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中国银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确保自然人合格投资者便利投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中保登于前期发布专项通知，正式启动自然人合格投资者持有人账户业务，并明确采取代理开户原则。 日前，中保登正式受理太平资产、泰康资产、阳光资产、长江养老等4家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的代理开户机构资质申请，并与上述机构就自然人合格投资者持有人账户统一数据交换标准等业务和技术环节展开对接，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据了解，下一步，中保登将秉持统一开户、代理开户、实时开户、实名开户、便捷开户的开户原则，稳妥做好自然人账户代理开户的落地工作，持续加强代理开户机构自律管理，推进保险资产管理业持有人账户体系规范建设。
近日，和某金融机构负责人交流，末了他感慨道，“银行的人才结构不均衡，传统思维太重、互联网思维不足，要重点加大对互联网人才的引进。”这两年，类似感慨听过很多，也有不少银行人找我讨论“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如何培养互联网思维”等话题。可一旦对这类耳熟能详的词汇较真深究，往往发现我们所知不多，只不过在人云亦云。那么，站在金融从业者的视角，什么才是互联网思维，如何才算互联网人才呢？用户思维是个筐最常见的说法，是把互联网思维等同于用户思维，认为凡事从用户出发、致力于提升用户体验，就是互联网思维。如招行2018年年报中所述：“我们加速金融科技应用，让每一个细胞都感知科技的脉搏，渗透互联网文化的血液，以客户体验为导向的互联网思维和价值观在全行悄然萌芽。”用户是商业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提升用户体验是对所有经营活动的高度概括，这使得用户体验成为一个万能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高度概括的概念，是无法指导实践的。如用户体验这个词，既能把互联网的一套东西装进去，传统机构的经验策略也能涵盖在内。二十年前就有银行把“以用户为中心”挂在嘴边、付诸行动，但显然和互联网思维没关系。理解互联网思维，要先从理解互联网开始。互联网改变了用户行为，影响了社会形态和商业土壤，自然也要求经营策略随之改变。这种与“互联网化”相适应的经营策略，就是互联网思维的精髓。那该如何理解互联网化呢？我们不妨从组成社会的三大基础架构说起。在《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一书中，丹尼尔·贝尔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由交通运输、能源系统、通信系统等三个基础结构维系。作为支撑社会的三大支柱，任何一个发生重大变化，都会给社会带来深远影响。从历史上看，交通运输的革命，催生了大航海时代，拉开世界贸易的序幕；石油、电力等能源系统的革命，直接催生了工业革命，重塑了世界格局；互联网的出现，深化了通信系统革命，正在重塑商业世界格局。（1）时空扭转借助互联网，市场从物理空间迁移至虚拟网络空间，可以7×24小时在线，连接能力和积聚效应无限扩张。规模的改变，几乎总会要求结构改变。如伽利略所说：“自然创造不出大得异乎寻常的树木和动物，而同时保留适用于较小体量的比例和材料。这类事物将因自重而解体，除非我们……改变其比例”。百人企业和万人企业，要求不同的组织架构；接入互联网的市场，从二维网络变成了立体生态，整个商业世界都发生了改变。（2）用户赋权从商业视角看，互联网消解了企业与用户的信息不对称，用户借助互联网实现自我赋权，话语权大幅提升。在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可以参照买家评论、KOL推荐、商品评测等信息完成购买决策，还能通过买家评论、社交转发等持续对企业产生影响；同时，消费者的可选范围接近无限，用脚投票成为消费者权利的最好彰显。至此，企业不得不注重用户诉求，“以用户为中心”，也开始从口号走向现实，“用户体验”被奉为商业圭臬。商业新物种丹尼尔•贝尔说，“科技进步并不必然导向革新，它有赖于组织的适应性。”反过来，一旦出现一批具有高适应性的组织，就能引领大潮，对传统模式产生巨大冲击。2010年以来，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用户7×24小时在线叠加位置信息可获得（O2O商业模式的前提），将互联网从资讯时代带入商业时代。在移动互联网这片广袤的原野上，各类创业机构如雨后春笋，在无人区里占山为王，一如上世纪80年代的创业黄金期，卖茶叶蛋的小贩比教书先生赚钱，只要下海，遍地都是黄金。2010-2015年间，小米成为这个新物种的代表，“专注、口碑、极致、快”的七字诀广为流传，一度成为互联网思维的代名词。不妨就从这七个字说起，揭开互联网思维的幕布。（1）专注专注和分散，本身无好坏之分。但对创业公司来讲，资源有限，资源集中才能产生相对优势，是形成“口碑、极致、快”的前提。（2）口碑口碑是用户口口相传效应。在互联网语境下，人人都有话语权，用户口碑开始替代广告宣传，成为早期市场开拓的利器。从大众点评、豆瓣、产品社区等专门社区，到各大平台的网友种草、网红带货，商业逻辑都基于口碑效应。口碑的背后是用户的主动分享。符合预期的好，用户在心里叫好；超出预期的好，用户才会主动分享。所以，口碑的前提，是极致体验。（3）极致探求欲，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物本能。互联网放大了消费者的探求欲，在琳琅满目的选择中，不断求新尝鲜。消费者是挑剔的，也是多变的。为契合消费者的探索欲望，互联网企业形成了迭代文化，通过创新试错实现动态变化，向着“只有更好”努力。这就要求一切都要“快”。