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Nimut Sari 一直在印尼万丹省的南丹格朗市经营着一家小商店。2018年，Sari 在她的铺子里正式接入了 Grab 的 O2O 平台 GrabKios。在接入 GrabKios 之前，她的小店和印尼传统的夫妻店（Warung）无异，卖一卖熟食和日用杂货。但现在，小店可以为顾客提供充话费、线上代缴等一系列服务，Sari 的商店也因此热闹了起来。 图｜GrabKios 官网 当下，各类支付平台和其他金融科技平台层出不穷，彰显了互联网金融在实现普惠金融方面的巨大潜力。金融科技对于全民创富和精准扶贫都至关重要。 在印尼意识到金融科技的巨大力量之前，中国的科技公司就已经将各种金融工具普及到全国的各个角落，帮助各个阶层的民众享受金融服务。现在，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已然取得巨大的成就，2018年，中国企业和机构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额占世界相关领域总投资额的46%。 据统计，印尼有60%以上的人口未开设银行账户。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印尼政府和企业希望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拉近本国人民和现代化金融的距离。 而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和投资者也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印尼市场视作发展金融科技的蓝海。中国公司希望通过在年轻人和有实力的中产阶层中间推广移动支付，在印尼再造一个比肩中国的先进金融体系。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印尼金融科技领域前景广阔，发展也很迅速。近年来，申请 P2P 牌照的印尼企业数量激增，向印尼央行申请电子钱包运营许可证的公司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仅在2020年6月，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印尼金融监管机构）就向158家开展金融科技业务的公司发放了牌照。与此同时，印尼中央银行在2020年5月也向51家运营商发放了电子钱包运营许可证。 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有效地推动了金融业在印尼民众间的普及。根据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OJK）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5月，印尼民众申请贷款的金额同比增长了 166.03%。OJK 估计，目前印尼全国有约2500个借款账户（可以发放贷款的银行账户）以及654200家发放贷款的机构。 从 C 端看，使用电子支付的交易额也创下新高。根据印尼央行统计，2019年全年，印尼通过电子支付达成的交易笔数高达52亿笔，同比增加了79.3%，交易总额达到了约100亿美元，而2018年的交易总额仅为32亿美元。这样的增长得益于大量玩家涌入金融科技行业，带给储户和企业更多的选择。 近两年来，在印尼，除了占据半壁江山的小额借贷机构外，各类外劳汇款（印尼有大量民众在国外务工）和保险机构也蓬勃发展。尽管当下防疫形势严峻，但印尼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却逆势上扬，赢得了更多投资人的青睐：P2P 机构 Investree、保险金融平台 Qoala 和专做中小型企业借贷的 Akseleran 都获得了数量可观的投资。 图｜Unsplash 疫情对印尼乃至东南亚的金融科技行业来说，都起到了“催化剂” 的作用。疫情期间，印尼政府要求民众居家并进行社交隔离，在这几个月期间，包括 OVO 和 Gopay 在内的电子钱包产品又收获了新的流量和稳定客群。而印尼金融科技行业协会 AFPI 近期数据也显示，印尼全国封城期间，企业借贷，尤其是中小企业借贷的笔数和交易额都有明显增加。 中国玩家跑步入场 印尼飞速发展的金融科技赛道也吸引了中国投资者的目光。阿里旗下的蚂蚁金服（现已更名为蚂蚁科技）就投资了该国最大的电子钱包平台之一 Dana。有了阿里巴巴的输血，Dana 大举扩张，市场份额逐步提升，并与巨头 Bukalapak 和 Lazada 开展了合作。 总部位于雅加达的 Akulaku 去年也从蚂蚁那里获得了4000万美元的投资。追根溯源，Akulaku 本身就是一家中国公司，创始人李文博早年是平安信托的投资经理，2015年创办了这家专门面向海外市场的消费金融平台。 另一家得到中国科技巨头注资的机构是 Oriente。Oriente 总部位于香港，由原陆金所 CEO Hubert Tai 创立。联合创始人包括前 Skype 联合创始人 Geoff Prentice 和 UBS 前经理人 Lawrence Chu。 Oriente 在东南亚市场有三个主攻方向：在印尼，Oriente 和 Sinar Mas 合资建立了 Finmas。在菲律宾，该机构与菲律宾财团 JG Summit Holdings 成立了 Cashalo。在越南，Oriente 则选择和 Finzi 合作。 公司沿袭了陆金所在国内发展的一贯策略，不搞自主创业，而是选择和当地优质的企业合作。公司计划充分挖掘各个主要市场的中产阶层客源。 与此同时，其他中国公司也开始入局东南亚金融科技市场，腾讯和京东在2017年先后投资了 Gopay 的母公司 Gojek。还有一些企业选择直接挽起袖子进场，这其中包括小米的金融板块 Mi Credit，京东印尼旗下的 JD Finance，以及平安旗下的消费金融平台 oneConnect Indonesia，他们成立一系列关联公司，直接在印尼当地开展业务。 