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100强”榜单。内蒙古有4家企业进入“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行列，与上一年度持平；有5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 入围门槛不断提高 今年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内蒙古入围的4家企业均位居前300名。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902.23亿元的营业收入名列榜单第70位，蝉联食品行业第一；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620.12亿元的营业收入位列榜单123位；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以588.13亿元的营收位列榜单第140位；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316.58亿元名列榜单291位。 与此同时，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 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指出，今年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突破200亿元，较上一年度增加16.18亿元。内蒙古入围的4家企业总营收为2427.06亿元，较上年四家企业总营收2371.71亿元增长55.35亿元。 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研究员冯立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民营企业500强的门槛每年都在提高，这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直接关系，也反映出了2019年中国民营经济大型企业的成长速度。” 中钢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胡麒牧告诉记者：“入围门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民营经济市场竞争力在不断增强。也对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企业管理、投融资活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民营企业任重道远 报告中还提到，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面临较大困难，稳就业压力攀升，不断积聚的风险也在通过产业链传导蔓延。 “虽然民营大型企业的成长速度要快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但同样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很多企业出现生产和经营上的困难，如市场需求和现金流的减少；另一方面是中美贸易纠纷、摩擦以及国际关系的恶化，导致很多民营企业的外需减少，甚至是产业链阻断，这都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冯立果如是说。 今年八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以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更好发挥民营企业在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对此，胡麒牧表示：“民企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或者类似于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时，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容易被市场淘汰。也正因为如此，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动机更强，灵活的机制也支持其商业模式的创新。目前，内蒙古也在面临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对于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政策上也有很多扶持，这对积极创新的民营企业是个很好的机遇。” 透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向记者说道：“每一家500强企业的背后都具备一定规模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而这些入围企业很大程度上能够带动一个区域整体产业链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龙头效应。” 在胡麒牧看来，内蒙古传统上是资源经济和农业经济大省。从目前上榜的4家民企所处行业结构来看，所处行业主要是资源型传统优势产业。但新能源、环保产业的业务也开始崛起，说明近年来内蒙古在保持传统优势产业地位的同时，在产业转型、发掘新增长动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民营企业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冯立果告诉记者：“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对于辖区的整体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对于内蒙古来说，民营企业在带动就业、缴纳税收、研发创新、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此次入围的亿利集团，它的环保产业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是非常著名的，光伏产业和防沙治沙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坚决落实国家政策导向 与上一轮政策性债转股不同，本轮市场化债转股完全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旨在降低企业杠杆率、完善企业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交银投资成立以来，深刻把握市场化债转股的政策导向和实施机构成为债转股主力军的定位要求，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债转股主责主业。作为债转股专职实施机构，交银投资将政治责任与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进降杆杆、控风险的政策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动债转股工作，努力为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做出积极贡献。