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股市,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两拨人?——美股有特斯拉,A股有茅台。” 大家被激怒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耗尽存款买不起一手茅台,有人是悔不当初满仓踏空特斯拉。当前茅台和特斯拉的市值都在2万亿元人民币上下,但作为中美两国股市的代表作品,茅台和特斯拉背后是资本市场的不同价值观。 说实话,我也爱喝茅台,的确是好酒。 赤水河畔的优良水质、特殊的微生物发酵,“12987”的生产工艺,茅台不醉人,全醉在心里。时间酿造出了美味,但也让它背后的问题积重难返。 从2016年的140元上涨到2020年7月16日的1614元,茅台的市值甚至比贵州省2019年的GDP还高出3200亿元。 消费行业的投资,我也算是老兵了,但茅台涨得越厉害,我心里的忧虑也就越多。 茅台是谁的茅台? 行为金融学中有个概念叫做“Mental Accounting(心理账户)”,意思是说对于不同类型的资金在消费者心里的衡量程度是不同的,这也是消费品差异化定价在个体层面的缘由之一。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我们的人群分层现场太明显了。有在大型商务宴请上出现的高端白酒,也有下沉到乡镇给撸串小年轻们喝的口味白酒。具体到茅台身上,买得起茅台的喝茅台,买不了茅台的江小白,这没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是什么?非理性溢价。 白酒的年份酒是喝茅台的人最爱谈论的话题,到底年份酒是不是个伪概念?每个爱酒之人都各有判断,但假使是年份酒文化更深的欧美,红酒的品质与价格也全然不是只有年份这一个标签。 产品本身的价值最有可能被标签所异化,也是散户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遮纱布。 这不是一个成熟资本市场体系的好兆头。 其次,茅台在机构投资者眼里,还不简单是个消费品和配置池里的一只普通股票。 白酒在中国的确是个好行业,是高频刚需的快速消费品,商务家庭个人场景都有,品牌概念强且在产业链上游先货后款、下游先款后货,现金奶牛。 公募基金的排名压力、私募基金的业绩评估机制,经常与基本面脱离的技术指标,都反向塑造了机构投资人的“集体意识”——熊市避险,牛市加仓,茅台首选。这一来一去,茅台的股价不断升高,价值高估带来的风险积聚也越来越强。 白酒这个行业大概5万吨的终端需求,八成以上都在茅台的“未来战略规划”里了。这样的故事真的会被资本市场buy in吗? 谁都不知道这4万吨的白酒最终有多少被喝下去,有多少被贴上年份的标签存在酒窖里等升值,甚至有多少会被当初落马的高管们一样,被一瓶瓶倒进下水道。买的不喝,喝的不买。 茅台不是服务中国老百姓的茅台。它更多的是消费时代人们对于畸形身份认同的买单,这无法对社会生产力带来正向激励,反而是扩大生产关系不平衡的背后推手。 甚至,茅台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品牌。它是中国当前生产环境与市场转型中,特有的某种社会要素。正如酒总让人半醉,但复杂世界里大家或许都不想太清醒。 众人皆醉时,愿意清醒的人少。但他们不该泯然。 按照总理的说法,6亿人的月收入不过1000元。这6亿人大概率买不了茅台(消费者)、卖不了茅台(经销商),甚至忙活几年也买不起茅台的一手股票(投资者)。 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扯不上关系的品牌,却在消费品赛道里独享由于“高频刚需、品牌强势”所带来的估值溢价,它背后的最大风险,绝对不是“茅台不跌,牛市不来”这么简单。 对非典型茅台的“冷思考” 茅台被资本异化后的社会成本太高了。 众所周知,不论是茅台酒本身还是茅台股票,都称得上是个理财产品。 它首先是畸形的价值判断之下,机构资产配置异化带来的结果,并进一步导致中国资本市场对于其他优质资产的配置缺位。资本配置问题加剧了好公司供给不足、宽松资金面下需求得不到匹配的顽疾,市场之上投机心态盛行,对居民就业、福利经济、企业家信心等等,都会造成长远的伤害。 这才是茅台价值体系下的最大风险,也是我们脱离茅台谈茅台的内涵意义。 一段时间内,茅台承载了机构投资者对于“价值投资”的认知,抱团捧茅台成为了某种观念正确。 茅台的前十大股东结构里机构占据八席,大品牌业绩稳历史收益高支撑了机构的广泛配置。这样的个股筛选在机构的策略里太简单了。加上我们对于公募基金经理的排名、私募基金的业绩评价标准等等,导致茅台成为牛市追仓、熊市避险的典型资产。甚至前两天官媒直接引发的茅台暴跌,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机构主力资金的净流出所致。 机构的钱是本应该最有价值观的钱,它承担的不是简单获利离场的使命,更是共同塑造一个更成熟通透、配置高效的资本市场体系。 大量的资金如果都涌向过分高估的企业,造成与之价值不匹配的高溢价,中国其他的好技术、好品牌,更多贴近普通消费者、真正“高频刚需”的消费品企业,和那些依赖于技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科技企业们,它们的日子可能都不会好过。 更进一步说,许多好企业、好企业家不敢上市,很多好的价值故事大家无法沉下心来倾听和钻研。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环境下,熊彼特的创新定律不再适用,巷子深处的好企业找不到出路,资本市场的优质资产供给减少,会出现严重失衡。 好资产出走海外,我们也只能喟叹不断。 如果市场结构真的走到这一步了,投机心态会淹没价值投资的呼声,成为市场主流吗?资金面的宽松会形成对实业投资的进一步挤出吗? 能够上市加速发展的民营企业失去着力点,背后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会在社会福利层面遭受到重创、重创。 我们都应当自问一句,中国社会的发展难道是依靠着资本抱团推升的一瓶白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茅台归于平稳,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健康向上。 做个简单的数据对比,贵州茅台的市值已经相当于五分之二个腾讯或阿里巴巴,2个美团,2.5个拼多多,3个京东,7个百度,18个爱奇艺或B站。 