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获悉，「每刻科技」近日正式完成1亿元Pre-B及 B轮融资，由绿洲资本（Vitalbridge）领投，博将资本跟投。 企业费控报销是近年来热门的创投方向。企业信息化浪潮的来临，让类似财务报销、商旅出行等场景迎来变革。这些场景的共性在于，不仅涉及大量纸质/电子化单据的，而且还涉及到和内外系统的繁琐交互，耗费的人力成本巨大。 在2015年成立之初，每刻科技推出的费用管理云平台——每刻报销，先从企业财务报销场景切入，为中大型企业提供差旅预定、费用报销管理及全流程费用管控服务。报销方面的产品体系由第三方服务、核心费用管理、银行支付对接、电子发票、企业信息系统对接五大模块组成，打通了消费、报销、审批、财务审核、出纳支付、入账以及费用分析和管理环节。当前，每刻报销已经与市面上主流的OA、ERP软件都打通，能够很好地与此类软件进行协同。 每刻报销在前端也聚合了对公差旅消费场景。平台打通了超过50家企业消费平台，比如打车、酒店、对公采购平台，员工直接在平台上消费或采购，报销款直接转至银行账户或支付宝，节省了超过90%的报销数据采集工作量。 36氪曾报道，每刻报销将信用体系融入报销产品中——比如系统初始化设定员工基础分数为80分，在此之上根据员工的报销行为，财务可以给予信用分增加或者扣减。分数长期积累，对于信用高的员工，可以缩短审批流程环节，财务审核环节免详审、抽审；信用分低的员工，审批流程长，层层审核，支付优先级低。这种模式下，可以大大减少财务人员的审核工作量，有效提升审核效率。 在产品发展路径上，每刻报销先做报销和消费场景，并融入了信用体系，能够采集到一手的场景和公开的业务数据。每刻科技董事长兼CEO魏美钟表示，采集到的数据维度丰富，不仅仅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费用管控、而且还能将消费行为和业绩规律相关联，让财务管理向经营管理方向发展。 为了迎接电子发票的潮流，每刻科技还于去年7月推出了新产品“每刻档案”，依托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技术，帮助客户建立电子会计档案系统，实现“云财务+云共享+云办公”一体化。 这一新产品也迎合了国家出台的多项政策的趋势。随着专票电子化快速推进，财税电子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财政部也于今年3月出台了《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其中提及电子形式与纸质形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电子会计凭证必须线上存档——这意味着，财务不论以何种方式报销入账，都要保存电子形式的报销材料文档，因此迅速打开了电子档案系统的市场。 具体到“每刻档案”产品层面，电子发票直接通过第三方平台（微信、支付宝等）导入每刻报销系统，系统可对电子发票以及90%的纸质发票进行OCR识别验真，经过线上流转、审批、审核后导入至电子档案系统。归档时，每刻档案可对接财务核算系统（如SAP、金蝶等），将财务系统生成的会计凭证采集归档，并且保存凭证与原始会计凭证（发票、回单、业务单据等）的关联关系，实现凭证自动化归档。 在查询和安全性层面，每刻报销支持自由配置功能权限，实现精细化人员管理。而针对每个企业的差异性，每刻报销也支持搭建个性化系统页面，让财务操作和管理更灵活便捷。 谈及产品壁垒，每刻科技董事长兼CEO魏美钟向36氪介绍，费控报销市场还处于发展早期，SaaS产品还有广阔空间。相比起传统的报销产品，每刻报销的优势在于，一开始首先验证了其产品完成可以胜任中大型企业的需求，建立了相应的产品和服务能力，再拓展到中小型企业客户中去。 其次，每刻科技的核心团队拥有数十年大企业IT、产品及管理背景。魏美钟表示，在产品思路上，每刻报销还是管理、产品设计为核心，不少企业从报销切入到TMC（商旅管理平台）等领域，而每刻报销的理念还是坚持以SaaS标准化产品为主。 在商业化落地层面，2019年每刻科技营收同比增长三倍，服务超过1700个客户，中大型企业占三分之二。客户覆盖多个行业，包括医药、零售、机械制造、电子、餐饮、大健康等，客户金额续约率在120%。在接触到行业特性后，每刻报销也会抽象出通用的功能，供客户自由配置。在收费方式上，当前每刻报销以SaaS产品订阅费为主要模式。 本轮融资后，每刻科技也将继续投入到产品研发及市场推广中，持续建立渠道及合作生态，推进业务快速落地。 绿洲资本合伙人张津剑表示，“过去的财务系统，本质上都是围绕‘货’展开的：进销存的管理和周转率的优化。然而整个社会，价值传导正在从以‘货’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升级：人的产出就是‘收入’，人的冗余就是‘库存’。因此，社会亟需一套围绕‘人’展开的业财一体化系统，绿洲很荣幸能与每刻这样的领导者同行。” 团队方面，每刻科技总部位于杭州，团队目前共有300余人，核心团队一半以上毕业于浙江大学，核心团队拥有近二十年的技术研发和管理经验，曾任职于大华股份、美国道富银行等企业，除了IT技术专家外，也有来自大型企业的HR、财务负责人和内审负责人。 相关阅读 全链条打通报销流程，每刻报销的定位是大中型企业市场 36氪首发 | 首创信用报销体系，“每刻报销”获3000万人民币A轮融资
由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在线举行。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峰会资本市场改革分论坛中表示，科创板在这一年来成果丰硕，在制度、企业融资效率、创新资本退出上均有创新。 资本市场改革需重视注册制平稳起步、完善并购重组、加强信息披露和严格退市 在过去的一年中，科创板取得了亮眼的成绩。科创板面世、新三板改革、新证券法出台……这一系列的资本市场改革举措正在稳步推进。 李迅雷认为，科创板在过去的一年中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首先，发行与上市制度方面，科创板上市标准更具包容性，且随后针对具有差异表决权安排(特殊表决权)的企业和红筹企业制定了针对性指标，以更好地服务优质科创公司；科创板网下首发询价机制充分市场化且仅限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以更好地发现公司价值；为了保障上市后股价的稳定，同时完善或引入了战略配售、保荐跟投和超额配售选择权等配套制度。 此外，在交易制度方面，科创板提高了个人投资者开户门槛，并将每日涨跌幅上限调整为20%且上市前5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更成熟。在再融资制度方面，科创板取消增发的盈利条件以与上市标准更好地匹配，同时增设小额快速融资简易程序，以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和便捷性。退出机制方面，科创板创新性地提出询价转让和配售制度，为上市前股东尤其是创新资本的退出提供了多元化、更灵活的渠道。 在科创板上市一年后，新三板精选层也正式登场。新三板改革对其本身及资本市场带来了什么影响？“首先，推进市场估值合理化；其次，提高融资便利性，拓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最后，新三板的流动性提升使其成为各个市场的立体枢纽。新三板市场一边连着沪深交易所的一二级市场，一边连着场外区域性股权交易所，新三板的转板机制使其在整个中国资本市场中将发挥枢纽作用”，李迅雷这样认为。 如何评价去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改革？李迅雷指出，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减弱、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的背景，资本市场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力量。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符合“让资本市场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局战略的方向。 李迅雷称，“深改12条”的改革要求旨在对资本市场制度进行了系统化、全局化的改革，从战略上有助于A股市场长期平稳运行。未来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改革的核心抓手，落地于注册制平稳起步、完善并购重组、加强信息披露和严格退市四条主线。 那么，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李迅雷认为，首先是要守好注册制的第一道防线——信息披露制度，针对注册制下上市的公司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工作，督促公司全面准确披露各方面风险等措施向投资者提示风险，为投资者评估公司价值提供健康的信息土壤；其次是加大对违法公司的惩罚力度，倒逼上市公司更加合规经营；最后是完善退市制度，健全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把好市场出口关。 