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保监会网站10日发布的《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显示，三季度，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并转送银行业消费投诉85097件，环比增长26.5%。 从投诉反映的主要问题看，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48406件，环比增长43.5%，占投诉总量的56.9%；涉及个人贷款业务投诉20219件，环比增长33.5%，占投诉总量的23.8%；涉及理财类业务投诉4337件，环比减少59.1%，占投诉总量的5.1%。 其中，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27278件，环比增长16.1%，占投诉总量的32.1%；股份制商业银行37475件，环比增长30.6%，占投诉总量的44.0%；外资法人银行447件，环比增长19.8%，占投诉总量的0.5%；城市商业银行（含民营银行）8471件，环比增长46.0%，占投诉总量的10.0%。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的投诉量位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前三名；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的投诉量位列股份制商业银行前三名；东亚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的投诉量位列外资法人银行前三名。
中国经济网编者按：近日，证监会网站公布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广州银行需要对股权结构、关联交易、不良贷款等51项问题进行回复。 2020年6月，广州银行在证监会网站报送招股书申报稿，该行拟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25%，保荐机构是国泰君安证券。广州银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以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增强综合竞争力。 广州银行自设立至2016年12月31日，共发生5681笔股权转让。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共发生2466笔股权转让。因此，该行从设立至今年4月30日，合计发生8147笔股权转让。 广州银行的控股股东是广州金控，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金控直接和间接持有该行股份数量为49.81亿股，占该行发行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2.30%。截至2020年4月30日，广州银行非自然人股东数量为528名，合计持有该行股份115.60亿股，占该行发行前总股本的98.17%；自然人股东数量为10934名，合计持有该行股份2.16亿股，占该行发行前总股本的1.83%。由于股东人数众多，该行尚有311名非自然人股东和1114名自然人股东未完成确权，占该行发行前总股本的0.60%。 招股书披露了广州银行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合计分红36.69亿元。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广州银行2017年度、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尚待实施。 2017年、2018年、2019年，广州银行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81.59亿元、109.35亿元、133.79亿元，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4.02%和22.35%；实现净利润分别为32.20亿元、37.69亿元、43.24亿元，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7.04%和14.7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4.22%、12.23%、11.35%。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银行资产总额5612.31亿元，负债总额5211.88亿元。广州银行已开业机构123家，包括总行1家，分行级机构13家（含信用卡中心），支行108家及信用卡分中心1家。 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资本充足率12.32%、13.38%、12.42%，一级资本充足率9.58%、11.24%、10.14%，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58%、11.24%、10.1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银行贷款客户主要所处行业为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该行公司贷款和垫款总额的25.61%、22.03%和16.71%，前三大行业贷款占该行公司贷款和垫款总额的64.34%，占全部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为29.90%。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银行向最大单一客户发放的贷款和垫款余额占该行资本净额的6.08%，该行向最大十家客户发放的贷款和垫款余额占该行资本净额的47.62%，该行向最大十家客户发放的贷款均为正常类贷款。值得注意的是，广州银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较高，2017年超过监管指标标准。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分别为60.70%、45.80%、47.72%。 2019年广州银行不良贷款“双升”。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不良贷款合计分别为24.78亿元、20.62亿元、35.18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46%、0.86%、1.19%。 2019年，广州银行不良贷款核销金额猛增。2017年、2018年、2019年，广州银行不良贷款核销金额分别为2.66亿元、9919.3万元、17.09亿元。报告期内，该行仅于2018年发生不良贷款转让，转让的不良贷款本金余额为38.63亿元。 广州银行的逾期贷款远超不良贷款，2019年末，逾期贷款比不良贷款多26.38亿元。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逾期贷款余额分别为44.10亿元、29.55亿元、61.56亿元，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60%、1.23%、2.09%；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分别为39.85亿元、17.24亿元、34.55亿元，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35%、0.72%、1.17%。截至报告期各期末，广州银行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值分别177.97%、143.26%、174.97%，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值分别为160.85%、83.57%、98.21%。 从行业分布状况看，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公司不良贷款主要来自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制造业，上述两个行业的不良贷款合计占对公不良贷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82.10%、80.77%和63.01%。按产品类型划分的个人不良贷款，信用卡贷款占比最高。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信用卡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2.50亿元、9.60亿元和10.60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90%、2.24%和1.75%。 信用减值损失为2019年新增的列报科目，2019年，广州银行信用减值损失为40.06亿元。2017年、2018年，该行资产减值损失分别为15.57亿元、31.70亿元。 报告期内，广州银行存在劳务派遣员工占比较高的情况，不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关于“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的规定。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劳务派遣人数分别为2560人、2339人、2148人，占用工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0.19%、37.72%、32.44%。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广州银行用工总数6029人，劳务派遣用工总数1200人，劳务派遣用工占比已由2017年的40.19%降至19.90%。 2017年、2018年、2019年，广州银行在岗正式员工的人均薪酬分别为19.89万元、24.81万元、30.09万元。在岗正式员工按层级分类，2017年、2018年、2019年，广州银行高层人数为15人、14人、15人，人均薪酬分别为91.01万元、102.49、127.19万元；中层人数为408人、429人、432人，人均薪酬分别为47.60万元、65.03万元、82.13万元；员工人数为3386人、3419人、4.27人，人均薪酬分别为16.24万元、19.44万元、24.20万元。 2017年、2018年、2019年，广州银行董监高的薪酬总额分别为1646.9万元、2203.4万元、2257.8万元。招股书披露了广州银行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领取薪酬情况。2019年，有10名董监高年薪超百万元。其中，行长助理胡优华的2019年税前薪酬最高，为231.86万元。 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关联方贷款余额分别为76.42亿元、56.70亿元、26.01亿元，同类交易占比4.51%、2.36%、0.88%；关联方吸收存款余额分别为107.53亿元、58.93亿元、92.45亿元，同类交易占比分别为3.82%、1.84%、2.55%。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银行作为原告和申请人且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1000万元以上尚未终结的重大诉讼和仲裁案件共38件。其中，纳入表内的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1000万以上诉讼和仲裁案件共25件，涉及本金金额合计约12.65亿元，资产损失准备共计提6.28亿元。不纳入表内的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1000万以上重大诉讼和仲裁案件共13件，涉及本金金额合计约5.65亿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银行作为被告和被申请人且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1000万元以上尚未终结的重大诉讼和仲裁案件共1件，涉及争议金额7000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银行控股股东广州金控作为原告/申请人且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5000万元以上未结的重大诉讼和仲裁案件共1件。 报告期内，广州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因违法违规受到的行政处罚共23笔，合计被罚934万元。