万，下降到2019年3季度的449.1万；微众银行从2017年1季度的238.2万，下降到2019年3季度的124.1万。本身没有流量优势的直销银行该怎么发展？ 数据来源：易观千帆 不少银行采取的是，第三方平台合作引流或联合获客。秉承开放银行理念，通过输出账户、理财及贷款等产品及服务至合作伙伴场景平台，实现互联网场景获客。通过与第三方平台合作获取的Ⅱ类户直销银行客户，客户粘性及对银行品牌忠诚度较低，因此需探索直销银行客户向借记卡客户的转化。直销银行推进Ⅱ类户向Ⅰ类户转化，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补全用户画像，对于在第三方平台开立银行Ⅱ类户的客户，可通过外部数据来获取客户信息；二是挖掘用户需求，提供适合产品，在挖掘客户金融需求的基础上，通过活动、产品等方式引导客户开立Ⅰ类户，享受更多服务。但因为Ⅰ类借记卡需要在银行网点柜台或智慧柜员机办理，需要线上线下的整体联动，因此Ⅱ类户向Ⅰ类户需要通过线下转化，线上线下渠道如何有效协同是一个难点。此外，互联网公域流量的减少，需要银行自身私域打通，形成整体生态，从而产生新的流量增量，这又需要其他渠道和客群领域的协同配合，这是直销银行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挑战四：直销银行如何获取新客户。 不少银行设立直销银行的目的是摆脱传统的物理网点依赖，相对独立的获取新客户。但是从调查来看，65%的用户选择直销银行都是网点大力营销的结果，如果直销银行都只是传统物理网点产能的延伸，提高物理网点产能就行了，何必要需要直销银行。然而，事实上网点到店客户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较多直销银行并没发挥其应有作用，更不用说跨区经营、客群壮大等功能。 同时，目前吸引用户开通直销银行的营销活动主要是：现金奖励（71.5%）、抽奖机会（49.9%）和优惠券积分（28.7%）。这在营销上不具有可持续性，特别是现金奖励。举个例子，100元的现金奖励，对用户来说是个不大的金额，但是对银行来说，1万个用户就成本要100万元，10万个用户就是1千万。目前银行的存贷利差才2个百分点左右，大规模持续这样的烧钱活动，在银行利润接近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财务上根本不具有可行性，很难持续下去，必须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 数据来源：CFCA 三、变革与重生：直销银行未来发展思考 （一）简单即美--找准直销银行的市场定位 在设计领域，有一“懒人原则”是用户体验的高层境界，这一原则又被称为“KISS原则”（Keep it Simple ，Stupid），“简单就是美”是它的设计理念。而在绘画领域，同样有一种提倡在创作上能减就减的主义——极简主义绘画。它又被称呼为ABC艺术（ABC ART ），是现代艺术中简化倾向的颠峰。 虽然金融本身发展越来越复杂，但由于工作繁忙，人们无暇花太多的时间去深入了解产品相关知识，要有一些相对简单的产品满足日常简单投资理财需要，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人们心理认知的特点，简单即美。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产品始终有自己的市场空间，关键是找准市场定位。 从目前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客户的差异化。围绕一个或数个比较明确的客群进行深耕，比如，马来西亚的MACH银行就是专注做“85后”的“年轻人的银行”。这类银行产品丰富、有趣味、倡导独特的价值主张。另一类是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以通过高性价比产品和服务创新实现远超同业的发展速度。 银行能够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客户体验较好，“专业化、高收益”是这类直销银行吸引客户的致胜法宝。比如，美国的Ally银行，主要面向汽车经销商及其客户。Ally银行对接到该集团旗下经销商汽车金融和商业金融等部门，从而形成了以Ally银行为负债端、汽车经销商为资产端的金融商业模式，银行通过存贷利差分成的方式获得盈利。这类产品专家型直销银行一般专营存款业务，存款种类丰富和轻资本经营为其高息揽储提供了空间。 （二）未来已来--在转型发展的大框架下和银行整体形成合力 从银行的发展来看，打造线上线下一体的综合化、开放式的金融服务生态，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面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是银行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如，低成本资金的获取，主要是通过消费、结算等支付生态的建设，汇集了较多临时资金沉淀而成，是生态建设的因势导利结果。 因此，成体系的进行服务场景建设，从整体高度营运场景是银行发展的重要方向，直销银行的发展关键是和银行转型发展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形成整体的合力，重点是三个方面： 一是客群价值形成和承接。一定程度上直销银行扮演了早期客群挖掘和汇聚的作用，是客群价值第一次挖掘，当客户有更多的需求时，要从整体上形成顺畅的价值承接。比如很多直销银行将年轻人定位为目标对象，当这些年轻人随着年龄及收入变化，其金融需求内容也会发生变化，直销银行本身可能无法满足其新的需求，需要和银行的其他业务板块做好相应的价值承接。 二是要在银行服务整体生态系统内统一协同和服务一致体验。要避免当前部门银行做法，对同一个客群，各部门的各类资源投入分散，各自为政，造成重复投入和投入空白。比如场景建设，应该是银行TO C大零售业务建设的重要一环，而不是将其建设的重任交给应该轻资产营运的直销银行。 三是在互联网共域流量减少的情况下，要充分利用银行各个服务生态的私域流量相互引流，从而增大银行金融服务场景和非金融服务场景体系整体流量，比如对公业务条线代发工资业务的发展，给零售业务板块（包括直销银行）的增流，通过生活服务场景营运为投资理财类业务板块引流等等。 （三）科技的力量--直销银行的制胜法宝 从国外成熟的直销银行看，直销银行单客的收入相对单一，收益水平也并不高，关键是营运成本低，规模效应突出。比如2011 年，ING Direct USA 的非息费用占比仅为母银行的 57%；较多国外直销银行员工人均管理资产一般是传统银行的3~5倍，因此，人均盈利能力是银行业平均水平的5倍。 我国直销银行要达到这样的产出效益，必须充分利用金融科技的力量才能实现：一是通过客户精准画像，实现客户的更为个性的精准服务，给客户创造更多惊喜；二是通过科技的力量，突破人工服务能力的瓶颈限制，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大规模的服务部署和触达。