注册制会逐步削弱现存的一二级市场套利模式，投资行为将面临转变 注册制实施后，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估值方式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首先，我们认为，注册制下首日破发是市场正常现象，是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之所以新三板精选层相对科创板出现明显的分化，主要是三方面原因：一是企业质地方面，精选层企业在核心竞争优势、盈利能力上，与科创板的企业仍存在一定差距；二是精选层发行定价完全市场化，不受市盈率约束，前期发行受到市场热捧，部分企业估值、发行价格较高；三是精选层的限售规定较主板、科创板更加宽松，存在一定老股抛售的压力”。 此外，李迅雷指出，注册制会逐步削弱现存的一二级市场套利模式。由于注册制之后，A股的上市公司供给将明显增加，其估值逻辑将向港股和美股进一步接轨，即会形成头部企业给溢价，中小企业给折价的局面；同时，上市门槛变低， 意味着很多PE机构惯用的一二级套利的方法论失效，对很多项目而言，估值倒挂将成为常态。因此，对于股权投资机构来说，必须用长期的眼光，投到有持续成长性的企业。传统依靠一、二级市场套利空间的玩法将渐渐淡出主流。 而注册制为投资者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李迅雷看来，注册制放松了对企业的前端审核，将评估企业质量的权利交给市场投资者，提高了对投资者的选股能力的要求，且科创板和创业板绝大多数公司都是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复杂、专业壁垒高，普通投资者想研究透一家企业难上加难。其次，注册制股票前5日不设涨跌幅，此后涨跌幅限制比例由10%提高至20%，日内波动风险放大，但是从长期来看，炒作行为得到抑制，投机氛围得到改善，对注重价值投资的投资者是一件好事。 “A股市场制度建设在不断融合成熟市场的宝贵经验，提升市场对优质上市资源的吸引力，同时完善监管制度促进优胜劣汰，对于投资者而言，也需要与市场一起成长，规避市场日趋成熟过程中，因投资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李迅雷称，注册制下，A股市场的投资氛围将会越来越浓，且随着退市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垃圾公司的退市概率增加，投资者应该坚持价值投资理念。此外，注册制实行将带来新股供给的大量增加以及“壳资源”稀缺价值的消失，“炒新”“炒壳”也将失去生存的土壤，投资者应该认真研究宏观经济及上市公司基本面，关注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 考虑到A股科创板、创业板、科技股相对港股及全球其他市场较高的水平，李迅雷介绍，《再融资新规》对于战略投资者减持条件的进一步放松。我们预计后续将有更多的包括红筹股、中概股在内的海外上市的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回归A股以享受到更好的估值溢价。 “这将一方面，为A股带来更多的优质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和投资标的，改变A股目前金融地产等传统行业独大的结构；另一方面，诸多真正优质科技型企业的上市，也将对目前A股相关的概念炒作、壳资源等估值溢价产生冲击和压制，预计后续A股上市公司估值结构将进一步‘强者恒强’，各细分行业优质资产与普通企业的分化将更为明显。”
想到这个题目时，我自己都有些被惊到。因为很容易招骂。 人们都在讲贫富分化问题，你说要安抚企业家的心，他们已经有那么多财富，你还觉得不满足吗？ 中国的营商环境在不断改善，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科创板等为企业家才能的资本化打开了通道，环境对他们已经够好了吧？ 不少人为富不仁，发的是不义之财，你也要安抚？ 首先，我说的是安抚企业家的心，不是不仁不义不择手段的心。 其次，“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近年中央领导多次与企业家座谈，为企业家鼓劲，让企业家安心。 对企业家理论颇有研究的刘鹤先生曾说，“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他呼吁，“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给其以应有的回报，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企业家阶层。”他还说，具有识别功能、融资功能、构造股权结构和进行好的制度安排这三大功能的风险投资家也是企业家。 无论从政策还是学理上，安抚企业家的心，这个命题一点没错。 我为什么提出“像扶贫一样”呢？ 因为十八大以来，扶贫是中国发展的全局性战略之一，中央国务院有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从上到下高度一致，目标明确，部署细密，措施到位，执行力强。没有人说一个“不”字。 我到有的国家级贫困县调研过，亲眼看到县里四套班子成员和县一级的干部包乡镇、包片，县里各级部门包村、干部包户，各乡镇和行政村实现了单位帮扶全覆盖，帮扶单位在各村成立减贫摘帽攻坚队，每个队员负责村内10户左右群众。再加上企业、社会慷慨帮扶，只要找准和市场对接的造血型项目以及致富带头人，贫困地区的面貌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扶贫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将扶贫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党的重要使命，所以上上下下没有杂音杂念，没有说一套做一套，而是真抓实干，贯彻到底。 回到企业家，方方面面是不是已经真正形成统一认识了？从招商引资看，各地的认识应该是统一的，但要说关心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恐怕很多人就会有犹豫，不敢像讲扶贫那样理直气壮。 其实，我国宪法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中的企业家当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开拓者和建设者，更不用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中的企业家了。 宪法还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它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国法律的保护。 可见，各种类型企业的企业家，只要守法经营，都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融的。他们完全应该很安全、很安心地从事经济活动，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并获得应有的管理收益和资本收益。 安抚企业家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中美之间的摩擦加剧，中国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而持久战拼的是综合国力和人民的团结一心，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不能停摆，生产力不能下降，创新不能止步，国力不能衰退，经济要更有韧性，争取发展得更好。谁是创新主体和经济新动能的挖掘者、激发者？是企业家。如果企业家心散了，中国经济前途堪忧。 我提出“像扶贫一样安扶企业家的心”，是希望从本质上，从战略上，增强全社会对企业家的认识。 为什么要安抚企业家的心？我想到五个理由。 1、企业家的作用很大。到2019年底，中国有1.23亿户市场主体，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他们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民营经济更是具有“56789”的特征。在所有市场主体中，企业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企业是脆弱的物种。很多人一想到企业家，就会想到实力雄厚财富滚滚。其实，企业往往九死一生，朝不保夕，充满了不确定性。关于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有说是3.9年，有说是2.4年，不明出处，很难采信。我能找到的官方权威报告是原国家工商总局2013年发布的《全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分析报告》，据此报告，截至2012年底，全国1322.54万户内资企业中，生存时间五年以下的占企业总量的接近一半（49.4%）；企业五年累计消亡三成以上；近五年退出市场的企业平均寿命为6.09年，寿命在五年以内的接近六成。我认为这些数据偏乐观，因为报告定义的“退出市场”是指被工商吊销营业执照或到工商部门注销掉营业执照，而不少企业其实是名存实亡。当然，企业和人不同，企业“死”了以后企业家还可以从头再来，但从总体上说，办企业失败率很高。 