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昨日获悉，银保监会近日召开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安排下半年重点任务，要求提早谋划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增长，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其他重点任务还包括金融领域反腐败、落实落细各项金融纾困政策、完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等。 银保监会表示，将紧扣“六稳”“六保”要求，把稳企业保就业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更好结合起来，全力以赴促进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循环，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金融纾困政策，聚焦暂时遇困但仍有前景的企业，有效防范道德风险，防止“僵尸企业”搭便车。其次，综合采取坚决整治不当收费、合理降低费率、加大贷款优惠等措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此外，大幅增加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资金支持，精准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两新一重”项目建设，助力打赢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会议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具体措施包括：提早谋划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增长，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格资产质量分类，做实利润、提足拨备、补充资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坚决防止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房地产贷款乱象回潮和盲目扩张粗放经营卷土重来；确保如期完成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实现风险出清；依法依规处置不法金融集团和重大风险事件，进一步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丰富审慎监管强制措施，加大惩治力度，提升处罚效率。 银保监会表示，要持续完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实施股东入股“承诺制”，对违法违规问题股东坚决实施行业禁入。加快推进中小银行改革，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快保险资金运用改革，加快发展巨灾保险，推动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建设扩大试点等。
按照央行“力争在2020年上半年基本完成网贷领域存量风险化解”的定调，网贷行业清盘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这个从无到有仅仅十多年的行业，将很快成为历史。 《棱镜》近期对话了多名网贷行业中高层从业者、地方监管机构人士、投资人、律师等行业参与方，试图还原网贷行业这两年的梦碎之路以及清退进展。 他们的思考、遗憾或解脱，亦是行业消亡的注脚。 是为上篇。 “基于国家政策及行业趋势原因，微贷网经审慎研究决定，将于2020年6月30日前退出网贷行业，不再经营网贷信息中介业务。” 这是杭州最大的P2P平台、“车贷第一股”微贷网5月底在其公众号上发出的最后一条推送。1个月后，该平台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杭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令外界哗然。 事实上，按照央行此前“力争在2020年上半年基本完成网贷领域存量风险化解”的定调，网贷行业“清盘”的大限已至。 然而，进场容易出清难。曾经几千块就可以买一个网贷系统做业务的低门槛，让这个行业一度涌进7000余家平台，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上百万名投资人的上千亿资金。如今，真正良性退出的平台仅占2%，更多的平台则深陷爆雷被立案、坏账缠身的泥淖，对于投资人而言，拿回本金已成为一种奢望。 从“三降”到彻底“清盘” 早在2017年6月，网贷行业的暂停键就被监管层按下了。 彼时，央行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领导小组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整治期间辖内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数量及业务规模双降。 一家深度参与过网贷清退的北京头部P2P平台前中层人士告诉《棱镜》，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下发一份关于“三降”（即出借人人数、业务规模、借款人人数下降）的文件，以文件下发的时间为节点，要求平台业务在该时点的规模上下降。 但彼时行业还存在着备案的希望，中间一度流传着备案的标准之一是注册门槛必须达到5亿元，导致一些小平台在此期间盲目增资，规模不降反增。 真正启动“清除键”是在2019年下半年。 上述人士告诉《棱镜》，当时北京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挨个约谈了所有网贷平台，主题只有一个，要求大家主动清退。 陈实所在的平台就是被约谈的对象之一。作为CEO兼创始人的他对《棱镜》表示，监管要求平台递交清退报告，完成审计，与所有投资人都解约了，才能注销公司。但清退报告要做到什么程度，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前车之鉴，“还得走一步看一步”。 “现在我们和投资人就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处理问题。”陈实说，投资人投的标的是什么，我们是怎么催收的，大家各自有什么权利和义务，都说得很清楚。他告诉《棱镜》，今年的催收环境比去年要好一些，预计平台的投资人最终能回款70%左右。 同样亲历了与监管沟通清退全过程的林杨告诉《棱镜》，监管原本定了6月30日这一最后清退期限，所以很多省份在此之前宣布取缔辖区内全部网贷平台。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清退方式各不一样，平台可以和地方监管部门沟通协商，比如他所在的网贷平台，由于一直严格按照监管要求作为信息中介平台，不存在挤兑，因此他们会跟监管签一个承诺书，保证不会发新标，再慢慢消化余额。 “假设你平台还有20亿待偿余额，不可能半年马上就能清零，毕竟很多借贷项目的周期长达一年以上，提前还款也不符合契约精神。”林杨称。 据《棱镜》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6月底，已经有湖南、山东、重庆、河南等16个省份宣布取缔辖内所有网贷机构，但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P2P密集区域尚未完成取缔。 今年4月24日，互金整治领导小组和网贷整治领导小组联合召开电话会议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31日，全国实际在运营的网贷机构还有139家，比2019年初下降86%；借贷余额下降75%；出借人数下降80%；借款人数下降62%。机构数量、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1个月下降。整治工作开展以来，累计已有近5000家机构退出。 “清盘”方式各有不同 43岁的李茂是一名保险公司的中层，同时也是一名高级理财规划师，从2015年开始，他陆陆续续在北京一家中型网贷平台投资了405万元，2018年6月，在行业的爆雷潮中，该平台一纸逾期公告，将他的侥幸心理击得粉碎。 两年之后的今天，他已经对收回这405万已经不抱希望。“顺其自然吧，实在没精力折腾了。”他告诉《棱镜》，至今为止平台没有任何进展，他已经不相信平台还能回款。在他看来，所谓清退应该要有退出机制，这种一毛钱都回不来的，“那叫死账”。 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年7月份援引数据称，截至2019年11月初，能明确查到完成兑付后真正良性退出平台有180家，仅占全部停业、转型及问题平台数量的2%。 良性退出无疑是网贷平台“清盘”的最理想的方式。与良性退出相对立的，则是爆雷。对于已经爆雷立案的平台而言，追缴债权资金和平台挪用的资金，按比例返还给投资人，成为它们最终“清盘”的唯一方式。 对于剩下的139家实际在运营网贷平台而言，如何保证能顺利“清盘”，成为如今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挑战。 微贷网此前的债转方案是典型清退方式之一：用户将其在微贷网的标的债权先转让给一家AMC（持牌资产管理公司）认可的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将债权进行打包整合转让给AMC公司，并由AMC公司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后续将由第三方公司给出借人进行本金及利息的回款，由微贷网对出借人回款的本金和利息做担保。 不过，如同银行向AMC公司折价转让不良资产一样，网贷平台的债转也会折价，意味着投资人也将承受折价的损失。近期有投资人在论坛上晒出某网贷平台的折价转让界面。显示按照散标到期时间、底层资产逾期金额、代偿金额、未来回款金额等因素，量身定制专属折扣，该投资人的总资产折扣为72.38%，净本金转让折扣为97.17%。 除了将债权转让给AMC公司处置这一方案之外，对于资产是小额分散的个人消费贷款，且有一定风控能力的网贷平台而言，用对接机构资金（如银行）来慢慢替代个人投资者的资金，从而实现向助贷转型，成为不少平台“清盘”的路径。 林杨所在的平台就是采取的这一模式，他告诉《棱镜》，由于资产质量较好，不少银行排队来和他们合作，“我们现在都快成为甲方了。” 不过他也坦言，这种模式需要平台的资产质量相对较好，另外还得有些规模，如果只是小打小闹，银行的服务还覆盖不了他们的成本，合作就很难达成。 事实上，机构资金的成本还低于个人资金的综合成本，但林杨向《棱镜》解释称，个人资金相对会更加灵活一些，从平台的角度而言，自主性会更大。如果将来全部换成机构资金的话，“基本上整条命都交给了合作机构。” 在前述4月24日电话会议上，互金整治领导小组和网贷整治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提到，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整治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后续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例如剩余在营机构“三降”工作进展缓慢，后续处置困难很大；全国已经停业的网贷机构存量风险仍处高位。“退而不清”“退而难清”问题突出，风险化解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等等。 地方监管的难点 常江是江浙一带某市金融办工作人员，在网贷兴起到清退的数年间，他长期在一线负责相关的风险摸底排查和防控工作。江浙地区居民富庶，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也高，曾是投资理财平台扎堆的地方。但随着互联网金融风险不断暴露，也让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神经长期处于紧绷状态。 2015年之时，各类打着网贷旗号的投资理财机构遍地开花，常江所在的地区摸排出相关注册公司就有近百家。他告诉《棱镜》，这些机构的典型特点是，在市区临街地段开设理财门店，承租高档写字楼里的办公场所，有的理财门店紧邻银行网点。一家取名“财行”的平台，甚至山寨了类似银行的标识。 随着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的深入，风险也变得更加隐蔽。常江指出，例如许多机构开始以信息咨询类公司注册展业，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技术监测手段相对有限，发现风险相对滞后，往往是群众受损后才知道。 随着网贷监管压实属地责任，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多部门共同压降网贷平台规模。常江介绍，该地主要参与清退的网贷平台中，有自融用于平台运行，也有将吸收来的资金投向新三板股权、问题房产，投资失利、资产短时难以变现导致兑付困难，也有发假标、自融，就是明摆着诈骗。 由于当地金融管理部门较早介入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一些网贷平台分公司被关停。虽然投资人也有遭受部分损失，但整体追偿比例较高。自2018年后，该地非法集资案件数、受害人数以及受损金额不断下降。 的确，对于此轮网贷整治而言，地方监管机构承担了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早在2016年4月，国务院下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就明确了地方金融办（局）的牵头整治责任。 以网贷清退信息较为公开透明的深圳为例，据《棱镜》统计，仅6月份深圳公安局就在其官网公布了“钱罐子”、“多赢普惠”、“微品金融”等数10家平台的情况通报，包括对平台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敦促各借款方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尽快归还欠款至“XX专案待收款专户”等等。 