三是进一步优化直销银行设计界面、操作等触点的服务，提升客户的服务体验。同时，通过科技力量增强客户隐私、安全等保护，有效维护客户合法权益。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滚滚历史车流中，消失的是和时代发展要求不相符部分。也许在将来，直销银行的存在并不能长久，或是不再叫这一名字。但是其成立、探索以及变革本身就为银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说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多家核心报刊、新媒体专栏作家或特约撰稿人，专注于产业升级、数字经济、金融科技。)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曾刚 王伟 2020年一季度，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但商业银行总体表现较为平稳。2020年3月末，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达到251.8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7%，同比增速较去年末有所减缓。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6001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5%，但中小银行盈利增长乏力，其中城商行利润增速同比出现负增长。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2.1%，较2019年末下降10BP，达到近两年来新低，其中农商行净息差较上季度下降幅度较大。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1.91%，较上年末增加5BP，已升至2009年以来新高。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覆盖率稳步提升，达到151%以上，但不同类型银行流动性分层现象日趋明显，流动性风险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小银行面临的挑战。 展望2020年二季度，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大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仍是商业银行主要任务。商业银行应在监管部门指导下，差异化做好对疫情影响客户的金融服务支持，恢复正常生产和经营并稳定就业；同时应着力化解金融风险，特别应关注中小银行风险特征；商业银行应加强市场风险管理，提升针对市场异常波动的应急管理能力，有效应对国际资本市场剧烈波动；适时启动逆周期监管，帮助银行体系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完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机制，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银行业面临的宏观环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全球经济步入衰退将成为大概率事件。国际方面，美国金融市场受到疫情强烈冲击，美联储启动史无前例的宽松政策；欧洲经济景气指数严重下滑，英央行两次紧急降息，欧央行启动紧急抗疫购债；日本被迫将奥运会推迟至2021年，经济陷入衰退已成定局；新兴经济体整体走弱，政策进一步宽松。国内方面，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6.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9%，目前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正在有效进行。展望二季度，国际疫情拐点尚未出现，加之部分新兴国家仍有可能成为新的疫情爆发点，对中国外部需求也会造成不利冲击，这将对经济的全面恢复形成制约。 从货币政策来看，一季度央行通过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了1.75万亿元长期资金，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通过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和节奏，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3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0.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1.5%，M2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 2020年一季度银行业监管政策主要侧重于引导商业银行支持防疫和恢复经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加强银行业乱象整治等。包括通过专项再贷款、再贴现加大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促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推广运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加强银行业乱象整治，对涉嫌违法发放贷款、信贷资金被挪用、反洗钱等违规领域加大处罚力度，并将消费者权益保护、资本杠杆、流动性、定价等领域作为监管重点发力整治方向；发布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办法和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加强中小银行公司治理。 二、银行业运行情况 ❑资产规模增速下降 截至2020年3月末，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监管指标数据，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达到251.8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7%，同比增速较去年末有所下降。