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国际资产管理机构巨头正在加速布局中国市场。记者今日从蚂蚁集团获悉，已经有18家外资资管机构在支付宝上开设“数字办事处”，其中9家是全球排名前20的顶尖资管机构。 上述资管机构包括先锋、富达、施罗德等，在支付宝上开设数字办事处，主要为国内用户提供全球视野的投资教育内容。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国家进一步开放金融业，外资资管机构上支付宝开设“数字办事处”，也是提前布局，希望未来为支付宝上的理财用户提供更多资产全球配置的服务。 富达国际是首家在支付宝上开设财富号的外资资管机构，该公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李少杰介绍，富达国际已正式提交公募基金业务的牌照申请，期待在未来与支付宝理财平台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 数据显示，支付宝已与超过300多家银行、基金、保险、券商等金融机构合作，为用户提供超过6000种理财产品，有超过6亿人上支付宝理财。
当前，我国金融开放步伐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稳步推进。 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期间，中国太保总裁傅帆在接受上证报采访时，表露了“作为根植于上海的综合金融保险集团，太保积极把握新一轮金融开放机遇，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决心。 他表示，尤其是要发挥保险资管的差异化优势，与外资机构形成良性竞合关系，共同培育大资管生态圈。 聚焦三大方面 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陆家嘴论坛期间，“全方位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为与会嘉宾口中的高频词。 作为上海金融国资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太保助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自然责无旁贷。傅帆告诉记者，太保本身就是这一过程中的受益者，无论是融资端还是投资端，人才环境及市场、政策环境，近年来，公司通过积极参与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业务能级不断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尤其是6月17日，中国太保沪伦通全球存托凭证（GDR）在伦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首家在上海、香港、伦敦三地上市的中国保险企业。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冲刺阶段，太保将利用自身优势从哪些方面助力？ “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对比，上海存在产品、服务和科技的创新运用仍显不够，管理经验、专业技术和国际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因此，在傅帆看来，太保将通过以下三个着力点，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是加快发展保险科技。科技是推动企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推进保险业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的关键，太保将致力于发展保险科技，在增强自身发展动能和效率的同时，也将助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 二是加强服务实体经济。围绕实体企业需求不断创新产品服务供给，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定的优势，加强产融结合，加大对“两新一重”项目的资金支持。 三是加快自身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依旧缺乏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保险集团，保险承保和全球布局的能力与国际同行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基于此，太保将利用此次发行GDR、展开国际化布局的重要契机，主动对标国际先进同业，不断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努力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保险金融服务企业。 把握新一轮开放机遇 培育大资管生态圈 上海是国内资管机构云集之地，也是国内保险资管公司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傅帆直言，太保将把握新一轮金融开放和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战略机遇，用好国家和上海层面的政策红利，与外资机构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共同培育大资管中的大生态。 