在其近期发布的《深圳经侦关于P2P网贷平台清退相关问题的告示》还提到，公告清退是当前国内P2P网贷平台处置化解风险、保障出借人权益的现实较佳方式。 回顾对网贷平台的风险整顿历程，常江认为，要落实金融活动必须持牌的要求；对于金融类应用、APP应用商店、网络平台都应加强审核，做好准入管理；此外，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缺少有效的发现金融违法活动的途径，而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账户更容易发现犯罪线索，要压实银行及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责任，做好风险摸排。 “网贷清退工作基本完成，但我们还不能放松。一些投资行为转移到电商平台，通过消费返利模式潜行。”常江对《棱镜》表示。 等待上岸的投资人 网贷行业从无到有再到消亡的数十年，也是投资者教育的十年。这期间，上百万名投资人经历了投资-踩雷-维权-等待回款的心路历程。 《棱镜》此前曾对话过数十名“踩雷”的大额投资人，他们中很大部分投资网贷在百万元以上，对于网贷投资有着他们自认为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多年亲身实践，各自都有一套挑选平台的标准。他们投资网贷，是为了给过去数年手中快速增长的财富，寻求一种保值增值的方式，至少能“跑赢CPI”。 在他们眼中，买房门槛越来越高，银行理财收益太低，股市风险太高，网贷成了一种折中的最佳渠道。但无一例外，他们都踩雷了。 与李茂同为金融行业“老炮儿”却踩雷网贷的还有张明，他是某金融机构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也是私人银行客户，他自认为投资风险偏好为保守型，多年来只买银行理财产品和沪深指数型基金，几乎不碰个股。但随着银行理财收益不断下行，考虑到通货膨胀压力，张明希望找到收益介于银行理财与股市之间的投资品。适逢P2P投资兴起，单位许多年轻员工都在买P2P产品，在大家的带动下，张明自2016年开始投资网贷。 多年的金融从业经历让张明相信，自己在获取消息方面会领先一步。一旦平台有任何风吹草动，自己可能会比其他人先撤退。直到2019年踩雷网信理财。 据多家媒体报道，网信理财通过有关联关系的先锋支付，挪用资金近15亿元。而先锋系的诸多平台盘根错节，资金去向无从得知。“这不是信贷业务中的信用风险问题，更多是欺诈。”张明表示。 目前，张明投资的几十万仍在打水漂，看不到任何回款的迹象。 相比起来，“985”大学毕业生小莫还算幸运。2014年刚毕业不久的他，为了帮身边的朋友完成业绩，在“e租宝”投入了1万元，接近他两个月的工资。一年之后，“e租宝”爆雷，成为网贷行业发展的一大转折点。 6年之后，今年1月16日，小莫终于收到了“e租宝”的回款3514元。虽然对这一返还比例并不满意，但小莫坦言，其实他对回款多少已经没抱太多期望，“主要是要有个结果，好过不了了之。”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大量投资人，据她的观察，现在的网贷投资人经过几年的心理建设，诉求已经慢慢降低，大多认可放弃利息，甚至可以接受本金打7-8折。 她对《棱镜》表示，后期维权是一场持久战，以现在的刑事政策看，平台实控人和高管被立案后，一般会给1-2年时间处理资产，但若执行资产不利，最终还是会被收押。集资参与人在其中大部分时间只能“等待”，当然，也可以提供财产线索等。 林杨是为数不多投资网贷全身而退且获得丰厚回报的人。他告诉《棱镜》，由于职业的关系，他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平台，从2016年起他陆续投资了7家平台，平均收益率在15%左右，跟银行理财、余额宝等比，收益可谓相当可观。他共计投资了100多万元，利息收益在40万元左右。即便经历了2018年爆雷潮，他所投资的平台也都没有被波及。 他总结自己能够“全身而退”，跟选取平台的策略有关系。一是要通过合规靠谱的渠道了解平台背景，像有真实上市公司、国资背景的平台，相对是比较安全、靠谱的，最起码能避免道德风险；二是要了解平台高管背景，看是否有强大的金融背景。 而前述电话会议提到，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互联网金融和网贷风险整治经验教训，全面贯彻落实“金融业务一定要持牌经营”的总体要求，持续聚焦于金融领域的“无照驾驶”问题。 毕竟，这是网贷行业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证明而来的。
图片来源：微摄 7月20日，中国银保监会召开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监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分析当前形势，安排下半年重点任务。银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出席会议并讲话，驻会纪检监察组组长、党委委员李欣然对纪检监察工作进行部署。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黄洪主持会议，党委委员、副主席曹宇、周亮、梁涛、祝树民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银保监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全力支持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持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越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定自觉践行“两个维护”，时刻牢记银保监会首先是政治机关，自觉同党中央对标对表。把大抓基层、大抓支部作为管党治党基本任务，以基层组织建设为着力点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教育、“灯下黑”问题专项整治、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等活动，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坚定不移把“两个责任”落到实处，推动“两个责任”贯通协同、形成合力。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坚决惩治重大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坚持查清问题、防控风险、追赃挽损、弥补短板、重塑生态“五位一体”协同推进，推动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紧盯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全面推进廉政风险排查防控，规范系统工作人员个人投融资行为。深化落实巡视审计工作任务，将政治监督持续推向深入。