（4）快快，是快速响应，也是快速调整，是应对互联网商业环境特有时空观的典型策略。快速响应，对组织效率提出高要求；快速调整，对组织创新提出高要求，使得扁平组织、容错文化等成为互联网企业的特点。七字诀强调快速调整以形成口碑效应，契合了早期智能手机行业的特点，助力小米公司在早期取得成功，七字诀本身却不能指代互联网思维。如前所述，互联网思维的精髓是与“互联网化”相适应的经营策略，同一行业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最适打法；不同行业的互联网化，更是会形成不同的打法。典型如金融行业，从过去几年的发展轨迹看，很多抱着僵化“风口思维”的互联网机构落得个鸡飞狗跳的下场：高昂的获客成本背后，并未能充分享受市场份额提升的红利，一些机构还陷入不良资产反噬、暴力催收和高利贷的泥潭，倒于强监管之下。这些年，其他领域大大小小的风口和泡沫的起灭，揭示的也是同一个道理：互联网思维，是一种思维模式，不是一套僵化的打法。金融业的独特打法金融业具有特殊性，金融行业的互联网化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性。最典型的就是，很多行业中呈现的赢者通吃现象，在金融行业并未出现。原苹果公司CEO斯利卡曾提出著名的“721定律”，当某个领域成熟后，老大占据60%-70%的市场份额，老二占据20%-30%的市场份额，剩余市场参与者共享10%的份额。在金融领域，只有第三方支付市场近似实现了“721”定律，贷款、理财市场从来未出现赢者通吃现象。这并非是监管之手的作用，而是受金融规律制约。贷款市场，受风险和资本金制约，不可能赢者通吃，妄图通吃的机构，要么触碰资本金上限，要么死于风险爆发。从实践中看，赢者通吃没有出现，助贷和联合贷款成为主流。理财市场，不仅没有赢者通吃，还存在赢者诅咒：即市场份额越大，越难以获得超额收益。理论上市场中只剩1家机构时，机构自身就是市场，自己无法打败自己。从实践中看，互联网平台普遍走上开放道路，在代销环节追求赢者通吃。此外，作为强监管行业，稀缺的牌照等同于免死金牌，互联网机构在其他领域选择“取而代之”的颠覆性打法，在金融行业行不通，不得不寻求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那些成功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正是在契合金融业自身特点基础上，探索出了新打法。一句话总结，就是“聚焦用户、资金、风控等底层资源，抢占产业链话语权”。大量互联网机构涌入后，短暂的“生死搏斗”后，由于不能取代金融机构，遂演变成共生互助的生态关系。优势互补带来效率提升，那些坚持上下游通吃的机构普遍遭遇发展困境，率先选择开放的金融机构享受了新模式红利，开放协作成为行业共识。金融业态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上下游通吃走向分工协作。此时，最优竞争策略变成抢占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在特定环节占据优势甚至垄断地位。金融产业链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呢？用户、资金、风控。紧紧抓牢这三样（至少一样），就能够在产业链分工中占得一席之地。用户背后是场景，互联网巨头自带场景，且2015年之后，以支付为纽带，加快进行场景布局，牢牢把握住了用户。资金优势一直掌握在银行手中。P2P想分一杯羹，以失败告终；互联网平台通过互联网资管产品、第三方支付备付金等，也都打过资金的主意，相继被监管叫停。风控背后是科技和数据，数据是分散的，各有所长，容纳了众多机构，成为金融生态多方合作的纽带。过去三年，不少创业机构走的是中介掮客的路子，撮合各方资源，自身没有场景、没有资金、也没有核心风控能力，虽然风光一时，终究烟消云散。那些实现平稳过渡的机构，至少拥有一样底层资源，在产业链中拥有了一席之地。以苏宁金融为例，以“金融科技+场景金融=普惠金融”为准绳，无疑把握住了金融互联网化的精髓。你是互联网人才吗？就资金、科技、用户三大底层资源看，银行科技稍弱，用户紧缺，资金充足；金融科技公司相反，科技领先，获客懂行，资金不足。对应到人才缺口，这两年，银行一直寻找懂场景、懂运营的人才，金融科技公司则从银行金融市场部挖了很多专才，发挥其获取资金的长项。在这种交流、融合过程中，金融行业的互联网人才标准也呼之欲出了。（1）知识跨界金融与场景融合、金融与科技融合，业务在跨界，知识也应跨界，否则必然成为业务跨界的掣肘。问题是，越是人才，越不愿意跨界，如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略带悲观的谈道：“多数科学家从不改变自身观点，新理论之所以获胜，是因为旧理论的追随者会逐渐去世，而新一代的人通常喜欢新的理论。”多数人不愿意跨界，少数跨界的人，就成了人才。（2）开放心态知识跨界的前提是心态开放，愿意改变，愿意接受新知识。（3）终身学习心态开放，还不足以吸收、融合新知识。要有意为之，要下一番功夫，要搭建框架、丰富细节、在实践中琢磨、内化；要持续学习，行业一直在变化，所有知识都在“方生方死”，产生的那一刻就走向过时，一时学习没用，要一直学习。（4）跨界经历知识在书本上学，技能在实践中练。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批评的，很多知识分子只能靠“批判”生活，他们缺乏实践所能提供的第一手知识。面试官重视项目经历，是有道理的。当然，你不必通过跳槽获得跨界经历，内部就有机会——无论金融机构，还是金融科技公司，无时无刻不在跨界！互联网大潮下，组织最先遭受冲击，此时，组织是个体的保护伞；但组织冲击终将传导至个体，没有谁能真正豁免。很多人常常焦虑，我能适应新世界吗？答案，取决于自己。