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10月16日，中国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粤银保监罚决字[2019]50号），就广州银行存在：未经任职资格许可任命高级管理人员，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责令改正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并处40.00万元罚款，责令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2019年10月8日，广州市纪委监委网站公布“十一届广州市委第七轮巡察公布24个单位党组织巡察反馈情况”。其中，广州银行被指党管金融原则落实不到位，“四风”问题突出。 如今，广州银行IPO遇波折，控股股东广州金控董事长被查。今年10月8日，据广州市纪委监委消息，广州金控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舫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控股股东广州金控直接和间接持股42.3% 广州银行成立于1996年9月11日，由原广州市46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及广州市财政局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7月，该行名称获准由“广州城市合作银行”变更为“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6月至2003年3月，该行先后开展1997年度送红股和配股、1998年度送红股、2000年增资扩股、2001年增资扩股和集体资本金转入实收资本等工作，注册资本增至200,171.71万元。 2006年5月，该行完成向广永国资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00,000万股，注册资本增至300,171.71万元。2008年4月，该行完成向广州金控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30,000万股，注册资本增至530,171.71万元。2008年12月，该行完成向广州金控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0,000万股，注册资本增至830,171.71万元。 2009年9月，该行名称获准由“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实，广州银行早已有登陆资本市场的打算，曾在2011年报中就透露出上市意向。在当年年报中，广州银行表态，将以优化股权结构为目标，抓紧完成引资工作，形成多元化股权结构，争取早日实现上市目标。不过，股权过于集中一直是广州银行登陆资本市场的一大阻碍。 2018年6月，广州银行完成向南方电网等6家企业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47,400万股，注册资本增至1,177,571.71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银行已开业机构123家，包括总行1家，分行级机构13家（含信用卡中心），支行108家及信用卡分中心1家。 广州银行的控股股东是广州金控，广州金控直接持有该行股份数量为2,659,057,798股，占该行发行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58%，通过全资子公司广永国资持有本行股份数量为2,321,531,994股，占该行发行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71%。广州金控直接和间接持有广州银行股份数量为4,980,589,792股，占该行发行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2.30%。 广州金控是广州市人民政府100%持股企业，因此广州银行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 今年6月，广州银行在证监会网站报送招股书申报稿，该行拟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25%，保荐机构是国泰君安证券。广州银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以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增强综合竞争力。 如今，广州银行IPO遇波折，控股股东广州金控董事长被查。10月8日，据广州市纪委监委消息，广州金控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舫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一消息引发行业“地震”。 从设立至今年4月30日，共发生8147笔股权转让 广州银行自设立至2016年12月31日，共发生5681笔股权转让。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共发生2466笔股权转让。因此，该行从设立至今年4月30日，合计发生8147笔股权转让。 截至2020年4月30日，广州银行非自然人股东数量为528名，合计持有该行股份115.60亿股，占该行发行前总股本的98.17%；自然人股东数量为10934名，合计持有该行股份2.16亿股，占该行发行前总股本的1.83%。 截至2020年4月30日，广州银行存在质押情况的股份数量为2806.76万股，占该行发行前总股本的0.2384%；存在司法冻结情况的股份数量为2908.48万股，占改行发行前总股本的0.2470%。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持有广州银行内部职工股超过5万股的自然人股东共计191人，已有176人签署股份锁定承诺函。 2020年6月8日，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出具《关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说明》：截至2020年4月30日，广州银行股本总数为11,775,717,082股，在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完成托管的股份为11,775,717,082股，占股份总数100%。 其中，217名非自然人股东和9820名自然人股东已完成确权，所持股份数合计11,705,563,099股，占该行发行前总股本的99.40%；由于股东人数众多，该行尚有311名非自然人股东和1114名自然人股东未完成确权，所持股份数合计70,153,983股，占该行发行前总股本的0.60%，该行在托管机构专门设立了“股份托管账户”，并将这部分股份归集于该账户名下进行集中管理。 证监会反馈意见连抛51问 11月27日，证监会网站公布《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广州银行需要对股权结构、关联交易、不良贷款等51项问题进行回复。 关于股权结构，反馈意见指出，请发行人：（1）说明发行人设立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时主要股东的股权结构情况，发行人设立时股东对股权结构设置是否存在异议；（2）说明并补充披露历次增资和股权转让等变动事项的价格、定价依据及其公允性，股东增资款或股权转让款是否实际支付及资金来源，是否为增资方或受让方自有资金；（3）说明并补充披露发行人历史上性质变更、名称变更、增资等事项是否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核准程序，是否经过股东大会和有权主管部门的批准，涉及国有产权变动的，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批、评估、备案等法定程序，是否存在法律瑕疵，相关瑕疵是否已经弥补或取得有权机关的确认；（4）说明发行人定向增发的原因，广永国资、广州金控和南方电网等6家企业的基本情况，定增对象的选择依据，定增前后发行人主要股东持有发行人的股权变化情况；（5）补充说明发行人历史上代持事项发生的原因，清理是否合规，目前发行人股权中是否尚存在信托、委托代持等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的情形，是否存在股权权属不清等潜在纠纷，是否存在对赌等特殊协议或利益安排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关于关联交易，反馈意见称，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存在大额的关联交易，关联方关系未完整披露控股股东控制企业情况。请发行人：（1）在招股说明书完整披露公司关联方关系；（2）针对金额较大的关联交易，请结合同类交易价格，说明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和交易价格公允性；（3）说明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出资资金金额及来源，报告期末是否存在挪用发行人资金偿还大额负债的风险；（4）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发行人的关联方，说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及其董事、监事、高管、核心员工或其他关联人员兼职的关联企业名称及基本情况；（5）说明发行人与关联企业的交易情况，结合关联企业与发行人主要客户的异常交易、关联企业与发行人拆入同业机构之间的重大交易或显失公平的交易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非关联化输送利益或利润操纵的情形；（6）对照监管部门规定，说明各项业务管理架构、决策程序的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已建立健全，并有效运行；（7）说明发行人股东和董事资格、董事会换届等公司治理是否存在不规范、不符合监管要求的情形、对发行人业务经营的影响以及整改情况。请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对公司关联方披露是否全面、完整，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关联关系或关联交易发表明确意见。 关于不良贷款，反馈意见指出，2018年不良贷款率大幅下降的原因，报告期内发行人不良贷款率与同行业公司存在明显差异的合理性，是否与当地金融机构存在明显差异及原因。结合发行人贷款定价分布情况，说明公司不良资产拨备与定价分布之间的匹配关系，是否能够有效覆盖信用风险。公司贷款风险分类判断依据和执行情况，贷款五级分类标准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不良贷款率变化的原因，按担保方式划分的各类贷款金额和占比变化的原因，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标准、方法和执行情况。请发行人结合不良贷款实际发生的地区情况、行业情况，发行人贷款业务集中地区、行业情况，补充说明不良贷款率的准确性，发行人贷款损失准备是否计提充分，发行人相关信用风险揭示是否充分。逾期贷款的地区情况及变化原因，逾期贷款的行业情况及变化原因，逾期贷款未划分为不良贷款的原因。报告期内公司转出和核销不良贷款的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及制度流程，并结合公司转出损益、受让方资信情况，说明是否利益输送。结合银行监管部门检查情况，披露公司贷款业务存在的问题及具体原因，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 此外，报告期发行人存在不良贷款核销和不良资产转让情形。请发行人代表说明：（1）不良资产处置及核销的范围、依据、流程、审议程序及权限，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2）转让不良资产的定价依据，是否与账面价值存在较大差异，被转让不良资产以前年度的分类是否准确，减值或拨备计提是否充分，对财务数据和监管指标的影响，不良贷款的出售对象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资金支付情况、资金来源是否来自于银行提供的借款；（3）相关资产转让交易、信托交易是否存在发行人需要承担回购、保底、承诺收益、承担服务以外额外义务等责任的条款或变相条款。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核查过程、依据，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近3年分红36.69亿元 招股书披露了广州银行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合计分红36.69亿元。 2018年5月31日，广州银行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州银行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以该行2017年末总股本8,301,717,0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3元人民币（含税），共向全体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发放现金股利10.79亿元。 