坚持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驰而不息整治“四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进监督执纪问责制度建设，加快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会议指出，要紧扣“六稳”“六保”要求,把稳企业保就业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更好结合起来，全力以赴促进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循环，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金融纾困政策，聚焦暂时遇困但仍有前景的企业，有效防范道德风险，防止“僵尸企业”搭便车。综合采取坚决整治不当收费、合理降低费率、加大贷款优惠等措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大幅增加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资金支持，精准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两新一重”项目建设，助力打赢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会议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提早谋划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增长，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格资产质量分类，做实利润、提足拨备、补充资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坚决防止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房地产贷款乱象回潮和盲目扩张粗放经营卷土重来。确保如期完成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实现风险出清。依法依规处置不法金融集团和重大风险事件，进一步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丰富审慎监管强制措施，加大惩治力度，提升处罚效率。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立足国内做好自己的事情，争取战略主动，做好长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充分准备。 会议强调，要持续完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从制度上组织上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加强股东资质审查，实施股东入股“承诺制”，对违法违规问题股东坚决实施行业禁入。强化“两会一层”履职监督，督促提升董事专业性独立性，强化监事会依法独立行使监督职责，加强高管层履职行为规范。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范围和内容，建立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公开常态化机制，强化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压实相关各方责任，拓宽风险处置和资本补充资金来源，加快推进中小银行改革。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保持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完整性，尤其要保持农信社或农商行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进一步优化保险监管机制，加快保险资金运用改革，强化保险在灾害防护体系中的作用，加快发展巨灾保险，推动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建设扩大试点。 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首席风险官、首席律师、首席会计师，驻会纪检监察组、审计署金融审计二局、机关各部门局以上干部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银保监局、银保监分局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在一级、二级分会场参加会议。
据银保监会网站23日消息，20日，银保监会召开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监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坚决防止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房地产贷款乱象回潮和盲目扩张粗放经营卷土重来；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对违法违规问题股东坚决实施行业禁入；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金融纾困政策，防止“僵尸企业”搭便车等。 资料图 中新经纬 摄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银保监会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全力支持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持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坚决惩治重大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坚持查清问题、防控风险、追赃挽损、弥补短板、重塑生态“五位一体”协同推进，推动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紧盯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全面推进廉政风险排查防控，规范系统工作人员个人投融资行为等。 会议指出，要紧扣“六稳”“六保”要求，把稳企业保就业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更好结合起来，全力以赴促进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循环，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金融纾困政策，聚焦暂时遇困但仍有前景的企业，有效防范道德风险，防止“僵尸企业”搭便车。