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交银投资始终牢记“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的重要论述，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自身的初心使命，紧跟国家政策要求，以市场化债转股助推企业深化改革，降低杠杆率，增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贯彻“扶优限劣”导向。《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均鼓励对发展前景良好、暂时遇到困难的优质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防止资源配置进入过剩产能、增加库存领域，并严禁“僵尸企业”、失信企业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作为市场化债转股对象。交银投资始终坚守这一业务导向，严控项目准入，不给僵尸企业、失信企业等可趁之机。 ――坚持创新开拓。市场化债转股是新领域、新业务，国际上也无成熟的经验可借鉴。对此，交银投资不断解放思想、打破惯性思维，积极适应传统商业银行债性业务向投资机构股权业务的转变，探索各类去杠杆、降成本、促改革、助转型等综合效果好的业务模式。同时，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强化机制创新，逐步建立与债转股特点相符的公司治理与约束激励机制。 全力推进项目落地， 圆满完成市场化债转股第一阶段任务 为支持债转股落实，2018年7月5日，人民银行下调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要求各家商业银行运用定向降准资金实施债转股，并实现1:1撬动社会资金参与的目标。政策发布后，交行及交银投资紧跟政策要求，全力以赴完成降准任务，实现了业内三个“首家”。 ――首家落地降准资金使用。在定向降准资金使用路径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交行行领导亲自挂帅，牵头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率先确立了定向降准资金使用路径和内部审批流程，最终按照“不转手、不加通道、不加价”的原则，成为市场首家落地定向降准资金的实施机构，这一“交银模式”也后续成为同业效仿的典范，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和表扬。 ――首家完成全部降准资金投放。2019年10月16日，交银投资完成全部246亿元债转股定向降准资金投放，所有资金均用于实体经济降杠杆，成为市场上首家完成定向降准资金投放的实施机构。 ――首家实现1:1撬动社会资金。2019年11月13日，提前完成定向降准资金1:1撬动社会资金的工作任务，推动交行在市场上率先完成市场化债转股第一阶段政策目标。 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取得良好成效 通过2年多的实践和努力，交银投资已成长为一家起步较稳、初具规模及特色、经营良好的债转股实施机构。截至2020年8月末，交银投资总资产达453亿元，累计投放债转股项目55个，落地总金额361亿元，项目落地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已在全国23个省份落地债转股项目，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一是有效降低企业高杠杆风险。交银投资的所有投资均用于实体经济。从已落地的项目看，实施对象包括央企及子公司、地方国企、民营企业等共55家企业；从行业分布看，电力行业占比22%、制造业占比21%、建筑业占比35%、交通运输业占比10%、其他行业占比13%，均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行业。通过债转股，标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下降达15%，最高下降49%，企业资本结构明显改善，发展后劲显著提升，达到了降杠杆、防风险、优结构的目的。 二是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助力国企深化改革。对企业实施债转股的同时，积极参与企业管理，重点完善标的企业治理结构。截至8月底，交银投资共派驻董事或监事人员45人次，参加标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366次，就1089项议案进行了表决。通过参与经营管理活动，探索推动市场化债转股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结合，有效帮助企业突出主业、改进经营、提高绩效。 三是帮助企业重组纾困，有效化解风险。遵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在重点做好优质企业债转股的同时，对陷入经营困难的企业给予支持，累计向企业纾困32.77亿元，帮助企业资产重组、走出困境。例如广西阳鹿高速公路公司，该公司项目因超概算、后续建设资金无法落实等原因，自2014年8月起停工，企业处于长期停摆状态。2018年10月，交银投资联合其他机构以债转股方式对企业进行重整，重整后公司全面恢复正常经营，2019年7月阳鹿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资产得到盘活，风险有效化解。 进一步推进 市场化债转股“增量扩面提质” 今年以来，随着国企混改全面展开及疫情后纾困需求激增，市场化债转股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一方面，近期审议通过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要求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力推进“双百行动”，通过市场化债转股推动国企混改的需求显著增大；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不少符合政策导向、发展前景较好的优质企业面临阶段性经营困境，通过债转股进行金融纾困的需求进一步上升。 下一步，交银投资将贯彻落实中央“六稳”“六保”要求，聚焦主业，保持定力，加快业务投放，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增量扩面提质”，进一步向着成为债转股主力军的目标奋进，积极参与央企及地方国资国企改革配套业务，结合双百/混改企业名单，积极营销、深化合作；持续推动优质民营企业、科创企业项目落地，提升民营企业业务占比；贯彻扶优限劣导向，重点支持制造业等行业和民生、公共服务等领域，加快落地实施。（CIS） 近年来，从维护金融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看，去杠杆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有关部门就降低企业杠杆率、落实新发展理念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16年10月10日颁布的《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其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新一轮市场化债转股的全面启动。2017年12月，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应势而生，作为全国首批成立的银行系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交银投资承担着交银集团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降杠杆控风险政策的重要使命。 有关部门领导到访指导工作
