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融慧金科董事长兼CEO王劲以远程连线的方式，就“2020年金融机构的危机与机遇”话题，采访了前美国运通CRO、全球风险和信息管理总裁Ash Gupta。王劲曾是前百度金融风控负责人，曾任美国运通公司高级副总裁；他在运通的十七年职业生涯，正是在Ash Gupta的领导下度过。王劲：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金融机构有什么影响？Ash Gupta：从短期来看，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已经下降至50%-100%之间，但机构的流动性或可持续经营能力目前不受影响。究其背后的原因，一是这些金融机构一直在为即将到来的衰退做充分准备，以便能够在更具挑战性的环境中生存；二是政府积极采取行动，向各类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财政援助；三是这些金融机构在此衰退期也采取了相当负责任的行为，通过设置关怀计划与宽容期计划，使客户获得了短期流动资金。从中长期来看，全球金融机构的坏账率和不良贷款率都会上升，当前呈现出的良好态势在未来的发展演变中可能充满风险，因此，当前绝对不能放松防守。随着疫情的爆发，大型企业也可能会进行大量裁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环境将会较现在进一步恶化，所以，我们需要提前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疫情对金融科技公司又有怎样的影响？金融科技公司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发放小额贷款的公司，疫情使他们损失增加，面临着寻找资金和新客户的挑战。这些公司亏损的原因是没有遵循良好的信用管理基本原则，比如风险管理并不是在完成授信后就结束了，而是延申至回款环节；风险决策使用的数据不仅是最新的数据，还包括以往经济衰退期的数据；利用灵活的系统与流程，随环境的变化随时调整策略等。事实上，整体贷款量多少并不是业务成功的决定因素，还需要与贷款质量结合来看。放款很简单，款项回收才是业务成功的关键。另一类是金融科技公司，他们能够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搭建智能化平台。融慧金科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们在上述领域取得的成就，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智能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前沿科技落地应用，将从根本上对金融市场进行变革。王劲：这次新冠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何不同？Ash Gupta：此次新冠危机与2009年的金融危机非常相似，因为它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公司，甚至每一个国家都带来了深刻影响。尽管就失业率和国内生产总值而言，金融危机影响更深，但本次疫情危机在许多方面与金融危机有所不同。首先，本次新冠危机在一个月内就达到了顶峰，而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2009年达到顶峰，历时整整18个月。其次，疫情之前，金融机构一直在为即将到来的衰退期做充分准备，而金融机构在资本和流动性方面并没有真正为2007年的经济衰退做好准备。第三，政府在新冠危机来临后的第一个月就采取了各种援助行动，而政府在金融危机时期的行动非常延后。因此，在此次新冠危机影响下，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状态都保持相对稳定，没有一家机构停止营业。这些现状与现有的金融科技技术革命是相辅相成的，相较于上次金融危机，这些新技术让我们能够更快速地研究数据并找到对应地解决方案。王劲：危机与机遇常常并存， 在这场危机下还有哪些机会？Ash Gupta：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将客户置于一切工作的中心。无论是设计产品还是提供服务，我们都应该基于与客户的双向沟通，让客户能够拥有有效渠道与我们对话，并告知我们什么是适合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在过去，我们一直采用单项沟通的方式与客户交流，但现在我们除了向客户传达我们的想法外，也需要与客户多进行沟通对话，了解其更多想法。未来，金融机构将拥有更多的用户数据，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明确的管理机制，来告知用户其数据会被合理地运用，并且可以使他们受益。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充分获取客户授权的前提下，采用最适合客户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触达他们。在中国对于不富裕的人来说，金融服务的成本将会下降，无论是利率还是交易成本都有可能降低。市场的效率必须通过更有效的运营和合理的定价去实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全面的普惠金融。王劲：危机过后，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将如何变化？