综合采取坚决整治不当收费、合理降低费率、加大贷款优惠等措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大幅增加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资金支持，精准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两新一重”项目建设，助力打赢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会议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提早谋划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增长，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格资产质量分类，做实利润、提足拨备、补充资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坚决防止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房地产贷款乱象回潮和盲目扩张粗放经营卷土重来。确保如期完成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实现风险出清。依法依规处置不法金融集团和重大风险事件，进一步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丰富审慎监管强制措施，加大惩治力度，提升处罚效率。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立足国内做好自己的事情，争取战略主动，做好长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充分准备。 会议强调，要持续完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从制度上组织上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加强股东资质审查，实施股东入股“承诺制”，对违法违规问题股东坚决实施行业禁入。强化“两会一层”履职监督，督促提升董事专业性独立性，强化监事会依法独立行使监督职责，加强高管层履职行为规范。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范围和内容，建立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公开常态化机制，强化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压实相关各方责任，拓宽风险处置和资本补充资金来源，加快推进中小银行改革。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保持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完整性，尤其要保持农信社或农商行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进一步优化保险监管机制，加快保险资金运用改革，强化保险在灾害防护体系中的作用，加快发展巨灾保险，推动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建设扩大试点。
中国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身的事情，一方面注重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坚定地推动改革开放，以不变应万变。特别是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均等化、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等，以改革开放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 文 |沈建光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第二季度，伴随着国内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复工复产进展顺利，国内经济延续回暖态势。展望下半年，考虑到危机之下逆周期政策显著加大，1万亿元特别国债与3.75万亿元专项债直达地方，将有助于提振“两新一重”投资回升，并纾困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对下半年中国反弹给予支持。然而，疫情之下，中国经济复苏态势是否稳固？在我们看来，未来需要重点关注与应对如下四大挑战。 着力增强消费反弹的持续性 2020年，疫情之下，国内消费受到明显冲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疫情最严重的1～2月份一度下滑至-20.5%。伴随着第二季度疫情防控得到阶段性好转，国内生产恢复，消费重启。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降2.8%，较上期大幅回升4个百分点。其中，线上消费是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带动消费的重要增长极。1～5月份实物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达到11.5%，占社会零售产品总额比重24.3%、较上年同期提高5.4个百分点。进一步，从京东消费大数据来看，受益于疫情常态化下的国内商品供应链的持续修复，居民消费意愿有所提升，加之多地消费券与电商平台结合，电商企业共同让利支持“6？18”网上促销节，6月京东线上消费呈现明显反弹。 在我们看来，消费回暖意义显著。一方面，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的最大引擎，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7.8%；另一方面，当前海外疫情蔓延，中国除了防疫用品、在线设备等与疫情相关的商品出口大增外，其余主要商品出口明显回落，外需疲软前景下，内需更是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然而，尽管近两个月中国消费已经出现反弹态势，但结合京东线上消费数据可以发现，当前消费反弹仍存在一些“不平衡”特征，低线级城市、部分中西部省份以及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冲击更为明显，当前消费恢复相对迟缓。下一步，通过出台政策扶持措施以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同时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现金券、消费券等多种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延续难能可贵的消费回升势头的关键。 积极缓解小微企业的运营压力 民营企业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创造就业岗位的最重要渠道。近年来，民营企业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沉重打击。 