2020年发生了许多魔幻的故事,但价值会始终在故事的最深处等着。 它告诉你,变化之外,终有不变,一切透支未来的东西最终都将回归其应有的价值。 品牌是有价值观的 众所周知,茅台成为A股股王,水面之下和炒作营销、腐败溢价脱不了干系。 但茅台要真正拂去浮沫、回归时间之酒的本源,而不在摇摆和下坠里摔出高空,它最需要的正是解决炒作和腐败这两大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在于管理层宣扬的经销商体系整顿、打击黄牛等表面手法。在任之人都有改革动机,但改革动作变不变形,上层推行的改革方案是否能精准落地,中国人可太有经验了。就像某些主打保健的品牌,制造消费者对于资源稀缺性的焦虑和盲目追逐并以此获利,这生意能长久吗? 品牌终归是有价值观的,不能让手上这副好牌打烂。 做消费品投资20多年了,文和友的文宾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创始人之一。在做超级文和友的产品提案时,很多精酿啤酒品牌想入驻进来。大家都知道精酿在中国发展只是起步,单瓶的售卖价格在20-30元不等,是大众意义上的小资消费了。 这些品牌给的条件都很丰厚,和文和友做品牌联名的想象空间也非常大。但文宾当时说了一句话,“你得给我做到10块钱以内,否则超级文和友肯定进不了。我们都是让普通老百姓来吃饭的地方,哪里能有这么贵的啤酒嘛。” 文和友的小龙虾至今人均保持在100元上下,低于其他连锁小龙虾餐厅。看场戏、吃个小吃的价格不会超过20块钱,文和友美术馆也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看个遍。 一顿好吃的饭,一场好看的艺术展,一顿把酒言欢的朋友相聚,都应该是日常的。 “一手抓市井,一手抓市民,才能有市场。” 这是品牌的理想,这些故事都是藏在产品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但消费者是聪明的,我不说你可能不知道,但隐约之中你总会感受到的。感受到之后你会再来,品牌得到了很多次和你沟通、交互的机会,你和品牌之间,就会因为相似的价值观而产生情感的链接和归属。 当代社会,谁站上了情感的赛道,就领先了后来者半程。而往往,走完半程就赢了全场。
7月20日,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公布2020年信用评级机构评价结果。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分别位列综合素质得分排名前三;最终得分上,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夺得头筹,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和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分列第二、第三。 该协会介绍,为更好地服务于保险行业,促进信用评级机构评级质量持续提升,充分发挥外部信用评级在维护保险资金安全方面的作用,协会根据监管规定及相关自律规则,组织行业力量,从保险机构投资者角度,对10家为保险资金投资提供信用评级等专业服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开展自律评价。 据了解,本年度评价结果分为综合素质得分和最终得分两部分。综合素质得分由基本素质、评级质量、监管评价得分加权汇总形成,反映了评价期内信用评级机构的整体评级能力。最终得分在综合素质得分基础上,由评审专家根据评价对象在评价期内是否发生重大信用评级事故、是否存在人员或机构违规等方面的问题,按照问题的性质、发生频率以及后果,对相应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减分,反映了评价期内信用评级机构的整体评级表现。 在市场竞争加剧、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综合保险行业问卷调查和评审专家意见,保险资管协会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对信用评级的重大失真行为从严从重处罚;二是加强对评级结果的监控,定期公布各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检验结果;三是加强评级机构自律管理,进一步明确评级机构信息披露义务及责任,保障评级程序执行的合规性;四是明确私募债和非标产品等评级报告、跟踪评级报告的披露要求;五是加强与投资人交流,进一步探索为投资人提供差异化服务的机制与措施;六是评级机构需在人才培养、信息化系统建设、内控管理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扎实地提升基础素质。(常佩琦)
近期,市场对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是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重要利器”的讨论声不断。 SWIFT是怎样一家机构?它在全球的主要业务究竟是什么?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关联又是什么? SWIFT仅是报文传输机构,无关清算结算 不少人认为SWIFT是一个受美国控制的跨境支付系统,控制了全球80%以上的跨境支付,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金融制裁的强有力工具。 但事实上,SWIFT并非美资机构,而是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立性国际组织。它也不是支付清算机构,而是一个标准化的报文传输机构,即金融机构间进行金融信息传递的通道,银行之间以及银行与支付机构之间的信息传输,包括支付指令、信息确认等均是通过SWIFT报文完成。 但是,SWIFT并不对银行账户做任何划拨,对银行账户进行资金划拨的是清算和结算业务,这在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系统来完成。例如,在美国,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CHIPS)负责这项工作,而中国则是由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完成跨境结算。 