Ash Gupta：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负责任地为客户服务的行动，都应当对我们的员工和客户保持完全公开透明。首先，应以前瞻性的方式构建我们的分析，前瞻性意味着了解病毒的传播地点、公众对病毒的反应，以及病毒对关键经济指标的影响。同时，在设计客户使用的产品时，它们必须简单、易于执行，并且可供大多数人使用。其次，市场上涌现了大量专业的大数据分析及策略系统。专业人士可根据用户体验微调策略，并使之对不同类型的客户更具有针对性。但关键的是，分析的结果应该立即转化为行动。此外，在微观的层次上进行监控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监控能让我们快速了解哪些程序正在工作，哪些程序需要修改。比如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相信抵押贷款就可以降低风险，但在经济衰退期间，这种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我们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监控，因此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据此改进了我们的分析方式，帮助客户并结合现实采用对应处理方式。正是这种方式帮助我们更快地走出衰退期——我们应该认识到，品牌就是在这种危机时刻建立起来的。 银行是存款机构，当客户因为你的品牌把钱存在你那里，你就获得了客户永久的信任。（雷锋网）
每天在用支付宝，但你却未必了解蚂蚁集团最真实的一面。万亿元市值的蚂蚁集团，终于在8月25日同时在香港和上海披露了招股书，这家巨无霸的营收结构、利润来源第一次被详细的展示。蚂蚁集团2019年营收1206亿元，同比增幅超过40%；同时2019年净利润超180亿元，是2018年的7倍多。在新冠疫情影响下，2020年上半年蚂蚁营收依然达到725亿元，同比增幅超过38%，其中数字金融科技服务收入占比超过63.40%。据知情人士透露，蚂蚁集团拟在10月份进行A/H上市，可能募资至多300亿美元。如果募资成功，将取代沙特阿美290亿美元的IPO，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IPO。由于体量巨大，蚂蚁上市引发的关注度更是空前。从上市的消息披露开始，“诞生N个亿万富翁”，“每小时赚500万”这样的热点噱头话题不断。“支付宝永远不会成为一家银行”，马云在2013年的公开表态也再度被人们提起。这些年，对蚂蚁的争议也从未断过。招股书掀起了蚂蚁神秘的面纱，让我们可以看到，蚂蚁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揭秘，蚂蚁靠什么赚钱？在许多人看来，蚂蚁集团就相当于“网上银行”，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招股书显示，蚂蚁的收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数字金融科技平台、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其中数字金融科技平台又包括微贷科技、理财科技、保险科技等三个方面。这几个板块具体业务都是什么呢？数字金融科技平台:理财 ：蚂蚁集团与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合作，通过蚂蚁集团的理财平台——蚂蚁财富提供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固定收益产品和股票投资产品等综合理财产品。微贷 ：蚂蚁集团与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合作为消费者和小微经营者提供小额、期限灵活的消费信贷服务，比如花呗、借呗。保险 ：蚂蚁集团与保险公司合作提供保险产品，包括创新保险产品，以及健康及人寿保险产品。而数字支付方与商家服务方面，则主要是通过收取B端的技术服务费，比如电商、线下交易等消费场景，每交易一笔，都会产生这样的费用，费率通常是千分之六。由下图可以看到，从2017年至2020年上半年，蚂蚁数字金融科技平台方面的收入占总营收的比重在逐年提升，由44.30%提升至63.40%。（制图：商业数据派）2020年上半年，数字金融科技中的微贷科技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达到了40%，成为蚂蚁集团第一大收入来源，超过了最早以支付业务为基础的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的收入。（制图：商业数据派）另外，蚂蚁招股书披露了其联合贷款业务的详细模式和资金链路，可以看到，支付宝在其中主要充当撮合交易的平台角色，背后的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则负责独立风控、向用户放贷并收取利息。招股书显示，目前蚂蚁共计2.1万亿信贷规模，其中98%的资金来自合作银行和发行ABS。也就是说，花呗、借呗、网商银行用户获得的贷款或者信贷额度，98%来自合作银行和发行ABS，而非蚂蚁自有资金。业内一般将此类模式称为“互联网联合贷款业务”。其中，蚂蚁的微贷科技平台业务计入资产负债表内发放贷款和垫款科目的余额，仅包括各期末公司通过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主要为蚂蚁商诚、蚂蚁小微、商融保理）发放的自营贷款余额，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和2020年6月末占公司微贷科技平台合作伙伴贷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仅为3.96%、3.13%、1.86%和1.68%。