我们结合2308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分析发现，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盈利水平显著恶化。以今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来计算，样本企业报告期内总和营业收入同比增速约为-8.6%，而过去5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18%；盈利水平的恶化程度则更为明显，第一季度全部样本企业总和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28.7%。分行业看，休闲服务、交通运输、纺织服装、汽车等行业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 与此同时，盈利下滑也暴露了部分企业的偿债风险。第一季度伴随样本企业的盈利下滑，上市民营中小企业的利息保障倍数从2018年的5.18倍和2019年的5.11倍，骤降至当前的2.88倍，企业的潜在违约风险明显抬升。其中，处于亏损状态导致利息保障倍数为负值的样本企业占比超过40%，利息保障倍数低于1倍的超过半数。分行业来看，休闲服务行业利息保障倍数为-1.63，超过77%的样本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这部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极大；建筑装饰、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分别为0.66倍、1.69倍和2.19倍。 因此，在当前稳就业成为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背景下，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发挥民营经济就业“稳定器”作用尤为重要。对此，应持续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缓解企业经营和资金链压力。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就是支持金融直达实体经济、落实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举措。同时，更加注重货币、监管、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前瞻性地做好银行资本、拨备和不良贷款处置的政策储备，加大财政对于企业融资担保、金融风险处置等方面的投入，为银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缓冲。 更加重视产业链断裂和转移风险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已进入“下半场”，但海外疫情仍处于持续扩散蔓延的态势，对我国产业链供需两端的冲击需高度关注。根据我们对8000余种海关进出口商品品类数据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下的制造业31个行业逐一匹配发现，涉及国内各个产业中，电子信息产业的进、出口的敞口非常高；纺织服装鞋类制造业、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出口敞口较高，易受外需下降冲击；油气、黑色、有色、木材家具等的进口敞口较高，对国外上游产品的依赖较强；同时，一些高技术产品（如光刻机）则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 除此以外，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疫情冲击下，产业链外迁风险加大。不可否认，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呼声异常强烈，特别是对芯片等高技术产品，美国一方面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一方面呼吁台积电在美建厂。而此前，特朗普甚至曾表示要为从中国迁回美国企业给予报销，涉及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等费用由美国政府买单。实际上，中美经贸协议的签署似乎并未延缓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决心。 可以看到，在中美经贸摩擦、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下，近年来中国产业链外迁速度加快。其中，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有相当一部分已向东盟诸国转移，中国出口全球占比从2015年的最高值13.6%，回落至2019年的13.1%；同期东盟出口的占比从7%升至7.5%，上升份额基本等同于中国下降的份额。而近年来，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近邻墨西哥也挤占了中国更多高附加值商品的对美出口份额。 因此，对待外需、外迁冲击下的产业链转移风险需要保持警惕。当然，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全球范围内仍独具吸引力，这其实为避免大规模产业外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未来应对产业链外迁的现实风险，需要持续加大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减少外资限制，更需要采取竞争中立原则，减少民营企业准入限制。此外，增加政策透明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加大金融开放确有必要，这将有助于吸引投资、赢得更多跨国企业的合作，为应对逆全球化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稳妥应对中美经贸关系变化 疫情加剧了本已处于“非常态”下的中美矛盾，亦打破了年初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定达成而创造的良好谈判氛围。 实际上，对待中美关系，我们一直认为，双方博弈是个长期过程，分歧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层次的体现，涉及经贸、技术、金融、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乃至大国博弈。相对而言，在经贸领域，中美争端源于价值链分工不同，尚有回旋余地。但一旦上升至其他摩擦，情况将更为复杂。近来美方在香港特别关税、中概股问责以及鼓励产业链回流等方面频频发力，意味着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将迎来新的格局。 从长期来看，从适应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其揭示出来的、本就存在的国际矛盾，以及中美关系新格局来看，中国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身的事情，一方面注重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坚定地推动改革开放，以不变应万变。特别是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均等化、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等，以改革开放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