从2007年在A股上市时资产规模不到3000亿元，到如今管理资产超过2万亿元，太保在专注保险主业的同时，在资管领域专业能力建设和业务布局上也不断升级，并培育构建了太保资产、长江养老、国联安基金、太保投资（香港）公司等多个专业化资管机构，差异化、协同经营的资管业务体系雏形跃然纸上。 傅帆透露，GDR发行后，太保将加强太保香港产寿资公司业务建设，并寻机在重点地区做战略拓展，包括拓展产险业务的国际布局、寿险业务的亚太布局，以及加强海外资管的资金配置能力，以支持海外保险资产负债管理。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球资管中心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六大中心”之首，将在国际金融中心未来建设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傅帆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当务之急是，迫切需要具备较强引领性和指导性的纲领性文件。” “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在安排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时，启动了《十四五时期国际资管市场发展研究及对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启示》的课题研究。我建议，在规划具体工作中，可考虑制定一份引领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纲领性文件，明确相关工作的方向、目标、路径和举措，并逐步形成配套的人才保障、法治环境和信用体系，凝聚国内外资管机构的力量，共同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能级和创新能力。” 此外，他还建议，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既要对外扩大开放，也要对内延伸服务，应充分利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的机遇，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效应。
6月19日，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平安资管）正式发布“投资风险的智能顾问服务（KYZ Risk）”，赋能行业投资风险管理决策。 投资风险的智能顾问服务，是平安资管在为各类客户提供资产管理及投资顾问服务的基础上，拓展的创新服务领域。该服务依托国家工信部重点科技示范项目、平安自主研发的KYZ投资决策一体化智慧平台，分为债券投资的信用风险管理、委外投资的风险管理，以及组合投资的风险管理三大核心模块。 平安集团总经理、联席CEO谢永林表示，KYZ是平安集团“金融+科技”战略下，平安资管沉淀自身多年业务经验、凝聚集团各板块多业态投资智慧、整合内外部大数据、应用AI等先进科技的智慧业务平台。在平安资管成功应用的基础上，KYZ平台在平安寿险、平安银行、平安证券等多业态中已充分验证、反复优化、持续迭代，投资绩效和风险管控效果显著。平安集团也愿意开放KYZ平台，和行业共享，更好地服务客户，发挥头部机构的责任与担当，促进投资行业的健康发展。 “平安资管推出这项创新业务，是公司科技升级转型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平安资管董事长万放表示。平安资管在2018年于行业内率先提出科技转型，正式确立了“科技型资管公司”的全新战略定位。此次KYZ Risk的正式推出，标志着平安资管建设科技型资管公司的坚实又一步。 KYZ Risk通过建设高质量的基础数据库和因子库，结合专家经验（HI）和人工智能算法（AI）的量化模型，凝结平安资管数万亿资产的长期投管经验，旨在为平安自身及第三方客户提供投资风险管理的决策支持。 依靠KYZ Risk平台上的风险分析模型工具，可以实时分析万亿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动态监测、定量评价组合风险。同时，平安资管也率先开始了机器学习方法在风险管理领域的实战探索，其自主研发的AI预警模型抓取海量数据，实时跟踪基本面、市场、舆情数据，识别财务粉饰行为，分析风险传导关系，极大地提升了主动风险管理能力。 据平安资管总经理罗水权介绍，“KYZ Risk是平安资管诚意打造的全天候智能顾问，希望能为客户带来可持续的投资风险管理能力。” 其中，债券投资信用风险管理（KYZ Credit）依托行业、区域、企业、债项的信用评价体系，包括评级、预警、定价等核心功能，覆盖7000+发债主体，以数据、模型、工具、观点四位一体化服务，支持产业债、城投债、金融债等的信用风险研究；委外投资风险管理（KYZ Fund），通过独特的“市场、策略、管理人三角研究体系”深入刻画7000+公募基金产品，1500次/年高频跟踪管理人，为FOF/MOM投资研究提供基金评价方法、策略优选支持与委受托检视工具；组合投资风险管理（KYZ Portfolio）运用国际领先方法并结合本土金融市场，利用“一套数据、一套模型”，每日监测200余项指标、处理超过600万因子数据，覆盖全市场逾5万支存续债券，提供涵盖股票、债券、期货、外汇等多类资产的组合风险综合管理功能，为投资岗与风控岗提供多视角业绩和风险管理工具。 平安人寿总经理助理孟森表示，运用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结合金融投资业务场景进行建模，可以很大程度帮助投资人员看得更远、分析得更准、决策得更快，达到“先知、先觉、先行”。业内人士表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投资领域的深入运用是大势所趋，行业应该积极主动拥抱这一潮流，而运用AI技术的风险管理实战模型可以提高行业投资风险的管理效能，带来切实的管理价值。 