在前面一系列文章中，我们集中讨论了需求端促消费（详见《提高收入才能促消费，这笔钱该由谁出？》、《消费有多重要，牛市就有多必要》），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 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 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 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 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 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 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 “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 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 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 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 成本，居高不下 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 “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 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 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 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 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 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多管齐下降成本 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 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 （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 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 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 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 （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 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 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 （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 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 （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 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 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 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 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 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 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 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 参考资料： 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9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经济数据，工业、投资和消费数据均超预期并创下年内高点，经济持续复苏态势不改，中国经济正逐步回归正轨。 虽然8月的数据显示出一些积极变化，但如果结合更多的宏观数据进行分析，8月宏观复苏的力度进一步减弱。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可能会在边际上带来新的需求缺口，市场需要重新评估四季度经济的下行压力。 首先，社融数据结构性分化更加明显，而通胀水平依然偏低。8月社融数据实现超预期地大幅增长。央行数据显示，8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5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39万亿元。其中，最主要的增量来自政府发债，8月政府新增债务（国债+地方债+专项债）1.4万亿，较7月增加0.8万亿。居民贷款略有增长，但基本保持在历史趋势水平，并没有显著扩张。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贷款增加是亮点，但新增企业债只有几百亿。 换言之，8月份新增社融主要来自政府部门，这与上半年新增社融主要来自企业有显著差别。未来，随着新增政府债券发行力度减弱，信用扩张的力量还是会回归到企业和居民部门。在资产负债表尚未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无论是居民还是企业，都难以成为中期信用扩张的主力。 CPI（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和PPI（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的缺口有所收敛，但整体通胀水平没有抬升。在7月核心CPI涨幅录得历史最低值后，8月核心CPI涨幅与上月持平，依然是0.5%，并没有改善。PPI方面，8月份，PPI同比下降2.0%，降幅比7月份收窄0.4个百分点，虽然降幅有所收窄，但依然是负增长，且纺织、服装、化工和建筑材料等中下游行业的PPI基本没有改善。 其次，消费复苏依然缓慢。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实现年内首次回正，但排除汽车销售之后社零同比增速依然是负的，由此可以看出，拉动消费转正的最主要的力量是汽车销售。汽车销售中，乘用车销售在同比转正之后持续波动，没有继续增加。