2019年6月18日，广州银行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州银行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以该行2018年末总股本11,775,717,0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1元人民币（含税），共向全体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发放现金股利12.95亿元。 2020年4月27日，广州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银行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以该行2019年末总股本11,775,717,0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1元人民币（含税），共向全体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发放现金股利12.95亿元。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尚待该行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广州银行2017年度、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尚待实施。 ROE连降 2017年、2018年、2019年，广州银行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81.59亿元、109.35亿元、133.79亿元，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4.02%和22.35%。 广州银行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利差收入，报告期各期，该行利息净收入分别占各期营业收入的93.67%、92.52%和78.06%。 2017年、2018年、2019年，广州银行实现净利润分别为32.20亿元、37.69亿元、43.24亿元，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7.04%和14.73%。 该行ROE连降。2017年、2018年、2019年，广州银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4.22%、12.23%、11.35%。 贷款客户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贷款占比25.61%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银行贷款客户主要所处行业为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该行公司贷款和垫款总额的25.61%、22.03%和16.71%，前三大行业贷款占该行公司贷款和垫款总额的64.34%，占全部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为29.90%。 具体而言，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投向房地产业公司贷款和垫款余额分别为245.03亿元、316.99亿元、350.50亿元，占公司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2.88%、25.61%、25.61%，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4.46%、13.22%、11.90%。 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投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司贷款和垫款余额分别为166.89亿元、250.93亿元、301.44亿元，占公司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5.59%、20.27%、22.03%。 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投向批发和零售业公司贷款和垫款余额分别为220.55亿元、236.99亿元、228.68亿元，占公司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0.60%、19.14%、16.71%。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较高 2017年超监管标准 报告期内，广州银行的贷款、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州地区。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该行向广州地区客户发放的贷款和垫款余额分别为977.68亿元、1426.32亿元、1700.44亿元，分别占该行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57.70%、59.46%、57.73%。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银行向最大单一客户发放的贷款和垫款余额占该行资本净额的6.08%，该行向最大十家客户发放的贷款和垫款余额占该行资本净额的47.62%，该行向最大十家客户发放的贷款均为正常类贷款。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银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较高，2017年超过监管指标标准。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分别为60.70%、45.80%、47.72%。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银行贷款余额最大的前十名借款人贷款余额合计为232.96亿元。前十名借款人分别为南通天一置业有限公司、江苏炜赋集团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城投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南大干线投资有限公司、南京鼎通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惠州中建市政五路投资有限公司、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粤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2019年不良贷款“双升” 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不良贷款合计分别为24.78亿元、20.62亿元、35.18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46%、0.86%、1.19%。 广州银行表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行不良贷款总额及不良贷款率较2017年12月31日有所下降，主要因为该行综合运用核销、转让等方式处置不良贷款。截至2019年12月31日，虽然该行通过核销的方式压降存量的不良贷款，但随着该行贷款规模增长及经济下行压力增加，该行2019年末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总额均有所上升，但不良贷款率低于上市银行的平均水平。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广州银行的公司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20.07亿元、7.85亿元和14.68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87%、0.63%和1.07%；贴现资产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0亿元、0亿元和1.40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0%和0.56%；个人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4.71亿元、12.77亿元和19.11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92%、1.29%和1.44%。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广州银行公司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20.07亿元、7.85亿元和14.68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80.98%、38.07%和41.72%；个人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4.71亿元、12.77亿元和19.11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9.02%、61.93%和54.31%。 从行业分布状况看，截至报告期各期末，广州银行公司不良贷款主要来自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制造业，上述两个行业的不良贷款合计占对公不良贷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82.10%、80.77%和63.01%。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广州银行批发和零售业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13.37亿元、3.25亿元和5.11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6.06%、1.37%和2.23%；制造业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3.10亿元、3.09亿元和4.14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5.66%、5.29%和5.79%。 按产品类型划分的个人不良贷款分布显示，信用卡贷款占比最高。报告期内，广州银行信用卡不良贷款余额逐年上升。截至报告期各期末，该行信用卡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2.50亿元、9.60亿元和10.60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90%、2.24%和1.75%。 2019年不良贷款核销金额猛增至17.09亿元 2017年、2018年、2019年，广州银行不良贷款核销金额分别为2.66亿元、9919.3万元、17.09亿元。 报告期内，广州银行仅于2018年发生不良贷款转让，转让的不良贷款本金余额为38.63亿元。 2019年末，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值174.97% 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逾期贷款余额分别为44.10亿元、29.55亿元、61.56亿元，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60%、1.23%、2.09%；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分别为39.85亿元、17.24亿元、34.55亿元，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35%、0.72%、1.17%。 报告期内，广州银行逾期贷款的金额整体随贷款总额的增加而相应增加，但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例整体呈下降的趋势，其中，截至2018年末，该行因处置了部分不良资产，逾期贷款的金额和占比较2017年末有所下降。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广州银行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值分别177.97%、143.26%、174.97%，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值分别为160.85%、83.57%、98.21%。 2019年信用减值损失40.06亿元 信用减值损失为2019年新增的列报科目，主要核算发放贷款和垫款、金融投资和贷款承诺及财务担保合同等计提的减值损失。2019年，广州银行信用减值损失为40.06亿元。 