普华永道2019年发布的金融科技报告称，从宏观经济政策，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看，今天的印尼都和2013年处于互联网金融爆发前夜的中国极其相似。 图｜Unsplash 不过，前赴后继奔向印尼的中国企业也不乏鱼目混珠之徒。2017年，中国政府开展专项治理，打击了一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 P2P 平台。但这些平台并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开始寻找新的“韭菜”。 在发现印尼这块金融科技的沃土后，不法分子也闻风而动，纷纷在印尼建立 P2P 公司。仅2018年，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就在印尼国内查处了100余家无牌中资 P2P 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偏远省份成了非法借贷机构、虚假借贷广告和财务欺诈的重灾区。 为了遏制非法贷款的蔓延，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携手国家警察、网络安全机构和印尼信息与通讯部组织了联合行动，一方面向民众宣传非法网贷的危害，另一方面加大对非法网贷平台的查处力度。迄今，当局共查封2600个非法金融科技公司。 未来：下一个中国？ 尽管中国、印尼两个市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两国金融科技企业采用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法却不尽相同。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更加注重开发短期消费贷款服务，面向没有信用卡的低收入群体。而印尼的金融科技公司业务板块更加多元，既有针对个人消费者的业务，也有针对中小微企业的专项贷款。 但不管怎样，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尤其是 to C 业务的发展非常值得印尼企业学习，而印尼企业也在多个领域不断借鉴中国企业的成功经验，并加以本地化以适应印尼市场环境。 比如，在互助金融领域，基于印尼国内个人保险覆盖率不足3%的现状，一批类似“水滴筹”的互助金融企业涌现出来，其中的代表是印尼本地平台 Kitabisa。 在个人财富管理领域，印尼有 Ajaib、Akulaku 等一批企业参考余额宝的形式，帮助新兴中产阶层理财。而 Gojek 旗下 Gopay 的 Pay-later 功能则类似花呗和白条，帮助成千上万的印尼消费者第一次享受到消费贷服务。这类消费贷一经推出，就在信用卡普及率极低的印尼大受欢迎，如今已经成为各个电子钱包平台的标配业务。 现在，印尼的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极其迅速，但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这些全新的玩法基本上都集中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而要想实现真正的“普惠金融”，印尼的政府和企业还要在下沉市场发力，让更多偏远地区的居民也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 下一集，我们将关注印尼的金融科技是如何在下沉市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 编译｜金恺悦@36氪出海 头图｜图虫 9月至10月，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携手 36Kr Global 旗下英文媒体品牌 KrASIA 共同打造“新加坡 X 亚洲创新合作论坛2020”线上峰会，届时我们邀请了阿里巴巴、凯德集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Grab、京东数科、众安国际、ST Engineering、SEA Group、启明创投、Gobi Partners、Wavemaker Partners 等知名投资机构和企业，为大家呈现一场出海东南亚的行业交流 寻求报道、与作者交流、商务合作、投稿转载，请扫码联系36氪出海运营。
央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科技企业，金融科技的生态正在逐步完善。近日，金融科技领域再迎“国家队”强势入局——继央行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长三角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之后，2020年7月30日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方金科）由央行征信中心、央行清算总中心以及央行全资控股的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等五家央行系公司出资成立，注册资本金达20.078亿元。从经营范围来看，成方金科与一般的金融科技公司比较并无特别，即主要为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特别的地方在于股东，正是这些股东赋予了成方金科非同一般的意义。具体来说：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主要承担的是央行信息化建设任务，包括央行信息系统开发、检测及认证、灾难备份、金融标准、信息化研究等职能。央行征信中心负责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又称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运行和维护。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担负中国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的职责。