3、企业家是一种高压力职业。企业家要面临外部市场、社交和内部生产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对身心健康的透支很大，幸福感并不高。2008年至2012年四年间，中国有超过20位知名企业家因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先后去世，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平均年龄为48岁，死于癌症的平均年龄为46岁。慈铭体检集团201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企业高管级别越高，健康状况越差，企业高管的健康异常率高达98.5%，其血压、血糖指标比普通员工高5%到10%，企业家在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三个指标上高出全国平均发病率20%以上，颈椎异常发病率高出全国平均40%以上。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和爱康国宾合作的2014年《中国企业家健康绿皮书》指出，97.5%的企业家至少检出一项指标异常，近60%的企业家检出了5项及以上指标异常。近年来，企业家更在意自己的身体，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情况应有所改善。但从我和企业家群体特别是40后到70后企业家的接触看，无论是和实际年龄比还是和其他较稳定的职场从业者比，他们普遍显老，身体的毛病不少。 4、企业家是一种高危职业。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2016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企业家犯罪规模较前几年明显上升，所触犯的罪名数量从2014年、2015年的51、57个，增加到2016年的77个。 《2017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显示，在2292人的企业家犯罪中，共涉及84个具体罪名，其中国有企业家的高频率罪名为：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民营企业家的高频率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企业家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共计415次，其中国有企业家1次，民营企业家414次。 |某直辖市2019年民营企业家涉案的主要罪名。来源：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 一般来说，中小企业家是刑事犯罪的高发群体，特别是在融资方面。但近年来，很多大型企业的企业家也纷纷出事。金杜律师事务所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刑事犯罪报告（2019年度）》指出，2019年有93家上市公司卷入刑事案件，其中41家上市公司关联主体涉嫌构成刑事犯罪，20位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董事长陷入刑事追责程序，包括集资类犯罪、职务类犯罪、经营类犯罪、证券类犯罪等等。 以往很多企业家对合规的关注往往是在民商事法律风险方面，较少关注“刑事合规”问题。一些企业家总觉得企业出了点问题，罚点款、走走关系就能解决，其实大量经济活动的合规要求都有刑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弄不好就要判刑坐牢。 5、企业家内心充满纠结。一方面，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机遇和发展机会，是全球最佳的创业创富热土之一；另一方面，在转型转轨、政策变动频繁、公权力强势、行政性干预名目繁多、非公经济存在很多天生的不公平等等背景下，很多企业家行为都是不情愿的、扭曲的、被迫的。比如只能挂靠某些部门才能进入某些行业，交牌照费，寻租；有些行为是不如此就很难生存的，如税费太高不得不逃。很多企业家有了困难也不敢对外面说，说了官员就不愿意再来，银行就开始抽贷。企业家表面风光，很多是做给外面看的，内心往往是千般纠结万般苦。 对上述提到的情况，中央高层是非常清楚的，2018年11月1日的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指出，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有的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惜贷不敢贷甚至直接抽贷断贷；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这次讲话之后，最高法、最高检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关于依法甄别和纠正涉产权错案冤案的工作方案》《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等等，最高法还发布了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的十大典型案例，提出三个慎重，慎重采取拘留、逮捕等人身强制措施，慎重查封扣押冻结涉案非公有制企业财产，慎重发布非公有制企业案件的新闻信息。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心作用。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问了自己熟悉的一些优秀企业家，你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从外部环境说，他们最担心中美脱钩，全球化倒退，经济下滑，改革开放逆行，社会不稳定、民粹化情绪波及到企业家身上。 从营造企业家健康发展的环境的角度，他们普遍认为，中国营商环境的改进是明显的，特别是在长三角、珠三角和近年发展较快的一些中心城市。他们并没有更多要求，只希望政策稳定、政府说到做到、企业不被干预就好了。 我还看了201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的发言摘登： 有的企业家说，希望加大力度，让“有恒产者有恒心”真正成为所有民营企业家的定心丸； 有的说，当各级政府在征求我们意见什么是好的营商环境时，我想大家的回答是一样的，第一条一定是安全，企业和企业家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业务正常运营的安全问题； 有的说，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是产权保护，二是民营企业家的权益保护，要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有的说，对于有自首、立功表现，认罪态度较好，社会危险性不高的民营企业家，应尽量采取取保候审等刑事措施及缓刑。保障被羁押民营企业家非涉案信息的畅通，充分保障其律师会见的权利，以保证其可以在羁押期间仍管理企业，使企业正常运营，降低连锁风险的发生； 有的说，要树立非公企业财产同样不可侵犯的司法意识。查封、冻结和执行涉案财产时，应严格区分个人财产与法人财产、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被告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涉案企业和人员的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不得任意扩大涉案处置资产的范围和数额。慎重处置民营企业的决定性生产经营财产，避免一个案子毁了一个企业； 有的说，不要轻易将企业家的一些创新和经营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不要轻易将民营企业家的合法财产认定为非法所得，对于骗取贷款罪等经营性罪名要根据客观情况，谨慎认定。 …… 综上所述，中国优秀企业家更关心的是世界和中国的走向问题，而更广泛的企业家群体，除了关心这些，还关心产权安全、人身安全和经营安全。 这并非杞人忧天。有朋友告诉我，去年打击黑恶势力过程中，某地抓了一个犯罪分子，他交待说十几年前和某人做过生意，公安认为这就是黑社会团伙，就把这人抓了。他是开酒楼的，流水很大，家里有几千万现金，这些钱被冻结，说有洗钱嫌疑。人不在，流动资金不畅，酒楼也垮了，他妻子四处奔走求助，但没有结果。 还有企业向我反映，早几年政府部门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时，他们成立了一家网贷公司，当时没有哪个部门来监管，等行业出了问题，就一刀切全部终止，开始说先整顿再推进备案，后来几乎全部取缔，他们平台的债权基本都是真实的，企业负责人也没有挥霍和自融，但整个企业（含外地）也被抓了60多人，而追缴借款人欠款的工作、企业负责人处置资产变现的工作则无法有效展开。 我一向倡导诚信经营、正道光明的企业家精神，企业触犯法律，当然要依法办事，但相当多问题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历史性地理解。