具体来看，2019年，广州银行发放贷款和垫款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为33.27亿元，金融投资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为1.74亿元，对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开出保函、开出信用证和未使用的信用卡额度等信贷承诺计提信用减值损失4.05亿元。 2017年及2018年，广州银行资产减值损失主要包括发放贷款和垫款减值准备、应收款项类投资减值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等。 2017年及2018年，广州银行资产减值损失分别为15.57亿元和31.70亿元。2018年，该行资产减值损失上升16.13亿元，主要由于该行发放贷款和垫款规模增加，出于审慎考虑，加大发放贷款和垫款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力度。 2019年：15名高层人均年薪127.19万元 广州银行实施以全员劳动合同制为主要形式的劳动用工制度，员工的录用遵循“公开招聘、择优录取”的原则。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在岗正式员工人数分别为3809名、3862名和4474名。 2017年、2018年、2019年，广州银行在岗正式员工的人均薪酬分别为19.89万元、24.81万元、30.09万元。 在岗正式员工按层级分类，2017年、2018年、2019年，广州银行高层人数为15人、14人、15人，人均薪酬分别为91.01万元、102.49、127.19万元；中层人数为408人、429人、432人，人均薪酬分别为47.60万元、65.03万元、82.13万元；员工人数为3386人、3419人、4.27人，人均薪酬分别为16.24万元、19.44万元、24.20万元。 在岗正式员工按岗位分类，2017年、2018年、2019年，广州银行管理类人员人均薪酬分别为49.14万元、66.29万元、83.45万元，市场营销类人员人均薪酬分别为16.07万元、20.29万元、30.00万元，运营支持类人员人均薪酬分别为16.27万元、19.12万元、22.37万元。 2019年：10名现任董监高年薪超百万元行长助理胡优华最高 2017年、2018年、2019年，广州银行董监高的薪酬总额分别为1646.9万元、2203.4万元、2257.8万元。 招股书披露了广州银行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领取薪酬情况。2019年，有10人年薪超百万元。其中，行长助理胡优华的2019年税前薪酬最高，为231.86万元。 具体如下： 行长助理胡优华的2019年税前薪酬为231.86万元，行长助理林耿华的2019年税前薪酬为223.81万元，行长助理、总法律顾问卓华的2019年税前薪酬为196.38万元，行长助理窦广涵的2019年税前薪酬为172.44万元，合规总监徐函的2019年税前薪酬为161.07万元，首席信息官谈新艾的2019年税前薪酬为159.70万元，职工监事符遐龄的2019年税前薪酬为154.12万元，职工监事、监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刘少云的2019年税前薪酬为122.32万元，副行长、董事会秘书黄程亮的2019年税前薪酬为109.09万元，副行长李亚光的2019年税前薪酬为109.04万元。 此外，有2人年薪在80万-100万之间，分别是：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丘斌的2019年税前薪酬为94.51万元，执行董事李春元的2019年税前薪酬为82.08万元。 劳务派遣员工占比较高 此外，广州银行表示，报告期内，本行存在劳务派遣员工占比较高的情况，不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关于“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的规定。 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劳务派遣人数分别为2560人、2339人、2148人，占用工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0.19%、37.72%、32.44%。 2018年以来，广州银行已针对劳务派遣用工情况进行了持续整改，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广州银行用工总数6029人，劳务派遣用工总数1200人，劳务派遣用工占比已由2017年的40.19%降至19.90%。 2019年末，关联方贷款余额26.01亿元 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关联方贷款余额分别为76.42亿元、56.70亿元、26.01亿元，同类交易占比4.51%、2.36%、0.88%。 截至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关联方吸收存款余额分别为107.53亿元、58.93亿元、92.45亿元，同类交易占比分别为3.82%、1.84%、2.55%。 截至2018年末、2019年末，广州银行关联方拆出资金余额分别为3亿元、9.01亿元，同类交易占比6.07%、6.57%。 作为原告/申请人的重大诉讼和仲裁38件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银行作为原告和申请人且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1000万元以上尚未终结的重大诉讼和仲裁案件共38件。其中，纳入表内的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1000万以上诉讼和仲裁案件共25件，涉及本金金额合计约12.65亿元，资产损失准备共计提6.28亿元。不纳入表内的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1000万以上重大诉讼和仲裁案件共13件，涉及本金金额合计约5.65亿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银行作为被告和被申请人且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1000万元以上尚未终结的重大诉讼和仲裁案件共1件，涉及争议金额7000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银行控股股东广州金控作为原告/申请人且单笔涉案争议金额本金在5000万元以上未结的重大诉讼和仲裁案件共1件。 报告期内受到行政处罚23笔合计被罚934万元 报告期内，广州银行受到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及其派出机构的现场和非现场监督检查，针对监管机构的检查及提出的整改意见。 报告期内，广州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因违法违规受到的行政处罚共23笔，合计被罚934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1、2017年1月22日，中国银监会江门监管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江银监罚决字[2017]2号），就广州银行江门分行存在：（1）集团客户贷款未执行统一授信管理；（2）未执行实贷实付，形成以贷转存，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合计处40.00万元罚款。 2、2017年6月8日，中国银监会惠州监管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惠银监罚决字[2017]5号），就广州银行惠州分行存在：进行授信调查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非法领购发票的情况，难以把握银承汇票的实际用途，对贸易背景真实性的审查存在严重缺失，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责令改正，并处20.00万元罚款。 3、2017年6月15日，中国银监会广东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粤银监罚决字[2017]17号），就广州银行恒福支行存在：在授信业务中未严格审查借款人申贷资料的真实性，且未对借款人纳入集团客户统一授信，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责令改正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并处50.00万元罚款。 4、2017年6月16日，中国银监会广东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粤银监罚决字[2017]19号），就广州银行江南大道支行存在：未严格履行贷前调查职责，未严格审查借款人贷款用途及贸易背景真实性，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责令改正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并处30.00万元罚款。 5、2017年6月30日，中国银监会佛山监管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佛银监罚决字[2017]6号），就广州银行佛山分行存在：未严格审查票据承兑业务贸易背景的真实性，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责令改正，并处20.00万元罚款。 6、2017年8月9日，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越秀区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穗综越处字[2017]1600027号），就广州银行东川支行存在：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进行装修工程，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并处2.74万元罚款。 7、2017年9月7日，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越秀区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穗综越处字[2017]2800008号），就广州银行新达城支行存在：在未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工，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处1.70万元罚款。 8、2017年9月22日，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越秀区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穗综越处字[2017]第1800006号），就广州银行信用卡中心存在：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进行装修施工，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处0.61万元罚款。 9、2017年10月17日，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越秀区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穗综越处字[2017]1900006号），就广州银行恒福支行存在：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进行室内装修，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并处2.50万元罚款。 10、2017年11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惠州市中心支行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惠银罚[2017]3号），就广州银行惠州分行存在：1笔异议申请处理超期113天，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四项的规定，处6.00万元罚款。 11、2017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南银营罚字[2017]第5号），就广州银行南京分行存在：（1）为未获得一级法人（或一级分行）书面授权的存款银行分支机构开立同业银行结算账户；（2）为存款银行支行及非授权二级分行开立异地同业银行结算账户；（3）未见存款银行经营范围批准文件；（4）未采取多种措施对开户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以及存款银行开户意愿真实性进行审核；（5）未执行账户久悬制度，根据《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五条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给予警告并处10.00万元罚款。 