这个业务流程中，蚂蚁或支付宝不向用户收费或者收取利息，而是向合作的金融机构收取科技服务费。具体来说，蚂蚁科技服务内容主要分成这么几块：平台流量、智能商业决策系统、联合风控能力、产品能力、营销能力、技术能力。通俗地说，就是用蚂蚁本身的技术能力，给金融机构推荐客户、做联合风控，开发或者营销产品。此外，还包括一些纯技术能力支持，例如帮助技术能力较落后的小城商行改造自身技术系统。通过技术来撮合交易，而非“吃利息”，这是蚂蚁作为互联网公司与金融机构的本质区别，也是合作的基础。支付宝成立于2004年，经过16年的发展，蚂蚁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的金融服务生态。据招股书显示，蚂蚁合作的金融机构超过2000家，其中包括200多家合作银行、90多家保险公司、170多家资管机构、24家基金公司等。以余额宝为例，背后提供服务的是24家货币基金公司。而花呗借呗和网商银行的服务背后，有100多家合作银行。于2017年、2018年、2019年及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的六个月期间，蚂蚁向前五大供应商支付的采购额分别占期内总采购额的39.1%、22.9%、32.0%及35.3%，最大的供应商分别占15.1%、5.5%、9.7%及8.2%。剖析，钱都花在了哪里？首先来看营业成本，2017～2019年，蚂蚁营业成本占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6.3%、47.7%和50.2%，2020年上半年则达到了41.4%。而在营业成本中最大的就是交易成本，招股书中给交易成本做出了解释，“主要包括为促成支付宝平台上的交易而发生资金流转时，公司向金融机构支付的费用”。也就是说蚂蚁每收入10块钱，其中3～4块钱就是付给金融机构的成本。（制图：商业数据派）除了营业成本，蚂蚁的三大费用占了主要的支出，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近三年来，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都在不断降低，只有研发投入还在保持增长。2017～2019年间，研发费用率分别为7.30%、8.10%和8.80%。（制图：商业数据派）蚂蚁对技术投入的原因，我们上面也有提到，这是业务实现最重要的基础。招股书中最新的董事会名单显示，蚂蚁大约三分之一的董事拥有技术背景，包括蚂蚁CEO胡晓明、CTO苗人凤、现在的阿里CTO程立。蚂蚁1.6万名员工中，研发人员占比63.9%，2019年科研的投入超过100亿元，占营收比例超过8%。而此次上市融资的40%资金，未来也将被用作进一步支持创新、科技的投入。（来源：蚂蚁招股书）聚沙成塔的商业启示蚂蚁的客户主要包括阿里巴巴、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和不同的商家。于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来自前五大客户的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14.4%、20.0%、23.7%及22.6%。阿里巴巴是蚂蚁最大的客户，分别贡献了各期收入的8.9%、9.2%、8.1%及6.2%，而蚂蚁的联营公司网商银行是第二大客户，并分别贡献了各期收入的2.7%、5.2%、5.3%和6.2%。可见，虽然前两大客户都是关联公司，但蚂蚁的客户集中度还是非常低。其余99%的“小客户”，为蚂蚁提供了近80%的利润。截至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期末，支付宝APP阅读活跃用户分别为4.99亿、6.18亿、6.59亿和7.11亿。亿级的用户池和阿里的百万商家资源池，为蚂蚁的“聚沙成塔”提供了重要的客户基础，但仅仅有这些也是远远不够的。（来源：蚂蚁招股书）如何聚拢起庞大而分散的个人用户和小微企业？这是对商业系统和技术能力很大的挑战。蚂蚁披露的数据显示，花呗用户中，70%的用户原先没有信用卡，而网商银行服务的小微企业中，80%不是传统银行的客户。（制图：商业数据派）在传统金融体系中，往往需要实物资产作为抵押，而包括网店在内的小微经营者很难融资。自2010年起，蚂蚁基于线上及线下的支付交易、商家的经营流水及其他资讯等数据化的方式，识别并满足小微经营者的融资需求，包括淘宝和天猫上的商家、使用支付宝的线下商家等，同时服务于三农用户群体。小微经营者在蚂蚁平台上获得的信贷产品，通常金额较小、无抵押、期限灵活、利率较低，且可即时得到放款。这些都需要蚂蚁与金融机构建立动态的预评估机制。（来源：蚂蚁招股书）截至2020年6月30日，金融机构通过蚂蚁的平台促成而发放的小微经营者信贷一般期限可达12个月，且用户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提前还款，无需罚息。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12个月期间，大部分小微经营者的贷款日利率为0.03%左右或以下， 部分可低至0.01%，已结清贷款的平均期限少于3个月。小微经营者的实际利息负担较低。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12个月期间，有超过2000万小微经营者用户通过微贷科技平台获得了小微经营者信贷。不过，服务这些原先银行不愿意服务、不能服务的草根人群，也注定了蚂蚁的利润率不会像传统金融机构那么暴利。于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蚂蚁的经营利润率分别是20.3%、5.3%、20.1%和34.6%，净利率则分别为12.5%、2.5%、15%和30.2%。