参考资料：1、[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自去年银保监会启动网络安全专项治理工作以来，持续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风险排查和整治工作，银行保险机构网络安全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据上证报 不过，监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仍然存在部分机构董事会、高管层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不足，部分机构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执行不严格，部分机构对重要业务数据的安全管理不到位，部分机构关键设备老化，部分机构对业务连续性管理重视程度不够，部分机构外包风险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从监管评级评分情况来看，各保险机构之间的信息科技水平也参差不齐。2019年度，监管部门共对225家主要保险机构开展了信息科技评分，平均为77.66分，最高分90.66分，最低分48.36分。 业内人士透露，近日，监管部门就在保险业内部通报了地方监管局成功处置一起“非法入侵保险机构移动出单系统，为异地投保车辆逃缴车船税”案件。此案为保险业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再次敲响了警钟。 在这起案件中，某保险公司基层机构移动出单网络系统遭受非法入侵，不法分子窃取公司员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冒充保险从业人员，通过QQ及微信与车主联系，承诺只需缴纳少量费用，便可减免车船使用税，个别消费者因贪图便宜而被不法分子利用。不法分子意图通过为异地号牌车辆投保交强险，录入虚假车船税完税信息，以逃避缴纳车船税。因发现较早，该入侵行为被及时制止。 对于背后成因，监管部门在通报中分析称，主要有三点：一是防范系统入侵技术滞后，部分保险机构网络系统尤其是终端业务系统安全设置不高，在应对网络恶意入侵或攻击时，无法实现有效识别和拦截；二是网络安全内控管理薄弱，部分保险机构网络安全风险意识不强，内部管控不严格，未及时清理无效用户，未定期开展自查整改，应急处置机制未有效发挥作用，网络安全防范技能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消费者缺少法制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部分消费者存在“少缴费，少花钱”的比价心态，以及被发现几率较小、违法逃税程度不严重等侥幸心理，易被不法分子诱导。 基于此，监管部门喊话各保险机构：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保险机构应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加强预防研判，提高风险甄别和防范能力。同时提出六点要求：完善信息科技治理等层设计，强化网络安全管理，加大数据安全管控力度，加强基础运维安全保障，提升业务连续性管理能力，重视外包风险防控。 具体来看，首先，各保险机构应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增强主动防御能力，包括健全网络安全应急处置机制、增强网络安全主动防御能力、提高安全设备迭代升级频率。其次，提升风险甄别能力，加强安全风险排查。同时，应加大网络安全投入，强化普法宣传教育。 “监管鼓励有条件的保险公司探索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资源，在互信共治的前提下，建设保险网络安全整体防御机制。此外，也应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普法宣传教育，提醒广大消费者通过正规途径办理保险业务，提高客户对金融法律知识的了解，增强守法意识。”一家保险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整理易会满此次发言中透露的几大重点信息：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恶性违法违规屡有发生，对此，必须出重拳、用重典、坚决清除害群之马。绝不能借疫情之名“大洗澡”或“炒题材”，3月1日前违法行为仍产生危害的按新证券法严惩对于近期个别境外上市公司涉嫌财务造假，正与境外监管机构密切沟通注册制有三个原则必须一并坚持：尊重注册制的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特征。将再融资审核重点聚焦到关键发行条件上来，适时发布再融资审核指引，增强市场可预期性；推进再融资分类审核，对优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进一步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减持制度方面，在继续从严规范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减持的同时，对于创投基金、民企纾困等适当开口子、给政策。进一步完善中介机构分类监管、差异化发展思路，对好机构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做优做强做大；对问题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强化责任追究，健全黑名单制度，真正体现奖优罚劣。坚持三原则，全市场分阶段落实注册制易会满指出，注册制改革是此轮资本市场改革的总纲，目前已经在科创板试点了增量的注册制改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目前正在创业板试点存量市场的注册制改革。下一步，在总结评估的基础上，稳步在全市场分阶段实现注册制改革目标。易会满表示，关于注册制，有三个原则必须一并坚持：尊重注册制的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特征。