真正带动汽车销售增加的是商用车，这与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快速恢复密切相关。在后面会提到，乘用车销售的可持续性已经开始不确定性。服务方面，餐饮收入当月同比增速依然是负的，住宿、旅游等服务项目的复苏才刚刚开始，未来服务消费可能还会持续拖累消费复苏。 最后，基建投资发力不及预期，房地产投资有转弱的可能性。三大投资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基建投资，8月基建投资当月同比增速是7%，已经连续三个月持续回落。基建投资增速回落或许跟地方财政紧张有一定关系。疫情冲击给地方财政造成了巨大的收支平衡压力，许多地方政府的一般财政支出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挪用其他款项的事件。7月份财政收入同比高于去年，其中来自税收的增量部分大概有900亿。而这900亿当中，有650亿的增量来自个人所得税、国内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和契税，而这些税收主要来自居民部门。真正来自企业部门的增值税和所得税都是减少的，这意味着政府最大的税基并没有改善。 这种情况下，政府基金收入，特别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就成了补窟窿的重要手段。但是，8月以来100个大中城市的土地成交面积和总价边际明显回落，这会加剧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在“六保六稳”的工作基调下，财政对基建投资的资金支持会显得力不从心。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按照当前的增速推算，全年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大概只有5%-8%，明显低于此前预期的10%以上的增速水平。这对未来5个月宏观需求会造成重大影响。 8月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增速与上月基本保持一致，但近期央行会同住建部等部门形成了对重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三条红线”的影响并未体现在8月的数据中。更重要的是，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当月同比增速仅为2%，远低于7月11%的水平，许多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商品价格在8月中下旬开始下行，微观层面开始担忧传统的“金九银十”可能不旺。未来，随着房企融资政策逐步落实，即使购房需求依然保持稳定，面临融资约束的房地产企业也不得不考虑缩减债务。这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直接的影响是房地产企业的购地需求会受到冲击，进而又会间接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 制造业投资恢复可持续性有待观察。受益于2019年8月的低基数，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增速年内首次回正。但是，工业企业的现金流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用流动资产、存货和应收状况推算的企业现金流同比增速与过去四个月相差无几。按照历史经验，在企业现金流没有出现明显改善的前提下，制造业的投资会受到明显压制。 市场需重新评估四季度经济下行压力，并警惕经济在四季度明显转弱的风险。从需求来看，4月-8月推动宏观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来自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此外还有出口的超预期表现。即使给定出口全年依然能够保持稳定，按照现有的复苏力度和政策组合，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会在四季度同时减弱，而受制于收入的减少，国内消费复苏会大概率保持目前的恢复速度，很难提速。这意味着投资下降会在边际上带来新的需求缺口。随着市场不断消化新的宏观信息，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在增加，再叠加四季度美国大选带来的扰动，国内风险资产价格会面临较大的重估压力。 因此，可以看出，当前经济状态大致是病人手术后的康复阶段，经济持续见好，但还没到正常状态。总需求不足，消费恢复乏力；企业前期资产负债表的显著恶化会遏制企业投资；公共财政支出对经济拉动作用有限。脆弱的基础下，不排除经济可能面临再次恶化的风险。未来，主要风险在于新冠疫情再次爆发、房地产市场下滑和金融部门风险集中暴露等风险。
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成本，居高不下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多管齐下降成本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参考资料：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记者日前从浙江银保监局获悉，今年以来，浙江银保监局积极落实银保监会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加大小微企业复产复工的金融支持力度。与省内经信、市场监管、商务、科技等多部门加强联动，搭建浙江特色小微金融差异化服务政策框架体系，深化“4+1”小微金融差异化细分工作，大力推进首贷、信用贷、无还本续贷，提高小微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和企业获得感。 截至7月末，浙江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5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2.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3939.3亿元，同比增长32.7%，高出各项贷款增速9.5个百分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5.73%，较年初下降0.83个百分点。 浙江银保监局大力推进优化七类小微贷款模式，具体包括：精细化推进“首贷户”培育；科技赋能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贷”占比；持续推进“无还本续贷”增量扩面；“供应链贷”精准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园区贷”服务模式；清单式管理服务，推动“科创贷”产品和模式创新；“网络+网格”推进“个体工商户贷”。 其中，在精细化推进“首贷户”培育方面，针对首贷户发展精准获客难、授信审批难、有效转化难等问题，浙江银保监局联动经信、财政、市场监管、地方金融监管等部门，出台十项措施，探索“无贷户—首贷户—伙伴客户”全流程、递进式金融服务，建立涵盖业务拓展、授信管理、考核激励、风险补偿以及监管评价等多维度支持保障的首贷户精细化管理和培育体系。 上半年，辖内首次贷款企业4.4万户，首次贷款金额2030.7亿元。