在目前疫情还未结束、全球宽流动性、风险资产价格上涨过快、调整风险较大的情况下，普通投资者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是准备长期持有，还是赚一把就走。如果是追求短期利益就要小心，很可能就是追涨杀跌；如果是长期持有，深入研究以后，就不要担心短期的回撤。 三季度消费需求的改善预计值得期待 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说明中国如期实现复苏。市场过去的普遍预测是二季度同比增长1%~2%，所以3.2%这个数据是有点超乎预期的。 三月底，本土疫情传播基本被阻断，经济社会活动逐步恢复常态。进入二季度以后，实际上从月度数据来看，有些数据同比已转为正增长，负增长的斜率也更加平缓。所以，生产端的恢复应该是比较顺利的，只是服务业恢复稍慢；从需求端来看，消费需求恢复较慢，仍处于负增长状态。主要还是因为仍处于疫情防护的阶段，全国基本上都是三级疫情防控状态，防控措施仍然存在的。另一方面，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消费受限对服务业的复苏也会带来影响。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虽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二季度恢复了正增长，但增幅较小。而根据稍后公布的数据，二季度，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了5个百分点。 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由负转正。一季度，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还是逆差，二季度显然已经变成顺差。货物贸易出口表现超预期，贸易生产同比增长了近50%。统计局稍后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0.5个百分点。 下一阶段，随着经济社会活动逐渐常态化，供给端的改善可能是有延续性的。但是下半年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外需，因为一些国家的疫情仍非常严重，疫情会如何演变，对经济重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在外需面临压力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内需的改善，消费需求的改善是值得期待的。随着防控措施的调整，大家对疫情逐渐适应，消费活动在逐步恢复。比如国家电影局发布通知，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低风险地区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这就意味着聚集性、接触性的服务业可以逐渐复工。 疫情缓解以后，旅游需求也逐渐增多，对餐饮、住宿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二季度主要是靠外需拉动，到了三季度以后，内需包括最终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逐步显现。特别是五月底两会召开以后，财政货币政策都已基本落地，六保六稳工作发力，下半年应该内需会逐渐赶上。 下半年总体会保持复苏的势头，但是可能会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一定呈“V型”的线性复苏，不排除会出现振荡、反复的风险。世界疫情和中国疫情的恢复之间存在一个时空差，这是我们要重视的一个不确定性。今年没有制定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也是考虑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将会影响当地的经济重启。如果海外不能正常生产，还可能会通过产业链传导，影响中国关键零部件的进口，进而影响中国复工复产。 上半年的房地产投资转正，增长1.9%。从国家的政策来讲，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没有把房地产的调控作为应对的手段，仍然是坚持“房住不炒”。而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放松限购限贷，用房地产政策来对冲外需下沉。 中国还处于城镇化的过程中，住房的刚性需求还存在，这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支撑。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可能保持总体平稳，“两新一重”建设、棚改项目里有与房地产有关的部分，这也是下一步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但是它更多是满足自住的需求，而不是作为投资品，用于炒作。而且由于房地产产业链条比较长，对经济的稳定、就业的创造有积极作用。 散户占比偏高造成A股市场波动性大 现在还不能判断股市是否会像2015年一样出现暴涨之后暴跌的现象。上半年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活动逐渐恢复，为股市的上涨提供了支持。当然也不能排除，由于各国为了应对疫情冲击，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利率比较低，提升了市场的风险偏好。海外股市的反弹，可能对国内市场也有示范效应。 最近A股行情既受基本面的影响，也受流动性、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上周股市的调整是对前期持续大幅上涨的修正，也是对投资者的一个风险教育。因为国内外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既有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也有非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大家不要固守单边的牛市思维，特别是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更不能去追涨杀跌、炒概念。 这几天的调整，给大家上了生动的一课。