具体而言,CHIPS通过直参行(例如A银行和B银行)在其系统中的账户进行轧差,从而实现该交易的清算结算,即B银行在CHIPS的账户减少应付的资金量,而C银行在CHIPS中的账户增加相应的资金量。 接近SWIFT的人士也对记者表示,SWIFT最大的竞争力是其已经布局的高效的全球网络,但也并非不可取代。SWIFT通过连入其系统的全球200多家代理行网络,传递的是金融报文而非资金。 “有很多人认为SWIFT是一家美国机构,但SWIFT总部位于比利时,遵守比例时和欧盟的法律,美国对其并没有监管权。”上述人士表示,“关键在于,SWIFT在美国本土存在的数据中心是SWIFT受制于美国法律的原因。” 根据SWIFT的治理架构,SWIFT是一家由全球银行共同拥有的合作组织,根据各个国家的报文使用量大小分配各国银行在SWIFT董事会的名额,但总额不超过25人,每个国家不超过2家银行的2名代表,美国的花旗银行、摩根大通,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法国的法巴银行,英国的劳埃德银行,中国银行在上述25席之列,以代表各自国家的SWIFT用户的利益,尤其是对重大问题通过投票做出决定。 问题的本质仍在于美元霸权 事实上,美元才是美国金融霸权的根源。截至2019年12月,SWIFT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为42.2%(几乎等于欧元、英镑和日元的总和)。 这样的绝对主导地位为美国实施金融霸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只要美国决心制裁某个国家或者机构,可以直接掐断该(国)金融机构(或其对应的美元代理行)与美元跨境结算系统(CHIPS)的连接,从而使其不能进行任何美元相关的交易。 此外,市场上存在一种误解——SWIFT是中国CIPS的竞争对手,而CIPS是中国央行建立的旨在绕开SWIFT进行跨境支付的替代机构。事实上,根据CIPS官网,CIPS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服务,是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从定位上可以清晰的看出,CIPS与美国的CHIPS功能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CHIPS处理的是美元,而CIPS进行的是人民币跨境业务的清算和结算,SWIFT在这个过程中提供的是报文服务。 SWIFT和CIPS已分别于2016年和2018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服务的效率,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经历了3月的“美元荒”,市场普遍认为应进一步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建多元货币体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近期表示,“美元荒实则再次凸显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元的霸权地位反而进一步强化。因此,早在2008年各界就讨论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如今建立多元货币体系的紧迫性因疫情而进一步突出。 “在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兴起的情况下,美国的内构倾向似乎变得更加明显,这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王信认为,目前各界都忙于应对疫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并不多,“但至少在我看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变得更加迫切,但是相关的动力和能力似乎在下降。”
银保监办发〔2020〕64号各银保监局,机关各部门: 近段时间以来,我国南方地区持续强降雨引发内涝、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尤其是重庆、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省份灾情严重,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加强洪涝地质灾害的应急应对,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对加强防灾减灾工作的认识。受灾地区银保监局要高度重视当前洪涝地质灾害对经济金融运行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采取切实措施,做好各项工作。一是灾情严重地区银保监局要督促辖内银行保险机构主动履行减灾防灾救灾责任,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建立重点地区、重点部门、重点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二是对营业场所、自助设备、机房库房等重要设施及时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强化安全防护和抢险应急安排,保证员工生命和机构财产安全。三是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利用各种渠道做好风险提示,会同被保险人排查化解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等承保标的潜在风险,有效防范灾害事故,力争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二、千方百计保障灾区基础金融服务需要。按照“保开门、保服务、保安全”的要求,保障基本金融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稳定运行。一是受灾地区银保监局要指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根据洪涝地质灾害影响程度,分类制定营业场所营业方案,合理安排营业网点及营业时间,做好临时停业网点的安全转移和恢复营业相关工作。