2018至2019年以来，受益于资本补充渠道拓宽、金融供给侧改革力度等因素，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2020年一季度，由于受到疫情冲击，部分行业开工不足，与之相对应的信贷需求也受到干扰，导致资产增速出现下降，资管新规暂缓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慢了理财资产回表的速度。在不同类别银行中，中小银行资产增速要低于大型银行。2020年一季度，大型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资产同比增速分别为10%、12%、8%、8%。 图1 商业银行贷款及贷款增速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中小银行利润增长乏力 2020年3月末，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6001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5%，增速有所回落。分银行类别来看，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分别增长5%、9%、-1%、2%。继2019年9月以来，城商行利润增速第二次同比出现负增长。 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为0.98%，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2.09%，较2019年末分别上升了0.11%和1.13%。 图2 商业银行净利润及增速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以净息差衡量各类银行的盈利能力，2020年3月末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2.1%，较去年月末下降了10BP，达到近两年来新低。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农商行净息差为2.44%，较上季度末下降37BP，下降幅度显著高于平均水平，这说明农商行资产收益率下降与负债成本居高不下之间的错配风险更加明显。大型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净息差分别较上季末下降8BP、3BP和9BP。 图3商业银行净息差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风险状况 1． 不良贷款增速加快 不良贷款余额环比增速下降。截至2020年3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61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986亿元，较12月末增加8%，较去年同期增长21%，不良贷款生成速度有所加快。从最近几年来看，不良资产余额仍在稳步上升，上升幅度要显著高于资产增速。 图4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1.91%，较上年末增加5BP，已升至2009年以来新高。目前银行不良资产仍面临一系列压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受疫情影响，餐饮、住宿、房地产、文化娱乐等行业复工复产延迟，导致这些行业的中小企业不良资产上升相对较快，个人客户收入下降也会增加信用卡业务的违约；二是监管要求银行做实真实不良资产，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强化监管和非标置换将逐步完成，将进一步加快不良资产的暴露。 此外，还需要考虑到疫情经济冲击对银行业不良率影响的“滞后性”，并做好相应的预判和应对。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部分银行都对受疫情影响企业采取了还本转期续贷、贷款展期、利息减免、征信保护等阶段性扶持措施，大部分客户也可依靠存量资金或其他融资手段支撑一段时间，因此疫情在一季度还不会直接带来不良贷款的快速上升。二是不良率自身的滞后性特征。当前不良主要体现在4~6年前开发或者叙做的业务，并不能完全体现当前的资产质量，也不会立刻体现在一季度不良数据中。三是一些特定领域引发的信贷风险可能不在不良率的统计覆盖范围内，但也会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造成较大冲击，例如一季度经济疲软导致新增债券违约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且预计会继续上升，在目前债券信用运行机制下，债券违约可能最终转化为表内不良贷款。 分银行类型来看，不良率走势也出现分化。农商行、城商行不良率分别为4.09%和2.45%，较去年末上升19BP和13BP，显著高于平均水平；股份制银行不良率为1.64%，与年末持平；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保持稳定，小幅微升1BP。 图5 主要类型银行不良率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2． 逾贷比有效压缩 逾期天数指标一直是监管看重的反映资产恶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截至2020年3月末，大部分银行已经按照要求压缩了逾贷比（逾期90天贷款占不良贷款比例），多数银行逾贷比均压缩到了100%以内。但随着逾期指标监管的日趋严格，银行逾贷比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3． 中小银行风险抵补能力下降 拨备覆盖率体现了银行抵御预期损失的能力。截至2020年3月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3.2%，较上季末略有下降。当前拨备水平远高于监管要求，且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稳健水平，总体风险抵补能力仍处于合理区间。但也要看到尽管大中型银行的抵补能力较为稳健，但城商行和农商行不仅低于平均水平，且一直处于下行趋势。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为231%，较最高点有所下降。大型商业银行本身拨备覆盖率较高，远超最低标准，适度下调可适当优化利润结构。股份制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9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风险抵补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城商行3月末拨备覆盖率为150%，较去年末下降了4个百分点。