整个支付清算系统又包含了大额实时支付系统（HVPS）、小额批量支付系统（BEPS）、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IBPS）、境内外币支付系统（CFXPS），这些都是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公众日常使用电子支付方式的重要保障。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到深圳金科、再到成方金科，金融科技的基础设施正在逐渐完善。此前，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就曾公开表示，央行自身会整合在沪科技机构的科技资源，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建设数据中心等具体措施来支持上海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设。不出意外，在央行主导成方金科的带头示范效应下，金融科技底层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渐完善，通过股东优势完善数据共享、数字货币的清结算、征信数据库建设等工作。同时，也将进一步解决一直以来金融科技发展中存在的“监管科技”发展难题。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优势除了央行成立的金融科技公司外，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的布局已经先行一步。7月28日，农行发布公告称，通过附属机构成立的农银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农银金科）正式注册成立。自此，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增至12家。其中，国有六大行中，除邮储银行尚未成立金融科技公司外，工、农、中、建、交均完成金融科技公司的战略部署。与此同时，12家全国股份制银行中，兴业、光大、民生、招商、华夏各自以全资或控股的方式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除此之外，还有城商行中的北京银行、外资行中的泰国开泰银行完成金融科技公司的注册。而金融壹账通作为平安系的一员，虽然并不隶属平安银行旗下，但也同样被市场看做是银行系金融科技的玩家。作为主力玩家，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公司，有诸多优势。首先是母行的资源优势。作为银行的“亲儿子”，多数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全面承接了银行的信息科技人员，对银行业务的理解更为深刻，在监管合规的要求方面更为审慎。同时，在母行强大的资本优势下，能够保持持续的科技高投入，且短期内没有盈利的考核压力。从目前展业的这些金融科技子公司来看，业务都和母行紧密连接，带母行基因。譬如兴业数金早在2010年推出的“银银平台”，依托兴业银行 “同业之王”的优势；金融壹账通依托平安集团各体系的技术输出等。其次是业务和服务范围优势。金融科技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业态，目前银行业金融科技讨论的最多、发展的最快、应用的范围也最广。但证券业科技、保险科技、资管科技也正在加速发展。银行系的券商、保险、基金公司，或许将是这些金融科技子公司触角延伸到其他业态的重要一步。当然，银行系科技子公司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竞争对手多样、互联网运营能力薄弱以及商业可持续困难等方面。总之，从长远来看，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如何平衡好服务内部与对外输出的关系，以及如何解决产品的创新、定价、激励等方面的问题，都考验着母行与子公司的智慧，并关系到子公司的持续发展和运营。非银系金融科技公司的发展方向除了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外，非银系的金融科技公司也与其形成竞争与合作关系，双方的竞争促进各自的发展，合作促使双方在资源、科技、互联网化等方面的共享与互补。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单中，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独角兽一共有18家，总估值达到2390亿美元。其中，蚂蚁科技、苏宁金融、京东数科、陆金所、度小满金融都是从母公司体系拆分出来的独角兽公司。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非银金融机构巨头正在布局金融科技。例如7月22日，中国太保发布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会议指出，同意由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成立太保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7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100%。这也是首家由保险业巨头发起设立的全资金融科技子公司。这些非银行系的金融科技巨头拥有场景、用户、流量、数据、运营的优势，长远看来，与银行系的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会越来越紧密，优势互补。