二是对受灾害影响暂不能营业的网点,要主动向消费者做好告知、解释、疏导工作,并引导客户运用互联网、手机银行、小程序等电子渠道办理业务。三是加强与当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沟通,及时掌握受灾企业、群众的应急支取、保险理赔等金融需求,尤其要全力保障受灾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等群体的金融服务畅通。 三、切实提高灾区金融服务效率。受灾地区银保监局要指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有效提高灾区企业、群众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可得性。一是指导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快速审批绿色通道,优化信贷审批流程、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切实做到应贷尽贷快贷。二是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建立保险查勘理赔绿色通道,优先安排资源,适度简化理赔手续,切实做到应赔尽赔快赔。三是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创新工作方式,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探索运用视频连线、远程认证等科技手段,提高服务效率,让受灾企业和群众尽早得到信贷资金和保险赔款。 四、加强灾区企业复工复产金融服务。受灾地区银保监局要加强对辖内银行保险机构金融服务的指导,切实提高对灾区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服务水平。一是指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持续跟踪洪涝地质灾害情况,深入受灾企业、农户了解灾情及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对灾情已减轻的地区加大金融服务力度。二是指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优化供应链金融服务,加强对产业链核心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的信贷支持,利用供应链业务系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灾区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供应链融资服务。 五、尽力帮助受灾企业、群众渡过难关。一是受灾地区银保监局要督促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受灾情影响暂时不能营业但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二是鼓励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渡过难关。三是督促辖内保险机构稳妥做好查勘理赔服务,提前安排资金资源,对因灾情影响暂时难以现场查勘定损的案件,可结合实际预付赔款,帮助受灾企业、群众及时恢复生产生活。四是对于灾情严重地区的企业、群众,鼓励银行保险机构适当减免服务收费项目,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加大向实体经济让利力度。 六、进一步加大灾区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力度。受灾地区银保监局要指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立足自身功能定位和业务范围,提升对受灾地区的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能力。一是指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自身优势,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重点保障水毁工程修复,堤防建设、水库加固、河道整修、城市排涝、物质储备等防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二是指导商业银行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合理评估受损企业状况,通过适当调整区域融资政策、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延期还本付息、绩效考核办法等措施,重点支持受灾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但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满足其合理信贷需求。三是积极帮扶遇困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加大对普惠金融领域内的资源倾斜,积极通过调整还本付息安排、适度降低贷款利率、完善展期续贷衔接等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支持商业性保险机构稳步拓展企业财产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农业保险等保险覆盖面,稳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预期。 七、加强应急值守。受灾地区银保监局应全面及时动态掌握灾情发展,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一是完善应急协调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相关负责同志要在岗带班,严守值班纪律,确保在岗在位,保障应急通讯畅通。二是畅通信息报送渠道。