（制图：商业数据派）结语从商业模式上来看，蚂蚁带给商业最大的贡献是“聚沙成塔”的启示。蚂蚁不是赚了大客户多少钱，而是解决了很多“小客户”的问题，比如小微企业的贷款、个人信用借款等。这其中，二八原则发挥了作用，金融机构服务20%的客户，赚取80%的利润。科技公司帮助金融机构服务到了另外80%的客户，赚取20%的利润。在蚂蚁之前，金融机构也不是不想赚另外那20%，只是从技术上实现不了。所以，技术一定是蚂蚁成为蚂蚁最重要的因素。从收入构成来看，技术驱动的数字金融收入达到63.40%；从投入来看，每年研发投入在不断增加，2019年科研的投入超过100亿元，此次IPO新融资的40%也将用于技术研发；从人员构成来看，董事会中技术人员最多，员工中有60%是技术人员。看来，蚂蚁不仅不“小”，而且在金融外表之下，隐藏着的是科技内核。“支付宝永远不会成为一家银行。”还记得在2013年，马云曾公开这样表态。而蚂蚁的招股书就像一张答卷，在2020年揭晓了答案。
包商银行被接管并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都是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应急处置和退出机制的重要尝试，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披露，根据前期清产核资与相关工作结果，包商银行即将被提起破产申请，对原股东的股权和未予保障的债权进行依法清算，有关部门正依法依规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这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家经由司法破产程序完成清盘退出的商业银行（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被人民银行宣布关闭，但该行并未进入司法破产程序，而是走的行政清理程序），是我国推动商业银行退出机制建设的重要举措，对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制度短板、健全重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推动货币金融高质量健康发展具有标杆性重要意义。 一、包商银行进入破产清盘是必然结果 2019年5月24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宣布，因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为最大程度保障广大储户债权人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经过深入研究论证，决定予以联合接管，由接管工作组全面行使包商银行的经营管理权，并委托建设银行托管包商银行的业务。同时宣布由存款保险基金和人民银行提供资金，先行对个人储蓄存款本息，以及5000万元（含）以下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本息，实行全额保障。 据人民银行披露，2019年10月，包商银行改革重组工作正式启动。由于包商银行的损失缺口巨大，在公共资金承担损失缺口之前，没有战略投资者愿意参与包商银行重组，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最终决定采取新设银行收购承接的方式推进改革重组。 2020年1月，确定将包商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内机构和业务重组并装入新设立的“蒙商银行”，并明确了股东的认购份额和入股价格。蒙商银行最后由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会同中国建设银行全资子公司“建信金融资产投资”、徽商银行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等区内8家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注册资本为200亿元人民币，股份总额为200亿股。 另外，通过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遴选出徽商银行作为包商银行内蒙古自治区之外四家分行的并购方。 2020年4月30日，蒙商银行正式宣告成立（于5月25日对外营业）。同日，包商银行接管组发布《关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相关业务、资产及负债的公告》，包商银行将相关业务、资产及负债，分别转让至蒙商银行和徽商银行；存款保险基金根据《存款保险条例》，向蒙商银行、徽商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并分担原包商银行的资产减值损失，促成蒙商银行、徽商银行顺利收购承接相关业务并平稳运行。 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包商银行进入破产清盘程序已是必然结果。这也符合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以及《商业银行法》第71条“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之规定。 二、金融机构应急处置机制建设亟待加强 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被人民银行宣布关闭并实施行政清理之后，20多年来包商银行成为第一家被监管部门接管并进入破产清盘程序的商业银行。