平安资管表示，今后将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持续整合和输出平安长期积累的投资管理经验和全球领先的技术落地能力，为资产管理行业科技转型和创新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金融业的本质是服务于资金，而资产管理业务具有天生的资金聚集性，这使得投行、律所、审计、评级等其他金融服务机构都环绕左右。当前，上海正不断向打造资管中心迈进，这也是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部分。 近两年来，如贝莱德、路博迈、富达、施罗德、瑞银等几十家顶级资管机构落户上海，同时，外资对中国股、债资产的需求也在扩大。“中国在资管行业的开放非常具有节奏感，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最早允许外资入股境内资管公司，到后面允许外资通过QFII/RQFII额度参与投资中国境内市场，再到批准外资私募以外商独资企业的模式成立境内全资控股公司并在境内募资。目前，外资已可申请公募牌照。通过这一系列开放举措既让外资深度参与中国市场，也引入了先进的治理、风控、投资理念。”路博迈中国区CEO刘颂日前对表示。 当前，上海已逐步建成中国的资管中心。下一步，若要进一步成为全球或区域性的资管中心，使得除了中国境内的亚太等地区资金聚集上海，刘颂认为，上海需要打造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在一定的监管框架下允许资金自由流动，在这一方面临港新片区将大有可为。 全球资管巨头聚集上海 数据显示，目前已有60余家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在陆家嘴设立了近90家各类外资资管公司，占全国90%以上；全球资管规模排名前10家中，有9家落户陆家嘴；全国26家获得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资格（WFOE PFM）的外资资管机构，23家设在陆家嘴。 今年4月1日起，中国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就在当日，贝莱德与路博迈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资格审批申请，为第一批递交申请的两家外资资管机构。 回顾中国资管行业的开放，经历了十多年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每一个阶段之间都相互协调、层层递进。”刘颂称。 在第一阶段，2003年中国监管部门正式出台相关政策，放宽了标准，外资资管巨头如景顺、交银施罗德、贝莱德、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都纷纷进入中国，以非控股股东的财务投资人模式入股中国基金公司，于是便有了景顺长城、交银施罗德、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上投摩根等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到了第二个阶段，QFII制度出台，外资能够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投资，2005年8月，QFII额度提升至100亿美元，直至今日，QFII额度完全取消，且债券通、沪港通也成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额外新通道。 “在这个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出现了不少投资机遇，QFII额度也使外资资管可从境外募资，帮助海外资金对感兴趣的中国资产进行布局。”刘颂称，直到2016年，WFOE PFM开闸，外资可以100%控股的模式开展资管业务，并能直接在中国境内募资、投资中国境内市场。 不过，此前外资的募资群体仅限于中国的高净值个人。直到2020年4月的第三阶段——外资可递交公募基金申请，待遇几乎已和内资无异。 全程参与了上述三阶段的刘颂表示，路博迈正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公司治理、内控合规、信息安全、投资策略等各方面都加速布局。“公募基金的框架相对繁复，外资在中国的内部IT系统需要全新且独立，数据不能同海外母公司共享等，这套体系在设立的过程中需要与母公司和中国监管机构进行诸多沟通。” 就中长期而言，外资瞄准的是中国庞大且尚未被开拓的养老市场。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潜在资金规模巨大，这也是外资在海外得以做大规模的主要来源，未来若中国公募基金得以全面开拓养老市场，这就意味着资管行业将迎来新时代，而这也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的同时，是外资对中国资产的需求与日俱增，自2018年开始，中国A股、人民币债券被纳入多个国际主要指数，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在岸资产总额达到6.4万亿元（合9000亿美元），其中包括1.9万亿元股票、2.3万亿元债券。 临港助力上海打造区域资管中心 目前，上海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境内的资管中心。如何进一步发挥对全球资金的吸附效应，成为能与新加坡或中国香港比肩的区域性、国际资管中心，关键就是资金可自由流动、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 外界认为，临港新片区大有可为。