重大突发事项立即请示报告,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处置,并做好有关舆情监测及舆论引导工作。三是建立信息周报制度。灾情严重地区银保监局要及时了解银保监系统及辖内银行保险机构受灾情况,并在每周一上午8:00前将相关情况及报表(附后)报送银保监会办公厅。 八、强化组织领导。受灾地区银保监局应严格落实属地责任,统筹做好辖内银行保险机构防灾减灾自救和抗灾救灾金融服务工作。一是强化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及时研究部署,制定并完善应急预案,明确职责分工,强化责任落实。二是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必要时深入一线,及时了解辖内银行保险机构受灾情况,组织做好应急值守、防灾减灾、救灾理赔、灾后重建金融支持等工作。三是加强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联动,落实抗洪救灾的各项工作安排,配合当地政府做好洪涝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抢险救援等工作。2020年7月18日
证监会发审委首发反馈意见明确要求补充说明关联交易的商业背景、必要性、合理性等内容,更新的招股说明书却置之不理,尽管审计机构和保荐机构先后陷于康美药业造假案,但“偏逢连阴雨”的周六福有什么理由不予回复,还是先解决“屋漏”的问题才是正道! 烛影煌煌/文 证监会官网显示,2019年12月6日,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周六福”)更新了招股说明书。 根据最新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信息来看,周六福是一家集珠宝首饰研发设计、生产加工、连锁销售、品牌运营为一体的时尚珠宝集团。此次在中小板申请IPO,拟募集资金10.9亿元,用于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研发及品控中心建设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016-2019年上半年,周六福实现营业收入5.32亿元、9.62亿元、16.79亿元和9.85亿元,2017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0.83%,2018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4.53%。同期,周六福实现净利润0.56亿元、1.4亿元、3.03亿元和1.78亿元,2017年和2018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152.44%和116.08%,由此可见,2016年以来,周六福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三起关联交易的监管问询仍未回复 招股说明书“关联交易”显示,2016-2019年上半年,周六福共发生三起关联交易,包括一起经常性关联交易和两起偶发性关联交易。 首先看经常性关联交易。招股说明书显示,2016年6月30日至12月28日,周六福实际控制人李伟柱配偶钟映琴担任乐思珠宝(深圳)有限公司(下称“乐思珠宝”)的总经理,由此,2016年和2017年,乐思珠宝为周六福的关联方。而且,2016年和2017年,周六福都曾向乐思珠宝采购钻石裸石,采购金额分别为788.42万元和1000.73万元,合计采购金额达到1789.15万元。 其次是偶发性关联交易。两起偶发性关联交易的交易内容都是房屋买卖交易,第一起房屋买卖交易的发生时间为2016年3月29日,交易对象为周六福实际控制人兄弟之配偶庄柔娇,交易价格为323.5万元。第二起房屋买卖交易的发生时间为2016年4月11日,交易对象为周六福实际控制人李伟蓬之子李敏武,交易价格为340万元。 上述三起关联交易引起监管的,证监会发审委在周六福首发反馈意见第11题中明确提出: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公司前述关联交易的具体商业背景、必要性、合理性、定价与非关联交易是存在差异,交易价格是否公允;说明周六福与各类关联交易有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情况以及执行情况,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但在最新招股说明书中,周六福并未对这三起关联交易的商业背景、必要性、合理性等问题予以相应回复,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的核查意见也查无踪迹。周六福及其中介机构这种对监管问询置之不理的信披方式是否合规呢? 审计机构和保荐机构先后陷于康美药业造假案 招股说明书显示,周六福申请IPO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称“正中珠江”),保荐机构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发证券”)。 从证监会官网显示的信息来看,周六福招股说明书的首次报送时间为2019年4月底,证监会官网的公开披露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而就在周六福招股说明书公开披露的前一天,证监会对正中珠江下发立案调查通知书(粤证调查通字190076号),正中珠江被立案调查的原因是因其在康美药业的审计业务中涉嫌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在审查申请材料过程中,出现为申请人制作、出具有关申请材料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侦查,尚未结案,且涉案行为与其为申请人提供服务的行为属于同类业务或者对市场有重大影响情形的,应当作出中止审查的决定。 从证监会发行监管部每周定期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企业基本信息情况来看,受正中珠江立案调查事件的影响,周六福于2019年5月23日,即提交招股说明书尚未满月,就进入中止审核状态,直到一个月后,即2019年6月21日后恢复审核。 2019年12月初,周六福终于完成了招股说明书的更新,进入预披露更新阶段,排队等待会议审核。 但何曾想到,在预披露更新半年后,周六福的保荐机构又出问题了,而问题的起因还是康美药业造假案。 2020年7月10日,证监会官网发布信息,对广发证券在康美药业相关投行业务中的违规行为依法下发行政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拟对广发证券采取暂停保荐机构资格6个月、暂不受理债券承销业务有关文件12个月的监管措施。 这一突发事件必然会给周六福的上市进程又平添一重曲折。