这一时期，非银行金融机构被接管和清盘处置的也并不多见。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应急处置和退出机制建设成为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明显短板。 现在，宏观形势深刻变化，金融风险非常突出，部分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在所难免，亟需加强金融机构应急处置机制建设。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中国经济从1993年开始不断升温到明显过热的势头遇到巨大冲击，也使得急速发展的金融所积累的矛盾与风险集中暴露，1998年不得不实施深刻的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国有金融机构的组织人事关系从地方脱离出来，实施中央垂直管理，削弱地方党政对金融工作，特别是银行贷款的行政干预；发行2700亿元专项国债，定向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推动国有银行加快向商业银行转化；剥离商业银行非银行业务，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推动结算办法改革，清理社会资金拖欠（“三角债”）等。 在加强治理整顿的同时，国家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自1999年开始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将其转化为产业开发，引入社会资金和国际资本推动其加快发展，政府则将资源转为收入（资源性收入）、收入扩大投资、投资增加杠杆，推动经济进入2000年明显止跌回升，为中国加入WTO奠定重要基础。2001年入世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金融也重新开始加快发展，即使到2008 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由于中国很快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经济增长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进一步增强了国际影响力，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大幅增长，尽管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但国家在加大经济刺激力度的同时，也推动金融继续扩张，金融风险并没有明显暴露，尽管推动社会资金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脱实向虚”倾向。 但由于种种原因，到2015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轨迹重要拐点，主要表现为： 财政收入结构深刻转变：1999年三大改革推动之后财政收入中资源性收入占比不断提升，财政收入增幅不断提高，政府及社会的债务负担不断减轻，优惠政策不断加强。但从2015年开始，全国总体上资源性收入增长明显下滑，带动财政收入增幅收缩，但因维稳需要，财政开支的压力明显增强。为此，除强化税费征管外，政府不得不扩大债务，政府债务规模随之快速扩大。 货币投放结构深刻变化：从2000年开始，央行购买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央行外汇占款）快速增长，从1999年末的1.41万亿元增长到2014年5月末的27.3万亿元，成为这一时期货币投放最主要的因素（外汇占款转化为存款，由可以支持贷款增长）。但从2014年6月开始，央行外汇占款出现收缩态势，到2016年末减少了近6万亿元，并相应减少银行存款。在基础货币收缩，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货币总量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新的货币投放就越来越依赖于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使得货币投放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在银行流动性紧张情况下，央行又不得不扩大对银行的资金拆放，银行和全社会融资成本随之提高。 2015年股市大涨到爆发股灾留下严重后遗症。2014年下半年开始，为充分调动社会资金潜力，扩大股权资金投入，抑制社会负债率快速攀升，国家大力推动股票市场发展，在互联网金融穿透支持下，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流入股市，股市指数大幅上涨，到2015年中爆发“股灾”，留下严重后遗症：资金脱实向虚，互联网金融与影子银行野蛮发展，企业金融集团（如明天系、安邦系、华信系等）结构复杂且关联交易众多，金融市场基础遭受破坏，金融监管难以跟上，金融系统性风险大量产生，至今仍在暴露。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经济转型调整至少需要3-5年时间才能走上新的轨迹。如果2015年是中国转型调整真正的拐点的话，那么，2018-2020年就是最为关键、最具挑战的时期。 