注册制必须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使发行人在符合基本发行条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信息；投资者根据发行人披露的信息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形成合理价格，从而更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把借鉴国际经验和立足国情市情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考虑我国的市场情况、投融资平衡、投资者结构以及法治诚信环境，科学把握发行质量以及注册和审核的关系。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理念，构建起发行承销、交易、持续监管、退市和投资者保护等一整套基础制度安排，同时进一步强化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责任，实施更加严格的事中事后监管和更加严厉的违法违规惩戒。上市公司不能“大洗澡”、“炒题材”易会满指出，当前，疫情对一些上市公司经营也造成影响，对于正常的业绩波动，相信市场和投资者是能够理解的，但绝对不能说假话、编故事、做假账，更不能借疫情之名“大洗澡”或者“炒题材”，这既是市场的基本约束，也是监管的底线。这次证券法修订大幅强化了财务造假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证监会将用好用足新证券法赋予的监管职权，加大惩处力度，强化监管震慑。一是突出执法重点，集中优势资源查办财务造假等大要案，推动一案多查，对相关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个人从严从重处理，并及时向市场通报。二是分类施策，体现科学监管。区分实质违规与形式瑕疵，区分受疫情影响与借机造假，区分上市公司与实控人、大股东责任，既体现监管的严肃性，又体现监管的精准性。三是以案为鉴，通过个案处置的小切口，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基础制度，强化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等关键少数敬畏“上市”的意识，压实合规责任。进一步完善救济赔偿机制，通过代表人诉讼、行刑衔接等手段加大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发挥市场监督、媒体监督、投资者监督等多渠道合力，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四是强化科技监管，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断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易会满强调，对于违法行为确实发生在新证券法施行前，目前仍处于调查、审理阶段的案件，将坚持依法行政，按照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规定执行，但会贯彻新证券法精神，从严从重处理，同时抓紧推进积案清理。对于违法行为虽然开始于3月1日前，但目前仍在持续发生和产生危害的，将严格按照新证券法的规定严加惩治。对财务造假等保持“零容忍”在发言中，易会满专门提到了近期受到市场关乎的康得新、康美药业等重大财务造假案件。“我们清醒地看到，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恶性违法违规屡有发生，这不仅破坏市场生态，更重要的是影响投资者信心。对此，必须出重拳、用重典、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易会满表示。易会满还总结了近期几大重大财务造假案件的共性特点：一是造假周期长、金额巨大，往往持续数年时间，虚增利润动辄几十亿乃至上百亿元。二是出现系统性、规模性造假现象，有的公司虚构业务，搞“两本账”；有的公司甚至定期制定造假指标，与供应商、客户内外勾连实施全流程造假。三是造假同时往往还伴生违规占用、违规担保、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违法犯罪行为。“对这类案件，我们会紧抓不放、一查到底”，易会满表示，近期，还出现了某上市公司全体董监高一边同意年报披露，一边提出“无法保证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抨击。目前已经采取了相应监管措施。某些中介机构沦为造假“帮凶”中介机构是资本市场的“看门人”，在保荐质量、会计审计、合规审核、信用评级等方面挥着专业把关的重要职责，这对于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至关重要，也是保护投资者的重要一环。易会满指出了中介机构存在的问题：实践中，有的中介机构自身公司治理跟不上、专业能力跟不上，处理不好业务发展与维护品牌信誉的关系，履职尽责不到位；还有的中介机构甚至放弃操守和底线，沦为“放风者”和造假“帮凶”。去年6月以来，证监会对86家申请首发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结果显示“带病申报”现象较为严重。这既有企业自身问题，也反映出相关券商、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的问题，其中不少还是行业头部机构。对此，易会满强调，资本市场是大家共同的市场，各类中介机构要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共同关心呵护这个市场，共同营造可持续的发展生态。