今年2月14日，《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发布并提出30条具体措施，进一步支持金融开放举措率先在上海落地，其中临港新片区的金融先行先试内容引发关注。 在刘颂看来，临港新片区可以作为上海的离岸金融中心，所有的国际资管中心都有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 刘颂解释称，“假如上海是亚太地区的资管中心，那么一家全球性资管公司，不只要投资A股，而是要将整个亚洲股票投资团队和其发行的产品都注册在上海，这一产品可能需要从韩国募资，并投向越南市场，这就需要所在注册地的资金能够自由流动，而非仅通过目前的QFII/QDII这类安排。因此，如果临港能在一定的监管框架内允许资金自由流动，则上海将有望真正成为区域性资管中心，对区内资金产生聚集效应，有机会与中国香港、新加坡匹敌。” 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张湧此前提及，未来上海有可能成为“伦敦+纽约”的综合体，新片区借鉴伦敦打造人民币和外汇离岸金融中心、陆家嘴借鉴华尔街打造人民币在岸金融中心，两者形成互动整体。 就法律体系而言，国际金融法律业务领域资深专家、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葛音对记者称，市场化、法治化、透明化是国际化的大前提。上海自贸区也在深入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已连续两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在新一年更是首次跻身全球排名前40，而上海则是权重达到55%的中国样本城市。这些都为上海打造国际金融、资管中心创造了积极和必要的条件。
地方AMC（资产管理公司）再添一家。近日，湖南省第二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湘江资管”）获得湖南省政府授牌，并与工、农、中、建、交等12家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湘江资管由长沙市市属国企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起筹建，中央企业远东宏信有限公司和本土民企长沙南润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湘江资管注册资本30亿元（实缴）。记者获悉，湘江资管于2019年9月通过湖南省金管局组织的现场验收，当年12月获得湖南省政府开业批复并通过银保监会资质备案公示，是银保监会153号文发布后的第一批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湘江资管相关人士称，公司将聚焦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主责主业，同时，也将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发挥混合所有制优势，提高国有资本的市场化运作水平，审慎布局基金、资产运营、破产管理人、金融科技、不良资产交易平台等板块，构建“不良+投行+金融服务”的业务结构，力争在四到五年内发展成为资产规模过达到300亿的资管公司。 截至目前，我国不良资产行业收购端的生态链目前有5家全国性AMC、5家金融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以及60多家地方AMC。有分析人士称，未来仍将有一些入局者，不良资产行业将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文/光大理财总经理 潘东 低利率之下，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降低， “热钱”将大幅增加，加上疫情、政策和国际治理的不确定性，市场波动性将大幅上升，对资管机构的前瞻性判断、择时要求将大幅提高。 资管新规两周年之际，银保监会发布了《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为资管新规后针对各子行业出台的系列政策画上了句号。尽管面临疫情的冲击，但是监管仍然出台了对非标资产比例严格限制的信托新规，体现了监管对资管行业净值化和标准化转型的要求，意味着资管行业转型的方向和决心不会改变。 此次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仍在持续深化。这次疫情使得大家更加重视家庭保护，更加重视财富管理。财富是未来消费能力的存储，资产是财富的储存工具，家庭财富管理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未来的风险缓冲及消费能力。 那么，在资管新规出台两周年之际，资管行业无论在产品规模、产品形态还是资金来源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当前疫情的冲击之下，资管行业作为资金中介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也肩负着为投资者理财、促进居民财富增长的职责。因此，资管机构应继续加快转型，提升六方面能力，以适应后疫情时代的环境变化。 重现生机，呈现六大特点 资管新规出台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观察到行业并没有徘徊不前，而是在总规模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结构优化、净值转型和规范发展，银行理财更是恢复了2016年以来的正增长。总体上，资管行业呈现出六个特点：行业规模企稳回升；行业结构优化；资产端标准化投资占比提升；资金端养老等长期资金快速增长；银行理财呈现积极变化；理财公司迎来首秀。 