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大量暴露，给金融的稳定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2015年之前金融快速发展，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局面逐渐发生重大转变，进入2018年后金融风险更是集中爆发。 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给经济金融带来新的冲击。 在采取极端措施、付出极大努力之后，中国率先取得抗击疫情的决定性胜利，但现在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压力仍然存在，尚未完全解除。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严重下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6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与此同时，中美关系急速恶化超出预期，国际局势深刻变化给中国经济金融带来巨大挑战。 受内外需和疫情影响，现在很多企业的经营与现金流受到很大影响，尚未完全摆脱困境。 金融业则面临大力支持全国抗疫（扩大贷款、降息减费、减免债务等）与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的艰难选择，很多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大幅反弹，资金流动性面临巨大压力，盈利能力严重弱化（2020年金融体系要给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不少金融机构经营发展非常困难，一些企业财团控制的金融机构面临更大压力。可以预见，除包商银行外，仍将有不少金融机构被接管、被清盘。 上述结构性因素与突发性事件相互叠加，使中国金融面临前所未有之巨大挑战，防范环境重大金融风险的压力非常突出，金融体系应急处置机制建设亟待加强。 三、建立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也是维护货币质量的根本举措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除央行购买黄金、国际货币（硬通货）作为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外，货币的投放越来越依赖于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派生货币，即货币投放、货币总量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社会主体对银行负债的扩张。由此，社会债务的质量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货币的质量：如果社会负债中存在大量坏账损失没有得到确认与核销，就意味着已经投放到社会上的货币就有很多没有真实的社会财富予以对应，就存在着货币真实的超发，就存在着货币币值、通货膨胀的风险。 因此，为维护货币质量，就必须强化全社会的财务约束，真实反映资产负债的质量，及时确认与核销不良资产与负债，相应核销超发的货币。为此，不仅资不抵债的借款人应及时进行资产重组或破产清盘，而且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同样应该如此。一味地维稳，大量维护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或金融机构，整个货币的质量与金融体系的素质就势必受到严重削弱。 所以，推动商业银行退出机制建设，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制度短板，也是维护货币质量，促进金融健康发展的根本性举措。 四、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积极稳妥推进金融机构应急处置 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社会及同业关联性很强，对金融机构实施破产或重组的复杂性非常高，需要积极稳妥推进。 在包商银行的处置上，由存款保险基金和人民银行提供资金，对个人储蓄存款以及5000万元（含）以下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的本息实行全额保障，对5000万元以上大额机构债权最后也提供了平均90%的保障，这种保障程度，不仅高于2004年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时期的保障水平，与国际上同类型机构风险处置时的债权保障程度相比，也是很高的水平。这尽管有利于保持金融体系和社会稳定，但却明显超出了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中“个人储户50万元人民币保障限额”的规定，更不用说公司存款和同业债权的保障，更是超出了市场预期。这并不利于真正打破刚兑，增强社会主体的风险意识，并会使央行与存款保险基金承担过大压力。 由此也反映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严肃性、金融机构应急处置的相关法规建设等还明显不足，亟需认真总结，尽快建立健全。 