互联网贷款新规落地:强化助贷行业马太效应,助推轻资本模式 近年来,互联网与金融业的融合不断深入,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互联网贷款业务快速发展,各类商业银行都在尝试以不同模式不同程度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 另一方面,伴随着互联网金融整治之风,互联网金融公司纷纷退出P2P网络借贷业务,许多大型企业选择转型金融科技,发力“助贷”,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提供服务。 7月17日,由银保监会制定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正式施行,对贷款合作管理制定了多项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助贷”业务指明了方向。 那么,《办法》对“助贷”行业有何影响?“助贷”业务又会走向何方? “助贷”行业管理精细化 根据《办法》,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的合作机构,是指在互联网贷款业务中,与商业银行在营销获客、共同出资发放贷款、支付结算、风险分担、信息科技、逾期清收等方面开展合作的各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电子商务公司、非银行支付机构、信息科技公司等非金融机构。 互联网金融公司转型而成的金融科技公司就属于其中。 5月9日,银保监会网站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称《管理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答记者问上,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部分银行对合作机构管理较为粗放,如没有建立全行统一的管理制度、合作机构资质存在缺陷、对合作机构的持续性管理不足等,引发银行声誉风险。为引导商业银行审慎开展与合作机构的合作,防止合作机构风险向银行传染,《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从准入到退出建立全流程、系统性的管理机制,提升其精细化管理能力。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撰文指出,对金融科技公司而言,《办法》是“稳定器”,将促进并规范互联网贷款相关合作。《办法》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助贷”“联合贷款”,但对与商业银行在互联网贷款业务方面开展合作持较为开放的态度。特别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电子商务公司、支付机构、信息科技公司等非金融机构,均被列为合作机构范围;除授信审批、合同签订等核心风控环节应当由商业银行独立有效开展外,其他环节均可委托或部分委托合作机构开展。保险公司和有担保资质的机构,还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借款人收取合理费用。 “金融科技公司等合作机构应借助政策东风,规范合作行为,发挥在客户引流、资金支持、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优势,弥补商业银行等机构在客户需求、资金来源和风控能力等方面的不足,构建良性互动的‘商业银行+助贷机构+增信机构’合作模式。”董希淼称。 乐信CEO肖文杰表示,整体来看,《办法》展示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态度的积极转变,最受外界关注的一点在于,新政为助贷业务合规了指明方向,行业有望迎来良性快速发展。新规对银行与第三方机构合作范围,作出概括性定义,将与商业银行在营销获客、联合贷款、风险分担、信息科技、逾期催收等方面开展合作的各类机构均纳入合作机构范畴。 他说:“换句话说,以往一直被误解为P2P的助贷机构正式获得监管‘正名’。” 一位“助贷”行业的业内人士称,正式发布的新规和之前的征求意见稿,基本上差别不大。对于助贷今后的机构合作模式,贷款产品模式及额度,产品信息披露要求,大数据隐私保护,各参与方风控要求等等方面算是最终落地,未来在助贷业务中,各方的权责角色界限要求,都进一步明确,是有利于助贷业务更健康的进一步发展的。 名单制管理是否有马太效应? 从具体内容看,《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全行统一的合作机构准入机制,实行合作机构的名单制管理,并对合作机构进行准入前评估。同时,在合作期间对合作机构应当至少每年全面评估一次,发现合作机构无法继续满足准入条件的,应当及时终止合作关系。 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新宇、陈嘉伟撰文表示,以助贷行业为例,对助贷合作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的影响在于可能导致助贷行业的集中化、头部化趋势进一步增强,挤压中小助贷平台的生存空间。对商业银行等资金方而言,对合作机构进行准入前评估及名单制管理,很多时候就意味着和大平台、资本实力雄厚的平台合作。但商业银行在选择合作机构时也应当适度分散,避免对单一合作机构过于依赖。 “业内预计,助贷行业在规范快速发展的同时,行业马太效应也会更加显著。”肖文杰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上述业内人士则认为,有这个形式的要求,会一定程度提高合作机构准入门槛,在后续业务不断拓展的过程中,给头部机构增加背书,很多小的机构,因为准入门槛的限制,会增加合作成本。