1．资管规模企稳：止跌回升 由于资管新规的出台，资管行业在2018年规模历史上首次负增长，但是2019年规模止跌回升，小幅反弹。2019年末资管行业规模合计110万亿，比2018年末增加近4万亿。这说明资管行业经过2018年痛苦的“去杠杆”之后，转型见成效、规模稳增长，资管行业开始出现积极的变化，标志着资管市场从转型的阵痛中正在重现生机，这是资管行业回归本源、降低杠杆后的更健康发展的体现。 2．行业结构优化：通道业务此消，主动管理彼长 从细分行业来看，2019年资管七雄的规模呈现“四增三降”。资管市场规模的踟蹰向前主要来源于两股相反力量的作用。一方面，通道业务及其背后的影子银行模式仍然被严厉打压，因此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信托规模仍处于下降周期，分别下跌18%、18%、5%，合计减少4.3万亿；比2017年末则减少了13.2万亿，连续两年呈压缩态势；另一方面，保险资管、公募、银行理财、私募机构发挥主动管理优势，积极寻求产品创新，分别增长13%、13%、9%、8%，合计增加8万亿。通道业务此消，主动管理彼长，资管市场结构得到优化，继续向回归本源、有序发展的方向稳步迈进。 3．资产结构优化：标准化投资占比提升 2018年资管新规实施以来，从融资端看，标准化融资的占比显著提升。按表外的社融占比统计，2018-2019年两年内委托贷款占比从17.9%下降到12.7%，信托贷款占比从10.9%下降到8.3%，二者合计下降7.9个百分点。而以企业债、政府债和股票为主的标准化资产融资占比则相应提升，企业债占比从2017年的24.2%提高到2019年末的26.0%，2019年当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增速快于2018年；政府债券占比从36.1%提高到41.8%，提升5.7个百分点，是提升最大的品种。 从各行业特征和规模变化看，非标资产和通道业务占比较高的券商资管、信托和基金子公司规模持续收缩，以标准化为主的公募基金和保险资管则持续正增长，私募基金中投资于标准化资产的证券投资基金部分的规模也是保持正增长。上述变化说明资管机构规模增减起伏的背后是整个融资市场结构的变化，即标准化资产占比提升。 4．资金结构优化：养老金及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增长快 近两年资管资金端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尤其表现在以养老金和保险资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快速增长上。养老资金占比小、但是增速最高，养老资金从2017年的2.7万亿稳步提升到4.7万亿，2年增幅74%，为所有资金来源中增幅最大的渠道，占比也从3%提高到5%。一支柱社保基金与基本养老金的资金规模出现大幅上升；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参与人数以及资金规模持续攀升；相比之下，三支柱规模尚小但未来可期，自从2018年养老目标基金正式诞生，2019年已有超过百亿的产品获批发行，正式拉开第三支柱养老的华丽帷幕。保险资金也重拾动力。2019年保险资金成绩耀眼，资金运用余额中的投资规模达到16万亿，增速从8%上升至15%。 5．银行理财结构优化：四大积极变化 银行理财在资管新规之后顺应监管要求，加快转型步伐，成效显著，出现四大积极变化：一是保本理财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非保本理财规模实现稳健上涨、整体规模24.0万亿，比2018年非保本理财的规模增长9%；二是净值化转型有序推进，2019年6月末，净值型产品存续余额7.89万亿元，同比增长4.30万亿元，增幅达118.3%；净值化产品占比从2018年底28%升至35%，提升7个百分点，其中开放式净值型产品规模占绝对比重；三是负债结构优化，同业资金空转大幅下降，2019年6月末，同业理财存续余额0.99万亿元，首次降至1万亿元以内；占非保本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4.45%，较2017年初的23%下降逾18个百分点，“资金空转”现象明显减少。四是2019年上半年，新发行的封闭式非保本理财产品加权平均期限为185天，同比增加47天；3个月以下的短期产品发行规模降幅高达62%。理财转型呈现了积极进展。 6．理财子公司首秀：含权益产品占比提升 2019年是银行理财诞生元年，从无到有、从零到一，银行理财子公司在资管新规的催产下诞生，开始了历史的征程。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1家理财子公司开业，其中9家已正式以理财子公司的名义发布产品，共发布了464只。相比于传统银行理财产品，理财子公司的产品有四大特点： 一是产品结构中20%是混合类，7.3%是权益类，两类占比三分之一。尽管仍然以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但是混合类占比在逐步提升，光大理财即将发行首款直投股票的卫生安全主题精选理财产品；二是固收类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普遍高于同期银行预期收益性产品；三是混合类产品的业绩基准普遍高于固收类，权益类产品的业绩基准高于混合类；四是从理财子产品发行期限看，固定收益类和混合类的产品期限主要集中在1-3年，而权益类产品期限更多为3年以上。整体看，理财子公司的产品期限要明显长于预期收益型的老产品的平均期限。 后疫情时代的不确定性环境 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概率小、且杀伤力也巨大的“黑犀牛”。新冠疫情是百年不遇的一场大流行，是“二战”以后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给全球经济、人们生活和健康带来了巨大挑战。