12、2018年1月25日，中国银监会中山监管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银监罚决字[2017]1号），就广州银行中山分行存在：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无法充分证明贷款用途真实性），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规定，责令改正，并处20.00万元罚款，对本行直接责任人给予警告处罚。 13、2018年3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市中心支行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人银罚字[2018]6号），就广州银行中山分行存在：（1）未经同意查询个人信息；（2）未经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本行合计处10.00万元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00万元罚款。 14、2018年4月19日，清远市清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城区城执行决[2018]51号），就广州银行清远分行存在：未经批准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牌，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限期拆除，并处0.30万元罚款。 15、2018年4月24日，中国银监会广东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粤银监罚决字[2018]9号），就广州银行总行、佛山分行存在：违规向“四证不齐”房地产开发项目提供融资及提供融资用于归还备付土地资金的股东借款，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规定，责令广州银行总行、佛山分行改正上述两项违法、违规行为，对广州银行总行合计处80.00万元罚款、对佛山分行合计处80.00万元罚款。 16、2018年4月2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外管检[2018]21号），就广州银行深圳分行存在：（1）未对预计的还款资金来源、担保履约可能性及相关交易背景进行尽职审查和调查；（2）未对担保项下资金用途及相关交易背景进行有效审核；（3）未以适当方式监督债务人按照其申明的用途使用担保项下资金；（4）未对债务人主体资格进行尽职审查和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项和第四十九条规定，责令广州银行改正、没收违法所得95.80万元，并处200.00万元罚款；责令广州银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对负有直接责任的2名分行高级管理人员给予警告，分别处8.00万元和5.00万元罚款。 17、2018年7月10日，江苏省物价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苏价检案013号），就广州银行南京分行存在：在为客户办理抵押类授信业务时，对需要进行贷前抵押物评估的业务，除国标小微企业外，以附加条件的限定方式，要求客户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抵押物进行价值评估，并由客户向第三方评估机构支付抵押评估费，且部分报告中具有唯一性表述，笔数及金额无法统计，根据《江苏省价格条例》第五十七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八条规定，责令改正上述价格违法行为，并处0.50万元罚款。 18、2018年8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珠银罚字[2018]第01号），就广州银行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分行存在：（1）未经信息主体同意违规查询个人信息；（2）未经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3）违规查询、提供企业信用报告，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上述违法行为各处5.00万元罚款，合计处15.00万元罚款。 19、2018年12月20日，中国银监会佛山监管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佛银监罚决字[2018]11号），就广州银行佛山分行存在：个人住房装修贷款业务涉嫌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规定，责令改正违法、违规行为，给予有关责任人员纪律处分，处25.00万元罚款。 20、2019年1月3日，中国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粤银保监罚决字[2019]5号），就广州银行存在：（1）违规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2）贷后管理不尽职导致贷款资金被挪用；（3）未严格落实重要岗位轮岗制度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四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第四十八条第二项规定，责令改正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4.02万元，并合计处200.00万元罚款；对2名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分别处10.00万元和5.00万元罚款。 21、2019年1月29日，中国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粤银保监罚决字[2019]9号），就广州银行东华西支行存在：贷后管理不审慎导致贷款资金被挪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责令改正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处40.00万元罚款，责令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22、2019年1月29日，中国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粤银保监罚决字[2019]11号），就广州银行东莞庄支行存在：贷后管理不审慎导致贷款资金被挪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规定，责令改正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并处40.00万元罚款，责令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23、2019年10月16日，中国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粤银保监罚决字[2019]50号），就广州银行存在：未经任职资格许可任命高级管理人员，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责令改正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并处40.00万元罚款，责令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巡察组：广州银行“四风”问题突出存“带病提拔” 2019年10月8日，广州市纪委监委网站公布“十一届广州市委第七轮巡察公布24个单位党组织巡察反馈情况”。其中，广州银行被指党管金融原则落实不到位，“四风”问题突出。 根据广州市委部署安排，2019年3月21日至6月21日期间，十一届市委第七轮巡察工作派出8个巡察组，采取“一托三”方式，对24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了巡察。 广州银行存在主要问题如下：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发挥不充分，银行综合实力与广州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定位不相匹配，个别分行服务实体经济、小微企业成效不明显。组织建设虚化，党员日常教育管理不严格，纪律观念淡化，授信不良资产责任认定与追责管理不到位，监督执纪问责宽松软。党管干部抓而不实，组织人事制度执行不严格，存在“带病提拔”等问题。“四风”问题纠治不彻底，存在公车私用、私车公养、滥发奖金、设置“小食堂”违规接待等问题。信贷、承租物业、抵债资产、招标采购等方面存在廉洁风险。 （责任编辑：关婧）
又有银行因基金销售业务违规，遭证监局责令改正。据不完全统计，这已是近一年内第三家因为基金销售业务被施以监管措施的银行。 红塔银行基金销售业务11宗违规 证监会网站12月9日公布证监会云南监管局对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红塔银行”）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处罚信息显示，2020年9月14日至16 日，证监会云南监管局对红塔银行基金销售业务实施了现场检查。 经查，红塔银行存在对于个别基金销售培训情况无留痕；未建立年度监察稽核报告制度，未在每年年度结束后对基金销售业务进行监察稽核；部分分支机构基金销售业务负责人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等问题。 今年8月28日，证监会发布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简称“《规则》”），进一步完善基金销售行为规范、加强基金销售机构合规内控，对于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优化基金市场生态、促进基金行业良性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规则》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 其中规定基金销售机构通过互联网或者电话开展基金营销活动的，应当通过专门的技术系统加强统一管理，实施留痕和监控，并根据投资人意愿设置禁扰名单与禁扰期限，明确内部追责措施，防止因电话营销等业务活动对投资人形成骚扰。 红塔银行官网资料显示，云南红塔银行前身为2006年5月26日开业的玉溪市商业银行。2015年，在引入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等有实力的企业法人投资入股，并向在册股东定向增发股份后，2015年12月21日，中国银监会云南监管局批复同意玉溪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云南红塔银行”。 遭云南证监局责令改正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91号〕）第八十七条、《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30号〕）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证监会云南监管局决定对红塔银行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第八十七条显示，基金销售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责令改正，出具警示函暂停办理相关业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暂停履行职务、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相关职务者等行政监管措施。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显示，经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对经营机构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参加培训等监督管理措施。 1年来至少3家银行 因基金销售业务被施以监管措施 据不完全统计，这已经是近一年来第三家因为基金销售业务被施以监管措施的银行。 在去年底的12月27日，江苏证监局公告对张家港行（002839）采取出具责令改正的的监督管理措施。据悉，江苏证监局对张家港行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基金销售业务进行了现场检查。 发现后者基金销售业务存在以下问题：一、所使用的基金产品风险评价方法及其说明未向基金投资人公开；二、未在2016年度结束一个季度内完成上年度基金销售业务的监察稽核报告。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91号）第六十一条、第八十五条的规定。 