农商行3月末拨备覆盖率为122%，较上季度下滑6.4个百分点。 图6 主要类型银行拨备覆盖率变化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4． 股份制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指标上升 流动性比例。截至2020年3月末，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为58.57%，较2019年末上升0.11个百分点。分银行类型来看，除了股份制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下降2.27个百分点之外，其他银行流动性比例有所上升。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为2.51%，较2019年末上升0.1个百分点，与年初基本持平；存贷款比例（人民币境内口径）为74.9%，较2019年末下降0.5个百分点。 图7 主要银行类型流动性比例变化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2020年3月末流动性覆盖率为151.53%，较年初上升了4.9个百分点。2016年以来，流动性覆盖率呈现阶梯上升趋势，显著高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中要求的100%监管指标。 从分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的各项流动性指标数值都满足监管指标的下限。未来大型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要点仍然应该是不断提高额外流动性的运用效率，最大化资金利用价值；股份制商业银行需要重点保持流动性指标的稳定，并对市场流动性压力情景做好充分的准备；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面临较大挑战，未来还是应该在加强核心负债、降低负债成本、增加资本金补充和合理压缩同业资产规模上多下功夫。 图8 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从分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的各项流动性指标数值都满足监管指标的下限。未来大型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要点仍然应该是不断提高额外流动性的运用效率，最大化资金利用价值；股份制商业银行需要重点保持流动性指标的稳定，并对市场流动性压力情景做好充分的准备；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面临较大挑战，未来还是应该在加强核心负债、降低负债成本、增加资本金补充和合理压缩同业资产规模上多下功夫。 5． 其他一级资本占比依旧偏低 2020年3月末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0.88%、11.94%、14.53%，较2019年末均略有下降。在结构性上，其他一级资本对资本充足率的贡献继续上升，从12月末的1.03%上升到1.06%，说明2019二季度以来监管引导商业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但总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其他一级资本占比仍相对偏低，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其他一级资本充足率更是大幅低于平均水平，说明仍需在政策上进一步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二级资本充足率贡献由2019年6月末的2.72%下降到2020年3月末的2.59%，这也与包商银行事件后中小银行二级资本债发行市场收缩有关。 图9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化趋势 三、银行业二季度运行展望与建议 疫情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巨大冲击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修复，而且，修复过程中还面临着很多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实体经济的损失，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金融层面的风险。与金融危机时风险首先在金融领域爆发，然后向实体经济传导不同，新冠疫情首先冲击的是实体经济，然后向金融体系传染，这意味着，金融风险的暴露会滞后于实体经济。也正是预期未来可能出现巨额损失，美国的大型银行在一季度大幅提高了拨备力度（平均为上年同期的3~4倍），利润水平也随之大幅下降。 对中国银行业而言，对潜在风险同样需要未雨绸缪，对挑战的严峻程度要有前瞻性的评估，并及时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预计，2020年二季度开始，银行体系仍将保持一定的规模增速，继续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复工复产，但所面临的风险损失压力可能会显著上升，利润增速则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金融与实体变化的同步，反映了金融回归本源，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正日渐畅通。 从长期看，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韧性和较为充足的政策空间，随着实体经济的全面复工复产，银行整体风险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不过，考虑到疫情冲击有较为显著的结构性效应，特定区域、客户、行业所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不同机构由于业务的区域分布、客户类型以及客户所处行业有所差异，加之经营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的参差不齐，行业分化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加大政策力度，支持中小银行发展 从一季度数据来看，商业银行总体资产、利润、不良率表现较为平稳，但其中出现的中小银行指标下滑的情况还需引起重视。