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30日公告称，为维护年末流动性平稳，今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400亿元逆回购操作。期限为7天，中标利率为2.2%。鉴于今日有100亿元逆回购到期，人民银行实现净投放300亿元。 近期资金面整体边际宽松，年内到期的隔夜利率连续下行，昨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下行4.9个基点，跨年的7天资金利率小幅企稳，7天Shibor上行13.1个基点，DR007加权平均利率报2.23%，其他各期限利率均有所下行。
岁末年初，农民工工资支付又将进入高峰期。一年的辛苦能够劳有所得、干有所值是每个工友最简单的心愿，也是社会各界一直以来关心的重点领域。江苏银行(行情600919,诊股)积极构建“系统建设＋专户管理+专属金融服务”模式，为农民工工资支付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更好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助力年末欠薪“清零”。 创新“建工通”产品，专属金融服务“有力度” 江苏银行积极助推工程建设领域账户、人员、资金等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实名制管理，在规范工资支付的同时为监管部门了解用工情况、处理劳资纠纷提供数据支持。 早在2018年，江苏银行就在常州地区率先推出“建工通”产品，与当地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系统对接，及时将农民工工资专户开户、建筑施工从业人员工资卡开办、工资专用账户资金进出、代发工资明细等信息同步至实名制管理系统。借助该产品，监管部门可实时获取数据，对农民工工资发放进行实时监控，防范资金挪用风险，从而有效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在推广应用的过程中，江苏银行“建工通”不断优化升级，得到了各地主管部门的一致认可，形成了江苏银行在建筑工程领域的专属品牌。 该行“建工通”产品负责人表示，自业务开办以来，该行严格按照国家及省市关于农民工工资的实施意见、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切实履行账户及资金监管职责，做好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日常管理工作。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出台后，江苏银行认真研究并落实，在第一时间完成了系统的优化和相关制度的更新，通过设置专门的账户类型，实现对代发专户支出渠道及用途的控制，确保账户不因支付农民工工资之外的原因被查封、冻结或者划拨。 推出多项暖心举措，维护合法权益“有温度” 结合施工企业的特殊性和农民工群体的困难点，江苏银行在内部加强员工业务培训的同时，为客户“量身定制”专属服务，做到排忧解难、有效宣传、温情维护。 江苏银行积极与各地住建、水利、交通主管部门开展农民工工资代发合作，主动向企业进行工资代发业务宣传、指导，提供上门开户、批量开卡等服务，进一步助力企业减负，让农民工少跑腿。截至目前，该行代发业务已覆盖全省13个地市，累计代发人数近40万人。 江苏银行还推出了专属的“江苏建工卡”联名卡，办卡后可享受跨行取款、转账汇款费用减免等优惠，方便农民工异地支取。为助力农民工提高金融安全意识，该行在部分工地开展金融知识万里行宣传活动，普及非法买卖、转借银行卡的危害以及防范金融诈骗、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等知识，同时开展夏日送清凉等活动，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怀。 “以服务铸造品牌，以温度赢得口碑。江苏银行将始终紧跟政策要求，不断丰富产品体系，提供专业、便捷、贴心的服务，打造建设工程领域的服务品牌，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这一惠民工程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该行公司业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将改变银行”，这句话在金融业流传了十年之久。 如今看来，银行没有被外界改变，但在外界的压力之下，自己改变了自己。 拥抱移动互联的大时代，向互联网转型也就成了近年来银行开展自我革新的第一步。 不仅是银行，互联网转型已成为当下所有企业面临的一道坎，也是移动互联网普及下的又一大市场机遇。当然，作为整个商业活动背后的金融机构讲，将显得更为关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市场经济提供“粮草”，是金融机构在整个商业活动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近日，浙商银行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刘龙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对外清晰地讲述了，浙商银行金融科技转型后的平台化服务战略。 刘行表示：“去年11月，我行在多年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确立并实施平台化服务战略，提出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创新打造‘科技+金融+行业+客户’综合服务平台，跨界融合资源，构建生态体系，为客户提供全视角、全流程的价值服务。” 从整体外部大环境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叠加金融监管全面趋严，客户需求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银行业陷入行业性低估值状态仍将持续。任何一家银行在面对这种外部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都不可能，也不能够一成不变。 