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说牛市行情结束，总的来讲还是一个结构性行情。经济本身还没有完全摆脱疫情的冲击，全面牛市是不太现实的，更多的结构性机会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释放的制度红利，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自主创新等方面。另外，这次疫情使大家更加重视健康养老、生活质量，这里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机会。政策还提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所以消费这一块可能也有机会。但是这些都是概念，具体到个股，不是说此行业的所有股票都能走出来，肯定要对每家公司做基本面的分析。否则，就会被套牢。 在目前疫情还未结束、全球宽流动性、风险资产价格上涨过快、调整风险较大的情况下，普通投资者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是准备长期持有，还是赚一把就走。如果是追求短期利益就要小心，很可能就是追涨杀跌；如果是长期持有，深入研究以后，就不要担心短期的回撤。个人投资者因为缺乏专业知识，更多的应该依靠机构投资者比如购买公募资金去投资。这也是成熟市场发展的一个阶段，即散户在市场的占比越来越低。但是中国目前散户的占比偏高，所以市场波动性比较大，容易出现羊群效应。 资本市场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所以现在有各种板块，比如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这实际上是市场细分。不同的市场适合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比如科创板风险偏好更高，要求投资者更加有投资经验和更强的风险承受的能力。现在强调投资者的适当性，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标的。二是基础制度建设。比如注册制改革，信息披露，打击财务做假等。这实际上也是给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逐渐提高资本市场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质量。 本文原发于网易
叶湧青/文 “非自然人”可分为法人、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目前非自然人的洗钱风险等级评定，仍遵循银发[2013]2号文《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及客户分类管理指引》，以“客户特性、产品、地域和行业”四个风险子项作为判断依据，对符合特定条件的客户，银行可直接认定为高风险或低风险客户，无须再根据风险要素及其他子项进行评级。 一、客户特性 客户特性风险子项主要从几方面分析，首先是客户信息公开程度，客户信息公开程度越高，洗钱风险相对越低，因此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上市公司等自然比较容易被定义为低风险。 其次，金融机构通过怎样的渠道与客户建立或维持业务关系，及客户所持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都是洗钱风险评级的重要依据。境内客户的开户证件如果是营业执照，真实性查核当然比较容易，但如果是开立NRA账户，客户持的是境外营业执照，特别是离岸公司所在地核发的营业执照，对银行来说，因为核查真实性不容易，洗钱风险等级自然较高。 当银行面对非自然人客户的股权或控制权结构复杂，甚至是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外股权结构是多层控股甚至交叉持股，银行就要特别小心，除了实质受益人判断不易外，洗钱风险等级也须评为较高风险。 万一非自然人客户存续时间较短，会导致银行无法从较长周期对该客户进行识别，通常都会被评为较高洗钱风险，但如果非自然人的母公司信息公开程度高，存续期间又较长情况下，银行可以适当考虑降低该风险子项所对应的洗钱风险程度。 二、产品 银行须根据本身所承做的金融产品类型，结合产品风险子项的风险因子，编制“产品风险评估表”，并根据产品风险特征变化情况，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更新，银行可根据以下标准判断产品风险子项所涉及的洗钱风险： 1、与现金关联程度 现金交易会使交易链条断裂，造成资金来源及去向不易跟踪，如客户从事的是与现金关联度较高的行业，则银行应考虑调高该行业的洗钱风险等级。 2、非面对面交易 如网上转账、移动支付等非面对面交易，会使银行无法确认实际交易人是否就为帐户持有人，因此相比柜面的面对面交易，非面对面型态交易的洗钱风险也比较高。 3、跨境交易 银行面对跨境交易的实际困难，是核实交易真实性及境外交易对手的身份识别(KYC)不容易。 4、代理交易 代理交易因为不是本人而是委托第三方出面和银行交易，银行自然无法确认该账户是否为账户持有人所用，也很难确认账户有没有被他人所利用，所以当客户的帐户是由他人代理开户，或经常由第三方代为操作非本人亲自操作，则洗钱风险等级都会被评为较高风险。 5、特殊业务交易频率 银行须考虑客户是否存在公转私交易、个人账户往来异常频繁、频繁开户销户等异常情形，洗钱风险须适当提高权重比重。 银行还要考虑承做的各项产品交易金额，占该客户总交易金额的比重，万一客户申请新增交易产品金额突然暴增且大幅超过以往平均交易金额，银行就要重新评定客户洗钱风险等级。 三、行业 在行业风险子项方面，银行可根据银办发〔2018〕120号文《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加强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工作的通知》，定义洗钱高风险行业，例如贵金属交易商、房地产中介、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可能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业，或是像当铺等类金融行业，编制“高风险行业评估表”以进行洗钱风险等级评估。 银行对客户行业是否属于洗钱高风险行业，不能只是简单从客户营业执照上的营业范围进行判断，须结合实地查访、分析财务报表等其他综合因素进行判断，还要了解客户营业范围中高风险行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四、地域 在地域风险子项上，主要考虑客户所处国家或地区接受反洗钱监控或制裁的情况，及这些国家或地区针对反洗钱风险的提示情况、洗钱上游犯罪是否严重等。除此之外，所谓地域风险不但要考虑境外地区，对我国境内局部区域存在的严重犯罪，应参考相关部门要求或风险提示，酌情提高该区域客户的洗钱风险评级。特别对境内异地开户的客户，银行也要适当提高洗钱风险等级。 （本文作者系上海富拉凯会计师事务所反洗钱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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