今年4月3日，无锡银行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江苏证监局在对无锡银行（600908）的基金销售业务进行现场检查时候发现，后者的基金销售业务存在以下问题：一、未制定基金产品风险评价体系，评价方法及其说明未向基金投资人公开；二、存在基金销售业务前台的宣传推介和柜面操作岗位未相互分离的情况；三、未制定完善的基金销售业务账户管理制度，确保各类账户的开立和使用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则，保证基金销售资金的安全和账户的有序管理；四、未及时更新《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 其中，第一项问题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91号）第六十条第（二）项、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第二、三、四项问题不符合《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内部控制指导意见》第八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七条第（六）款的规定，同时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91号）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基金销售“洗牌”监管趋严 年内多家机构遭罚 近年来，监管层对金融产品销售环节合规要求趋严。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多次对基金公司宣传推介行为下发监管文件。除银行外，也有多家第三方机构被罚。 此前，深圳证监局明确表示，疫情防控时期大量基金业务由线下转为线上，基金宣传推介手段不断翻新，部分基金产品受市场波动影响，产品净值波动较大，引发媒体和投资者普遍关注。部分基金公司存在宣传推介内部控制不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善等风险隐患。 今年7月，北京辖区基金公司发布监管情况通报，其中展示了四个基金经营机构未能强化销售业务合规经营、市场影响较为恶劣的典型案例，予以警示，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从案例来看，主要是针对基金销售业务内部控制缺失、基金宣传推介违规、销售业务不规范、违规宣传预期收益率等。 据不完全统计，监管层今年已整治了9家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其中8家销售机构被中基协叫停私募基金募集业务。 “
三季度，银行消费者投诉量有所增加。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简称：银保监会消保局）12月10日通报数据显示，三季度，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并转送银行业消费投诉85097件，环比增长26.5%，算下来，银行平均每天被消费者投诉900多件。从投诉反映的主要问题来看，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占比过半，达56.9%。此外，个人贷款业务和理财类业务也成为投诉较为集中的领域。 多家银行投诉量显著上行 银保监会消保局通报数据显示，三季度，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并转送银行业消费 投 诉 85097 件 , 环 比 增 长26.5%。其中，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27278件，环比增长16.1%，占投诉总量的32.1%；股份制商业银行37475件，环比增长30.6%，占投诉总量的44.0%；外资法人银行447件，环比增长19.8%，占投诉总量的 0.5%；城市商业银行（含民营银行）8471件，环比增长46.0%，占投诉总量的10.0%；农村中小金融机构3418件，环比增长31.7%，占投诉总量的4.0%；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8008件，环比增长27.8%，占投诉总量的9.4%。 具体来看，第三季度，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法人银行投诉量的中位数分别为4397件、3370件、3件。多家银行投诉量显著上行，如百信银行环比增长79.8%、浙商银行(行情601916,诊股)环比增长70%、恒丰银行环比增长44.4%。 投诉与业务量对比方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平均每千营业网点投诉量的中位数为373.6件/千营业网点，平均每千万个人客户投诉量的中位数为86.2件/千万个人客户；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每千营业网点投诉量的中位数为1931.3件/千营业网点，平均每千万个人客户投诉量的中位数为444.5件/千万个人客户；外资法人银行的平均每千营业网点投诉量的中位数为250.0件/千营业网点，平均每千万个人客户投诉量的中位数为614.3件/千万个人客户。 股份行超八成投诉信用卡 从投诉反映的主要问题来看，信用卡业务、个人贷款业务和理财类业务投诉量占比居前。其中，信用卡业务依然是银行业消费投诉的“重灾区”。 通报显示，三季度，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接收并转送的银行业消费投诉中，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48406件，环比增长43.5%，占投诉总量的56.9%。 在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业务投诉14628件，环比增长82.0%，占投诉总量的53.6%；在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业务投诉30870件，环比增长29.1%，占投诉总量的82.4%；在涉及外资法人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业务投诉343件，环比增长21.6%，占投诉总量的76.7%。 在消费者纷纷“吐槽”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银保监会和多家银行已出手规范信用卡业务的管理。其中，6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其中，分期业务收费不透明、质价不符，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客户信息安全，违规泄露、滥用客户信息；对债务人或担保人违规不当催收等成为整治要点。同时，亦有多家大型银行因踩雷信用卡业务被处罚。从违规原因来看，包括信用卡授信审批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违规办理信用卡客群分期业务，导致资金回流持卡人或被挪用；信用卡透支用于非消费领域；违规办理信用卡汽车分期业务等。 另一方面，个人贷款业务依然是投诉较为集中的领域。三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中，涉及个人贷款业务投诉20219件，环比增长33.5%，占投诉总量的23.8%。在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个人贷款业务投诉4060件，环比增长44.4%；在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个人贷款业务投诉2997件，环比增长42.9%；在涉及外资法人银行的投诉中，个人贷款业务投诉49件，环比增长6.5%。 此外，涉及理财类业务投诉4337件，环比减少59.1%，占投诉总量的5.1%。在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诉中，理财类业务投诉2134件，环比减少75.8%；在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投诉中，理财类业务投诉1762件，环比增长33.5%。
“2021年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压力依然较大，或达到近年来的高点。”多位银行业研究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资产管理公司（AM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竞相增资，百亿元规模增资频现。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机构纷纷“大手笔”增资，一方面是为了充实资本金，满足监管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未来业务囤积“弹药”。 罕见大手笔增资 上周，银行系AIC建信投资和四大AMC之一中国信达双双抛出百亿元级别增资方案，规模为历年来鲜有。 其中，中国信达采取股债结合方式募资。公司拟在境外非公开发行规模不超过1.8亿股（含），募集资金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80亿元（含）优先股，并拟发行境内减计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不超过220亿元，用于补充其他一级资本，两项合计400亿元。 中国信达表示，募资是为满足公司业务持续发展对资本的需求，提升资本管理水平，增强公司运营实力，支持不良资产收购及处置、债转股等不良资产主营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背靠建设银行(行情601939,诊股)的建信投资则获得母行注资。上周末，建设银行公告称，拟向其全资子公司建信投资增资，增资金额不超过300亿元。建设银行表示，对建信投资实施增资，将有效提高建信投资的抗风险能力和经营稳健性，有助于建信投资继续落实债转股业务增量、扩面、提质的国家政策要求，提升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提升全面协同建行、践行新金融理念、对接‘三大战略’等方面的能力。 前述两家机构增资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增资规模近年来鲜有，另一方面则是“先行效应”。 “AIC增资主要还是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目前AIC普遍面临资本充足率不足的情况，‘补血’需求迫切。此外，增资也有助于AIC未来持续拓展债转股业务。”有银行系AIC人士认为，信达资本补充方案出炉后，其他AMC也会陆续公布资本补充方案，预计方案会大致接近。 “各家资产管理机构面临的资本补充压力较为相似，其他机构大概率会陆续跟进。”前述人士指出。 地方AMC增资方式多样 地方AMC同样在积极增资。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河北资管、苏州资管、浙商资管等多家地方AMC宣布或完成增资。与AIC及四大AMC相比，地方AMC增资方式较为多样，原有大股东增资、引入央企国资战投、混改引入民营股东等都是选项之一。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有浙商资产增资20亿元和华润金控入主重庆渝康等案例。 云南省唯一一家地方AMC云投资管通过混改实现增资，其增资引入了大华（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申新（集团）有限公司，此次增资规模不低于30亿元。 云投资管相关负责人表示，增资前公司资本金主要依靠股东云投集团投入，存在股东单一、资本金规模不足的问题，削弱了公司市场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司下一步发展。本次增资将为云投资管进一步发挥好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大华集团是上海知名房企。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房企正成为地方AMC重要股东。 提升业务扩展能力 多家机构预测，国内经济已经企稳并恢复增长，但商业银行实际不良将在2021年陆续暴露。因此，AMC、AIC密集增资有助于提升处置资产和拓展债转股业务能力。 中信建投(行情601066,诊股)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杨荣认为，2021年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压力依然较大，到年末将回升到2.04%左右，大约提高8个bp，上市银行不良率在1.57%左右，大约提高6个bp。由于疫情因素，不良风险延后，实际不良将在明年政策到期后呈现。 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日前发布的《2021年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称，信用风险释放一般滞后于实体经济。2020年以来，银行展期、无还本续贷的贷款占比明显上升，部分风险尚未充分反映在五级分类指标中。2021年，前期积累的风险将不断释放，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概率较大，预计在年底将达到2.0%-2.2%。其中，城商行、农商行资产质量防控压力较大，不良率可能会达到近年来的高点。