浙商银行成立于2004年8月，因地处浙江杭州，有着与生俱来的互联网基因和对中小企业的服务经验。凭借敏锐的嗅觉和勇于自我革新的精神，近年来不断以金融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探索为引领，主动拥抱科技发展给银行业带来的颠覆性革新，也较早开启了创新金融科技应用的转型。 1平台化服务战略，助力小微企业“融资难” 以发展金融科技和探索商业模式做支柱，试图用“平台化服务战略”去打开后移动互联时代的金融创新大门。 浙商银行自成立之初就嗅到了互联网的线上机遇，并先于行业在金融创新上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工具，重新梳理业务资金的脉络，让资源在市场化配置中发挥作用。 刘龙表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不能当期使用或能用，不能较快变现或能变现，流动性较强或较弱的资产，打包放在一个“池子”里面，进而生成一定的额度，由银行来提供流动性。不仅解决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错配，也解决了它在品种上的错配。” 小微企业在经营管理、信用担保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相较于大企业均较薄弱，它们也迫切地需要一批能为其提供投融资贷款及资金结算服务的金融机构。 浙商银行发挥互联网基因和小微金融标杆的优势，以化解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为重点，持续推进普惠金融服务，尽可能地实现批量服务的最大价值。 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浙商银行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较2017年接近翻番，占各项贷款比在18家全国性银行中位列第一。累计服务小微企业超36万户，设立有小微企业专营机构达182个，带动就业500万人次。 再结合此前的招股书披露数据，浙商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中约有九成贷款业务是面向微型企业和个人经营客户。 可见在小微企业的扶持上，浙商银行的力度是长久且逐年在加大的。 浙商银行对于小微企业的包容，除了技术和平台的优势之外，主要还是在于经过十多年的沉淀积累，拥有了一套成熟的小微企业业务经验。 小微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决定了服务小微企业的银行必须具备把控风险的能力。 对此，刘龙在接受访谈时也表示道，浙商银行小微企业较低不良率的背后有这样几个因素： 第一，什么样的客户决定了（业务）风险大小的基础，尽可能获取一些高质量的客户，然后去做一些比较“辛苦”的业务。 第二，依托于优质的核心企业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拓展，跟核心企业合作，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以便更了解它的上下游供应链企业。通过跟他们的合作共同维护、建设、深化和发展产业链生态圈。 第三，围绕产业链和供应链来对上下游的企业进行服务，实现小额、分散的授信目标。 第四，运用区块链技术，让生态圈里的核心企业以及上下游客户能够更多地看到真实的经营情况，让大家更重视自己的信誉。 2小步快跑，资产迭代优化下的成长动力 浙商银行作为一家年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先后于2016年和2019年在H股和A股挂牌上市，成为全国第13家在A+H股上市的商业银行。截至2020年6月末，浙商银行在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累计设立有260家分支机构，实现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等全国主要城市群的覆盖。 据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9月末，浙商银行集团资产总额首度突破2万亿大关，到达了20530.99亿元，比上年底增长了14.01%；负债总额19227.04亿元，比上年底增长了14.94%。 的确，仅2万亿资产的浙商银行，在9家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属于规模最小的一家。在规模总量上和其他同类银行没有可比性，但从规模增速来看，当前的资产总额相比于2015年底已实现了99.00%的增幅，远高于其他同类商业银行的平均增速。 银行作为实体经济支柱，尤其在当下传统商业向互联网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宏观环境尚未稳定，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大。“稳”字当头，已经成为特殊背景下，所有银行家在做经营决策时该权衡的第一要素。 浙商银行近年来资产规模的大幅攀升，并非为了扩张而盲目求大，这背后资产质量的持续稳定才是规模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据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末，浙商银行不良贷款率1.40%，低于同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率。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仅有1.11%，而平台化业务的不良更是低至0.3%左右。拨备覆盖率208.76%，比上年底下降12.04个百分点，但依然保持略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资本充足率为13.43%，也明显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 从英国《银行家》杂志在7月发布的“2020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排名看，浙商银行以一级资本、总资产计算均位列榜单第97位。