证监会将进一步完善中介机构分类监管、差异化发展思路，对好机构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做优做强做大；对问题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强化责任追究，健全黑名单制度，真正体现奖优罚劣。易会满透露，适应注册制改革要求，证监会正在会同相关部委制定中介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规定，在取消事前审批的同时，更加突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同时，继续推进建设“合规、诚信、专业、稳健”的行业文化，健全声誉约束机制，打造良好行业生态。减持制度分阶段改革方案已形成减持制度方面，市场各方高度关注、争论较多。易会满表示，规定过松，会对二级市场造成冲击，影响中小投资者信心；限制过紧，又会降低市场流动性，影响资金入市和资本形成。对此，证监会反复研究论证，形成了分阶段改革方案，具体考虑是，分类施策，分步走、稳步调。一方面，继续从严规范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减持；另一方面，对于创投基金、民企纾困等适当开口子、给政策。再融资不适用减持规定的政策已出台，优化创投基金反向挂钩、适度放宽协议转让等政策也已发布。后续证监会将继续加强与市场沟通，进一步评估完善相关规则，以取得各方面相对平衡。退市制度方面，易会满表示，去年以来，证监会着力畅通强制退、重组退、主动退等多元化退出渠道，共18家公司实现平稳退出，创历史新高。一个良性循环的资本市场，需要有进有出、优胜劣汰。证监会将进一步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多元退市机制，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流程，对触及强制退市标准的坚决予以退市。公开资料显示，去年A股市场共有18家公司实现平稳退出，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乐视网、金亚科技等被终止上市。
科创板“试验田”能否扶优汰劣，关系到注册制改革的推广演进，关乎资本市场生态的长足发展。注册制改革的要义之一，就是各类主体要各归其位，各尽其责，共同构建良好的信息披露生态，给市场主体以贴合注册制改革的角色定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中介机构就是在入口端把控源头活水“水质”的重要看门人之一。 因此，注册制下的中介机构，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和责任，行业生态也因改革推力徐徐嬗变。科创板独有的券商跟投制度、全过程的监管视野、严苛的问责机制，都在推动着中介机构由主要服务发审、博弈闯关，转向服务发行人与投资者，尤其是对投行的价值发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改革迈入深水区的时候，我们更应坚定改革决心，打造趋于稳定、有韧性、有活力的资本生态。 “各归其位”才能各显其能 什么是注册制下的“各归其位”？上交所有关负责人对此曾有精辟阐述，即“五个清楚”：发行人要“讲清楚”，承担第一位主体责任，要对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负责；中介机构要“核清楚”，要对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进行核查验证，承担好把关责任；审核机构要“问清楚”，要从投资者需求出发，从信息披露充分、一致、可理解的角度，进行公开化的审核问询，督促发行人和中介机构保证信息披露的合规性，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投资者要“想清楚”，在发行人充分披露与投资决策相关的信息和风险后，自行判断是否要买卖企业发行的股票、以什么价格购买，购买之后要自担风险；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要“查清楚”，对于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要求查清事实、严格执法、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客观而言，在我国经济社会转轨实践中，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存在一时发育不到位的问题。面对市场缺位，各类主体的责任都有赖于行政机构补位，这是转轨期的权宜之计。从上述“五个清楚”的内容看，在20年核准制实践中，发行人的“讲清楚”、中介机构的“核清楚”乃至投资者自主决策的“想清楚”都不同程度地渗入行政力量。 一方面，行政力量的介入准确对应了我国资本市场追赶型的发展模式，保证市场在短期内规模迅速扩大，服务能力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出于提高系统稳定性而做出的集中、具体的干预，反而可能提高了系统的脆弱性。 对于发行体制而言，系统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多次IPO暂停及重启，以及一些创新型的优质企业寻求境外上市。而在行政渗透的模式中，节奏、规模、价格均可调控，发行人和中介机构不关心投资者，投资者不关心发行人，审核机构为保护投资者而提高发行门槛。由于违法违规成本极小，部分发行人粉饰业绩甚至造假，另有发行人则“用脚投票”选择了更为灵活的境外赛道。 平庸资产“过度包装”，优质资产“绕道外流”，显然有悖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注册制改革，就是驱逐劣质资产、锁住优质资产的钥匙，而要将选择权交给市场，前提是各个市场主体各归其位、自主决策、自担后果、彼此勾连、相互关切。只有齐心协力“绑腿跑”，才能合力踩出注册制的节奏，锻造一个“有韧性”的市场。 