无论如何，包商银行被接管并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都是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应急处置和退出机制的重要尝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发于《中国银行保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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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金融机构的数据孤岛现象比较严重，数据整合程度较低。“金融系统是一个整体，金融数据打通后和应用场景结合才好使用。建议监管部门牵头，建立金融系统的专有云，囊括所有银、证、保金融机构的数据。这样既有利于加强保护数据安全，同时又解决了每一个金融机构自己建私有云造成的数据分割问题，还有利于未来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原证监会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肖钢在昨天举行的“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称。 目前来看，有两类机构在开发金融云，一类是国内的科技巨头，另外一类是传统的大型金融机构。虽然二者开发的都叫金融云，但金融云的功能是有区别的。 “科技巨头建的金融云是可以为所有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是公有云；而大型金融机构自己建的金融云是专有云或者私有云，仅仅是自身使用。我们通过调研认为，虽然公有云対金融数据保护在技术上可以达到要求，但金融数据上公有云仍然不适宜，毕竟公有云不是专为金融机构服务的。”肖钢称，希望建立金融系统的专有云，可以囊括银证保体系的全部金融机构。 对于现在已经建立私有云的各个大型银行，肖钢称，它们自己的专有云还可以继续保留，将来作为灾备使用。
继京东数科和蚂蚁集团之后，“360金融”本周也宣布启用“360数科”为新品牌。拥有互联网基因的金融科技公司的“去金融化”似乎正成为一种“潮流”。 360数科CEO吴海生表示，360数科自成立以来就定位为一家科技公司，通过行业领先的数字平台，帮助金融机构触达并服务于更广泛的用户群体，更好地践行普惠金融。如今，公司业务中越来越多的比例由技术服务贡献。此次更名反映了这种趋势，也更好地代表了公司在市场上的长期战略定位。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在前沿科技领域的投入，积极投身数字金融新基建的浪潮，为更多合作伙伴和用户提供更为高效、更有品质的服务。 360数科是一家数据驱动、AI赋能的第三方金融科技平台，孵化于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安全公司360集团。公司用不到三年时间便于2018年末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市场。 数据显示，该公司科技业务占比在2019年有大幅提升，由年初的0.8%跃升至年底的22%。从收入来看，2019年科技收入增速高达336%，而2018年为228%。2020年，该公司科技收入有望进一步大幅提升。 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360数科机构合作伙伴数量已增至近百家，包括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各类持牌机构。在360数科的助力下，与其合作的金融机构在业务流程上均实现了98%的全自动化审批。360数科通过与金融机构开展联合建模、共同设立联合实验室等项目，协助金融机构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帮助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在360数科的技术支持下完成自主风控的搭建，实现线上信贷业务全流程的打通。
量化宽松政策与金融机构的激励不相容 弗里德曼研究了货币，却没有研究金融机构，盲目认为只要放松货币政策，货币就会进入实体经济，而忽略了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 经济萧条时降息，几乎成为各国央行的习惯性动作。这在“央行—实体经济”这样的简化模型中是成立的。在这样的模型中，是不考虑金融机构的，把金融机构看作是没有生命、没性格的物理管道。但现实根本不是如此，央行释放的货币并不能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必须由金融机构作为中介才可以输送到实体经济。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如果考虑到了金融机构的利益，情况就会变得相反。 一般情况下，利率越低，对金融机构越不利。因为：首先，金融机构没有自己的资金，资金都来自于社会，利率越低越不利于金融机构募集资金。尽管央行放出了不少货币，但流动性还是差，货币会掉入流动性陷阱。其次，金融机构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利率对金融机构至关重要。金融机构是根据利率高低赚取利润的，利率越低的环境下，金融机构的利润也会越低，利率越高的环境下，金融机构的利润也越高。高利率环境才会造就金融业的发达，低利率环境下，金融机构是没法生存的，它们需要一定的利润对冲金融风险。 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率空间给金融机构，不能对金融机构形成足够的激励，低利率和零利率政策将会是失效的。金融机构就是资金到达实体经济的中间商，想甩开中间商做生意，生意是做不成的。 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的激励不相容。