但是另一方面,银行对于助贷业务的布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后续随着资产和渠道在细分上的变化调整,银行修改自己的合作机构白名单也不是没有可能,特别是小银行,他的灵活性和业务上的渴求度是不一样的。 在息费收取上,正式稿保留了保险公司和有担保资质的机构可以向借款人收费的除外规定。肖文杰指出,这是首次突破了监管部门长期以来要求“合作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的限制为保险公司和担保机构参与助贷业务扫清了障碍,也有助于持相关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加强旗下业务板块联动。 另外,在担保增信方面,助贷行业也将迎来更严格的审查。 正式稿相较于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商业银行不得因引入担保增信放松对贷款质量管控”的表述。“这实质是强调商业银行应当具备对互联网贷款的自主风控能力。”刘新宇、陈嘉伟称。 刘新宇、陈嘉伟认为,行业实践中,在监管提出“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增信服务以及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的要求后,合作机构多倾向于通过收购/新设持牌的融资担保公司的方式,以融资担保公司向商业银行提供担保,具体模式上可能还会辅之以“保证金”“反担保”等安排。但实践中不少融资担保公司实际上仅仅是“空壳公司”,只是具备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资质,而不具备实质承担担保责任的能力。对于这类型的融资担保公司,需要商业银行在合作时加强对其增信能力的审查。 据了解,在互金公司纷纷转型,与银行、信托、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合作开展助贷业务时,金融机构为了控制风险,一般要求互金公司提供担保。因此,融资担保牌照是互金机构开展助贷业务的一块必备牌照。 当前,多家美股上市的互金平台都已拿到融资担保的牌照,如嘉银金科(NASDAQ:JFIN)、信也科技(NYSE:FINV)、乐信(NASDAQ:LX)、小赢科技(NYSE:XYF)、趣店集团(NYSE:QD)、360金融(NASDAQ:QFIN)等。 轻资本模式更符合《办法》要求 一位助贷行业业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从多家企业的风控和金融合作业务负责人处了解到,《办法》助推了轻资本模式的推行,因为其更符合《办法》里对金融科技平台和银行等资金方助贷模式的发展方向的要求。 什么是“轻资本模式”?该模式是相对于以往助贷机构要交5%—10%的保证金给金融机构以进行“兜底”的“重资本模式”而言的,助贷机构不需缴纳保证金“兜底”,只赚取获客与风控的服务费,只需将借款客户做完第一道风控后导流给银行,是否放贷给客户,额度多少都由金融机构自行决定。 该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用户的金融使用习惯发生变化,对传统金融机构来说,获客渠道和风控模式都变了,金融科技平台发挥在获客和风控技术上的优势,与金融机构形成良好互补。并且,近两年,市场上优质的资产相比资金更为稀缺,手握优质资产的平台拿回了话语权,这些平台为了解决业务规模限制的问题,无法继续提供兜底模式的助贷,资金方为了获取优质资产,只能让步。资金方让步的同时,也因为承担了更高的风险而获取了更高的利润。随着政策的落地和轻资本模式的推行,更早接受这一模式的资金方,还可以积累更多在助贷合作上的风控经验和服务经验,掌握先发优势。 “目前头部金融科技平台的助贷里的轻资本模式也被更多的推行,比如乐信一季度分润业务占比大约为26%,到目前占比约30%,计划到年底将该部分业务占比提升至50%。”该业内人士说。
互联网贷款监管尘埃落定 银行加码业务整改“力求合规” 陈植 导读:一位民营银行贷后管理部门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不少银行内部都针对互联网贷款业务开展压力测试——若疫情反复与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将会有多少借款人受影响而出现还款逾期状况,以此作为他们收紧互联网贷款审核…… 一纸监管条例尘埃落定,令万亿规模互联网贷款产业骤然戴上了“紧箍咒”。 7月17日,银保监会制定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实施。 相比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办法》相关条款做出多次修改。比如在风险管理方面,考虑到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多维度、多要素判断借款人信用状况特征,相关部门不再将“税务、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信息”作为强制性信用状况判断要素;在放款控制方面,相关部门在商业银行放款环节加强风控的前提下,允许其根据自身风控模式和手段,自主选择是否再次进行征信查询;在担保增信方面,相关部门增加“商业银行不得因引入担保增信放松对贷款质量管控”要求,防止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空心化”。 记者了解到,随着《办法》正式实施,不少银行正着手调整互联网贷款业务操作流程。一是针对各类合作机构构建统一的准入机制;二是与助贷、互联网联合贷款等合作机构重新调整书面合作协议条款,按《办法》要求明确合作范围、操作流程、各方权责、风险分担、客户权益保护等内容,尤其是将合作机构原先自行向借款人收取的服务费(以及会员费)纳入银行互联网贷款的整体息费范畴;三是针对部分小微企业、个体户的互联网贷款采取受托支付方式,一改原先将贷款资金直接打入借款人账户的做法,避免贷款资金变相违规流入股票房地产市场等。 “不过,整个业务操作流程调整需要花费一段时间。”一家城商行零售部门主管向记者透露,原因是部分合作机构坦言临时调整合作协议条款对他们业务冲击较大,希望给予一段时间过渡期。 记者多方了解到,尽管《办法》对互联网贷款各个环节操作合规性做出详尽规范,但如何解决互联网贷款行业某些潜规则,依然需要更完善的监管细则。