真正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 在20年的核准制模式下，审核机构“一夫当关”。表面看，这个角色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无以复加，实则压力重重。既然“关口”一破就是一马平川，那就要雄关如铁，但这无疑增加了关口的脆弱性，特别是当它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时。 科创板改革中，“各归其位”的核心变革，在于将责任真正落实在中介机构上。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则包含三个层次：底线是“不说假话”“不做假账”，否则要承担欺诈发行等相应的法律责任；中线是做好本职工作，保证招股书基本质量，满足审核问询回复要求；高线是提高信息披露文件的针对性、有效性，包括财务报告结论的客观性、公允性。 为此，针对中介机构执业，科创板改革总体上做了三件事： 一是“画线在先”，大幅细化中介机构履职尽责的内容、边界和判断标准。对于细化履职内容，过往监管机构不乏细致要求，甚至是“手把手教保荐人干活”。但此次改革中，责任的落实和追究更加明确、细致，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上海市高院和上海金融法院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司法保障文件中明确了保荐人不能免责的举证标准。 二是“清单对照”，强化中介机构职责和各项机制安排。包括要求提交工作底稿，共性问题公开提醒，典型问题约谈提醒、出具监管工作函，开展现场督导等内容。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审核机构约谈、出函及现场督导的数量、频率相比历史有了很大提高，确保保荐机构能够对照清单把工作落实。 三是“秋后算账”，事后加强监管追责，传递监管压力。审核机构就审核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有的上报形成行政处罚案例。这种力度在过往实践中十分罕见，清晰、威严地向市场传递了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的信号。 同时，针对核准制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保荐承销机构高定价冲动，本次改革创造性地推出了“保荐+跟投”机制，大幅提高了询价机构配售比例、抽签延长了询价机构锁定期，随着券商资金投入规模的不断加大，如果出现破发，保荐机构套牢的情况就会不断增加，询价机构对新股价格的敏感性就将大大提高。在强烈的市场化利益约束面前，新股询价定价过程中的“各归其位”也落到实处。 “主角”变了，结果会怎样？ 说到底，资本市场的主角应该是发行人和投资者。审核机构与中介机构服务和代表的发行人，通过针对信息披露的问询和反馈，共同将企业的真实情况展现给投资者，至于企业是否得到认可，则交予投资者通过价格来决定。时空上固定的“关口”消失了，市场检验的力量则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对于发行人而言，压力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 思想意识还停留在核准制体系的人，恐怕会有疑问：有型、固定的“关口”消失，会不会乱？这与“严把入口关”的要求是否存在矛盾？监管机构是否仍然应该站在最前面，以应对概率上也必然存在的中介机构的执业失败？ 这些担心有一定道理，特别是在机制转轨、市场约束尚未充分发育的现实条件下。但是，既然是重大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就确实需要我们在思想意识、行为模式上做出真正的改变。这里可能需要厘清几个关键的认知： 首先，相比高度控制的“韧性”，要更接受系统中个案的脆弱性。就像森林中“小的定期火灾清洗了这个系统中最易燃的树木，令其没有机会继续繁衍”，从而避免大规模的森林火灾。个案的中介机构执业失败在概率上是必然存在的，但这些可控制的个案不是我们强制森林按理想状态去发育生长的理由——事实上，任何全能的人也无法控制市场。 其次，相比理想中大家都要做“正确的事”，我们更应接受做“错误的事”。无疑，“各归其位”后五方主体都做正确的事，改革必然成功。但事实上，无论自然选择、社会演进还是科技发明，都呈现出“一种完全以试错法为基础的试验性方式”。“各归其位”的过程，也是一个试错、总结与提升的过程，需要时间和案例的积累，再达到有序稳定、市场接受的状态。 最后，相比孜孜以求的“改革加法”，更应接受“改革减法”。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相对于“什么有效，什么起作用”开放式问题和正向知识，我们更有把握的是“什么无效，什么不起作用”这类封闭式问题和负向知识。既然知道“各不归位”是无效的，那么就不应再因各种理由破坏和干扰“各归其位”。 各归其位，才能各显其能；各归其位，才能各担其责。所以，给注册制改革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决心，我们离目标的距离就会更近一些，路途也会更顺畅一些。