全球央行已经快速行动、释放流动性、纾困企业，在动荡的经济活动、宏观政策和市场环境中，2020年的资管行业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1．疫情的不确定性 截至5月15日，全球肺炎累计确诊逾453万例，3月份以来每日新增确诊都在7万例以上。未来疫情的演化取决于两方面，一是疫情严重的欧美国家的疫情什么时候控制下来，这将决定了全球疫情的拐点；二是目前新增疫情正在上升势头的国家能否控制住过快增长势头，特别是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三是疫苗和特效药何时能研发出来，以及疫苗的时效性和药物的有效性，这将决定疫情的管控能力。根据最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论文，新冠病毒可能会持续到2025年。疫情的演化将决定了各国经济的复苏能力和时间，持续时间越长，对经济伤害越大，复苏难度也越大；反之亦然。 2．政策的不确定性 目前各国央行基本上竭尽所能，把所有政策工具用上，应对疫情的影响，降低对实体的影响。由于政策的非常规性，因此政策的出台和执行都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市场并不能完全预期。因此， 在疫情的不确定之上，叠加政策的不确定性，那么对市场的影响将是双重不确定。 此次危机之下，美联储已经动用了几乎所有的政策工具，包括降息、QE、商业票据融资支持工具、一级交易商信贷支持工具，以及宣布量化宽松无规模限制，直接为信用市场提供资金支持。面对此次疫情引发的流动性危机，美联储几乎一次性用尽了货币政策工具箱的所有储备，并将火力集中在了解决核心问题——信用市场风险，防止流动性危机进一步演化为债务危机。经过几乎无限制的向市场注入流动性，5月13日美联储资产规模已达到6.98万亿美元，即将突破7万亿美元，较2月末增加2.8万亿美元。3月以来，美联储资产规模扩张速度已远远超出QE1-QE3时期。 到了目前阶段，央行解决信用危机和流动性危机的政策工具基本用尽，美联储只剩下直接入市购买ETF的工具，但是需要修改《联邦储备法》。因此，未来央行的政策仍有不确定性。在美联储庞大的资产负债上，央行实际已经成为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一举一动都将给市场带来震动。 我国央行通过降准、再贷款这些工具，释放长期流动性2万亿元，通过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将资金传导给实体经济，4月末社融增速达到12.0%，M2增速达到11.1%，均显著高于名义GDP增速。市场的总量流动性非常充裕，关键在于资金的具体流向，是否流向真正有需求的企业，而不是把资金用作套利和投机。 3．国际治理的不确定性 这次疫情加大了人们之间的社交距离，也拉大了国家之间的隔阂。之前的贸易争端没有出现缓和迹象，反而在疫情之下愈演愈烈，疫情使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短板的劣势暴露出来，开始更加重视产业链的自主建设和保护。在不少西方国家保护主义、孤立主义频出的当下，新冠疫情可以为西方民粹主义者提供一个新的借口，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间的较量和交锋将长期存在。 日前美国宣布将严格限制华为使用美国的技术、软件设计和制造半导体芯片，这是对华为芯片采购的全面封锁，意味着科技领域上的争端将继续下去。从贸易争端到科技封锁，到未来可能的金融战，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盛行的当下，未来的国际治理和国际关系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4．市场的不确定性：低利率、高波动或成常态 在全球央行不断量化宽松和降息的政策之下，全球三分之二的主权债券已经呈现负利率，规模合计约17万亿美元。低利率和流动性泛滥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市场常态。现在的央行实际上已经被高额的债务绑架，次贷危机之后各国量化宽松政策推高了宏观杠杆率，但是各国杠杆率的升高在各部门的分布有所不同，如美国集中于政府和企业部门，欧洲和日本集中在政府部门，我国集中在企业和居民部门。债务的不断膨胀加大了未来偿债的压力，但同时经济增速是放缓的，这实际形成了央行放水的循环：债务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经济增速放缓→偿债压力加大→央行放水，实现债务货币化。因此，一旦债务升高之后，实际就很难降下来，特别在当前的疫情和经济困局之下，央行只有不断放水，拯救本以孱弱的经济和居民、企业债务。 在低利率之下，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降低，投机性资金即“热钱”将大幅增加，流向各个低估的市场和热点板块，而热钱往往不具有持续性，上涨之后可能“一地鸡毛”，加上疫情、政策和国际治理的不确定性，因此未来几年市场的波动性将大幅上升，对资管机构的前瞻性判断、择时要求将大幅提高。 资管机构需提升六大能力 疫情期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高的城市显示了更强的消费韧性，金融资产配置其实是我们家庭的危机减震器。统计表明，金融资产占比每增加10%，消费的冲击就会减少4.9%。因此，财富管理行业是最古老的行业，也是最青春的行业，未来仍将基业长青。 疫情之后，资管机构如何提升投资管理能力、调整姿态？可以从以下六点入手： 第一，更加重视风险及应对危机的弹性和韧性。这次衰退或是U型衰退，底部时间或较长。目前，低利率、高波动、高杠杆、脆弱的流动性、贫富分化、逆全球化，都是挑战，熵值越来越高。