对于不具备场景、用户、流量的金融科技公司来说，其需要更注重于发挥自身的核心技术优势，在ABCDI（AI、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中专注研发能力，为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科技公司提供基础技术的支撑。金融科技的持牌即将来临时间回溯至2019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在“2019中国金融科技上海高峰论坛上”表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有三大原则，即坚持持牌经营、坚持依法合规以及坚持权益保护。“金融科技的本质是金融，要做金融服务必须要持牌。”李伟说。成方金科及此前各家银行已成立的金融科技公司，组成了金融科技公司的正规军，为金融科技公司持牌打下了铺垫。对金融科技公司的持牌要求，必然会对非银系的金融科技公司造成较大的冲击。许多科技公司在从事金融相关服务，其在数据使用、客户运营、流程合规、收费方式等方面，面临着较多的整改空间。金融科技公司持牌将不久到来，持牌的门槛可能较高，鼓励具有较强实力的金融科技公司研发前沿技术与金融的结合，不断创新出新模式、新产品、新服务，科技赋能金融，协同发展。
日前，商业科技云服务平台壹账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金融壹账通”或“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OCFT）发布的2020年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显示，第二季度收入同比增长48%，高于第一季度的30%。运营类产品是第二季度的主要增长动力，同比增长171%，这是因为在疫情的影响下，金融机构越来越关注成本优化。公司在2019年下半年推出的AI客服和智能救援等解决方案可以满足新兴客户需求。 对此，汇丰银行发布最新研报预计，运营类产品将仍然是公司下半年的主要增长动力，同比增长约100%。由于营收增长前景很好，2020-2022年净亏损估计值将缩小4%-8%。该研报将金融壹账通基于贴现现金流的目标价从26美元调至28.5美元，并维持买入评级。
北京金融监管局近期密集喊话违规小贷，原因何在？官方解读来了 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黄鑫宇)8月11日，据北京市小额贷款业协会(下称“协会”)官方公号消息，近日协会召开了“北京市小额贷款业协会2019年度会员大会”。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郝刚在会上透露，北京当前正在建立健全小贷公司的市场退出机制；同时，就近期北京地区严厉打击外地网络小贷和一些非法放贷机构的违规行为，他也做出解读。“推动优胜劣汰、减量增质，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推动小贷行业良性发展”。郝刚表示。 对违规小贷的强监管，特别是违规跨区展业、超范围经营的业者，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北京已经连续两次向其“喊话”。 7月30日，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官网发布风险提示称，近期发现部分外省市互联网(网络)小贷公司与第三方助贷公司合作在京变相开展线下业务，存在不当营销宣传、转移责任等风险隐患，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而在6月18日，北京市金融监管局也曾透过官网，对厦门象屿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在京违规展业进行风险提示。 对于此类违规行为，北京市金融监管局特别强调，将“采取相应措施”，并“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此外，据记者了解，北京对监管范围内小贷公司的日常业务监测措施，也在强化中。三个月前，即5月12日，记者从北京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获悉，北京市金融监管局以提升监管效能和促进小贷公司数字化转型为目标，动员和组织辖区内自建业务系统的小贷公司接入全市统一登记系统、无业务系统的小贷公司安装小贷行业通用业务系统(即“小贷通系统”)。据悉，通过对接全市各小贷公司的业务系统，北京监管方可以实现监管数据的采集和上传，同时实施对北京本市制式贷款合同的信息化管理。 密集表态严防并积极处置小贷行业风险隐患的同时，对于各项监管指标优良、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小贷公司发展，北京表示了支持与鼓励。 在8月7日协会召开的本次年度会员大会上，郝刚就北京地区近期严厉打击外地网络小贷和一些非法放贷机构的违规行为等相关情况，进行了相关说明。他表示，结合未来出台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以及扫黑除恶、金融乱象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合规小贷将迎来发展机遇。同时，郝刚希望小贷公司能够坚守合规底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精主业，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能够在做好风控的同时，提高资产质量。北京将鼓励辖区内的合规小贷公司联合起来，产生规模效应、高质量发展。 郝刚还就4月1日北京发布的《鼓励地方金融组织支持复工复产 加强服务实体经济若干措施》(即“北京金融12条”)，进行了解读与说明。按照“北京金融12条”的规定，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期间，对于各项监管指标优良、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小贷公司，可以放宽单户贷款余额上限、融资比例以及拓宽经营区域。