一通抓人冻结资产，一个企业就完了，更重要的是由此产生的示范性，会让更多人心里不安，甚至心惊肉跳，宁可做少一点，或者移民转换身份图个安全。 当前的中国经济，既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同时也有相当的压力，展望未来，形势会更加严峻和复杂。 时代需要广大的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家牢牢树立坚韧的意志和对国家民族深切的责任感。40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宏阔的中国企业家群体，越是沧海横流，越是展现企业家精神的时候。 时代需要中国企业家临危不乱，危中见机，自我超越，开辟新局。 但中国企业家要完成新时代的使命，有一个前提，就是让他们“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一边鼓励建立信心，一边又因为种种原因让信心流失，那就会像漏水的水桶，怎么也难以装满。 一切从事以人为本的价值创造活动，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勇气做出决策的人，都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不止于企业，政府、社会、学校、医院，各种组织，都有企业家精神发挥的空间。 我们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一起努力，共创鼓励做事而不是刁难做事的环境，我们需要更多做事、做实事的人，那种只会盯着管着别人怎么做事的人要尽量减少，特别是从两种人的比例上，前者的比例越高越好，后者的比例越低越好。 即使那些做事的人有偏差和失误，也应该以建设性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改进，而不是一味惩戒、过度惩戒，甚至以惩戒为由去寻租，这样会让他们在内心深处有无比深刻的反感。 多年前有一位首富榜上的企业家对我说：“你觉得我成功吗？我只要深夜躺在床上，想到那些让我生厌却又不得不面对和赔笑的面孔，就觉得毫无成功可言。” 每个人心里深处最渴望的情感，就是平等和尊重。 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在《中国企业家》担任社长时曾说，所有成功的企业家，内心都结满了厚厚的茧子。 当此时刻，让我们像扶贫一样安扶这些结满茧子的心吧。不用更多的政策倾斜，就只要真正的平等、公平和尊重。 将心比心，中国企业家也一定不会辜负这个需要他们更加前行和奋斗，而不是后退和躲闪的时代。
由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在线举行。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平安创投CEO、上交所首届咨询委委员张江，以及银华基金长期价值增长投资部负责人、执行总经理唐能在“资本市场改革新征程”论坛中围绕改革给资本市场带来的新生态展开讨论。 李迅雷认为，科创板在这一年来成果丰硕，红筹股、中概股回A将改变市场传统周期类行业独大的结构；张江指出，未来，注册制全面推开，也将对资本市场的估值、定价、投资生态产生深远影响；唐能对后市预测，只要改革、创新继续，成长股慢牛依然存在。 科创板这一年达到预期目标 新京报：去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注册制元年”，科创板横空出世，率先试点注册制，开展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如何评价科创板一年来的成果？科创板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哪些变化？ 李迅雷：科创板在这一年来成果丰硕。首先，是上市制度的创新，科创板更具有包容性，而且对表决权差异安排企业和红筹企业也制定了针对性的指标，投资者参与度非常高，在这一制度上面提高了个人投资者的门槛，对于资本市场有助于防范风险、提高投资者的成熟度。在融资方面，科创板也取消了增发的盈利条件与上市标准更好匹配，同时也增设了小额快速融资简易程序，以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和便捷性。在退出制度方面，科创板创新性提出询价转让和配售制度，为上市股东，尤其是创新资本退出提供了多元化、更加灵活的渠道。 张江：科创板一年来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达到预期目标。一方面，科创板落地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在制度、流程、规则等方面发挥了作为试点的意义。另一方面，科创板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持表现非常亮眼，对于信息技术、医疗健康、高端制造等企业产生了很好的聚集效应，形成了一整套围绕科创的主题生态。另外，科创板使得一级市场投资者多了一个退出通道以及流动性的示范，更多投资人有了参与科技创新的机会，这进一步又会给资本市场、科技企业带来深远的影响。 唐能：科创板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金石，过去1年多来取得比较显著的效果。 一方面，科创板打开了中国注册制的大门，上市条件宽松，没有盈利的企业也可以上市，同时，上市速度大幅缩短，降低了上市成本，越来越多优秀的企业更愿意去科创板上市，投资者也能接触到优秀的公司。 另一方面，从交易层面而言，科创板放宽了涨跌幅的限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投机更难了一点，从资本市场获利角度说，投资比投机更重要，这样更有利于资本市场长期投资制度建设。 新京报：从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的改革来看，如何评价去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改革？未来进一步的改革方向还有哪些？ 李迅雷：首先来讲，推进市场估值的合理化，就新三板投资者结构而言，由于较高门槛设定，其理性的指数高于其他板块，市场也能够较快从投融资之间达到平衡，精选层企业估值过程可以短于其他板块。 其次，新三板改革可以提高融资的便利性，拓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精选层作为新的层次，其定位与其他板块错位发展，并不是其他板块的缩小板，因此新三板增设精选层已经明确有转板机制，丰富了交易制度，放宽了投资者准入门槛，同时引进了公募基金投资者等，这些属于改革红利，精选层四套挂牌标准分别从盈利、成长性、研发和创新维度进行市场化、差异化、多元化包容精选的中小企业，新三板精选层的建立拓宽了资本市场覆盖企业主要生命周期阶段。 新三板流动性提升，成为各个市场立体枢纽，这种多层次发展的最大价值并不是孤立的赛道，而是彼此衔接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当中重点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包括精选层应该可以坚守各自的定位、错位发展，在立体枢纽的不同部分，新三板一边连接着交易所一二级市场，一边连接着场外区域型股权交易所，新三板转板机制在整个资本市场可以发挥其枢纽作用。 张江：资本市场一系列改革的方向比较明确，各个板块都更加强调制度的公开透明和流程的确定性。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总体上都是鼓励创新的，只不过侧重点略有不同，这意味着资本市场改革的方向也是朝向支持新经济发展。新证券法的一个要点是全面推行注册制，科创板是注册制落地的第一站，创业板紧随其后，此后将逐步推广至全部板块。 唐能：本轮资本市场改革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推进的，也是中国推进资本市场化很重要的环节。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在以传统经济发展为驱动的经济增长背景下，间接融资占据了较大比例，而在传统经济增速往下走的情况下，间接融资效率也逐步低下，在这种背景下提高直接融资占比，能够较大提升中国总体经济中的资金使用效率，这是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对于经济发展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这一轮资本市场改革最核心就是以市场化为代表的注册制，这对于企业长期发展有较大影响，首先，这种制度为优秀企业提供很好的资金支持，同时，对于上市企业后续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监管措施，包括退市制度等，是从优胜劣汰角度出发进行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建设。 