为进一步推动金融支持政策更好适应市场主体的需要，近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20〕120号，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从落实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信贷支持政策、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支持作用、加强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地方融资环境、强化组织实施等七个方面，提出了30条政策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 银发〔2020〕120号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微企业造成的重大影响，金融及相关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迅速行动，主动作为，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支持扩内需、助复产、保就业，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精准金融服务。为推动金融支持政策更好适应市场主体的需要，进一步疏通内外部传导机制，促进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不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下同）融资规模明显增长、融资结构更加优化，实现“增量、降价、提质、扩面”，推动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不折不扣落实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信贷支持政策 （一）安排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完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对普惠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的支持力度。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政策落实力度，提高受惠企业占比，对于疫情前经营正常、受疫情冲击经营困难的企业，贷款期限要能延尽延。要结合企业实际，提供分期还本、利息平摊至后续还款日等差异化支持。提高响应效率、简化办理手续，鼓励通过线上办理。 （二）发挥好全国性银行带头作用。全国性银行要用好全面降准和定向降准政策，实现中小微企业贷款“量增价降”，出台细化方案，按月跟进落实。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40%。全国性银行要合理让利，确保中小微企业贷款覆盖面明显扩大，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三）用好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用好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以及支持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外贸、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资金发放依法合规，防止“跑冒滴漏”。中小银行要运用好再贷款再贴现资金，鼓励中小银行加大自有资金支持力度，促进加大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降低融资成本。 （四）落实好开发性、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额度。开发性、政策性银行要在2020年6月底前将3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落实到位，以优惠利率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制定本银行专项信贷额度实施方案，按月报送落实情况。 （五）加大保险保障支持力度。鼓励保险机构根据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程度的具体情况，提供针对性较强的相关贷款保证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区分国别风险类型，进一步提高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加大出口中小微企业的风险保障。鼓励保险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探索创新有效的理赔方式，确保出险客户得到及时、便捷的理赔服务。 二、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六）提高政治站位，转变经营理念。要高度重视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工作，强化社会责任担当。按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把经营重心和信贷资源从偏好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移到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实现信贷资源增量优化、存量重组。 （七）改进内部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大中型商业银行要做实普惠金融事业部“五专”机制，单列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等专项信贷计划，适当下放审批权限。改革小微信贷业务条线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机制，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优惠力度要不低于50个基点，中小银行可结合自身实际，实施内部转移定价优惠或经济利润补贴。 （八）完善内部绩效考核评价。商业银行要提升普惠金融在分支行和领导班子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将普惠金融在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要降低小微金融利润考核权重，增加小微企业客户服务情况考核权重。改进贷款尽职免责内部认定标准和流程，如无明显证据表明失职的均认定为尽职，逐步提高小微信贷从业人员免责比例，激发其开展小微信贷业务的积极性。 （九）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首贷、无还本续贷。商业银行要优化风险评估机制，注重审核第一还款来源，减少对抵押担保的依赖。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力争实现新发放信用贷款占比显著提高。督促商业银行提高首次从银行体系获得贷款的户数。允许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续贷贷款纳入正常类贷款，鼓励商业银行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力争2020年小微企业续贷比例高于上年。 （十）运用金融科技手段赋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鼓励商业银行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风险定价和管控模型，改造信贷审批发放流程。深入挖掘整合银行内部小微企业客户信用信息，加强与征信、税务、市场监管等外部信用信息平台的对接，提高客户识别和信贷投放能力。打通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堵点，切实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三、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激励约束机制 （十一）强化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和结构调整功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十二）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作用。将主要银行贷款利率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点差纳入宏观审慎评估考核，密切监测中小银行贷款点差变化。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内嵌到内部定价和传导相关环节，疏通银行内部利率传导机制。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 （十三）优化监管政策外部激励。推动修订商业银行法，研究修改商业银行贷款应当提供担保的规定，便利小微企业获得信贷。开展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继续实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和户数“两增”要求。进一步放宽普惠型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 （十四）研究完善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制度。修改完善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弱化国有金融企业绩效考核中对利润增长的要求。将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与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情况挂钩。引导金融企业更好地落实国家宏观战略、服务实体经济，加大对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鼓励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通过场外期权、仓单服务等方式，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风险管理服务。 （十五）更好落实财税政策优惠措施。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税收优惠和奖补措施的宣传力度，力争做到应享尽享。加强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保障，做好财政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 （十六）发挥地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建立政府性融资担保考核评价体系，突出其准公共产品属性和政策性，逐步取消盈利考核要求，重点考核其支小支农成效（包括新增户数、金额、占比、费率水平等）、降低反担保要求、及时履行代偿责任和首次贷款支持率等指标，落实考核结果与资金补充、风险补偿、薪酬待遇等直接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逐步提高担保放大倍数，并将政府性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平均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 （十七）推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加快运作。2020年力争新增再担保业务规模4000亿元。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批量担保贷款业务合作，提高批量合作业务中风险责任分担比例至30%。对合作机构单户100万元及以下担保业务免收再担保费，2020年全年对100万元以上担保业务减半收取再担保费。 （十八）清理规范不合理和违规融资收费。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贷款中违规收费及借贷搭售、转嫁成本、存贷挂钩等变相抬高中小微企业实际融资成本的乱象加强监管检查，从严问责处罚。 