通过共建生态、延展服务边界，大型机构可以充分发挥场景、技术、数据等优势，为行业发展创造中长期价值，引导和带动更多的小微企业从“抱团取暖”走向“群星闪耀”，为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9-2020小微融资状况报告》指出，40%以上受访者通过 “无接触方式”获得疫情特殊时期的贷款融资支持。做好小微企业扶持，早已不是金融机构单枪匹马能够应对的挑战。在政策倡导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发展平台经济的今天，各个领域的头部机构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帮扶小微的责任。 本文试图从电商、社交、生活服务、金融四类业态的视角，揭示不同平台生态体系如何结合自身场景和能力优势，探索小微金融服务范式。 电商生态体系：激发生态活跃，提升行业协同 直接的B端价值输出。电商平台是中小微企业的重要聚集地，交易场景、经营工具、贷款、技术都是直接的价值输出。平台既为入驻商户创造了交易场景，也为其提供了大量用户流量与SaaS化的经营管理工具，帮助其增加收入、降低成本。C端用户在平台上选购商品、下单支付后，订单流、资金流甚至商品流都会经由平台进行交互，使平台既可以牢牢聚合场景流量、把控生态粘性，又可以相对准确地采集各类商户的真实经营数据，从而找准商户痛点，挖掘潜在需求，并且基于这一数据发现，提供包括贷款融资、技术赋能在内的各项产品和服务；同时，由于大量相关商户都与平台保持密切联系，可使平台在整合商品供应链、放大网络协同效应等方面扮演积极角色。 间接价值输出。平台对C端价值挖掘和经验总结可反哺B端。电商平台在聚集用户流量的同时，也留存包括用户的交易数据、线上行为数据、地理位置和社交关系数据等在内的海量大数据。对单一的小微企业、甚至一般的大中型企业而言，并不具备采集、存储、分析挖掘这些非结构化数据的专业能力，而电商平台恰恰可以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提升小微商户的经营能力。通过全面、深入的用户洞察，电商平台可以优化流量分发策略，使用户需求与各类商户服务供给更好匹配，在提升流量转化效率和用户体验的同时，帮助商户精准定位目标用户，并以C2M模式（根据用户需求，反向定制解决方案）为引导，改进产品服务。阿里、京东等电商巨头在618、双十一等大促活动中长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运营经验，可以帮助小微商户在店铺装修、货架更新、权益采购、会员体系搭建等各个环节提升效能。 图1：电商平台对商户企业的赋能方向 以淘宝为例，依托电商体系生存发展的各类主体，实际上形成一个交互密切的开放生态，不仅有大量卖家，还有为其提供服务的模特、摄影师、P图师、主播、KOL（ 与阿里淘系平台相比，京东商城的自营属性相对突出，小微企业可以自营供应商或第三方供应商形式存在于电商体系。电商平台作为最终、最核心和强势的需求主体，能够帮助供应商改变谈判地位，重塑上下游协作关系，促动全产业链的资源整合与效率提升，并在外部环境异动和冲击下，保证各方主体的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疫情期间，京东“京小贷”产品线为小微供应商推出减免罚息等一系列优惠举措，其中贷款重组涉及金额1700余万，展期服务涉及金额300余万，减免商户利息60余万，保理产品线亦减免息费数万元，“企业金采”产品线提供“先采购、后还款”等解决方案，缓解小微商户资金链紧张的燃眉之急。以数字科技为驱动的京东产品解决方案，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商品回溯功能，还能帮助农产品、奶粉、疫苗、高档消费品等各类产品进行产地质量的溯源、仓储物流及检验检疫监测，为合规经营的小微企业提供权益保障。 社交生态体系：服务产业转型，发挥数据效能 相对于电商体系侧重于交易、订单、资金等强金融数据积累，社交平台的核心在于海量用户聚集和交互，体系内的个体行为、人际关系等“大数据”呈现出不同角度的价值。与大型企业不同的是，小微企业的企业主要素更为突出，企业主的个体需求、个性偏好、所处圈层、群体观念等直接决定了其业务需求与经营价值。近年来，企业信息、企业主信息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商、税务、社保、海关、司法等公共服务数据日趋联通，越来越多金融机构采取社交信息作为风控重要参考数据，这使社交平台全面洞察小微企业需求，并在其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过程中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价值凸显。 背靠腾讯成立于2014年的微众银行，是国内首家互联网民营银行，也是腾讯做好小微企业服务的重要载体。微众在深度应用社交关系数据的基础上推出个人信贷产品“微粒贷”，并于2017年推出面向小微企业的“微业贷”，并以“银税互动”为突破口打通数据交互链路，开启政企银合作新模式。数据显示，微业贷已为超30万户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累计发放贷款逾2000亿，间接促进就业人数超过300万。在微业贷放款客户中，超过70%为来自制造业、IT和批发零售业的小微企业，六成以上在获得授信时无其他任何企业贷款记录。此次疫情期间，其提供的全线上无接触贷款服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银行网点延迟复工、无法及时恢复小微金融服务带来的现实困难。 除线上贷款服务外，腾讯还及时发挥其在社交产品、云计算等领域的产业优势，紧密围绕当前市场环境下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以线上方式启动“数字方舟计划”，帮助中小微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在农业领域，为农村提供专属信息服务平台“为村”，免费提供给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村及其他老少边穷地区，助力提升公共管理和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效率。