其次，企业发展本身也是受益于这一制度，在未来，一些企业获利没那么快，更注重长期发展、企业本身发展以及企业规范，我们认为企业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会形成良性循环，能够大幅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全面推行注册制后，一二级市场估值之间的界限将不会太明显 新京报：注册制之下如何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张江：注册制的上市标准更加包容，但并不是说上市更宽松，实际上，注册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问询，最多有四五轮，通过问询让企业披露更多的细节信息和关键信息，这其实是在财务指标更加包容的情况下更强调信息披露质量和企业的科创特色，让投资者以及全市场更加了解企业，也有企业在问询的过程中主动撤回了上市申请，这是在入口端上市公司质量把关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后续监管中也有比较严格的违规处罚、退市制度等，还有一个关键是市场选择，注册制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将企业价值的判断交给市场，投资者会自行选出质量高的企业，这也反过来对上市公司合规质量、经营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唐能：第一，从上市企业本身角度来说，如果上市条件放宽松了，上市成本大幅度下降，一些优秀企业或者已经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就更愿意回科创板或者国内市场上市，以前没有上市的企业也可能更愿意上市，这本身对上市公司群体质量提升就是有很重大的吸引作用。 第二，后续上市交易监管过程中如果有序推出法律制度市场化监管，健全惩罚制度、退市制度，把交易范围变宽，让投机更加难，让投机成本更加高，这一转变从企业发展角度来说，融资并购也会更考虑发展、壮大主业，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获利。随着时间推移，企业发展质量就会提高。 新京报：注册制如何影响市场投资生态？ 李迅雷：从注册制之下，套利空间在减小，在注册制下上市当天的破发也是市场的正常现象。在纳斯达克、港交所都有很大的比例，公司在上市时是破发的。注册制实施后定价更加市场化，投资风险也在逐步扩大。总体来讲，定价的市场化、缩小一二级市场价格差距是未来的趋势。 张江：实行注册制以后企业上市越来越多，企业上市标准也与以前不太一样，这也影响到创投机构的投资逻辑。从投资来看，注册制之下企业能否上市并不完全看财务指标，因此，对于投资机构来说，选择企业的标准可能也会参考上市标准，特别是对于科技企业，可能会更加看重企业自身的成长性或科技创新指标，而不是只看收入和利润。另外，对于生物医药类的企业，由于研发周期特别长，获得盈利一般需要10年以上时间，此前对于这类企业的投资只能由经营周期非常长的机构来进行，但现在这类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时间缩短了，在还没有盈利的时候就可以上市，这也会激励创投机构在更早期就参与到企业投资中去，同时企业在上市后继续发展，也让二级市场投资人有机会分享这些企业的发展红利。 从退出制度来看，近几年由于有相当多科创企业选择搭建红筹结构去海外上市，对于人民币基金来说，能够参与的选择就不是特别多。在科创板等一系列改革之后，相信更多的人民币基金也能够参与到科技企业投资中，这些都是改革带来的红利。 未来全面推行注册制后，企业的一二级市场估值之间的界限将不会太明显。对于未来二级市场的估值会更加向一级市场靠拢，更多看重企业成长性，尤其对新经济企业，并不是完全只看利润、PE倍数这些指标，通过Pre-IPO套利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另外，有些企业还没有利润，如何来对企业估值，二级市场未来也会参考一级市场的估值方式。因此，二级市场投资也会更加专业化，对于行业、企业以及创新的理解，未来可能也是投资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 对于未盈利企业的估值，在具体细分领域大家看的指标都不一样，例如在生物医药行业，在细分的新药、医疗器械等领域，估值所关注的指标都会不太一样。举例来说，新药主要看市场，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未满足的市场，现在市场上与它竞争的药或者其他治疗方法有哪些，这个新药有没有竞争力；还要看研发进展和后期的确定性，它的靶点在其他国家有没有类似的，这一类研发最终能够成功的概率；另外还要看这一企业的在研项目有多少，每个项目所处的研发阶段等。目前科创板较为注重研发费用，也是关注的一方面，但是研发费用也要看它投向哪个市场、哪些项目，以及这些项目投入进去以后最后能研发成功的确定性。 唐能：注册制推进之后，第一个就是交易方式发生变化，涨跌停从以前±10%到现在±20%，后续甚至可能取消涨跌停，这对于交易生态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做投机或做市场博弈，博短差更加难了，因为下行成本提高了，风险更加大了，这有利于引导资本市场往长期投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长期投资制度建设。 第二个方面，随着注册制的推进，上市公司质量更加优异，而以前优秀公司是很少的，后续，我们就可以静下心来选一些优秀的公司，甚至可以严格选股范围，优中选优。 从公募基金角度来说，我们在产品设计或投资策略上，可以向更加长期投资上去发展，因为这样的制度或产品设计，能够更加获得企业长期发展业绩增长带来的收益，相比做趋势化投资或者周期博弈，效果会更好。 现在是结构性牛市成长股慢牛可期 新京报：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注册制下市场的变化？注册制改革放宽入口，严把出口，对投资者来说风险与机遇并存，投资者如何转变投资思路？ 李迅雷：注册制放松了对企业前端的审核，评估企业质量的权益交给了市场投资者，提高了投资者选股能力要求，而且科创板和创业板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比较复杂，专业壁垒比较高，对普通投资者来讲想研究透一家公司难上加难。 此外，注册制下，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停板，在此之后的交易日涨跌停板限制比例从10%提高到20%，个股日内波动风险大幅增加。从长期来看，炒作行为得到抑制，投机行为也得到改善，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件好事情。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估值的能力并不突出，而这对机构投资者发展壮大是有利的，同时也为机构投资者提了个路径，把不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投资者做。 唐能：在注册制之下，上市企业越来越多，如果一个主题要爆发，一定会冒出一批企业，以前可能10家企业占一个主题，现在有可能变成100家企业，理论上其上涨的空间、幅度以及炒作的空间也会极度压缩，散户或投资人预期回报率可能会大幅下降。 此外，注册制下企业放宽了涨跌停范围，这样投机风险预期回报应该是大幅下降的，可能在每个阶段回报率都特别高，但如果稍微拉长时间，在市场有效性之下，风险也在急剧增加，包括交易风险和退市风险，在这种背景下，非专业投资者或者说具有一定专业性的投资者要面临降低预期回报率的情况。 另一个方面，投资者该怎么面对这个市场？刚才我们讲这个制度背景下更有利于长期投资，更有利于获取企业增长红利，而不是获取市场博弈带来的利润。 因此，对于大众投资者来说，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公募基金产品进行长期投资，同时，也可以压缩投资范围，在自己熟悉范围进行投资，可能也是一种方式。 新京报：回顾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在3月经历较大波动，7月以来，A股出现较明显的上涨。如何评价上半年的A股表现？下半年能否维持牛市？ 李迅雷：现在说进入牛市，我对此不大苟同，指数虽然涨得好，但是很多股票还是在下跌的，更加准确的定义，应当说是结构性的牛市。其次，结构性牛市是个二八现象，80%的股票没有涨、甚至下跌，20%股票是涨的，尤其是今年以来出现两大特征，一方面是公募基金的发行规模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北上资金在3月份以后就持续地流入，这两个增量资金也是给我们市场带来一定的推动力，美国股市纳斯达克创了历史新高，跟标普、道琼斯也出现了技术上的牛市，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美国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是负增长，二季度GDP名义增速是负9.5%，那么为什么股市能涨呢？事实上，由于美联储的超发货币，美国财政部大规模负债，使得上半年美国居民收入出现了一个明显上升，二季度增长11%，消费下降10%，等于美国储蓄力大幅度增加，美国这轮股市很典型是资金推动的。 A股市场方面，我们没有像美国大规模超发货币，但居民消费上半年下降了11.4%，消费少了、储蓄增加了，所以也不排除在疫情之下资金链的推动作用。