此种情况下，资产配置应采取防御姿势，把风险看得更重。韧性是资管机构要做中长期的战略配置，做好再平衡。弹性是要抓住中短期的战术机会，把握交易性机会。 第二，更加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具体到资管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就是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受人之托，代客理财；买者自负，卖者有责；适当的产品卖给适当的投资者。目前随着银行理财的净值化转型不断推进，投资者的风险教育刚开始，需要适应市场的波动和净值的回撤。对银行理财来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现阶段是“三期叠加”：银行理财净值转型起步期叠加投资者风险教育摸索期以及市场波动剧烈期，投资者保护工作复杂度、难度都在增加。 第三，更加重视大类资产配置。统计表明，配置创造了90%的收益来源。如何提升投研能力和资产获取能力，跑好大类资产配置的长跑？疫情之后，在全球货币政策宽松、长期低利率时代，投资不仅是选公司选行业战胜交易对手，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找到跑赢、跑平CPI甚至是M2增速的资产。过去的二三十年，我们看到巴西、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看到了过去比较好的技术产业的发展，如过去10年是移动互联网的风口，美股长牛了10年。但是，向前看未来哪些国家和哪些大类资产哪些产业还有机会？目前看有两点是比较确定的，一是数字资产的价值是确定的，抓住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有数字资产赋能的产业和企业有比较好的增长潜力；二是与居民生活需求和消费升级密切相关的，如医疗健康、大消费等基本生存需求密切相关的行业，仍然有长期的成长空间。 第四，更加重视线上服务。线上服务强调的是客户体验，强调简单易用。疫情期间，线上消费显示了更强的抗冲击力和恢复速度。疫情导致的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在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的同时，加速了数字化技术在各行业的渗透。疫情使得许多行业的商业模式、人们的消费习惯和工作方式乃至心态都将发生深刻的改变，技术进步和数字化深入将显著影响资管机构的发展。某银行理财2月份线上发布的第一个Z码产品，电子化销售率98.4%，其中，手机银行渠道占比58%以上。 第五，更加重视数字化转型。数据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驱动未来世界进化的最有力的利器。应对疫情带来的数字化快速渗透以及商业模式线上化，资管机构应该积极布局数字化转型。在投资方向被技术与数字化引导的同时，技术的发展也将重塑资管行业投研、营销、风控、运营等各个环节，提升资管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构建大数据，通过定量分析数据技术，可以改善资产配置效能、提升大类资产投资绩效、拓展资产类别和投资半径，从而提供新的超额收益。 第六，更加重视社会责任和持续投资。当今社会波动性强、老龄化社会加深、人口红利消失，资管机构应该把投资和环境、社会治理等因素结合起来，在养老体系建设、提升直接融资、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市场情绪等方面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也是资管机构的担当和道义所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资管机构加入到实践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投资的队伍中来，将环境、社会、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并积极发挥投资企业管理权。 本文首发于《财经》杂志 (本文作者介绍：光大理财公司总经理)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剑 每期金融数据公布之后，有些朋友会关注M2与社融的差异。比如以最新披露的2020年4月数据为例，M2当月新增1.26万亿元，而社融当月新增2.98万亿元，差异很大。 但两者以前的差异更大。由于这两个月M2同比增速是快速上升的，从去年的8%多增加到了4月的11.08%，而社融同比增速去年以来就在11%左右，4月升至12%，所以两者的增速其实是缩小的。 4月M2同比增速快速上升，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基数效应。往年的4月，一般都是M2余额环比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4月是缴纳所得税的时间，会回笼M2，同样7月、10月也有些年份会出现M2环比下降；（2）3月，银行会通过一些短期投放，派生更多存款，以此来做大季度末的存款数字，到了4月，这些投放会回收，于是存款环比下降。 去年4月，M2环比下降4742亿元，而今年的4月，一反常态，M2竟然环比增加了1.26万亿元，因此4月的M2同比增速就比3月（10.14%）更高，达到了11.08%，与社融同比增速的差异缩小了。 然后，来研究一下这个M2与社融的差异。这一项研究要从M2和社融的内涵出发： 上图表示，图中的各种经济活动，有些是计入社融，有些是会派生M2，有些是既计入社融又会派生M2。在我国，银行向实体部门（指企业、居民）投放贷款、购买债券构成了社融的主体，也构成了M2来源的主体，因此，M2与社融大致上还是接近的。 