比如部分中小银行与大型金融科技平台开展联合贷款时,被要求“贷款审核通过率不低于80%”,无形间令前者失去了风控决策自主权,与《办法》监管意图不符;此外部分银行向关联担保机构提供担保资金,用于给自身互联网贷款坏账“兜底”,等于用银行自己的钱“美化”互联网贷款业绩,也与监管要求银行客观审视业务风险的要求“背道而驰”。 上述城商行零售部门主管坦言,这意味着互联网贷款的规范操作正迈入“深水区”,目前他们能做的,就是严格遵循《办法》要求对某些灰色操作进行整改。 “如今银行高层最担心的,就是相关违规操作被举报,可能会遭遇监管部门严厉处罚,影响整个银行加快零售业务转型的步伐。”他强调说。 银行业务整改进行时 记者了解到,在5月9日-6月9日期间,银保监会就《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不少银行与金融科技合作平台均表达了不少修改建议,其中部分金融科技合作平台认为很多借款人未必有稳定工作,因此个人的税务、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信息未必齐全,将它们作为强制性信用状况判断要素反而有失偏颇;部分银行则指出助贷机构已递交借款人的央行征信记录报告,银行重复调取显得没有必要;也有部分专家提出,当前部分银行发放互联网贷款时,都会要求借款人购买一份担保协议,此举令银行认为互联网贷款风险可控,反而大幅放宽贷款风控审核尺度以追求规模效应,导致风控管理日益“空心化”。 一位接近监管的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银保监会方面对机构建议都做了逐条认真研究,绝大多数建议都被采纳。 “当然,也有一些原则性监管条款,相关部门没有做出让步。”他指出,比如有金融科技合作平台建议能否将个人互联网信用贷款授信额度从20万元放宽至30万元,以此激发个人消费潜力,但银保监会鉴于防范个人债务杠杆快速增长,并未同意这项建议。也有银行机构也提议能否对合作机构采取差异化的准入门槛,相关部门也坚持原先的立场。 上述城商行零售部门主管向记者透露,因此他们根据《办法》要求,着手针对合作机构构建统一的准入门槛。 “以往相关准入门槛的确有点乱。”他坦言。比如助贷机构的合作准入门槛差异化极大,有些是看中其股东背景,有些是看中其愿意在银行存入高额的风险准备金,有些则基于其强大的获客导流能力与完善风控体系等。如今随着准入门槛统一,部分助贷机构将可能被排除。 他坦言,目前令他们比较伤脑筋的,是说服助贷机构将服务费(以及会员费)等收费项目悉数纳入银行互联网贷款息费范畴。以往,服务费、会员费属于助贷机构的自留收费项目,也是他们获取经营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如今按照《办法》要求,这些费用不能直接面向借款人收取,而是纳入银行息费范畴,等于断了助贷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 “部分合作助贷机构坦言此举对他们营收影响太大,希望银行能给予一个过渡期,同时,还能提供更高的利润分成比重以填补服务费损失。”这位城商行零售部门主管透露。银行方面对此态度相当强硬,若助贷合作机构无法尽早完成收费模式整改,他们将暂时中止助贷资金合作。 一位中小银行个金部门负责人坦言,此举针对中小助贷机构相当有效,但面对大型金融科技平台,中小银行则显得比较“软弱”。比如他们与大型金融科技平台合作开展互联网联合贷款时,被要求强制跟投比例不低于80%(即大型金融科技平台批复的80%贷款业务,银行必须同意一起放贷),无疑将削弱银行风控决策的自主性,与《办法》监管要求不符。 在他看来,中小银行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大型金融科技平台所提供的导流与风控服务,恰恰能填补中小银行布局零售贷款业务的薄弱环节。如今他们只能借助《办法》给予的两年新老还断宽限期,与大型金融科技平台协商能否逐步降低“强制跟投”比重。 “压力测试”悄然开展 记者多方了解到,尽管《办法》大幅促进互联网贷款业务平稳健康发展,但鉴于疫情冲击与经济环境变化,不少银行对拓展互联网贷款业务的态度日益谨慎。 一位民营银行贷后管理部门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不少银行内部都针对互联网贷款业务开展压力测试——若疫情反复与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将会有多少借款人受影响而出现还款逾期状况,以此作为他们收紧互联网贷款审核门槛的重要依据。 “不过,目前多数银行的互联网贷款坏账风险依然可控。”前述城商行零售部门主管坦言,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银行在发放互联网贷款时,会要求借款人购买担保协议,由担保机构给信贷坏账“兜底”。而在实际操作环节,这些担保机构所获得的部分担保融资,来自上述互联网放贷银行,因此银行等于是用自己的“钱”,给自身互联网贷款坏账进行“兜底”,以美化互联网贷款业绩。 “如今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若监管部门发现这种状况,会认为银行通过技术手段掩盖互联网贷款实际坏账风险,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他指出。这反而会拖累银行向零售业务转型的步伐。 上述民营银行贷后管理部门人士表示,如今他们还在按照《办法》要求,对第三方催收合作机构经营合规性进行评估。 “事实上,多数银行都将互联网贷款逾期3个月以上的催收任务,委托给这些机构处置。”他告诉记者。但在当前环境下,这些催收合作机构工作难度不小,比如他们若派遣多人(超过2人)上门催收,在某些地方会被视为寻衅滋事,因此留下“不良催收记录”,导致银行无奈终止与他们的业务合作。 他表示,为此他们转而采取批量诉讼方式以实现快速催收。但在实际操作环节,若法院直接给予判决,银行有权利从逾期借款人账户扣款“还贷”,但仲裁的执行力则显然较弱。 “因此我们正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沟通,能否联合当地司法部门加快逾期贷款诉讼案例的判决效率,与《办法》相互配合构建更完善的合规催收环境。”他表示。受制催收“受限”导致坏账压力骤增,部分银行要么“迫使”合作助贷机构大幅追加风险准备金作为业务安全垫,要么悄悄引入第三方机构风控模型作为核心放贷决策依据,令某些违规操作再度“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