6月初，有家长在群中问询课程安排时，大家才知道课外机构北外儿童英语（角门校区）（以下简称“北外儿童英语”）因为资金问题已经停止运营，超过200名学员的预付款无法退费。 更有细心家长发现，早在5月13日，北外儿童英语的主体公司北京英伦启教文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伦启教”），法定代表人由张路变更为胡庆荣。 据了解，张路仍然在北外儿童英语任校长一职，多位家长称，6月5日，在现场沟通会上，张路否认了该机构继续办学的可能，对于是否转其他机构也未提出具体方案。 6月6日至今，记者多次拨打张路电话，但是对方始终未接听。 预付款退回遥遥无期 梁言（化名）是北外儿童英语一名学员的家长，他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他的孩子于2019年10月份开始在该机构上课，他一次性购买了一年的课程，总数达136课时，总价值约1.3万元。 据他介绍，北外儿童英语主要课程为线下大班课，一个班级内有7名至10名学生，一个星期上1节至2节课。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该机构课程停滞，也曾开展过几次网络课程，但是参加者寥寥。 多位家长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北外儿童英语的工作人员称，由于网络教学系统存在问题，暂时不能满足线上教学的要求，因此线上课程暂停。学校一直在积极争取各种资源，协调整合周边教育机构，目前已与一些优秀的学科、艺术类机构和儿童娱乐场所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期将可以消耗剩余课时的机构清单提供给家长进行选择。 但大部分家长并不满意这一解决方案，“他们给提供的大多是试用课程，品类较杂与孩子的课程无法接轨，我们只想退款。”梁言表示。 退款遥遥无期，一位机构工作人员与梁言的聊天截图显示，“资金紧张让学校寸步难行，目前确实不足以给家长退费。” 更让家长担心的是，北外儿童英语的主体公司英伦启教的法人代表已于5月13日进行变更，校长张路不再是公司法人。 对此，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铭律师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工商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包括变更法定代表人），一般情况下，原公司的债权债务应该由变更后的公司全部承担。法定代表人只是公司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自然人，真正需要承担公司债务的还是公司。 “不过，一旦公司遭遇诉讼，执行阶段无法进行下去时，法定代表人或公司主要负责人有可能会作为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他表示。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的朱逸聪律师指出，“公司债务一般情况下由公司承担，但是在执行阶段可以对法定代表人作出限制出境等措施，如果法定代表人恶意操控公司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可以对其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可以刑事立案处罚。法定代表人变更后，依然可以对前任法定代表人实施限制出境等措施。” 培训机构预付款顽疾待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教育培训机构，包括早教机构破产、倒闭、卷款而逃这类新闻，近年来高频次出现。舆论将之归为教育培训机构的乱象。但这并非教育培训机构独有的问题，而是涉及预付款经营模式的所有经营性机构的共同问题。” 以梁言为例，他预交一年的费用后，只消费了一半课时，一旦机构出现问题，另一半课时的预付款就有可能“打水漂”。 熊丙奇表示，教育培训机构的一个特点是，先交学费再上课，有的甚至是提前一次性交完多年的学费，这和预付费消费没什么两样。其风险在于，如果培训机构倒闭、关门，预先支付的学费，就可能“打水漂”。近年来培训机构频频倒闭引发社会舆论关注，问题都集中在这方面。要防患教育培训机构的这一风险，相关部门有必要统一加强对预付费（预付卡）的管理，并把教育培训机构也纳入监管范畴。 事实上，2018年8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校外培训教育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等。 “但实行收费时间限制后，很多机构还是打政策擦边球，签虚假合同绕过收费政策监管。家长在签这样的付款协议时，要有维权意识，否则，有可能会发生退费纠纷。”熊丙奇表示，实行这样的收费政策，肯定会影响培训机构的现金流，对于那些以前靠营销手段，跨年度收费生存的机构来说，会产生很大的经营压力。 他认为，在特殊时期，对于培训机构面临的生存困境，相关部门应该出台一定的帮扶政策。
尽管有外媒发出“去中国化”的言论，但境外机构却依然在大幅增持中国债券股票等人民币资产。 数据显示，5月，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净买入1676亿元债券，当月债券通日均交易量再创历史新高。过去两个月里，北向资金持续净流入A股市场，6月第一周的单周净流入量达到240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外资没有从中国撤离，更没有将产业链外迁。境外资金持续增持人民币资产的事实明确显示，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吸引力持续增强，中国依然是外资投资热土。 外资持续增持我国股票债券 刚刚过去的5月，债券市场的几组数据，勾勒出境外机构对增持中国债券热情依然高涨。 第一组数据是外资持有中国债券规模继续快速增长。来自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末，境外机构（包括各渠道，下同）累计持有中国债券2.43万亿元人民币，较4月末新增1146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债券市场余额的2.6%。从债券品种看，5月份，境外机构主要增持政策性金融债597亿元人民币，增持国债548亿元人民币。 