四、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支持作用 （十九）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力度。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支持大型企业更多发债融资，释放信贷资源用于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优化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审批流程，疏通审批堵点，加强后续管理，2020年支持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工具支持作用。推动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和信用保护工具发展，推广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融资工具。 （二十）提升中小微企业使用商业汇票融资效率。对于确需延时支付中小微企业货款的，促进企业使用更有利于保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的商业汇票结算，推动供应链信息平台与商业汇票基础设施互联，加快商业汇票产品规范创新，提升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效率。 （二十一）支持优质中小微企业上市或挂牌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在主板、科创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融资，加快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优化新三板发行融资制度，引入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机制，取消定向发行单次融资新增股东35人限制，允许内部小额融资实施自办发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设立精选层，建立转板上市制度，允许在精选层挂牌一年并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直接转板上市，打通挂牌公司持续发展壮大的上升通道。对基础层、创新层、精选层建立差异化的投资者适当性标准，引入公募基金等长期资金，优化投资者结构。 （二十二）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投早投小。修订《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05号），强化对创业投资基金的差异化监管和自律。制定《创业投资企业标准》，引导和鼓励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专注投资中小微企业创新创造企业。鼓励资管产品加大对创业投资的支持力度，并逐步提高股权投资类资管产品比例，完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贷联动、投保联动机制，加强创业投资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合作。推动完善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投资基金政策。 （二十三）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选择具备条件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推动修改区域性股权市场交易制度、融资产品、公司治理有关政策规定。推动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将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地方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措施综合运用平台。加强与征信、税务、市场监管、地方信用平台等对接，鼓励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等参与，推动商业银行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五、加强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二十四）加大对地方征信平台和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建设指导力度。研究制定相关数据目录、运行管理等标准，推动地方政府充分利用现有的信用信息平台，建立地方征信平台和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设立市场化征信机构运维地方平台。以地方服务平台为基础，加快实现互联互通，服务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探索建立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及纳入产业部门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导向计划等优质中小微企业信息库，搭建产融合作平台，加强信息共享和比对，促进金融机构与中小微企业对接，提供高质量融资服务。完善和推广“信易贷”模式。 （二十五）建立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推动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改革，建立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公示系统，逐步实现市场主体在一个平台上办理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 六、优化地方融资环境 （二十六）建立健全贷款风险奖补机制。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提供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和奖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等，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完善风险补偿金管理制度，合理设置托管对象、补偿条件，提高风险补偿金使用效率。 （二十七）支持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支持产融合作，推动全产业链金融服务，鼓励发展订单、仓单、存货、应收账款融资等供应链金融产品，发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用，促进中小微企业2020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加强金融、财政、工信、国资等部门政策联动，加快推动核心企业、财政部门与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完成系统对接，力争实现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股份制商业银行全部接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 （二十八）推动地方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地方政府夯实风险分担、信息共享、账款清欠等主体责任，继续组织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账款，督促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依法依规及时支付各类应付未付账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续贷中心、首次贷款中心、确权中心等平台，提供便民利企服务。继续清理地方政府部门、中介机构在中小微企业融资环节不合理和违规收费。 七、强化组织实施 （二十九）加强组织推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可通过建立专项小组等形式，加强与当地发展改革、财税、工信、商务、国资等部门的联动，从强化内部激励、加强首贷户支持、改进服务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强化银企对接、优化融资环境等方面，因地制宜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 （三十）完善监测评价。探索建立科学客观的全国性中小微企业融资状况调查统计制度和评价体系，开发中小微企业金融条件指数，适时向社会发布。人民银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会同各银保监局探索建立地市级和县级中小微金融区域环境评价体系，重点评价辖区内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水平、融资担保、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和共享、账款清欠等，并视情将金融机构和市县政府评价结果告知金融机构上级部门和副省级以上地方政府，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 证监会 外汇局 2020年5月26日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在昨日银保监会举办的银行保险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来自江苏、福建、西藏、陕西四地银保监局的局长，交出了当地银行保险业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答卷。 在江苏，民营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是科技创新的主动力，是就业创业的主渠道。江苏的企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叠加疫情等因素影响，经营压力日益凸显。“我们这两年救活了一大批企业，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江苏银保监局局长熊涛介绍说，江苏主要采取了联合会诊帮扶机制，也就是“政府牵头、监管引导、银行对接、企业配合、部门联动”的整体思路，进一步提升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落地后，“有效避免了上市公司的退市风险，化解了企业股票质押风险，破解了行业性的担保圈、担保链风险，同时帮助企业瘦身发展，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熊涛表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在另一个民营经济大省福建，面对疫情发生后中小微企业的暂时性流动资金困难，福建银保监局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困。福建银保监局局长丛林介绍，今年5月，该局联合当地多个部门，出台了福建中小微企业纾困专项资金贷款政策。纾困专项贷款资金在5月和9月各有一期，每期100亿元。同时，福建银保监局9月开展了中小企业应急贷款与大中型企业应急融资试点工作，帮助辖区优势企业快速恢复生产。 丛林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福建辖内参与的16家银行已经收集到10929家中小微企业的5275亿元贷款需求，目前已发放的应急和纾困贷款4527笔，共183亿元。福建的应急和纾困贷款呈现出帮扶对象更准、减费让利力度更大、政府融资担保更强、应急服务方式更广等特点。 西藏银保监局局长向恒介绍，为全力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该局推出了进一步做好金融精准支持扶贫工作的9项措施。截至10月末，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超70亿元，惠及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15万户次，覆盖率超95%；大病保险起付线由6万元降至5000元，赔付限额由7万元提高至14万元，实现了先诊后付，减轻了贫困人口医疗负担；推广陆生野生动物肇事险、牧草产量险等特色险种，农业保险实现地域、险种、责任全覆盖。 陕西银保监局局长许文介绍，近5年来，该省精准扶贫贷款增长194%，截至今年三季度末，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达1535亿元。今年2月，陕西56个贫困县（区）全部实现了脱贫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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