在工业领域，其在全国建设10个云启产业基地，为10万多家中小微企业免费开放企业微信、腾讯会议等在线办公应用。在商业领域，联合300万生态企业，免费为线下餐饮商户提供小程序外卖与预点单业务系统和运营指导。在教育领域，设立10亿教育基金，为教育行业服务商提供线上平台、员工培训及专项扶持政策。在医疗领域，为参与抗疫的企业开放计算能力和开源模块，加大病毒药物研发支持。在文旅领域，帮助线下企业开展线上运营，支持全国超过千家博物馆、景点运营机构等开通直播和短视频，用数字化手段助力产业复苏。 疫情期间，不少企业采取远程办公模式，鼓励员工居家办公。由腾讯打造的企业微信产品经过不断迭代更新，可以随时随地发起音、视频会议，同时支持300人线上参会；可以创建支持“万人全员群”，支持企业与员工保持实时沟通和高效传递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许多小微企业破解协作之急；还可以免费提供群直播、收集表、在线问诊等服务，支持企业有序复工。数据显示，疫情期间企业微信迎来使用高峰，2020年2月企业微信下载量环比增长171%，日活规模突破百万。 生活服务生态体系：嵌入经营流程，加大联盟赋能 以美团、滴滴为首的本地生活服务是覆盖小微企业最广泛、用户粘性最强的服务领域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各类主体都可以提供不同规模、特色的本地生活服务，而平台价值主要集中于围绕最终用户需求的行业资源整合能力。通过客观认知各类主体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平台可以在产业链优化方面重点发力，既提供必要、有效的行业基础设施，又借助充分的交互反馈机制，促成各类合作主体各取所长、各司其职，在行业联盟中激发最大效用。 作为全国生活服务市场的头部机构，美团目前覆盖 600万餐饮、外卖、酒店、旅游、休闲娱乐等行业的商户，提供线上线下交易服务，其中绝大部分商户是中小微企业。美团利用平台价值和资源整合能力，从营销获客、IT工具、经营辅助等六大方面为平台商户提供赋能。第一是营销赋能，即借助其所连接的近4亿活跃用户，为商户精准获客、用户点评维护提供反馈渠道和技术支持。第二是IT赋能，以美团智能POS机等为载体，聚合市场主流支付方式，提升商户的收银效率。第三是经营赋能，针对不同细分行业和生活场景，为商户提供选址、装修、员工招聘和培训、数据分析等全流程服务。第四是金融赋能，美团“生意贷”已覆盖全国近2000个县域，户均贷款额 8 万，帮助大量商铺解决了开业初期和困难时期的资金周转问题。第五是供应链赋能，其推出的“快驴进货”可为平台商家提供包括米、面、油、酒水、一次性用品等低价优质进货渠道。第六是物流赋能，通过优化订单分派机制，使外卖单配送时长降至 28 分钟以内。疫情期间，美团大学还为商户制作了800门精品线上课程，帮助后者掌握疫情应对、食品安全、门店经营等技能。 滴滴是本地出行市场上的头部机构，专业领域较为垂直、聚焦，走出了与美团不同产业链垂直赋能之路。2018年，滴滴联手3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发起成立“洪流联盟”，希望借助汽车运营商平台共建，扩容用户服务能力，在未来十年内满足20亿用户出行需求。除了将流量、大数据、产品运营能力和渠道网络等资源向联盟伙伴开放合作外，滴滴也提出了汽车租赁与运营、分时租赁、汽车售后市场等面向用户需求的合作解决方案，在新能源充电桩建设等项目中充分调动合作机构能力和意愿。此外，滴滴旗下的小桔租车平台还从C端服务、商品管理等层面强化平台能力建设，为养车、租车配套服务机构提供定制服务、维修保养等赋能支持。 金融服务生态体系：发力综合金融，彰显平台价值 金融是国民经济运行、社会资源流通的重要血脉，更是中小微企业最具普遍性的需求之一。在传统业态下，银行、保险、券商、信托、保理、租赁等各类机构往往聚焦于其主营业务领域，难以全面覆盖小微企业综合金融需求，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从近年行业实践看，随着金融分工更趋细化，各类机构之间的合作需求越来越大，基于生态共建、联盟合作的各种新兴业务层出不穷，综合金融正在成为促动金融服务效率提升、金融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驱力。 中国平安是全牌照金融服务集团，金融业务范围广泛、集团个业务条线间协作紧密。从2003年至今，经过不断探索与发展，中国平安已成功构建“金融+生态”的综合金融平台。多年来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发挥综合金融优势，打造金融生态赋能实体经济的范式。通过“一个客户、多种产品、一站式服务” 的综合金融经营模式，中国平安推动“科技赋能金融、科技赋能生态、生态赋能金融”，为2亿个人客户和5.16亿互联网用户提供金融生活产品及服务。扶持小微客户方面，中国平安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探索以新技术、新模式，为小微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平安银行推出供应链金融2.0版本，以供应链核心企业与上下游的交易数据建模为基础，为经销商提供便利的数字金融商品采购融资，推动融资利率下降。金融壹账通为金融机构输出获客、产品设计、风控、贷后管理、运营服务全流程科技解决方案，2019年末累计服务621家银行、96家保险公司、2600其他金融机构。平安产险推出的“乐企e生”、“店家宝”等产品可提供财产、人身意外、三者责任保险等保障服务，截至2019年末，已为80余万小微企业提供的风险保障。平安租赁服务小微企业2万余家，投资200亿以上，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租赁难题。 