自此，浙商银行成功跻身“全球银行百强”之列。 但从资本市场的反馈情况来看，浙商银行尚有欠缺和明显不足。 数据显示：截至12月9日，浙商银行A股收盘价4.07元人民币，相较于上市时4.94元/股的发行价，下跌了13.4%。H股收盘价3.820元港币，相较于上市时3.143港元/股的发行价，上涨了21.54%；但相比于A股上市之日的4.036港元/股，同样下跌了22.13%。 近年来，浙商银行的业绩增速有所放缓，同时也是整个大环境下的银行业共性。 对此，刘龙也坦言：“大的背景下金融机构让利于实体经济，让利于小微企业，营业收入没有与资产投放一样同步增长。这既是银行业帮助企业降成本的现实情况，也符合浙商银行服务民营企业，服务小微企业占比较高的实际。”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二级市场的股价看，，当前市场上有1.8倍PB（市净率）的招商银行，1.85倍PB的厦门银行，和2.1倍PB的宁波银行……而上市银行的平均PB在0.7上下浮动，浙商银行的PB也才0.76，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银行的低估值已经持续了若干年，也将是一个常态。浙商银行如果仅依赖于“平台化服务战略”，想在短期内提升估值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压力。 但长期来看，当前平台化服务模式下业务仅0.3%左右的不良率，如果能一直持续稳在较低的不良率，让市场看到平台化相关业务在获客、风控方面有着独特的竞争优势，那么，浙商银行的估值一定会有大幅提升的空间。 如果不追逐短期利益，将眼光放长远来看，浙商银行还是一个成长潜力较大的商业银行。 创新金融的目的不在于去做无用的创新，而是为客户解决问题，提高银行的综合服务能力，为商业活动赋能，为实体经济运送“粮草”。 资产质量的稳健为金融创新奠定了基础，金融创新又反哺“平台化服务战略”的迭代优化，进而再次获取较为优质的客户资源。 浙商银行着力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将大笔资金用在小微企业的扶持上，既符合当下扶持小微企业的国家战略，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同时，以相对较低的不良贷款率和高效的平台化服务，进入了“金融+科技+行业+客户”的平台化良性循环发展模式。
普百姓，惠民生，金品质，融天下。 2020年是普惠金融五年规划收官之年，站在此时回望，这一年中小微企业面临着生死挑战，但同时愈发感受到了来自金融机构的温暖，“帮助中小微企业，就是帮助银行自己”已成为业内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作为深耕普惠金融领域的主力军，上海银行持续打造特色化、差异化普惠金融服务。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2020年也是上海银行三年发展规划（2018-2020）的收官之年，该行先后推出普惠金融专项指导意见、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30条”等一系列举措，并创新升级供应链金融服务，加码金融科技研发应用，有力支撑普惠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上海银行普惠金融贷款投放金额365.47亿元，同比增长136.95%。 不过，践行普惠金融不单单是银行的事，更需要联合政府、园区、非银机构等。一直以来，上海银行，积极搭建银政、银保、银担、银园、银租金融合作生态体系，共建上行普惠生态圈，切实缓解企中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 精准发力，打造综合化普惠金融服务 上海银行开展普惠金融的历史由来已久。自1995年成立之初，该行就坚持服务中小企业的定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在把握时代浪潮的探索中，力争走在行业前列。自2005年起，上海银行以差异化营销为导向，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按照五专，即“专门的队伍、专门的授权、专门的审批、专门的定价、专门的激励约束”的思路，开展了小企业信贷业务“先行先试”工作。 多年服务经验的积累，成就了上海银行如今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发展壮大。期间，该行总结出了一套独门“打法”。一方面，深耕区域市场，积极运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经济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搭建不同部分的合作生态体系，共建普惠生态圈。 另一方面，借助科技赋能，围绕具有集群效应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场景，实现批量获客互荐和交易融合，不断地进行内部的流程改造和系统建设，通过极简高效的用户体验，提升普惠业务综合服务能力。 与此同时，通过深入研究各类细分客户群特征，为不同行业和成长阶段的小企业提供包括开户结算、资金周转、贸易融资、理财增值等在内的金融解决方案服务。 在上海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普惠金融事业部负责人郑涵看来，评判一个企业的融资成本，不能只参考贷款成本，更应该计算包含其他业务在内的总账。也因此，上海银行近来大力推进综合金融服务，通过开户结算、代发工资、国际结算等一揽子服务，可更好判断企业的经营情况、还款能力，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专门从事线束制造和电子元器件分销的上海查尔斯电子有限公司（下称查尔斯集团）就对上海银行的金融服务就有着深刻体会。据查尔斯集团董事长杨晨介绍，集团与上海银行同岁，成立之初就在上海银行开立基本户，目前与上海银行的合作已达25年之久。“从最初的日常结算、信贷融资，到如今的理财增值、国际业务，我们通过银行和企业间的紧密合作加速了自身的发展。”