其中，在“百行进万企”活动中，运用EAST系统梳理出53万户小微企业无贷户，以开户行为原则分配对接银行，要求银行逐户对接，重点满足无贷户融资需求，加大“首贷户”拓展力度。目前，已有2万家小微企业无贷户提出融资需求，全辖银行机构已实地走访对接1.5万户，目前已授信6515户、授信金额682.1亿元，分别占百行进万企活动中全部授信小微企业的50.3%和68.2%。 在持续推进“无还本续贷”增量扩面方面，浙江银保监局加强监管督促引导，推动银行完善管理制度，建立续贷沟通机制、线上续贷机制、续贷企业全面风险评估机制、“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的准入管理机制等四项机制，持续推进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增量扩面。 截至7月末，辖内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余额2716.8亿元，较年初增长49.7%；户数22.6万户，比年初增加5.2万户。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余额1775.9亿元，比年初增加584.4亿元，居全国首位。 浙江银保监局还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园区贷”服务模式。相关举措包括：按照市场化原则和最优服务原则，根据园区整体规模、企业数量、融资需求及产业等特点匹配3家至5家伙伴银行，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推动银行与保险、投资基金及政策性融资担保等机构联动，多主体共建服务小微园区的金融支持、风险补偿和保障体系。推动银行按照10万元以下、10万元至50万元、50万元至500万元、500万元至1000万元等授信规模，分层分类，为小微园区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截至二季度末，全省入园企业已分类建档23121家，覆盖率50.5%，较年初上升13.1个百分点；全省经认定的小微园区入园企业贷款授信总额超过1013亿元，贷款余额754.6亿元。
物流业是什么？物流业是实体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全国每年近300万亿物资高效流转的背后，是中国制造的降本增效和转型升级，是城市的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也是内外循环高效运转的血脉。 当下，新的发展机遇正在让物流业这条蓬勃跳动的血脉更有力、更强劲。 日前，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研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问题。会议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会议指出，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 传化智联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朱江英告诉记者：“此次会议将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一高度，更加坚定了我们以智能物流服务平台的打造助力国家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推进数字化升级 助力企业供应链降本增效 作为“公路港”模式的首创者，传化智联致力于建设服务产业端的智能物流平台。在全国已开展业务的64个智能公路港网络基础上，目前，正发力“仓、运、配”一体化物流服务，打造贯穿产业链上下游的信息系统，让企业物流实现一键发货、一单到底、全程智能化管理和在线支付。 现今，传化智联已实现智能物流线下线上全国一张网，已为快消、钢铁、家电、化工、能源等40多个行业的上百万家企业提供服务，为其降低综合物流成本30%至40%。每年有数百万辆货车、数十亿吨物资和数千亿资金在平台网络中高效流转。 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传化智联全国各港平台营业额275亿元，同比增长37%；纳税10.5亿元，同比增长57.55%。在疫情影响下，公司强化疫情防控的同时，生产经营稳中有进，全国公路港3月底即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全网实现扣非后净利润4.43亿元，同比增长16.83%。 与此同时，辅以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传化智联正在努力升级数字化技术与产品，推进物流领域的数字化升级和公、铁、水、空的互联互通。传化智联的公路港正加速智能化升级。目前，已实现14个公路港启动无感停车业务，实现长沙、杭州区域无人车场景落地。2019年5月，杭州传化公路港率先完成了5G环境试点搭建。 朱江英坦言：“在自身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我们一直以‘持续帮助企业供应链降本增效’为使命，为客户、产业、国家创造价值。为此，我们将继续发挥自身在物流领域的先发优势和多板块集成优势为我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助力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做出贡献。” 聚焦物流背后庞大资金流 打造一体化物流服务解决方案 商流带来物流，物流背后则是庞大的资金流。从货款、运费，到围绕司机和货车的各类消费，每一项都是万亿级的资金流转。与此同时，无论是物流企业，还是货主企业，都有着大量迫在眉睫的金融服务需求未能被完全满足。 朱江英告诉记者，目前传化智联已经形成“物流+信息+金融+科技”的一体化物流服务解决方案能力，帮助客户提升从产到销、从当地工厂到全国客户的供应链效率并在“化工、车后、快消、3C家电”四个行业实现重点发力。 “我们依托拥有的第三方支付、商业保理、融资租赁、保险经纪的全牌照资质和一体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将金融服务与物流业务的协同效应不断深化。”据朱江英介绍，截至2020年上半年，传化智联金融业务聚焦物流企业复工复产与传化智能物流平台的协同效应持续强化，实现主营收入1.55亿元，利润总额0.42亿元。截至报告期末，保险经纪业务保费规模1.17亿元，同比增长22%。 记者注意到，今年4月，传化支付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授牌，成为物流行业首家获此认定的三方支付机构。8月，传化支付与浙江电子口岸签署货车ETC在线支付业务3个月累计金额突破3000万元。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钱向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资金的安全与周转是物流企业的两大核心痛点。线上化的智能支付方式，改变了行业传统支付习惯。货款的线上化支付与实时结算，一方面减少了人工操作带来的财产损失，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防止挪用货款的现象产生。此外，传化支付还有效解决了当前商贸企业短时融资的需求与物流企业账款难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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