首先，中小银行利息收入不及预期，其中，农商行净息差较上一季度下降37BP，城商行利润同比出现下降，这表明中小银行的盈利情况不容乐观，原因既包括中小银行负债成本较高、负债结构不合理，也包括在资产方面中小银行主动定价能力不足，资产收益率下降。其次，中小银行集中度风险较高、行业结构单一，经营区域集中，在疫情冲击下会导致风险较难分散，资产质量堪忧，此外，疫情影响最大的小微企业也是中小银行主要客户，其经营情况恶化会率先传导到中小银行资产质量。第三，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委托-代理”关系、利益调节机制等方面还不能完全按照遵循市场化原则决策，部分中小银行公司治理还存在较大缺陷。第四，中小银行风险抵补能力相对不足，无论从自身资本补充渠道还是资本充足率情况，还是从流动性、存贷比、核心存款依存度等风险指标来看，都要弱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小银行的政策支持力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小银行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普惠金融客户的能力，助力“六稳”和“六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要着力改善中小银行生存环境，及时化解潜在风险，为中小银行长期稳健发展创造条件，确保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可以考虑通过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在部分中小银行定期存款占比不断上升、息差收窄压力加大，且缺乏足够手段进行负债结构管理的情况下，存款基准利率的调整对降低负债成本至关重要。而且，负债端成本的降低，也可以为资产端利率进一步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供更大的空间。 二是规范存款、理财市场。加大对存款自律机制执行的监管力度，强化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控，适度加大对资金套利行为的处罚力度，推动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规范，确保结构性存款和理财产品的定价相对存款趋于合理。畅通从资产端利率到负债端利率的市场化传导路径，逐步提高存款利率市场化程度。 三是实施差异化、逆周期的监管政策。如实施差异化、逆周期监管政策，阶段性灵活下调目前2.5%的储备资本要求，降低中小银行资本监管负担，以实现宏观审慎调控的目的；灵活调整拨备覆盖率要求，鼓励银行利用拨备核销坏账，降低风险资产压力；优化资本补充监管协调机制，明确规则、简化流程，为商业银行（尤其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提供便利；引导银行合理分红，增加银行内源资本补充能力，在满足投资人合理回报的同时，将更多的利润转增资本；此外，针对中小银行创设专门的货币信贷支持工具，给予其更多低成本、中长期的资金支持，帮助它们降低负债成本和流动性风险，等等。 加强市场风险管理，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随着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快速传导到国际资本、商品市场，国内商业银行参与的国际金融市场业务也面临较大波动，其风险预判能力以及市场、操作风险管理专业能力也遭受较大考验。三月份，疫情全球扩散叠加原油价格战，诱发海外流动性枯竭，导致中资美元债市场整体出现较大幅度下跌，部分银行的外币债券投资遭受浮亏。四月份，个别银行挂钩原油期货的产品，在短时间内造成客户和银行近百亿元的巨亏，一方面暴露了国内银行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内在逻辑缺少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商业银行在代客背景的自营业务方面缺少必要的审慎性和风险预警机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以及银行业务日趋复杂化，中资银行不可避免会更深入的介入到国际金融市场，所以需要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利率、汇率、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金融产品风险，提高风险意识，强化风险管控，严格产品管理，提升市场异常波动下的应急管理能力。 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小微企业 中国银保监会近期就《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这将有助于小微企业缓解长期以来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小微企业风险的复杂性与传统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不完全匹配，在当前疫情中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互联网贷款是支持小微融资的有效方式，可以从线上化、触达、风控、成本四个角度促进小微信贷服务。一是加速小微信贷转型线上化，加大线上金融供给能力；二是提升小微触达，优化信贷供给，提升信贷效率；三是有效提升风控效率，根据小微群体的特征来建立风控模型，以该客群既有替代数据判别欺诈风险和信贷风险；四是推动线上信贷流程，引入大数据风控和智能风控技术促进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此外，还应建立并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监管制度，更充分地发挥互联网经营贷款的价值，实现供给侧的升级改善，具体措施可包括：通过互联网经营贷实现货币政策对小微企业的精准传导，鼓励多元化主体参与小微信贷；合理区分互联网经营贷和消费贷款并进行差异化的监管；通过在受托支付、交易场景、合作平台资质、风险控制模式等方面制定系统的规则，来对贷款资金流向、用途等进行管控。 (本文作者介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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