对未来来讲，中国经济转型在继续，而且如果中国今年下半年GDP增速能够维持在5%左右，全年就可能可以达到3%，这在全球范围内是最好的，这样的情形下，人民币的利率水平在全球应该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美国0利率、欧盟、日本负利率，北上资金继续流入也还可以期待，资金链基本面也还不错。当然要值得警惕的是，这一轮上涨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泡沫，这种泡沫跟2015年散户化的泡沫不一样，目前来讲一些热门行业，我们看好的成长性行业、资金过于堆积的现象也要引起注意，总体来讲我还是对未来市场表示谨慎乐观，我觉得基本面还是支持的，整个政策调控也是比较到位，改革也在稳步推进，这几个方面都还可以支持结构性牛市的延续。 唐能：从2019年下半年到目前为止，成长股开启了比较强的结构性牛市，而传统的经济板块中，很多板块没怎么涨，甚至有一些是跌的，结构性特征特别明显。 一直有人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我把股市叫做表述经济未来的晴雨表，它比较清晰地描述人类和国家的未来，这一轮成长股大涨，就是对经济增长改革创新未来很清晰的描述，它代表中国开启了新的一轮经济结构转型改革，就是说传统经济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对偏高的位置，要再大幅增长比较困难。 在2018年11月份召开的民企座谈会，其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开启了中国经济改革创新的号角，到今天1年多以来改革创新措施遍地开花，步伐也越来越快。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得更细一点可以发现，注册制奠定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基石，相当于为这一轮市场打下制度基础。 此外，优秀企业上市及定增速度越来越快，它们进行一系列定增融资后，自身产业将得到发展，也会带动产业链的发展，我相信未来1到2年这个现象会特别明显，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连续循环。 另外，增值税改革及环保治理大幅增加了小企业的成本，因此出现大企业越大越强，行业快速集中的情况。 同时，资本市场改革推动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资金效率也在提高，社会资金总体使用成本在下降，流动性资金成本也在下降，所以为什么看到很多做传统经济板块压力比较大，这也是很大的背景，即简单的资金差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这类企业估值也会有很大的压缩，上述三个条件构成了成长股或者叫科技创新股慢牛市场的背景。 未来，我们认为只要改革、创新在继续，成长股慢牛是依然存在的，这是我们对未来1到2年的看法，但短期个别板块存在扎堆或泡沫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毕竟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还是在持续推进过程中，有些板块估值比盈利走得更快一点，但如果这些企业还在成长的话，我们认为它向下调整的幅度不会特别大，拉长时间来看，还是向好的，总而言之，我们的观点还是认为成长股牛市是可期的。
芯片软件行业的大利好来了！带来了两大机会！ 昨天晚上，传来重磅消息，叫做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这里面对于芯片和软件行业给予了巨大的利好支持。 首先，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28纳米，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十年免征企业所得税。集成电路小于65纳米的，第一年到第五年免所得税，第六年到第十年只交25%或者一半。130纳米以下的也有相应减免。 其次，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接续年度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他的像什么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也都有所得税减免。 第三，鼓励支持行业整合，不得设置法律法规政策以外的任何障碍，这就是说要全面推动行业整合，开启外延式并购，通过这种方式，迅速做强芯片和软件行业。 第四，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基金，多渠道筹集资金，提高基金的市场化水平。加大对重大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引导保险参与股权融资，支持银行理财公司，保险，信托等非银金融设立专项资管产品，还要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在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这就告诉我们，要鼓励风险投资，对这个行业进一步加码，全方位筹措资金，通过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联通，给这条赛道最大限度的赋能。 拿到这个政策，整个创投行业都很高潮，各位投资人看到了国家对于高科技创投项目最大限度的支持，既有降低成本，减免所得税，又鼓励并购，还帮着找资金，搞上市，可谓是一条龙式的服务。目的就是为了尽快做大做强这个产业，让这个产业在供给端也能提供相应的产品，参与到经济内循环当中。 在上市公司中，已经有不少企业开展了28纳米以下的芯片研发，比如刚上市的中芯国际(行情688981,诊股)等等，估计政策一发布，还会有更多的企业投身于研究芯片当中，社会资本也纷纷投入其中，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最近也都发布了芯片战略。如今我们正视差距，未来必将迎头赶上。拥有最前沿的技术，就可以免除所得税，这就相当于一下增加了25%的利润。这对于企业来说，构成了极大的利好，也会让企业产生极大的动力 很多人都说，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视资本市场，其实这是不对的，应该说，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视科技创新，我们之前一直忙着挖煤盖房子，结果有太久都没有干正事了，所以才会在国际竞争中，处处受制于人。如今还得多亏对手的帮忙，我们才能知耻而后勇，调整产业结构，痛定思痛，通过社会的力量，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目前我们的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大，也已经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消费市场，我们的企业也有不少进入了世界前十，所以有足够的力量去追赶。只要在这个领域创造出财富效应，给予足够的政策扶持，税收减免，相信很快就能发展起来。 在这里面有两大机会，第一个机会就是资本市场的机会，这个跟绝大多数人有关，重视科技创新，就必然推动中小创的外延式并购，这是中小创结构性牛市的充分必要条件，或者说外延式并购，一定会带来股价暴涨，因为可以通过换股的方式，拿到越来越多的业绩，并购进来越来越好的概念，让更多的优质项目上市融资。举个例子，我月入5000，要靠涨工资，只能每年涨500，但是一结婚，娶个月薪1万的老婆。一下家庭收入就翻了几倍。充满想象空间。所以中小创的行情还远未结束。此轮中期调整之后，中小创依旧有机会。而且随着外延并购的展开，很可能中小创越上涨，反而估值越低。当然这里面有真材实料的，也有不少浑水摸鱼的。高科技行业一般人无法分辨，所以投资个股，其实风险很大，不如通过指数的方式投资。 第二个机会就是产业的机会，未来半导体芯片和软件行业必然迎来大扩张，那么人才缺口极大，大概会有几十万甚至数百万的人才缺口。所以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要优先考虑这些未来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只有在扩张中，才能够让自己得到快速成长和发展，我们讲乱世出英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在一个成熟的行业里面，你根本别想快速出头，只能慢慢熬年头。所以老齐总是跟大家说，家庭有背景，能解决工作问题的孩子才能学文史专业增加自己的情操素养，家庭没背景的，解决不了就业的，必须学理工，学最前沿的技术和科技。这样你才能找到工作。985以上的学校，是学校优于专业，普通学校则反过来，是城市优于专业，专业优于学校。也就说，你要是考不上重点大学，那就一定去你将来要工作的城市，找一个相对好的专业。这样以后你还有本地资源可以用。另外，就是科技前沿专业，要时刻保持学习。在你30岁以前，任何投资，都不如投资自己受益更高。你的钱不要考虑什么股票和基金，尽量多用在买书，培训，考证还有与行业牛人交流上。这个阶段，有人提点你一两句，就够你受益终身了。