在长尾端小微融资的细分市场，融合式发展也是中国平安的解题思路。小微长尾端市场由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自雇经营者组成，群体数量超过1亿，他们地域更分散、需求更多元、风险更高、生产经营的触网率更低。传统金融机构的人海战术成本高昂，互联网模式的线上网络和数据又难以覆盖大量线下的生产经营场景，需要通过模式创新来化解难题。以专注于长尾小微群体的平安普惠为例，通过构建信贷服务平台，在获客、风控、增信、资金等信贷业务链条的多个环节，为金融机构提供解决方案和技术工具，并联接具有独特环节优势的市场主体，发挥不同主体的比较优势，提高信贷服务各环节的效能，从而支持金融机构的小微服务增量、扩面。目前，平安普惠已服务1200多万以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自营就业者为主的长尾小微群体，90%小微客户年营收在1000万以内、企业雇员50人以内。2019年的新增客户中，约70%客户没有从银行获得过经营性贷款；超过50%经营年限不到3年，处于起步发展期，普惠特点显著。 国内长期以来存在结构性的小微金融供给不足，银行业机构、小贷公司、互联网企业等各有不同的目标人群定位，供给侧不同主体发展阶段参差，客观上形成了长尾人群缺乏与之风险特征和融资需求相匹配的产品和服务。随着金融机构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动能融合的脚步逐渐加快，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平台机制正在填补市场空白，满足更多长尾端小微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在开放平台中，不同类型主体通过资源协同、优势互补，可以更高效的实现金融资源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譬如，有实力、有资质的数字科技企业，可以基于数据分析挖掘，或引入其他担保机构，将实质风险水平较低的无抵押、轻资产企业推荐给银行，满足这部分流量中的优质信贷需求。与此同时，平台连接的各类合作机构，包括资讯场景下的搜索引擎、门户网站，社交场景下的即时通讯、网游，消费场景下的电商、商超，经营场景下的交易结算平台，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都可以输出各自场景、流量与数据价值，提升金融行业服务效率。 综上，各个场景生态下的头部机构正在充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对开放生态中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广大合作机构提供多渠道获客、精细化运营、服务体验优化、经营效率提升等各类赋能支持。通过共建生态、延展服务边界，大型机构可以充分发挥场景、技术、数据等优势，为行业发展创造中长期价值，引导和带动更多的小微企业从“抱团取暖”走向“群星闪耀”，为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8月9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20中国资产管理年会”上，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教授受邀出席并发表了主题为“困境资产和资产管理功能”的演讲。 屠光绍指出，困境资产是指因各种原因以各种资产形态在一段时间内陷入困境的资产，但不一定是特别差的资产，当然包括了不良资产。“市场也越来越重视这片领域的需求，因为这个领域市场前景广阔，也更能体现资产管理功能提升的领域。” 01 关注一个突出现象： 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与困境资产的形成 从全球看，困境资产及处置管理不是一个新事物。在中国，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及处置伴随着经济金融的改革发展进程。但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困境资产在其来源及形成因素方面也会出现变动。 屠光绍表示，当前困境资产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困境资产规模增加较多。经济增长周期、经济增长的状况与困境资产规模负相关。当前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困境资产规模有所增加。 二是市场不确定性及风险越大，困境资产越多，是正相关。“当前不确定性及风险不仅来自市场变动本身，更多来自于很多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从国际看包括全球保护主义回潮、地缘政治恶化等等。我们现在面临的市场风险是前所未有的，这当然就意味着当前我们的一些企业面临困境。” 屠光绍表示。 三是经济及产业结构变动与困境资产的关系，既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的因素。当前新的产业模式不断涌现，但对过去的企业经营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 02 重视二元分化状态： 金融体系变化与困境资产的分化 屠光绍还表示，当前因为金融体系的变化，困境资产也形成了四重“二元分化”： 一是金融领域与非金融领域：这是最大类的二元分化，金融领域的困境资产我们金融行业都了解，如不良贷款增加形成的不良资产；而随着产业结构和商业模式的调整，非金融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的困境资产，比如不少城市的商业购物楼，厂房设备等。 