他说道。 而为了提高企业的金融体验，上海银行还持续丰富普惠金融产品，以提升客户体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通行内对公、对私普惠贷款产品边界，形成全行普惠金融产品融合；另外，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小微企业的差异化需求，上海银行通过制定专项产品或服务方案，解决企业需求痛点。 科技赋能，解决“两大不对称”难题 在上海银行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金融科技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科技没有改变金融的根本属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金融的效率，改进了金融风控的方式。有了科技的赋能，中小微企业和个人的金融可得性得到显著提升，解决了普惠金融存在的“普而不惠”、“惠而不普”的痛点。 郑涵认为，中小企业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不对称”，一是信息不对称，银行在获取企业经营信息、信用信息等方面效率较低、难度较大，客观造成了信贷投放效率不高；二是成本不对称，中小企业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风险成本较高，加之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单户金额小，在传统方式下，内部操作成本也相对较高，从而造成了“不敢贷、不愿贷”的情况。 金融科技的出现则为银行解决上述问题提高了有效途径。上海银行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推进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据了解，去年以来，该行积极发展以“上行e链”为核心的线上供应链金融业务，通过整合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信息，为小微企业增信；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结合服务场景，实现线上批量化、智能化操作。 目前，上海银行已投产超过70项线上供应链项目，包括海尔、中铁建、中船、中集、京东金采、中国华能、携程、联通支付、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等。截至11月末，该行线上服务的普惠客户已超过4万户。 事实上，业内的共识也在于，线上化、平台化是未来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对于银行而言，主动拥抱产业互联网这一巨大市场是普惠业务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银行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上海银行主动求变，一方面，将银行的融资服务嵌入到客户各个相关场景中，与核心企业、场景平台方、服务商等一道搭建服务系统，为核心企业上下游小微企业、交易场景中的小微商户提供融资服务，通过批量服务助推业务规模增长。 另一方面，利用金融科技推动普惠金融转型发展，包括打造数字化产品体系、数字化服务平台等，以数字化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操作成本。通过全流程、线上化、嵌入式的风险管理，控制授信业务风险，提升风险监测水平。 搭建平台，拓宽普惠金融“朋友圈” 对于银行而言，践行普惠金融不单单要靠自身，更需要联合政府、园区、非银机构等。一直以来，上海银行积极与园区、担保机构等合作，建设普惠生态圈。 比如，银政方面，与各级政府合作搭建小微企业服务平台，重点支持漕河泾开发区、张江科学城、临港科技园区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创新功能集聚区建设；银担方面，与市担保基金合作，针对“专精特新”等细分领域提供专项服务，业务规模位列各合作银行首位；银园方面，与产业园区合作搭建科创金融公共服务平台，联合各类外部机构向科创企业提供开户、结算、投融资、顾问咨询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具体到合作方式上，上海银行与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的合作就颇具代表性。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总经理助理姚家宽介绍，近两年来，开发区通过和上海银行联合，多方面支持了小企业发展。主要包括，企业服务范围从单一成长期企业延展到初创期、成长期及成熟期企业，实现了更为广阔的企业生命周期覆盖；最高贷款额度从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为充沛的资金支持；贷款最长期限从6个月提升至12个月，与各类企业差异化的用款周期需求实现更佳的匹配；引进投贷联动模式等。 整体而言，基于丰富的产品、科技的加持以及资源的整合，未来上海银行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深化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着力打造具有特色的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模式。在郑涵看来，新时代下，如何定义金融服务的有效性，不再是简单地看卖了多少产品，而是要真正从为企业谋实惠的高度，树立端到端的思维。接下来，上海银行将进一步完善产品设计、功能、业务流程，持续提升客户体验；同时，结合转型升级要求，不断找到更为契合、更有效率、更加专业的模式。