在零利率环境下，金融机构缺乏相应的利率空间作为激励，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利润，就没法覆盖风险，货币又没法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弗里德曼在提出其货币主张时其实忽略了这点，因此其主张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来解决经济危机，是会得到相反结果的，这种失败我们也称为“货币失灵”。凯恩斯虽然从民众的货币投机需求的角度解释了流动性陷阱的问题，但也没有注意到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因此凯恩斯也主张经济危机时降低利率，但是因为凯恩斯认为利率没赤字财政效果更好，所以没作为主要主张推广。 弗里德曼主张宽松货币或零利率治理经济衰退也忽略了货币流通速度的问题。市场上可用金融资金的多少，并不仅仅取决于基础货币有多少，更要看货币的流动速度有多大。目前金融学界对货币流动速度的探讨很少，甚至大多数版本的金融教材都没有关于货币流动速度的专门讨论。 现有宏观经济学中货币流通公式是GDP与货币数量之比，这样的解释不存在分析意义，也看不出货币流通速度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因此人类目前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是不充分的。 如果将货币学分为三部分的话，应该包括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和货币流通理论。目前货币学中研究比较充分的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研究的很少，货币流通理论基本没有展开。 在我看来，利率是决定货币流动速度的关键因素。货币流通速度是利率的函数。凯恩斯及其继任者虽然没有明确表达，但似乎也是倾向于支持高利率有利于提高货币流动速度的观点。其实在高利率环境下居民倾向于储蓄和购买债券已经为提高货币流动性奠定了基础。 其实高利率可以提高货币流通速度，主要基于两点：首先，利率越高，民众储蓄与投资理财的热情越高；其次，利率越高金融机构的激励越大，前者可以为市场提供充足的弹药，后者则是在市场里勇敢冲锋，因此高利率环境下的货币流动速度比低利率环境下要快。金融市场绝大部分时候是供给决定需求，而不是需求决定供给。 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在以前一些时期表现得不明显，如在凯恩斯的金融模型中，只有银行和债券两类金融机构，而现在中国为企业做融资业务的除了银行和债券机构，还有股权、信托、保理、融资租赁、小贷、基金、互联网金融等非常多的机构，这些机构都是利率驱动的。 如果弗里德曼注意到了这点，就不会主张经济危机时实行低利率。当然不仅弗里德曼忽略了，几乎所有的央行都忽略了这点。所以一发生经济危机他们就将利率一降到底，降息几乎成了治理经济危机的标配。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如果降息就可以治理经济危机，那治理经济危机就是一件太简单的事情了。降息只是释放基础货币，但同时降低了货币流动速度，所以降息对治理经济危机效果不大，甚至是起相反效果的。当然也跟金融结构有关，在以前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市场中，降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大一些，但如果是以更市场化的影子银行市场为主，则利率就会对市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低利率并非是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 在我看来，扩大货币流动速度比释放基础货币还重要。因此我主张在发生经济危机不要降低利率。在现有中央央行体系下，货币数量和货币价格事实上是可以分开控制的，适度放松数量倒是可行。 金融市场也是供给决定需求 其实从本质上看，货币金融市场也是供给创造需求，是金融供给决定企业的金融需求，而非企业需求决定金融供给。企业需要资金，如果没有金融机构愿意给他们放贷，也是解决不了融资问题的。 在低利率环境下，金融机构的利润没法覆盖风险，金融机构大部分无法运转，因此也没有机构愿意为企业做融资工作，社会上就没有金融供给，所以企业即使想融资也融不到，所以低利率并不是好事，低利率也并不一定能促进企业融资。 而金融供给的高低是由金融利率决定的，金融利率越高，金融供给越旺盛。利率越高，就有越多的资金愿意交给金融机构放贷，金融机构就会创新出各种金融工具帮助企业融资，原来很多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融资也可以通过金融创新完成，我们将之称为利率对金融机构的“利率激励效应”。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也应该考虑到金融机构作为货币传导渠道的激励问题，金融机构的激励与利率成正比：市场利率越高，金融机构获利的可能性越大，激励也就越大，货币流通速度也就越大；市场利率越低，金融机构获得的激励也就越低，货币流通速度也就越低。如果制定货币政策时不考虑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就会导致“货币失灵”，货币失灵的本质是“金融机构的激励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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