为减轻疫情影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年初以来贵州陆续出台实施258条惠企政策，从税收、金融、财政、社保、就业、用能、土地、政务服务等八个方面，给予企业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数据显示，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成本下降12.3%。截至6月末，全省市场主体达到318.99万户，同比增长14.4%。 “公司在资金困难和量产瓶颈阶段，享受的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缓解了暂时的压力，我们可以投入人力和研发费用去攻关了。”贵阳开磷化肥有限公司财务部长余家惠说，疫情期间，享受的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共计767.76万元。 减税降费政策作为激发经济活力的有效举措，实施成效显著。1至5月，全省中小微企业平均税负为4.8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58个百分点。 金融扶持是帮助企业恢复活力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全省金融系统针对实体经济具体困难，落实“金融业服务二十条意见”，积极推进政银企合作，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血液。6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贷款均比3月末实现提速，其中贷款余额突破3万亿元，增长14.6%，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迈上了新台阶。 财政政策积极有效。7月23日，省内共100家全国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获得的中央财政贴息支持3171万元已全部拨付到企业，涉及专项再贷款22.98亿元；今年上半年，贵州财政专项资金下拨9.43亿元支持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推动工业企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此外，为减轻企业负担，贵州省明确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并提出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标准提高至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100%。“2月初，公司申请了稳岗补贴，不久后就收到5万余元，员工的社保缓缴的申请也得到了通过。”朗致集团太和制药有限公司行政部负责人钨忠宝告诉记者，虽然数额不算大，但在特殊时期，每一分钱对于公司来说都是莫大的帮助。 据了解，截至6月，全省累计减免中小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46.24亿元，惠及中小微企业7.5万户；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7.34亿元。 作为“六保”任务的重要内容，保市场主体关系广大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广大居民就业，对稳住经济基本盘意义重大。贵州一系列措施为企业纾难解困取得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值累计增长4.6%，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累计增长3.9%，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连续4个月实现当月正增长。
今年以来，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经济稳步恢复，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然而，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如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记者：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且超出市场预期。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这种增长的态势是否具有牢固基础？ 宁吉喆：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运行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3.2%，明显好于预期。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回升态势是有基础有条件的，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而且正在展现。 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领导全党全国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实现了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在此基础上，又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要求，完善常态化防控机制，确保疫情不出现反弹。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了经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推动了经济稳定复苏。 宏观经济政策及时有力精准有效对冲了疫情影响。从1月底2月初起就谋划出台一揽子对冲政策，仅复工复产政策就包括八个方面90条措施。增加1万亿元财政赤字、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全年新增减税降费2.5万亿元、推动金融系统合理让利1.5万亿元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及时有力，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专项部署，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微观市场主体活力不断释放促进了经济稳定恢复。宏观经济政策作用于各类微观市场主体，特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推进复工复产达产、复商复市。3月份以来，反映市场主体信心的制造业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已连续5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反映市场主体效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二季度同比增长4.8%。 供求循环逐渐畅通增强了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4月份起生产端恢复有力，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连续3个月正增长，服务业生产指数自5月起连续两个月正增长。二季度需求侧情况开始好转，市场消费逐月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8%。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更好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促进需求匹配供给。 改革开放创新转型推动我国经济育新机开新局。上半年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出台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等重要改革文件，完善了稳外贸稳外资机制，发布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这些举措立竿见影，上半年全国日均新登记企业又达到2万户，我国出口由一季度下降11.4%转为二季度增长4.5%，实际吸收外资由下降10.8%转为增长8.4%。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还催生了新动能加快成长的新格局。新业态蓬勃发展，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3%。 ●必须把推进攻坚战和打好持久战结合起来，完成好目标任务 记者：如何把二季度以来经济稳步恢复的势头延续下去，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奠定良好基础？ 宁吉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不少困难，面临较大挑战。既有疫情冲击影响，也有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矛盾；既有短期问题，也有中长期问题。必须把推进攻坚战和打好持久战结合起来，乘势而上，巩固扩大经济恢复成果，努力弥补疫情冲击带来的损失，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提高有效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就业、产业、区域、投资、消费等政策要协作配合、形成合力。加快落实已出台和部署的各项政策，并继续加强政策预研储备，准备好“工具箱”，一旦有需要就迅速出手、及时出台。 坚持不懈稳定就业、稳定企业、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就业，要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强化援企稳岗和就业帮扶。统筹用好各项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稳定企业，要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采取精准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减轻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绝不救助。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要加强产业上中下游协作关系，努力补上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的短板，努力维护国际产业分工协作秩序。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我国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国内市场空间广阔。要积极扩大消费需求，落实消费政策，引导消费方向，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能力。要有效扩大投资需求，重点是用足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抗疫特别国债资金，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加大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交通能源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要深入实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城市群、城乡一体化建设，源源不断释放内需的巨大潜力。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化政府自身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复制推广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实施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开放，发挥各类开发区招商引资的作用，吸引更多外资来华投资创业，鼓励支持企业继续扩大进出口贸易，帮助部分外向型企业出口转内销，支持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巩固已初步宣布脱贫地区脱贫成果，切实防止返贫。聚焦剩余的重点地区和薄弱环节，精准落实脱贫攻坚各项举措，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实施一批长江、黄河生态保护重大工程，落实好长江十年禁渔。注意防范各类重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扎实推进保民生工作，努力促进城乡居民生产增收，继续做好重要农产品保供稳价工作。 ●必须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 记者：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了4.2个百分点。下半年如何在稳投资中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增强内生动力？ 宁吉喆：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近60%，是稳投资的重要力量。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稳投资包括稳定民间投资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二季度民间投资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8.6个百分点。湖南、浙江等11个省份民间投资实现了正增长，山西、云南等5个省份民间投资增速超过8%。但与整个投资相比，民间投资增长仍然相对滞后，必须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 一是进一步完善民间投资环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扩大投资。以全面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契机，制定配套法规政策，更大力度为民营企业投资兴业破堵点、解难题。深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破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不合理限制和“玻璃门”“弹簧门”。优化再造投资项目前期审批流程，大幅提升审批效率，加快民间投资项目落地。 二是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政策支持。推动各地解决民间投资用地、用能、人才引进、报建审批、政策配套等实际困难。落实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税收、社保费、住房公积金阶段性减免或缓缴政策，降低各类成本负担，增强民间投资能力。 三是鼓励民间资本面向市场投资。要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稳定外贸市场需求，为民间投资提供更多市场化机会。政府部门特别是投资主管部门要继续向民间投资推介项目，推动各地常态化公开发布回报机制明确、商业潜力大的项目。 四是支持民间投资进入新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加大在“两新一重”等领域的投资力度。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应对疫情、公共卫生、仓储物流、应急储备等短板领域的建设。支持民营企业投资发展生猪生产及相关产业、发展促进鲜活农产品流通、参与废旧家电回收拆解、参与节能环保产业等当前需要投资的产业。规范创新推广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继续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稳妥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盘活存量资产，扩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 五是改善民间投资融资条件。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小微企业发行增信集合债，拓宽低成本融资渠道。督促金融机构合理让利、减少收费，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便利。落实好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对普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引导银行推出适应民营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增加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规模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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