12月28日，记者从浙江地区银行机构获悉，近日收到监管文件，要求银行机构不得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作为中介吸收存款。 浙江银保监局相关人士对记者回应称，今年下半年以来，非理性揽存现象有抬头态势，一些不合规的存款产品和存款吸收方式对区域存款市场秩序造成了明显干扰，推高了负债端成本，加剧银行自身负债结构的脆弱性和流动性管理压力，滋生出的资金空转套利现象，也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为规范辖内存款市场秩序，推动负债端成本理性回归，避免对资产端信贷利率产生不合理传导，引导银行业稳健经营、服务实体，我局抓住岁末年初关键时点，决定在全辖开展存款乱象治理规范专项工作。”浙江银保监局相关人士称，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辖内存款市场若干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 记者了解到，此次存款市场专项整治聚焦当前突出的四类存款乱象，对既有监管规定的相关要求作了强调重申。针对存款机构中的不合规现象，不得“通过第三方中介吸存”等在《关于完善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和《2018年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工作要点》中都有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进一步规范吸收存款行为，不得采取以下手段违规吸收……，不得通过第三方中介吸存”；将“违规通过第三方中介、返利、延迟支付、以贷转存、以贷开票等方式吸存”作为整治的重点问题之一。 “以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作为中介吸收存款属于上述文件的规范范畴。”浙江银保监局人士称。 针对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结构性存款业务，上述浙江银保监局人士称，重申要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相关要求，通报日常监管中发现的典型的“假结构性存款”“伪结构性存款”特征，并明令禁止发行销售。 另外，针对各类定价计息不规范的“创新”存款，《通知》称，重申《储蓄管理条例》及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中关于存款利率和计结息的规定，市场对此已有充分预期，实际上相关产品下架、公告、整改工作已在进行。 针对“以贷转存、以票引存”痼疾，浙江银保监局人士还表示，此类问题历来被查、涉罚较多，不少监管规定中都有明确要求。特别是在今年出台系列金融支持复工复产政策举措的背景下，强调各银行机构更应科学审查评判企业融资的真实背景，合理核定融资额度，严控资金流向，避免过度授信造成的信贷资金空转套利。对全额质押的所谓“低风险”业务，重申将贸易背景的真实性、经济合理性作为把握的关键，避免异化为揽存套利手段。 浙江银保监局还称，“违规与票据中介合作”“员工与外部中介内外勾结揽存”一直以来都是监管部门严查的底线红线问题，《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票据业务监管 促进票据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跨省票据业务的通知》等文件中均有明确，上述情况不仅违规而且极易引发风险案件，此次特别重申。 此外，岁末年初，《通知》再次督促严格落实《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考评监管指引》中有关“不得设立时点性规模考评指标”要求，旨在避免迫于考核压力的存款“冲时点”，引导银行业立足考核根源解决问题。
12月28日， 中国银行旗下重庆、宁波两家村镇银行《关于解散重庆万州滨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的请示》《关于解散宁波宁海西店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的请示》获得当地银保监局的批复，成为全国首批获批解散的村镇银行。 对于首例村镇银行解散获批一事，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回复称均为完成吸收合并工作，是落实监管要求、对同一设立地点两家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实施合并的正常工作安排，不影响存贷款等相关业务办理。 银行业金融机构解散情况较为少见，此次村镇银行解散更是国内首例。虽说此次解散与村镇银行经营并无直接关系，但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当前一部分村镇银行发展停滞不前，经营管理方面存在较多问题，适时退出是恰当的。 解散获批，存贷款业务不受影响 宁海中银富登村镇银行、重庆万州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均为中国银行旗下的村镇银行，两家银行吸收合并后的主发起行仍为中国银行，不影响存贷款等相关业务办理。 重庆银保监局公告称于25日批复同意解散重庆万州滨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该行自收到批复之日起，应立即停止经营活动，向万州银保监分局缴回金融许可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应立即停止行使职权。此外，该行应成立清算组，在停止经营活动15日内将清算组成立文件报送万州银保监分局，按照有关法规办理清算及注销公司等法律手续。 在该行解散的同时，根据重庆银保监局公告，同意中国银行增持重庆万州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3637.91万股，增持后持股比例为66.58%。 同日，宁波银保监局发布公告称于22日批复同意解散宁波宁海西店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宁波银保监局称，鉴于宁海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宁波宁海西店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同意该行因吸收合并而解散，该行收到批复之日起，应立即停止一切业务活动，“三会”及高级管理层停止行使职权。 