二是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中国的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形成的困境资产主要是银行不良贷款；随着直接融资的发展，直接融资领域也形成了困境资产，比如债券违约、PE爆雷、股权质押风险及上市公司的退市等。 三是银行机构和非银机构：当前非银机构的困境资产也在增加，比如信托业风险资产率近期出现大幅上升，这也意味着困境资产增加的可能性。 四是大银行与中小银行：四大行上市之前通过AMC剥离不良贷款，加上机构实力，不良贷款管理处置能力较强；而近年来中小银行发展较快，现在全国4千多家银行中中小银行居多，部分中小银行因为经济下行及疫情原因不良率出现较快上升，而小银行对不良贷款处理能力较弱。 03 认识三个阶段性特征： 金融改革开放与资产管理功能深化 屠光绍表示，当前困境资产管理市场发展具有三个阶段性特征： 一是困境资产管理是资产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屠光绍看来，金融服务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供水”、“引水”、“排水”：“供水”指金融体系根据实体经济需求提供金融资源，“引水”指通过金融体系即各类金融机构和渠道把金融资源引到合适的领域。此外，“排水”也是金融服务的重要内容，比如处置困境金融资产。 “我们过去对排水不是重视不够。因为我们习惯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通过不断做大增量来降低不良的比例，此外，主要依赖政府行为去处理困境资产。从金融供给侧改革来看，应该重视金融服务金融市场及资产管理机构在‘排水’中的作用，资产管理市场既要善于发现好资产，也要善于管理困境资产，从一定意义上讲，后者更具挑战，从而更有助于资产管理功能的提升”屠光绍说。 二是困境资产管理市场进入重要阶段：一是主体多元化。资产管理包括困境资产管理的主体从原来的四大AMC扩大到目前的地方AMC，加上其它的各类资产管理，随着金融对外开放加快，外资资产管理机构也不断进入境内市场；二是趋动市场化。困境资产的处置以前主要是政府推动，现在更多靠市场力量的驱动；三是服务方式多样化。各种产品、工具进一步丰富，特别是金融科技在资产管理中的运用，促进了困境资产的处置效率提升。 三是资本市场在困境资产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资本市场，困境资产管理在拓展渠道、搭建平台、丰富产品、 提升效率等方面都具有广阔的空间。 04 提供四个基础支撑： 困境资产管理发展与市场生态的互动 屠光绍建议，困境资产管理发展与市场生态的互动要提供四个基础支撑：丰富投资主体及资金来源；健全市场体系及提高中介机构能力；重视司法体系及发展环境建设；提供必要的政府政策支持。
8月10日，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阳光消费金融）获批开业，成为今年开业的第三家消费金融公司。今年上半年，平安消费金融公司、小米消费金融公司已先后开业运营。至此，由银保监会批筹开业的消费金融公司已有27家。 阳光消费金融主要由光大银行与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王道银行（台资）发起设立，注册资本总额为10亿元，注册地在北京，光大银行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60%。戴欣为阳光消费金融董事长，王一栋为董事、总经理。公开信息可见，戴欣来自光大银行，早年曾任总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 至此，包括已开业运营的平安消费金融公司、小米消费金融公司，这3名行业“新丁”成为2019年下半年消费金融牌照再度“开闸”以来首批开业的消费金融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根据小额、分散原则发放各类消费贷款，资金来源为股东资本金，或者通过发行资产证券化、金融债等融资而来。尽管参与主体多元化，但在27家消费金融公司中，绝大多数主要股东仍是银行，特别是中小地方银行。据记者统计，有16家消费金融公司由地方银行参与发起。 银行本身也有个人消费贷和信用卡业务，为何还会对消费金融公司“兴趣浓厚”？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首先在于客户群体定位不一样，消费金融公司可以更下沉；其二，消费金融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在全国展业，业务范围受限的城商行、农商行自然动力十足；其三，作为独立法人，市场化的公司治理制度、激励机制和薪酬，更容易吸引人才；其四，作为独立子公司，可以引入外部伙伴，切入更多场景，促进业务发展。 与小贷公司相比，消费金融公司杠杆率最高可至10倍。从近几年消费金融公司业绩来看，正是得益于牌照和市场红利，较早成立的消费金融公司都赚得盆满钵满。这块牌照的含金量毋庸置疑。据记者了解，目前还有建设银行、南京银行、江阴银行、江苏银行、大华银行等正在筹谋牌照。 从试点开始算起，诞生已有11个年头、业务连年增长的消费金融公司，在今年意外受到冲击。 捷信作为唯一一家外资消费金融公司，以资产和营收计是行业龙头，特色在于线下业务。捷信今年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相关文件显示，因为疫情影响，一季度末，其贷款发放量为100.39亿元，同比下降57.44%，实现净利润0.3亿元，同比去年的2.93亿元下降89.76%。不良率较上年末也有所增长，为3.79%。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部分头部平台最近两个多月来业务量已经恢复，接近去年同期。马上消费金融副总经理孙磊在6月份表示：“欣喜地看到随着整个社会活动又一次重启，我们的业务总体处于快速恢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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