第二组数据是境外机构在债券市场交易日渐活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新公布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业务运行情况显示，5月，境外机构投资者共达成现券交易8869亿元，环比增加13%，交易量占同期现券市场总成交量的2%。债券通公司的交易数据显示，5月，债券通共计成交5824笔、4682亿元人民币，日均交易量达260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 第三组数据是境外机构入市家数继续增加。截至5月底，以法人为统计口径，450家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结算代理模式入市，5月新增3家；548家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模式入市，5月新增16家。在债券通渠道下，全球前100名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有70家入市。今年以来，国际养老金机构踊跃入市，全球前100名的养老金机构中已有20家完成备案，另有多家正在申请过程中，债券通持续为银行间市场引入中长期机构投资者。 在境外机构大踏步进入我国债券市场的同时，A股市场中的北向资金也在持续净流入。 6月1日，北向资金单日净流入超过100亿元。6月第一周，北向资金连续5日维持净流入态势，当周累计净买入超过240亿元。实际上，在经历3月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之后，北向资金在过去两个月持续净流入A股市场，4月和5月净流入金额分别达到500亿元和300亿元。有统计显示，截至6月5日，A股市场共有超过2000只个股被北向资金持有，持股量合计超过750亿股，持股市值约1.6万亿元。 国金证券分析师艾熊峰表示，随着市场避险情绪缓解，风险偏好提升，全球资金将逐渐流入新兴市场。此外，在全球流动性宽松背景下，美元贬值预期会持续强化新兴市场资金的流入。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外资流入将是长期趋势。另有业内人士预计，今年外资流入规模将较前期更大，流入A股和债市的规模将分别不低于500亿美元和1000亿美元，二者合计或将超过万亿元人民币。 高水平开放步伐加快 外资持续净流入我国金融市场，彰显境外机构对我国经济前景看好，也显示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心。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此前在“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表示，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资本要素在境内外市场和更高层次上优化配置，是资本市场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我们将继续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努力实现由管道式、单点式开放向制度型、系统性开放转变，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促进发展。 实际上，近期我国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磅举措相继落地，将进一步改变金融业开放格局。比如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目标是建设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港。其中涉及金融业开放的举措不少，包括建设国际能源、航运、产权、股权交易场所，支持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改革跨境证券融资政策等。 中泰证券相关研究认为，作为新的对外开放试验田，海南将为全国范围内更加深入的改革开放提供宝贵的经验与制度指引。在金融业加速开放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灵活高效的金融投资体系建设，将为资本市场开放提供范本，推动实现跨境资金流通的自由便利，持续推进金融开放与创新。 除此之外，此前不久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同样强调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等。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近日也发布消息称，将于近期推出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涵盖债市开放发展、信用评级开放等诸多领域。这些已经公布或即将亮相的举措，意味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将持续加快。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德伦表示，回顾改革开放40年，第一轮商品市场开放的红利，使得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展望新时代，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红利将来自金融账户的开放。从2015年开始，我国金融账户的开放就在逐步加速，人民币被纳入SDR、陆股通、纳入国际指数、债券通……这个开放过程不仅使资本市场受益，也将在金融服务实体、改善融资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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