宁波银保监局在另两份公告中称，同意宁海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注册资本增至1.45亿元，同意中国银行增持宁海中银富登村镇银行6364余万股，增持后，中国银行持有宁海中银富登村镇银行74.964%股份。 据悉，上述两家银行因被吸收合并而解散后的全部业务、财产、债权债务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重庆万州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宁海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承继。 吸收合并实现强强联合 对于吸收合并的原因，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称，此次吸收合并是落实监管要求、对同一设立地点两家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实施合并的正常工作安排。 根据《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法人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申请解散，包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出现章程规定的其他应解散的情形，权力机构决议解散的，因分立、合并需要解散的。此外，《关于规范村镇银行主发起人股权转让市场准入流程的通知》规定，若收购方在村镇银行所在地已发起设立其他村镇银行，收购方应在股权变更后一年内实施两家村镇银行合并。 2018年，中国银行联合新加坡淡马锡旗下的富登金控，批量化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持有的27家建信村镇银行股权，其中，重庆万州建信村镇银行、宁波宁海建信村镇银行与中国银行自设的万州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宁海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设立地点重合，因此此次解散属于落实监管要求。 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表示，通过吸收合并，能够实现强强联合，充分整合中银富登在当地的资源，扩大村镇银行资本实力、业务规模和区域影响力，为客户提供更全面周到的金融服务。 另外，为解决平衡金融服务覆盖和机构商业可持续问题，原银监会于2018年1月发布《关于开展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和“多县一行”制村镇银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在中西部16个省份开展了“多县一行”制村镇银行试点。 董希淼认为，开展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和“多县一行”制村镇银行试点相关政策要加快落实，提升村镇银行规模化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应对村镇银行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适当降低村镇银行合规成本，鼓励其发挥小法人机构扁平、灵活等特点，在服务“三农”经济和小微企业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还提及，村镇银行兼具商业性和政策性两个特点，应给予更多政策上的支持，包括税收优惠、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等。（实习生刘甜对本有亦有贡献）
，证监会公告，鉴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我会申请撤回申报材料，决定取消第十八届发审委2020年第183次发审委会议对该公司发行申报文件的审核。 相关报道 12月30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州农商银行”)的首发申请上会。广州农商银行拟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发行股数不超过15.97亿股，发行比例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14%，保荐机构为中金公司。广州农商银行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核心一级资本，提高该行资本充足水平。 在回A关键期，广州农商银行坎坷多。今年4月，该行被中国证监会出具警示函。2020年4月21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对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经查，中国证监会发现广州农商银行在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存在部分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充分、个别违约债券会计核算前后不一致等问题。 去年以来，广州农商银行多位高管纷纷落马。涉及广州农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继康；广州农商银行原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吴海峰；广州农商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首席风险官彭志军；广州农商银行非执行董事李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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