上图中左右两翼的部分（即不在两者重叠区域的部分），左翼是只计入社融（但与M2无关），右翼是会派生M2（但不计入社融）。M2与社融的差异主要就是由两翼的差异造成的。 我们来逐一分析： 左翼包括： （1）直接融资：居民购买企业发行的股票、债券。这是存量M2的转移，因此不派生新的M2。但众所周知，我国直接融资还太弱，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太大影响。 （2）非银部门向实体部门投放：注意一下，金融统计时的“非银金融部门”包括非银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即各类资管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券商资管产品、基金、信托计划等）。非银金融机构在我国也不是很强，所以这里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资管产品。比如，一只基金申购了企业发行的债券，便会计入社融的“企业债”里。 （3）开立银行承兑汇票：这个计入社融，但并不影响M2。当然，这个也没多少…… （4）银行买政府债：银行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时，是拿自己的超额准备金（计入基础货币）去买的，所以并不影响银行自己的负债端M2。所以，政府向银行发行债券时，是把银行的基础货币收归国库，不影响M2。 右翼包括： （1）外汇占款投放：显然，这个不计入社融。 （2）财政净投放：是指政府的收支净额，或净支出。政府向居民收税、国企利润上缴、罚没等回笼M2，向居民支出（比如发公务员工资、政府采购）会投放M2，因此其净支出就是M2的净投放。这几年我国政府处于赤字状态，净支出为正，因此会投放M2。 （3）银行向非银部门投放：非银部门即包括非银金融机构和资管产品。这里包括银行申购资管产品，或向非银机构、资管产品拆借资金。其中，又是以银行申购资管产品最为主要，银行向它们拆借资金较少。 中间重叠部分里面，有一项非银购买政府债。它是指居民、非银金融（包括非银机构和资管产品）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这会计入社融，但同时导致M2被回笼，所以它的数计入社融，但它的相反数计入M2，是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我们在上图中用红字表示）。不过这个也可直接忽略，因为量不大，政府债券的发行主要是由银行买的。 最后，我们就先把量小可忽略的部分从图中清除，以便清晰一些。 这样，左右两翼就只留下非银部门、政府部门的事了。政府部门这边，银行购买政府债券会计入社融（不影响M2），然后政府把这些资金再花出去，又会形成居民手上M2。所以两者虽然有时间差，但一年到头，基本上是同步的。因此，政府行为一般也不会导致M2与社融的大差异。因此，我们将政府行为也先从上表中清除，先不管它（当然，如果光看某一个月的数据，是不能这样忽略处理的，因为财政的收和支，在月度上是不平衡的）。 同时，我们还把上图中的“非银部门”直接用“资管产品”替代，忽略非银金融机构的影响，指代更为明确： 基于上图，M2与社融的差异就容易找了。当然，为此，我们还要引出另一个图，就是关于资管产品的一个图： 这图的含义是，我们把所有资管产品概括为中间的格子，而购买资管产品的有银行、“非银与实体”两大类，银行购买资管产品会派生M2，而后者则不会。而当资管产品再把钱投出去时，如果是投给二级市场或金融同业，则不计入社融，如果是投给实体，则计入社融。 看上去很绕，其实很简单：银行买资管派生M2，否则不会；资管投给实体则计入社融，否则不会。 那问题就比较清楚了。 （1）如果某一段时间，银行大量购买资管产品（货币基金、同业理财、信托计划等），并用于债券二级市场投资，那么就会有大量M2，但不体现为社融，M2超过社融， （2）如果银行购买了资管产品，资管产品几乎如数投给实体（购买企业债、非标等），那么M2与社融也是大致同步的。 （3）而如果非银、实体大量购买了资管产品，资管产品大量投向实体，那么就会变得社融高过M2。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导致社融高过M2，即上述（1）的逆过程：银行大量赎回资管产品，资管产品只好卖出债券等。这时，M2被回笼，但不影响社融，因此社融高过M2。这便是2017年之后严监管期间发生的事情。 但很可惜，现在我们依然缺乏对大资管的统一统计，包括其购买人、投向的统计。因此，上面这个图我们只能大致分析，无法精确量化。我们期待着监管当局的综合统计系统上线后，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一困惑。 最后，大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述分析其实是为了分析需要，把社融的项目，按交易方式重头分类了。比如，企业发行企业债，卖给个人的部分，上图中计入“直接融资”，卖给基金的部分，计入“非银部门向实体部门投放”，卖给银行自营的部分，则计入“银行向实体部门投放”。但现实中，社融原表并不是这么分类的，而是完全只站在融资者的角度，比如本期企业债共发行多少，社融统计的时候并不关心你是卖给谁去了。这是导致社融数据和M2数据平时很难对得上的原因。因为，同样的融资工具，卖给银行能派生M2，卖给其他人则未必派生M2，于是就发生了差异。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CFA持牌人，曾供职于浙商证券、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金融行业分析师，2018年加盟国信证券，任金融业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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